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咸炘旧书别录卷四乙二风俗通义（壬戌三月）
○刘咸炘旧书别录卷四乙二风俗通义（壬戌三月）
是书三十一篇，今惟存十，佚篇名见于苏颂集风俗通义序者，凡二十目，曰心政、古制、阴教、辨惑、析当、恕度、嘉号、秽称、恃遇、姓氏、讳、释忘（当作 “忌”）、辑事、服妖、丧祭、宫室、市井、数纪、新秦、狱法。后汉书称其书“辨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 。昔之评者，大都视为考证之书，推其博洽，此耳食目论也。古之儒家，不尚繁博，考证杂记，不成家言。况皇霸、声音、山泽诸篇，但有引据，罕下己意；六国一节及穷通一篇，全钞古事，但加总论；怪神一篇，记琐事而少质正；考证如此，亦何贵哉！仲远在当时，盖徒博览而无师法者，故于儒生附会陋说，盲从而不知正，参差异说，又宛转而不敢决，引书多芜冗，造文多晦滞，盖自桓谭、王充以来，俗儒不少，仲远则其着者耳。然古人不苟着书，必有所为。此书以风俗名书，考证辨释，皆主于正俗讹，史通自叙曰：“民者，冥也，率彼里蒙，或讹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胶柱，动多拘忌，故风俗通生焉。”此实得其本旨。佚篇文中，尤多举俗说，古今子家，能留意闾巷风俗者，惟此书及鸡肋篇为善，昔人多忽之。然其佳处，犹不止是。吾读愆礼、过誉、十反诸篇，及亡篇名目，乃知劭之宗旨，尤在论正时风，所谓时俗嫌疑，非独名物杂事也。西汉重经学，诸大师以委蛇蕴藉致尊显，士习顽懦，一二清名之士，若王、贡、郑、严以廉洁称，而纪逡、两唐复以伪乱之，竟致王莽之乱，班书合传王、贡诸人，盖已切致意焉。东汉沿其遗习，日益偷薄，和、安以降，权奄执柄，吏多污黩，士愤而标节概，或养高山林，或广结僚友，多为矫行，以盗虚声，舍公事而从私谊，近成党锢之祸，远开流品之风，当世谈匡济者，如王符、崔实、仲长统等，皆持名法之论，欲核实整齐之，而曹操竟用其说，盖由是也。是书愆礼篇序着“忍能矫情直意”，过誉篇序着“讦以为直，隐以为义，枉以为厚，伪以为明 ”，其意固已明矣。其所刺讥，遍及钜公名臣，无所曲挠。然一据典礼，不杂申、商之说，平允纯正，斯为罕见。夫申、商之学，人皆知其悖于德教，而抑私从公，后世多用其说者，何哉？儒行不中，矫激自异以激之也。孟子非陈仲，盖已见之矣。论世而知其言，是书岂独一时得失之林乎？观其论郅恽而及汝南之俗，急疾气决，干上怵忮，以采名誉；论赵仲让而及河内之俗，好大言而少实行；综及土风，所以名书为风俗也。四库提要乃谓为“大致如王充，而叙述简明，胜于充之冗蔓”，是不知充主思测，劭主典证；充止正杂俗，劭兼议行谊，不可同论也。
译刘咸炘《旧书别录》卷四乙二：《风俗通义》（壬戌三月）。这部书原有三十一篇，如今只保存十篇。散佚篇目的名称，见于苏颂《风俗通义序》的，共有二十目，叫作《心政》《古制》《阴教》《辨惑》《析当》《恕度》《嘉号》《秽称》《恃遇》《姓氏》《讳》《释忘》（应当作“忌”）《辑事》《服妖》《丧祭》《宫室》《市井》《数纪》《新秦》《狱法》。后汉书称这部书“辨物类名号，释时俗嫌疑”。过去评论它的人，大多把它看作考证之书，推重它的博洽，这只是道听途说、流于表面的议论。古代儒家不崇尚繁杂博览，考证杂记不能成为一家之言。何况《皇霸》《声音》《山泽》等篇只有引据，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六国》一节和《穷通》一篇，完全抄录古事，只加上总论；《怪神》一篇记录琐事，却很少加以辨正。这样的考证又有什么可贵呢？仲远在当时，大概只是徒然博览而没有师法，所以对于儒生的附会和浅陋说法盲从而不知道纠正，面对互相参差的异说，又曲折周旋而不敢裁断；所引书籍多繁芜冗长，自己撰写的文章多晦涩滞塞。大概从桓谭、王充以来，俗儒并不少，仲远只是其中著名的一个。不过，古人不会草率著书，一定有他的用意。这部书以“风俗”命名，考证、辨析、解释，都是为了纠正风俗中的讹误。《史通·自叙》说：“百姓是昏昧的，往往被乡里的蒙昧所支配；有时讹传声音、鄙俗语句，却没有人探究本源；有时又固守成见、拘泥旧说，动不动就有许多禁忌，所以《风俗通》由此产生。”这确实把握住了本书的主旨。佚篇的文字中尤其多有列举俗说的内容。古今诸子中，能够留意里巷风俗的，只有这部书和《鸡肋篇》做得较好，过去的人大多忽略了它。然而它的优点还不止于此。我读《愆礼》《过誉》《十反》等篇，以及已经亡失的篇名，才知道应劭的宗旨尤其在于评论和纠正当时的风气。所谓“时俗嫌疑”，并不只是名称、事物等杂事。西汉重视经学，各位大师凭借委婉含蓄而取得尊显，士人的习气顽固怯懦；一两个以清名著称的人，如王、贡、郑、严等，后来纪逡、两唐又用虚伪扰乱事实，终于导致王莽之乱。《汉书》把王、贡等人合传，大概已经深切地表达了这个意思。东汉沿袭这种遗风，日益苟且浅薄；和帝、安帝以后，宦官掌握权柄，官吏多有贪污，士人愤怒而标榜气节，有的在山林中抬高自己的声望，有的广泛结交同僚朋友，多半是故意做出矫饰行为来盗取虚名，舍弃公事而追随私交，近处造成党锢之祸，远处开启品评人物流传的风气。当时谈论匡救时弊的人，如王符、崔实、仲长统等，都主张以名实法度来考核整治，想要核实情况、整齐秩序，而曹操最终采用了他们的主张，大概就是由此而来。这部书《愆礼篇》的序中写着“忍能矫情直意”，《过誉篇》的序中写着“以攻讦为正直，以隐瞒为义，以歪曲为厚道，以虚伪为明察”，它的意思本来已经很清楚了。它所讥刺的对象遍及显贵大臣，没有什么人能够使它屈曲回避。然而它只依据典礼，不夹杂申不害、商鞅的学说，平正公允而纯粹端正，这正是罕见之处。申不害、商鞅的学说，人人都知道违背德教，但压抑私情而服从公事，后世却有很多人采用他们的学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儒者的行为不合适，有人用矫激自异的方式来刺激他们。孟子非难陈仲子，大概已经看到了这一点。评论时代而理解它的话，这部书难道只是记录一时得失的材料吗？看它评论郅恽并涉及汝南的风俗，说当地人性情急躁、气盛果决，冒犯上级、心怀嫉妒，以此来博取名誉；评论赵仲让并涉及河内的风俗，说当地人喜欢说大话而少有实际行动；总括各地土风，所以书名叫作《风俗》。可是《四库提要》竟说它“大致如王充，而叙述简明，胜过王充的冗蔓”，这是不了解王充以思考推测为主、应劭以典籍考证为主；王充只纠正杂俗，应劭还兼论人的行为和义理，不能相提并论。
○陈汉章风俗通姓氏篇校补叙
风俗通有氏姓篇，或作姓氏，依史记称姓某氏例之，作姓氏者近是。元大德刻本风俗通十卷已佚此篇，四库书目提要称：“永乐大典通字韵中，尚载马总意林节本，辑为附录。”然今意林卷四，节录风俗通三十一篇，并无姓氏篇文，疑不能明者，一也；干、嘉间，余姚卢氏刻抱经堂丛书，内有补风俗通佚文者，其一为氏姓篇，以四声为次，或曰是嘉定钱氏所辑，刻入群书拾补中（书目答问），而拾补中案语，明着文弨之名，初无钱大昕一语，疑不能明者，二也；乌程严氏辑全后汉文卷卅九及四十，并是此篇佚文，卷首注云：“今从群书摘出，以四声编次为二卷。”检其文自此注外，与卢辑本无一字异，何其符合至斯耶？疑不能明者，三也；汉章既读卢、严二辑，旁证群书，和二辑尚未完备，将为之补苴罅漏，而武威张氏刻二酉堂丛书，乃亦有姓氏篇二卷，其自序称“抱经卢氏，殊多阙略”。可谓先得我心。继读其书，仍不能免阙略之讥，复有卢、严所已拾补者，张辑本转失之俄空焉（如广氏、阳成氏等），疑不能明者，四也。有此四疑，故校补之为一卷。凡姓氏已详于诸家辑本，止校其异同，不复词费，惟补诸家所未有者，必注明某书某卷，诚恐无征不信尔。壬申岁重九后四日，陈汉章叙。
案：陈氏此文，实为鲁莽灭裂，一无是处。今本意林非原书，故无姓氏篇文，苏颂校风俗通义题序，言之详矣。群书拾补所载之风俗通义逸文，实本之钱大昕，卢氏已于识语中，先后两言之，其“ 垣氏”下即赫然有“大昕案”之文，何言“初无钱大昕一语”也？潜研堂全集即收入风俗通义逸文，尤为出于钱氏之证。至严辑全文，本出攘窃，其风俗通佚文二卷，亦本之钱氏，其次第出处，全然相同，不过稍稍覆检所引之书，于卷第不同者，略加改正，并于钱氏指出“ 此条误重”之处，迳加删削而已。若陈氏不知“伯成胥渠”即“阳成胥渠”之误，乃以阳成氏事系伯成氏下，反讥张辑本之疏，诸如此等，于其不当疑者而疑，当疑者而不疑，驯致疑难重重，困惑而不能自解，得不谓之鲁莽灭裂乎！
译陈汉章《〈风俗通姓氏篇〉校补叙》。《风俗通》有《氏姓篇》，有的本子作《姓氏篇》；按照《史记》所称“姓某氏”的例子，作《姓氏篇》较为接近原文。元大德刻本《风俗通》十卷已经没有这一篇，《四库书目提要》说：“《永乐大典》通字韵中还载有马总《意林》的节本，现辑作附录。”然而今天的《意林》卷四节录《风俗通》三十一篇，并没有《姓氏篇》的文字；这一点令人疑惑，第一。干、嘉年间，余姚卢氏刻《抱经堂丛书》，其中有补辑《风俗通》佚文的一种，名为《氏姓篇》，按四声编次；有人说这是嘉定钱氏辑录、刊入《群书拾补》的（见《书目答问》）。但《群书拾补》中的按语明确署有卢文弨的名字，完全没有钱大昕一语；这一点令人疑惑，第二。乌程严氏辑《全后汉文》卷三十九、卷四十，也都是本篇的佚文，卷首注文说：“现在从《群书》中摘出，按四声编次为二卷。”查考这些文字，除这条注文外，与卢氏辑本没有一个字不同，为什么竟能如此符合？这一点令人疑惑，第三。汉章读过卢、严两家的辑本，又旁证群书，认为两辑仍不完备，准备为它们补充缺漏；但武威张氏所刻《二酉堂丛书》中，竟然也有《姓氏篇》二卷，其自序说“抱经卢氏，遗漏很多”。这可以说正合乎我的心意。后来读他的书，仍不能免于遗漏很多的指责；卢、严两家已经辑出的内容，张氏辑本反而丢失了不少（如《广氏》《阳成氏》等），这一点令人疑惑，第四。因为有这四点疑惑，所以我作了校补，辑成一卷。凡是姓氏已经在各家辑本中详细收录的，只校对它们的异同，不再浪费言辞；只有补充各家没有的内容，才一定注明见于某书某卷，实在是担心没有证据便不能取信。壬申年重阳节后四日，陈汉章叙。按：陈氏这篇文章，实在是草率而支离，毫无可取之处。今天的《意林》不是原书，所以没有《姓氏篇》的文字；苏颂校订《风俗通义》的题序，已经说得很详细了。《群书拾补》所载《风俗通义》逸文，实际上本于钱大昕；卢氏已经在识语中前后两次说明了这一点。在“垣氏”条下，明明有“大昕案”的文字，怎么能说“完全没有钱大昕一语”呢？《潜研堂全集》也收入《风俗通义逸文》，更是出于钱氏辑本的证明。至于严氏辑录的全文，本来就是窃取而来；他的《风俗通》佚文二卷也出自钱氏，次序和出处完全相同，不过稍微复核所引的书籍，对卷数不同的地方略加改正，并把钱氏指出“此条误重”的地方直接删去罢了。假如陈氏不知道“伯成胥渠”就是“阳成胥渠”的错误写法，竟把阳成氏的事迹列在伯成氏下面，反而讥笑张氏辑本疏漏；像这样的事情，他在不该怀疑的地方怀疑，在应该怀疑的地方却不怀疑，逐渐导致疑难重重，困惑而不能自解，难道不可以说他草率而支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