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八旗通志卷一百二十

译艺文志【经部、史部、子部、集部】经部 翻译五经五十八卷，四书二十九卷【武英殿官本谨案：翻译五经、四书，《清文鉴》三合切音，《清文鉴》各书都由馆臣编纂进呈】【御览所收内容由睿裁决定；至于原先办理此事的总裁、纂修官衔名，年代久远，虽已无法考察，但大体都是八旗中精于翻译的人所编成的，与其他馆所编官书兼用满、汉人员的情况不同，所以现在一并列入《八旗艺文志》中】乾隆二十年初 钦定翻译四书，继续翻译《易》《书》《诗》三经，随后又继续翻译《春秋》《礼记》二经；到乾隆四十七年，圣贤典籍用 国书翻译的内容，已经灿然完备。考察郑樵《通志·七音略》说：“宣尼的书，从中原向东到朝鲜，向西到凉夏，向南到交趾，向北到朔易，都属于我们旧日的疆域。旧日疆域以外，他的书就无法流通。为什么瞿昙的书能够传入中原，而宣尼的书却不能传到跋提河呢？这是声音之道有障碍罢了。”他说得很对。然而文字的声音，越过几郡就可能不同；文字的义理，即使纵向推衍，上下千古也没有不同；横向推广，四海内外也没有不同。如果能够宣明它的意义，用语言沟通，自然会有像符节相合那样的契合，又有什么声音能够造成障碍呢？考察《隋书》记载：“魏氏迁都洛阳时，还不能通晓华语，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把他们的话翻译《孝经》的经义，教给国人，称为国语。”《孝经》《经籍志》记载，这部书作一卷。这说明古人已经有人实行过这种做法，只是他们的学问和见识都还没有窥见六艺的深奥，所以能够翻译的，仅仅是文句浅显的《孝经》，至于各经则没有涉及。我 国家开始兴起，在东土创制十二字头，用切音贯通，又 钦定《清文鉴》，联缀字词、成语，概括一切意义，精微巧妙，确实是小学家从未有过的。因此六书的形、声、训、诂，都可以类比贯通，而 自列圣以来，表彰经学，天下随之而行，无不研究精微的言辞，讲求古代的义理，尤其不是前代所能比的。所以先翻译四书，作为初学者的津梁。至于五经：《易》则略去象数的迹象，显示其中的吉凶；《书》则疏通艰深曲折的文辞，使之归于明白浅易；《诗》则细致描摹其中的咏叹，使人可以思考句子之外的寄托；《春秋》则仔细核对其中的异同，使一字所含的褒贬劝惩全部显现；《礼记》则对名物、度数的考订必定详尽，对精微的义理、著名的言论推求必定恰当，尤其足以破除讲学家之间的纷争。大概先儒解释经书，多拘守经文原字，所以拘泥而少有贯通；这部书解释经书，则疏通它的意义，所以明白而 没有错误，不立笺传的名目，也不用注疏的体例；而在唇吻轻重之间，自然符合删削、记述的精微旨意，其中自有它的缘由。学者遵守这一编书，或可凭借经义来贯通 国书，使各种文字相同 圣人的教化遍及四方；或凭借 国书来贯通经义，使阐明大道的遗著彰显于万世。它对于文教的帮助，全都是极大的。即使是尧帝的文章、尼山的删定，又怎么能超过这里呢？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八十卷。纳喇性德编纂，相传说他的稿本出自陆元辅。性德死后，徐乾学将其刻入《九经解》，才署上性德的姓名，具体情况无人详知。性德原名成德，满洲正黄旗人，康熙丙辰进士，官至 乾清门侍卫。这部书于是取宋代陈友文的《大易集义》、方闻一的《大易粹言》【案：此书原本误作“曾穜”，今考证订正】二书合编而成。友文的书原有六十四卷，所收集的各儒学说共十八家，另有两家失去姓名。闻一的书原有七十卷，所收集的各儒学说共七家。用两书校勘，除去重复的以外，《集义》比《粹言》实际多收了十一家。只是《粹言》有《系辞》《说卦》《序卦》《杂卦》，而《集义》只到上下经为止，所以所引用的内容不能完备。性德于是从十一家书中，选择其中论述《系辞》诸传的内容，来补足它的缺漏，与《粹言》合成一编，又删去繁杂，编定成这部书。现在《粹言》还有流传的版本，已经著录；《集义》流传较少，还可以借此书看到大概。其中义理和象数兼备，不专主一种说法，宋儒的精微义理确实已经大略完备于此。李衡删削房审权的书，俞炎抄录李心传的学说，都因为取其精华、撮取要旨而胜过原编。这部书的编作，其功用也大致与此相当。

译《陈氏礼记集说补正》三十八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三十八卷〕 纳喇性德撰写这部书，因陈澔《礼记集说》疏漏错误太多，于是逐条分析并加以辨正。凡是陈澔遗漏的，称为“补”；陈澔错误的，称为“正”。都先列出经文，接着列出陈澔的说法，再援引材料考证来说明他的错误。没有需要补正的地方，就连经文和陈澔的说法也不载录。书中颇多采录宋、元、明人的论说，对于郑玄注、孔颖达疏也时常提出不同意见。大体上，考辨训诂、名物的占十分之三四，辨析义理是非的占十分之六七。因为陈氏的注释多以义理为主，所以随文驳诘的地方也很多。凡陈澔的说法，都逐一追溯其本来出自何人，考核得颇为详细。但由于爱好广博、嗜好奇异，也往往泛泛采录异说。如《曲礼》“席间函丈”一条，陈澔认为两席连同中间的空处共为一丈，性德引用《文王世子》“席的制度是三尺三寸又三分之一寸”来驳斥，这是正确的。但他又引用王肃的原文作“杖”，说可以容纳手持杖来指挥，这就比《集说》的说法更加错误了。“月令”中“群鸟养羞”一条，性德既然说《集说》的解释没有错，却又引用《夏小正》“丹鸟羞白鸟”以及项安世认为鸟是“羞”的说法，说这样足以扩大见闻，这显然是明知《集说》没有错误，却强行缀附这两条。“曾子问”中鲁昭公慈母一条，既采用郑玄注、孔颖达疏来补充陈澔的注释，又引用陆佃的错误解释，使论述蔓延到《集说》之外，这实际上是在纠正陆氏，而不是纠正《集说》。凡是这一类情况，都是因为征引过于繁多、喜爱而不能割舍的缘故。然而综合考核各家论说，源流委曲分明，凡所指摘，切中要害的有十分之八九。即使是依据义理推求的地方，如《曲礼》“狠毋求胜，分毋求多”，陈澔注说：“况且求胜的人未必能够取胜，求多的人未必能够求多。”性德则认为，这就是不嫉妒、不贪求，是惩止愤怒、抑制欲望的事情。陈氏所说的，未免是在计较得失；如果真是这样，就可以一定取胜、一定求多，那么实行起来就不难了。即使把陈澔请到旁边来，恐怕也无法再作答辩。那么读陈澔注释的人，又怎么可以废弃这部书呢？《黄钟通韵》二卷 都四德撰写。都四德，满洲镶红旗人。这部书共十篇：第一为《律度量衡》，第二为《五音位次》，第三为《六律》，第四为《七均》，第五为《五音六律相生》，第六为《律吕名义》，第七为《律本》，第八为《循环为宫》，第九为《声字》，第十为《律数》。末尾又附有琴图，共为上下二卷。多取法于蔡元定《律吕新书》，并增益自己的意见。例如《声字》一篇，对于国书十二字头，只选取第一、第二、第四、第五、第十二章的字，其余都没有涉及。而五章之中，又杂取第四章的□【安】□【恩】二字来配宫；第五章的□【昂】□【鞥】二字来配商；第一章的□【阿】□【额】二字来配角；第十章的□【敖】□【欧】二字来配征；第二章的□【爱，平声】□【额依】二字来配羽。以上十字分别配十干，又取首章的□【依】□【乌】二字，共为十二字，分配十二律，制作横、直、方、圆的图。并且说人的语言声音只有这些数字，殊不知我 国家的十二字头，整齐严密，无声不具，无韵不包。不能只举出其中五个字头来加以配合。根据他的论述，大概是因为这五章可以用汉字对音，其余七章属于双声叠韵，是汉文所没有的，所以不用罢了。然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章、四章、一章、十章、二章〕 国书有二合、三合切音的不同，推究它的根本，除了第一句六字以外，其余哪一个不是双声叠韵？难道说只限于七章吗？现在把汉字有无作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章〕 国音区别的依据，汉文中有的，就取来配五音、十二律；汉文中没有的，一概置之不论，这是没有考究透彻。〔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章〕 国书制作的根本。况且十二个字头虽然说是平列的，实际上十一章都以第一章为纲领，而第一章又以第一句为纲领。看 国语中，根本没有把其他字加在□【阿】□【额】□【依】□【鄂】□【乌】之上的情况；偶尔遇到这些音，也用其他字来代替。大概这几个字总括贯通十二章，就像臣下具有君主所具有的地位、君子具有母亲所具有的地位一样，它们的体统实际上最为尊贵，不宜与众音并列。又如所列□【阿】□【爱，平声】□【安】□【昂】□【敖】等字，反而排在□【额】□【额依】□【恩】□【鞥】□【欧】等字之下，也有许多不妥。谨考察〔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一章、一章〕 钦定《国书新语》，即把□【阿】定为阳，把□【额】定为阴。由此可见，□【阿】这一类都是阳位，□【额】这一类都是阴位。阴不能先于阳，所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章〕 国书的义例，不能按照各章的次序排列。至于用五章的字头统摄诗韵三十部，虽然也近似，但限于此前所选的那些字，也不足以穷尽清文的内涵。只有他所论述的清字切音方法，都切中要害，对学者是有益的。御制《清文鉴》三十二卷，补编四卷，总纲八卷，补总纲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章〕 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二卷、四卷、八卷〕

译乾隆三十六年奉 敕撰。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六年〕 国家发祥之地，长白山确实是金朝旧日的疆域。《金史·章宗本纪》记载：“明昌五年，因为叶鲁谷神开始创制国字，下诏依照仓颉的成例建立庙宇，按例在上京祭祀。”又《选举志》称：“进士科以精微的议论作为考试内容，国人使用国字撰写应试文章。”陶宗仪《书史会要》则说：“金太祖命完颜希尹撰写国字，此后熙宗也制定文字并行使用。希尹制定的称为大字，熙宗制定的称为小字。它的笔画波磔繁密，很像籀文，当时一定有字书，现在已经无法考察。只有赵崡《石墨镌华》所载《天辅十二年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一篇，仅存其形制罢了。大概自元朝统一以后，这种方法逐渐失传了。”我 太祖高皇帝开始建立宏大的基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五年、十二年、一篇〕 命巴克什额尔德尼用蒙古字连缀成句。国语形成句子，但还没有另外创制一种书体 太宗文皇帝才开始 命巴克什库尔缠创制 国书，用十二字头贯通一切声音，依据声音创立字形，合并字形组成词语。如今内阁所贮藏的旧籍【今称为老档】，就是它最初的体式。后来增加圈点，声音和意义更加详备，也像籀文演变为小篆、隶书演变为八分一样，随着事情的发展不断增加，日益趋于精密。我 圣祖仁皇帝担心口授笔传或许会有不同，于是 命令分门别类，逐一编排纂辑，编定为《清文鉴》一书，以彰明法则、守护规范。只是还没有 来得及把它的文字音译出来 皇上又 亲自指授馆臣，详细加以增订，分为三十五部，子目二百九十有 二。每条都是左边为 国书，右边为汉语 国书左边的翻译，用汉语音，采用三合切韵；汉书右边的翻译，用国书，只取对音来 国书的声音有很多是汉字所没有的，所以用三合来取得这些声音。汉字的声音，则是国书所具备的，所以只使用直音。至于 钦定《新语》，一一载入，尤其详备。大概文字就是滋生繁衍的意思，许慎《说文》有九千多字，扬雄《方言》已经增加到一万一千九百多字。陆法言《切韵》有一万二千零五十六字，陈彭年等重修《广韵》，已经增加到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吕忱《字林》、丁度《集韵》以下，更是无法全部记载。这是由于名物日益繁多，记载也就不能不完备。圣人创制文字，也只是顺应形势的自然和事理的当然罢了。谨伏读 它，因为汉文可以贯通 国书，又因为 国书可以贯通汉文，形、声、训、诂无不具备，也可以说是包罗巨细、辨别精微的书了。书中的体例兼列字体、字音，应该归入训诂类。然而翻译语言取得声音，以并列的音节组成字，这和训诂只解释声音而说明意义不同，所以仍然列入字书类。御定《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三十三卷。乾隆四十四年奉〔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三卷〕 敕撰。最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四年〕 圣祖仁皇帝敕撰《清文鉴》皇上已经 命令补注汉字，各自具备翻切释文；随后因为蒙古字还没有完备地列入，于是再次命令详细考校，继续编定这部书，以 下令补注汉字，为每个字分别附上反切释文。后来因蒙（原文作“▯”）古文字尚未全部列入，于是再次下令详细加以考订校勘，续行编定此书，以…… 以国书为主体，并贯通于蒙古书、汉书；每 国书中的一句，必定同时列出蒙古语一句、汉语一句，以说明其意义；又把蒙古字、汉字逐一相对列出。国语的读音，用来确定它的声母和声调。汉字中没有相应读音的，就用三字合音来取得。蒙古字中没有相应读音的，就分别采用各种读法、写法、收法来取得。纵横贯通，精密而明晰。按照文字低声诵读，没有不能一看就明白的。考察《辽史·太祖本纪》，其中说：“神册五年，开始制定契丹大事。”“天赞三年，下诏刻立耶律阿保机故碑，用契丹、突厥、汉字记载他的功绩。”等等。这样看来，三种文字彼此贯通，使各方能够相互理解，确实是沿袭古代的做法。许慎撰写《说文解字》，在小篆下面兼列籀文、古文，以相互证明字形。扬雄撰写《方言》，每一个词语、每一种事物，也都详细记载某地称它为什么，以相互证明词语。那么把三种文字汇编成一部书，使彼此相互解释，也合乎古例。用来把《书名》通达于四方，即使是成周天下大同的盛况，也没有什么能够超过它了。

译《篆字汇》十二卷。佟世男编纂。世男是满洲镶黄旗人，康熙年间任知县。这部书以梅膺祚《字汇》为依据，各字都配以篆文。篆文中没有的字，就按照楷书的笔画，凭意造出。因此不能把它作为典籍依据。史部。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四十六卷。乾隆四十六年奉 诏撰修。考证并翻译各民族语言、对照读音，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公羊传》所说的“地名、物名依从中国，邑人的名字依从当地主人”，就是这个意思。翻译语言并兼释其名称含义，自古以来也是如此。《左传》所说的“楚人称乳为谷，称虎为于菟”，《谷梁传》所说的“吴人称善为伊，称稻为缓”，字号依从中国，名称依从当地主人，就是这个意思。间或有读音相同而字形不同的情况，如天竺写作捐笃、身毒、印度，乌桓写作乌丸，正如中国文字偶尔借字通用一样；例如欧阳修在汉碑中写作“欧羊”，包胥在《战国策》中写作“勃苏”，罢了，并不是因为字的美丑而分别喜爱或憎恶。自从《魏书》把柔然改作“蠕蠕”，拿它同蠕动相比，就已经是不合经义了。《唐书》说回纥改称回鹘，取其像鹘一样轻捷强健的意思，更是牵强附会。到了宋代，武备废弛，邻近敌国交相欺侮，力量不足以报复，便只在文字之间斤斤计较，又不通晓翻译语言，竟然拿中国的说法去求取外邦的意义；如赵元昊自称“兀卒”，转写为“吾祖”，于是就说“吾祖”是“我翁”；萧鹧巴本来属于蕃族名字，却拿它同曾淳甫作对，把“鹧巴”“鹑脯”说成恶意的戏谑。这种积久的习惯沿袭下来，类似情况不止一例。元代脱脱等人修撰《宋史》《辽史》《金史》三史，多半沿袭旧文，没有加以刊正。考察其编纂成书的时间，已经到了元末。当时如台哈、布哈号称文士，今天流传的纳新【案：纳新原本误作廼贤，今改正】《金台集》开头有一处题写篆字，纳新也亲自署名为“泰不华”，竟然发生讹误。大概旧有的风俗已经衰败，即使色目人也不太通晓本民族语言，所以各史讹误百出，是很自然的。到了明初，宋濂等人纂修《元史》，用八个月告成，事迹遗漏，尚且难以尽数。前代的翻译语言更不是他们所熟悉的，《三史》所附的《国语解》颠倒错乱、支离破碎，完全如出一辙，本来就是应该如此的。我 皇上圣明，天资卓绝，贯通古今，洞悉各国文字，明察旧编的 错误。特意命令馆臣详细加以整理订正，并且一一 亲自加以指示，务求得到真实情况。用索伦语订正《辽史》，共十卷：首列君主名号，附列后妃、皇子、公主；其次是宫卫，附列军名；其次是部族，附列属国；其次是地理；其次是职官；其次是人名；其次是名物，共七门。用满洲语订正《金史》，共十二卷：首列君主名号，附列后妃、皇子；其次是部族；其次是地理；其次是职官，附列军名；其次是姓氏；其次是人名，附列名物，共六门。用蒙古语订正《元史》，共二十四卷：首列帝王名号，附列后妃、皇子、公主；其次是宫卫，附列军名；其次是部族，附列国名；其次是地理；其次是职官；其次是人名；其次是名物，共七门。各项都逐一说明名称的意义，详细说明字音；字音中有汉文所没有的，就用两字合音、三字合音来取得，分辨清楚，探究到幽深精微之处。即使是不懂翻译的人，读到这些明白的训释，领悟语音的转变，也会觉得条理清楚、内心恰当，并恍然明白旧史中的错误。这大概是自从 钦定《三合切音清文鉴》刊行以后，国语的精深奥妙才得以彰明；到《此书》刊行以后，前史中名称的异同以及得失也得以明白。不仅宋、明二史可以依据此书刊正讹误，就是《四库》中的书，凡是涉及三朝的人名、地名、官名、物名，也都可以援引此书加以改正，使读音和训释全都得到真实。本朝考订文字的典制，确实远远超过万古了。

译《平闽记》十三卷。杨捷撰写。杨捷是镶黄旗汉军，官至昭武将军、江南提督。这部书全是他康熙十七年征讨郑成功时所上的奏疏，以及笺启、文牌、檄文、告示等稿本。冯溥、王广心作序，叶映榴作跋，都称为《平闽纪事》。前面有张玉书的序，又称为《平闽记》。大概原来名为《纪事》，后来又改成现在的书名。《文襄奏疏》八卷。靳辅撰写。这部书全是他前后治理河务时所上的奏疏。他的儿子治理河南时汇编刊行。靳辅从安徽巡抚升任河道总督，当时正值河患十分严重，洪水倒灌泛滥，高堰横向溃决，汇合淮水向东流入，原有河道反而被淤塞。靳辅上疏说：“河水夹带泥沙流动，容易淤塞，只有依靠清水帮助冲刷，才能不致阻滞。应当审察全局，贯通首尾一并治理，不可任意施工，以致东边修筑而西边决口，最终归于无益。”于是分条陈述八件事上报。圣祖仁皇帝全部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疏浚运河和清口，直到海口的河道；又开凿白洋、清河以东的引水河，黄河水流才开始畅通。开凿清口、澜汛、浅等各处引河，淮水才得以流出。修筑抵御黄河的河崖、遥堤、缕堤，修整高堰，堵塞翟坝，设置六座减水坝，于是泄水各有依靠。至于开凿中河、皂河等工程，更是规模很大的设施。他的主张以“修筑堤崖、疏通下游、堵塞决口有先后而没有缓急”几句话为纲领，所以任职十年，确实取得了成绩。各篇奏疏都收在集中，无不指明事情的原委，论说确凿。直到今天谈论治理河流的人，仍然称道靳辅。末尾附有靳辅任巡抚时的奏疏三篇，其中极力论述骚扰驿站的问题，也充分显示了他的风力。《使琉球记》一卷。张学礼撰写。张学礼是镶蓝旗汉军，官至广西道监察御史。这部书记载康熙元年，张学礼以兵科副理事官的身份，同行人司行人王垓奉命出使。册封琉球国王时的情况。前面叙述请求册封、派遣使臣的始末，以及往返道路的险阻；后面是《中山纪略》，记载当地的风俗。当时琉球国王尚质交还明朝旧有的敕印，举国归附，所以张学礼等人有了这次出使。大概 本朝派遣使臣前往东瀛，这是第一次。《行水金鉴》一百七十五卷。傅泽洪撰写。傅泽洪是镶红旗汉军，官至分巡淮扬道按察司副使。这部书成于雍正乙巳年。全祖望撰写《郑元庆墓志》，认为此书出自郑元庆之手；有人怀疑郑元庆曾客居傅泽洪幕府，或者参与编纂摹写，但没有其他明显证据，无法详考。叙述水道的书，《禹贡》以后，司马迁撰有《河渠书》，班固撰有《沟洫志》，都是完整史书中的一篇。专门自成一书的，则从《水经》开始，但只是标举水源和流向，疏通考证各条支流，还没有涉及疏浚、堤防的事情。单锷、沙克什、王喜所撰的书，才开始详细讲述治水的方法。明代以后，著作逐渐增多，但大体上各自只列举一隅，专门论述一条水流；至于综合古今，详细陈述利弊，统括前代直到 本朝四渎分合、运道沿革的原委，汇辑成为一部书的，没有比这部书更详细的。卷首冠以各类图，接着是河水六十卷，其次是淮水十卷，其次是汉水、江水十卷，其次是济水五卷，其次是运河水七十卷，其次是两河总说八卷，其次是官司夫役、漕运漕规，共十二卷。它的体例都是摘录各书原文，按照时代分类编次，使各条材料相互证明，首尾贯通。原文有不完备之处，也间或用自己的意见考核后附注在下面。上下数千年之间，地形的变迁、人事的得失，像丝线牵引、绳索贯串，始末清楚分明。至于我 国家拓展疆土、汇聚河流，百川各有职司，仰赖防护 圣祖仁皇帝亲自巡临，指示并传授治理河务的机宜。圣祖深谋远算，周密详尽，永远彰明河流顺行的轨道，实在足以垂示万年作为法则。傅泽洪在康熙六十 一年以前所奉 谕旨，也都恭敬地抄录在书中，以彰明 圣上的谋略训诫，尤其是疏通治理水道的指南。谈论水道的人读这部书，宏大的纲领和重要的条目也 可以看出它的大概了。《七星岩志》十六卷。韩作栋撰写。作栋是镶蓝旗汉军，顺治年间任分巡肇髙防罗道按察司佥事。七星岩在肇庆府髙要县城北，一名崧台，一名定山。所以这部书又名《定山石室志》。此志原为明代王泮所撰，作栋因而重新修订，吴绮又为它润色。然而其中有助于考核的内容很少。例如，石刻门在唐代李邕《石堂记》之后，乾道己丑秋的一条记载，把后人题名的年月误作摹刻石碑的年月。又记载元符改元端午日，眉山苏轼携家人前来游览，却没有想到元符元年苏轼正在儋州，怎么会有携家人到七星岩的事情？这大概是根据曹学佺《名胜志》的记载，却不知道那是以讹传讹的文字。《鸡足山志》十卷 范承勲撰写。承勲是镶黄旗汉军大学士文程的儿子，浙闽总督承谟的弟弟，官至云贵总督。鸡足山在云南宾川州东一百里处，一座山顶分出三支，形状很像鸡爪，位于苍山、洱海之间，相传是迦叶尊者入定的地方，佛寺最多，所以记载此山的人大多叙述佛门之事。这部书是康熙三十一年承勲根据旧本增修的，分为图记、考证、星野、形势、山水、寺院、人物、灵迹、物产、艺文十门，并把迦叶像赞列在卷首。《在园杂志》四卷 刘廷玑撰写。廷玑是镶红旗汉军，由荫生出身，官至江西按察使，后来降补为分巡淮徐道。这部书杂记所见所闻，间或也有考证，很喜欢称誉自己。诗的部分像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四卷，记录乩仙诗达十五六页，也太接近《夷坚》各志的记载。邉大绶攻伐李自成祖墓的事情记载得很详细，但与大绶自序不太相合，疑是传闻有不同说法。

译《异域录》一卷 图理琛撰写。图理琛姓阿颜觉罗氏，祖先世代是叶赫人，由考取内阁中书入仕，官至兵部职方司郎中。这部书写于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图理琛以原任内阁侍读的身份奉 命出师，从喀尔喀越过俄罗斯国，到达那里五十四 年三月回到京师，再次奉 命，于是叙述所经过的道路、山川、民风、物产以及应对礼仪，恭敬地呈给皇帝御览。卷首列有舆图，随后按日记载见闻。体例大略像宋人的行记，但宋人的行记以月日为纲，地理附带记载；这部书则以地理为纲，月日附带记载。所经过的俄罗斯境内有楚库柏兴、乌的柏兴、柏海尔湖、尼尔库城、昻噶拉河、伊聂谢柏兴、麻科斯科、掲的河、那里木柏兴、苏尔呼忒柏兴、萨玛尔斯科、狄木演斯科、托波尔、鸦班沁、费耶尔和土尔斯科城、费耶尔和土尔斯科佛落克顔岭、索里喀穆斯科、改果罗多、黒林诺付、喀山、西穆必尔斯科、萨拉托付、嗒喇斯科、托穆斯科、伊里木城，都是那里大的聚落。这个地方是自古以来的舆地图籍所没有记载的，也是古代使节从未到过的地方。比如《史记》叙述匈奴北海时，颇多疑惑的措辞，所以儒者往往说没有北海。如今根据图理琛的记载，知道伊聂谢柏兴距离北海大洋有一个月的路程。《唐书》又说薛延陀那里夜晚并不十分昏暗，还可以下棋，这只是从传闻中得到的。图理琛在五月到达那里，才知道夏至前后确实有这种事情，这些都因为我 圣祖仁皇帝的德化广泛施行，威势震动重叠，所以使者车辆所到之处，没有不设置驿站传递、供应草料干粮的。跋涉三四万里，就像行走在宫闱内室一样，因此能够从容游览，见到前所未见、听到前所未闻的事，编纂成书，用来补充亘古以来黄图所未能详尽记载的内容。如今把它的文字全部记录下来，使天下后世都知道 圣上的教化无所不包，远远超出章亥所步量的范围。而且书中所记俄罗斯和土尔扈 特别是他们畏惧威势、怀抱恭顺之心，更足以看出 尧的天空广大覆盖四方，疆域连接而没有边际。凡是长着方形脚、圆形头的人，没有不如鱼鳞般聚集而仰慕归附，争着效忠唯恐落后，这是三五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如今土尔扈特已经全部内附，而书中所记俄罗斯南路十四国，在乾隆乙亥以后，又全部纳入版图，也由此可以看出 武功的威烈 文治谋略显著承继、开启并得到佑助，从而拓展亿禩的大业根基，并不是偶然的。《钦定武英殿聚珍板程式》一卷。乾隆四十一年，户部侍郎金简恭敬地撰写并进 呈。起初在乾隆三十八年 下诏编纂修订《四库全书》，又 命令选择其中的善本，校正后雕刻印刷，以嘉惠艺林。金简实际负责这件事，于是 认为枣木、梨木雕版繁重，于是 上奏请求采用活字排印，既省力又能多办成事，得到 皇帝俞允，并 赐以嘉名，题写御制文字，施行了三年，印本传布天下。金简于是叙述其印刷程式，作为这部书的考证。沈括《梦溪笔谈》说：“庆历年间有平民毕昇，开始制作活字版。他的方法是用胶泥刻字，字模薄得像铜钱的边唇，每个字做成一个印模，用火烧使它坚硬。先设置一块铁板，在铁板上用松脂、蜡和纸灰之类覆盖。要印刷时，就在铁板上放置一个铁框，然后把字印密密地排满铁框，成为一版，拿到火上烘烤，药物稍微熔化后，用一块平板按压字面，字就平整得像磨刀石一样。如果只印二三本，还算不上简便；如果印几十乃至上百本，就极其迅速。”活字的方法，这就是它的起源。不过泥字既不精整，又容易破碎；松脂等物也繁琐费事。所以王桢《农书》记载的活字方法，改用木板，存放字模的盘子设置成转轮，较为直接方便，但也不够详备。到了陆深《金台纪闻》所说的铅字方法，铅质柔软容易损坏，更加耗费时间、损耗工力。这部书参考旧有制度并加以变通，采用新的方法，开头记载各位大臣的奏议，接着记载取材、雕字的次序，以及贮藏、放置、排类的方法，共有图十六幅、说明十九篇，都是逐一从试验中得到的，所以也都可以逐一用于实际施行。皇帝的文章推行了三年，印刷本已经传播到天下。金简于是叙述其制作程序，把它作为考订这部书的依据。沈括《梦溪笔谈》说：“庆歴年间，有个平民毕升，开始制作活字版。他的方法是用胶泥刻字，字模薄得像钱的边缘，每个字制成一个印，用火烧使它坚硬。先设置一块铁板，在铁板上覆盖松脂、蜡和纸灰之类的混合物。要印刷时，就在铁板上放置一个铁框，然后把字印密密地排满铁框，成为一块版，拿到火上烘烤，混合物稍稍熔化后，用一块平板按压字面，字就平得像砥石一样。如果只印两三本，还不算简便；如果印几十本、上百本，就极其迅速。”如此等等。活字印刷的方法，这就是它的起源。然而，泥字既不精致整齐，又容易破碎；松脂等物也繁琐沉重，制作周折。因此，王桢《农书》记载的活字方法改用木板，并在存放字模的盘子上设置转轮，较为直接便利，但也还不完备。至于陆深《金台纪闻》所说的铅字方法，铅的质地柔软、容易损坏，更加耗费时间、损伤工力。这部书参考斟酌旧有制度而以新的构思加以变通，首先记载诸臣的奏议，其次记载取材、雕刻字模的次序，以及贮藏、放置和排列表类的方法，共绘制图十六幅，撰写说明十九篇，都是一一从试验中取得的，所以也都可以一一用于实际施行。由此可知，前明无锡人用活字印刷《太平御览》，从隆庆元年至五年，只完成了十分之一二。【按：此事见黄正色《太平御览序》。】这是由于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这件事也足以说明这一点。本朝制造器物、利用器物，各方面都超过前代。子部 《潜索录》四卷 范宏禧撰写。宏禧是镶黄旗汉军大学士文程的曾孙。他年幼时因苦心求学而患了赢弱之疾，于是不再求取仕进，只沉迷研读宋儒的书。这部书大多推究寻求《易》的义理，都是他在病中札记下来的。死后，他的儿子建帜为他刊刻成书。书前有乾隆壬申孙嘉淦的序。他的学说就是通过数来求取义理，宗旨处在邵、陈、程、朱之间。《文庙从祀先贤先儒考》一卷 郎廷极撰写。廷极是镶黄旗汉军。这部书题名为《广宁》，广宁是他的原籍。官至江西总督。这部书逐一考查从祀先贤、先儒姓名的异同，例如辨析颜幸写作辛，却不知道《通典》写作柳；《咸淳临安志》写作韦；辨析南宫适写作韬，却不知道一种写作縚，另一种写作括；辨析司马耕写作黎耕，却不知道一种写作子耕，因此不免考订疏漏。只有他辨析文翁图的部分，比《家语》多五人；《家语》比文翁图多九人，以及正殿配享、东西两庑的位次数目，引用根据颇为典雅确实。

译《绘事备考》八卷 王毓贤撰写。毓贤是镶红旗汉军，官至湖广按察使。《陈鼎留溪外传》记载狱吏汪金章的事情，称毓贤勤于吏治，案件没有积压文书，可见此人本来就是以吏才著称的。这部书是他康熙辛未任按察使时所作，竟又能留心于鉴赏。第一卷是总论，都是撮录各家的画法。第二卷至第八卷，则选取历代画家的姓名和事迹，按时代编排：轩辕至隋共一卷；辽、金、元共一卷；唐、五代、南宋、明各一卷。只有北宋画家数量繁多，分为三个子卷。所以总目录虽然分为八卷，实际上是十卷。体例是每人各立小传，并把各书所载传世名迹附在这个人之后。大体以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夏文彦《图绘宝鉴》为蓝本，增补其中没有完备的内容，搜集编纂颇为详细丰富。其中如《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封膜昼于河水之阳，郭璞注说“膜昼是人名”，张彦远却误把“昼”字写成“画”字，于是称膜为画家之祖，又妄造郭璞的注文来证实。毓贤竟沿袭这一讹误，实在失于考订。又如辽代常思言，人物品格和绘画品第都很高，附见于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中，各书都把他的姓名漏掉了，这部书也没有记载。至于明代画家，仅根据韩昻《图绘宝鉴续编》的记载，止于正德，嘉靖以后竟不再搜集续补，也很是缺略。然而前代如李嗣真、释彦悰、刘道醇一类人，往往分别品第，时代又相互混杂，难以查核。这部书仿照张、夏两家的旧例，按时代分类叙述，一看就能明白，又删去繁冗，容易查找。虽然多采用旧文，却本来不能因为相互沿袭引用而视为弊病。《居常饮馔录》一卷 曹寅撰写。寅是镶蓝旗汉军。康熙年间巡视两淮盐政，加通政使衔。这部书把前代流传的饮食方法汇集成一编。一是宋代王灼《糖霜谱》，二、三是宋代东溪遯叟《粥品》和《粉面品》，四是元代倪瓒《泉史》，五是元代海滨逸叟《制脯鲊法》，六是明代王叔承《酿录》，七是明代释智舷《茗笺》，八、九是明代灌畦老叟《蔬香谱》和《制蔬品法》。其中《糖霜谱》，曹寅已经另行刻入他编纂的《栋亭十种》，其他内容也颇多散见于《说郛》等书。《胜饮编》一卷 郎廷极撰写此书，杂采经史中以酒作比喻的言语，汇辑成编。他在自序中说，不饮酒却胜过饮酒，所以命名为《胜饮》。然而所记录的只有几十条，过于简略。如引用“祭酒”“挈壶”之类，也多牵强附会。《式古堂书画汇考》六十卷 卞永誉撰写。永誉是镶红旗汉军，官至刑部左侍郎。王士祯《居易录》说：“卞中丞永誉送给我《书画汇考》六十卷，凡是诗文题跋都予以记载。上溯魏晋，下至元明，收录最为详细广博。”朱彝尊论画诗中也有“妙鉴谁能别苗发，一时难得两中丞”的句子。大概永誉和宋荦都精于鉴赏，宋荦当时任江西巡抚，永誉当时任福建巡抚，所以说“两中丞”。这部书书法、绘画各三十卷，先列纲要后列细目，先总述后分述，先记作品正文后记题跋，先记本卷题跋后引用其他书籍，条理井然。而且比历来著录家征引得尤其详细。只是所记书画不全是自己收藏的，也不是全都亲眼见过，大多是从汪砢玉《珊瑚网》、张丑《清河书画舫》等家采集汇编而来，所以不能像《宝章待访录》那样，根据亲眼所见、确实听闻来明确区分。又如所载正文中的褚遂良书《陆机文赋》、吴通微书《阴符经》、刘敞书《南华秋水篇》、赵孟頫书《过秦论》等，都与今本没有大的异同，却把全文全部记录下来，实在是多余。至于陆机《平复帖》、虞世南《枕卧帖》，其中的文字是世人从未见过的，却反而略去不记。至于赵孟坚《水仙图》卷，《珊瑚网》记载有两本，不能没有前后重复错出的疑问。永誉在后一条下面注明，其中一本恐怕是临摹本，暂且并存以等待考证，这种做法是对的。然而他所记定武《兰亭》落水本，与郁逢庆《书画题跋记》所记前后题跋互有不同；所记神龙《兰亭》本，与《铁网珊瑚》记录的定武本题跋反而多有重复。又黄庭坚书写《阴长生诗》卷，与《铁网珊瑚》《书画舫》所记互相错杂歧出，竟有三本。王诜《烟江叠嶂图》，苏轼曾为之赋诗，竟有四本，都没有能够辨析真伪。又王士祯《居易录》记载，他在永誉斋中观看永誉收藏的书画，其中有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永誉说：“曾经见过一册，极其端正工整，是被好事者分散带走的，我只得到其中二三张纸罢了。”如今这部书记载这件作品，却只说是“史草”，也不注明保存的页数，反而不如士祯所记可靠。士祯又见到永誉所藏赵孟頫书写杜甫诗《天育骠骑歌》，上面有孟頫用小篆写的“延祐四年九月既朢”字样，这部书也一并没有记载，都是遗漏。至于“雁门”本是郡名，“茂苑”是长洲的地名，却把它们当作文彭。文嘉的别号是居节，字士贞。“贞”字印章的古篆写法与“鼎”字相似，却把居节的字写作士鼎。又把秋岩当作吾衍的别号，大概是因为吾衍书写《古文篆韵》后有“至元丙戌秋岩记”一条。不曾想到前一个至元丙戌年，吾衍才二十岁，不应当自称老。并且他题跋中的丁卯，如果是宋末咸淳丁卯年，正是吾衍出生之时，不应当有“自征建昌”的话。如今以陶九成的题跋考核，至元是至正的讹误，实际是至正七年丙戌，距离吾衍去世已经三十七年。这里的秋岩应当就是陈秋岩，不是吾衍的别号。像这一类疏漏错误尤其多，但是它收录广泛，引用丰富，足以供谈论艺事的人查阅的，没有超过这部书的，所以不能因为一两处小缺点而损害它整体的宏博。

译《琴谱合璧》十八卷 和素撰写。和素姓完颜氏，是满洲镶黄旗人，官至内阁侍读学士。这部书取明代杨抡《太古遗音》，译以 国书。按：古来翻译经书的方法，对于有意义的内容翻译它的意义；对于没有意义的内容，则翻译它的声音。所以各种经书都译成华言，而各种咒语仍然保留梵语。国书的制度，对于语言文字翻译其意义，对于人名、地名翻译其声音，道理相同。琴谱中的各曲虽然有意义，但所重视的是声音。杨抡所记《普庵咒》，就是根据声音谱写指法；和素于是把所记各曲一一按声音谱写，有的用单字相对，有的用两个字拼切，分寸毫厘清楚，不差分毫；抑扬轻重、宫羽调式都很协调，使明人的旧书反而依靠这部书得以长久流传。这也是操琴者特别创制的方法，是古代所没有的。集部 《明善堂诗集》怡亲王弘晓撰写。王的别字是秀亭，又自号冰玉。他是怡贤亲王允祥的儿子，雍正八年十二月承袭怡亲王爵位。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去世，谥号为僖。这部诗集分为十二卷，收录乾隆三年戊午至十四年乙巳的作品，一年编为一卷。大多是近体诗，古体诗较少。明善堂是乾隆五年 皇上赐给的堂匾，既题在他的居所上，于是就用它命名自己的诗集。卷首有慎郡王的序，说他的兄长之子冰玉年少时就聪颖明悟，长大后喜好学习而不知疲倦，他的语言文章能够自行发挥所得，文质彬彬，很有法度，值得观赏。《花间堂诗钞》一卷，《紫琼岩诗钞》三卷，《紫琼岩诗钞续刻》一卷。慎郡王允禧撰。王于雍正八年封为固山贝子，不久晋封多罗贝勒，雍正十三年封为多罗慎郡王。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去世，谥号为“靖”。起初编集名为《花间堂诗钞》，由王亲自编纂并作序，共收古体诗和近体诗二百六十六首。《花间堂》是王所居西园十二景之一，相关题咏都收录在集中。第二集名为《紫琼岩诗钞》，则由他的幕客顾元揆编定。顾元揆又奉王命书写并刊刻，约相当于王士祯门人编刻《精华录》的例子。诗钞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五言古诗十七首、七言古诗十九首；中卷五言律诗三十六首、七言律诗四十二首；下卷五言长律二首、五言绝句十六首、六言绝句二首、七言绝句五十一首。此前，王曾得到端溪岩石，珍爱异常，刻上“紫琼岩”三字；后来又自号紫琼，于是用它作为这部集子的名称。卷首有果亲王和 皇四子的序，后面有顾元揆的跋。这部诗集中的诗有许多与《花间堂》重复，想来是顾元揆把已经刻印和尚未刻印的诗合在一起，一并选录刊行，原本并不是为了接续前一部诗钞。王去世后，没有儿子。皇上下令 由皇六子质郡王承继王的爵位。乾隆四十八年，质郡王又搜集其余稿本，加以选择，续刻为《紫琼岩诗钞》，实际得到诗一百七十二首。但序文说有一百六十九首，目录又称一百七十首，大概是计数时偶有不审慎之处。《稽古斋全集》八卷。和亲王弘昼撰。王 是世宗宪皇帝的第五子，雍正十一年正月封为和硕和亲王，乾隆三十五年七月去世，谥号为“恭”。这部集子由王亲自编纂，分为八卷。卷一为经论，其中阐发《四子书》的十篇，阐发《易经》的五篇，阐发《诗经》的三篇，阐发《书经》的六篇，阐发《春秋》的四篇，阐发《礼记 的六篇，阐发《周礼》的七篇，另外阐发前贤格言的五篇，共为论四十六篇。卷二、卷三都是史论：卷二的四十二篇，大概从夏代到北周；卷三的三十四篇，则从唐代到明代。卷四收说九篇、序七篇、记四篇、跋四篇、书后八篇。卷五收杂著九篇、颂一篇、赞十二篇、铭一篇、辨六篇、祭文二篇。卷六收制艺八篇、赋四十一篇。卷七收古体诗八十四首、近体诗五十七首。卷八收今体诗一百八十五首。“稽古”是王的书斋名。这部集子最初完成于雍正八年。皇上在居潜邸时已经为它作了序。乾隆十一年重新订正并刻板。皇上又为它作序，并 亲自用御笔书写。现在这两篇序都置于书首；其余作序者，除庄王、果王、諴王等宗室近亲外，还有大学士张廷玉、朱轼、蒋廷锡，侍郎福敏、蔡世远、胡煦，祭酒邵基等人，他们都曾入内廷侍奉。（这些人） 在内廷讲席任职，也足以看出当时英才贤士的盛况。皇上御制序中说：“我从小就与王一同学习、一同听讲，学习作诗和古文辞；在那个时候，侍奉 皇考膝下，悠闲地在书府中生活，每天都沉浸在经史文字之中。天伦之乐，没有比这更好的了。集中所收，大多是天性的流露，洋溢在笔墨之外。读他的文辞，可以想见他的为人。臣等恭敬拜读，光明灿烂的 圣上之言，使我们仰见 圣人友爱之情的深厚，而这部集子的美好，也已经概括在 御制序中的几句话里了。”

译《鸣盛集》四卷。果亲王弘曕撰。王 是世宗宪皇帝的第六子，乾隆三年奉 命承继果毅亲王允礼之后，乾隆十五年封为和硕果亲王。乾隆二十八年因事获罪，降为多罗贝勒。乾隆三十年恢复封为多罗果郡王。这一年三月去世，谥号为“恭”。这部集子由王亲自编纂，合收古体诗和近体诗，共四卷。卷一诗一百十八首，卷二诗二百四十九首，卷三诗二百十一首，卷四诗一百九十六首。其中乐府十八篇、琴操二篇，另行编在前面，作为卷首。题名为《经畬主人》的，是王自取的号。卷首有王自序，说自己托身 于天家，何必拿炫耀文采、探取奥秘来同读书人争长短呢？只是我不忍心把它们玩忽。荒废时光、抛弃旧业，以此自附于 盛世教化、和谐歌咏的美好，所以题名为《鸣盛集》。” 《友竹轩遗稿》一卷，《敬谨斋初稿》六卷，《兰亭诗余》一卷，《鹤唳长吟》一卷。这部编集只有《友竹轩》诗文六首，是康修亲王崇安的遗稿；其余八卷都是他的儿子礼亲王永恩所撰。起初，礼烈亲王的孙子杰书在顺治年间承袭爵位，改号为康，传给儿子椿泰、孙子崇安；到了崇安的儿子永恩，仍然沿用康亲王的称号。乾隆四十三年。皇上念及礼烈亲王是开国元勋，功业谋略盛大显著，他的子孙承继先业，应当永远延续。最初所封的称号不应有所改易，特意命令康亲王永恩恢复称号为礼亲王。如今编集中两代人都题作康亲王，是因为此书完成于乾隆十八年，当时尚未奉命恢复称号。康修亲王于康熙四十八年承袭爵位，雍正十一年去世。“修”是他的谥号。卷中有礼亲王的跋，说父王担任议政大臣，闲暇时间很少，却一向喜爱讲学，把心得写入歌咏之中；然而不愿以此自夸长处，所以有许多作品被弃置，从未编成卷帙。礼亲王最初封为多罗贝勒，乾隆十八年承袭康亲王爵位，如今又称礼亲王。他所作已经刊刻的古体诗和近体诗，名为《敬谨斋初稿》：卷一五言古诗七十二首；卷二七言古诗二十六首；卷三五言律诗一百三十三首；卷四七言律诗一百四十三首；卷五排律六十二首；卷六绝句一百四十六首。《兰亭诗余》只有词十六阕，《鹤唳长吟》都是悼亡之作，所以作为别集，附在末尾。” 《诚正堂稿》八卷，《诚正堂词稿》一卷，《诚正堂文稿》一卷，《诚正堂时艺》一卷。礼亲王永恩撰。王有《敬谨斋初稿》六卷，已经著录。这部编集题署王的封号为“礼”，是乾隆四十三年奉 命恢复礼亲王称号后重新订定的。第一卷为五言古诗，第二卷为七言古诗，第三卷为五言律诗，第四卷为七言律诗，第五卷为五言绝句，第六卷为七言绝句，第七卷为五言排律，第八卷为七言排律，最后是词稿、文稿、时艺各一卷。词稿就是前编所附的《兰亭诗余》十六阕，增为二十四阕，又加入三言、四言、六言以及骚体、长短句，名为《众体附录》。文稿共赋九篇、各体文章十三篇、像赞三十七首。时艺共四十四篇，是平日在窗下拟作的科举闱作，刻于乾隆戊戌年，王亲自作序。《白山诗钞》八卷。伊福讷撰。伊福讷字兼五，号抑堂。著作有《农曹集》《蜕山诗稿》。这部编集大概是选取各家的诗，总汇为一集，分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卷。第一卷收慎郡王允禧、宗室国鼐、宗室岳端、宗室博尔都。第二卷收宗室文昭、宗室塞尔赫、宗室伊都礼、宗室永年、觉罗满保、觉罗成桂。第三卷收费扬古、性德、文明、索泰、西库、吴麟。第四卷收僖同格、明鼐、关奇、方防额、图傅伸、伊麟、赛音布、关舒、观宝、拉歆。第五卷收柏格、高述明、高斌、王敏、峻德、法海、夸岱、长海、石芳、何溥、官保、何贯曾、车柏、常安。第六卷收保禄、西泰、西成、卓音图、佟应常、裕诺、岷诺、穆泰、赵玉、永宁、胡星阿、塞尔登、额尔登、萼罗泰、塞兰泰。第七卷收方泰、德龄、关宁、明泰、萨哈岱、舒瞻、素禄、梦麟、那霖、傅泽布、福增格、英廉。第八卷收苏章、阿兆勋、陆世琦、那穆齐、礼绳武。所搜集的共七十二家，可以说很勤勉了。然而伊福讷所作的《农曹》《蜕山》两集，也把自己列入其中，既违背选编诗集的体例，而且这部名为大编巨集的书，遗漏很多，搜求查访又不够广泛，实在是这部书令人深为惋惜之处。《芗婴居士集》八卷。宗室文昭撰。文昭字子晋，自号芗婴居士。这部编集包括《古瓻续集》二卷、《龙钟集》一卷、《飞腾集》二卷、《知田集》一卷、《雍正集》二卷，共八卷。他与人唱和的诗，也分别附在篇末，例如王玉生、谢双村、杨晚雷等人的诗就是这样。《晓亭诗钞》四卷，《鹤鸣集》一卷。《晓亭诗钞》由宗室塞尔赫撰写，《鹤鸣集》则是他的长子伊都礼的诗。塞尔赫字栗庵，号晓亭，是诚毅勇壮贝勒穆尔哈齐的曾孙。康熙三十六年授奉国将军，雍正二年补任宗学正教长。雍正五年授监察御史，屡次升迁至工部侍郎，充任议政大臣。不久降补内阁学士，又授仓场侍郎。乾隆十二年晋升兵部侍郎，尚未到任就去世。伊都礼字立斋。这部书由晓亭的次子鄂洛顺刊刻。合收古体诗和近体诗，分为四集，每集为一卷。卷一名《春雪集》，卷二名《三余集》，卷三名《怀音集》，卷四名《秋塞集》。他的诗气格清朗旷达，风度和谐婉转而不流于纤弱。长洲沈德潜曾为《萨哈岱集》作序，说在北方得以会见三位诗人，首先数到塞尔赫，其次才提到英廉、萨哈岱。可见这部集子受到当时重视，已经很久了。鄂洛顺刊刻父亲的诗集后，又把亡兄的《鹤鸣集》附在后面。原文作“防谓”，疑为“盖谓”之误：意思是说，即使只是残存的鳞片和甲片，也可以想见其一生，所以不忍心弃置，这也是孝友之意。

译《月山草堂诗》四卷。宗室恒仁撰。恒仁出自 太祖高皇帝一支，最初承袭辅国公，后来因为不应承袭而失去爵位，于是闭门读书，专心吟咏，闲居终其一生，年仅三十五岁。仁和沈延芳为他撰写墓志，称说他清雅朴实而老成，确实具备古人的风格。大概由于他萧散恬适，所以言语多澄澈淡泊。这部集子由他的儿子宜兴编纂，共收古体诗和近体诗二百九十二首、诗余二首。卷首冠以墓志，卷末附以宜兴所作的跋。凡诗句下的夹注，没有“注”字的，都是恒仁亲自题识；有“注”字的，都是宜兴后来增补的。《存旧集》一卷。宗室福喜撰。福喜另字损亭，是辅国公常舒的孙子。由 朝考 赐进士出身，乾隆九年承袭世职，任奉恩将军。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去世，没有儿子。有诗稿一卷，他的朋友赵天馥为他选编并抄录，名为《存旧集》。《忠贞集》十卷。范承谟撰。范承谟的事迹，已经在《人物志》中详细记载。这部编集是他的全集，由清苑刘可书编纂。卷首收 谕祭文 御制碑文 御题词额，附有家传和祠堂记，共为一卷。其次是巡抚浙江时的奏疏一卷，其次是总督福建时的奏议一卷，其次是《吾庐存稿》一卷，其次是《百苦吟》一卷，其次是《画壁遗稿》一卷，其次是《杂著》一卷，最后是附录题跋、哀挽诗文三卷。康熙五十七年，他的儿子时崇进呈《画壁遗稿》。呈给 圣祖仁皇帝亲自撰制的序文。皇帝的文章下赐于此，光辉照临幽泉。如今恭敬地抄录下来，置于文集开头，以此显示我 国家扶植纲常、以风教激励臣子节操的深厚用意。至于承谟所上奏议，大多明白畅达，其中有许多涉及 国家财政民生的言论；诗文则直抒胸臆，慷慨激昂，咬牙切齿、怒目而视的情状，至今仍然可以想见。文章因作者的人格而更加受重，这正是说范承谟。”}], 《画壁遗稿》一卷。范承谟撰写。康熙壬子年，范承谟任闽浙总督，正值叛藩耿精忠谋反，巡抚刘秉政向贼人泄露情况，欺骗范承谟入见，胁迫他跟从叛乱；范承谟斥骂贼人而不屈，于是被他们拘禁。他被囚禁幽闭了三年，备受困厄毒害，时常写作诗歌来抒发自己的忠诚和愤懑。看守者断绝了他的笔墨，他便用木炭在墙上写画；其中情绪特别激烈的诗，往往被贼党抹去，现仅存四十七首。范承谟亲自为诗集作序，已经汇载入《忠贞集》中。这是石门吴震方抄录收入《说铃》的本子。《睫巢集》六卷，《后集》一卷。李锴撰写。李锴选择居住在盘山，优游于泉石之间直到终老，所以他的诗意态疏淡闲散，卓然不受流俗影响。大体上有古松奇石的姿态，但刻意追求高峻，力图摆脱常格，也往往显得如被削刻得骨立，留下斧凿痕迹。与王世贞所说“高叔嗣的诗如同在空山中弹琴，沉思忽然远去，树叶全都脱落，石头的气息自然青润”相比，仍有一层境界没有达到。大概在可以用力的地方，精心思考就能得到；在不容用力的地方，过分精思反而会失去。第一卷全是拟作古乐府。古人的音节既已无法得到，于是曲折其文辞，按照自己的意思来作。题目下面的注释，如《朱鹭》下注说：“建鼓是殷代所作，栖息着飞翔的鹭鸟。”又有人说是“露鼓精”，这是吴竞《乐府古题要解》的说法。《临高台》下注说：“趋向帝乡而登临瑶台”，借此寄托访仙之意，已经不是原来的解释。《雉子班》下注说：“属于《关雎》一类”，这就完全不是古题的本意，也不知道它所寄托的意思在哪里。卷中大多类似这样，实在难以理解。《通志堂集》十八卷，附录二卷。纳喇性德撰写。性德出身于显贵家族，很喜欢文章和书法。乡试时出自徐干学门下，于是拜徐干学为师。《九经解》就是他所刻的书，而徐干学请顾湄校正。由于这部书成于性德去世以后，刻板收藏在徐氏家中，世人遂称为徐氏《九经解》，并把《通志堂》这个名称也移了过去。这实际上是把徐氏误传为作者。此编由徐干学搜集编纂，共有诗五卷、词四卷、文五卷、《渌水亭杂识》四卷，另附碑志、哀挽等作品二卷。《栋亭诗钞》五卷，附《词钞》一卷。曹寅撰写诗作，第一次在扬州刻印，计有一千多首；第二次在仪征刻印时，曹寅亲自删汰旧刻，吴尚中在东园开雕的就是这个本子。其诗在白居易、苏轼之间出入。《石闾诗》一卷。陈景元撰写。陈景元是镶红旗汉军，平生写字仿效晋人，作诗仿效汉人，务求使自己超拔于流俗之上。这部诗集是他亲手书写的六十多首拟古诗，用来赠给雷鋐。前面有一封短札，也是他的手书。雷鋐又摹钩其笔迹，刻在纸板上，颇为精美。陈景元的诗虽以汉人为宗旨，但他性情孤僻，构思又刻峭，长期习染所接近的，正在孟郊、贾岛之间。好比米芾临摹晋人法帖，法度没有失掉；但王羲之、王献之的波磔钩剔，又时时显露出他自己的本来笔法，因此还没有完全像汉人那种不雕琢的意味。这个本子篇页较少，不能独立成帙，旧时附在李锴《睫巢集》中流行。然而二人同时唱和，名声也相当，不能列为附属作品，所以仍各自著录。《与梅堂遗集》十二卷。佟世思撰写。佟世思是正蓝旗汉军，因荫生资格授任思恩县知县。这部集子共有诗十卷、词一卷、杂文一卷。他的弟弟佟世集搜集并刻印，末尾附《耳书》一卷，全都记载所听闻和见到的荒诞怪异之事，分为人物、神异等四部。《鲊话》一卷，则是他因公事到恩平时，记载当地风土的作品。《章江集》五卷【内府藏本】。安世鼎撰写。安世鼎是镶红旗汉军，从保德州知州升任至江西巡抚。这部集子是安世鼎亲自编纂的，把历任官职期间的奏疏以及文移、条告等篇章编成一集。后面附有书记、序二十一篇，都是在江西所作。

译《倚松阁诗稿》七卷。德龄撰写。德龄字松如，号樝村，是满洲镶黄旗人。康熙戊子科举人，乙未科进士，改任庶吉士，历任官职至湖南巡抚、吏部左侍郎，后来退休。这部书刻于乾隆丙戌年，他在自序中说：“我的性情懒散，所以诗稿保存得很少。年近八十，才取出剩余稿件略加整理，只得到若干首，如此等等。”现在看《伊福讷白山诗钞》所载德龄诗，有《送范九池侍御巡台湾》七言古诗一首，而这部书中反而没有，可知遗失散佚的很多。七卷中共有五言、七言古诗九十四首，五言、七言律诗一百三十九首，长律七首，五言绝句十七首，六言绝句三首，七言绝句一百八十首。这大概是晚年搜集的，其子书山为之校勘。《冷月山堂诗》一卷。珠亮撰写。珠亮姓栋鄂氏，是满洲正红旗人。这部集子前面有康熙戊子年邵泰衢的序，又有庚寅年金钺的序。他的诗风情怀澄澈淡泊，得到韦应物、柳宗元诗歌的遗韵。因此邵泰衢在序中称赞他的心意贯通古今，并把它发为声诗，随所遇之事寄托心意。金钺在序中也称赞他的诗如纷纷细雨，元妙之解无从以声色臭味寻求。《余廉堂诗稿》六卷。嵩山撰写。嵩山是珠亮的儿子。承继家学，诗作颇有清新挺拔的意味。他在自序中说：“五十多年亲身经历残废之事，在闲散退处之中，每逢烟水云山，便不能没有兴发感触。有了兴发感触，便不能没有诗。实在不是有意作诗，也不知道人们知道我有诗等等。”大概由于外在牵累已经淡薄，意境自然不同，也是所遇环境使然。他的诗原有三千多首，分为《守拙》《望恩》《遂闲》《慰志》四集。后来多次删削，才定为这个本子。《柏翠山房诗稿》一卷。峒山撰写。峒山是珠亮的儿子、嵩山的弟弟。父母、兄长、嫂嫂一家都擅长词赋，峒山耳濡目染，年过七十仍没有停止吟咏。虽然造诣还不深，但有时也有闲淡的思致。《醉红亭诗钞》一卷，《诗余》一卷，《文集》二卷，《班余剪烛集》十四卷。常安撰写。常安姓纳兰，字履坦，是满洲镶红旗人。康熙年间，以诸生身份补任山西巡抚掾吏，不久升任理事同知。雍正初年，授山西冀宁道，累次升迁至贵州布政使，又升任江西巡抚。因事获罪被罢官，不久去世。伊福讷《白山诗钞》说他所著《受宜堂集》有数十卷，而这部题为《醉红亭》的编本，诗、文、词仅有五卷，大概是他任职贵州时刻印的初稿。《班余剪烛集》则是他任少司寇时编纂的：第一卷为论，第二卷为序记，第三卷为书，第四、五、六卷都是史评，第七卷为辨和题跋，第八卷为题跋，第九卷为赋，第十卷以下全是诗，比初稿又远为优胜。《闲青堂诗集》十卷，附录一卷。朱伦瀚撰写。朱伦瀚是正红旗汉军，康熙壬辰科武进士，选任三等侍卫，后来改任刑部郎中，官至正黄旗汉军副都统。朱伦瀚以擅长绘画而闻名。圣祖仁皇帝集与。皇上御制的诗集中，都有题咏朱伦瀚画作的诗，传为艺苑中极大的荣耀。他的诗也能与当代作者相互竞逐。这部集子由他的儿子、两淮盐运使孝纯刻印，不分体裁，以编年为次，从康熙丙子年开始，至乾隆戊寅年结束，共收六十三年间的作品。大体上以宋人为根柢，而绘画之意与诗歌之情相互触发，常有萧散不群的情致。据姚鼐的序文，朱伦瀚还有《疏稿》二卷，今天没有见到，大概尚未刻印。《固哉草诗集》四卷，《文集》二卷。高斌撰写。高斌已有传。这部集子曾经进呈。供御览【谨按：事见高晋所作《李宏诗集序》中】。诗文都不分体裁，以编年为次。诗始于康熙壬午年，止于乾隆甲戌年；文始于雍正庚戌年，止于乾隆甲戌年。大旨都依据义理，务求采用切合实际的言论，不以辞藻华美争胜。《雷溪草堂诗》。长海撰写。长海姓那兰氏，字汇川，先世是乌拉部长。太祖高皇帝时，长海的父亲马期来归，官至都统，跟从出征云南，立有功劳，被授予镇安将军。长海起初学习举子业，后来因镇安将军之功得到荫庇，补任户部库使，尚未正式补授，便以布衣身份终老。他喜爱易水的雷溪，在那里筑室居住，自号雷溪居士。这部书收五言古诗十八首、七言古诗十一首、五言律诗二十八首、七言律诗三十二首、五言排律二首、五言绝句七首、七言绝句九十五首。前面有宁郡王和大学士鄂尔泰的两篇序，后面有宗室塞尔赫的跋。《樗亭诗稿》三十二卷。萨哈岱撰写。萨哈岱是满洲正黄旗人，姓伊尔根觉罗氏，是两江总督萨载的父亲。他由恩荫授任内务府郎中，因事被革职。不久起复原官，任职于宫门奏事处。他平生吟咏作品极其丰富，因而伊福讷《白山诗钞》所选也颇多；这部书大概是他的全部稿本。计有古乐府一卷、五言古诗三卷、七言古诗二卷、五言律诗九卷、七言律诗十卷、五言排律四卷、七言排律一卷、五言绝句一卷、七言绝句一卷，共三十二卷。按诗体分类而不按年代编排，仍在题目下面注明甲子，使年代可以考查。萨哈岱字鲁望，“樗亭”大概是他的别号。《葛庄分类诗钞》十四卷。刘廷玑撰写。廷玑字玉衡，号在园，葛庄是他的别号。他是汉军镶红旗人，由荫生出任浙江台州府通判，升任处州府知府，又升为江西按察使。因事被降级，降为江南淮徐道，后来又任按察使佥事。这部书十四卷：首为乐府，其次为五言古诗，其次为七言古诗，其次为五言律诗，其次为六言律诗，其次为七言律诗，分上下两卷；其次为五言排律、七言排律、五言绝句、六言绝句、七言绝句，最后为补遗一卷。刘廷玑著作很多，在此之前按年代编成卷帙的共有五种：一名《种天斋近集》，一名《使草》，一名《辰巳小集》，一名《刈存草》，一名《省斋草》。到康熙五十三年，才把已经刻印和未刻的作品合在一起，总编成这部书，不分年代而按诗体分类，所以自己题名为《葛庄分类诗钞》。

译《桐轩集》一卷。夸岱撰写。夸岱姓佟佳，字桐轩，是满洲镶黄旗人，兵部尚书法海的弟弟。起初任侍卫，雍正年间承袭公爵，官至工部尚书。这是一卷古体、近体诗，大概是《瑞园合选》中的第二种。《通介堂诗稿》一卷。徐湛恩撰写。徐湛恩已有传。这部集子由他的孙子、工部侍郎绩编纂。不按古体、今体分类，而按五言、七言分类。五言诗二十四首，七言诗一百零七首。集中有《赋得“春水满四泽”》，是恭和《陇麦》。《御制〈陇麦元韵〉》《山庄四季》《赋得静里清声》《别舟中观猎》《六里桥》《铁柱》等篇。这些篇章全都。是在圣祖时期应制所作。大概也是因为仰蒙。皇帝知遇，屡次参与拜和。《斯文精萃》【不分卷，兵部尚书庆桂家刻本】。尹继善编纂。《尹继善事迹》见《人物志》。这部书选录历代诗文，上起西汉，下至南宋。只有圈点而没有评注，也不分卷帙。只是文章分为三类：一是散文，一是赋，一是杂体。诗分为六类：一是五言古体，一是七言古体，一是五言律体，一是七言律体，一是五言绝句，一是七言绝句。大致都选取有关风俗教化的言论以及真德秀的文章。《正宗》【“用”】意思相近，但不像真德秀那样过于拘谨。前面有乾隆甲申年自序，称初刻于云南，二刻于陕西，因为那里都是偏远僻陋之地，很少有师承，所以利用处理文书的闲暇，亲手编定一部书，作为示范。后来总督三江，见诸生中才质聪颖卓异的人平时讲习多崇尚浮华，不再从根本上下功夫，于是取出滇、秦旧刻，再次增删，一切体裁都归于醇正。大概这部书共刻过三次，这就是他晚年定下的本子。《尹文端诗集》十卷【兵部尚书庆桂家刻本】。尹继善撰写。尹继善的事迹，见《人物志》。这部集子，是他的儿子庆。桂编纂的，共有古体、今体诗一千七百五十首。大体上追溯中唐，以剑南、石湖为准则，不采用历下、太仓的伪体，也不采用公安、竟陵的偏调；诗风婉约恬雅而切近实际，意趣深厚，可以置于南施、北宋之间。大概因为承袭世代官籍，熟悉典章，早年进入词林，经常同前辈名流唱和，所以议论和体格都有渊源；又加上受到。特别的知遇，历任中外官职数十年，时常承受。圣训，能够明白通达，洞悉政体和民情，所以没有寒儒蔬笋般的词句，也。没有迂腐之士拘守一隅的见解，所谓以和谐的声调来歌咏。国家的盛盛景，大概也无愧于此。《纪恩诗》一卷。尹继善撰写。尹继善有《文端诗集》，已经著录。这一卷全是七言绝句，没有其他诗体。开头是辛未年入。在觐见时所作，共十首。其次是己卯年入 在觐见时所作，共二十四首。其次是甲申年奉召任大学士时所作的十 六首。其次是丙戌年随驾到山庄时所作的 十六首，其次是到木兰随围时所作的十六首，共八十二首，都是前集没有刊载的，所以他的儿子庆霖汇集起来刊刻，特此说明。《味和堂诗集》六卷。高其倬撰写。高其倬的事迹已经详见《人物志》。这部书第一卷名为《白苹红杏集》，收诗一百二首；第二卷名为《懒后忧余集》，收诗一百一首；第三卷名为《滦阳消夏集》，收诗六十二首；第四卷名为《塞上集》，收诗五十九首；第五卷收诗一百二十四首；第六卷收诗一百十四首，合起来称为《知非集》。《白苹红杏集》，他的自序说：“年轻时作诗，从来没有保存稿本；开始保存稿本，是从《万柳塘》一篇起，其中有‘白苹风细鱼蒲长，红杏花深燕子飞’的句子，受到朋友赞赏，恰好又在卷首，于是就用它来命名诗集。”《懒后忧余集》，他的自序说：“我一生吟咏，大多由于朋友；自从旧日游侣相继辞世，懒得不再作诗；丁忧三年，又没有诗可作；把前后篇什总括起来，数量寥寥，所以取此名。”他的《滦阳消夏集》，则是乙未年随驾到 山庄，从四月到十月所作的诗。至于《塞上集》，是丙申年秋天随恒邸到热河，从七月到九月所作的诗。大概是因为高其倬隶属于恒王旗下，所以如此。他的《知非集》两卷，大约是历任封疆大吏时所作。以上五集都是高其倬去世后，由儿子恪等校订刊刻，合起来题名为《味和堂诗集》。恪又名书勋，另有《石堂诗钞》，著录在别处。《石堂诗钞》二卷。高书勋撰写。书勋是户部尚书高其倬的儿子，字芸功，石堂是他的号。十七岁时考中乾隆戊午科举人。中年患足疾，不再出仕，早年去世。这部书把古体诗和近体诗合编为上下两卷，共五百余首。卷首有张裕荦、熊为霖的两篇序。熊为霖是他的授业老师。《西林遗稿》六卷。鄂尔泰撰写。鄂尔泰的事迹已经详见《人物志》。这部书是他的门人杨潮观刊刻的。乾隆甲子年，杨潮观就任校勘之职。事情尚未完成，他的老师已经去世。己巳年，杨潮观急忙在吴地刻板，但只完成了这部书的一半。辛卯年，杨潮观进京，全部得到剩余稿本。甲午年春天，他与表弟顾光旭共同编纂并刊刻，于是《西林》的诗集才得以完整，这就是这六卷。第一卷是古体诗三十一首；第二卷是五言律诗七十四首；第三卷是五言律诗七十三首；第四卷是七言律诗一百首；第五卷是七言律诗九十四首；第六卷是五言、七言排律以及五言、七言绝句，共九十五首。全书共诗四百六十七首。卷首有乾隆甲午年大学士阿桂的序，杨潮观、顾光旭又共同作跋。《太谷山房集》六卷。梦麟撰写。梦麟字文子，号耦堂，蒙古正白旗人。乾隆乙丑科进士，改任庶吉士，历次升迁至内阁学士，曾经主持河南、江苏学政。梦麟的诗最初编为《梦庐诗集》，这部书是他重新订定的本子。卷首都是乐府诗，其余合编古体诗和近体诗，共六卷。他的诗才气卓异，笔意峭拔凌厉，大概是因为一生沉浸于古籍之中，所以用笔不落入通常的窠臼。

译《鄂虚亭诗草》一卷。鄂容安撰写。鄂容安是大学士鄂尔泰的长子。乾隆十九年，因出兵西路而殉难，谥号刚烈。事迹已经详见《人物志》。他一生吟咏很多，却从未付梓。这部书是草稿本，大概是有心人替他搜集整理的。按杨潮观《西林遗稿》后序说：“刚烈公的伯、仲二人，历任封疆不久，相继为国死节。所存完整稿本，无从唤起忠魂来询问。”据此看来，《西林》的诗尚且只是延续得如一根细线，何况虚亭的诗呢？搜集整理者的功劳，确实不小。《顾文端公诗节钞》一卷。顾八代撰写。《八代事迹》已经详见《人物志》。这部书题名为《节钞》，大概不是顾八代的全部诗作。根据书名题识，这是桐城方苞的选本。卷首是五言古诗三首，其次是七言古诗八首，其次是五言律诗六首，其次是七言律诗十四首，其次是五言排律七首，其次是七言排律九首。他的诗大多吟咏平定吴逆时滇南用兵的事情，很足以作为考证资料。《博虚宥诗草》三卷。博清额撰写。博清额字虚宥，是满洲人。乾隆壬申科进士，改任庶吉士，历次升迁至翰林院侍讲学士、奉天府府尹。这部书第一卷是乾隆庚辰年主持四川乡试时所作，第二卷是壬午年视察四川学政时所作，都名为《使蜀草》。第三卷是戊子年主持浙江乡试时所作，篇章寥寥，近体诗多而古体诗少，也没有见到他的全集。《戢思堂诗钞》二卷。李宏撰写，李宏已有传记。乾隆辛卯年，李宏以河道总督的身份死于任所。他的儿子奉瀚辑录其遗稿三百余首，由高晋作序。高晋当时正任两江总督，是他的同僚。序中称李宏天性恬淡，不接近声色。公务之余焚香安坐，手中书本不离，有时作诗自娱。诗词风格深厚，多有见道之语。《寄素堂诗草》二卷、《杂著》二卷。李永标撰写。永标字纯九，是汉军人，由笔帖式授任内务府郎中，兼任佐领。乾隆三年出任张家口税务管理官，五年任期届满，部里推举他为广东雷州府知府，经引 见之日，特意擢升为安徽分巡道，兼管芜湖关税。这部集子由李永标亲自编定，但篇章很少。第一卷只有诗四十六首，第二卷只有诗四十二首，都是近体诗，没有古体诗。他的杂著，上卷有文章十篇，大都随笔直书，不合古代文法；下卷只有杂录的格言三十六条。《海愚诗钞》十二卷。朱孝纯撰写。孝纯字子颖，是汉军正红旗人。由壬午科举人授任四川简县知县，升任叙永厅同知，擢升为山东泰安府知府，又擢升为两淮盐运使。因病辞官回乡。这部集子大概是朱孝纯去世后，由他的朋友桐城姚鼐、丹徒王文治编次的。第一卷为五言古诗六十首，第二卷为七言古诗三十八首，第三卷为七言古诗四十五首，第四卷为五言近体诗一百十六首，第五卷为五言近体诗七十六首，第六卷为七言近体诗七十五首，第七卷为七言近体诗八十四首，第八卷为七言近体诗一百二首，第九卷为五言绝句六十七首，第十卷为七言绝句八十八首，第十一卷为七言绝句一百四十八首，第十二卷为七言绝句一百三十三首。卷首有他的老师桐城刘大櫆的序，姚鼐和王文治在乾隆甲寅年编成并交付刊刻，又为此作序。《补亭诗稿》。观保撰写。观保字补亭，是正白旗满洲人，姓索绰罗氏。乾隆丁巳进士，官至左都御史。诗稿有抄本，收藏在他的儿子内务府郎中观豫家中。《督运草》一卷、《乐贤堂诗钞》三卷。德保撰写。德保已有传记。《督运草》是德保亲自编定的，都是他在乾隆丙申年代替杨锡绂任漕运总督时所作。《乐贤堂集》则是自行汇集他一生的诗作，想要刊刻却没有成功。己酉年，德保去世，他的儿子英和于是编为三卷并刊刻。《督运草》虽然合并在诗集之内，但因为先前已有单行本，而且是德保亲自编定并作序的，所以两部书都加以著录。德保与他的堂兄观保，都以乾隆丁巳进士身份进入翰林，出入 禁宫三四十年，又都因为文章受到 知遇，屡次主持贡举，是词林中的老前辈。直到现在，馆阁中的旧臣还有很多是两人的 门下士。《澄悦堂诗集》。国梁撰写。国梁是满洲人，姓纳拉氏。乾隆丁巳进士，官至贵州粮驿道。遗稿非常丰富，尚未付梓。他的哥哥国栋字天峯，官至总兵，也能作诗，但稿本大多散失，未能流传。《兰藻堂集》六卷。舒瞻撰写。舒瞻字堃亩，号云亭，是满洲正白旗人。乾隆丙辰科举人，己未科进士，出任浙江桐乡县知县，历任平湖、山阴、海盐三县知县。这部书收古体诗和近体诗，第一卷四十八首，第二卷五十二首，第三卷一百一首，第四卷九十二首，第五卷九十首，第六卷九十三首。乾隆壬申年，长洲沈德潜为此作序。《晚香堂诗》四卷。永亮撰写。永亮字苹洲，是满洲正白旗人。乾隆甲子科举人。这部书第一卷名为《团瓢吟》，合古体诗、近体诗为三十八首；第二卷名为《别轩存稿》，收诗三十四首；第三卷名为《勾留草》，收诗五十四首；第四卷名为《一草亭吟》，收诗二十二首。每卷都有序言，总题名为《晚香堂诗》。他的同年周毓仑为此作序。《枝巢诗草》四卷。图布撰写。图布号裕轩，又号漫圃，是满洲镶红旗人。乾隆戊辰科进士，改任庶吉士，历次升迁至翰林院侍讲学士，充任 日讲起居注官。这部书第一卷名为《从猎集》，是他在翰林任职期间，历年随驾到热河以及随围木兰时所作；第二卷名为《静居集》，也是任翰林时所作；第三卷名为《于役集》，是他奉使吉林、主持四川和山东乡试，以及历游塞外、淮徐时所作；第四卷名为《归田集》，是辞官后所作。晚年他选择居住在阜成门外玉河乡的池水村，那里有园圃竹木之胜，春秋佳日，他在其中逍遥游赏，所以作诗最多，诗境也更加精进。四集共收诗五百十四首。“枝巢”这个名称，大概取自鹪鹩筑巢于树林不过占一根树枝的意思，因此用来题名他的诗集。他去世的第二年，即乾隆丙午年，他的门人御史刘湄为他交付刊刻，大兴朱珪为此作序。

译《乘槎集》二卷。全魁撰写。全魁姓尼吉哩氏，是满洲镶白旗人。乾隆辛未进士，官至 盛京户部侍郎，降职补任翰林院侍读学士。这部集子是乾隆丙子年全魁奉使 册封琉球国王时所作，所以以“乘槎”为名。各种诗体合编，起于《奉 使纪 恩》，止于丙子除夕，都是从京城到福建、从福建到琉球途中所作，所以除夕诗中有“归期应不远，引领杏花初”的句子。全魁渡海时，经历了鲸波的危险，诗集中都有记载。他回程时风势顺利，快速航行，又 奉命很急，所以很少题咏。《来鹤堂诗钞》四卷。于宗瑛撰写。宗瑛是镶红旗汉军，乾隆甲戌进士，改任庶吉士，授官检讨，官至监察御史。宗瑛是于成龙的孙子，家风清白简朴。宗瑛尤其恬淡无求，虽然天性喜爱吟咏，却也无意争名，所以大多不自行保存诗稿。这部集子是他的儿子鳌图从残存稿本中收拾整理出来的。《不堪持赠吟》一卷。兆勋撰写。兆勋字佑启，祖先世代居住在长白山栋鄂，所以自号栋鄂牧子。这部《诗录》一卷，大概是他的旧友福增格替他编次的。乾隆戊寅年，福增格又作序并刊刻。末尾附有各家的评论以及赠诗。他的《不堪持赠吟》一卷，则是兆勋晚年续刻的。《卧云堂诗稿》一卷。傅显撰写。《傅显已有传》。这部集子由傅显亲自编定，刊刻于乾隆辛巳年。根据他的自序和儿子傅尼善的跋文来看，大概是从任中书舍人以后才开始作诗，后来随军征讨金川，历任内外官职，直到任岳州知府时，才编成这部集子；岳州任职以后所作的诗则散佚不存，所以这不是完整的稿本。诗作崇尚清简，语言委婉，大概取法于剑南。《陶人心语》五卷，《续选》十四卷，《补遗》一卷。唐英撰写。唐英是内务府正白旗汉军，官至内务府造办处郎中。这部集子由唐英亲自编定，第一卷至第四卷按古体诗、近体诗分类，又分别分为五言、七言；第五卷是杂文。《续选》第一卷、第二卷是诗，附杂文一篇，编排完全没有体例。第三卷至第十卷都是诗，题名为《浔江著》。又有《入觐草》一卷，也题作卷十，内容颇多重复。第十一卷也题作《浔江著》，另题子目为《望洋集》。第十二卷前半题作《浔江著》，后半题作《粤东著》。第十三卷前半题作《粤东著》，后半以及第十四卷又题作《浔阳著》。大体上是一任官职编一集，按年代编次，但受篇幅限制，于是割裂成这样。他的诗颇有清新意趣，不失雅正。他之所以取名《陶人心语》，是因为长期主管江西官窑，而作诗又直接抒发胸臆，所以取了这个名字。《竹园诗集》一卷。张廷弼撰写。廷弼字秉衡，“竹园”是他的号。是汉军正白旗人。任直隶魏县知县，后来又补任江南吴县知县。这部书前面题作《竹园诗集》，后面又标作《竹园编年诗集》卷之一。然而考察他的诗，只是癸巳一年所作。既然称为编年诗集，就不应仅限于癸巳年，也不应只有一卷。由此可知这是不完整的本子。《酌雅斋诗余》一卷。福增格撰写。福增格，字赞咸，号松岩，是大学士伊桑阿的孙子、山西总督伊都立的儿子。因任怡王府仪宾被提升为散秩大臣，出任山西总兵官，不久升任步军总尉，兼任副都统，转 任盛京兵部侍郎。他所著的书有《酌雅集》，本卷只有词十九首。卷前有中州任果所作的一篇骈体序。《静防堂诗》一卷。顾琮撰写。顾琮字用方。本编开头是《练要书屋集》，其次是《冷泉山房集》，第三是《蕉桐书屋集》，都是五言古诗，下面接着是七言古诗、五言和七言绝句、五言和七言律诗，没有见到全集。《瞻园诗钞》一卷。托庸撰写。托庸的事迹在《人物志》中已经详载。他所居住的地方叫瞻园，园中有十八景，具备池▯竹木的胜景。他闲暇时就在这里饮酒吟咏，所以用“瞻园”作为诗集的名称。《玉华堂诗稿》一卷。赵宏恩撰写。宏恩字芸书，是汉军人，官做到湖南巡抚。有全集，本卷大概是抄本，只收有诗三十八篇。《时斋偶存诗钞》一卷。国栋撰写。国栋字云浦，“时斋”是他的号。本编前面是《蜀游草》，大概是他出任西蜀县令时所作；后面是《淮南小草》，则是他任司▯淮安时所作。然而前者只有诗四十九首，后者只有诗三十五首，也十分寥寥。《友莲堂集》一卷。佛喜撰写。佛喜，字怡仙。本卷又名《一鹤轩草》。是抄本，而且多有涂改和乙正，大概是尚未定稿的稿本。《早闲轩诗》。汪松撰写。汪松别字苍嵓，又自号髯道人。本集第一卷收五言古诗二十七首，第二卷收七言古诗二十首，第三卷收五言律诗一百五十四首，第四卷收五言排律九首，第五卷收七言律诗七十六首，第六卷收五言绝句二十四首，第七卷收七言绝句五十八首，以上都按诗体分类。第八卷名为《哀雁集》，是哭悼妹妹的诗；第九卷名为《悲鸾草》，是悼念亡人的作品；第十卷以《冷巢残稿》结束，是他晚年所作的短诗，所以这三卷独不按诗体分类。《春晖堂诗钞》。张廷枚撰写。廷枚字卜臣，因世袭佐领兼任銮仪卫，升任内务府防计司员外郎，补授参领，出任苏州浒墅关税务的主管。廷枚曾奉 命出使朝鲜国，携带所赐的空青石交给该国国王，因此卷末有记述旅途的作品，叙写外国的景 物和事实，确实很足以帮助博览。物事实颇足资博览焉。《墨卿堂集》。恒裕撰写。恒裕字惇夫，是正黄旗满洲人，姓完颜氏。乾隆庚寅年中举人，官至中允。有集四卷，开头列有散体文，又收录古体诗和近体诗。他的友人侍郎玉保编排成集。《养易斋集》一卷。原本题为《养易斋主人》撰写，是宗室女子，满洲正红旗珠亮的妻子。诗中多是歌咏忠孝节义的言辞。《兰轩诗》一卷。原本题作：“兰轩主人撰写。”是觉罗女子，世系出自 太祖高皇帝的弟弟庄亲王适嵩山。她天性多才多艺，尤其沉迷于吟咏，却不自行收集整理，年仅五十岁便去世。她的儿子能泰收集记录遗稿，编成此集。嵩山亲自为它作序。

译《红雪轩稿》六卷。髙氏景芳撰写。髙氏大概是汉军人，侍卫髙钦的姐姐，己卯科举人，内阁中书，世袭一等侯张宗仁的妻子。她自行编纂所作的诗、词、文、赋，分为六卷：第一卷收赋三十六篇、文一篇；第二卷收四言诗十六首、五言古诗四十七首、七言古诗三十首；第三卷收五言排律二十七首、七言排律十二首；第四卷收五言律诗一百零五首、七言律诗六十七首；第五卷收七言绝句九十七首、五言绝句四十三首；第六卷收词一百七十五首。编首还有一篇骈体自序，其中每篇都 有评防，仿照《才调集》的体例；这应当是她弟弟髙钦所作。《希光诗钞》一卷。烈妇希光撰写。希光姓钮瑚鲁氏，是正白旗满洲员外郎伊嵩阿的妻子。丈夫患病，她割取大腿肉为他治疗，没有奏效，便发誓以死相随。因为女儿年幼而无所依靠，她勉强守志，含辛茹苦十年。女儿出嫁的第二天，她作七言律诗二章表明心志，随后自缢而死。她的公公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永贵记录了她的诗，上奏 皇上怜悯她，赐予旌表。诗中多有凄楚的声调，其中《烈妇叹》一篇，大概是替大学士舒赫德的儿媳栋鄂氏所作，也是在自我感伤有同样志节的人。《钦定八旗通志》卷一百二十。《史部，政书类，军政之属，〈钦定八旗通志〉》。《钦定四库全书》。《钦定八旗通志》卷一百二十一。《人物志》。地方志书收录人物，大概从汉晋以来就有了。《襄阳耆旧》《汝南先贤》，大概就是这种记载的开端吧？从唐宋直到今天，凡是一郡一邑的志书，以及天下的通志，无不搜罗史籍，探寻金石文字，用来表彰美善、为后世垂示准则，这也是敦厚崇尚世间教化、劝勉激励人心的意义。我 国家 在东方兴起，全部占有天下疆域。贞元以来正值昌盛时期，于是山川都汇聚了灵秀之气，风云龙虎之间，杰出贤哲接连诞生。那些光明显赫、足以和虞舜的臣子、周朝的辅佐大臣争辉的人，实在多得无法全部计数。历代圣祖相继承接，教养培植，已有一百多年；我 皇上统治中原，更加悉心培育、谋划治理，四方极远之地都归于一统，无不遵循正道，而八旗 根本之地沐浴在 圣明教化之中，受到的感化尤其深厚。因此高门巨族歌咏盛大功业、诵扬清美德行的人接连不断地出现。这部人物志之所以比往古更为盛大，原因就在这里。然而历代地方志书流于泛滥的很多，即使八旗旧志只是依据碑志文字编写，也有时不能避免这种弊病。既然已经恭敬地请求 圣明裁定，一概以 《国史》列传为准，实在足以取信于当今、流传于后世，彰显皇上褒贬至公的原则，只是 《国史》的体例兼有彰善惩恶的意义，所以美恶并存。志书的体例，则广泛考察古籍，同时以宣扬善行作为宗旨。如果褒贬的界限不严格，体例就会错乱。现在恭敬拟定：宗室王公以及内外文武大臣，只有功名始终如一的人，才得以收入本编。有的人起初曾列入刑书，后来又受 上天鉴察；宗室如睿亲王，大臣如鳌拜等，也可以一并收入。如果其起初 多年勤勉而得以承受 恩荣，到了末路却昏乱迷失、自取罪责，即使曾有功绩，也都不敢滥加收录。又如八旗汉军中的范文程，生原丰邑，功劳可比鄼侯，自然应当使其名声在史册上流传。其他前朝旧臣，倒戈归顺、接受诏命，如洪承畴等，虽然勤劳而功绩显著，得到显贵官秩作为酬报；但我八旗满洲之中，顺应天命、辅佐国运、历经百战开拓疆土、功勋事业远远超过他们的人，史书都记载不尽，实在不必借用楚国人才、晋国人才来光耀旌旗，何况我 皇上大公至正，扶植纲常，辨别二心之臣，分别为他们列传。每一处落笔、删削，都遵循《春秋》的义理。一个人的长处既不能掩盖他的瑕疵，就尤其不能列为臣下的典范。有的人家族世代承受恩泽，延及子孙，如果子孙果真有杰出的才干，仍然一体登载于简册。这样一来，一夺一予，都可以得到公平。至于宗室承袭封爵的各位大臣和世袭爵位，《国史》的体例是，子孙分别附在祖父名下，以彰显渊源。如今编纂人物志，则必须是确实有卓越建树、不辱没家声的人，才可以列为附传。如果只是世代承受恩泽而没有事迹，或者虽有事迹但并不特别突出，他们的世系支派便详细载入封爵、世职二表，这里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