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古录卷九

译沈传师的书法不止一种体势，这一件尤其放纵洒脱，令人喜爱。（以上据《集古录》本。） 唐代崔能神道碑（长庆三年）。右边是崔能神道碑，由李宗闵撰文。崔能的弟弟从碑上书写道：“授任御史中丞，持节观察黔中，仍赐紫衣金印。”考察唐代官制，并没有赐金印的官职；官制古今沿革不同（《集古录》本作“古今官制”），但官名有时还会相沿袭用。自汉代以来，有“银青”“金紫”的称号，当时所谓青、紫，指的是绶带；所谓金、银，指的才是所佩的印章。绶带是用来系印章的。后世官员不再佩印，这些名称便成为徒具形式的设置。隋唐以来，官员有随身佩带的鱼符，而青、紫则成为服饰颜色。所谓金紫，就是穿紫色衣服而佩金鱼符。李宗闵说“赐金印”是错误的。如今世人把“赐绯银鱼袋”“赐紫金鱼袋”等词连缀写入官衔（《集古录》本有“矣”字），而官阶升到金紫光禄大夫的，又把官衔中的“赐紫金鱼袋”删去（《集古录》本作“今有”）；这些都是流俗相沿，已经很久没有人考订纠正了（《集古录》本作“计正”）。所以借李宗闵的错误，把这件事一并记下来。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书写。（以上是真迹。） 唐代李德裕《茅山三像记》（宝历二年）。右边这篇《茅山三像记》，是李德裕撰写的。李德裕自称“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弟子”。上面供奉九庙圣主，其次供奉七代先灵，下面供奉一切有知觉的众生。恭敬地塑造了老君、孔子、尹真人三尊像。这本来就是乡里庸俗鄙陋之人常做的事，李德裕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然而把孔子和老君并列，又把孔子置于老君之下，这难道只是李德裕一个人的罪过吗？如今史书所记载的孔子向老▯请教礼法、老▯告诫孔子去掉骄气和过多欲望，以及孔子感叹老▯的道像龙一样的话，已经成为人们耳闻目见的传说。自汉代以来，学者没有认为这件事不对的，难道仅仅是李德裕的罪过吗？治平元年八月八日书写。（右边是真迹。） 唐代李德裕《平泉草木记》（开成五年）。以下三篇都是李卫公撰写的，所以不按照另列碑文的年月编排。右边这篇《平泉草木记》，是李德裕撰写的。我曾经读《鬼谷子》，看到鬼谷子游说各国诸侯时，一定要观察对方的才干、性情、贤愚、刚柔、迟速，然后根据他们的爱好、厌恶、喜悦、恐惧、忧愁和快乐，运用捭阖之术来控制和诱导他们。或公开引导，或暗中阻塞，变化无穷。环顾天下诸侯，没有不被他的术数所笼罩的；只是如果不知道对方所爱好的东西，就无法对他施展游说之术。由此可知，君子应当谨慎对待自己的爱好。大概能够淡泊无欲，祸福不能动摇他，利害也不能诱惑他，这是鬼谷子的术数所不能做到的，是圣贤的最高境界。其次，应该节制自己的欲望，不沉溺于所爱好的事物，这样也就可以了。像李德裕这样，身处富贵，招引权势和利益，而喜好奇异、贪求所得的心始终不能停止，以至于有时把精力耗费在草木上，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他留下的戒语说：“毁坏一草一木的，不是我的子孙。”这又近于愚昧了。（右边据集本。） 唐代李文饶《平泉山居诗》（开成五年）。读《山居诗》时，看到李文饶连在梦中都忘不了平泉，但最终也不能稍稍实现自己的志愿，人的事情本来就常常如此。我听佛家弟子说过：“出家是大丈夫的事情。”大概勇敢果断，是人们很难做到的。李文饶的诗又说：“自然是功劳高到将尽的时候，灾祸到来、声名毁灭，并不由人自己决定。”这话确实说得对。熙宁壬子年正月二十九日书写。（右边是真迹。） 唐代李德裕《大孤山赋》（会昌五年）。赞皇的文章非常可爱。他所遭遇的祸患，有人或许责怪他不能自行免除；但古今聪明贤智的人不能免于祸患的多得很，难道只有这个人吗？（右边据集本。） 唐代《大孤山赋》（年月不详）。右边这篇字迹颇为优美，但失于柔弱妩媚。世间传说□工于小篆，这难道是他的笔迹吗？（另一版本作：右边的作品见于《绵本拾遗》。） 唐代《辨石钟山记》（大和元年）。右边是《辨石钟山记》，并附有《善权寺诗》和《游灵岩记》。读这三个人的文章，都有隐士的情怀；考察他们的风尚，仿佛可以想见他们本人。至于书法和绘画，也都令人喜爱。大概唐代以前，贤能杰出的人没有不精于书写的；他们留下的残篇断稿，成为世人珍视的东西。流传到今天的，哪里数得清呢？他们的事业超然高远，本不应把心思留在这种小技艺上，难道是因为习俗承袭流传，家家都把它当作平常事情？还是当时的学习者仍有老师和法则可以遵循，而后世风气偷薄，渐渐趋于苟且简略，久而久之终于废绝了呢？如今士大夫专门以疏远世俗来自我标榜，轻视书法，认为不值得学习，往往只能拿笔书写；偶尔有人凭书法成名，世人也不太知道它的可贵。至于荒林和破败的坟墓中，时常从埋没之物里发现一些遗迹，都是前代碌碌无名之人留下的，然而他们的笔画有法度，往往胜过今人，这实在令人叹息。《石钟山记》的字迹介于两者之间，颇为低劣，却也没有流于俗态，都是可以用来忘忧的佳品。（右边是真迹。） 唐代《法华寺诗》（大和八年）。右边这篇《法华寺诗》，是唐代越州刺史李绅撰写的。诗后自序题写道：“大和甲寅年，在寺中游览，并把诗刻在墙壁上。”详细考察自序所说的情况，似乎是李绅亲自书写的；然而与端州题名相比，字体很不相同。甲寅年，就是大和八年。（右边据集本。） 唐代薛苹唱和诗（大和年间）。右边是薛苹的唱和诗。其中冯宿、冯定、李绅，都是唐代显赫人物；灵澈以诗歌闻名，后世也都是人们所想望见到的人物。（集本有“而宿元有诗名”六字。）然而这些诗都比不上薛苹的，难道是唱诗的人得之于自然，和诗的人却受拘束而勉强作诗吗？（右边是真迹。） 唐代僧人灵澈的诗（元和四年）。右边灵澈的诗说：“相逢的人都说要辞官而去，然而在林下何曾见过一个这样的人。”世俗相传，把它当作俚语。庆历年间，天章阁待制许元任江淮发运使，因为修筑江岸，在池阳江水中得到这块石碑，这才知道原来是灵澈的诗。灵澈在唐代以诗闻名，所以同他唱和的人也都是当时知名之士。所谓包侍郎，就是包佶；所谓徐广州，就是徐浩。徐浩在代宗时任岭南节度使。（右边据集本。） 唐代李藏用碑（大和四年）。右边是李藏用碑，王源中撰文，唐玄度书写。玄度凭书法在当时自成名家，但他的笔法柔弱，已经不是前人的体格，只是流俗之人妄加称许罢了，所以保存下来，等待有识之士评判。（右边是真迹。） 唐代玄度十体书（年月不详）。

译右边是唐代玄度所写的十体书。前一本从苏氏那里得到，后一本从李丕绪少卿那里得到。李丕绪是长安人，名门子弟，喜欢收集碑文。两家的本子大体相同，但文字有得有失，所以一并保存。观览者可以自行选择。（右边据集本。） 唐代郑澣《阴符经序》（开成二年）。右边这篇《阴符经序》，是郑澣撰写的，柳公权书写。唐代的碑碣中，颜、柳两家的书法最多，但笔法往往不同。虽然其中的意趣有时出于临时发挥，而摹拓、镌刻也有精粗优劣。（集本没有这十八个字。）柳公权书写《高重碑》，我特别喜爱摹刻本没有失去原貌，笔锋也都保留下来。至于《阴符经序》，蔡君谟认为是柳公权书法中最精妙的作品。他善于藏锋，与我的说法正好相反。然而君谟的书法在当世很有名，他的评论一定精当，所以记下这件事。治平元年二月六日书写。（右边是真迹。） 又。（以下七篇同为柳诚悬书写或撰写，所以不按另列碑文的年月编排。） 我在皇祐年间得到柳公权书写的《阴符经序》，于是寻找这部经书，听说石碑已经亡佚了。我常常想，民间一定还有人收藏，寻找了十多年，却始终没有找到。治平三年三月，镌刻工张景儒忽然把这件东西送给我，我家的小吏立即把它抄录下来。我所说的“物品常常聚集在爱好它的人那里”，确实如此啊！（右边是真迹。） 唐代《山南西道驿路记》（开成四年）。柳公权的书法，往往因摹拓镌刻而失去真貌；即使如此，它的体势骨力终究还在。（右边见《绵本拾遗》。） 唐代何进滔德政碑（开成五年）。右边是何进滔德政碑，由唐代翰林学士承防兼侍书柳公权撰写并书写。何进滔，《唐书》中有传。碑立于开成五年，高数丈，形制非常宏伟壮观。现藏在河北都转运使公廨的园中。（右边据集本。） 唐代李听神道碑（开成五年，柳公权书写）。右边是《李听神道碑》，由李石撰写。李听父子是唐代名将，他们的功勋业绩显著，所以用碑文考察史传，差异很少。史家应当记载他们的大节，但他们在防守边地时所历任的官职大多没有记载，这在史书体例上本来如此。只有他从安州刺史升任神武将军一事，史书不应删略不载，大概是史料缺失了。（右边据集本。） 唐代李石神道碑（会昌三年）。右边是李石碑，由柳公权书写。我家所收集记录的颜、柳书法尤其多；只是碑石残缺不全的，字迹反而特别好。这并不是因为字本身如此，譬如金玉埋没在泥土污秽之中，偶尔显露出一两处，便灿然呈现在眼前，格外令人喜爱罢了。熙宁三年季夏十六日书写。（右边是真迹。） 唐代高重碑（咸昌四年）。右边是高重碑，元裕撰写，柳公权书写。唐代的碑刻中，颜、柳二人的书法尤其多，但字体和笔画往往不同。虽然其中的意趣有时出于临时发挥，也同摹拓技术的精粗有关。然而其基本法则通常还在。这块碑的字迹和笔锋力量都完整，所以特别好。何况是墨迹本身，想来应当多么美好呢？治平元年正月二十五日书写。（右边是真迹。） 唐代康约言碑（大中七年）。右边是《康约言碑》，由柳公权撰写并书写。康约言是宦官，任河东监军。唐代自开元以后，职官越来越泛滥，开始有设置“使”这一名目的情况。历经五代直到现在，大多沿袭而没有废除。世人只知道今天的“使”这一官额并不是古代官职，只是袭用唐代旧称，却不知道它们都是唐代宦官的职务。康约言在大和、开成年间，曾任鸿胪礼宾使，又任内外客省使，由此可见，如今从枢密、宣徽以下的各种“使”名目，都是唐代宦官的职务。又可以看出，鸿胪卿寺中也曾以宦官充任使职。康约言又任宣徽北院副使，这还可见当时南、北两院的宣徽都设有副使。治平甲辰年秋社前一日书写。（右边是真迹。） 唐代复东林寺碑（大中十一年）。右边是唐代湖州观察使崔黯撰写、柳公权书写的碑。东林寺在会昌年间被废除，大中初年，崔黯任江州刺史时使它恢复。崔黯的文辞非常刚健秀丽，令人喜爱，但世上很少见到。（右边据集本。） 唐代王质神道碑（开成四年）。右边是王质神道碑，由唐代太子宾客刘禹锡撰写并书写。王质，字华卿，是王通的后代。开成年间，任宣歙池等州观察使。（右边据集本。） 唐代会昌投龙文（会昌五年）。右边是会昌投龙文。我修撰《唐本纪》写到武宗时，认为他奋力除去佛教，确实锐意进取；但他亲自接受道家的符箓，服药以求长寿，由此可知他并不是明智而不受迷惑的人，只是他的爱憎有所不同罢了。后来得到会昌投龙文，看见他自称“承道继玄、昭明三光弟子、南岳炎上真人”，于是更加证明我先前的说法没有错。他所自称的名号，同所谓“菩萨戒弟子”又有什么不同呢？我曾经说过，佛教说不生，道教说不死，二者都是从贪求和迷信产生的。会昌年间的政治，处理事务明断果决，有足以超过常人的地方；但到了内心有所贪求时，他的作为同普通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治平元年五月五日书写。（右边是真迹。） 唐代俞珣书写陈果仁告身以及舍宅造寺疏（大中八年）。右边是陈果仁的告身，以及他的妻子轸静缘舍宅建寺的疏文。疏文后题写着“明政二年”。考察《隋书·炀帝本纪》：大业十一年十月，东海贼帅李子通率众渡过淮水，僭称楚王，建立年号明政。那么明政二年就是大业十二年。《唐高祖实录》说：武德二年四月，隋朝御卫将军陈棱以江都投降，于是任命陈棱为总管；九月，李子通击败陈棱，攻陷江都，国号吴，建年号明政。那么明政二年就是武德三年。两种说法竟然如此不同。吕夏卿对我说：如果把大业十二年定为李子通僭号的第二年，那么江都正在动乱之中，隋炀帝怎么能够南巡？而唐代实录中关于陈棱的事情可以作为依据，那么明政二年应当是武德三年。《隋书》记错了。陈果仁一生的事迹不显著，只在《隋书》中略有记载，说他在唐初任隋朝太仆丞；元祐将隋炀帝已经被弑杀，沈法兴和陈果仁共同杀死元祐，起兵占据江表。沈法兴自称总管、大司马、录尚书事，奉行皇帝名义设置百官，任命陈果仁为司徒。他的事情只有这些记载。开元年间，僧人德宣为陈果仁记述舍宅建寺之事，记载他的世系颇为详细，但他的功劳、官爵和年月大多错误。

译德宣说陈果仁中毒而死，但舍宅疏文说他遭到杀戮，应当以舍宅疏文为正确。德宣的文章不值得收录，只有他的世系和事迹始末值得采录并记下，使读者考核其中的真伪，也稍微有助于扩大见闻。《炀帝本纪》和《高祖实录》都是唐初人撰写的，尚且有如此不同，这是为什么呢？（右边据集本。） 唐代圭峰禅师碑（大中九年）。右边是圭峰禅师碑，由唐代宰相裴休撰写并书写。它的文辞和所记事迹没有什么值得采录的，但其书法为世人所看重，所以记载下来。（右边据集本。） 唐代濠州劝民栽桑敕碑（大中十年）。我得到刘莒修撰的兖州文宣王庙碑，从中看到大中年间的中书门下牒；又得到这块碑，看到大中年间的敕书，于是才知道平章事并不是署名敕书的官职。如今世人只见到中书门下牒，便称它为敕书，只有告身的制度还保存着。（右边据集本。） 唐代闽迁新社记（年月见本文）。右边是《闽迁新社记》，由唐代濮阳宁撰写。文中说：“大中十年夏六月，关西公命令把社迁到州城西南方。”一共筑了四座坛：社稷坛，宽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坛上立石主。风师坛，宽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雨师坛，宽一丈，高一尺。文辞古雅，很值得喜爱。唉！唐代的礼乐兴盛，它遗留下来的文字有值得采录之处。州县社稷设有石主，在这篇记文中可以看到。大概大中年间，这种礼制还存在。考察《唐书》，杨发从苏州刺史升任福建观察使，到大中十二年又调任岭南节度使。按照年月推断，所谓关西公就是杨发。（右边据集本。） 又。唐代州县的社稷设有石主，只有这块碑记载了这件事。开元年间制定的礼制，到大中年间还仅仅保存着。礼乐废坏已经很久了，所以记录这篇记文来表明此事。（右边是真迹。） 唐代令狐楚《登白楼赋》（咸通二年）。右边是《登白楼赋》，由令狐楚撰写。白楼在河中，到了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任河中节度使时，才把它刻在石上。令狐绹父子都是唐代显赫人物，世代担任宰相，而令狐楚尤其以文章受到称誉。世间传说令狐绹写文章，喜欢把语言简略作为工巧。他常常供养僧人，有一次僧人主持斋会，令狐绹在佛前跪在香炉旁仔细听，僧人却高声说道：“令狐绹设斋，佛知道。”大概是借此讥讽他喜欢简略。令狐楚的这篇赋，文章本没有别的深意，却写到一千六百多字，怎么这样繁复呢？他们父子的性情竟然如此相反，尧与朱的善恶不同，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啊！（右边据集本。） 唐代百岩大师怀晖碑（年月不详）。右边是《百岩大师怀晖碑》，由权德舆撰文，郑余庆书写，归登篆写碑额。另有一块碑，由令狐楚撰文、郑絪书写。怀晖这个人，我不知道是什么人；而那五位先生都是唐代名臣，却这样乐意替他传扬道法，想使愚昧庸俗的人不再迷信、不再迷惑，难道能够做到吗？百姓没有知识，只会跟随上层所喜爱和厌恶的事，所以君子所应谨慎的，在于自己所学习的东西。令狐楚的文章说：“大师圆寂、焚身火化六年后，我以门下侍郎平章事的身份代理太尉。”圆寂、焚身火化，这是什么样的说法？宰相坐在朝廷之上，口中却说出这样的话。皋陶、后稷、契，处在尧舜的朝廷中，他们的语言，《尚书》都记载下来了；和这种说法不一样吗？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雨中书写。（右边是真迹。） 唐孔府君神道碑【咸通十二年】右边这通《孔岑父碑》，由郑絪撰写，柳知防书写。碑文说：“有五个儿子：载、戣、戡、戢、戵。”考察《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岑父有六个儿子，在戵以下又有威、表。根据孔氏家谱，家谱记录了他们家收藏的碑文，确实是郑絪撰写的。郑絪自己说，他同孔氏有世代交好的旧交；他撰写碑文时，戣等人还在世。这样看来，家谱和碑文都不应有错误，那么它们为什么会不同呢？我所搜集记录的材料，和史传不同的很多；至于功过，很难把碑碣上的记载作为定论，因为铭文和墓志中有褒扬，也有隐讳，怀疑其中并不真实。至于世系、子孙、官职封爵、姓名等，没有理由增删，所以常常依据碑文来校正史书。只有岑父碑文和他家的家谱，这两种材料都可以凭据，因此一并保存下来，留待后人考察。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我侍奉皇上在崇政殿疏决系狱囚犯，退朝后便居家谢绝宾客，于是写下此记【右为真迹】唐白敏中碑【咸通三年】右边这通白敏中碑，由毕诚撰写。碑文所记的事情，与《唐书》列传大多相同；但列传记载，白敏中碑说李德裕推荐提拔他，使他得到任用；到了李德裕被贬时，白敏中又极力诋毁他，因此把这件事说成白敏中非常恶劣。碑文却说：会昌年间，李德裕兴起刑狱，陷害五位宰相，把他们放逐到岭外；公在此事之后一年任职，蒙冤者都恢复了原位，因此把公说成有才干。由此可见，碑文对于毁誉的说法是难以相信的，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对于碑志，只取其中的世系、官职、寿数、乡里作为依据；至于功过、善恶，从来不把它们作为凭据，原因就在这里。碑文又记载桑道茂的事情，说作“桑道慕”，不知道哪一个才对？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记【右为真迹】唐于僧翰《尊胜经》【咸通五年】右边这卷《尊胜经》由于僧翰书写。于僧翰的笔画虽然刚劲有力，但已经远远失去了分隶书的法度。我之所以记录它，也只是因为它自成一家，并且受到世俗流行的重视，所以姑且记下【集本作“述”】，希望人们知道广泛采集而不遗漏罢了【右为真迹】唐张将军新庙记【龙纪元年】右边这篇《张将军新庙记》，由李巨川撰写，唐彦谦书写。张鲁的事迹，史传记载得很详细了。李巨川的文辞并不工巧，这里所记录的只是唐彦谦的书法。唐彦谦的书法在世上颇有名声，所以略微保存他的笔迹【右为集本】唐王重荣德政碑【中和四年，同为唐彦谦书写，附录于此】右边这通王重荣德政碑，由归仁泽撰写，唐彦谦书写。王重荣在唐朝末年，曾两次驱逐他的主帅，于是占据河中。他虽然攻破黄巢、平定朱珉的叛乱，一时对唐朝有功；但他拥兵自重、招致祸乱，成为唐朝祸患的地方却很多。碑文辞采不工，所记事实也没有值得采录的地方。我之所以记录它，是为了让世人知道，求取名声不如修养自身；美好的声誉不能掩盖罪恶。考察王重荣的碑文，难道不是想让美名流传千载吗？可是他的恶行最终还是暴露在后世，这是因为毁誉、善恶不能被歪曲【集本作“于后世”】。唐彦谦以诗歌知名，但诗作鄙俗浅陋，字画也不很工整，这些都不是我所取的。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记【右为真迹】唐磻【集本作“盘”】溪庙记【咸通二年】

译右边这篇《磻溪庙记》，由张翔撰写，高骈书写。高骈担任将领时，曾建立战功，在蛮、蜀地区威望和恩惠都很显著。他本来不从事笔墨砚台之事，但书法虽然不工整，字形也并不俗陋。大概是因为他聪明爽朗、豪迈俊秀，终究不同于平庸之人。至于后来他被妖人吕用之、诸葛殷等迷惑，信奉他们的旁门邪术，希望借此延年益寿，竟骑着木鹤，练习凌空成仙飞去的姿势。这是极其愚蠢低劣的行为，连最下等的人都知道可笑，而高骈却这样做，唯恐做得不够，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他内心的贪欲已经发动【集本作“薰”】，所以外界的邪说便能诱惑他。内心贪婪，外受诱惑，那么还有什么事是他不肯做的呢【集本增“而”字】【右为真迹】唐梁公儒碑【天祐年间】右边这通《梁公儒碑》，由于广撰写，王说书写。梁公儒世代担任成德军将领。公儒在王镕任职时，担任冀州刺史，后来死于任上。碑首题名说：“唐故成德军内中门枢密使，特进检校太保，使持节冀州诸军事，冀州刺史，团练守促等使，军器作坊使。”其余所兼领的事务和职务很多，都是当时方镇的常见职务，不值得书写。只有枢密使，是唐朝末年内官的职务；后来方镇也竟然僭越设置了这一职务。从这里可以看出，军器作坊在五代之际号称内诸司使，都是朝廷官职，只是不见它最初设置【集本有“之”字】的时候，而现在在这里看到了；难道是方镇的职务，朝廷因此也采用了吗？还是方镇势力强盛后，也僭越设置的呢？梁公儒的事迹没有什么值得采录的，特意记录这件事只是为了说明上述问题。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记【右为真迹】唐花林宴别记【年月不详】右边这篇《花林宴别记》，由唐窦常撰写。花林寺在滁州全椒县。我在滁阳时，派推官陈銧因公事到县里去，他看见寺旁石涧的岸边土崩塌，露出的石崖上隐隐约约有字，便立即命人拓取下来【右为集本】唐阳武复县记【真元十九年】唐衢的文章，世上很少流传。我家搜集记录了一千卷唐代贤士的文章，其中唐衢的文章大约只占十分之七八，却只得到这一篇。然而它的气势格调不俗，也足以称佳【右为真迹】唐崔敬嗣碑【景龙二年】右边这通唐代崔敬嗣碑，由胡皓撰写，郭谦光书写。崔氏是唐代的名门望族，但崔敬嗣并不显达。胡皓任昭文馆学士，却也没有什么声名【集本三字作“观”】。碑文所记他的事迹和文辞都不足多加采录，而我之所以记录它，是因为郭谦光的书法。他的字形笔法不比韩、蔡、李、史四家差，只是名声独不显著，这件事我屡次为之叹息。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右为真迹】唐润州陀罗尼经幢【年月不详】右边这座陀罗尼经幢，现在在润州宝墨亭中。由唐代云阳野夫王奂之书写，字形颇受世俗重视，所以记录下来，以备广泛采集【右为集本】唐防州都督府记【防昌五年】我曾经说，唐代人人都擅长书法，因此姓名湮没无闻的人多得数不清；我常常为此同君谟叹息。像具灵、该缪、师愈这些人，如今的人尚且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更何况他们的书法呢？我凭借广泛搜集记录的机会，也只各自得到一件而已【右见绵本拾遗】唐郑权碑【宝历二年】这是姚向书写的，笔力精妙刚劲。唐代擅长书法的人虽然很多，但能达到这种水平的也很少。可惜他的书法没有流传于世，如今的人没有谁知道他，只有我凭借广泛搜集记录的机会得到这一件而已。熙宁辛亥孟夏，在清心堂书写【右见绵本拾遗】唐玉蕊诗【沈传师、李德裕唱和，年月不详】惠泉在今天的荆门军。我被贬往夷陵，路过荆门时，在泉边徘徊，得到沈传师、李德裕二人的诗，认为它们文辞和书法都很好，于是把它们记录下来。到现在大概已经三十年了。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记【右见绵本拾遗】唐人书写的《杨公史传记》【年月不详】右边这篇《杨公史传记》，文字有讹误和残缺。原作者把它刻在金石上的用意，是想使杨公不朽。碑上没有年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刻的；但它的字形笔法，确实是唐人所书。如今才过了多少时间，竟磨灭成这样！那么金石果真能够使人流传不朽吗？杨公之所以不朽，果真要依靠金石流传吗【集本此八字作“杨公者震也其所不朽者”】？凡是有形的事物，必然都有终结和毁坏。自古圣贤的流传，也不都是凭借有形之物，本来就能够无穷无尽。由此才知道，行善的坚固，胜过金石【集本无“也”字】。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记【右为真迹】唐放生池碑【天宝十年】右边这通放生池碑，没有注明撰写者的姓名。放生池在唐代各处都有。王者的仁德恩泽惠及草木昆虫，使每一种生物都能顺遂地生长，而不是施行个人的恩惠。天地生养万物，本来是为了供人取用【集本有“也”字】；但是代替上天治理万物的人，常常为此规定节度，使物资足够使用而不过度取用，因此万物能够顺遂地生长而不夭折。三代的政治，不过如此。《易大传》说：“庖牺氏为王时，能够通达神明的德性，类推万物的情状，制作结绳并结成网罟，用来打猎、捕鱼。”这是说庖牺氏开始教导人民获取物产以供生存，为万世带来利益，这就是他成为圣人的原因。佛教的说法却认为，杀害生物的人有罪，放生的人得福。如果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那么庖牺氏就成了【集本有“人间之圣人”五字】地下的罪人了。治平元年八月十日记【右为真迹】《绛守居园池记》【元第八十】《张九龄碑》【元分作上下卷】上卷【第三百六】徐浩署衔说：“广州刺史，持节，充岭南节度。”应当作“广州刺史”【豫章石本卷末有这二十二字】下卷【第三百七】同异【一作“异同”】唐田布碑【元第八百四十二】《道林岳麓诗》【元·第一百一十六】《崔能神道碑》【元第八百八十三】官不【一作无“官”字】《茅山三像记》【元第九百九十】老君【一作“子”】《平泉草木记》【元第五百二十九】无穷【此字以下一版本有“故”字】其利【一版本无“其”字】其次【一版本作“然则”】可矣【这两个字上一版本有“亦”字】有云【一版本无“有”字】非吾【一版本作“其”】治平元年七月二十四日书中，书东防后阁书【一版本有“此”十七字】又见另一种版本

译右边这篇《平泉山居草木记》，由李德裕撰写。我曾经读《鬼谷子》，看到书中游说诸侯各国时，常常观察对方的贤愚、才性、刚柔、缓急，然后根据他们的好恶、喜惧、忧乐来施展捭阖之术，时而公开诱导，时而暗中闭拒，变化无穷。环顾天下诸侯，没有不处在他的术数之中的；只是如果不知道对方所喜好的事物，就无法游说他。由此可知，君子应当谨慎对待自己的嗜好，淡泊而无欲，使祸福不能动摇自己，利害不能诱惑自己；这是《鬼谷子》的术数所无法做到的事，也是圣贤难以达到的境界。《平泉山居诗》【元附五百三十九】《大孤山赋》【元第二百一十九】辨《石钟山记》【元第三百二】见其【此字以下一版本有“为”字】以远【此字以下一版本有“业”字】前世【一版本作“当世”】治平元年二月六日记【一版本有此九字】《法华寺诗》【元第一百七】《薛苹唱和诗》【元第三百一十四】其间【一版本无此二字】名后世【一版本无“后”字】和者【这两个字上有“两”字】《灵澈诗》【元第一百八】相唱和者【四字作“游”】一郎者【一版本无“者”字】州者【一版本无“者”字】代宗【二字上一版本有“浩”字】《李藏用碑》【元第三百七十】唐玄度《十体书》【元第四百八十四】文有【一版本作“互有”】嘉祐癸卯七月二十五日记【一版本有此十一字】《阴符经序》【元第一百九十九】《山南西道驿路记》【元·第一百二十七】《何进滔德政碑》【元第二十二至二十七】《李听神道碑》【元第七百一十七】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记【一版本有此十字】《李石神道碑》【元第四百一十三】《高重碑》【元第二百八十九】《康约言碑》【元第八百二十三】《复东林寺碑》【元第三百十一】《王质神道碑》【元无卷第】《会昌投龙文》【原书第六百五十七】《陈果仁告身并舍宅造寺疏》【原书第五百八十七】子通【一本作“乃”】终始【一本没有这两个字】沈法兴【此字下有一本加“与”字】嘉祐八年，岁在癸卯，八月十一日书【一本有这十四个字】《圭峰禅师碑》【原书第六十九】《濠州劝民栽桑敕碑》【原书第一百七十二】又有别本【一本作《劝农碑》】皇祐元年春天，我从杨州调往颍州，乘船经过濠梁，从如今的枢密使张昪那里得到这块碑。唐代敕书的文辞，如今已经看不到了，大概是官府失职已经很久了。这是大中年间的敕书，还可以从中看到唐代遗留下来的制度。《闽迁新社记》【原书第五十五】《登白楼赋》【原书第九百四十五】好简【此字下有一本加“也”字】治平元年八月八日在太社祈求天晴。早晨回来后便写下【一本有这十七个字】《百岩大师碑》【原书第九百二十八】《孔府君神道碑》【原书第四百六十三】世系【一本作“系”】《白敏中碑》【原书第六百六十六】荐进【一本作“廌进”】十日【此字下有一本加“书”字】于僧翰《尊胜经》【原书第三百十三】《张将军新庙记》【原书第一百五十四】书法颇有名声【“书”一本作“诗”】《王重荣碑》【原书第四百十六】《磻溪庙记》【原书第九百三十五】凌虚【一本作“云”】治平元年中秋日书【一本删去“书”字】《梁公儒碑》【原书第七百三十七】《花林宴别记》【原书没有卷数】《阳武复县记》【原书第九百四十九】《崔敬嗣碑》【原书第七百四十二】《陁罗尼经幢》【原书没有卷数】今在【一本作“在今”】《防州都督府记》【原书第七百一十四】在这里湮没【一本作“埋”字】于斯【一本仍作“于斯”】《郑权碑》【原书第七百六十八】《玉蕊诗》【原书第一百六十九；《惠泉诗》附，一本作“沈传师字文鼎《防泉诗》附】《杨公史传记》【原书第一百七十】年月【此字下有一本加“日”字】并不都是【一本作“皆不”】二十【此字下有一本加“八”字】《放生池碑》【原书第九百五】能够通达【一本作“以通”】《集古录》卷九

译钦定《四库全书》《集古录》卷十 宋代　欧阳修　撰写 《瘗鹤铭》【年月不详。《瘗鹤铭》和《黄庭遗教经》虽然相传出自晋代，但欧阳修怀疑是唐人所书，所以附录在这里】右边是《瘗鹤铭》，题署说：“华阳真逸撰写。”它刻在焦山山脚，常常被江水淹没。爱好金石的人等到江水退落时摹拓下来传播，往往只能得到其中几个字。铭文说“鹤的寿命，不知道有多少岁”，仅此而已；世人因为它难以得到，尤其把它视为奇物。只有我所得的六百多个字，独自算是较多的。考察《润州图经》，认为这是王羲之所书，字也奇特不凡；但笔法不像王羲之，反而像颜鲁公，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华阳真逸”是顾况的道号，如今不敢就此认定是顾况。碑上没有年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所刻；我怀疑前后曾有人使用过同一个名号【以上据集本】又一则 右边这篇在焦山山脚，常常被江水淹没。爱好金石的人等到江水退落时摹拓下来传播，往往只能得到其中几个字。铭文说“鹤的寿命”，不知道写到多少岁就结束了。世人因为它难以得到，尤其把它视为奇物。只有我所得的，独自多到如此程度。《润州图经》认为这是王羲之所书，字也奇特奔放；但笔法不像王羲之，反而像颜鲁公。不知道是什么人写的？有人说“华阳真逸”是顾况的道号，这篇铭文就是他所作【以上据真迹】《黄庭经》【永和十二年】右边是《黄庭经》一篇，晋代永和年间刻在石上，世人相传为王羲之所书。这篇字虽然可喜，但笔法并非王羲之所作。《黄庭经》是魏晋时期道士修养生命的著作。如今《道藏》中另有三十六章，名为《内景》，却把这一篇称为《外景》，又分为上、中、下三部，这些说法都不对。因为所谓《内景》，其实只是这一篇的义疏罢了。民间流传中又有一篇名为《中景》的，尤其繁杂，是鄙俗之人所传的。我曾经忧虑世人不能辨识它的真本，很多人把《内景》三十六章当作原经，于是取永和年间刻石的这一篇为它作注。我并不是喜好异说，只是怜悯世人被荒谬妄说所迷惑罢了【以上据真迹】又一则 如今《道藏》中另有三十六章，名为《黄庭内景》，却把这一篇称为《外景》。又有分为上、中、下三部的说法，这是民间流行的；另有一篇《中景》，这些都不对。所谓《内景》，其实只是这部经的义疏罢了。《中景》一篇尤其繁杂，大概是妄人所作。这一版本是晋代永和年间刻石的文字，当时也有脱漏和错误，但与如今世俗流传的版本相比，颇为精确【以上见《绵本拾遗》】又一则 右边这部《黄庭》别本【一本作“刻”】，是后来在京师书肆得到的。不知道这块石刻在什么地方。它的字画很像颜鲁公，十分可爱，但并不完整。以后再等寻访，以补足它。治平丁未年闰月三日书写【以上见《绵本拾遗》】又一则 右边是《黄庭经》两篇，都没有注明书写者的姓名。我起初得到后一本，已经喜爱它的字不俗，于是把它抄录下来。不久又从殿中丞裴造那里得到前一本。裴造是位爱好古物的君子，亲口说家中收藏这个本子已经有好几代了。与其让它收藏在家中，不如附在我的集录中刊出，可以使它流传不朽。因此我拿旧本比较它们的优劣，并把两本一同保存，使观览者可以自行选择。世人相传王羲之曾经抄写《黄庭经》，这难道是他遗留下来的笔法吗【以上据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