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古录卷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集古録》第四卷。宋代欧阳修撰写。《魏受禅碑》【年月见正文】。右边这件《魏受禅碑》，世间相传是梁鹄所书，而颜真卿又认为是钟繇所书，不知道究竟谁说得对。查《汉献帝纪》：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退位，魏王称天子。又查《魏志》，这一年十一月下葬，士卒中死亡的人仍称“令”【集本有“王”字】，这月丙午【集本作“丙寅”】，汉帝派张愔奉上玺绶，庚午魏王登坛接受禅让。又在这月癸酉，奉汉帝为山阳公。然而这块碑说十月辛未在汉帝那里接受禅让，三家的说法都不相同。如今根据裴松之注《魏志》，其中详细列举了汉、魏禅代的诏书、册书、令文以及群臣的奏议。大概汉朝实际是在十月乙卯下策书诏令给魏王，派张愔奉上玺绶，而魏王辞让往返三四次之后才接受。又根据侍中刘廙奏问太史令许芝的话：“本月十七日己未，可以修治坛场。”又根据尚书令桓阶等人的奏文说：“立即下令太史令选择吉日，本月二十九日可以登坛接受天命。”从十七日己未到二十九日，正好是辛未。由此推断，汉、魏两部纪年都错了，只有这块碑所记是正确的。《汉纪》记载乙卯退位，是记下最初颁命的日期，而略去了辞让往返的经过，所以失去了事实。《魏志》记载十一月癸卯仍称为“令”，应当是“十月”多出了一个“十”字。丙午张愔奉上玺绶，是辞让往返大概确实有过。只有庚午登坛这一点最为错误。癸卯与癸酉相隔三十一天，不可能同属十一月，这一点尤其错误。禅让代替是重大事件，可是两部纪传所记竟然如此，那么史官的错误足以使后世受到迷惑，哪里说得尽呢！嘉祐八年九月十七日书写【右边是真迹】。《魏公卿上尊号表》【黄初元年】。右边这篇《魏公卿上尊号表》，唐代贤人多传说是梁鹄所书，如今有人认为不是梁鹄所书，而是钟繇所书。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还不知道。唉！汉、魏时期的事情，读到这些文字的人可以为之流泪。这样巨大的碑、雄伟的字，心意只怕不能流传得长远。难道他们认为后世可以欺骗吗？不然，难道是不知羞耻的人什么都做得出来吗【右边是真迹】？《魏钟繇表》【年月见正文】。右边这件钟繇法帖【集本将一字作“表”】，是曹公击破关侯后祝贺胜利的表文。末尾题写道：“建安二十四年闰月九日，南蕃东武亭侯钟繇上。”集贤校理孙思恭精通历法，我问孙君建安二十四年的闰月在哪一月，思恭替我按照汉家所用的四分、乾象历推算，这一年是己亥年，两种历法都闰十月。而陈寿《三国志》所记载的时间和月份虽然简略，但根据思恭的话考察，正相符合。查《魏志》，这一年冬十月，军队回到洛阳，下面接着记载孙权请求讨伐关公，愿在吴国效力；《吴志》则记为闰月，孙权讨伐关公。把《魏志》和《吴志》参照比较，知道是闰十月。《吴志》又记载十二月孙权擒获关公及其子关平。《魏志》到第二年正月才记载孙权把关公的首级送到洛阳。大概两志的记载是相符的：孙权在闰十月才出兵征讨荆州，十二月擒获关公，第二年正月才把首级送到洛阳【原本有“阳”字】。按理说没有可疑之处，可是这样一来，钟繇怎么能在闰十月以前先行祝贺胜利呢？因此，这篇表文很可能不是真迹，但如今世间流传很广，又有两种本子，字的大小不同，小字略像钟繇的书法；不过不知道它究竟是真是假，姑且一并保存，等待有识之士辨明。治平元年七月二十六日书写【右边是真迹】。又【集本】。右边这件魏代钟繇书法，文辞说：“军旅道路兼程而行，经历险阻、冒着寒冷，因此叙述曹仁、徐晃击破关公的事情。”末尾题写道：“建安二十四年闰月九日，南蕃东武亭侯臣钟繇上。”查建安二十四年冬天，曹公驻军摩陂，而曹仁等击破关公以后，从未有过出征、经历险阻冒着寒冷的行动。又古人写笺启不记年号，这两件事都令人怀疑。文中又说“关公已经被亲手杀死”，但据《三国志》，关公在樊城围攻曹仁，被曹仁击败而逃走，后来被孙权的军队在沮地斩杀，这与此帖所说不同。《魏刘熹学生冢碑》【年月不详】。右边这块魏代刘熹学生冢碑，在襄州谷城县境内。我任干德令时，曾因公事经过谷城，看见几座荒冢在草丛间，旁边有一块古碑倾斜着，半埋在土中。我问村民是什么人的坟墓，他们都说不清楚；碑文又已经磨灭，我来不及阅读便离开了。几年以后，我在河北开始收集古文，想起以前在谷城见到的碑，怀疑是汉碑，又寻找了几年才得到。查《襄州图经》说，学生冢在县城东北。《水经注》说：魏国济南人刘熹，字德怡，博学而喜好古事，立碑记载门下学生一百多人；其中没有完成学业便去世的人，葬在这里，因此称为学生冢。如今碑虽然残缺，但刘熹和学生们的姓名往往还可以看见。大概我过去所见的就是学生冢，而这块碑是魏代的碑。刘熹曾任谷城令。治平元年正月十日书写【右边是真迹】。《魏贾逵碑》【年月不详】。右边这块魏代贾逵碑。《魏志·贾逵传》说：贾逵任绛邑长时，受到贼人郭援的进攻。绛城人和郭援约定，只要不伤害贾逵，他们就投降；郭援却想让贾逵担任将领，因为贾逵不肯叩头而发怒，想杀掉他。绛城人登上城墙呼喊说：“如果你背约杀害我们的贤君，我们宁愿一起死！”郭援认为他们有义气，于是没有杀贾逵。又查裴松之注引《魏略》说：郭援捕获贾逵，因他愤怒而不肯拜见，便催促将他斩杀。诸将把囚犯转移到壶关的土窖中，守卫者祝公道解开他的刑具，放他逃走【集本有“已”字】，这与《魏志》的记载不同；而这块碑只说“被郭援捉住，刀刃逼近自己，却没有屈服而已”，没有记载绛城人与郭援约定的事情。照传记所载，不只是贾逵对绛城人有德，绛城人在危急关头也能与贾逵同生共死，也可以说是贤者了。自古碑碣称述功德，常常担心超过事实。像贾逵和绛城人的德义【集本有“俱隆”二字】这样，碑文不应当略去而不记载。我很怀疑陈寿作传【集本没有这两个字】时喜欢求奇，而所得材料并不真实。裴松之又注《魏书》说贾逵活了五十五岁，但碑上说五十四岁，也应当以碑文为正确。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书写【右边是真迹】。《魏邓艾碑》【年月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