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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史部十四 《集古录》。目录类二【金石之属】提要。臣等恭谨考察：《集古录》十卷，宋代欧阳修撰写。欧阳修另有《诗本义》，已经著录。古人对书法作品只重视真迹，从梁元帝开始汇集碑刻文字，编成《碑英》一百二十卷，见于他所撰《金楼子》，这是辑录金石文字的始祖。如今这部书已经失传，曾巩想要撰写《金石录》却没有完成，只写了一篇序，保存在《元丰类稿》中。欧阳修开始搜集散佚的金石文字，积累到一千卷，摘取其中的大要，各自加以说明。到嘉祐、治平年间，欧阳修任职政府，又分别在各卷末题写文字，于是内容有些小的差异，大概是随着时间有所删改订正。欧阳修亲自写了后记，题署从嘉祐癸卯年到熙宁二年己酉年。欧阳修的幼子欧阳棐又摘录其中的概要，另编成目录。向上追溯到癸卯年，大概有六年，而欧阳棐记载说是录成后的第八年，因此这部目录应当是在嘉祐六年辛丑年完成的，这一点是确实的。跋尾大多是在治平初年所写，也有少数是在熙宁初年写的。由此可知，欧阳棐的目录确实是奉欧阳修之命编成的。各块碑石的跋文如今都收在欧阳修文集中；至于那些跋文由欧阳修亲自书写的情况，据宋代方崧卿《衷聚真迹刻于庐陵曾宏父石刻铺叙》所称，共有二百四十六篇。陈振孙《书录解题》说有三百五十篇跋文。欧阳修之子欧阳棐所记载的则说有二百九十六篇跋文。欧阳修自己又说有四百多篇带有跋文。近来刻印《集古录》的人解释说：世间流传的《集古跋》有四百多篇，而欧阳棐却说有二百九十六篇。虽然当时欧阳修还健在，但续写的跋文不应超过一百篇，因此怀疑抄本误把“三百”写成了“二百”。如今考察这件事，十卷全部合起来，正好符合四百多篇跋文的数目，大概是把文集本和真迹合编在一起，与专门依据文集本的版本不同。宋代庐陵刻本如今已经失传，无法核对，也不必因为欧阳棐的记载而怀疑它。此书原本只是随得到随即记录，不再按照年月编排，所以欧阳修自叙说：“有卷帙的次第，却没有时代先后的次序，大概是因为所取很多而没有停止。”近来的刻本却按照时代先后编排，并且在每卷末附列原本卷帙的次序，反而出现了年月倒置、改易和补正的地方。因此钱曾在《读书敏求记》中认为这失去了原来的意旨。然而考察毛晋的跋文，他说：“自序说上自周穆王以来，那么就应当把《吉日癸巳》石刻作为卷首；《毛伯敦》三篇铭文是在作序、列目录之后才得到的，应该放在卷末。即使是欧阳棐也不敢擅自编排，大概是周益公不精于考订，等等。” 根据这些情况，那么周必大时期的版本已经按照时代编排了。编排次序的由来已经很久，如今刻印欧阳修文集的人只按照时代排列，不再保存每卷末原来的次序，就更加疏略了。现在仍旧依照现行篇次，著录于此。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敬校订后呈上。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集古录序》万物通常聚集在喜爱它们的人那里，也通常被有力量而强有力的人得到。有力量却不喜爱它，喜爱它却没有力量，即使东西近在眼前而且容易取得，也有得不到的。象、犀、虎、豹以及蛮夷之地和山海中的东西，都是会杀人的野兽；但它们的牙齿、角、皮革却可以搜集并据为己有。玉产于昆仑山，距离流沙万里之外，经过十多个翻译者，才能到达中国。珍珠产于南海，常常生在深水之中，采珠人腰系绳索下水，形状和肤色已经不像常人，往往不能出来，于是被蛟龙鱼类吞食。金矿在山中，开凿得深，矿穴又远，要点燃火把、携带干粮，然后才能进去。如果山崖崩塌、洞穴堵塞，那么就会葬身其中，通常一次有几十人、上百人。路途遥远而且困难，又常有死亡的祸患，往往如此。然而金、玉、珍珠和美玉，世人却常常能够兼收并蓄。凡是喜爱某物而又有力量的人，就没有不能得到的。汤盘、孔鼎、岐阳的鼓、岱山和邹峄山的刻石、防稽的刻石，以及汉魏以来圣明君主和贤士的碑刻、彝器、铭文、诗、序、记，直到古文、籀文、篆书、隶书诸家的字书，都是三代以来最珍贵、奇异、伟大、美丽、精巧而可喜爱的东西。它们距离人并不远，取得它们也没有灾祸；然而由于风霜、兵火，它们沉没、散失、磨灭，散弃在山崖、废墟和荒草之间，没有被收拾起来，原因是世上喜爱它们的人太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人〕 幸而有喜爱它们的人，但他的力量有时又不足，所以只能得到其中一两件，不能使它们聚集起来。力量没有比喜爱更强的，喜爱没有比专一更好的。我天性专一而且嗜好古物，凡是世人所贪求的东西，我都没有欲望。因此我把自己所喜爱的东西专心用在这里；喜爱已经很深，即使力量还不足，也仍然能够把它们取得。所以从上自周穆王以来，下至秦、汉、隋、唐、五代，远到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尽的山崖和绝断的山谷，荒林和破冢，神仙鬼物以及传说中的诡异怪事，没有一样不包括在内。于是编成《集古录》。我认为辗转抄写会失去真迹，因此依据碑石的拓本卷轴把它们收藏起来，有卷帙的次序，却没有按照时代先后排列。大概是因为所取得的东西很多而且还没有停止，所以随着得到什么就记录什么。又认为聚集得再多，最终也一定会散失，于是摘取其中的大要，另编成《录目》，并把那些可以用来同史传互相校正、补正缺漏和错误的内容一并记载下来，以传给后来的学者，希望有助于增加见闻。有人讥笑我说：“东西多了，势必难以聚集；聚集久了，没有不散失的，何必在这件事上如此劳心呢？”我回答说：“使我的爱好得到满足，玩赏着它们直到老去，也就可以了。象、犀、金、玉的聚集，难道果真不会散失吗？”我本来就不能用这种道理来改变另一种道理。庐陵欧阳修序 从前在洛阳同我交游的人，都是当时豪杰俊秀之士。陈郡谢希深，善于评论文章；河南尹师鲁，辨析议论精确而广博。我每次有所写作，这两个人一定展开纸张快速阅读，很快就能领会我的深意。拿给其他人看时，他们有时也会有所称许，但那些都不是我自己能够得到的评价。宛陵梅圣俞，是善良而有德行的君子。他同我一起处在困穷之中，每当看见我有一点值得高兴的事情，便欢欣得如同发生在自己身上一样。自从这三位去世以后，我也已经衰老而且多病了。这篇序文写成，既没有谢希深、尹师鲁这样的知音；而这部书编成，也遗憾梅圣俞不能看见。悲哀啊！嘉祐八年，岁在癸卯，七月二十四日书写。

译《集古录目录记》【欧阳修之子欧阳棐】《集古录》编成后的第八年，家父命令我说：“我收集前代被埋没、残缺、散失的文字，特意取用世人认为没有用途的东西收藏起来，难道只是出于嗜好的偏僻，把它们当作耳目之娱吗？我所得到的东西，也已经很多了。因此我常常为它们撰写说明并刻印，又在各卷末题写跋文，共二百九十六篇。序文所说可以用来同史传校正、补正缺漏和错误的内容，已经大致齐备了。至于摘取其中的大要，另编成目录，我还没有闲暇去做。然而不能因为没有完成就使它不完备。”欧阳棐退下后，全部打开收藏的一千卷加以考察，说：“唉，可以说是详尽了。大概从周文王、周武王以来，一直到五代，关于盛衰得失、贤臣义士、奸雄盗贼和动乱之事，能够触动人的耳目之处，甚至释氏、道家的言论，没有一样不包括在内。然而这些内容分散零落，经过数千百年之后才聚集在这里，也可以说是很难了。既然聚集它们很难，那么保存久了，又将会终于散失而不流传，难怪父亲珍惜这件事。”于是分别取出各部书，写明撰作者、事迹的始末以及所处的时代，编成十卷，附在跋尾之后。事情一定要简要而不烦琐，这样才能流传久远。如今这一千卷书，刻在金石上，寄托在山崖之间，没有不是为无穷久远作打算的。然而一定要等到《集古录》编成以后才著录，难道不是因为内容繁多【一作“多”】而难以全部流传吗？所以只著录它的大略而不叙述详情，这是父亲的意旨。熙宁二年二月记。右边是《集古录序》，成于嘉祐末年。其中说有卷帙的次序、没有时代先后，大概是因为所取很多而没有停止，所以随着所得之物记录。这是父亲说明一千卷不按时代编排的意思。又说摘取其中的大要，另编《录目》，并记载那些可以用来同史传校正缺漏和错误的内容，以传给后来的学者。这是父亲说明《录目》跋尾的意思。到了熙宁二年，父亲的儿子叔弼在后面记说：“父亲命令棐说：‘我在各卷末题写跋文，共二百九十六篇；如果摘取其中的大要，另编成目录，那么我还没有闲暇。’棐于是把一千卷全部打开，著录其大略。”如今看来，父亲的序明确说要另编《录目》，而棐却记载父亲说没有闲暇。世间流传的《集古跋》十卷，有四百多篇，而棐却说有二百九十六篇。虽然当时父亲还健在，后来过了三年才去世，但续写的跋文只有十多篇，不应超过一百篇。难道不是抄本误把“三百”写成“二百”，或者棐的记载是在熙宁以前写的吗？棐又说：“编成十卷，附在跋尾之后。”如今《录目》自成一书，竟有二十卷，不过列出碑石所在之处以及碑石的名称、年代，原本没有什么困难，为什么说没有闲暇？这些地方都值得怀疑。暂且把欧阳棐的记载附在欧阳修原序之后。并且从周、秦直到五代，都按照年代编排，希望时代先后秩序井然而不混乱。有时几篇文字出自同一人，年代又相近，便归类编排。又在每卷末完整保存当时卷帙的次序，既便于今天阅读，也不失去原来的面貌。集古录序经十【一作“重十”】葬于【一作“葬于”】所贪【一作“所好”】予固【一作“吾固”】钦定《四库全书》《集古录》卷一 宋　欧阳修撰 古敦铭【毛伯敦、龚伯彝、伯庶父敦】右边是《毛伯敦铭》。嘉祐年间，原父以翰林侍读学士出任永兴军路安抚使，他的治所在长安。原父博学而喜好古物，收藏了许多古代奇异器物，能够读懂古文字的铭文，考察得知器物主人的事迹。长安是秦、汉两代的旧都，那里时时有发掘所得之物，原父全都买来收藏。因为我正在汇集古文字，所以他每次有所获得，必定摹写铭文送给我。这件敦器，是原父在扶风得到器盖，并且从中获得这篇铭文的。原父替我考订这件事说：《史记》记载，周武王攻克商朝时，尚父牵着牲畜，毛叔郑捧着明水；那么这篇铭文所说的郑，就是毛叔郑。铭文称“伯”，是爵位；史书称“叔”，是字。这件敦器是周武王时期的器物。大概我在编录的最后才得到这篇铭文，写《录目序》时，只知道有《伯冏铭》，其中“吉日癸巳”这一字样最为久远，所以序文说从周穆王以来。序文已经刻在石上，后来才得到这篇铭文，原来它是周武王时期的器物。后来又有两件铭文，一件在盩厔得到，叫作《龚伯尊彝》；另一件也在扶风得到，叫作《伯庶父作舟姜尊敦》，都不知道属于什么人。三件器物上的铭文都完整可识，现依次列在下面【右边为真迹】《毛伯敦铭》释文 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昭宫。丁亥日，王来到宣射。毛伯入门，站在中庭右侧。祝郑，王召内史册命郑。王说：“郑，从前先王已经命令你建立城邑，兼有五邑。如今我嘉奖你平定商朝，于是命令赐给你赤色蔽膝、同冕以及齐黄防旗，用来任事于郑。”郑拜谢叩头，恭敬地颂扬天子的美好命令。郑于是为我的皇考龚伯铸造这件尊敦。愿郑长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远珍藏使用并享祭。【薛尚功释文说：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召宫。丁亥日，王来到宣榭。毛伯从内门进入，站在中庭右侧。祝▯，王召内史册命▯。王说：“▯，从前先王已经命令你建立城邑，继有五邑。如今我平定京地，于是命令赐给你赤色蔽膝、彤色冕和齐黄銮旂，用来任事。▯拜谢叩头，恭敬地颂扬天子的美好命令。▯于是为我的皇考龚伯铸造这件尊敦。愿▯长眉长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远珍藏使用并享祭。”】《龚伯彝铭》释文 □为皇祖懿公、文公、武伯和皇考龚伯铸造尊彝。愿□享有万年无疆的福寿，善终并享有美好命运；愿其子子孙孙永远珍藏使用，在宗室中享祭。【薛尚功释文说：□为皇祖益公、文公、武伯和皇考龚伯铸造□彝。愿□享有万年无疆的福寿，善终并享有美好命运；愿其子子孙孙永远珍藏使用，在宗室中享祭。】《伯庶父敦铭》释文 二月戊寅日，伯庶父为王姑舟姜铸造尊敦，愿其永远珍藏使用。【薛尚功释文：“舟”作“周余”，与上文相同。】《韩城鼎铭》

译右边是原父得到韩城鼎后，把鼎上的铭文送给我；太常博士杨南仲能够读古文字、篆书和籀书，替我用今文字抄写，并把有疑问的地方空缺出来。原父在长安得到几十种古代奇异器物，也亲自编写了《先秦古器记》。原父博学而无所不通，替我把铭文释成今文字，但同杨南仲有时解释不同，所以把两家的解释一并著录，以等待博识君子评定，现详列如下【右边为真迹】：九月乙亥日，晋姜说：“我继承并掌管我先姑的事业，主持晋国。我不【缺】安宁巠雝，彰明德行，宣【缺】我的谋略，用【缺】所辞辟【缺】剿防不【缺】防宠爱我的万民，嘉奖并赐给我卤，赏赐千两。防灋文侯【缺】征绥【缺】坚久的吉金，用来铸造宝尊鼎。用以安康□妥，怀柔远方的邦国君子。晋姜用以祈求【缺】长寿，作成恩惠【缺】极万年无疆；凭借德行长久保佑她的孙子，三种长寿都得到利益。右边是原父所抄写的内容。九月乙亥日，晋姜说：“我继承我先姑的事业，主持晋国。我不敢妄自安宁，经过【雝】明德，宣扬【祁】我的谋略，用□□辞辟□【疑即‘母’字】□久▯□防，不□【疑为‘遂’字，读作‘坠’】□【诸】□覃□【享】▯【帅】□我万民□□我□【疑为‘易’字】□【□或为‘胷’字省】□千两，不灋文侯頵令毕【疑为‘卑’字】□【疑为‘毌’字，读作‘贯’】□【通】□征□【疑为□字】汤□□【受】久远的吉金，用□【伦】宝□【▯】鼎，用康□【疑为西夏字】妥【‘妥’读作‘谁’】襄□□君子。晋姜用□【疑为‘所’字，读作‘旂’】□□□【疑为‘衅’字，读作‘眉’】□□□□【为】极万年无疆，用享，用德防【疑为‘允’字】保□【其】孙子，三□是□。” 右边是嘉祐己亥年，冯掖得到韩城鼎后，将鼎上的款识摹刻在石上。乐安公因为南仲任职掌管书学，命令他释读鼎上的文字。我谨慎考察它的铭文，其中大多是古文字和奇异字。古文字自汉代以来，知道的人已经很少；流传下来的字，像贾逵、许慎一类人也多半没有解释。大概古代的事物有同后世不同的地方，所以不能完全通晓古人造字的本意。那些已经失传的字，如今有时能在古器物上得到，但没有依据，难以凭主观臆测断定。大体说来，古字多省略偏旁而趋向简易，所以隹、司、巠、▯、□等字都是通假字。郑司农解释《周礼》说：“古代书写礼仪，只是取其意义。”又说：“古代确定位置，使用同一个字。”古文《春秋》经把“公即位”写作“公即立”，就是这种情况。□表示进取，从▯，所以□疑为□□【母】从女，形状像哺乳孩子，因此□疑为“母”，而□读作“緐”。“雝”借用“邕”的声，邕从巛，古文写作▯。现在这个□从水、从吕，所以怀疑是“雝”。“鲁”字古代写作▯【即“旅”字】；古人把“旅”写作□□【者】字，以□作声。大概古文中的“鲁”“旅”“者”三字可以通用，所以□疑为“诸”。“易”字的篆文像蜥蜴的形状，所以防疑为“易”，而读作“锡”，又读作“赐”。这些都是依据声旁通假的情况。“卤”从▯【古代的“西”字】，“▯”中间像盐的形状。“胃”字上部像胃中容纳谷物的形状，所以□、胃二字相通。“卑”字从▯，▯在甲字之下【▯如今只使用左，古代还使用右，所以▯在甲字之下表示“卑”】，因此□疑为“卑”【也恐怕是借作“俾”来读】。“毌”【音冠】像穿过宝货的形状。“贯”字从此而来，□或许就是“毌”字。如今《毛诗》中有“串夷”一词，俗字把它用作串联、穿过的“串”，而《说文解字》没有收载，难道不是□字的省写吗？所以怀疑□读作“贯通”。凡是从辶、彳的字，往往可以通用，所以□疑为“通”。古 古语中两个彼此相连的字，常常合并为一个字，书写时就是这样。例如秦钟铭中有□【小字】二二方【四方】这样的字，便是这种情况。“卤”是古代的“西”字，所以□疑为“西夏”二字【秦钟铭中也有这个字】。“妥”字，《说文解字》没有收载，大概是古代“绥”字省去糸旁和尒旁，后来沿袭下来读作…… “媠”字，原本的[缺字]，疑心应读作“绥”。“防”（音“偃”）字，石鼓文都写作“防”。古代的旌旗全都载在车上，所以疑心[缺字]就是“旂”字，只是从“车”，借读为“祈”。近来曾有人得到蓝田的敦，两个铭文都有“用[缺字]万[缺字]”的文字，因此知道确实如此。“衅”字，现在写作“许刃”切音；“衅芑”的“衅”（音“门”），是借来作声符的。《诗经》说“凫鹥”（音“医”）在衅，后来又省作“衅”。《易·系辞》有“衅”字，又读作“尾衅”（“门”切），“尾”“眉”声相近。古代的字音又多与今天不同【徐▯所说“如[缺字]亦音[缺字]”，“衅”也音“门”，“乃”音仍同“它”，都可依此类推】，难道“衅”“眉”在古代也同音吗？秦钟铭中也有“衅[缺字]”字，因此疑心“衅”就是“眉”。“为”字是母猴，从“▯”而构形，所以疑心[缺字]就是“防”。“防”字字书中没有，但从文势看应当是“允”字，大概是用“甽”省略声符写成的。其他无法辨识的字还有十分之一二；与这种偏旁“防”不同的，例如“[缺字][缺字][缺字]刃[缺字]”一类，都是今天所不流传的字。参照小篆来考求，也不能大致辨认。按今天的情况推想，其中有些或许是当时书写者或铸器者出现的讹误。姑且把我的浅薄学识全部写出，以完成您的嘱托。嘉祐壬寅年冬十月，太常博士、知国子监书学豫章杨南仲题识。我曾观赏石鼓文，喜爱它古朴质实，器物形象和字形笔势都含有古人的遗意。后来得到原甫的鼎器铭文，才知道古代的篆字，有的增多，有的省略，有的移到左右上下，全都随着所要表达的意思而定。但其中也有工整和拙劣之分。秦汉以来，字形才逐渐统一，所以今天所能见到的古文只有这些。可惜啊！治平甲辰年正月，莆阳蔡襄题识商雒鼎铭。右边这篇商雒鼎铭，是原甫在长安时从上雒得到的。铭文说：“惟十有四月，既死覇王，在下都。雝公[缺字]作[缺字]鼎，用追享丁于皇且考，用气麋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雝公不知道是什么人。原甫说，古代“丁”“宁”通用，大概古字简略，只要按意思推求就能明白。可是蔡君谟问：“‘十有四月’是什么意思？”原甫也不能说明。治平元年中伏日题写。右边是器物铭文【钟铭二篇，缶器铭一篇，字疑似不是缶；甗铭二篇，宝敦铭一篇】。

译右边是古器铭文六篇，我曾见过其中两件：一件是甗，另一件是宝龢钟。太宗皇帝时，长安有百姓耕地得到这件甗，当初没有人认识它。它的形制下部是鼎的三足，上部是方形的甑，中间设置铜箄，可以开合，制作十分精巧。器物侧面有铭文，学士句中正精于篆籀，能够辨认其中的文字，说这是甗，于是收藏在秘阁。我任校勘时，常在秘阁阅看它。景祐年间修造大乐，冶工领取铜料，重新铸造编钟，发现一口腹部有铭文的古钟，于是保存下来没有毁掉，就是宝龢钟。我任太常礼院时，曾在太常寺考察乐律，命工匠敲击它，声音与王朴的夷则清声相合。当初王朴制作编钟，都不浑圆；到李照等奉诏修订乐律时，都认为王朴的钟不对。等到得到宝龢钟，才发现它的形制正与王朴的钟相同，于是知道王朴是有法度的。嘉祐八年六月十八日题写【右为真迹】。同前【绥和钟、宝盉、宝敦】。右边是古器铭文四篇。尚书屯田员外郎杨南仲替我读这些铭文。其中一篇说：“绥和林钟。”铭文已经磨灭不全，其中有些字杨南仲也不能辨认。第二篇说：“宝盉。”铭文完整可读，写道：“伯玉般子作宝盉，其万斯年，子子孙孙其永宝用。”第三、第四篇都说：“宝敦。”铭文也相同：“惟王四年八月丁亥，散季肇作，朕王母弟姜宝敦。散季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大概是一件敦而有两篇铭文。我家《集古录》所收藏的古器铭文，多有这种情况。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因服药请假在家居住时题写【右为真迹】。自从我编集古文，得到三代器物铭文后，总要向杨南仲、章友直请教；等到《集古录》编成，南仲、友直又相继去世。古文中的奇异字，世上很少有人认识，三代器物铭文也就再不能得到。治平三年七月二十[一处有“八”字]日[一处有“以”字]，在孟飨时代理大庙斋宫事务期间题写【右为真迹】。终南古敦铭。右边是终南古敦铭。大理评事苏轼任凤翔府判官时，在终南山下得到一件古器。它的形制与今天《三礼图》所画的以及人家收藏的古敦都不同。当初没有人知道它是敦。大概因为它的铭文中有“宝尊敦”几个字，于是才把它认作敦罢了【右为集本】。叔高父煮簋铭。右边是煮簋铭，铭文说：“叔高父作煮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原父在长安从扶风得到这件簋。原甫说：“簋容量四升，形状外方内圆，而且略微下凹，像龟一样有头、有尾、有足、有甲、有腹。”如今礼家制作的簋，也是外方内圆，形状像桶，只是在它的盖上刻成龟形【一处有“尔”字】，与原甫得到的真正古簋不同【一处有“也”字】。君谟认为，礼家只是传承了关于簋的说法，没有见过它的形制，所以只留下名称而实际形制已经失传。原甫所见的簋，可以纠正这种错误。因此一并记录下来，用来说明君子求学，贵在见闻广博。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题写【右为真迹】。周穆王刻石。右边是周穆王刻石，文字说：“吉日癸巳，在今赞皇坛山上。”坛山在县城南十三里。《穆天子传》说：“穆天子登上赞皇[一处有‘山’字]，来眺望临城，设置坛场。”这座山于是以此得名。“癸巳”记载的是日期。图经记载就是这样。另有一座四望山，有人说那是穆王登临的山[一处作“山”]。根据《穆天子传》，只说登山，没有说刻石。不过字形笔画也很奇异。当地人把坛山称为马蹬山，是因为它的[缺字]字形相似。庆历年间，宋尚书祁镇守镇阳，派人到坛山摹拓这些字；赵州守将是武臣，却突然命令工匠凿取山上的字，把它嵌刻在州廨的墙壁上。听到这件事的人都为此叹惜。治平甲辰年秋分日题写【右为真迹】。敦[缺字]铭【周姜宝敦，张伯煮[缺字]】。右边是伯冏敦铭，铭文说：“伯冏父作周姜宝敦，用夙夕享用，蕲万寿。”《尚书·冏命序》说：“穆王命伯冏担任周的大仆正。”那么，这件敦就是周穆王时的器物。考察《史记·年表》，厉王以前只有世系而没有年数，共和以后接连到春秋，年代才详细。大概从穆王传到共王、孝王、懿王、夷王、厉王五王，才到共和。自共和到现在，大概已有一千九百多年。这件敦制作于共和以前五世，年代相距十分遥远。古人想使名声流传久远，一定要寄托在金石上才得以传世。至于它们沉埋湮没、显现隐没、出土流传的情况，就无法知道了。能够知道的是，经过长久年代仍不朽坏。可是岐阳石鼓如今都还在，文字却已有十分之三四剥落残缺。只有保存下来的古器铭文都完整，可见石头的坚固也不足以凭恃。因此古代君子制作器物一定使用铜，是取它不受燥湿寒暑变化的特点；它之所以可贵，正在于此。古代贤臣的姓名见于《诗》《书》的，常常使后世人追慕。何况得到他们的器物，读到他们的文字；器物古老，文字奇异，难道不值得珍爱收藏吗？后来张伯[缺字]铭文说：“张伯作煮[缺字]，其子子孙孙永宝用。”张伯不知道是什么人。三篇铭文都是原父得到的【古集本】。敦[缺字]铭【伯冏敦，张仲[缺字]】。嘉祐六年，原父以翰林侍读学士身份出任永兴军路安抚使，治所在长安。原父博学而喜好古物，收藏了许多古代奇异器物；而咸阳、镐京以及周、秦的故都，荒废的基址和破败的坟墓中，农夫牧童往往有所发现，他一定买来收藏。因为我正在编《集古录》文字，他便摹拓器物上的铭刻送给我，所以我家《集古录》中自周武王以来的铭文，很多都是从原父那里得到的。原父从长安回来，所载器物装满了车，并把其中两件送给我。一件是伯冏敦，另一件是张仲的[缺字]。它们的形制与今天的器物不同，却极其精巧。敦和[缺字]都有铭文；据说[缺字]得到两件，两件都有盖，而且上下都有铭文，铭文内容完全相同。古人考虑得多么长远啊！他们知道器物必然会有损坏，百代以后会被埋没、零散、残缺，幸而其中一件尚存，还希望或许能够流传；否则，为什么要这样反复郑重地铭刻，造成如此烦琐呢？他们对于一件日常使用的器物尚且考虑得如此周全，那么他们修养自身、制定施行制度以流传后世，必定不会草率。二人的姓名见于《诗》《书》：伯冏是周穆王时人，张仲是周宣王时人。太史公排列三代以来的世次，共和以后年代才详细。大概从共和元年到现在已有一千九百多年，而穆王又在共和以前五世，时间可以说十分久远了。

译而这两件器物，起初是被我们两人得到的；在这期间它们或隐或显、或出或入的情况无法知道，是因为没有文字来记录它们。大概它们出土时或许不是合适的时代，遇到的也或许不是合适的人，这就是器物有幸有不幸。如今出土后遇到我们两人，可以说是幸运了，不能不使它流传，所以替它写下这篇文字，也把它作为赠我器物的报答。欧阳修记【右为集本】。张仲器铭【集本】。【医铭虽有四篇，文字却相同；如今因转注字和偏旁有些不同，分别把释文四十一字注在下面。】【薛尚功编纂《鼎彝款识》，有这篇释文五十一字，附录在这里。】右边是张仲器铭四篇，文字完全相同，只是转注字和偏旁的左右有所不同，大概古人用字就是这样。嘉祐年间，原父在长安，从蓝田得到两件古器，形制完全相同，都有盖，而且上下都有铭文。古人考虑得多么长远啊！他们知道器物必然会有损坏，百代以后会被埋没、散失、残缺，幸而其中一件尚存，还希望或许能够流传；否则，为什么要这样反复郑重地铭刻，造成如此烦琐呢？《诗经·六月》的末章说：“侯谁在矣，张仲孝友。”他大概是周宣王时人，距今确实已有一千九百多年，而这两件器物才重新出土。原甫收藏器物，我记录铭文。大概张仲与我们两人相约在两千年之间，可以说相距非常遥远。当初张仲制作这两件器物时，难道一定预料到会有我们两人吗？大概年代久了必然会有彼此相遇的人，这是事物的常理。因此君子对于道，不急切求取，而志向常常在于长远和宏大。原甫在长安得到数十件古器，撰写《先秦古器记》；张仲器物的铭文共有五十一字，其中能够辨识的有四十一字，现把它们全部列在下面，其余留待博学的君子考定。石鼓文。右边是石鼓文。岐阳石鼓，起初不被前代称道，到唐代人才大力称誉它。韦应物认为是周文王的鼓【一处有“至”字】，宣王刻写的诗【一处有“尔”字】；韩退之径直认为是宣王的鼓，现存于凤翔孔子庙中。石鼓共有十面，早先散落遗弃在野外，郑余庆把它们安置到庙中，却丢失了一面。皇祐四年，向传师到民间寻找，找到了它【一处有“十鼓”二字】，于是十面石鼓才齐全。现在能够看见的文字有四百六十五字【一处有“磨灭”二字】，不能辨识的超过一半。我所收集记录的文字中，古老程度没有比它更早的。然而它有三四点令人怀疑：如今世上保存的汉桓帝、汉灵帝时期的碑刻，往往还在；它们距今还不到一千年，文字大书深刻，磨灭的十篇中也有八九篇。按太史公年表，从宣王共和元年到现在嘉祐八年，实际已有一千九百一十四年。这些鼓上的文字细小而刻得浅，按道理怎么能保存下来？这是第一点可疑之处。它的字古老而有法度，文辞与《雅》《颂》相同；除《诗》《书》所传之外，三代文章的真迹保存到今天的只有它而已。然而自汉代以来，博学好奇的人都略过它而不谈，这是第二点可疑之处。隋氏藏书最多，它的《志》中所记录的，秦始皇刻石、婆罗门外国书都有，却偏偏没有石鼓的遗文。近代的记录反而遗漏远古的东西，不应如此，这是第三点可疑之处。前代传记所记载的古远奇怪之事，大多虚妄荒诞，难以相信；何况传记根本没有记载，不知道韦、韩二位先生凭什么知道它是周文王或宣王的鼓呢？隋唐时期古今书籍大致齐备，难道当时还有所见而今天反倒看不到了吗？不过韩退之喜好古物而不妄言，我姑且采用他的说法来作为可信之据。至于字形笔画，也不是史籀不能书写的。庐陵欧阳某记，嘉祐八年六月十日题写【右为真迹】。秦度量铭。右边是秦度量铭二篇。考察《颜氏家训》，隋开皇二年，颜之推与李德林在长安官库中见到所收藏的秦代铁称权，旁边刻有两篇铭文，文字正与这两篇铭文相同。颜之推因而说，司马迁《秦始皇帝本纪》写“丞相隗林”，应当根据这篇铭文写作“隗状”，于是把两篇铭文记录下来，载入《家训》。我得到这两篇铭文，是在秘阁校理文同家。文同是蜀人，自称曾游历长安，买得[一处有“此”字]两件器物，上面刻有两篇铭文，拿出来给我看。其中一件是铜锾，不知道是什么器物，上面循环刻着一篇铭文，就是前一篇；另一件是铜方版，大约三四寸，所刻的是后一篇铭文。考察它的文字，与《家训》所载正好相同。不过我认为，秦代把这两篇铭文刻在器物上，并不只刻于一件器物。后来又在集贤校理陆经家得到一块铜板，所刻与前一篇铭文也相同，更加知道确实如此。因此一并记录下来。嘉祐八年七月十日题写【右为真迹】。秦昭和钟铭。右边是秦昭和钟铭，铭文说：“秦公说：光明显赫的我的皇祖，承受上天的命令，全面拥有天下诸国，共有十二公。”考察《史记·秦本纪》：“自非子受封于秦，秦仲开始担任大夫；秦仲死后庄公即位，庄公死后襄公、文公、宁公、出公、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景公相继即位。”太史公在《秦本纪》中说：“襄公开始列为诸侯。”但在《诸侯年表》中却把秦仲作为起点。如今若依据《年表》从秦仲算起，那么到康公正好是十二公，这口钟就是共公时制作的。若依据《本纪》从襄公算起，那么到桓公是十二公，铭刻此钟的就应当是景公。因此把两种说法一并列出，留待博学的人考定。治平元年二月社日前一日题写【右为真迹】。秦祀巫咸神文【一作《秦誓文》】。右边是秦祀巫咸神文，现今民间俗称它为《诅楚文》。它开头叙述秦穆公与楚成王的事情，接着说到楚王熊相的罪过。考察司马迁《史记·世家》，成王以后楚王的名字有熊良夫、熊适、熊怀、熊元，却没有熊相。根据文章所说，穆公与成王结盟交好，后来又说违背十八世前的盟誓。现在按照《世家》考察，成王之后十八世是顷襄王，而顷襄王名横，不叫熊相。又把《秦本纪》和《世家》相互参照，从楚平王到秦国娶妇，至昭王时吴国攻打楚国而秦国救楚；此后经历楚惠王、简王、声王、悼王、肃王五王，都与秦国没有交往。到宣王熊良夫时，秦国才开始侵犯楚国。至于怀王熊槐、顷襄王熊横，正当秦惠文王和昭襄王时期，秦楚多次互相攻伐。那么这篇文章所记的，不是怀王就是顷襄王，而名字都不相同。再按十八世推算，应当是顷襄王；这样看来，“相”这个名字按理不应有误，只是《史记》或许遗漏了它。我怀疑是传写时把“横”写成了“相”【右为集本】。之罘山秦篆遗文【集本】。右边是秦篆遗文，只有二十一字，说：“于久远也，如后嗣焉，成功盛德。”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它的文字与峄山碑、泰山刻石以及秦二世诏书的语言相同，但字形笔画都不同。只有泰山刻石是真迹，是李斯所写的篆书。这篇遗文，有人说是麻温故学士在登州海上得到一块木片，上面有这些文字。难道就是杜甫所说的“枣木传刻，肥失真”吗？秦泰山刻石【一作“书”，李斯篆；后集本】。

译右边是秦二世诏令李斯篆书天下大事的文字，本来有些东西就是出于不幸。假如有可以用于世间的东西，也不一定都是贤圣所创制的。蚩尤制造五种兵器，纣王制造漆器，不能因为一个人的罪恶，就废弃万世的利益。篆字【“二字”一作“小篆”】的方法出自秦代李斯。李斯担任秦国丞相时，焚烧抛弃典籍，竟想灭绝先王的法度，却只把自己所作的文字刻在石上给万世看，这是为什么呢【“十四字”一作“至已之所作则为万世不可朽之计何其愚哉”】？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巡行天下，共刻了六块石碑；到秦二世即位，又把诏书刻在它们旁边，如今都已经亡佚了。只有泰山顶上秦二世的诏书还在，仅存几十个字而已。现在民间流传的峄山碑，《史记》没有记载，而且字体较大【“六字”一作“其字特大”】，不像泰山保存下来的文字；它的底本出于徐铉【一说没有这六字】，又有另一本说出自夏竦家【一说没有“又有别本云”一字】。拿现在市面上人们贩卖的本子校对，没有不同【一说没有“以今市人所鬻校之，无异”十一字】。自唐代封演已经说峄山碑不是真的，而杜甫径直说只是枣木翻刻本，都不值得珍视【一说没有末五字】。我的朋友江邻几【一作休复】因贬官任职于奉符，曾亲自到泰山顶上查看秦代刻石的地方，说石质坚硬，无法镌凿，不知道当时凭什么刻成的。然而【“二字”一作“其”】四面都【一说有“石”字】没有草木，野火也烧不到，所以能够保存这么久【一说有“也”字】；但经风雨剥蚀，保存下来的才几十个字【一说没有这三字】而已。这是邻几留给我的。与如今民间流传的峄山碑本相比，只有这个才是真本【一说没有这十九字，只作“休复字隣几”】。秦峄山刻石。右边是《秦峄山碑》，是始皇帝东巡时群臣颂扬其功德的辞文。到二世时，丞相李斯才把它刻在石上。如今峄山实际上已经没有这块碑了，但许多人家都有流传本，各自都有来源。从前徐铉在江南以擅长小篆闻名。郑文宝是他的门人，曾向徐铉求学，也在当时受到称誉。这个本子是郑文宝说由徐铉摹写的。郑文宝又说，他曾亲自到峄山寻找秦碑，没有找到，于是把徐铉摹写的本子刻在长安，世人多有流传。我家收藏的《集古录》另有藏本，泰山李斯所书的几十个字还保存着；拿它与摹本校对，就能看出真伪相差很远。治平元年六月立秋日【右边是真迹】。同前【一作“秦二世诏”】。右边是邹峄山秦二世刻石。拿它与泰山刻石相比，保存下来的字较多，但磨灭得尤其严重。其中赵婴、杨樛的姓名，依据《史记》考察，还稍微可以辨认。碑文说：“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皇帝说：“金石刻都是始皇帝所作。”如今沿袭始皇帝的名号，金石刻共有二十九个字，比泰山保存下来的字多。泰山的石刻又磨灭了“盛德”二字，其余文字相同。峄山的字略小，也不像泰山保存下来的字，刻画却完整清楚。把它附录在这里，是因为古物难得，也可以用来广泛阅览而已。大概《集古录》成书八年后，在青州得到这件拓本，因而附在这里。熙宁元年秋九月六日书写【右边是真迹】。前汉两件器物的铭文【林华宫行镫、一件莲勺宫博山炉】，年代月份见正文。刘原父帖。最近又得到一件铜器，器物侧面刻着：“林华宫行镫，重一斤十四两，五凤二年制造，第一。”现把墨本附上呈给您。右边是《林华宫行镫铭》一篇、《莲勺宫铜博山炉下盘铭》一篇，都是汉五凤年间制造的。林华宫，《汉书》没有记载。宣帝本纪说“困于莲勺卤中”，注释说“是县”，也没有说有宫。大概秦汉时期的离宫别馆数不胜数，如果不是因事情涉及它们，史官就不能一一记载。我所收集的古文，自周穆王以来无不有之，唯独没有前汉时期的文字。寻找了很久仍未得到，常常把这当作遗憾。嘉祐年间，朋友刘原甫出任永兴太守。长安是秦汉古都，有许多古物奇器，埋没在荒废的台基和破败的坟墓中，往往被农夫牧童发现，于是又流传到民间。原甫又向来喜爱收藏古器，因此得到的很多；因为我正在收集古文，所以他常常把器物上的铭刻送给我。得到这两篇铭文以后，后来又得到谷口铜甬铭，是甘露年间制造的。从此才有了前汉时期的文字，补足了我的缺漏，也大大满足了我平素的愿望。我所收集的文字已经很广，耗费的日子也越来越久，寻找它们同样劳苦；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很多，而最后成就我这项志业的人，是原甫。所以特别记下这件事。嘉祐八年，岁在癸卯，七月二十日书写【右边是真迹】。前汉谷口铜甬铭【年代月份见正文】。右边是汉代谷口铜甬，原父在长安时得到它。器物前面的铭文说：“谷口铜甬，容量十……”下面磨灭了两个字。始元四年，左冯翊制造。后面的铭文说：“谷口铜甬，容量十斗，重四十斤。”甘露元年十月，计掾章平；左冯翊府下方磨灭了一个字。原父拿现在的权量校验它，容量是三斗，重量是十五斤。始元、甘露都是宣帝的年号【一说有“也”字】。我所收集的一千卷文字中，前汉时期的文字，只有这一件以及林华行镫、莲勺宫博山炉、盘铭而已。治平元年六月九日书写【右边是真迹】。前汉雁足镫铭【这篇跋本与汉代两件器物铭、铜甬铭合为一卷】。裴如晦帖。我裴煜过去曾说，周代、秦代、东汉，往往有铭文流传于世间，唯独西汉没有。王原叔说，华州有一片瓦上有“元光”二字，赶紧派人买来，原来是好事之人伪造的，不是汉代文字。一次陪坐谈话时说到您，也认为家藏的集录中所缺的正是西汉文字。我任丹杨太守时，苏氏拿出古物，其中有一盏铜雁足灯，制作精巧，于是辨认它的刻文，原来是黄龙元年制造的。铭文中“荣宫”二字，其他史书从未大略见过，于是摹写下来，想寄给您，作为《集古录》中的一件资料；只是后来因悲苦之事未能完成。昨天偶然打开箱子看见它，谨此献上。又听说原甫在秦中得到几件西汉器物，不知其文字是否与此相类似？裴煜再拜【治平元年十二月十四日】。过了三年，我出任亳社太守，而裴如晦因病在京师去世。第二年，原甫在南都去世。两人都正当壮年、意气旺盛，却相继死亡，唯独我还孤独而坚定地活着。熙宁壬子四月【右边是真迹】。后汉西岳华山庙碑【年代月份见正文】。

译右边是汉代西岳华山庙碑，文字还大体完整，可以读懂。碑文叙述汉代以来的情况说：汉高祖刚兴起时，改革秦代过度的祭祀。太宗承继并遵循旧制，分别诏令有关官员：诸侯国境内的山川，要按时祭祀。孝武皇帝修治封禅之礼，巡视五岳，在山下建立宫殿。宫名叫集灵宫，殿名叫存仙殿，门名叫望仙门。中宗在位时，派持节使者，每年祈祷一次、祭祀三次。后来没有承继前代，到亡新时，逐渐成为丘墟。建武初年，祭祀之事在原处恢复，礼仪从简，只派二千石官员按时前往祭祀。从那以后过了一百多年，所立碑石上的文字已经磨灭。延熹四年，▯农太守袁逢修复废弃之处、振兴衰败之事，换立碑石，修饰门阙和防卫设施。调任京兆尹的孙府君到任后，敬重并赞美这项功业，遵循袁逢的做法完成了它。孙府君名璆，大略就是这样。所谓集灵宫，其他书都没有见到，只有这块碑记载了它【一说有“尔”字】，那么我收集这些文字就不能说没有益处了【一说没有这十字】。治平元年闰五月十六日书写【右边是真迹】。后汉樊毅《华岳碑》【年代月份见正文】。右边是汉代樊毅的华岳碑。碑文说：泰华山削成四方形，高五千仞，宽十里。《周礼》称职方氏，华山称为西岳；祭祀规格视同三公，是因为它能够兴起云雨、产生万物、沟通精气，对人有益，所以祭祀它。因此帝舜接受尧的亲自巡行以来，直到夏、商、周都没有改变。秦代违背这种典制，玉璧遗失在鄗池，秦二世因此灭亡。汉高祖顺应天命，礼制遵循陶唐，祭祀便获得福祐，世代相继昌盛。亡新暴虐悖逆，鬼神不享受其祭祀。建武初年，彗星扫除顽凶。光和二年，有汉朝元舅五侯的后代、谢阳侯的孙子，名叫樊府君，讳毅，字仲德，奉命镇守此地。孟冬十月，他斋戒祭祀西岳；因为传舍狭窄，不足以安置尊卑有别的庙舍，旧日墙屋长期倾斜毁坏，于是特意命属官行事荀班、县令先谠逐步修补治理，这就是事情的经过。又说：功曹郭敏等人，于是雕刻玄石，铭刻宏大的功勋。碑中文字笔画相当完整，文辞文雅，很值得喜爱。只是《周礼》把职方氏写成识方氏，字迹清楚，不能认为是讹误或残缺；大概当时研究《周礼》的学术本来就是这样。“识”与“志”意义相通。治平元年五月十日书写【右边是真迹】。同前。右边是汉代樊毅修建华岳庙的碑。碑文说：光和元年，岁在戊午，年名叫咸池。季冬己巳日，▯农太守、河南人樊君，讳毅，字仲德，刚到任时，恭敬严肃地对待神祇祭祀。西岳最为尊贵，诏书规定奉祀，他亲自前往。斋室狭窄，依法斋戒没有地方，于是同县令、巴郡朐忍人先谠共同谋划，修缮旧有建筑。二年正月己卯日，工程兴建完成，刻立了这块碑。根据官吏士卒夹道而立的情形看，这块碑应当就是当时立即立下的。但太守在生前称自己的讳名，这是为什么呢？治平元年末伏日书写【右边是真迹】。后汉修复西岳庙、免除百姓赋税碑【年代月份见正文】。右边是汉代修复西岳庙、免除百姓赋税的碑，碑文说：“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农太守臣樊毅叩头自称死罪，上奏尚书。臣樊毅叩头叩头，自称死罪死罪。谨按文书，臣于前一年十一月到任，那年十二月奉诏祭祀西岳华山，察看庙舍以及斋服、祭器，大都年代久远而且有污垢。臣认为神岳最为尊贵，应当更加恭敬严肃，便派行事荀班和华阴令先谠，逐步修缮整治并完成它。”又说：“先谠说，县地处交通要道，又要供奉尊贵的西岳。一年四次祭祀，饲养祭牲一百天，要用谷物、藁草三千多斛。有时请求降雨而斋戒祈祷，役费加倍，百姓无法承受饥寒的困窘，也违背了尊崇神灵的敬意。请减免各种赋税，免除华山以南十里以内百姓的租税、田赋和人头税。”臣立即听从，尽力奉行并宣达诏书，思考增加恩惠利益，又上奏此事。臣樊毅诚惶诚恐，叩头叩头，自称死罪死罪。上奏尚书。”汉家的制度如今已经再也见不到了，只有我家《集古录》中收藏的汉碑很多，所以在碑文磨灭之余还能时常看到一两处，而这块碑大体完整，因此把它的首尾都记录下来流传。臣毅就是樊毅【右边是集录本】。后汉北岳碑【年代月份见《集古录》本】。右边是汉代北岳碑，文字残缺磨灭得尤其严重，无法详细知道记载的是什么事情。只是其中隐约可以看见“光和四年”，由此知道它是汉碑。碑文残断，不能排列次序，大概多是说玉璧、币帛、祭牲、酒、黍稷、丰收等事，似乎是祈祷和报谢神灵的文辞。后来有两个人的姓名偶尔还能看见：南阳冠军人冯巡，字季祖；甘陵人夏方，字伯阳。其余的就无法考察了。后汉无极山神庙碑【年代月份见正文】。右边是汉代无极山神庙碑。文字磨灭残断，但寻绎其顺序，尚且可以把看得见的部分组成文句。太常臣躭的丞属敏叩头上奏尚书：谨按文书，男子常山人盖高、上党人范迁，为元氏县三公神山之事作证。去年五月，常山相巡到山上祈求降雨，山神便派盖高传话说，白国县应当与封龙灵山、无极山共同兴起云雨。常山相巡、元氏令王翊各用一只白羊祭谢，又派盖高和范迁一起到太常，请求为无极山神索取法食。臣怀疑盖高、范迁的话不真实，便立即移文本国。现在常山相巡的文书说：郡督邮说，无极山山体大约三里，立石作为山体，高二丈五尺左右，山周围二十多里。三公山、封龙灵山都得到法食，请求让无极山比照这三座山，祭祀所用牲畜由王家供给，以珪璧作为信物。愚臣认为应当依照常山相巡所说，请少府供给珪璧。按旧例应当上报。臣躭愚昧刚直，叩头叩头，上奏尚书。诏令说：可以。尚书令忠上奏雒阳宫。太常承接文书办理此事。光和四年八月十七日丁酉。尚书令忠将此事下达太常躭的丞属敏，再下达常山相；其奏章就是这样。后来又说到修造庙宇的事，并刻有铭文。碑文大多没有记载。考察汉代奏章，开头和结尾都说“臣某叩头叩头，自称死罪死罪，上奏尚书”，但这块碑所载太常【一说有“奏”字】奏章的开头和结尾不称死罪，而丞属敏又不称臣，不明白当时的制度是什么。碑后又列出常山的官属，说：常山相，南阳人冯巡，字季祖；元氏令王翊，字元辅。书于治平元年四月二日【右边是真迹】。后汉桐柏庙碑【年代月份见正文】。

译右边是汉代桐柏庙碑。磨灭虽然不严重，但文字残断，勉强可以考察其次序。大概是南阳太守修建庙宇的碑。碑文说：“延熹六年正月乙酉日，南阳太守中山卢奴君。”其中“奴”字下面缺一个字，应当是他的姓。又说：“尊敬神灵，恭敬祭祀，在桐柏建立庙宇。春秋两季举行宗禜祭祀，发生灾异就报告变化，出现水旱便请求祈禳；地位与诸侯相当，是圣汉所尊奉【一作‘宗’】的神。太守奉祀二十多年，不再亲自前往，只派丞属办理，简略而不恭敬，神明不享用祭祀，灾害因此发生。五岳四渎与上天合有德性。孔子谨慎祭祀，常常好像神明就在眼前。君按照大圣人的准则，亲自到桐柏来察看。庙宇道路崎岖、地方狭窄，于是拓宽神门，树立阙门以便四望，扩大坛场。”又说：“执玉沉入水中，为百姓祈求福祉；神灵给予报答保佑，天地清明和顺。”大意仅止于此。后面有颂文，也还可以读出，只是看不见太守的姓名罢了。不过没有记载其他事情，只是修庙、祭祀神灵而已。桐柏是淮水的渎神庙。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书写【右边是真迹】。后汉殽阬君神祠碑【光和四年】。右边是汉代殽阬君神祠碑，在郑县。庆历年间，枢密直学士施君任陕西都转运使时，替我摹写了这个本子。他说碑文已经磨灭，起初无法辨认，于是用面粉填入刻痕，稍微寻出笔画的痕迹，再命工匠镌治，才可以读懂。如今保存下来的汉碑大多磨灭不完整，所以这块碑的文字能够清楚可见。只是裴晔的姓名被乡人凿去了。殽阬是用来蓄水、泄除水患的设施，据碑文说，自亡新以来就废弃了，那么前汉时已经有它了。光和年间，裴晔任郑县令，才开始修复它。事情见于《水经》和《华州图经》。殽阬君祠，现在称作五部神庙，神像有石堤、西戍、树谷、五楼、先生、东台、御史、王翦、将军，都没人明白其中的意义。施君名昌言，如今任泾原路安抚使【右边是集录本】。古敦铭【《集古录》目录原编第九百四十一】。敦是武王的【下两字一作文王】。韩城鼎铭【原编第七百六十一】。也自【一作“尝”】。商雒鼎铭【原编附录第九百四十一】。古器铭【原编第三百七十一】。保存着而【一说没有“而”字】。同前【原编第五百九十一】。般子【款识法帖没有“子”字】。斯年【款识法帖没有“斯”字】。八月【款识法帖在此下有“初吉”二字】。以及《集古录》【一作“古”】。终南古敦铭【原编第二百四十一】。起初没有人知道它是敦【一说没有这六字】。煮簋铭【原编第四十一】。“煮”【款识法帖作“旅”】。这是盖铭。

译这是腹铭。右边是一件器物，铭文说：“叔高父制作煮簋，愿万年世世代代子孙永远珍藏使用。”容量为四升，外方内圆，形状又有些像小堶。远看略像乌龟，有头有尾，有足有腹，还有甲。现在礼家制作簋，内部正圆，外部正方，刻铸的盖子正好呈乌龟形状，仍然有些相近，只是并不完全与古代相同。这篇铭文是刘原甫在永兴得到古铜簋后，摹写铭文寄给我的；后来由原甫书写在这里。礼家制作簋，只是传述它的说法，不知道它的形制，所以名义还在而实际已经亡失；这件器物可以纠正他们的错误。甲辰正月十二日，襄。周穆王刻石【元本第七百六十一】：“天子登【‘上’字二字，一本作三字】此山【一本作‘北山’】，癸巳【‘至’字】如此而【十三字一本作‘图经云癸巳，志其日也’】凿山【一本无‘山’字】。” 敦□铭【元本附于第八百九十一】。□【一本作□；《款识法帖》作‘匜’】。《史记》【此下一本有‘本纪’二字】。治平元年正月二日书【一本有此九字】。敦医铭【元本无卷次】。张仲器铭【元本第八百九十一】：“古人【一本作‘古之人’】。”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书【一本有此十二字】。石鼓文【元本第二百一】：“右石鼓文【此下一本有‘在’字】，千有【一本无‘有’字】独无石鼓【此下一本有‘文字’】犹有【一本作‘独冇’】。” 秦度量铭【元本第六百六十一】。秦昭和钟铭【元本第三百四十一】。秦祀巫咸神文【元本第四百一】：“熊适【一本作‘啇’】。” 又有别本《秦祀巫咸神文》【《祀朝那文》附在后面】。右边这篇《秦祀巫咸神文》，如今民间通称为《诅楚文》，是因为文中说到了楚王熊相的罪过。《史记·世家》记载，楚国自成王以后，王名【一本无此二字】有熊疑、熊良夫、熊啇、熊槐、熊元，却没有熊相。诅文说穆公与成王结盟友好，后来又说【一本无此二字】背弃了十八世的盟誓，那么秦国【一本无此二字】从穆公起第十八世就是惠文王。又考察《秦本纪》和《楚世家》，自楚平王从秦国娶妻以后，楚秦连续几代没有交战，直到宣王熊良夫时，秦国才开始侵犯楚国；到惠文王时，又与楚怀王熊槐屡次互相攻伐，那么秦国所诅咒的就是怀王。但《史记》认为是熊槐，只是错了。‘槐’、‘相’二字字形相近，大概是传写时的错误，应当依照诅文石刻，以‘相’字为正确。又有《祀朝那湫文》，其文字【一本无此一字】与这篇相同，现附在后面。熙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书。秦篆遗文【元本第三百六十一】：“嗣焉【石刻作‘嗣’】臣斯【石刻作‘徳’】此遗【一本有‘文字’】。”有人说【一本作‘曰’】。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书【一本有此十字】。泰山刻石【元本第一百二十一】：“贤圣【一本作‘圣贤’】秦始【一本无‘秦’字】此诏【一本作‘诏书’】余友【一本有‘人’字】。”嘉祐八年五月十日书【一本无此九字】。峄山刻石【元本第九百五十一】：“而附【一本无‘而’字】。” 汉二器铭【元本第八百一十一】：“兹久【一本作‘滋久’】得于【一本作‘得之于’】。” 铜甬铭、雁足镫铭【元本附于第八百二十一】。华山庙碑【元本第八百四十一】：“如此【此下一本有‘其记，汉祠四岳事，见本末’十字】。” 华岳碑【元本第七百二十一】：“享【古碑作‘亨’】班【古碑作‘斑’】同前【元本第三百一】。” 复民赋碑【元本第二百一十一】：“西【一本作‘华’】岳庙【‘山’字下有一本增‘请’字】荀班【古碑作‘斑’】就之【此下也有‘后仍雨’二十五字】口【一本有‘筭’字】。”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书【一本有此十字】。北岳碑【元本第七百三十一】：“考矣【一本作‘也’】。”治平元年五月十日书【一本有此九字】。无极山神庙碑【元本第四百九十一】：“愚臣【古碑作‘防’】请少府【一本作‘请以少府’】。”《桐柏庙碑》【元本第一百九十一】：“又云【一本无此二字】灾害【一本作‘异’】。” 殽阬神祠碑【元本第二百九十一】：“在【一本作‘今在’，或作‘在今’】斯碑【二字上一本有‘独’字】复之【此下一本有‘时’字】。”治平元年二月一日书【一本有此九字】。《集古录》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