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古録卷四

译右边是《邓艾碑》。考察它所记事迹的始末，正是魏代的《邓艾碑》。【《集古录》本没有“魏”字】邓艾曾任兖州刺史。碑上说，晋初曾征发兖州军队讨伐反叛的羌人，邓艾从巫师那里得到神灵传授的用兵方法，于是击破羌人。兖州人把邓艾视为神，便为他建立庙宇，立碑记载这件事。邓艾在三国时代是名将，曾立下大功，他的姓名天下闻名，极为显著，史书和兖州人都不应当弄错；可是这里却把邓艾写成“邓乂”，姓名如此不同，这正是君子对传闻之事谨慎的原因。我认为古人“艾”“乂”常常通用。《汉书》说“黎民艾安”，以及“惩艾”“创艾”的注释，都读作“乂”，难道不是邓侯名为“艾”而读作“乂”，刻碑的人从简省略了吗？后人读史书没有音注，便把它当作蒿艾的“艾”，流俗相传又失去了原意，久而久之便讹误不正了。这种解释或许是对的，阅览此碑的人请仔细考察。熙宁壬子年正月末一日，六一堂书。【右边是真迹】《吴九真太守谷府君碑》【凤凰元年四月】右边是谷朗的碑。谷朗在吴国任九真太守，碑上没有写撰文人的姓名。碑序说：“府君名朗，字义先，是桂阳郡耒阳县人，豫章府君的曾孙、公府君的孙子、郎中君的儿子。他的先祖出自颛顼，益为舜掌管虞官，赐姓嬴氏。到了扉子，被封在秦谷，于是便以谷为氏。谷氏在吴国并不显达，史书传记中没有记载。所谓豫章府君以下三代人的姓名，都无人知道。”考察《秦本纪》，说非子受封于秦；但这里以及谷朗之子永宁侯的碑中，都写作“扉子”，其含义实在无法详知。治平元年四月二十六日书。【右边是真迹】《吴国山碑》【年月见正文】右边是《吴国山碑》。孙皓在天册元年到国山举行禅祭，改年号为天玺，并因记载所获得的祥瑞之物而在山的北面刻石。这一年是晋咸宁元年；又过了五年，晋国终于灭了吴国。孙皓昏庸暴虐，他的国家将要灭亡，而各种祥瑞却一齐出现，多得数不胜数。后世谈论祥瑞的人，可以把这件事作为鉴戒。熙宁元年中元节后一天书。【右边是真迹】《晋南乡太守颂》【泰始年间】右边是南乡太守司马整的碑。【《集古录》本作“晋南乡太守颂。南乡太守是司马整”】考察《晋书》，宣帝的弟弟是安平献王司马孚，司马孚的次子是义阳成王司马望，司马望的第三子是随穆王司马整。司马整先于司马望去世，后来武帝把义阳国的随县分出来封给司马整为王，谥号为穆。司马整在魏咸熙二年任南乡太守，这一年晋武帝接受禅让，改年号为泰始。泰始三年，司马整迁任南阳太守，于是南乡人给司马整立了这块碑。《晋书·地理志》说，魏末荆州分属三国，而南乡、南阳都属魏；后来晋武帝把南乡改为顺阳。如今这块碑在光化军，光化军就是襄州谷城县的阴城镇；阴城在魏晋时期是南乡郡的属县。我被贬任乾德县令时得到这块碑，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书。【真迹】《晋南乡太守碑》【泰始四年】右边是《南乡太守碑》，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碑题说：“宣威将军、南乡太守司马府君纪德颂碑。”碑文说：“君名整，字孔修，是太宰安平王的孙子、太尉义阳王的儿子。”考察《晋书》：“宣帝的弟弟是安平献王司马孚，司马孚的次子是义阳成王司马望，司马望的第三子是随穆王司马整。司马整先于司马望去世，后来武帝把义阳国的随县分出来封司马整为王，谥号为穆。”司马整在太始三年由南乡太守调任南阳太守，于是南乡人共同立了这块碑。如今碑在光化军，光化军就是襄州谷城县的阴城镇。考察《晋志》，其中没有列出南乡郡；根据这块碑所记载的县令姓名，有武陵、筑阳、丹水、阴城、顺阳、祈六县，这大概就是南乡郡的辖境。《晋志》只说南乡属魏时的荆州，晋武帝平定吴国后改为顺阳郡，却没有记载顺阳郡治所的变迁和所属各县的名称，只有这块碑可以说明这些情况。又，司马整的传记只说：“司马整历任南中郎将，封清泉侯，去世后赠冠军将军。”也没有说他曾任宣威将军、南乡太守、南阳太守，这些都是传记遗漏的内容。【右边是《集古录》本】《南乡太守碑》碑阴【《集古录》本】右边是南乡太守的属官，共三百五十人，分为两卷。已经磨灭的还有二十多人。这些人都有郡邑、姓名、字，却没有排列次序。他们的官名有县令、县长、南阁祭酒、门下督、主簿、部督邮、监汀督邮、部劝农、五官掾、文学掾、营军掾、军谋掾、府门亭长、主记史、待事掾、待事史、部曲将、部曲督。又有贼曹、功曹、议曹、户曹、金曹、水曹、科曹、仓曹、铠曹、左右兵曹。这些曹都设有掾。又有祭酒、史、书佐、修行、从掾位、从史位、史、小史等。魏晋之际，太守属官的制度，大概就是这样。其他史书有时能见到其中一两种，却没有像这里这样完备。《晋陆喈碑》【年月见正文】右边是《晋陆喈碑》。陆喈任宣威内史，建武元年去世。碑在咸和七年建立，但碑后题记说：“咸和七年，岁在庚辰。”咸和是成帝的年号。成帝在泰宁三年八月即位，这一年是乙酉年，第二年改年号为咸和。按照历法推算，咸和七年应当是壬辰年，而这里写成庚辰，是错误的。陆氏有两块碑，我家所辑录的都有。据陆袆碑后的题记说：“泰宁三年，岁在乙酉。”这与现在的历法相合，那么当时的历官不应到了咸和年间突然发生如此大的错误。这样看来，碑上写成庚辰，只是刻碑的人写错了。治平元年六月二十九日书。【右边是真迹】《晋兰亭修禊序》【永和九年，《集古录》本】

译右边是《兰亭修禊序》。世上流传的摹本尤其多，但彼此都不相同，大概是唐代几家所临摹的。这样辗转传摹，距离真迹越来越远；然而其中时时还有可喜之处，难道是它们的笔法偶尔得到了一两分真传吗？想来真迹应当是怎样的啊！世人说真本埋葬在昭陵。唐末战乱时，昭陵被温韬发掘，陵中收藏的书画都被剔取装轴上的金玉而丢弃，于是魏晋以来诸贤的墨迹又流散到民间。唐太宗时搜购所得，将它们汇集成十卷，命人摹写流传，并多次分赐给近臣；如今公卿家中所有的法帖，就是这些摹本。不过唯独《兰亭真本》失传了，所以不能列入法帖流传。如今我得到的都是人家旧日收藏的本子，虽然笔画各不相同，姑且一并列出，以显示它们各有所取。至于真伪和优劣，阅览者应当自行选择。第一本是民间流传的旧本，不记载我从何处得到。第二本得自殿中丞王广渊，第三本得自故相王沂公家。又有另一本在定州百姓家中，两家各自有刻石，互相比较，细微之处也没有不同，所以不再收录。第四本得自三司蔡给事君谟，世上流传的本子没有超出这些的。或许还有尚未流传的本子，今后再等待广泛搜集。《范文度摹本〈兰亭序〉》【附录】我曾辑录前代遗文数千篇，因此得以全部阅览诸位贤人的笔迹；因为原来不懂书法，后来便逐渐通晓了其中的学问。既然如此，人对于学习，怎么可以不努力呢！如今我老了，眼睛昏花，手也颤抖，虽然不能挥笔书写，但打开书卷，面对几案临摹，便能分辨精粗。像范君所写的字，在我的辑录中实在难得。我私下庆幸能够阅览它，因而忘记疲倦。【“焉”字为另一版本】嘉祐七年夏五月二十八日，庐陵欧阳修书。【右边是真迹】书法虽列在六艺之中，却不像百工的技艺那样。蔡君谟以书法闻名当世，他这样称赞范君，并没有错。滁山醉翁题。【右边是真迹】又 自唐末战乱以来，儒学和文章扫地而尽。宋朝兴起后一百年间，雄健的文章家和博学的大儒接连出现，唯独书法长期没有振兴，未能赶上唐代的人，我常常以此为遗憾。如今竟然得以看到范君的笔法，确实说明当时并不缺少人才，只是忧虑所知所见不够广博；否则，内在有所积蓄，必然会在外表显现出来。像范君这样的人，笔迹不流传于世，却只在自己家中流传，大概是因为他收敛光芒、隐藏德行，不仅仅是他的书法被秘藏而没有流传。【右边是真迹】又【与前一跋相类似，疑为草稿本，今两篇都保存】自唐末兵戈战乱以来，儒学和文章扫地而尽。圣宋兴起后一百多年间，雄健的文章家和博学之士相继不断，文章的盛况于是追及三代的兴盛。唯独书法寂寞而没有振兴，未能赶上唐代，我常常以此为遗憾。如今竟然得以看到范君的书法，确实说明当时并不缺少人才，只是忧虑所听闻、所见到的不够广博。然而像范君这样的笔法，本来应当流传于世，却长期秘藏在家中，大概是因为他收敛光芒、隐藏不露，不只是他的书法被秘藏而已。【右边是《集古录》本】《晋乐毅论》【永和四年】右边是《晋乐毅论》石刻，收藏在已故高绅学士家中。高绅去世后，家人起初不知道珍惜，好事者常常前去观看，有的还摹写传播。于是他家将石刻秘密收藏起来，渐渐难以见到。后来他的子弟把这块石刻抵押给富人，而富人家失火，石刻也被烧毁了。如今再也没有存本，越发令人惋惜。后来有“甚妙”二字，是我的亡友圣俞所书。

译这篇《论》与《文选》所载的文字时时有不同。考察它的文理，这一本是正确的，只可惜不完整。【右边是真迹】《晋王献之法帖》【年月不详，真迹】右边是王献之的法帖。我曾经喜欢阅览魏晋以来遗留下来的书法墨迹，并由此想象前人的高雅情致。所谓法帖，其中的内容大多是吊唁、问候疾病、叙说离别、互通音信，写给家人朋友，不过几行而已。它们起初大概并非有意创作，而是随意落笔、兴之所至，尽情挥洒，有的妍美，有的丑拙，各种姿态自然呈现。打开卷册、拆开函套，灿然呈现在眼前，使人突然看见便惊叹绝妙；慢慢观看，它的意态更加无穷无尽。【《集古录》本没有“其意态”三字】所以后世得到它们，便把它们当作奇妙的玩赏之物，并借此想见书写者本人。至于高深的文章和大部头的著作，什么时候用过这种方式呢？如今的人却不是这样，有时甚至抛弃一切事务，耗尽精力、疲惫身心，把学习书法当作事业，用它直到老去、穷尽年岁，这实在可笑。治平甲辰年秋社日书。又 王献之的法帖，大概是唐人临摹的，笔法类似颜鲁公，仍应等待有识之士加以辨别。【右边是真迹】《晋贤法帖》【真迹】右边是《晋贤法帖》。太宗皇帝在处理万机政务之余，仍专心于书法，曾下诏在天下搜购钟繇、王羲之的真迹，汇集成法帖十卷，摹刻后赐给群臣。从前故相刘沆在长沙时，把官刻法帖刻板印行，于是流传到民间。后来有尚书郎潘师旦，又选取其中尤其精妙的，另行编成卷次，与刘氏本一同流传。至于我辑录古文时，不敢贸然把官本收入私家辑录，于是从潘师旦所传的本子中又选取其中最精妙的，分别散入辑录之中，使打开书帙、翻阅卷册的人，时常能够得到一帖，拿来玩赏而欣然喜悦，也借此忘记疲倦。治平元年五月十日书。《晋七贤帖》右边是《晋七贤帖》，得自李丕绪少卿家。【真迹没有“少卿”二字】李丕绪收藏了许多古书，但不知道这是不是《七贤帖》的真迹。七位贤人的书迹，世上很少流传，所以把它辑录下来。【右边是《集古录》本】《宋文帝神道碑》【年月不详】右边是《宋文帝神道碑》。碑上写着：“太祖文皇帝之神道”，一共八个大字，此外没有别的文辞，只是用这八个字作为标记罢了。古人刻碑，本来就应当这样。可是后世刻写功德、爵位、乡里、世系，唯恐记载得不详细。然而自后汉以来，门生和旧属官大多相互共同立碑颂扬恩德。我家《集古录》所辑录的，三代以来的钟、鼎、彝、盘等器物上的铭文都很完备；至于后汉以后，才开始有碑文。想寻找前汉时代的碑碣，最终也找不到。这样看来，坟墓上的碑是后汉以来才开始有的。这块碑没有文字，我怀疑并不是宋代所立。大概自汉代以来，碑文都务必记载祖先世代的德行，宋氏子孙未必能超然独见而重新恢复古代的简约质朴。况且南朝士人的气度崇尚卑弱，擅长书法的人大多把纤细、劲利、清秀、妩媚视为佳作，从未有这样雄伟的巨笔，更加使人怀疑它是后世所书。考察《宋书》，文帝被元凶刘劭杀害，起初谥号为景，庙号为中宗。孝武帝即位后，改谥为文，庙号称太祖。他的陵墓叫长宁陵。【右边是真迹】《宋宗悫母夫人墓志》【年月见正文】右边是宗悫母夫人的墓志，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只有志文而没有铭文，后面说：“谨将子孙男女的次序、姓名、官位、婚嫁情况列在下面。”这大概是一时的制度。考察宗悫本传，它一生任官的始末与这篇墓志不同。本传说：“宋孝武帝即位后，任宗悫为左卫将军，屡次升迁至豫州刺史、监五州诸军事，讨伐竟陵王刘诞，入朝任左卫将军。废帝即位后，任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去世。”而这篇墓志作于大明六年，记载说：“任右卫将军，监交州、广州二州以及湘州始兴的军事，任冠军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开始调任豫州刺史，监五州军事，又任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兼任太子中庶子、荆州大中正。”这些内容本传都略去了。宗悫是南阳郡涅阳县人，而这篇墓志说：“是涅阳县都乡安众里人”；又说“葬于秣陵县都乡石泉里”。都乡这种制度，前代史书没有记载。【右边是《集古录》本】《齐镇国大铭像碑》【《集古录》本作天统三年】右边是《齐镇国大铭像碑》。碑铭和造像的文字本来没有什么值得取法的地方；之所以辑录它，是想了解在南北分裂之际，愚民信奉佛教尤其虔诚罢了。它的字形笔画颇为特殊，虽然其中有讹误，也有一些是由于传习过程不同而与今天不一样的地方；辑录它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南齐海陵王墓铭》【年月不详】右边是《南齐海陵王墓铭》，由长兼中书侍郎谢朓撰写。海陵王萧昭文，是文惠太子的次子。起初，明帝萧鸾废黜郁林王萧昭业，立萧昭文为帝；后来又废他为海陵王并将他杀害，于是自己即位。考察《谢朓传》，谢朓在海陵王时期任骠骑谘议、领记室，又掌管中书郎事务，后来升任尚书吏部郎。这篇墓志题作“长兼中书侍郎”，但根据传记，谢朓从未任中书侍郎，这是史书的缺漏。考察《南齐书》，刘悛任长兼侍中；后魏临淮王元彧任长兼御史中尉。南北朝史书中多有这种称呼，大概“长兼”是当时兼任官职的称谓，类似唐代的检校官。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书。【右边是真迹】《梁智藏法师碑》【普通三年真迹】右边是《梁智藏法师碑》。梁湘东王萧绎撰写铭文，新安太守萧几撰写序文，尚书殿中郎萧挹书写，世人称为“三萧碑”。智藏法师姓顾，萧几、萧挹都自称是他的弟子。衰败时代的弊病，竟发展到这种地步。我在《集古录》中不忍心立即舍弃它，是因为它的字形笔画还颇为可取；舍弃它的短处，取用它的长处，这样就可以了。嘉祐八年五月末日书。《陈张慧湛墓志铭》【贞观二十三年九月】右边是《陈张慧湛墓志铭》，没有署撰写人的姓名。陈、隋之间，书法的法度达到了极精妙的程度，而文章却衰败到鄙俗浅陋的地步，难道是当时的风气弊薄，士人舍弃根本而追逐末流吗？我家《集古录》所见的这类碑刻很多，从开皇、仁寿以后直到唐高宗以前，碑碣上的刻字往往不比欧阳询、虞世南的逊色，但大多没有署姓名。比如《钳耳君清德颂》，有的虽有姓名而其人并不显著；像丁道防这一类，更是数不胜数。张慧湛是陈朝人，到唐太宗时才改葬。他的墓志铭刻字遒劲而有法度，欣赏起来令人忘记疲倦，可惜不知道是谁书写的。治平元年四月末日书。【右边是真迹】《陈浮屠智永书〈千字文〉》【年月不详】

译这件是《千字文》。如今民间流传的，多说是僧人智永所书。考察它的笔画，其中时时夹杂着一些不合书法笔法的字，怀疑碑石有所残缺，是后人擅自补全的。即使是有鉴识的人阅览它，也可以自行择取；然而终究混淆了它的真面目。因此我删去了其中二百六十五字。这些文字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而世上又有许多字写得较好，所以我径直删去其中伪作的字，并不以文字不足为嫌。蔡君谟是当今懂书法的人，尚且说不能全部删尽。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书写。【以上是真迹】又 《梁书》说，梁武帝得到王羲之所写的《千字文》，命令周兴嗣按韵次序编排。如今官本《集字法帖》中有汉章帝所写的一百多个字，其中有“海咸河淡”之类的话。大概前代学习书法的人多写过这些话，并不是从王羲之才开始的。【以上是真迹】《大代修华岳庙碑》【年月见正文】这件是《大代修华岳庙碑》。考察《魏书》，文成帝兴光二年三月己亥，改年号为太安，所以《魏书》中没有兴光二年；但这块碑说【集本有“兴光”二字】二年三月甲午立碑，大概是立碑六天以后才改元。碑文说“在五代阐扬皇帝的德化”，从道武、明元、太武到文成，才四代而已。太武帝被杀后，南安王拓跋余即位，不到一年也被杀，不能成为正式君主【集本没有这十九字】；景穆太子是文成帝的父亲，死后追尊为帝，立庙称宗，所以把他也算作一代。魏国自道武帝天兴元年议定国号时，群臣想称“代”，道武帝不准，于是仍称“魏”。此后再没有改国号称“代”的事情；如今魏碑中却屡屡出现“代”字。碑石是当时所刻，不应是胡乱写错的，只是史书失载了这件事罢了。由此说来，史家的缺漏和谬误，哪里说得完呢？不过我并不擅长考证史书，所以把它写下来，等待博学的君子来判断。嘉祐八年，岁在癸卯，七月三十日书写。【从前在南谯时，自号“醉翁”；右边是真迹；后来又改号“六一居士”】又 考察《魏书》，文成帝兴光二年三月己亥改元为太安；而这块碑写着二年三月甲午立碑，大概是立碑六天以后才改元，所以碑上仍得以称二年。碑文说“在五代阐扬皇帝的德化”，从道武、明元、太武到文成，才四代而已。太武帝被杀后，南安王拓跋余即位，不到一年也被杀，不能成为正式君主，算作一代。景穆太子是文成帝的父亲，死后追尊为帝，立庙称恭宗，所以也算作一代。魏国自道武帝天兴元年议定国号时，群臣想称“代”，道武帝不准，于是称“魏”。此后再没有改国号称“代”的事，如今魏碑中却屡屡出现。碑石是当时所刻，不应是胡乱写错的，只是史书失载了这件事罢了。由此说来，史家的缺漏和谬误太多了。【以上是真迹】《后魏孝文北巡碑》【年月见正文】这件《魏孝文北巡碑》说：太和二十一年，修明巡省四方的典制，向北巡临旧都。又说：渡过西河，从平阳出来，斜行沿着唐逵，直指游咸、栎。道路靠近龙门，于是曲折地驾着雕饰华美的车子前往。考察《后魏本纪》，这一年正月乙巳北巡，二月驻留太原，到达平城。四月巡幸龙门，用太牢祭祀夏禹，随后巡幸长安，泛舟渭水，渡过黄河，于是向东回归。与这块碑所记完全相合。碑没有题首，所以依照本纪题为《北巡碑》。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书写。【以上是真迹】《后魏定鼎碑》【年月见正文】这件是《魏定鼎碑》，建于景明三年，在今天的怀州。民间俗称它为《定鼎碑》。景明是魏宣武帝的年号。碑上说“迁都中原的第十年”。考察魏孝文帝于太和十七年迁都洛阳，到景明三年，大概正好十年。【以上是集本】《后魏石门铭》【年月见正文】这件《魏石门铭》说：“这道石门大概是在汉永平年间开凿的。自从晋氏南迁以后，这条道路就废弃了。皇魏正始元年，汉中献地归附，褒斜道于是重新开通。持节、龙骧将军、梁秦二州刺史羊嗣开创旧路，诏令派遣左校令贾三德共同完成这件事。工程起于正始四年十月，到永平二年正月完成。其余文字还完整，大致情况就是这样。”石门在汉中，所谓“汉永平年间开凿的”，就是汉明帝时司隶校尉杨厥所开凿的。杨厥另有碑，叙述这件事很详细。正始、永平，都是后魏宣武帝的年号。治平元年五月十日书写。【以上是真迹】《后魏神龟造碑像记》【年月见正文】这件是《神龟造碑像记》。立于魏神龟三年。我所辑录的隋以前碑志，从来没有轻易舍弃的，因为其中当时总有可取之处【集本无“时”字】。但它们的文辞往往鄙陋浅薄，又多谈浮屠；唯独它们的字画常常工整精妙。只有后魏、北齐的字迹较差，而且字法又多有不同，不知道是从哪里得来的，于是同各家书法相抵牾。我也猜想是因为他们是夷狄，不懂学问，所以流传下来时发生了讹误。但仍把它们记录下来，以供扩大见闻。这块碑的字画时时苍劲有力，尤其值得称许。神龟是孝明帝的年号。考察《魏书》【集本有“神龟”二字】，神龟三年七月辛卯改元为正光，而此碑是在这月十五日立的，不知道辛卯是这个月的哪一天，应当等待通晓历法的人推算。嘉祐八年七月十一日书写。【以上是集本】《东魏任城王造浮图记》【年月见正文】这件《任城王造浮图记》没有写出任城王的姓名。碑文说建于武定四年。武定是东魏孝静帝的年号。考察《后魏书》，景穆皇帝的儿子云、云的儿子澄【集本有“子▯”二字】，相继袭封任城王。后来国除，便不再封授。到了孝静帝时已经相隔很远，不知道武定四年任城王是谁。治平元年八月八日书写。【以上是真迹】《东魏造石像记》【年月见正文】

译这件《东魏造石像记》，碑上说：“大魏武定七年，岁次己巳。”武定是孝静帝的年号。如今世上流行的历谱，只有龚颍的《运历图》和今亳州宋退相的《纪年通谱》最为详细。按照龚颍所书推算，武定七年应当是己巳年，与这块碑相合。武定只到八年，这一年是庚午年，东魏灭亡；这些情况也同《东魏》《北齐》的记载相合。而《通谱》把七年记作戊辰，八年记作己巳，又有九年为庚午，并说东魏在这一年灭亡。考察孝静帝以后，魏大统十六年灭亡，这一年是庚午，由此可知宋公所记的干支没有错。只是武定不应有九年，而七年也不应是戊辰，这就是它的错误。大概孝静帝刚即位时改元天平，满四年，到第五年正月改为元象。如今《通谱》把天平记到三年，以第四年为元象，大概从元象以后逐年差了一年，所以把武定七年记作戊辰。如果不是看见这块碑，那么《运历图》和《通谱》两家的得失，凭什么来裁定呢？【以上是集本】《魏九级塔像铭》【年月见正文，真迹】这件《魏九级塔像铭》没有见到撰写者的姓名，大概是北齐时人所作。文中出现的年号有三个：一说真君九年，这是后魏太武帝的年号；又说武定四年，这是东魏孝静帝的年号；又说天保三年，这是北齐文宣帝的年号。考察高洋以后，周大统十六年接受东魏禅让，这一年是庚午，改元天保；天保三年是壬申年，碑上说岁在涒滩，正是这样。碑文浅陋，大概是鄙俗之人所作；只是它的字画多有不同，往往奇特怪异，所以记录下来，以供扩大见闻【集本有“云”字】。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三日书写。《北齐常山义七级碑》【年月见正文】没有著录撰写者的姓名。文辞采用声韵对偶，颇为奇怪，字画也很好，往往有古法。碑上说：“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仪同三司綦连公，于天保九年建造浮图。”天保是齐文宣帝的年号。《北齐书》中有綦连猛，但他没有担任常山太守、都督、仪同三司等官。不知道这里所说的綦连公究竟是谁。嘉祐八年九月二十日书写。【以上是真迹】又 这件《常山义七级碑》没有著录撰写者的姓名。文辞采用声韵对偶，却非常怪异；书写的字颇有古法。碑首题写：“慕容仪同、麴常山、石氏诸邑义七级之碑。”碑文说：“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仪同三司綦连公，于天保九年为国家敬造七级浮图一座。到天统年间，使持节、都督瓜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瓜州刺史、常山太守、六州大都督、频阳县开国子、乐平县开国男慕容乐，以及散骑常侍郎、骠骑大将军、前给事黄门侍郎、缮州大中正、食新市县干、新任常山太守麴显贵，与功曹石子和等人增修完成了它。”大概是北齐时的碑。綦连公没有见到姓名。北齐有綦连猛，但没有担任常山太守。不知道这里说的是谁。慕容乐兼任刺史、太守，又封两个县，无法详细考证。“食县干”列入官衔，大概是当时的制度，也无法详考。“义”是众人共同成就之物的称呼，就像今天所说的义井之类。【以上是集本】《永乐十六角题名》【附录列出】这件《永乐十六角题名》没有注明年月，列出的姓名很多，但都没有显赫之人，无法考究，不知道是哪一时代的碑。它的字画颇为怪异而不精工，像是东魏、北齐人所书。所谓“十六角”，是庸俗之人建造的佛塔；后来又写道“建造十六角镇国大浮图”，由此知道它是塔。称为“十六角”，只见于这块碑；后魏时又有《常山义七级碑》，大概都是当时民间俗语的说法。治平元年八月八日书写。【以上是真迹】《鲁孔子庙碑》【附录：兴和三年】这件《鲁孔子庙碑》是后魏、北齐时的书迹，很多都有这样的笔画，虽然不算特别精美，却也不俗，而且往往彼此相似，怀疑是当时所崇尚的风格【集本作“所传”】，应当自有其法；另外它的笔画多有不同，所以记录下来，以供扩大见闻。【以上是真迹】《北齐石浮图记》【年月见正文】这件《齐造石浮图记》说：“河清二年，岁在癸未。”河清是北齐高湛的年号。碑文鄙俗浅陋，镌刻又有讹误；但其中时时有字形完整、笔画清秀婉转而可喜的字，所以记录下来。”此外，碑前排列的题名很多，姓名特别奇怪，如冯戬郎、冯贵买之类，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至于名为野乂、伽耶的，大概出自浮图。自中华遭逢丧乱以来，中国人的姓名像这样的已经很多了。最后有冯黑太，我认为“太”也读作“挞”；我的意思是，隋末有刘黑闼、吴黑闼，都以此为名，“太”和“闼”只是转写不同罢了。不过隋朝距离北齐不远，不知道“黑闼”究竟是什么意义的词。【以上是集本】《后周大像碑》【大象三年】这件《周大像碑》，宇文氏的事迹没有什么值得采录的，只有它的字画不俗，也有可取之处。玩赏事物来忘却忧愁，只有那些奇异、变化多端、真伪相杂的东西，才能使观看的人自行取舍，从而忘却疲倦。因此我在《集古录》中所记录的东西很广博。嘉祐八年六月二日书写。【以上是真迹】《魏受禅碑》【原编第七十二】“受禅”【此字下原有“坛”字】“往返”【一作“反”，下同】《魏公卿上尊号表》【原编第七十三至七十四】“钜”【一作“巨”】《钟繇表》【原编第四百九十】“小字”【这两个字上原有“而”字】《刘熹学生冢碑》【原编第三百六十五】《贾逵碑》【原编第一百二十八】《邓艾碑》【原编第七百五十】“或然”【此二字下原有“也”字】《谷府君碑》【原编第五百九十二】《吴国山碑》【原编第三百零四至三百零五】《南乡太守颂》【原编第九十二】“后晋武”【一作“后晋武帝”】“阴城当魏晋时”【真迹无“城当魏晋时”三字，集本有】《南乡太守碑》【原编第九十二】“纪德”【一作“之德”】《南乡太守碑阴》【原编第九十四】“二卷”【一作“三卷”】碑阴所列的属官为什么这样多呢？大概是把属官和属吏全部列出，当时还从他们中间选取士人。因为这些人的故吏也清正自守，形势自然如此罢了。这件是莆阳蔡君谟所书，至今已经十年了。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一作有“此”五十六字】《陆喈碑》【原编第一百三十七】

译《兰亭叙》【原编第九百九十六】“数家”【一作“诸家”】嘉祐八年六月【一作八月】十日【一处有此八字】《范文度摹本兰亭叙》【附蔡君谟题跋】右军的《兰亭序》最为著名，如今世上还存有摹拓本，秘阁有一本，苏才翁有一本，周越有一本，仍然保存着它的气韵。如今观看这些摹仿本，大概已经得到其神韵了。嘉祐壬寅五月二十六日，莆阳蔡襄。同前 又：唐末【真迹作“室”】寂寞【真迹作“寥”】唐室【真迹作“尉”】于世【真迹此“于”字下有“而”字】闭塞了【真迹此句下有“嘉祐七年五月旬休日庐陵欧阳某”十四字】《乐毅论》【原编第八十三】“论石”【此二字下原有“本”字】《王献之法帖》【原编第八百六十八】又【原编第三百一十九】《晋贤法帖》【原编第七百三十五】“沆”【真迹无此字】《晋七贤帖》【原编第七十六】《宋文帝神道碑》【原编第四百四十九】“镌刻”【一作“铭刻”】“墓碑”【此二字下原有“铭”字】“末世”【此二字下原有“所”字】“士人”【一作“人士”】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书写【一处有此十字】《宗悫母墓志》【原编第一百五十三】《齐镇国大铭像碑》【原编第一百二十】《南齐海陵王墓铭》【原编第八十五】右边是《海陵王墓铭》，由南齐谢朓撰写。海陵王是齐文惠太子的次子，名叫昭。建武初年，明帝萧鸾废黜郁林王萧昭业，拥立萧昭文，后来又把萧昭文废为海陵王并杀死了他。萧鸾即位，就是明帝。按《谢朓传》，谢朓在海陵王时期任骠骑谘议，兼领记室，又掌中书郎，后来升任尚书吏部郎。这篇志文题署“长兼中书侍郎臣谢朓立”，但传记没有记载谢朓任中书侍郎。按《齐书》，刘悛任长兼侍中，魏临淮王元彧任长兼御史中尉；南北史中多有“盖长兼”的说法，似乎是当时兼任官职的称呼，就像唐代的检校官一样。【此说与前一本不同，所以两种说法都保存。】《梁智藏法师碑》【元本第六十二】余于【一本无“于”字】可佳【一本作“取”】所短【一本无“所”字】《陈张慧湛墓志铭》【元本第六百一十三】《智永书千字文》【元本第四十六】《大代修华岳庙碑》【元本第五百二十四】兴光无【一本作“无兴光”】元也【一本作“年”】于史家【一本作“学”】《后魏孝文北巡碑》【元本第八十九】《后魏定鼎碑》【元本第一百九】《石门铭》【元本第七百八至七百九】《神龟造碑像记》【元本第四百九】《任城王造浮图记》【元本第八百三十五】退相【一本作“丞相”】后魏【此字以下一本有“永熙三年立，在位十七年”十字】大统【此二字上一本有“至”字】记甲子【一本作“纪首尾”】以决【此字以下一本有“然后知余之集录不为无益也，治平元年闰五月九日书”二十一字】《九级塔像铭》【元本第四百七十七】《常山义七级碑》【元本第十四】《永乐十六角题名》【元本第九百八十五】《鲁孔子庙碑》【元本第二百九十】《北齐石浮图记》【元本第九百七十六】《后周大像碑》【元本第二百九十八】《集古录》卷四 《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集古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