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风俗通义校注》，汉代应劭撰写。《风俗通义序》〔一〕 从前孔子去世后，精微的言论失传；七十二位弟子相继去世后，大义也发生了偏离〔五〕。又遭逢战国时代，诸侯结约合纵、连横〔六〕，各国君主的好恶各不相同〔七〕，真伪纷纷争辩〔八〕。因此，《春秋》分成了五种传本〔九〕，《诗》分成了四种传本〔一０〕，《易》也有几家不同的传授〔一一〕；再加上诸子百家的言论〔一二〕，纷繁杂乱〔一三〕，使人不知道应当听从哪一种。〔一〕朱藏元本作“大德新刊校正风俗通义序”。〔二〕“太山”应当作“泰山”。《后汉书·应劭传》也写作“太山”，这是范晔为避祖父名讳而改写的；何本、郎本、钟本作“泰山”。〔三〕何本、郎本、钟本在“应劭”上面有“南顿”二字。应劭，《范书》中有传。关于他的字，《范书》作“仲远”。李贤注说：“《谢承书》和《应氏谱》都说字仲远，《续汉书·文士传》作仲援，《汉官仪》又作仲瑗，不知道哪一个正确。”惠栋《后汉书补注》说：“刘宽碑阴有‘故吏南顿应劭仲瑗’，洪适说：‘《汉官仪》作瑗。’《汉官仪》既然是应劭所著，又有这块碑可以凭据，那么可知‘远’、‘援’都不对。”器按：《文心雕龙·议对篇》说：“仲瑗博古，并且考订贯通，依次叙述。”《水经·河水注》在东阿县下引作“应仲瑗”，正是“瑗”字，也可作为证据。郎本正文大题下的署名也作“汉南顿应劭仲瑗著”。现在考察，古人的名和字，常常用读音相近的字相代，过去就是如此。例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南宫括”，《论语》作“南宫适”；《史记》的“曾蒧”，《论语》作“曾点”；《史记》的“公伯缭”，《论语》作“公伯寮”，都属于这种情况。应氏的字是“仲远”，那么他的名应当作“卲”。“卲”字从“卩”，读作“子结”反切，意思是高。名为“卲”、字为“仲远”，意义正好相互呼应。俗体字中“卲”“劭”二字常常混用。晋人陈卲，《晋书》本传作“陈卲”，《隋书·经籍志》作“陈劭”。传记见《三国志·魏书》中的刘劭，他官至散骑常侍；《晋书·刑法志》作“散骑常侍刘卲”，也属于这种情况。〔四〕“撰”字，朱藏元本、吴本、两京本、胡本、汪本都没有。何本把这十个字移到了序文末尾。考察《应劭传》说：“又删定律令，制定汉代仪制，建安元年才上奏此事，……献帝认为很好。建安二年，下诏任命劭为袁绍军谋校尉。当时刚迁都到许县，旧有章典已经湮没，文书记载很少保存下来，劭感慨叹息，于是搜集整理自己听闻的材料，撰写《汉官礼仪故事》……记录为《状人纪》，又论述当时的政事，撰写《中汉辑序》，撰写《风俗通》……总共著述一百三十六篇，又编集解说《汉书》，这些著作都流传于当时。后来死在邺。”本序说：“如今王室极度衰败，九州分裂如幅帛割裂，战乱没有平定，百姓所剩无几。我私下害怕后来的学习者会因此更加迷惑昏昧，姑且凭借自己的才力不足，列举自己所知道的内容，再按类别汇集，总共三十一卷，称为《风俗通义》。”这与本传的叙述相符合。《风俗通义》大概是在应劭放弃泰山郡、投奔袁绍以后写成的；书中应劭自述经历，最晚说到“承乏东岳，忝素六载”。应劭在中平六年被任命为泰山太守，到兴平元年弃官归附袁绍，前后正好六年。这部书在归附袁绍以后写成，却仍题作“泰山太守”，大概是沿用他曾经担任过的高官职位。《后汉书·郑玄传》记载：“当时大将军袁绍统率军队驻在冀州，派使者邀请郑玄，盛大会集宾客。……当时汝南人应劭也归附袁绍，于是自我称誉说：‘从前的泰山太守应仲远，面向北方以弟子身份行礼，这样可以吗？’”可见他自称官职门第就是如此。《三国志·吴书·张昭传》注说：“汝南主簿应劭议论如此，事情记在《风俗通》中，张昭作了文章加以驳斥。”考察这里所说的是应劭撰写《旧君议》时的事，当时他的官职是汝南主簿；这件事收入《风俗通》，并不是说《风俗通》是在他担任汝南主簿时写的。又考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世语》说：“曹嵩在泰山郡华县，太祖命令泰山太守应劭护送家属前往兖州。应劭的军队还没有到，陶谦暗中派遣几千名骑兵前去袭击捕杀。曹嵩一家以为是应劭来迎接，没有设置防备。陶谦的军队到达后，在门中杀死太祖的弟弟。曹嵩害怕，从后墙挖洞逃出，先让他的妾出去；妾身体肥胖，不能出去，曹嵩逃到厕所里，和妾一起被杀，全家都死了。应劭害怕，弃官投奔袁绍。后来太祖平定冀州时，应劭已经死了。”考察曹操攻取邺城是在建安九年秋天，因此应劭大概死于这一年。〔五〕《汉书·艺文志》说：“从前孔子去世后，精微的言论断绝；七十二位弟子去世后，大义发生偏离。”注说：“李奇说：‘是隐约微妙而不显明的言论。’师古说：‘是精深微妙、至关重要的言论。七十子，是指弟子中通达者七十二人，举其成数，所以说七十。’”又，《刘歆传》记载刘歆移书责让太常博士说：“孔子去世后，精微的言论断绝，七十位弟子去世后，大义发生偏离。”《孔子家语·孔安国序》说：“孔子去世以后，精微的言论断绝；七十二位弟子去世以后，大义发生偏离。”范晔《春秋谷梁传序》说：“大概是九流分立后，精微的言论隐没；异端兴起后，大义发生偏离。”《文选·让太常博士书》李善注引《论语谶》（《崇爵谶》）说：“子夏与六十四人共同撰述孔子的精微言论。”吕延济注说：“大义，是《诗》《书》《礼》《乐》的义理。”据此，那么所谓“孔子的精微言论”，就是《论语》。〔六〕《韩非子·五蠹篇》说：“合纵，就是联合众多弱国攻打一强国；连横，就是侍奉一个强国来攻打众多弱国。”《淮南子·泰族篇》说：“张仪、苏秦的合纵连横。”许慎注说：“苏秦联合六国实行合纵，张仪游说实行连横。”《文选·西都赋》注引文颖说：“关东实行合纵，关西实行连横。”“衡”和“横”在古代可以通用。《文选·过秦论》说：“结约合纵，离间连横。”李善注说：“是说诸侯结成合纵，想要分化秦国的连横策略。” 〔七〕《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说：“当时的君主和世代相承的统治者，各自有不同的好恶。”这是应劭取自该文。

译〔八〕《汉书·艺文志》说：“战国时代实行合纵连横，真伪相互争辩。”这是应劭取自该文。考察《汉书·宣帝纪》说：“使真伪不要相互混淆。”《法言·重黎篇》说：“想要仇视伪说，必须借助真理。”徐干《中论·考伪篇》说：“孔子去世，到现在已经几百年了。这期间圣人没有再出现，唐尧、虞舜的法则逐渐衰微，三代的教化停止，大道日渐衰落，人伦关系中没有确定的准则。于是那些迷惑世人、盗取名声的人，趁着百姓远离圣人教化已经很久，产生邪说，创立异术，借用先王遗留下来的训诫来加以文饰；文字相同而实际相违，外表相合而精神相距遥远，却自称得到了圣人的真传。他们各自兼采各种说法，另立特殊论调，诬蔑谣言欺骗一世之人，用虚假的名声诱导他们，又用虚妄将至的谤言恐吓他们，使人惶惶不安于得失，忧惧不定，丧失原有的本性，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迷失。” 〔九〕《汉书·艺文志》说：“因此，《春秋》分成五种传本。”注说：“韦昭说：‘指左氏、公羊、谷梁、邹氏、夹氏。’” 〔一０〕《汉书·艺文志》说：“《诗》分成四种传本。”注说：“韦昭说：‘指毛氏、齐、鲁、韩。’” 〔一一〕《汉书·艺文志》说：“《易》有几家不同的传授。”这是应劭取自该文。《艺文志·六艺略》又说：“《易》共有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隋书·经籍志》说：“还因为距离圣人已经很远，经籍散失，简册错乱，传说又有错误，于是使《书》分成两种，《诗》分成三种，《论语》有齐、鲁两种差异，《春秋》有几家不同的传授。”这里是为了行文便利而采用的说法，并不是实事求是的论述。〔一二〕《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说：“诸子共有十家，其中值得观览的只有九家。”十家指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等；从十家中除去小说家，所以说是九家。

译《艺文志》又说：“诸子总共有一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汉书·武帝纪赞》说：“罢黜百家。”注说：“师古说：‘百家，是指诸子的各种学说。’”《后汉书·安帝纪》说：“永初四年二月，下诏命谒者刘珍和五经博士校订东观所藏的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类书籍，整理脱漏错误，订正文字。”注说：“《前书》说：‘诸子总共有一百六十九家〔考察应当作“一百八十九家”〕。’这里说百家，是举其总数而言。”器按：《史记·甘茂传》说：“向蔡国的史举先生请教，学习百家的学说。”《范睢传》说：“五帝、三代的事情以及百家的学说，我也知道。”《五帝本纪》说：“百家谈论黄帝，他们的文字不典雅驯正。”由此可见，秦、汉之间的人已经有“百家之说”这种说法了。〔一三〕“殽乱”，何本、郎本、钟本作“散乱”，这是凭空改动。 《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的言论，纷繁杂乱。”注说：“师古说：‘殽，就是杂。’”这是应劭取自该文。《广弘明集》载阮孝绪《七录序》说：“到了战国时代，各地风俗不同，政令各异。百家竞相兴起，九流相继产生。” 汉朝兴起后，儒者〔一〕争相〔二〕重新比合义理、会通意义〔三〕，为经书撰写章句〔四〕。每一家都有五六种说法，都是剖析文字、迁就辞句，因而越来越偏离本义〔五〕。撰写文章的人〔六〕，杂乱地相互承袭，如龙鳞般交错〔七〕；训释经文、注解疑难，彼此转相凌驾夸高，累积起来像丘山一样〔八〕，可以说是繁多丰富了。然而对于民间流行的说法、众人共同传述的言语，因错误不断积累而成为习惯〔九〕，没有人能够追究考察其原委〔一０〕。如今王室大为衰败，九州分裂如幅帛割开〔一一〕，战乱没有平定〔一二〕，百姓所剩无几〔一三〕。我私下担心后来的学习者〔一四〕会因此更加迷惑昏昧，所以姑且凭借自己的才力不足，列举自己所知道的内容〔一五〕，再按类别汇集〔一六〕，共十卷〔一七〕，称为《风俗通义》；就是说，它通晓流俗中的过错和谬误〔一八〕，并且把有关事例归纳到义理之中〔一九〕。〔一〕“儒者”的含义，详见本书佚文。〔二〕“竞”字，原校说：“一本作‘竟’。”朱藏元本相同。严可均辑《全后汉文》引用元刻本《风俗通》的校语说：“一本作‘兴’。” 〔三〕“比谊”中的“谊”与“义”在古代相通。吕不韦《吕氏春秋》高诱序说：“如果有错误不合经典之处，后来的君子应当加以判断裁定，比照其义。”其中“比义”的意义与这里相同。《周礼·大司寇》说：“凡庶民的狱讼，都用邦成来裁断。”郑众注说：“邦成，就像现在依据判例裁决案件。”贾公彦疏说：“如果律令中已有判决此类事情的条文，就都依照旧例判决；如果没有条文，就类比处理，以此决定，所以称为决事比。”器按：这里的“比”字，也是比类、比例的意思。《汉书·文帝纪》说：“按照类别办事。”师古注说：“类比以后办事。”《汉书·刑法志》又说：“决事比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师古说：“比，是拿事例相互比照。”《后汉书·陈宠传》说：“陈宠为鲍昱撰写《辞讼比》七卷，裁决案件的科条，都按照事类归并。”《后汉书·应劭传》又说：“随即撰写完备……决事比例。”这些“比”字的意义都相同。〔四〕章句之学，在西汉前期已经存在。《后汉书·徐防传》记载：“徐防认为五经流传久远，圣人的本意难以明白，应当撰写章句来启发后学，于是上疏说：‘臣听说《诗》《书》《礼》《乐》由孔子确定，阐发章句始于子夏。’”《汉书·艺文志》记载，《易经》有施氏、孟氏、梁丘氏的章句各二篇；《尚书》有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春秋》有公羊章句、谷梁章句。又《刘歆传》记载：“刘歆研究《左氏》，引用传文解释经文，互相发明，从此章句和义理都完备了。”《张禹传》记载：“张禹作为老师，因为皇上多次向自己询问经义，于是撰写《论语章句》进献。”《夏侯建传》记载：“夏侯建从师学习于夏侯胜和欧阳高，广泛采集所得，又向研习五经的儒者询问；凡是与《尚书》相互出入的内容，就牵引来依次编排章句，详细加以文饰和解释。”《后汉书·桓郁传》记载：“明帝亲自撰制五家要说章句〔注引华峤书作‘五行章句’〕，命令桓郁在宣明殿校订。”《杨终传》又记载：“撰写《春秋外传》，改订章句。”《赵岐传》记载：“撰写《孟子章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卷〕 《牟长传》记载：“撰写《尚书章句》。”何晏《论语集解叙》说：“安昌侯张禹原本接受鲁《论语》，又兼讲齐说；好的就采用，称为《张侯论》，为当世所珍重；包氏、周氏的章句由此产生。”《唐书·艺文志》说：“自从六经在秦代被焚毁，老师传授的道路中断，简册篇章出现讹误残缺，学者无法得到经书的本来面貌，于是诸儒的章句之学兴起。”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一·毛诗诂训传名义考》说：“汉代儒者解说经书，没有不先通晓训诂的。《汉书·扬雄传》说：‘扬雄年轻时喜欢学习，不专事章句，只求训诂通达而已。’《儒林传》说：‘丁宽撰写《易说》二万字，只训释字义而举明大义。’《后汉书·桓谭传》也说：‘桓谭遍通五经，都只训诂并阐明大义，不专作章句。’由此可知，训诂和章句有所区别：章句，是分割篇章、辨析句子，细密地推衍支派，其中言语多有牵强附会，繁多而不简约。蔡邕所说的‘前代儒者特别撰写章句的，都是按照自己的意思附会，并非经文的本旨’；刘勰所说的‘秦延君给《尧典》作注十多万字，朱普解释《尚书》三十万字，这正是通达之人厌恶烦琐、以学习章句为羞的原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篇、三十一卷、二十九卷〕 训诂则是广泛学习古文，通晓转注、假借等字义变化，不烦琐地逐章解释、逐句训释，而深奥的义理自然显现。班固所说的“读古文应当依照《尔雅》，所以解释古今词语就可以明白”，正是这个意思。〔五〕《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说：“后世的经书和传文已经彼此偏离，博学的人又不思考多听闻、对疑问暂且存疑的道理，却专门致力于琐碎地分析义理、回避疑难，讲求便巧的辞句和巧妙的说法；把经文的形体拆解破坏，解释五个字的文章，竟至于写成二三万字。后来的学习者更加竞相追逐，所以有的儿童专守一门技艺，直到白发才会说出其中的道理。他们安于自己所学习的内容，诋毁自己没有见过的学说，最终反而自我蒙蔽：这是学习者的大患。”应劭就是以此为依据。“ “驰远”，《汉书》作“驰逐”。《礼记·王制》说：“拆分言辞，破坏法则。” 〔六〕《汉书·刘向传赞》说：“自从孔子以后，撰写文章的人很多了。”《文选·皇甫谧三都赋序》说：“撰写文章的人，不遵循经典的言语。”缀文，汉代人又称为属文。《汉书·楚元王传》说：“刘辟彊字少卿，也喜欢读《诗》，能够属文。”颜师古注说：“属文，就是连缀文辞。”《汉书·贾谊传》又说：“能够读《诗》《书》，能够属文。”师古说：“属，就是连缀辑集；是说他能够写文章。”考察起来，缀文就是连缀字而成句，连接句而成章，组织篇章而成篇。又《汉书·刘歆传》说“缀学之士”，意义与这里相同。

译〔七〕《文选·西都赋》说：“方圆五万里，疆界田畴交错如绮，沟渠田埂如雕刻般纵横，平原低湿地像龙鳞一样排列。”吕延济注说：“绮纷、刻镂、龙鳞，都是田地的畦界彼此交错，形成文理。”龙鳞，汉代人又多用“鱼鳞”来表示，意义相同。《史记·淮阴侯传》说：“天下的士人，如云聚、如雾集，像鱼鳞一样杂乱密集。”《汉书·蒯通传》作“鱼鳞杂袭”，师古说：“杂袭与杂沓相同，是说彼此杂处而层层积聚。”《汉书·刘向传》又说：“鱼鳞左右。”师古说：“是说处在皇帝左右，依次排列，像鱼鳞一样。”又见本书《正失篇》：“杂袭继踵。” 〔八〕《后汉书·郑玄传论》说：“自从秦代焚毁六经，圣人的文章湮灭于尘埃。汉朝兴起后，诸儒逐渐修治经学文献；到了东汉，学者也各自成为一家。但拘守经文的人固执于所受的旧说，异端纷纷出现，彼此互相诡诈激烈地争辩，于是使一部经书有几家传本，一家又有几种说法；章句多的，有时竟达一百多句。”所论与这里相同。《文选·求立太宰碑表》注引《七略》说：“孝武皇帝任用丞相公孙弘，广泛开辟献书的道路；一百年之间，书籍堆积如山。”御览六 ○七引本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原文仅存引文开头：“ 武帝大力开辟献书的渠道，设置五经博士，招收弟子，设立考试射策，以官职俸禄来鼓励。直到元始年间，已有一百多年，书籍堆积如山，传授经业的人逐渐增多，枝叶繁盛，经书注说多达百万字，大概是因为有利禄这条道路的缘故。〔九〕《汉书·贾谊传》：“孔子说：‘年少时养成的习惯就像人的天性，长期习惯就会变得像自然本性一样。’师古说：‘贯’也就是习惯。按：‘贯’与‘惯’相通。〔一〇〕苏颂《苏魏公集》卷六六《校〈风俗通义〉题序》引用《意林》所载《折当篇》目录说：“泰山太守臣应劭拜了两拜上书说：‘秦始皇焚烧书籍、坑杀儒生，六经残缺失传。高祖接受天命，天下安定，常常在墙壁、柱子和石室之中发现六经遗文，但竹简腐朽、帛书破裂，残缺不全。至于国家的行事以及民间流传的话语，都无法考察明白。因此，三代派遣轻车使者，经过遥远的地区，采集各地的方言，使君主不出门户，也能知道不同风俗的语言。’” 〔一一〕《三国志·魏书·崔琰传》：“崔琰回答说：‘如今天下分裂崩溃，九州像布帛一样被撕裂。’” 〔一二〕《诗经·小雅·节南山》：“不怜悯上天，乱世没有止境。”郑玄笺说：“定，就是停止。天下的祸乱，没有肯使它停止的人。” 〔一三〕《诗经·小雅·頍弁》：“死亡没有确定的日子，我们还能相见几次？”笺说：“王政已经衰败，我没有可以依靠的人，死亡没有确定的期限，还能有多少时间再与君王相见呢？”《汉书·五行志中之上》：“人的生命还能有多少时间，谁能不苟且偷生？”师古说：“‘几何’是说没有多少时间。” 〔一四〕《论语·先进》：“孔子说：‘先学习礼乐的人，是普通人；后学习礼乐的人，是君子。’”《释文》引包氏说：“‘先进’‘后进’，指的是先后入学的士人。”郑玄说：“‘先进’‘后进’，指的是学习的先后。” 〔一五〕《论语·子路》：“仲弓担任季氏的家宰，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先让有关官吏各司其职，赦免小过错，举荐贤能人才。’仲弓说：‘怎么知道哪些是贤能人才而加以举荐呢？’孔子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你所不知道的人，别人难道会舍弃他们吗？’” 〔一六〕《易·系辞上》：“同类的事物按类别聚集，各种事物按群体区分。”这句话又见于《礼记·乐记》。〔一七〕“总共十卷”，程本、奇赏本作“总共十一卷”，错误。朱筠说：“按《文献通考》，陈氏说：‘《风俗通义》，《唐志》记载为三十卷，现在只存十卷。’这篇序文自己说是十卷，大概是后人刻本改动的，应当作‘三十’。”卢文弨《群书拾补》作“总共三十一卷”，说：“现在多作‘总共十卷’，这是妄人改动的。”按：严可均辑《全后汉文》作“总共三十一卷”，这是严氏校改的，并不是因为他见到了三十一卷本。〔一八〕《续汉书·五行志五》补注：“《风俗通》说：‘应劭特意前去察看，哪里有什么人，只见有奔跑泄漏的污秽之处，油腻的赤色液体流淌，墙上只是另有剥落数寸、曲折的痕迹罢了。’应劭又对这件事作了通释，说了如下的话。”又说：“《风俗通》说：‘光和四年四月，南宫中黄门寺有一个男子……’臣昭注说：‘查考前面的通释，各处都有不正确之处……’”刘昭使用“通”字，正是取自应劭自序中的含义。〔一九〕《后汉书·本传》：“撰写《风俗通》，用来辨明事物类别和名称，解释当时风俗中的疑难。文章虽然不典雅，后世却佩服他的博闻。”《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华峤《后汉书》：“他的儿子应劭，字仲远，也博学多识，尤其喜欢广泛考察事物。他所撰写的著作，如《风俗通》等，共有一百多篇，文辞虽然不典雅，世人却佩服他的博闻。”《史通·自叙》：“百姓，就是昏暗无知；昏昏然什么也不懂，只凭借愚昧蒙昧的状态，面对墙壁般地看待事物。有的说话声音讹误、语句鄙俗，无法探究本源；有的拘守成说、死守教条，动不动就有许多禁忌。因此，应劭的《风俗通》便产生了。”《诸子汇函》说：“应劭，是汉代太山太守，著书寄托了使风俗相同、改变旧俗的意旨。”又说：“他撰写《风俗通》，成为一时的宏大典籍，实在是治理政事、辨正风俗的根本。” 所谓风，是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一〕，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二〕。所谓俗，是有血气的各类生物〔三〕，仿照这些条件〔四〕而生，所以语言、歌唱有不同的声音，击鼓舞蹈、身体动作有不同的形态，有的正直，有的邪僻，有的善良，有的淫靡〔五〕。圣人〔六〕兴起〔七〕后，就使它们均衡整齐，都归于正道；圣人衰废后，便又恢复原来的风俗〔八〕。《尚书》说：天子巡行诸侯国〔九〕，到达岱宗〔一〇〕，朝见诸侯〔一一〕，会见百岁老人〔一二〕，命令太师陈述诗歌，以观察百姓的风俗〔一三〕。”《孝经》说：“改变风气、革易习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办法了〔一四〕。”

译《传》说：“相隔百里，风气就不同；相隔千里，风俗就不同；各家有不同的政令，各人有不同的服饰〔一五〕。” 由此说来，治理政事的要领，是辨别风气、端正风俗〔一六〕，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一七〕。〔一〕卢文弨说：“‘险易’，今本《太平御览》作‘阴阳’。”徐友兰说：“ 谨慎考察：这里应当是‘●易’，所以讹误成了‘险易’。‘●’见于《乾坤凿度》，虽然这是伪书，但所用的古字应当有原本依据，只是错画很多，容易讹误，这与《穆天子传》的情况相似。‘●’字应当从二日，与‘●’‘●’‘●’含义相同。许慎解释‘●’字为云覆盖太阳，正与‘●’的意义相近。‘昍’讹成了‘□’，上面的字如今脱落而成为‘●’，下面的‘●’讹成了‘从’，于是成了‘险’字。”器按：《文献通考·经籍考》卷四十引用时也作“阴阳”，这大概是另一种版本。《孙子·始计篇》：“地形包括远近、险易、广狭、死生。”《淮南子·兵略篇》：“地势平易就使用车，地势险要就使用骑兵。”高诱注说：“易，就是平地。” 〔二〕《意林》没有“也”字。《汉书·五行志下之上》注：“应劭说：‘风，就是土地的风气和风俗。’” 〔三〕《史记·律书》：“从含血而生、头戴角的野兽来说，受到侵犯就会抵抗。”由此可见，凡是动物都可以用“含血”来称说。本文所说的“含血之类”，则是指人类。《后汉书·赵壹传》：“使干枯的皮肤重新含有血液，使枯骨重新长出血肉。”这里也正是说头圆脚方的人类。〔四〕“像”，《意林》《文献通考》作“象”，二字古代相通。〔五〕《礼记·王制》：“凡是居民的资财和生活，都必然受到天地间寒暖、燥湿的影响；宽广的山谷和大的河流，其治理方式不同，生活在其中的人民风俗不同，刚柔、轻重、迟速也有不同的调适。” 〔六〕《意林》引用本书说：“《易》说：‘有利于拜见大人。’大人与圣人，意义相同。”《类聚》等书引用本书说：“圣，就是声音；又有通达之意。是说听到声音便能知道实情，通达天地之理，使万物条理畅达，所以叫作圣。”详见佚文。〔七〕“作”是兴起的意思，读音和《孟子·公孙丑上》“贤圣之君六七作”的“作”相同。〔八〕《汉书·地理志下》：“大凡百姓都具有五常的本性，但他们的刚柔、缓急和声音各不相同，这取决于水土的风气，所以称为风。人们的喜好、厌恶、取舍、行动和静止没有固定不变的规律，随着君主和上级的情欲而变化，所以称为俗。孔子说：‘改变风气、革易习俗，没有比音乐更好的办法。’这是说圣明的君王居于上位，统理人伦，必定改变风俗的根本而革易其末节，使天下混同一致，统一归于中和，然后王道教化才能成就。”刘昼《新论·风俗》篇：“风，就是气。俗，就是习惯。土地水泉使气有缓急，声音有高下，这就叫作风。人居住在这个地方，习惯养成了本性，这就叫作俗。风有厚薄，俗有淳厚和浇薄，圣明君王的教化，应当改变风气，使它高雅；革易风俗，使它端正。” 〔九〕“守”，吴本、郎本、钟本、汪本、郑本以及《全后汉文》作“狩”，古代相通。〔一〇〕这段文字见于孔本《尚书·舜典》，我私下怀疑这里以及下文都出自《尚书大传》。本书所引经文和经说常常混在一起。《白虎通德论·巡守篇》所引《尚书大传》，与这里的下文相同；这两句本来就应当与下文相连，由此可知，《尚书大传》引用经文并作解释时就是这样。又，这里以及下文都见于《礼记·王制篇》。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六说：“大概是伏生引用它来解释《尚书》。”岱宗，详见后文《正失篇》的“封泰山禅梁父”以及《山泽篇》的“五岳”。〔一一〕“觐”，《尚书大传》作“见”，《礼记》作“觐”。〔一二〕“见”，《尚书大传》作“问”。《路史·后纪十二》疏引郑玄注：“百年，是年长的老人；见，是尊敬到了极点。”这样看来，郑玄所据的《尚书大传》仍作“见”。《王制》郑玄注：“觐，就是见；前去会见老人。”《汉书·万石君传》：“询问百岁老人，了解百姓的疾苦。” 〔一三〕《白虎通·巡守篇》引用《尚书大传》：“会见诸侯，询问百岁老人，命令太师陈述诗歌，以观察百姓的风俗。”《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说：“古代设有采诗的官，君王借此观察风俗，了解政治的得失，自我考察并加以纠正。”又《食货志》说：“春秋时节，聚居的人将要散去，行人摇动木铃，沿路巡行来采集诗歌；把诗歌献给太师，按照音律编排，使天子听到。所以说，君王不必窥视门户，就能知道天下的情况。”又《礼乐志》说：“于是设立乐府，采集诗歌，夜间诵读。”师古说：“采诗，是按照古代遒人沿路巡行的做法，采集百姓的歌谣，以了解政教的得失。”《王制》郑玄注：“陈诗，是说采集他们的诗歌而加以察看。”疏说：“这是说君王巡守，会见诸侯完毕后，便命令各方诸侯的太师——也就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各自陈述本国风诗，以观察其政令的好坏：政令良善，诗辞也良善；政令恶劣，诗辞也恶劣。观察诗歌，就能知道君主政事的好坏。所以《天保》诗说：‘百姓质朴啊，每天只用来饮食。’这就是政事和谐的表现；如果政事恶劣，那么《十月之交》所说的‘拆毁我的墙屋，田地全都污秽荒芜’，就是这种情况。” 器按：采诗在汉代又称为举谣言。《后汉书·羊续传》：“任南阳太守，……采集、询问风俗歌谣，然后才进用。”又《郅寿传》：“圣明的君王在道路上听取歌谣。”又《刘陶传》：“诏令依据歌谣来举荐、刺举刺史和二千石官员，因此凡是因歌谣被征召的人，都授任为议郎。”又《蔡邕传》：“ 又命令三公根据歌谣上奏政事。”又《范滂传》：“后来诏令三府属官举荐歌谣所反映的人和事。”又《李郃传》：“和帝分别派遣使者到州县观察、采集风俗歌谣。”《三国志·魏书·武纪》注引《魏书》：“灵帝下诏命令三府举荐上奏，……百姓为此编作歌谣的人，免职罢黜。”《后汉书·蔡邕传》注引《汉官仪》：“三公听取、采集对长吏好坏的评价以及百姓所痛苦的事情，回来后分条上奏，这就是所谓举谣言。” 〔一四〕所引《孝经》，见《广要道章》。《汉书·五行志下》：“天子应当省察音乐，以创作风谣。”注：“应劭说：‘风，就是土地的风气和风俗。省察中和的风气来创作音乐，然后才可以改变坏的风气、革易坏的习俗。’” 〔一五〕《汉书·王吉传》：“相隔百里风气不同，相隔千里风俗不同，各家政令不同，各人服饰不同。”又《货殖传》：“各国政令不同，各家风俗不同。” 〔一六〕“辩”，《文选·王元长〈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注引作“辨”；集注残本把“政”引作“正”。

译〔一七〕《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景公问明王之教民何若》：“古代相隔百里习俗不同，相隔千里风俗各异，所以圣明的君王修治正道，使人民统一、风俗相同。” 周、秦两代常常在每年八月派遣輶轩使者，寻求不同朝代的方言，回来后把它们编成簿籍上奏，收藏在秘室中〔一〕。等到嬴氏灭亡，遗留下来的文献散失、遗漏、废弃，没有人能再见到它们〔二〕。蜀人严君平有一千多字〔三〕，林闾翁孺〔四〕才有一个大概的办法〔五〕。扬雄喜爱这件事，天下的孝廉〔六〕和卫卒〔七〕交相会集，他周遍询问考察〔八〕，按次序作注补续，经过二十七年，才整理校正完成〔九〕，总共九千字。他所阐明的内容，仍然比不上《尔雅》的宏大华丽。张竦认为这是可以悬挂在日月之旁、永远不可磨灭的著作〔一〇〕；我实在愚昧昏暗，没有能力加以阐述发挥，哪里敢拿自己同这些人相比呢〔一一〕！只是想到著述的功劳〔一二〕，所以姑且把它发扬光大罢了。〔一〕《意林》、《文选·七命》注、又《颜延年曲水诗序》注、《文选·曲水诗序》集注、《任彦升宣德皇后令》集注以及《事类赋》五处引用，都没有“岁”字；《太平御览》卷七七九、《职官分纪》卷四五引用时有“岁”字。“遣輶轩之使求异代方言”，《意林》作“遣輶轩使者采异代方（道藏本误作‘芳’）言”。《七命》注、《曲水诗序》注及集注、《宣德皇后令》集注引用时没有“遣”字，《书钞》卷四〇、《太平御览》引用时有。“求”，《书钞》、《职官分纪》、《事类赋》作“采”，《太平御览》、《全后汉文》作“采”。《拾补》引孙氏说：“《文选·颜延年曲水诗序》注引用这里作‘采’（器按：六臣本作‘采’），《七命》注作‘采’（器按：《宣德皇后令》集注作‘采’），《意林》相同。”《事类赋》把“代”引作“俗”，是凭臆测改动的。“还奏籍之”，《太平御览》、《职官分纪》引用时没有“ 籍”字。“藏于秘室”，《意林》、《七命》注、《事类赋》作“藏之秘府”。器按：《说文·车部》：“輶，是轻车。”《文选·吴都赋》：“輶轩蓼扰。”李周翰注：“輶轩，是轻车。”所谓“异代方言”，“异”是不同的语言，“代”是代语。《方言》卷十说：“都是南楚、江、湘之间的代语。”郭璞注：“凡是用不同的语言相互替代，都叫作代。”又卷十三注：“鼻、祖，都是‘始’的别名，转而又训释为居住，这就是所谓代语。”《事类赋》引用作“异俗方言”，这是不懂而妄自改作。所谓奏籍，根据扬雄《答刘歆书》：“曾听说前代輶轩使者所进的簿籍之书，都收藏在周、秦的宫室中。”郭璞《方言序》：“听说《方言》的写作，出自輶轩使者，他们用来巡游万国、采集不同的语言；凡车轮所到、人的足迹所至，没有不全部记录下来，作为上奏的簿籍。”奏籍，大概是指进呈的簿籍。《太平御览》《职官分纪》没有“籍”字，是不对的。秘室，《汉书·艺文志》说：“于是制定收藏书籍的簿册，设置抄写书籍的官员，甚至诸子百家的传说之书，也都充满秘府。” 注：“如淳说：‘刘歆《七略》说：外部有太常、太史、博士所收藏的书，内部有延阁、广内、秘室等府库。’这样看来，秘室又称作秘府。〔二〕《意林》作：“等到嬴氏灭亡，遗留下来的东西几乎全都被抛弃了。” 〔三〕道藏本《意林》把“千”作“十”，错误。戴震《方言疏证》说：“考察常璩《华阳国志》：‘高尚的逸民严遵，字君平，是成都人。’又说：‘严君平德行高尚、秉持智慧。’《汉书·地理志》：‘后来有王褒、严遵、扬雄之流，文章冠绝天下。’又《王贡两龚鲍传》：‘蜀地有严君平，广泛阅读，没有什么不通晓的；扬雄年轻时跟随他游学，蜀人爱戴敬重他，直到今天还称道他。’严遵就是庄遵，因为汉显宗孝明皇帝名庄，才改称为严。扬雄《法言·开明篇》：‘蜀庄沉默幽深，是蜀庄的才华和珍宝。’吴秘注说：‘庄遵字君平。’洪迈《容斋随笔》认为，《法言》并不避讳‘庄’字，为什么唯独到了这本书却称‘严’？他不知道本书原本不避讳，而后人改动的地方很多。这本书下文说‘蜀人有扬、庄’，没有改成‘严’，难道只是因为习惯称作‘严君平’，所以妄自改动了吗？” 〔四〕《意林》在“孺”字下面有“者”字。卢文弨《拾补》说：“《华阳国志》：‘林闾，字翁孺，是临邛人，是扬雄的老师。’”戴氏《疏证》说：“考察《广韵》：‘林闾氏，出自嬴姓。《文字志》说：后汉有蜀郡人林闾翁孺，博学而善于书写。’但《华阳国志》却说：‘林闾字公孺，是临邛人，扬雄拜他为老师。见《方言》。’又说：‘ “林翁儒的训诂深远。”似乎是把“林闾”当作林姓的里名，而且“公孺”“翁儒”二名彼此讹误不同；据此书看来，林闾 निश्चित是复姓。”钱绎《方言笺疏》说：“考《王应麟姓氏急就篇》说：‘汉代扬雄的书中说：林闾妇，是蜀郡掌氏的女儿。’它的错误与常璩相同。” 钱绎《笺疏》说：“《方言》卷十三说：‘梗，就是大略。’注说：‘梗概，就是大略。’张衡《东京赋》说：‘所以粗略地向宾客说明事情的大概就是这样。’薛综注说：‘梗概，就是不细密，意思是粗略地举出大纲如此。’《后汉书·杜笃传》说：‘所以略述其大概。’李贤注说：‘梗概，犹如说粗略。’左思《魏都赋》说：‘当时在滮池边略作周游。’声音转变又称为“辜较”。《孝经》说：‘这就是天子的孝道。’孔安国传说：‘“盖”是表示大略的语气。’刘炫《述义》说：‘辜较，犹如梗概；孝道范围广大，所以只举出它的大略。’”

译《汉书·武帝纪》说：“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开始命令郡国各举荐一名孝廉。”颜师古注说：“孝，是指善于侍奉父母；廉，是指品行清白而有廉正操守。”《武帝纪》又记载：“元朔元年，有关官员上奏议论说：‘现在诏书彰明先帝的圣德遗绪，命令二千石官员举荐孝廉，是为了教化百姓、移风易俗。不举荐孝子，便是不奉诏令，应按不敬论处；不考察廉吏，就是不能胜任职务，应当免官。’”《北堂书钞·设官部》引《汉官仪》说：“和帝诏令：‘大郡人口五十万，举荐孝廉二人。’”《后汉书·和帝纪》说：“永元十三年九月诏令：‘应令边郡人口十万以上的，每年举荐孝廉一人；不满十万的，两年举荐一人；五万以下的，三年举荐一人。’”考《后汉书·丁鸿传》说：“当时大郡人口五六十万，举荐孝廉二人；小郡人口二十万，其中还有蛮、夷的，也举荐二人。和帝认为这不公平，便下令公卿会议。丁鸿与司空刘方上奏说：‘凡是按人口确定名额的规定，应当有等级品次；蛮、夷错杂的，不应计入人口数。从今以后，郡国每二十万人口每年举荐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一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的，两年举荐一人；不满十万的，三年举荐一人。’” 和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和帝的诏令，大概就是依据丁鸿、刘方的意见制定的。《续汉书·百官志五》说：“郡太守、王国相，本注说：‘年终，派遣属吏上报计簿，同时举荐孝廉；郡人口二十万举荐一人。’”当时名额的分配比例，也随着时间和地区的不同而相应变化；说举荐二人或一人，都是指孝、廉各举二人或各举一人。安帝永初二年诏令所说的“在乡里有清廉、孝顺声誉的人”，也是分别说廉和孝，所以说“兴廉举孝”，并不是说孝廉只是一个人。所谓“岁尽”，刘昭的注中补引卢植《周礼·小行人》“秋献功”的注说：“考核计簿截止于九月，这是因为秦代以十月为岁首的缘故。”《后汉书·顺帝纪》又记载：“阳嘉元年冬十一月辛卯，首次命令郡国举荐孝廉，规定年龄须在四十岁以上；诸生须通晓经书章句，文吏须能撰写笺奏，才可以参加选拔。”这样看来，举荐孝廉又有年龄限制。又考《意林》《书钞》卷七九引傅子说：“间隔年考察并举荐孝廉上报的，都是九州百郡的人才；各地风俗不同，所崇尚的也不一样。”那么扬雄之所以向天下的孝廉询问各种说法，正是因为各地风俗不同、所崇尚的也不同。《续汉书·百官志五》的注引《汉官仪》说：“百姓年满二十三岁成为正卒，一年充任卫士；……年满五十六岁，年老体衰，才可以免除徭役，成为平民，回乡从事田作。”卫卒就是卫士。《汉书·武帝纪》说：“南越进献驯服的大象。”应劭注说：“驯，是教它能够跪拜起立，周章行走，顺从人的意愿。”《楚辞·九歌·云中君》说：“姑且遨游而周章。”王逸注说：“周章，犹如周流。”《颜氏家训·勉学篇》说：“齐国有宦官内参田鹏鸾，……当时他伺机周章询问请教。”《文选·杨德祖答临淄侯笺》说：“我专心周章于阅览之中，哪里还有闲暇高视阔步呢！”张铣注说：“周章，就是驰逐。”《隋书·王贞传》载《谢齐王索文集启》说：“近在天子身边，周章奔忙而没有闲暇。”考察“周章”犹如说周流、章皇。《文选·羽猎赋》说：“章皇周流。”注说：“章皇，犹如徘徊；周流，就是周遍流行。” 刘淇《助字辨略》卷三说：“这里的‘尔’字，犹如说‘此’，也可以说‘然后’。‘尔’既解释为‘此’，所以又能转而解释为‘斯’。” 张竦，字伯松，见于《汉书·张敞杜邺陈遵传》，就是《王莽传》所说“想求得封爵，去拜访张伯松”的那个人。扬雄《答刘歆书》说：“我常听说，前代乘轻车出使的使者所奏报的书籍，都收藏在周、秦的宫室中。等到宫室毁坏以后，这些书被遗弃，再也没有人见到。只有蜀地人严君平、临邛人林闾翁孺，十分喜爱训诂，还能见到乘轻车使者所奏报的言语。翁孺是与我外家有姻亲关系的人；又因为君平偶然有过错，私下对年少的我有所礼遇，所以我得以接近他。君平只有一千来字，翁孺略有梗概性的训诂方法。翁孺去世已有几年，他的妻子是蜀郡掌氏的女儿，没有儿子，便离去了。那时我才开始能够写文章，先后作了《县邸铭》《王佴颂》《阶达铭》和《成都城四隅铭》。蜀人杨庄任郎官，把这些文章诵读给成帝听，成帝很喜欢，认为它们很像司马相如的文章。扬雄因此得以在外廷被看见。以上这些文章，都是都水君曾经见过的，所以不再上奏。扬雄任郎官的那一年，自己上奏说：我年少时没有得到学习的机会，但内心喜爱深沉博大、极其华美的文章，希望不领取三年的俸禄，并且暂时免除当值服役的差事，使我能够放开思绪、拓展心意，以便自己完成学业。有诏令说：‘不能夺去他的俸禄，命尚书赐给他笔墨钱六万，让他能够在石室中阅读书籍。’” （据疏证本）这样过了一年，扬雄作了《绣补》《灵节》《龙骨》的铭诗三章，成帝很喜欢，于是他得以尽情发挥。所以天下各地上报计簿的孝廉，以及内郡前来会集的卫卒，扬雄常常拿着三寸多长的短笔，带着四尺长的油绢，向他们询问各地不同的语言；回来后就用铅刀把它们依次刻在木牍上，到现在已经二十七年了。不过，各地语言有时互相错杂、彼此相反，我正重新加以考论思索，详细汇集整理。张伯松大概怀疑扬雄不喜欢他的赋颂文章，但也认为扬雄的文章奇异，常常向扬雄谈说他父亲以及他先君所喜爱的典籍训诂，把这篇文章的篇目交给扬雄，并略微给他看了已经写成的部分。伯松说：‘这是可以悬之日月、永远不可磨灭的书。’”

译应劭《风俗通义序》说：“周、秦常在每年八月派遣乘轻车的使者，……张竦认为这是可以悬之日月、永远不可磨灭的书。”任昉《南徐州萧公行状》说：“合并编定成一家之言，悬之日月。”李善注说：“扬雄《方言》说：扬雄把这些篇目略微给张伯松看了已经写成的部分，伯松说：这是可以悬之日月、永远不可磨灭的书。”这个注把“伯松”二字重复了一次，是有讹误的。”（器案：“伯松”二字并不重复，应当属于上句，句读通顺，意思自然。）钱氏《笺疏》说：“考《汉书·扬雄传》详细列举扬雄所著的书，唯独没有《方言》。《常璩华阳国志》和《艺文志》的小学类也只有《训纂》一篇，儒家类有扬雄所作序的三十八篇，也没有提到《方言》。东汉一百九十年间，也没有人称扬雄作《方言》；直到汉末，应劭《风俗通义序》才说：‘周、秦每年八月派遣乘轻车的使者，……二十七年后，你才开始订正。’又有应劭注《汉书》引用《杨雄方言》一条。因此，称扬子作《方言》的事情，考察起来是从应劭开始的。到魏代孙炎注《尔雅》，吴代薛综解释《二京赋》，晋代杜预注《左传》，以及张载、刘逵注《三都赋》，都相继引用《方言》互相证明；一直到东晋，郭氏才为这部书作注；后来的儒者称扬子《方言》，大概就是由此而来。郭氏说：“著有三五篇。”这与刘歆书中所说的“十五篇”数目正好相合。然而《隋书·经籍志》说：“《方言》十二卷。”《旧唐书》称：“《别国方言》十三卷。”这说明把十五篇合并为十三卷，肯定是在郭氏作注以后、隋代以前。又《风俗通义序》采用答刘歆书中的话，详细说明始末，说：“《方言》共九千字。”如今统计正文，实际有一万一千九百多字，大概是因为子云这部书原本没有完成。考察他给刘歆的答书，其中说：“ 各地语言有时互相错杂、彼此相反，我正重新加以考论思索，详细汇集整理。”又说：“张伯松把这些篇目交给我，略微给我看了已经写成的部分。”又说：“如果能够宽限期限，我一定不敢有所吝惜。”他说“正重新加以考论思索，详细汇集整理”，说明当时正处在编纂缀辑之中；说“略微给他看了已经写成的部分”，说明还有尚未完成的部分；说“宽限期限，我一定不敢有所吝惜”，说明是说将来成书以后。书中从第十二卷以下，大多只是列举词语，不说明属于哪个方言，这就是明证。当刘歆索取此书时，编纂尚未完备；刘歆想借来观看而没有得到，所以《七录》没有记载，《汉志》也没有著录。至于卷数和字数不同，或许是子云去世以后，侯芭之类搜集他的遗稿，私下相互传抄流传，难免辗转增补附会，如同徐铉增益《说文》一样，所以字数多于以前；后来传授这门学问的人，因为《汉志》中没有《方言》的名称，而小学类有《别字》十三篇，却没有著作者姓名，担心这是假借附会，所以考证它确实出于扬子，便把它合并为十三卷，以凑成这个数目，因此卷数比旧本减少了吧？到了宋代的目录又说十四卷，应当是因为把刘歆书和扬子答书中原来附在书末的内容另立一卷，再合并计算，没有什么可疑的。” 器案：《华阳国志·蜀都士女篇》说：“典籍没有比《尔雅》更正确的，所以作《方言》。”这应当就是取自应劭“它所发明的内容，仍然不如《尔雅》宏大华美”的说法。钱氏说“《常志》没有说扬子作《方言》”，可以说是近在眼前却看漏了。《汉志》著录的《别字》，钱大昕《三史拾遗》也认为：“就是扬雄所撰《方言》十三卷。原名是《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有时称《别字》，有时称《方言》，都是省略说法。”考《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记载，东平王所著有《别字》，大概是仿效扬雄的书而作。《意林》作：“我虽然没有才能，怎敢同这些人相比而使之兴盛。”《史记·刘敬传》说：“哭泣的声音还没有停止，受伤的人还没有起身，却想使国家达到成王、康王时代的兴盛程度，我私下认为这是不能相比的。” 《礼记·乐记》说：“创作的人称为圣，传述的人称为明，明与圣，就是创作和传述而言。”郑玄注说：“述，是解释它的意义。”疏说：“创作的人称为圣，是因为圣人能够通达事物的道理，所以创作的人称为圣，尧、舜、禹、汤就是这样的人。传述的人称为明，是因为明者能够辨析说明是非，所以修治传述的人称为明，子游、子夏之类就是这样的人。” 从前有个客人为齐王作画，齐王问：“什么最难画？什么最容易画？”客人说：“狗和马最难画，鬼怪最容易画。”狗马早晚都在人眼前，画得不像就不行，要画得像，所以难；鬼怪没有形体，没有形体的东西人看不见，看不见，所以容易画。如今俗语虽然被说成浮浅，然而贤者和愚者都共同谈论它，像狗马一样，因此很难写好；并且还要把当今的各种事务综合起来，孔子说：“幸好如果有过错，人们一定会知道。”希望诸位明哲之士有幸详细阅览。何本、郎本、程本、钟本没有“客”字。何本、郎本、程本、钟本、郑本作“最易”，没有“孰”字。何本、郎本、钟本作“无形者不见故易”，没有重复“不见”二字。考《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有个客人为齐王作画，齐王问：‘什么最难画？’回答说：‘狗和马最难。’又问：‘什么最容易画？’回答说：‘鬼怪最容易。’狗马是人们所熟悉的，早晚都显现在眼前，不能画得相像，所以难；鬼怪没有形体，不显现在眼前，所以容易画。”这就是本文所依据的文字。《淮南子·泛论篇》说：“如今画工喜欢画鬼怪而厌恶画狗马，为什么呢？鬼怪不常出现，而狗马每天都能见到。保存安危、治理乱世，不是有智慧就不能做到；而先称道古代，即使愚人也有余力。因此，不适用的法令，圣王不实行；没有验证的话，圣王不听从。”《后汉书·张衡传》说：“譬如画工厌恶画狗马，却喜欢画鬼怪，实在是因为真实的事物难以表现，而虚假的东西没有穷尽。”刘昼《新论·正赏篇》说：“按照今天人的情况，画鬼怪容易显得巧妙，摹画狗马却难以成为工巧，为什么呢？鬼怪的形质虚无，而狗马的形质显露。” 《汉书·东方朔传赞》说：“他的事情浮浅。”

译《论语·述而篇》说：“陈司败问：‘昭公懂得礼吗？’孔子说：‘懂得礼。’孔子退下后，陈司败向巫马期作了一揖，请他进来，说：‘我听说君子不结党。君子也结党吗？鲁君从吴国娶妻，吴、鲁同姓，却称她为吴孟子。鲁君如果懂礼，谁不懂礼呢？’巫马期把这话告诉孔子，孔子说：‘我孔丘真幸运，如果有过错，人们一定会知道。’” 《诗经·大雅·蒸民》说：“既聪明又明哲，用来保全自身。”《汉书·刑法志》说：“亲自具有明哲的性情。”其中“悊”就是“哲”字。《说文解字·心部》“悊”字下说：“‘哲’字有的写作从心。” 皇霸第一 《风俗通义·皇霸》卷一 天地开辟，万物开始萌发滋长；如果没有经典典籍的文字作为坚实依据，从当今推求上古，从光明显著的时代追溯到幽深昧暗的时代，却想考察那些事情、建立自己的论说，辨明是非并综合其中的详略，实在是很难说清啊！所以《易经》记述三皇，《尚书》叙述唐尧、虞舜；只有上天最为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他的功业巍巍盛大，他的文章光明显著。从这以后，记载这些事情的典籍逐渐清楚明白。然而，当面谈论的人各有不同，撰写文章的人各家相异，这正是杨朱在歧路上哭泣、墨翟因白丝染色而悲伤的情形。因此，上述三皇，下记六国，完备地叙述它们的始末，称为《皇霸》。程本、郑本在“第”字上有“卷”字，何本、胡本、钟本作“卷一”，今从元本。苏颂校《风俗通义》题序记载三十一卷本的篇名、卷次说：“唯独《皇霸》一篇，同列为第一。” 何本、胡本、钟本有这一行，今从这些版本。“萌毓”就是“萌育”。《易经·蛊卦》说：“君子以果断的行动培育德行。”《释文》说：“王肃本作‘毓德’。”《汉书·五行志中之上》说：“孕育根核。”师古说：“‘ “毓”字与“育”字相同。” 《类聚》卷五二引王粲《儒吏论》说：“古时候，八岁进入小学，学习六甲、五方、书写和计算等事情，……关于文字法式和经典典籍的知识，都具备在这里了。”所谓“典艺”，犹如说经典。贾谊《新书·六本篇》说：“《诗》《书》《易》《春秋》《礼》《乐》，这六者的根本，称为六艺。”《汉书·艺文志》有“六艺略”，颜师古说：“六艺，就是六经。” 〔五〕《庄子·知北游》说：“光明显著的东西产生于幽暗之中。”《淮南子·人间》说：“人能够由光明显著之处进入幽暗之处，就差不多接近通达了。”《淮南子·要略》又说：“光明显著之处通达于幽暗之处。”《淮南子·缪称》又说：“人能够贯通幽暗而进入光明显著之处，才可以同他谈论最高的道理。”《汉书·外戚传·孝武李夫人传》说：“离开那光明显著之处，走向幽暗之中啊。”可见“昭昭”和“冥冥”相对成文，是汉人的习惯用法。“昭昭”也写作“照照”。《淮南子·泰族》说：“由幽暗到达光明显著之处。”又说：“从幽暗中看见光明显著之处。” 〔六〕“详略”原本写作“详矣”，拾补说：“恐怕有疑误。”刘师培《风俗通义书后》说：“‘矣’恐怕是‘略’字。”现在据此改正。〔七〕《论语·泰伯》说：“孔子说：‘伟大啊，尧作为君主！高大巍峨啊，只有天最伟大，尧能够效法天。广大无边啊，百姓无法用言语称述他；高大巍峨啊，他所成就的功业；光明显著啊，他所制定的礼制文章。’”《集解》说：“孔安国说：‘则，就是效法；赞美尧能够效法上天而施行教化。’何晏说：‘功业成就，教化隆盛，高大巍峨。焕，就是明；他建立文教、垂示制度，又显著明白。’” 〔八〕汉、魏、六朝人把“家”和“人”对举成文；“家”和“人”的意义相同。详细情况见辽海引年器所撰《“家”“人”对文解》。〔九〕“歧”原本写作“岐”，现在改正。〔一〇〕程本、郑本把“练素”写作“丝素”。郎本校语说：“俗本作‘丝素’，现在依从宋本。”按：《淮南子·说林》说：“杨子看见四通的道路便哭泣，因为道路可以向南也可以向北；墨子看见洁白的丝便哭泣，因为它可以染成黄色，也可以染成黑色。” 〔一一〕郎本、程本、郑本把“记”写作“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