卷十二

译接连几天，我又受到催促。我知道无法推辞，便大略草拟成稿，交给元裕之。过了一两天，一个省中差役来召我，说：“诸位宰执召你。”我不得已前往省中。途中遇到骑马来找我的元裕之，他便挟持着我同行，还拉上麻信之一起去。起初他不说立碑的事，只说省中召集王学士等诸位官员聚饮，我也暗自猜到事情大概如此。进入省中后，他们立即把我们带到左参政的幕中，见到参政刘谦甫。他举杯向我们二人劝酒，说：“大王立碑的事，众人商议后烦劳二位先生，二位若能完成，那就太好了。”我和麻信之都谦逊推辞说：“不敢当。”不久，刘谦甫出去，见王丈也在，便彼此酬酢。酒过几巡，天将黑了，我们二人告辞回去。元裕之说：“省门已经锁了，今晚既然饮酒，就应当留宿省中。”我们没有办法。不久蜡烛送来，继续饮酒，元裕之倡议说：“郑王碑文，今晚就可以写完了。”我说：“诸位先生都在，还是由诸位先生写吧。”王丈对我说：“郑王已经知道众人请求太学中的名士来写。如果你坚持拒绝，让郑王知道诸生不肯写，就等于不承认他以全城投降的功劳，他一定会把这件事记恨在心，士绅们都会遭祸。” 这就是你一个人连累众人了。而且你有年老的祖母和母亲在堂，如今一旦触犯他的锋芒，祸患牵连亲族，怎么能说是明智？你好好想一想。”我只是以这不是我的职分为由推辞。过了很久，我又说：“我既然已经草拟了稿子，如果不合诸位先生的意思，就请改命别人来写。”诸位先生不答应，催逼得非常急。我知道这件事实在无可奈何，便说：“我向来不知道馆阁文体，今晚请诸位先生共同商议。如果诸位先生想避开署名，那就把我的名字写在诸位先生之后。”于是元裕之拿纸落笔，起草这件事。王丈又说：“姑且让元裕之写，算作替你写，又有什么妨碍？而且你的文集里不收录它也可以。”我说：“元裕之写本来就合适，我又有什么可说的？”碑文写成后，拿给王丈和我看。麻信之想和大家商量评论，王丈替它确定了几个字。铭文部分采用了王丈、元裕之、麻信之以及我过去写的几句话。碑序全部出自元裕之的手笔。不过碑文只是如实叙述事情，也没有赞美称颂、树立言论。当时已经接近四更，元裕之催促曹益甫书写，元裕之随即在烛光前把草稿烧掉。天快亮时，我们这些人才快步离开。几天后，崔立坐在朝堂上，诸位宰执和首领官一同献上碑文为他祝寿，于是召我、麻信之等人一同到崔立宅第接受官职。我们十分害怕见到崔立。不久，几位首领官带着三份告身出来，交给我们说：“特赐进士出身。”于是便向我们道贺。后来听说找不到巨石，省门左边原有宋徽宗时的《甘露碑》，有关部门取来磨平，请善于书写的张君庸来书写。碑文刚刻完，北兵便入城纵兵抢掠，我们这些人狼狈逃出，不知道那块碑最终是否能够立起来。唉！诸位先生本来害怕崔立带来的灾祸，不敢不把这篇文字写成。后来又想避开自己的署名，把名声转嫁给平民士人。我们不幸有虚名，一旦被人劫持着写作，若想以死拒绝，就会暴露诸位先生借机转嫁名声的事情；诸位先生一定会发怒，发怒后再传到崔立那里，灾祸就无法预料，那么我的祖母和母亲又凭什么活下去？如果我死了，就像在沟渠中自杀而无人知道；况且轻率地杀死自己，使亲人忧愁，这是最大的不孝。何况我还没有做官，权势和义理孰轻孰重，亲人没有什么比亲人更重要。因此我姑且忍辱保全自身，是替两位亲人考虑；况且这篇文章本来就是众人共同写成的，并非全文出自我手，他们想把名声转嫁给我，我又怎么能够推辞？如今天下士人议论此事，往往知道是元裕之所作；而且还有曹通甫的诗、杨叔能的词在，也不需要我再辩解。因此我详细记下事情的始末，以记录自己年轻时的过失。在空山中静静回想，也只能一笑置之。

译◎附录 ○元好问《外家别业上梁文》在道路上困顿的人最终会返回家中，这是人情必然如此。年轻时劳作谋生，年老后安逸度日，也是天道的自然规律。正值风霜侵袭、局势衰败之后，又渐渐有了乡里社团的沉浮变化。如今在这里选择地方建屋，现在已经落成。我这个遗山道人，是个沉迷蠹书的书痴，所得俸禄微薄，却冒昧凭着勉强支撑、步履蹒跚的身影，在危急存亡之际出仕。任左曹小吏、领取斗食的微薄俸禄还未升迁，东道的战船已经来抵御；公私财力都已经耗尽，也长久困在春夏之际的包围之中。穷困到了析解尸体充饥的地步，临死也只能束手待毙。人们盼望荆兄前来通好，这种情义相当于纪季依附强国。流着眼泪把女儿嫁到吴国，事到如今已经无法追悔；下车便封赏杞国，是对将来的希望。谋划时众人都同意，议论时谁能抵抗？于是上书宰相，所谓在万仞高、深不可测的深渊中试探自己的微薄力量；以至于在京城喋血，也曾经希望保全百姓，不让他们落入群盗垂涎的口中。皇天后土，确实听见了保存赵国的谋划；如今心如枯木、意如死灰，再也没有哭秦的眼泪。当初，一支军队制造叛乱，群小却把功劳归给自己。他们劫持太学名流，替郑人书写叛逆的罪行。命令是由威势强制而来，谄佞之人哪里是心甘情愿？于是磨去《甘露》御书碑，细细刻上锦溪书叟的字迹。蜀家投降的文书，完整保存了李昊世代相传的旧作；赵王禅位的文章，难道与陆机的手迹有什么关系吗？究竟是谁得到了赏赐，却把名声转嫁给我？可悲的是，在同声同气的人之间，竟有无罪无辜的诽谤。我内心坚定而自信，却任凭众人的口舌一同攻击。果真是甘愿做吮痈舐痔之人，那么即使逃到海边、投身山中，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只是有人把乌龟说成鳖，起初不过是豢养小蛇，最终却养成了大蛇。追赶韩信的骑兵刚刚返回，射羿的弓便随着拉满弦而发射；流言自行止息，于是知道神明圣哲是可以依凭的。重新列入平民，只求延续残余的生命。屈原在泽畔流放，已经老去；登楼远望楚地，忧思哪里有穷尽？想到先人的破旧居室，只剩下可怜的焦土；顾念外家的宅第，又为自己的前途更加惭愧。哪里想到事情竟侥幸办成，计划对自己尤其便利？东方诸侯帮助提供竹木，王录事寄来修建草堂的钱财。在一座山丘上择地而居，靠近桃花盛开的三座洞穴。东墙西壁，不必费力拆补；上有雨水、旁有风，也有可以闭藏的坚固居所。如今已经和编户小民杂居，哪里还敢以失去封侯资格的旧将自称？借此挫折锋芒、消解纷争，也借此安于常态、顺应处境。老坛浊酒，正好用来接受田父的欢聚；春韭晚菘，却还惭愧夺取了园夫的利益。有人能够扶摇直上，击水三千；有人居住在韦杜城南，离天只有一尺五；有人坐在朝堂，辅佐天子，这大概都是命中注定。能让乡里称为善人，这样也就足够了，如此等等。◇郝经说：《辨磨甘露碑诗》国贼反叛城池，却把这当作功劳；即使把他剁成万段，也不足以洗清仍然推崇他的罪过。刻写文章颂扬功德，召来学士；滹南先生却因此付出一死。林希更加不顾名节，哥哥替他起草，弟弟亲自刻写。省门前竟磨去了《甘露碑》，书写碑文时竟用宰相的鲜血。百年涵养的基业毁于一旦，父老前来看望，暗暗流泪。几樽封存的御酒、几斛米粮，就把家族声名卖掉了，全都不计较。盗贼占据中原，却责怪金源；像狗一样对着尧狂吠，厚颜无耻到了极点。作诗把这些事告诉曹听翁，也请不要只责怪元遗山。◇辨析灭亡 有人问：金朝灭亡的原因是什么？末帝并没有桀、纣那样的罪恶，祸害也没有波及百姓；疆土虽然削减，士兵和战马仍然强盛，却突然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这一定也有它的道理。我说：考察金朝最初夺取天下时，虽然兴起于边远地区，但超过了后魏、后唐、石晋、辽；然而它之所以不能长久，是因为没有确立根本。当它攻取辽国时，确实和后魏初起时没有不同。等到攻取宋朝，以宋朝背弃盟约为由，名义上说是讨伐罪人、慰问百姓，所以征取图书、车服，褒扬尊崇元祐诸位正直之士，擒取蔡京、童贯、王黼等奸党，这些都是为了顺应百姓的愿望；同时又能够任用辽、宋两国的人才，如韩企先、刘彦宗、韩昉等人。得到天下以后，在封建、废置等方面，政令和前朝一样；虽然家法偏重边塞，祸害也没有波及天下，因此典章法度都出自书生之手。到了海陵庶人时期，他虽然荒淫暴虐、逞强好胜，但英武锐利、胸怀大志，所制定的官制、律令都很可观；又提拔任用人才，准备统一天下。功业虽然没有完成，但国力已经强盛到了极点。世宗天性仁厚，善于守成，又亲自节俭，以此养育士人和百姓，所以大定三十年几乎达到了太平境地。他任用的多是敦厚朴实、谨慎厚重的人，因此石琚等人担任宰相时，不烦扰百姓，不轻易更改制度，停止战争，兴修学校，议论者认为有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的风气。这就是明昌、承安盛世得以奠定的原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宣孝太子才智最高明，远超常人，喜欢读书作文，想要改变夷狄的风俗，实行中原的礼乐，像魏孝文帝那样。只是上天没有保佑金国，他未能立即登上帝位便早早去世了。章宗聪慧，有父亲的风范，作文治学，崇尚儒雅，所以当时名士成批涌现。执政的大臣大多有值得称道的文采学问，能干的官吏和正直的大臣都得到显著任用，政令得到整治推行，文治十分兴盛，金朝的盛况达到极点。然而，他们学习文章只停留在辞章方面，不懂得讲明经术，把它作为保全国家、保全百姓的道路，以谋求国基和国运长久。他们又颇为喜好浮华奢侈，大肆修建宫殿楼阁，外戚和小人多参与政事，而且没有追求圣贤高尚德行的志向，暗中仍崇尚夷狄风俗；大臣只知道奉承，不敢违逆他们的喜好，所以朝廷上下都没有维持长久国运的谋略，只求一时安乐。这就是导致大安、贞▯年间衰弱的原因。卫王为人苛刻吝啬，不懂得人君应有的体统，不值得多说。不久，强敌在边境兴起，奸贼大臣掌握权柄，内外交困，没有人敢于医治整顿。宣宗是在奸贼手中登上帝位的，本来就懦弱无能，性情又颇为猜忌；他鉴于权臣造成的祸患，常常害怕被人动摇，所以大臣和宿将有罪，必定除掉，毫不宽贷。他迁都大梁，可以说是错误的谋划。假如当时守住关中，尚且可以延续数代，何况南渡以后，不能像越王勾践那样苦心经营、刻意图强，立志报会稽之耻，只是苟且求安、侥幸求存，以延长些岁月。

译自从高琪执政以后，提拔任用胥吏，压抑士大夫的气势，使他们不能施展；文书法令纷乱，没有兴复国家的长远谋略。在位的大臣也没有忘却自身、为国殉身的人，即使有这样的人，也不能放手施展才能。又偏袒自己的族类，疏远排斥汉人；机密谋划，即使是汉人宰相也不能参与。君主应当以至公之心治理天下，却作出这样的区别，想要群臣竭尽力量，难道可能吗？所以掌权的人只知道迎合他的心意，谨慎守着文书簿册罢了。担任将领的人，只知道奉承近侍，以偷取荣誉和宠幸，没有舍生效死的心志。受宠幸的人和贵戚，一时都占据重要职位；士大夫中只要有敢于进言、敢于做事的人，全都被投置到闲散之地。这就是导致天兴年间灭亡的原因。末帝越过年长者而即位，出于偏爱私情。他的资质并不残酷，然而自以为圣明睿智，年少时又受到黠吏时全的教导，稍微学会了用权术取悦、驾驭人；虽然表面上显得宽宏大度以博取名声，内心实际上淫逸放纵、任意妄为。他还忌讳别人谈论自己的过错和恶行，喜欢听谄媚的话，又不善于任用人才，选取将相只看重一向显贵的外戚贵族。虽然没有杀害大臣，但他所宠信的骄横将领大多难以控制，不肯驯服。何况他不懂得大的谋略，遇到重大事情总是退缩怯懦、自我沮丧，所以一遇到【原文“▯敌”字样存疑】敌人，便不能振作起来。总的说来，金国的政治制度杂取辽、宋，并没有完全采用本国旧法，所以能够维持一百年。然而，他们区别对待蕃人和汉人，而且不改变家政，不能得到士大夫的拥护，这就是不能长久的原因。假如大定以后宣孝得以即位，完全实行中原的法度，在明昌、承安年间又懂得保守、整顿，以防备后患；南渡以后能够从内部修明政令，把恢复国土作为志向，那么它的国运也未必会很快断绝。我曾记得泰和年间有个云中人李纯甫，从小官任上上书万言，大意认为当时的政局应当有所作为，而当权者却认为他的意见迂腐空疏，讥笑他。后来安于享乐，以至于国家像土崩瓦解一样覆亡。南渡以后，又有人说时机难得，应当赶紧有所准备；可是上下都安然自若，谁也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以至于宗庙成为废墟，国家和家业全都灭亡。这正是古人所说的：哪个时代没有奇才，却把他们遗弃在民间草野之中呢。金银珠玉是世人非常珍视的东西，等到遇上灾荒之年，却比不上豆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事情有先后，形势有缓急。平时富贵人家寻求一颗珠玉、犀角、象牙、玩赏之物和器物，甚至拿出粮食、布帛，只怕买不到；把这些东西充满屋室，向别人夸耀，以此自我享乐的，都是这样。壬辰年，我在大梁，当时城池已经被围困很久，公家和私人都缺少粮食，一升米涨到二两多银子，饿死者接连不断；人们把金银看得像泥土一样，使用时根本不计较。士人和百姓家中拿出平日收藏的珠玉、玩赏之物、妆具、环佩、锦绣衣被，每天陈列在天津桥市场上，只求换得一升半升米豆来救济朝夕。有一次，我家有一件羊毛袍，织得极其细密，鲜明完好，换了八升米；一支金钗换了一扇牛肉，都是赶快卖掉的。由此可知，贤明的君主看重五谷而轻视金玉，确实懂得根本所在。古人说：“柴贵如桂，米贵如珠。”难道是空话吗？文章各有体裁，本来不能互相混用、混淆。因此，古文不宜袭用前人的成语，应当以奇特新异来增强自己；四六文宜于使用前人成语，却又不宜故意写得生硬来求新奇。比如散文不宜使用诗家的语言，诗句不宜使用散文的说法，律赋不宜混入散文的语言，散文也不宜混入律赋的措辞，这些体裁都明显各不相同。如果杂乱地混用，不仅会失去体裁特点，而且读起来刺眼难通。然而学习文章的人往往不懂得辨识，多有混杂错出，彼此还互相诋毁讥讽，却没有察觉这种弊病，即使一两个名公也不能避免。在这一方面擅长的人，在另一方面必然有所短；长于大的方面的人，有时在小的方面反而较差。士人君子困居时不能养活妻子、免除饥寒，等到得志，便兼善天下，使百姓和万物都各得其所。姜太公困顿时曾以屠刀谋生、垂钓为业，伊尹亲自在莘野耕作，他们难道不能胡乱经营财利，使自己的生活优裕安逸吗？只是以此为耻而不肯做。至于韩淮阴，年轻时曾向漂母乞食，人人都嘲笑他。等到他成为将领，料敌制胜，谋略没有遗漏，最终能够辅佐汉高祖平定天下，亲自享有南面而王的快乐。难道他从前愚拙而后来变得巧妙了吗？只是人的才能各有所长，志向也各有不愿做的事。由此想到我们这些人，如今遭逢大变，逃居在穷山荒野之中，每天只愁糊口尚且不足，不免要向别人求助，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只是遗憾不能像古人那样亲自捕鱼砍柴、亲自耕种，以供自己生活。那位古人即使困居时妻子儿女有怨言，乡里人轻视他，交游朋友嘲笑他，又有什么妨害呢？道理本来就是这样。国家培养人才，应当像培育树木一样。那些【原文“▯便▯冉”字样存疑】豫章一类的良材，要封土栽培、保护扶持，任凭它长大，等到有一天可以用作明堂太室的栋梁。如果让牛羊啃食它，让斧头砍伐它，那么它将憔悴惨淡，没有生机，或者枯萎而死，又怎么能有树干冲天、拂过云层的气势呢？士大夫也是这样。国家【原文“□□”缺字】以爵禄引导他们，以言语激励他们，使他们精神充分发扬，才气得到伸展，锐意有所作为，然后才能为国家所用。假如用文法严加约束，专门追究过错、寻找瑕疵，做事就有人非议，进言就获罪，他们就会闭口自守、袖手旁观，互相招呼着以保全自身为计，国家还依靠他们做什么呢？我的先父曾经说过，像屏山这样的才俊，国家如果能够奖赏、培养、提携他，使他议论天下大事，那么他的智慧见识大概是别人无法比及的。只是他早年暂且想要有所作为、有所进言，已经遭到摧折，所以中年时纵情饮酒，不再有求取功名的心，这实在是国家应当惋惜的事。唉，若不是有坚强刚毅、不可动摇的志向，超出世人、绝无伦比的人，遇到忧患、遭受废黜而不改变的，实在太少了。传书说：“人意志坚定，也能胜过天；天意已定，也能胜过人。”我曾经对此感到怀疑。试想在严冬时独自站在大厦之中，凄清冷淡的各种感受使人不能久留；然而忽然有外人一起谈笑，便觉得特别温暖，大概是人的气势胜过了寒天。由此想来，说人能够胜过天，也有这样的道理。难道只有这一点吗？隆冬时掌火做饭，或者穿厚衣、盖重被，也就不觉得寒冷；夏天暑热时住在高楼上，四周放着冰，再加上扇子，也不太觉得热。总的说来，有势力的人能够不被造物者捉弄；但他们之所以有势力，也同样是受造物者支配的。

译人的一生有三种快乐：有志气方面的快乐，有形体方面的快乐，有性命方面的快乐。事业、功名、权势、爵位，是志气的快乐；酒色、衣食、使唤仆役、车马，是形体的快乐；仁义、礼、智、忠信、孝、悌，是性命的快乐。不过，事业、功名、权势、爵位，是得志之人所拥有的；酒色、衣食、使唤仆役、车马，是富厚之人所具备的；只有仁义、礼、智、忠信、孝、悌，即使不得志、不富厚，也都具备于我，这大概是穷困士人所拥有的。如今我既不得志，不能享有志气方面的快乐；又不富厚，不能享有形体方面的快乐，居住在荒山之中，每天只以藜藿作为食物，所享有的没有一丝一毫超过别人；如果舍弃性命方面的快乐，我还有什么快乐呢？士人生活在世上，品类为什么这样多呢？有的做了公卿、宰辅，凭借事业和功名显名于后代；有的虽然处在低位，不能掌握权柄、得到任用，却仍能凭借节义使自己著名；又有的浮沉于乡里之间，随事应变、守持自身，只凭德行善举树立名声；有的放浪于山林之中，穿草衣、吃野菜，以高尚清洁自居；有的抒发内心情怀于文史之间，凭借著述和吟咏而闻名；又有的钻研技艺，如阴阳、医药、卜筮、书法、绘画，以此名闻天下；又有的纵情饮酒、放声歌唱，抛弃礼法来满足形体欲望；又有的压抑情感、去除欲望，炼养身体、服食气息，希望飞升成仙。总之，各人都按照自己的爱好行事，而且各有一定的命数，又怎么能使他们的道路完全相同呢？我从小就苦心求学，到年近壮年时，学问虽然粗略有成，却还没有遇到施展的机会。如今困居草野，每天只愁衣食不足，将来想凭事业、功名立身却不可得；又不是身居职位、应当进言的人，也没有机会在事变面前树立节义。想服食炼养，却因为懒惰而不能做到；想放纵自己，又因为性情拘束闭塞而不喜欢。各种技艺都不是我专心钻研的。平生只是以经籍和文章自我娱乐。只是将来困厄还是通达，尚且不能预知；既然如此，独自守着自己的残编断稿，也还不算是愚痴的打算。我生在壮年，经历的事情很多：曾经陪同各位举子参加科举求取功名，也曾经和各位朋友讲学；曾经观看农夫耕作收获，也曾经和各位少年嬉游；曾经拜访各位王公贵人，求见请托。除非向上成为卿相，施行经国济世的谋略；向下成为仆役小吏，承担奔走服役的差事，否则对于世间的各种事务，没有什么是我未曾接触过的。如今遭逢乱离，退居在故乡山下，回想从前那些事，它们纷纷扰扰、纠缠于身，起初并没有丝毫不同；这就是所谓如同从梦中醒来、如同从醉中醒来，却看不见一丝一毫的形迹。由此看来，人的百年之内也可以默默觉悟了。可是我偏偏还小心忧虑衣食不足，害怕志向不能实现，不能乐天知命，像水流遇阻则止、遇顺则行那样顺应处境，与万物共同经历始终，这也是我的学问没有达到境界啊，悲哀！三国时期的士人崇尚权术欺诈，其中不被风俗改变的，是陈▯、徐稚。魏晋时期的士人崇尚虚无玄远，其中不被风俗改变的，是徐貌、卞壶。这几个人，有的凭道德显名，有的凭节操品行闻名，有的以智慧器量著称，有的凭风范义行而著名。他们立身行事、树立志向都卓然不群，都是豪杰之士。我曾经读《道藏》中的书，看见其中说炼化矿石、服食气息，以求长生登仙；又说书写符箓、念咒施水，役使鬼神为人治病、消除灾祟，并且还自行设置名字、职位。主持天条，进行斋醮祈禳时，便说能够把灾祸转为福气。总的说来，方士的法术究竟有没有效验，谁能知道呢？我又读佛书，看见其中谈论天堂、地狱、因果、轮回，认为人和禽兽没有区别；还说有千佛万圣，经历不同的世代和劫数，只要持诵经文、布施，就能转生到善地。总的说来，西方佛教的教说究竟有没有根据，也有谁能知道呢？由此想到我们所奉的道，天地日月照耀光明，山河草木繁茂生长；其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礼制文理灿然明备，治国治家都鲜明而有条理。赏罚、贬黜和升迁立即可以看见，荣辱、生死、困厄和通达，彼此分别出得失，明白到这种程度，哪里会用不可知的事情来迷惑人呢？可是世上的愚昧俗人，只因佛、道二氏那些诡诈荒诞、奇怪异闻超出耳目见闻之外，便随波逐流地跟从它们；而饮食起居每天都处在我们这套道理之中，却安然不觉，反而把它当作寻常，实在可叹。唉，愚昧的俗人难道值得责怪吗？可是士大夫中那些自以为高明、喜好奇异的人，往往也被它诱惑，难道不是荒谬吗？世上的人每天奔走经营，只把衣食当作要务。士人君子却安闲自守、以道为乐，不把衣食当作忧虑。世上人所害怕的，是饥寒、患难和死亡；士人君子对于饥寒、患难和死亡都无所畏惧，因为道义充满内心，即使明天就因饥饿而死，对天地也没有什么亏欠。假如做不义之事、举动违背礼法，即使贵过王公，积蓄了千金，内心也会对自己感到惭愧，对外也会在人前感到羞惭。这样看来，士人君子所做的事、所坚守的道理，确实正是世上众人背道而驰的东西。世俗之人嘲笑他们迂腐、议论他们笨拙，也就很自然了。●卷十三 我在南方时，跟随父母在那里做官，家中资财颇为宽裕，而我一心专注于学习，从不过问生活事务。吃饭从来没有不吃肉的，睡觉从来没有不挂帷帐的，出游从来没有没有车马的，使唤人从来没有没有僮仆的；然而我并不知道温饱安逸的滋味。如今遭逢丧乱，回到故乡山中，四壁空空，整天只感到生活事务逼迫而来。有时十天半月没有醋和肉酱，等到偶然得到一些，便觉得格外甘美；睡觉有时整夜没有被子和【原文“▯”字样存疑】，等到偶然得到，便觉得格外温暖；出门有时徒步行走，没有驴，等到偶然得到一头，便觉得格外方便；居住时有时没有人打水烧火，等到偶然得到一个人帮忙，便觉得格外安适。这才知道温饱安逸，世上的人也不容易得到；然而从前所拥有的还觉得不够，真是糊涂。由此想到，一时富贵、有权势的人，生长在绫罗绸缎之中，有的人没有遭遇患难挫折而活到老，不仅不知道农事的艰难，流于奢侈淫逸，因而损害国家、使百姓受苦，而且也不知道世间温饱安逸的真正滋味，岂不可叹！所以我把自己亲身尝试过的事情写下来，可以作为得志之人的警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