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
宣宗后妃皆出微贱，南渡人有云：“头巾王、过道史、白酒庞”，指三外戚家也。王氏有成国夫人者，宣宗皇后之姊，末帝之姨，奢侈尤甚，权势薰天，当涂者往往纳赂取媚，积赀如山，且出入宫掖无时度，号自在夫人。天兴改元，末帝东迁，崔立之变，凡富贵家皆搜括金银，成国竟捶死。又有平章政事完颜白撒，以内族位将相，尤楮奢僭。尝起第西城，如宫掖然，其中婢妾百数，皆衣缕金绮绣如宫人。在尚书省，恶堂食不适口，以其家膳供。然为将相无他材能，徒以仪体为事。从末帝东征，方渡河督战，遽劝上回奔睢阳。众以其误国，归罪请废，末帝不得已，下狱，饿死。南渡之后，为宰执者往往无恢复之谋，上下同风，止以苟安目前为乐，凡有人言当改革，则必以生事抑之。每北兵压境，则君臣相对泣下，或殿上发叹吁。已而敌退解严，则又张具会饮黄阁中矣。每相与议时事，至其危处，辄罢散曰：“俟再议。”已而复然，因循苟且，竟至亡国。南渡之后，朝廷近侍以谄谀成风，每有四方灾异或民间疾苦将奏之，必相谓曰：“恐圣上心困。”当时有人云：“今日恐心困，后日大心困矣。”竟不敢言。又，在位者临事，往往不肯分明可否，相习低言缓语，互推让，号“养相体”。吁！相体果安在哉？又，宰执用人，必先择无锋▯、软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故正人君子多不得用，虽用亦未久，遽退闲，宰执如张左丞行信，台谏官如陈司谏规、许司谏古、程、雷御史，皆不能终其任也。南渡之后，近侍之权尤重，盖宣宗喜用其人为耳目以伺察百官，故使其奉御辈采访民间，号“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切责台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虽委将帅，又差一奉御在军中，号“监战”。每临机制变，多为所牵制。辄遇敌先奔，故其军多丧败。贞▯间，术虎高琪为相，欲树党固其权，先擢用文人，将以为羽翼。已而，台谏官许古、刘元规定之徒见其恣横，相继言之。高琪大怒，斥罢二人。因此大恶进士，更用胥吏。彼喜其奖拔，往往为尽心，于是吏权大盛，胜进士矣。又，高琪定制，省、部、寺、监官，参注进士，吏员又使由郡转部，由部转台省，不三五年，皆得要职。士大夫反畏，避其锋，而宣宗亦喜此曹刻深，故时全由小吏侍东宫，至今佥枢密院事、南征帅，又有蒲察合住、王阿里之徒居左右司，李涣辈在外行尚书六部，陷士夫数十人，亦亡国之政也。南渡后，屡兴师伐宋，盖其意以河南、陕西狭隘，将取地南中。夫己所有不能保，而夺人所有，岂有是理？然连年征伐，亦未尝大有功，虽能破蕲黄，杀虏良多，较论其士马物故，且屡为水陷溺，亦相当也。最后，盱眙军改为镇淮府，以军戍之，费粮数万，未几亦弃去。又师还，乘夏，多刈熟麦，以归助军储。故宋人边檄有云：“暴卒鸱张，率作如林之旅；饥氓乌合，驱帅得罪之人。”驸马都尉仆散阿海、佥枢密院事时全，皆回辕即诛。后又谋取蜀，时胥平章鼎镇关中，奏请缓发，胥由此罢相。嗟乎！避强欺弱，望其复振，难哉。此皆宣宗时事，末帝即位，无南伐之议矣。甚哉，风俗之移人也！南渡后，吏权大盛。自高琪为相定法，其迁转与进士等，甚者反疾焉。故一时之人争以此进，虽士大夫家有子弟读书，往往不终辄辍，令改试台部令史。其子弟辈既习此业，便与进士为仇，其趋进举止，全学吏曹，至有舞文纳赂甚于吏辈者。惟侥亻幸一时进用，不顾平日源流，此可为长太息者也。金朝取士，止以词赋、经义学，士大夫往往局于此，不能多读书。其格法最陋者，词赋状元即授应奉翰林文字，不问其人才何知，故多有不任其事者。或顾问不称上意，被笑嗤，出补外官。章宗时，王状元泽在翰林，会宋使进枇杷子，上索诗，泽奏：“小臣不识枇杷子。”惟王庭筠诗成，上喜之。吕状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阳诗，造素不学诗，惶遽献诗云：“佳节近重阳，微臣喜欲狂。”上大笑，旋令外补。故当时有云：“泽民不识枇杷子，吕造能吟喜欲狂。”兴定初，朝议县令最亲民，依常调数换多不得人，始诏内外七品以上官保举，仍升为正七品。官资未乃者，借注人。一时能吏如王庸登庸令洛阳，程震威卿令陈留，皆有治绩。或入为监察御史、台部官，自是居官者争以能相尚，民亦多受赐。其后，往往自纳赂请托得之，故疲懦贪秽者亦多。然士大夫为之首犹自力，此良法也。
译宣宗的后妃都出身微贱，南渡时有人说：“头巾王、过道史、白酒庞”，指的是三个外戚家族。王氏中有个成国夫人，是宣宗皇后的姐姐、末帝的姨母，奢侈尤其严重，权势熏天，当权者往往向她行贿献媚；她积累的财产堆积如山，而且出入宫禁没有节制，号称自在夫人。天兴改元，末帝向东迁移，发生崔立之变时，凡是富贵人家都被搜括金银，成国夫人最终被打死。又有平章政事完颜白撒，凭借内族身份位居将相，尤其奢侈僭越。他曾在西城建造宅第，像宫禁一样，其中有婢女和妾数百人，都穿着缕金绮绣衣服，像宫女一样。他在尚书省嫌弃堂食不合口味，就让家里的膳食送来供自己食用。然而他作为将相没有别的才能，只是把仪表排场当作要务。他跟随末帝向东征讨，刚渡过黄河督战，就突然劝皇上回头逃往睢阳。众人认为他误国，归罪于他，请求罢免；末帝不得已，将他下狱，他最终饿死。南渡以后，担任宰执的人往往没有收复失地的谋略，上下都形成同一种风气，只把暂且安于眼前当作乐事。凡是有人提出应当改革，他们就一定以“惹事生非”为由加以压制。每当北兵逼近边境，君臣相对落泪，有时还在殿上发出叹息。等到敌军退去、解除戒严，又在黄阁之中陈设酒席聚饮。每次彼此讨论时事，谈到危急处，便立即停止议论，各自散去，说：“等以后再议。”不久又重复如此，因循苟且，最终导致亡国。[原文未提供本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南渡以后，近侍的权力尤其重大，大概是因为宣宗喜欢任用他们作为耳目来侦察百官。因此让奉御一类的人访察民间，号称“行路御史”。他们有时得到一两件事情，就立即入朝奏报；皇上于是严厉斥责台官泄露消息，台官都获罪。又有方面军政大权虽然交给将帅，却另外派一名奉御在军中，号称“监战”。每当临机应变时，常常受到他的牵制。往往遇到敌人就先逃跑，因此他的军队多遭败亡。贞▯年间，术虎高琪任宰相，想要培植党羽来巩固权势，先提拔任用文人，准备把他们作为羽翼。不久，台谏官许古、刘元规等人见他专横跋扈，相继上书揭发。高琪大怒，把两人斥退罢免。因此他非常厌恶进士，改为更多任用胥吏。那些胥吏喜欢他的奖拔，往往为他尽心效力，于是吏员的权势大盛，超过了进士。又是高琪制定制度：省、部、寺、监的官员，参照进士来注授；吏员又可以由郡转入部，由部转入台省，不到三五年，便都能得到要职。士大夫反而畏惧他们，躲避其锋芒；宣宗也喜欢这类人刻薄深险。因此当时东宫中全由小吏侍奉，后来甚至有佥枢密院事、南征帅；又有蒲察合住、王阿里之流处在左右司，李涣一类人在外面行使尚书六部的职权，陷害士大夫数十人，这也是亡国的政治。南渡以后，金朝屡次发兵征伐宋朝，大概是认为河南、陕西一带地域狭窄，想要夺取南方的土地。自己原有的土地尚且不能保住，却要夺取别人的土地，哪里有这样的道理？然而连年征伐，也未曾取得大的功绩；虽然能够攻破蕲、黄，杀伤俘获很多宋军，但比较双方士马的伤亡，而且金军又屡次被水淹没，损失也大致相当。最后，金军把盱眙军改为镇淮府，派军戍守，耗费粮食数万，不久也放弃了。军队撤回时，又趁着夏季割取大量成熟的麦子，带回来补充军粮。所以宋人的边境檄文说：“凶暴的士卒像鸱鸟一样张狂，动辄聚成如树林般的军队；饥饿的百姓像乌合之众，驱使统帅这些得罪之人。”驸马都尉仆散阿海、佥枢密院事时全，都在回军途中立即被诛杀。后来金朝又谋划夺取蜀地，当时胥平章镇守关中，上奏请求暂缓出兵，胥也因此被罢去宰相之职。唉！躲避强敌、欺凌弱者，还指望它重新振作，太难了。这些都是宣宗时期的事情，末帝即位后，便没有再议论南征了。风俗对人的改变真是太厉害了！南渡以后，吏员的权势大为增长。自从高琪担任宰相制定制度后，吏员的升迁调转与进士相同，甚至有些方面反而比进士更快。因此当时的人争相通过这条途径求取仕进。即使士大夫家中有子弟读书，往往也不能读完便中途停止，改为参加台部令史的考试。那些子弟既然熟悉了吏员的行业，便把进士视为仇敌；他们求取仕进的趋向和举止，全都仿效吏曹，甚至有舞弄文法、收受贿赂比吏员还严重的。只图侥幸在一时得到任用，却不顾平日的出身和根源，这实在是值得长叹的事。金朝选取士人，只重词赋和经义之学，士大夫往往受此局限，不能广泛读书。其中制度最鄙陋的，是词赋状元立即授予应奉翰林文字，不问他究竟具有什么才干、懂得什么，所以往往有不能胜任此职的人。有的人回答皇帝的询问不合上意，被皇帝讥笑，只得出任外官。章宗时，王状元泽在翰林院任职，宋使进献枇杷子，皇帝索要诗作，王泽上奏说：“小臣不认识枇杷子。”只有王庭筠的诗写成后，皇帝才高兴。吕状元造，父子两代都在众多士人中考取魁首；等他在翰林院任职时，皇帝索要重阳诗，吕造平素不学诗，慌忙献诗说：“佳节临近重阳，微臣高兴得几乎发狂。”皇帝大笑，随即命他出任外官。因此当时有话说：“泽民不识枇杷子，吕造能吟喜欲狂。” 兴定初年，朝廷议论认为县令最接近百姓，按照通常的资历调任，屡次更换往往不能得到合适的人选，于是开始下诏，令内外七品以上官员保举县令，并且把县令提升为正七品。官员资历尚未达到规定的，便暂借名义注授给人。一时之间，能干的官员如王庸登庸任洛阳县令、程震威卿任陈留县令，都有治理政绩。有的人入朝任监察御史、台部官。从此任官的人争相以才能相互比高，百姓也多得到好处。后来往往通过自行纳贿、托人请托而取得职位，所以疲弱懦怯、贪污污秽的人也多了。不过，士大夫担任县令的起初仍然亲自努力，这是一项良好的制度。
正大初，末帝锐于政，朝议置益政院官，院居宫中，选一时宿望有学者，如杨学士云翼、史修撰公燮、吕待制造数人兼之，轮直。每日朝罢，侍上讲《尚书》、《贞观政要》数篇，间亦及民间事，颇有补益。杨公又与赵学士秉文采集自古治术，分门类，号《君臣政要》，为一编进之。此亦开讲学之渐也，然岁余亦罢。士气不可不素养，如明昌、泰和间崇文养士，故一时士大夫争以敢言、敢为相尚。迨大安中，北兵入境，往往以节死，如王晦、高子杓、梁询谊诸人皆有名。而侯挚、李瑛、田琢辈皆由下位自奋于兵间，虽功业不成，其志气有可嘉者。南渡后，宣宗奖用胥吏，抑士大夫，凡有敢为、敢言者，多被斥逐。故一时在位者多委靡，惟求免罪罟，苟容。迨天兴之变，士大夫无一人死节者，岂非有以致之欤？由是言之，士气不可不素养也。南渡后，疆士狭隘，止河南、陕西，故仕进调官皆不得遽，入仕或守十余载，号重复累，往往归耕，或教小学养生。故当时有云：“古人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今日一举成名天下知，十年窗下无人问也。”其后，有辟举法行，虽未入仕，亦得辟为令。故新进士多便得一邑治民，其省令史亦以次召补。故士人方免沉滞之叹云。大臣尤当以至公至正黜陟百官，大不可畏嫌避党为自保计。南渡为宰执者，多怯惧畏懦不敢有为，凡执处一事，先恐人疑己。如宰执本进士，或士大夫得罪，知其无辜，不敢辨言，恐人疑其为党也。又或转加诘责，以示无私。或要职美官宁用他流，取媚于众。一登省府，遽忘本来用心，如此望其成功名、立节义难矣。然亦往往不能以富贵自终。向使以公正自持，未必如是得罪也。人之用智巧者竟何如哉。宰相之职，佐人主治天下，最患耳目不广，不能周知民间苦乐、国势安危，故当忘私去智，取诸人以为善，以天下治天下。至于百官士流贤否，皆当如家人美恶，一一辨其才，然后进退用舍合公望。办职业而为国者立法，使百官、宾客不得谒见于私第，何哉？其意止以防其请托而徇私也。夫果察其人徇私不公，岂可使为宰相哉？既以为宰相，是已以天下付之矣，诚不宜犹尔防闲也。唐裴晋公一日拜相，遽请于私第见百官、宾客，可谓远谋，而宪宗信之，卒平淮蔡，此其君臣遇合，故有此奇伟士成功名。使龊啮者为之，亦不敢请，而庸主亦不听也。余观南渡后为宰执者，自非亲戚故旧，往往不得登其门。若夫百官士流，未尝接议论，局局自保，惟恐失之。如此，望其取用得人、闻见不塞者，未之有也。士大夫为吏者当以至公无心处之，事自理，民自服，不可委曲要誉以枉义也。余在南方时，见辟举为令者，往往妄用心。如富家与贫家讼，必直贫民。势家与百姓争，必直百姓，不问理何如也。又，或故旧同道之家有科征，必先督促不少贷，至加之刑罚。其意以为如此，示我无私，且贾细民称誉。嗟乎，贫富相争，自有曲直，彼贫民中亦有桀黠不逞者，富家中亦有循良懦弱者，乌可执一哉？故旧同道之家，义当假借，不然止以无心处之可也。至首加讯责，不亦伤乎？不抵此曹志于升进故尔。甚者榜于门云：“无亲戚故旧”、“不见宾客”、“不接士人”。世岂有一为郡邑而遽无亲无旧者？尝记有一人为县令，禁其子不令出。其子犯禁，笞责之，其子赴井死。哀哉！不循中道，纵得升迁何荣也？国所以官取士，士所以居官，先以养其口体妻子，然后得专意王事，虽不可取于民奢纵害公，亦不必钓名要誉太俭陋也。余见河南为令者，有夜盖纸被，朝服弊衣以示廉，又令妻子辈汲爨，不使吏卒代者，其意皆欲闻上位，媚细民。然其听断、抚养之道殊不在是，能使其车骑仪从、屋宇、服用鲜整，而遇事风生，吏民称快，较之此曹何自苦也？南渡后，士风甚薄，一登仕籍，视布衣诸生遽为两途，至于征逐游从，辄相分别。故布衣有事，或数谒见在位者，在位者相报复甚希，甚者高居台阁，旧交不得见。故李长源愤其如此，尝曰：“以区区一第傲天下士邪？”已第者闻之多怒，至逐长源出史院，又交讼于官。士风如此，可叹！
译正大初年，末帝锐意治理政事，朝廷议论设置益政院官。益政院设在宫中，选取当时有声望、有学问的人，如杨学士云翼、史修撰公燮、吕待制等几人兼任，轮流值班。每天早朝结束后，他们侍奉皇帝讲解《尚书》《贞观政要》中的几篇文章，间或也谈到民间的事情，颇有补益。杨公又和赵学士秉文采集自古以来的治国方法，分门别类，名为《君臣政要》，编成一册进呈。这也算是开创讲学的开端，但一年多后也停止了。士人的气节不能不从平时培养。比如明昌、泰和年间重视文教、培养士人，所以当时士大夫争相以敢于进言、敢于作为相互推重。到了大安年间，北方军队进入境内，士人往往以守节而死，像王晦、高子杓、梁询谊这些人都因此出了名。侯挚、李瑛、田琢等人也都从低微职位出身，在战事中奋发自立；虽然最终没有成就功业，但他们的志气有值得嘉许之处。南渡以后，宣宗奖赏任用胥吏，压制士大夫，凡是敢于作为、敢于进言的人，大多遭到斥退驱逐。因此，当时在位的人大多委顿消沉，只求避免获罪，苟且容身。到了天兴年间的变乱，士大夫竟没有一个人以守节而死，难道不是有原因导致这种结果吗？由此说来，士人的气节不能不从平时培养。士人的气节不能不在平时培养。明昌、泰和年间崇尚文治、培养士人，所以当时的士大夫争相以敢于进言、敢于任事相互推重。到了大安年间，北方军队进入国境，士人往往以守节而死，如王晦、高子杓、梁询谊等人都很有名。侯挚、李瑛、田琢等人也都是从低位出身，在战事中奋发而起；虽然功业没有成就，但他们的志气有值得称赞之处。南渡以后，宣宗奖赏任用胥吏，压抑士大夫，凡是敢于任事、敢于进言的人，大多被斥退驱逐。因此当时在位的人大多萎靡不振，只求免受罪罚，苟且容身。到了天兴之变，士大夫竟没有一个人死于守节，难道不是由此造成的吗？由此说来，士人的气节不能不在平时培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年〕 大臣尤其应当以最公正、最正直的态度来黜免和升迁百官，绝不能因为害怕嫌疑、躲避党争，就把自保作为打算。南渡以后担任宰执的人，大多胆怯畏缩，不敢有所作为；每当处理一件事情，首先就担心别人怀疑自己。比如宰执本来是进士出身，或者士大夫获罪，而他明知对方无辜，却不敢替其分辩，害怕别人怀疑自己是在结党。又有的人反而加以斥责，以表示自己没有私心。有时对于重要职位和优厚官职，宁可任用其他出身的人，以此讨好众人。一旦进入省、府任职，便突然忘记自己当初的用心；像这样，要指望他们成就功名、树立节义，就很难了。然而他们往往也不能靠富贵善终。假如当初能够以公正自守，未必会像这样获罪。人如果运用智巧心机，最终又能怎么样呢？南渡以后，疆域狭小，只剩河南、陕西，所以做官求仕、调任官职都不能很快实现；有的人入仕后任职十多年，仍被称为重复劳累，往往回乡耕种，或者教授小学、以此谋生。因此当时有话说：“古人说，十年寒窗无人过问，一旦考取功名天下皆知。如今却是一旦考取功名天下皆知，十年寒窗仍无人过问。”后来，辟举法实行，士人即使尚未入仕，也可以被举荐任县令。因此新科进士大多很快就能得到一县，治理百姓；省令史也按次序征召补任。所以士人这才稍稍免除了沉滞不进的叹息。大臣尤其应当以最公正的原则黜退或升用百官，绝不能因为害怕嫌疑、躲避党争，就把自保作为打算。南渡以后担任宰执的人，大多胆怯畏缩，不敢有所作为；凡是处理一件事情，先就害怕别人怀疑自己。比如宰执本来是进士出身，或者士大夫获罪而他知道对方无罪，却不敢替他辩解，唯恐别人怀疑自己是在结党；有时反而加以责问，以表示自己没有私心。有的宁可把重要职位和优厚官职交给其他出身的人，以此讨好众人。一旦进入省府，便立即忘记原来的用心；像这样，还指望他们成就功名、树立节义，太难了。不过，他们往往也不能靠富贵安然终其一生。假如他们能够以公正自持，未必会这样获罪。人如果使用智巧自保，结果究竟怎么样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宰相的职责，是辅佐君主治理天下，最怕耳目不广，不能全面知道民间的苦乐和国家形势的安危。因此应当忘掉私心、抛弃机巧，从众人那里采纳意见来成就善政，用天下人的力量治理天下。至于百官和士人中谁贤谁不肖，也都应当像辨别家中人的好坏一样，逐一辨明他们的才干，然后按照公议升降任用或罢黜。有人为国办事，制定法令，使百官、宾客不得在宰相私宅求见，这是什么原因呢？用意只是防止他们请托、徇私。假如宰相果真会察看人物而徇私不公，难道还可以让他做宰相吗？既然已经任命他为宰相，就是已经把天下托付给他了，实在不应当还这样防范限制他。唐朝裴晋公一日拜为宰相，立即请求在自己的私宅接见百官、宾客，可以说是有远见，而宪宗信任他，最终平定了淮蔡；这就是君臣相遇相合，所以才有这样杰出的人建立功名。假如让一个器量狭小、只会琐屑计较的人来做，他不敢请求，平庸的君主也不会答应。我看南渡以后担任宰执的人，除非是亲戚故旧，往往不能登门拜见。至于百官和士人，从来没有机会同他们交流议论，只能局促地自保，唯恐失去职位。像这样，还指望他们选用得当、见闻不被堵塞，是从来没有的。士大夫担任官吏，应当以最公正、无私心的态度处理事情；事情自然会得到合理解决，百姓自然会服从，不能委曲求全以博取声誉而违背义理。我在南方时，看见通过辟举任县令的人，往往故意用心做作。富家与贫家争讼，必定判贫民有理；权势之家与百姓争执，必定判百姓有理，根本不问事实和道理究竟如何。又有的人，遇到故旧、同道之家有赋税征收，必定先加紧督促，丝毫不宽贷，甚至施加刑罚。他们以为这样做可以表示自己没有私心，而且能够博取百姓的称誉。唉，贫富相争，自有曲直是非；贫民中也有凶悍狡黠、无所顾忌的人，富家中也有循规善良、懦弱的人，怎么可以一概而论呢？对于故旧、同道之家，按情义应当给予宽贷；如果做不到，也只须以无私心的态度处理即可。至于一开始就加以审讯责罚，难道不令人痛心吗？这还不是因为这些人一心只想求取升迁的缘故。更严重的，甚至在门上张贴说：“没有亲戚故旧”“不接见宾客”“不接触士人”。世上哪有一个人一旦做了郡邑长官，就立即没有亲戚故旧了呢？我曾记得有一个人担任县令，禁止他的儿子外出。他的儿子触犯禁令，县令便将他鞭打责罚，儿子于是投井而死。可悲啊！不遵循中正之道，即使得到升迁，又有什么荣耀呢？
省吏，前朝止用胥吏，号“堂后官”。金朝大定初，张太师浩制皇制，袒免亲宰执子试补外，杂用进士。凡登第历三任至县令，以次召补充，一考，三十月出得六品州ヘ。两考，六十月得五品节度副使、留守判官，或就选为知除知案。由之以渐，得都事、左右司员外郎、郎中，故仕进者以此途为捷径。如不为省令史，即循资级，得五品甚迟，故有“节察令推何日了，盐度户勾几时休”之语。浩初定制时，语人曰：“省庭天下仪表，如有胥吏，定行货赂混淆，用进士，清源也。且进士受赇，如良家女子犯奸也，胥吏公廉，如娼女守节也。”议者皆以为当，屏山尝为余言之。然省令史仪礼冠带，抱书进趋，与掾史不殊，有过，辄决杖，惜乎，以胥吏待天下士也。故士大夫有气概者往往不就，如雷翰林希颜、魏翰林邦彦、宋翰林飞卿及余先子，或召补不愿，或暂为，遽告出，皆不能终其任也。李丈钦止为余言，宋制，省曹有检正，皆士大夫，其堂吏主行移文字也。且问余以宋制与金制孰优？余以为宋制善，钦止曰：“此议与吾合也。”金朝用人，大概由省令史迁左右司郎中、员外郎、首领官，取其簿书精干也。由左右首领官选宰相执政，取其奏对详敏也。其经济大略安在哉？此所以在位者多长于吏事也。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边衅，动下令签军，州县骚动。其民家有数丁男好身手，或时尽拣取无遗，号泣怨嗟，阖家以为苦。驱此辈战，欲其克胜，难哉。贞▯初，下令签军，会一时任子为监当者以春赴吏部调数，宰执使尽拣取，号“监官军”，其人愤愠叫号，交诉于台省，又冲宰相卤簿，告丞相仆散七斤，大怒，趣左右取弓矢射去。已而，上知其不可用，免之。元光末，备潼关、黄河，又下令签军，诸使者历郡邑，自见居官者外，无文武，小大职事官皆拣之。至许州，前户部郎中、侍御史刘元规，年几六十，亦中选，为千户。至陈州，余先子以前监察御史，亦为千户。自余不可胜言。既以立部曲，须依军例，以次相钤束，物议喧然。后亦罢之。嗟乎，以任子为兵已失体，况以朝士大夫充厮役乎？当是时，余以终场举人获免，而先子以御史不免，立法之弊以至于斯。余赴试开封，先子以诗送之，且寄赵闲闲、雷希颜，有云：“老作一兵吾命也，芳联七桂汝身之。厚禄故人如见问，为言尘土困王尼。”二公览之，为一笑。金朝近习之权甚重，置近侍局于宫中，职虽五品，其要密与宰相等，如旧日中书，故多以贵戚、世家、恩ヘ者居其职，士大夫不预焉。南渡后，人主尤委任，大抵视宰执台部官皆若外人，而所谓心腹则此局也。其局官以下，所谓奉御、奉职辈，本以传诏旨、供使令，而人主委信，反在士大夫右。故大臣要官往往曲意奉承，或被命出外，帅臣郡守百计馆馈，盖以其亲近易得言也。然此曹皆膏粱子弟，惟以妆饰体样相夸，膏面镊须，鞍马、衣服鲜整，朝夕侍上，迎合谄媚。以逸乐导人主安其身，又沮坏正人，招贿赂为不法。至于大臣退黜，百官得罪，多自局中，御史之权反在其下矣。其后，欲收外望，颇杂用士人。完颜伯阳居之不岁余亦罢。又于台部令史选奉职数人，又于进士中亦选一二人充备。其人既入局中，则趋进举止，曾亦未闻有正言补益者。且此曹本仆役之职，士大夫处之可羞，而一二子泰然自以为荣，亦陋也。宣宗尝责丞相仆散七斤：“近来朝廷纪纲安在？”七斤不能对，退谓郎官曰：“上问纪纲安在，汝等自来何尝使纪纲见我？”●卷八金朝取士，止以词赋为重，故士人往往不暇读书为他文。尝闻先进故老见子弟辈读苏、黄诗，辄怒斥，故学子止工于律、赋，问之他文则懵然不知。间有登第后始读书为文者，诸名士是也。南渡以来，士人多为古学，以著文作诗相高。然旧日专为科举之学者疾之为仇雠，若分为两途，互相诋讥。其作诗文者目举子为科举之学，为科举之学者指文士为任子弟，笑其不工科举。殊不知国家初设科举用四篇文字，本取全才，盖赋以择制诰之才；诗以取风骚之旨，策以究经济之业；论以考识鉴之方。四者俱工，其人材为何如也？而学者不如，狃于习俗，止力为律、赋，至于诗、策、论俱不留心，其弊基于为有司者止考赋，而不究诗、策、论也。吾尝记故老云，泰和间，有司考诗赋已定去取，及读策论，则止用笔点庙讳、御名，且数字数与涂注之多寡。有司如此，欲举子辈专精难矣。南渡后，赵、杨诸公为有司，方于策论中取人，故士风稍变，颇加意策论。又于诗赋中亦辨别读书人才，以是文风稍振。然亦谤议纷纭。然每贡举，非数公为有司，则又如旧矣。
译国家之所以设置官职来选取士人，士人之所以担任官职，首先是为了养活自己、妻子和儿女，然后才能专心奉行君王的事业。虽然不能向百姓取用过多而放纵自己、损害公事，也不必为了沽名求誉而过分俭陋。我看见河南有些担任县令的人，夜里盖纸被，早晨穿破旧衣服来显示廉洁；又让妻子儿女自己挑水做饭，不让吏卒代劳，他们的用意都是想让上级听到，并讨好普通百姓。然而审理案件、抚恤养育百姓的方法，实在不在于这些。若能使车马仪仗、住宅、衣服器用都鲜明整洁，遇到事情又处理得迅速利落，使吏民都感到痛快，和这些人相比，何必自己这样受苦呢？〔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月、六十月〕 南渡以后，士人的风气十分浅薄。一旦登上仕籍，便把平民和诸生看作截然不同的两类人，甚至在交游往来时也彼此区别。因此平民有事，有时多次求见在位者，而在位者彼此相互报答的情况却很少；更严重的，有人身居台阁高位，旧日朋友也不能见他。所以李长源对这种情况非常愤慨，曾说：“难道凭区区一次科举及第，就可以傲视天下士人吗？”已经及第的人听到这话，大多十分恼怒，甚至把李长源逐出史院，又互相到官府控告他。士人的风气到了这种地步，真令人叹息！省吏，前朝只任用胥吏，称为“堂后官”。金朝大定初年，张太师浩制定制度：袒免亲宰执的子弟参加考试，合格后补任外官，并且杂用进士。凡是进士及第后历任三任官职而做到县令的，便按次序征召补任为省吏；考核一次，三十个月后可以出任六品州官。考核两次，六十个月后可以任五品节度副使、留守判官，或者参加选任，担任知除、知案。由此逐步可以做到都事、左右司员外郎、郎中，所以求仕进的人把这条途径视为捷径。如果不做省令史，就只能按照资历升迁，做到五品要晚得多，因此有“节察令推何日了，盐度户勾几时休”的话。张浩刚制定制度时，对人说：“省庭是天下的仪表。如果有胥吏，必定会实行行贿，造成混杂混乱；使用进士，是从根源上清除弊病。而且进士受贿，就像良家女子犯奸；胥吏公正廉洁，就像娼女守节。”议论此事的人都认为他说得对，屏山曾经把这些话告诉我。然而省令史在仪礼、冠带方面，与抱着文书进退趋走的掾史没有区别；一旦有过错，动辄处以杖刑。可惜啊，竟然把天下的士人当作胥吏来对待。因此士大夫中有气概的人往往不肯任职，如雷翰林希颜、魏翰林邦彦、宋翰林飞卿以及我的先父，有的被征召补任却不愿去，有的暂时任职便立即请求离开，都不能做完任期。李丈钦止曾对我说，宋朝制度中，省曹设有检正，都是士大夫；堂吏负责主持文书的行移。并且他问我宋制和金制哪一种更好。我认为宋制好，钦止说：“这个意见与我相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斤、千户〕 金朝用人，大体上是由省令史升任左右司郎中、员外郎、首领官，取的是他们熟悉簿书、办事干练；又由左右首领官选任宰相、执政，取的是他们奏对详细而敏捷。他们治理国家、经办事务的大略又在哪里呢？这就是在位者大多长于吏务的原因。金朝的兵制最为弊病严重，每逢征伐或边境发生事端，动不动就下令签发军籍征兵，州县为之骚动。百姓家中有几个身强力壮、擅长武艺的男丁，有时竟全部被挑走，一个不留，家家号哭怨叹，把这看作全家的苦难。驱使这些人去作战，还想让他们取得胜利，太难了。贞祐初年，下令签军，正好当时有一批任子担任监当官，春季到吏部接受调配，宰执命令把他们全部挑取，称为“监官军”。这些人愤怒不满，大声叫喊，纷纷到台省申诉，又冲撞宰相的仪仗，告发丞相仆散七斤。仆散七斤大怒，催促左右拿弓箭把他们射走。不久，皇帝知道这些人不能任用，便将他们免除。元光末年，为防备潼关、黄河，又下令签军。各路使者经过郡邑，除现任官员之外，文武官员以及大小职事官都一律挑取。到了许州，前户部郎中、侍御史刘元规，年纪将近六十，也被选中，任千户。到了陈州，我的先父因为曾任监察御史，也被任为千户。其余类似的情况多得无法说尽。既然已经编立部曲，就必须依照军队的规矩，逐级相互约束，舆论因此喧然。后来此事也停止了。唉，把任子的子弟征来当兵，已经有失体统，何况把朝廷士大夫充作供人役使的差役呢？当时，我因为是参加会试的举人而得以免除，而先父因为是御史却没有免除，制度的弊病竟到了这种地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我赴开封应试时，先父作诗为我送行，并寄给赵闲闲、雷希颜，诗中有这样的话：“老来做一名士兵，是我的命；芳名联中七桂，是你的身份。若故交问起我的厚禄，就请告诉他说，尘土中的王尼正处于困顿之中。”两位先生看了，都笑了一笑。金朝近习之臣的权力很重，在宫中设置近侍局。其官职虽然属于五品，但重要和机密的程度与宰相相同，就像从前的中书省，所以多由贵戚、世家子弟和受恩宠的人担任，士大夫不参与其中。南渡以后，皇帝尤其信任委任他们，大体上把宰执、台部官都看作外人，而所谓心腹就是近侍局的人。近侍局的官员以下，所谓奉御、奉职之类，本来只是负责传达诏旨、供皇帝差遣，但皇帝对他们的信任反而超过士大夫。因此大臣和重要官员往往曲意奉承；他们有时奉命出外，统帅、郡守便千方百计设馆供给，因为这些人亲近皇帝，容易替地方进言。然而这些人都是富贵人家的子弟，只以妆饰仪表互相夸耀，涂脂润面、修剪胡须，鞍马和衣服都鲜明整洁，早晚侍奉皇帝，迎合谄媚。他们用安逸享乐引导皇帝，使皇帝安于享受自身，又阻挠败坏正直之人，招致贿赂，做出违法之事。至于大臣被罢退、百官获罪，多半都出自近侍局，御史的权力反而在他们之下了。后来为了收拢外界声望，近侍局中也杂用了一些士人。完颜伯阳担任此职不到一年多也被罢免。又从台部令史中选了几人任奉职，也从进士中选了一两人充任。但这些人一进入近侍局，进退趋走的举止就与原来一样，从未听说有谁能提出正直的意见并有所补益。〔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斤〕 而且这些职位本来是仆役的职务，士大夫担任它本来就可耻，但竟有一两个年轻人安然处之，反而把它当作荣耀，也很鄙陋。宣宗曾责问丞相仆散七斤：“近来朝廷的纪纲在哪里？”仆散七斤不能回答，退下后对郎官说：“皇上问纪纲在哪里，你们这些人平日什么时候让纪纲在我这里显现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篇〕 ●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