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古録卷二

译右边这通汉代鲁相向尚书进呈的奏章，大略说：建宁二年三月癸卯朔七日己酉，鲁相臣晨、长史臣谦叩头，冒死上报尚书；臣晨叩头叩头，冒死上报，死罪死罪。臣在建宁元年到任，举行秋季在泮宫饮酒的礼仪，重新修整孔子故宅，却没有公家拨出的酒和肉干用于祭祀，臣便按照祭祀社稷的办法，支用王家粮食，在春秋两季举行礼仪。建宁是灵帝的年号。由此可见，汉代制度中天子的尊贵，即使在奏辞中也称‘叩首死罪’，不敢直接称说至尊，只能通过尚书转达罢了。我家收藏、抄录的汉碑很多，其中也有奏章，只是担心它们磨灭；唯独这通碑首尾完整，可以看见当时的制度。碑文又说：孔子是乾坤所孕育的人，西狩时捕获麒麟，是为汉朝制作的。因此《孝经援神契》说：‘玄丘制定天命，帝在卯位运行。’又《尚书考灵曜》说：‘孔丘生于苍天之际，触及天命，考察法度，为赤帝制定制度。’谶纬之说荒诞不经，不必论证，也足以看出它荒谬至极。这正是汉代儒生的狭隘浅陋。孔子作《春秋》，难道只是专门为了汉朝吗？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五日书【右边据真迹】。后汉碑阴题名【年月不详】。右边这篇汉碑碑阴题名，不知道属于什么人。这通碑是我家收藏、抄录古文很多之后所得的，或许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出处。现存汉碑中，只有华岳碑和孔子庙碑最多，碑阴往往列出修庙人的姓名，并记载他们所捐的钱数，不过三百至五百。如今这通碑所题文字已经残缺磨灭，其中有“四字”记载每人各捐钱五百，因此似乎是修庙人所记。能够看清的人有：济阴定陶的蔡颢，字子盛；山阳金乡的张谚，字季德；河南宛陵的赵堂，字世苌；南阳南乡的邓升，字升远；济阴成武的周凤，字季节。其余人的姓名、邑里大多不完整，又时时出现“故吏”二字，不知道是为哪一座祠庙所记。只是因为汉隶难得，姑且抄录下来罢了。治平元年闰五月八日书【右边据真迹】。同前。右边这篇汉碑碑阴题名，不知道是哪一通碑的碑阴。大概是我家收藏、抄录的已经很多，偶然失去了它的出处。又因为文字磨灭，无法考察。只有‘各捐钱五百’四字，似乎是汉代修庙人所记。现今保存的汉碑中，华岳碑和孔子庙碑最多。碑阴题名往往分别记载捐钱数，不过三百、五百罢了。这通碑所列的邑里和姓名，字迹完整可见的还有十多人。然而都是济阴、山阳、彭城、汝南、陈留人，因此怀疑是修孔子庙的人。现在把他们列在后面，读者可以自行考察：济阴定陶蔡颢，字子盛；济阴张翔，字季审；陈留酸枣李直，字显节；山阳金乡张谚，字季德；河南宛陵赵堂，字世苌；南阳南乡邓升，字升远；济阴成武周凤，字季节；山阳昌邑田▯，字元尊；济阴成武史楞，字世明；彭城朱翔，字元举【右边据真迹】。同前。右边这两篇汉碑碑阴题名，都不知道是哪一通碑的碑阴。这些人各自记载所捐的钱数，似乎是汉代修庙人的题名。我家收藏、抄录的《华岳碑》和《孔子庙碑》很多都有这种情况，这篇也怀疑是两座庙中的碑。前一通残缺磨灭尤其严重，只是时常有‘门生济南’、‘东郡’等字，姓名已经没有完整的了。后一通则有议曹、功曹、骑吏，还有莲勺左乡有秩、池阳左乡有秩、池阳集丞有秩等职名，都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名号。又有【缺一字】阳候长、祋祤候长，这就是县吏的名称。它的隶书字迹不很精美，又没有事实可以考察，姑且把这些名号录下来，等待明白的人考证罢了【右边据集本】。后汉张公庙碑【年月见正文，真迹】。右边这通汉代《张公庙碑》在黎阳，但碑上没有题首，而且文字残缺磨灭，无法考察，不知道是哪一通碑。只是常常能够辨认出一些字，其中勉强能组成文章的有：“惟和平元年正月丙寅。”和平是桓帝的年号，由此知道这是汉碑。又有：“丰碑在庙堂之前。”又有：“于穆张公。”由此又知道是张公庙碑。又说：“国家没有灾祸，屡次获得丰收，作歌九章，歌颂张公的美德。”其中有这样的文辞：“公与守相，驾蜚鱼，往来倏忽，远熹娱祐。”这使百姓安宁地居住。其余字迹还完整的很多，只是不能连成文章罢了。治平元年闰五月九日书。这天上朝奏事，退朝后，皇帝召我前往延和殿，查看答谢契丹的礼物，于是回去休息。后汉公昉碑【一本作《仙人唐君碑》，年月不详】。右边这通汉代《公昉碑》，是汉中太守、南阳人郭芝为公昉修建庙宇所作的记。现存汉碑大多磨灭，而这篇记文字还大体保存，可以读懂。所谓公昉，起初没有记载他的姓名，只说是君子公昉。又说，老人们相传，王莽居摄二年，公昉任郡吏，有个真人在旁边吃瓜，左右的人都没有察觉，只有公昉独自进献美瓜，并且跟随他恭敬行礼。真人于是与公昉约定在谷口山上相会，便给他神药，说：‘服药以后，可以转移心意到万里之外，知道鸟兽的言语。’当时郡府长官距离家乡七百多里，公昉休假探亲往来，转眼之间就到了，整个郡的人都惊异不已。他把这件事报告给郡府长官，郡府长官把他调任御史【一本作‘吏’】。老鼠咬破了被褥，公昉便在地上画出监狱，召来老鼠将其诛杀；查看老鼠腹中，果然有被褥的碎片。郡府长官想跟随他学习道术，过了一段时间却没有任何进步，郡府长官发怒，命令尉部的官吏逮捕公昉的妻子儿女。公昉呼唤他的老师，把自己的困厄告诉他。老师给公昉的妻子儿女服下药，说：‘可以离开了。’妻子儿女留恋家园，不忍离去，于是就把药涂在屋柱上，又给牛马和各种牲畜服下。片刻之间，有大风和云彩前来迎接公昉的妻子儿女，房屋、家产和各种牲畜也都飘然随之而去。这类说法就是这样，可以说是怪诞虚妄了。唉！自从圣人去世，异端邪说兴起，战国、秦、汉以来【一本作‘之际’】，奇异的言辞、怪诞的学说纷纷出现，数也数不清。后来佛教徒从西方夷地而来，道教徒在中国兴起，这两种祸患交相侵扰；作为儒者的人，往往被牵引而跟随它们。那些卓然不惑的人，也仅仅能够守住自己罢了。想要排斥这些学说、贬黜它们，常常又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像公昉的事情，把它讲给愚人、妇女和儿童听，他们都知道是虚妄的，不必等到有力量以后才能破除他们的迷惑。然而那些汉代人竟把这件事刻在金石上流传后世，他们的心意只是害怕后世不相信；可是后世的人未必不会因此跟着受迷惑。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因为旱灾打开宫中寺观祈雨，五月中旬第一天休假时书【右边据真迹】。后汉析里桥郙阁颂【年月见正文】。

译右边是《汉析里桥郙阁颂》，立于建宁五年。碑文说：“只有这析里，处在汉地的西部；溪水源头湍急，横流冲入道路，遇上秋季淫雨，商旅便受阻滞，休息、拜谒和往来行走，常常耽误时日，行旅之人叹息，这是郡县所苦。此溪既已如此，郙阁尤其严重。它面对深长的渊谷，长三百多丈，用木材相接，号称万柱。遇到崩塌陷落，人和物一同坠入洪渊，灾祸极其惨烈。于是太守阿阳李君，名防，字伯都，于建宁三年二月辛巳日到任，思考施惠兴利，设法安抚救济。听说这里成为患难之地，已经很久了。于是命府掾仇审改造险危之处，随即寻找在析里建造大桥的地方，于是建成了大桥。又疏散闗的▯漯，迁移朝阳的平▯，降低西面的高阁，靠近安宁的石道。禹疏导江河，使天下安定，规划治理这些功业，使万里之地安康。”于是作颂。颂文之后又有诗，都已磨灭而不完整。碑文中说“遭遇隤纳”，又说“醳散闗之▯漯，徙朝阳之平▯”，刻画恰好完整，并不是讹误，但没人能详细说明它们的意义。疑心当时的语言与今天不同，又疑心后人用字简略、假借字也有所不同罢了。所以把它记录下来，以等待博学而有见识的君子考证。治平元年六月十日记。〔以上是真迹〕 后汉人的阙铭〔年代不详，真迹〕 右边是两通汉人阙铭：一通称《永乐少府贾君阙》，另一通称《雒阳令王君阙》。二人的身份都不知道是谁。考察《汉书》，桓帝的母亲孝崇匽皇后居住在永乐宫，和平元年下诏设置太仆、少府，制度依照长乐宫旧例。又考颜师古注《地理志》说：“鱼豢〔真迹误作‘券’〕说，汉朝属火德，忌讳水，所以去掉洛水的‘水’，加上‘佳’。”颜师古认为光武帝以后才改写作“雒”，那么这两个人都是后汉时人。又考察《汉书》的制度，长乐少府由宦者担任，那么贾君大概也是宦者。治平元年九月十五日记。后汉《文翁石柱记》〔年代见正文〕 右边是《汉文翁石柱记》，碑文说：“汉初平五年，岁次仓龙甲戌，冬季最后一个月，修葺旧有的周公礼殿。最初是文翁开创修建泮宫。”据颜有意《益州学馆庙堂记》说：“考察《华阳国志》：文翁任蜀郡太守时，建造讲堂，修作〔一说无‘七字’〕石室，又名玉堂。安帝永初年间，遭遇大火灾，堂和寺舍全都被焚毁，只有石室独自保存下来。到献帝兴平元年，太守高朕在玉堂东面重新建造一座石室，作为周公礼殿。”颜有意又说：“献帝没有初平五年，应当是兴平元年〔四字一说当如《华阳志》作‘兴平’〕。大概当时天下动乱，西蜀偏远，年号不能及时传达，所以仍然沿用旧年号。”现在考察范晔《汉书》本纪，初平五年正月改为兴平，颜氏的说法是对的。治平元年六月十三日记。〔以上是真迹〕 后汉文翁学生题名 右边是汉代文翁学生的题名，共有一百零八人。文学祭酒、典学从事各一人，司仪、主事各二人。左生七十三人，右生三十人。文翁在蜀地兴办教育的盛况，在汉代称得上第一。他那些登记入籍的弟子，哪里只是这些人呢？大概是碑刻磨灭之后，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些罢了。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记。〔以上是真迹〕 后汉泰山都尉孔君碑〔年代见正文〕 右边是汉代泰山都尉孔君碑，碑文说：君名宙，字季将〔二字一作‘秀特’〕，是孔子第十九代孙。六十一岁时，于延熹四年正月乙未日因病去世〔一说有‘于家’二字〕。碑文叙述他的官职门第十分简略，又有残缺不全之处。现在只能看出，他被举为孝廉，任郎官，升任元城令，后来任泰山都尉。碑文中有这样的话：“亲自奉行忠恕，并推及他人；兼有禹、汤那样责备自己的品德。”孔宙作为臣下，却引用禹、汤来作比，在今人的文章看来不合体例。大概汉代接近古风，文字简质，还可以这样写。治平元年闰五月二十一日记。〔以上是真迹〕 后汉孔宙碑背题名 右边是汉代孔宙碑背的题名。汉代的公卿大多亲自教授门徒，聚集的学生常有几百人。亲自接受教诲的称为弟子，转相传授的称为门生。如今孔宙碑残缺，姓名和籍贯还能看见的只有六十二人。其中称为弟子的十人，门生四十三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孔宙是孔子第十九代孙，任泰山都尉。此事另有记录。治平元年闰五月二十一日记。〔以上是真迹〕 后汉孔君碑〔年代见正文，真迹〕 右边是汉代孔君碑，他的名字已经磨灭，无法看见，但世系和官职门第大致还可以考知。是孔子第十九代孙，颍川君的长子。被举为孝廉，授郎中，任博昌长。遭逢太守父亲去世的丧事，服丧期满后，任尚书侍郎、治书御史、博陵太守，升任下邳相、河东太守。建宁四年十月去世。其余文字大多清楚可读，只因断缺之处很多，文意难以接续，所以不再全部抄录。不过，他一生的始末大致可以看见。只是他的名字全部亡佚，实在可惜。治平元年五月十日记。后汉孔德让碑〔一作“年代见正文的碣”〕 右边是汉代孔德让碑。他的名已经磨灭，只记载说字德让。是宣尼公第二十代孙，都尉君的儿子。历任郡中各曹的属吏。二十岁时，在永兴元年七月因病去世。碑在今天兖州孔子墓林中。永兴是孝桓帝的年号〔一说有“都尉者宙也”五字〕。此人〔二字一作“德让”〕早年去世，没有事迹可以考察。我所收藏并记录的孔林中汉碑，最后得到这通，于是没有遗漏的了。大概因为它文字简少，没有事迹，所以世人遗弃而不取，只有我家收藏着它。治平元年闰五月二十日记。〔以上是真迹〕 后汉刘宽碑〔中平二年〕 右边是汉代太尉、车骑将军、特进、逯乡〔二字一作“封”〕昭烈侯刘公碑。刘公名宽，有两通碑都在洛阳，我家收藏记录，全部得到它们。其中一通是故吏李谦所立〔一作“等所立”〕，这通是门生殷包等人所立〔一说无“所”字〕。这通碑所记与李谦等〔一作“碑”〕所载没有不同。只是汉代隶书难以得到，所以应当记录下来〔二字一作“故录之”〕。汉代公卿〔一说有“卒”字〕的故吏、门生各自为他们立碑，以表达感念仰慕之情，这种情况只有这里可以见到。如今人家的碑碣，不是子孙，其他人便不替他立碑。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记。〔以上是真迹〕

译后汉太尉刘宽碑〔同前〕 右边是汉代太尉刘宽碑。《汉书》有他的传记，官职、门第和生卒年月大多与碑文相同，但传记所载升迁官职的次序比较简略。史书所记的是善恶和大事，官职次序即使略去一些，也不算失误；只有其中的错误以及遗漏重大节义的地方，不能不加以订正。碑文说：“大将军按照礼制胁迫任命，授侍御史，升任梁令。三府一同征召他为博士，他都没有就任。司隶校尉举荐他有道德，公车征召，授议郎、司徒长史。”但传记只说：“大将军征召，五次升迁至司徒长史。”现在根据碑文，他只经历了四次升迁，博士一职也从未就任。碑文在长史之后接着说：“入朝升任侍中。”延熹八年发生地震，皇帝下诏询问异常之事，于是授尚书，升南阳太守，授太中大夫，又授侍中、屯骑尉、宗正、光禄勋，最终任太尉。传记写到太中大夫，才说升任侍中；此前从长史入朝升任侍中一段，是史书遗漏了。碑文又说：“因久病辞去官位，授光禄大夫，升任卫尉，又任太尉。”传记却说：“因日食被免职，授卫尉。”因日食被免职，应当以传记所载为正确；传记没有记光禄大夫一职，是史书遗漏。其余都相同，所以不再抄录。〔以上据集本〕 后汉太尉刘宽碑背题名〔年代见正文〕 右边是汉代太尉刘宽碑背的题名。刘宽有两通碑，是他的故吏和门生各自立了一通。这份题名在故吏所立的碑背，另一份列在后面的题名则在刘宽儿子刘松的碑背。刘宽于汉中平二年去世，到唐咸亨元年，他的后代孙湖〔一作“胡”〕城公爽认为碑年代久远，都倒在野外，于是重新立碑，并记载他的世系。唉！前代士大夫世家，都把世系写在谱牒中，所以从中平到咸亨四百多年，爽还能如此详细地知道自己的世次。大概自黄帝以来，子孙分封国土、接受姓氏，经过尧、舜和三代数千年，诗书所记都〔一说有“各”字〕有次序，难道不是因为谱系源流流传百世而〔一说无此字〕不断绝吗？这就是古人重视谱牒的原因。否则，士人生活在世上，都不知道自己出自何处，也不明白祖先世德传承的远近，那么他们与禽兽不同的地方，就只剩下能够认识父亲和祖父罢了，这能忽视吗？唐代的谱牒尤其完备，士大夫致力于以世家相互尊崇；到了它的弊端出现时，有的人陷于轻薄，借婚姻攀附托请，谋求财货，君子对此忧虑。然而士人修身自持，喜欢靠自己树立名望，小心谨慎，唯恐败坏祖业，也正因为有谱牒，才能知道自己的世系。如今谱学已经亡佚，即使名臣和大族，也未必有家谱；然而世俗习惯苟且简略，废弃和失传的又不止这一件事，难道只有家谱如此吗？嘉祐八年七月二十九日记。〔以上是真迹〕 后汉杨震碑〔年代不详〕 右边是汉代杨震碑，碑首题写：“汉故太尉杨公神道碑铭。”文字残缺，首尾不完整，其中还能看见、勉强成句的文字有：“圣汉兴起，神灵降下福祉，于是生下了杨公。”又说：“穷究神理，知道变化，与圣人相合；鸿雁渐进于衡门〔一作‘于’〕，群英如云聚集。”又说：“赐给我三条鱼，以彰明美德。”又说：“大将军征召并举荐为茂才，授襄城令，升荆州刺史、东莱太守、涿郡太守。”又说：“任司徒、太尉时，在朝廷上神色严正，谨慎勤勉，竭尽忠诚。”其余保存下来的字很多，但已经不能再组成完整文句了。治平元年六月十日记。〔以上是真迹〕 后汉杨震碑背题名 右边是汉代杨震碑背的题名，共一百九十人；其余磨灭不全的还有十多人。我家所记录的汉碑背题名很多，有的称故吏、门生、弟子，有的称从事、曹掾之类。这些人都详细写明州、县、邑、里和姓名，只有这通碑所写比较简略，只说河间贾伯锜、博陵刘显祖之类。一百九十人全都如此。疑心碑上所写的全是字。大概后汉时代，见于史传的人，从来没有姓名由两个字组成的。汉代隶书是世间难得的东西，幸而保存下来的又大多残缺不全，唯独这通碑刻画完整，隶法尤其精妙，实在令人欣喜。治平元年中伏日记。〔真迹〕 后汉沛相杨君碑〔年代见正文，真迹〕 右边是汉代沛相杨君碑，在阌乡杨震墓旁。碑首和碑尾都不完整，名字已经失传。考察《后汉书》，杨震以及他的次子杨秉、杨秉之子杨赐、杨赐之子杨彪，都有传记。又说杨震的长子杨牧任富波相；杨牧的孙子杨奇任侍中；杨奇的儿子杨亮封阳城亭侯。又说杨震的小儿子杨奉，杨奉之子杨敷，杨敷之子杨众，封蓩亭侯。另有杨彪之子杨修。杨氏子孙载入史传的只有这些，不知道沛相究竟是谁。碑文说：“孝顺皇帝西巡时，以掾史身份召见，授郎中，升常山长史，调任犍为府丞。主管官员多次征召，接受司徒征辟；州里察举为茂才，升任鲖阳侯相。后来授议郎、五官中郎将、沛相。五十六岁时，在建宁元年六月癸丑日，因病去世。”他的生平始末还大致可以看见，只可惜名字已经亡佚。治平元年六月十日记。后汉繁阳令杨君碑〔熹平年间〕 右边是《汉繁阳令杨君碑》，首尾不完整，文字已经磨灭。还能辨认的有四百三十字，不能辨认的有六十一字。碑文说：杨君遭逢叔父太尉去世，放弃荣华，轻装出行；官吏和百姓牵挽车辕、守住关口，上书请求运送一万斛粮食，帮助官府赈济贫民，以此请求让杨君回来。又说〔一作“君”〕他是富波君的儿子。考察《汉书》，杨震的儿子杨牧任富波相，那么杨君就是杨牧的儿子。拿出米粮请求县令回任，这是前代史书没有记载的。可惜他的名字已经磨灭，无法看见。嘉祐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记。〔以上是真迹〕 后汉高阳令杨君碑 右边是汉代高阳令杨著碑，首尾不完整，但文字还可以辨认。碑文说他任司隶从事、定颍侯相，最后任善侯相。“善”字上面的一个字已经磨灭，无法看见。大概他中间曾任高阳令，但碑首没有记载他最后的官职，其中的意义不清楚。考察杨震碑，高阳令杨著是杨震的孙子。如今碑在杨震墓旁〔一说有“也”字；以上是真迹〕 后汉杨君碑背题名〔真迹〕 右边是汉代杨君碑背题名，首尾不完整，如今能看见的有四十多人。杨震的子孙有数代葬在阌乡，碑大多残缺，不知道这通碑属于谁。碑背后面有文字说“右边是后公的门生”，又说“右边是沛君的门生”〔二字，集本作“后史”〕。沛君疑心就是沛相，那个人另有碑，但名字已经亡佚。后公也不知道是谁。治平元年六月十日记。

译同前〔真迹〕 右边是汉代杨君碑背题名，共一百三十一人。其中有的称故吏、故民、处士、故功曹史、故门下佐，类别称谓并不一致，似乎是当时人各自随意书写的。文字已经磨灭，只能读出姓名；姓名和字都完整可辨的有八十三人，其余有的保存、有的亡佚。大概这是后汉杨震墓域中的碑。杨氏墓在阌乡，有好几通碑，都是汉代所立。我家收藏记录了其中四通：杨震碑以及沛相、繁阳令、高阳令碑，并且都得到碑背题名。然而这些题名取得时次序错杂，不知道分别属于哪一通碑的背面。那些还能看见姓名的人，当时都没有注明事迹，看来他们也没有足以考察的事情。只是因为汉代隶书的真迹，流传于金石的，如今大多已经磨灭，实在可惜，所以记录下来罢了。治平元年三月末日记。后汉碑背题名 右边是汉代碑背题名，在阌乡杨震墓旁，文字已经磨灭，无法再考察。其中仅能看见的文字有：候长汾阴赵遗，字子宣；“候”字上面缺失一字。又有：故督邮、曹史、县功曹、乡部吏柏昱等人的姓名；“乡”字上面又缺失一字。又有：西乡亭长柏昱，字子政；又有：乡亭长翟国，字相如；“乡”字上面又缺失一字。又有：麟都亭长阴定，安定谷口亭长方文雅；“方”字上面又缺失一字。东门亭长梁忠，字子孝；四望亭长吴鸿，字子名；麟武亭长常暠，字君宣。其余部分残缺破裂，不能完整辨认。大概杨氏子孙当时都葬在阌乡，所以碑碣往往磨灭；这通碑不知道是为谁所立。治平五年五月二十日，在太社斋戒谢雨时记。〔以上是真迹〕 后汉杨公碑背题名〔真迹〕 右边是汉代杨公碑背题名。杨氏世代葬在阌乡墓旁，都有碑。如今保存下来的有四通多，我家收藏记录的都得到了，分别是太尉、沛相、高阳令、繁阳令碑。这通碑的背面题名不知道属于谁，碑文残缺，只保存下十五人，其中又有一人磨灭，所以现存十四人：怀陵圉令相蒋禧，字武仲；宜禄长萧刘瑞，字仲祐；孝廉杼秋刘旭，字子明；太官日丞谯曹臻，字建国；辞曹史郸公孙银，字山根；门下书佐史韩纯，字子敬；丰毕佩，字广世；郸孟纵，字河洛；决曹书佐郸公孙旸，字元旸。这些人都称故吏。另有故吏〔一说无“故吏”二字〕赞陈俊，字仲显；蕲夏阳，字仪公；蕲儿银，字伯玉；杼秋刘顺，字子选；沛周仪，字帛民。共五人，都没有注明职务〔一说有“但称故吏”四字〕。其中孟纵字“河雒”、周仪字“帛民”，文字都完整，并非讹误，但没有人懂得它们的意义。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记。后汉残碑背〔年代不详〕 这是一通汉代残碑的碑阴，前后有【二字一作“亦”】处已经磨灭，不知道是谁的碑。之所以知道它是汉碑，大概是因为它的隶书字迹不是汉代人便无法书写。现在还能看清的字只有几十个，姓名完整的有九人：王伯乡、赵仲方、贾元周、王景阳、贾元辅、宗石处、王仲宣、马安国、王通国。都没有官号、邑里，无法知道是什么人。只是汉代隶书现存的很少，难以得到，所以记录下来。治平元年五月十八日书写【以上为真迹】。后汉《朔方太守碑》碑阴【年月见正文】。这是一通汉代《朔方太守碑》的碑阴题名。碑文说：“永寿二年，朔方太守、上郡人仇君察察；下文磨灭一字。除郎中、大曲长；下文又磨灭一字。延熹四年九月乙酉，诏书迁任衙令；五年正月到任，奉见明府；‘见’字下面又磨灭一字。建立祠庙，刻石彰明大圣的遗留神灵，永远昭示后世的‘未’【一作“未”】；‘未’字下面又磨灭一字。谨出钱千……”‘千’字下面又磨灭两字。‘者’字下面一行因而记载姓名【一说无‘者’字以下七字】。”据此可知，这些人就是当时修建庙宇、出钱的人，现在他们的姓名往往还可以看见。碑文说：衙乡三老时勤伯，秋上官凤，季方录事史杨禹，孟布衙主记椽杨绶子长，门下功曹裴笃伯安，仓曹掾任就子优；又有集曹掾军【一作“君”】、假司马之类，名字大多不完整。他们所出的钱不过三百至五百，大概是汉代物价轻而货币贵。如今华岳庙、孔子庙碑阴所列的也都是这样。他们所建立的祠庙，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庙。治平元年夏至日书写【以上为真迹】。后汉《刘曜碑》【一说有“并”字，年月不详，碑阴二字，真迹】。这是一通汉代《刘曜碑》，在今郓州境内。文字已经磨灭，只剩下少量字迹。碑文说：名曜，字季尼，享年七十三岁。其余爵位、籍贯、官职门第、去世和下葬年月，都看不见了。字是汉代隶书，也不十分工整。只有铭文说：“上天降临大汉，赐予它明智通达。”碑首题写：“汉故光禄勋、东平无盐刘府君之碑。”由此知道它是汉碑。治平元年四月一日书写。后汉《北海相景君铭》【年月见正文】。这是一篇汉代《北海相景君铭》。碑首题写：“汉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铭。”其余文字虽然常常还能读出一些，但磨灭严重，多数已经不能成文，所以景君的姓名、世系、籍贯、官职门第都无法考察【一作“看见”】。还能看见的文字说：“汉安二年，北海相、任城府君去世。”‘城’字下面有一字无法辨认，应当是‘景’字。汉代功臣景丹封为栎阳侯，传给儿子尚；尚传给儿子苞；苞传给儿子临，因没有后嗣而断绝。安帝永初年间，邓太后重新封苞的弟弟遽为监亭侯，以延续景丹的后代。从这以后，史书不再记载，其他景氏中也没有显达的人。汉安是顺帝的年号。景君死于顺帝时期，大概与遽是同时代的人。碑铭中说：“不能长享麋寿。”我家所收藏、记录的三代古器铭文中有“眉寿”一语，都是写作“麋”，大概古代文字简略而通用，到了汉代仍然如此。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九日书写【以上为真迹】。后汉《谒者景君碑》。这通《汉景君碑》磨灭得尤其严重，只有“谒者任城景君”几个字还完整；其余零星可见的字也都不能连成文章，因此他的年代、世系、寿数、经历、功业、德行、去世和下葬情况都无法考察。大概汉代隶书如今尤其难以得到，磨灭后剩下的这些字实在可惜罢了【以上为集本】。后汉《景君石郭铭》。

译所谓《景君石郭铭》，我已经得到前一通景君碑，又得到这篇铭文，二者都在任城。不知道是同一个景君，还是任城景氏一族中有很多位景君？文字已经磨灭，无法考察，所以附录在这里。熙宁三年正月初一早晨，山斋记。后汉《袁良碑》【年月见正文】。这通汉代《袁良碑》说：“君名良，字卿；‘卿’字前磨灭了一字。是陈国扶乐人。他的先祖是虞舜的后裔，世代做封君。周朝兴起，虞阏父；从这里以下磨灭。又说：满为陈侯，传到玄孙涛涂，因字立姓为袁；从这里以下又磨灭。又说：秦朝发生战乱时，隐居在河洛。汉高祖击败项羽，确实跟随他的策书。天下平定后，回到扶乐居住。大概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人。又说：孝武帝征和三年，曾孙斩杀贼人，勇敢先登，被授为黄门郎。‘曾孙’以下磨灭，他的名字中‘贼’字以下也磨灭一字【一作“又”磨灭一字】。又说：封为关内侯，食邑遗乡六百户。去世后，儿子经继承爵位；经去世，儿子山继承。传国三代，到王莽时断绝。君就是山的曾孙。被举为孝廉，任郎中、谒者、将作大匠、丞相令、广陵太守，讨伐江贼张路等人，威震徐方。因病请求退职，回到家中。孝顺初年，‘初’字下面有几字磨灭【一作‘灭数字’】；又说：府中举荐君，授为议郎、符节令。其后又说：永建六年二月去世。碑首题写：‘汉故国三老袁君碑。’碑文还有使者持节、以安车迎接，以及享有几杖之尊、得到袒割之养等话，说君确实享受了这些待遇。” 由此知道袁良曾经担任三老。其余文字已经磨灭，虽然有时还能读出一些，却不能按次序连贯起来。又说：“皇帝驾临九龙殿，召见并与他饮宴。”九龙殿这个名称，只有这里见到。治平元年五月二十九日夏至日借抄。后汉《张平子墓铭》【永和四年】。这是一篇汉代《张平子墓铭》，世人传说是崔子玉撰写并书写的。考察范晔《汉书·张衡传》的赞语说：“崔子玉认为张衡的数术穷尽天地，制作可以与造化相比。”这篇铭文中有这句话【四字一作“今铭有此语”】，那么确实是崔子玉所作。刻石共有两本，一本在南阳，一本在向城。天圣年间，有右班殿直赵球，任南阳县知县，因修治县署，毁坏马台，得到一块有文字的石碑，考验后知道就是这篇铭文，于是嵌在听事厅的墙上。碑文到“凡百君子”为止，后面【一作“半字”】已经亡佚。向城那一本，如今尚书屯田员外郎谢景初在向城郊野得到其中半块；“自凡百君子”以上的文字已经亡佚【三字一作“其前半亡矣”】。现在把两本互相补接，碑文于是恢复完整，但最后四字仍然缺失。这样看来，古人把它刻成两本，并不是没有用意。根据徐方回所计算的二十一字，正是赵球所得南阳石中亡佚的部分【二十一字一作“唐宝应中有徐方回者别得二十一字，云是铭最后文，疑球所得南阳石之半亡者尔”】；如今已经看不见了，这部分又亡佚了。可惜啊！嘉祐八年，岁在癸卯，十月十八日书写【以上为真迹】。《尧母碑》【《元》书第四百六十一】。尧母【一作“尧母祠”】恢践帝【一作“恢践帝宫”】奉祠【一作“奉祀”】，读矣【一说无“矣”字】诸书【此下有“皆”字】。嘉祐元年三月二十九日书写【一说有此十一字】。《尧祠碑》【《元》书第七百九十一】。屏慑【真碑及欧阳修跋文都作“屏慑”；有人因《国语》和《左氏传》而怀疑“慑”应作“摄”，并非如此】。《祈雨碑》【《元》书第九百六十一】。又说【一作“云”】断续【一作“绝”】。治平元年六月六日书写【一说有此九字】。《老子铭》【《元》书第一百六十一】。《置孔子庙卒史碑》【《元》书第三百九十一】。辟雍【一作“辟廱”，碑上作“雍”】。《修孔子庙器碑》【《元》书第三百五十一】。莫晓【“莫”字上有“者”字】。《孔子庙碑》【《元》书第四百七十一】。《碑阴题名》【《元》书第八百一】。斯碑【一说无“碑”字】。世苌【一作“世长”】。同前【《元》书第八百二十一】。又有【此下缺一“夏”字】。治平元年闰五月九日书写【一说有此十字】。《张公庙碑》【《元》书第八百六十一】。灾祲【一作“寇”】。《公昉碑》【《元》书第五百七十一】。府君【一说无“君”字】。君徙【碑上作“从”】。《郙阁颂》【《元》书第九百八十一】。府掾【碑上作“衡官掾”】。徙朝【碑上作“从朝”】。经纪【碑上作“记”】。《后汉人阙铭》【《元》书第七百八十一】。人也【一说无“也”字】。《石柱记》【《元》书第二百二十一】。《文翁学生题名》【《元》书第六十一】。《都尉孔君碑》【《元》书第三百八十一】。宙人臣【一作“宙为人臣”】。此也【一说无“也”字】。《孔宙碑阴题名》【《元》书第八百六十一】。《孔君碑》【《元》书第七百一】。《孔德让碑》【《元》书第八百五十】。汉碑最【一作“碑最多”】。《刘宽碑》【《元》书第二百七十一】。殷包【古碑作“苞”】。《太尉刘宽碑》【《元》书第二百六十一】。《汉书》【“书”字上有“宽”字】。善恶大事【“事”一作“节”】与阙其大节【一说无此五字】。举其有道【四字一作“举茂才太尉举有道”】而拜【一作“转拜”】屯骑【此下有“校”字】。治平元年六月十四日书写【一说有此十字】。《刘宽碑阴题名》【《元》书第五百二十一】。《杨震碑》【《元》书第九十一】。降祉【一作“降祚”】。《杨震碑阴题名》【《元》书第八百七十一】。《沛相杨君碑》【《元》书第十一】。长子【一说无“长子”】。

译这通汉代《杨君碑》，他的姓名都已经磨灭了。只有铭文说：“光明显赫的杨君”，所以还可以看见他的姓。他的官职门第、任职始末，大致还可以考察。碑文说：孝顺皇帝西巡时，杨君以掾史身份被召见。皇帝赞赏他是忠臣的后代，认为他具有美玉般的资质，下诏授任郎中，升任常山长史，调任犍为府丞。他不喜欢这些职位，于是毅然辞去，轻装离开。宰司多次征召，他应召任司徒属官；州里考察为茂才，升任鲖阳侯相、金城太守。南方蛮族骚动，王师出征，授任车骑将军从事。军队回来后守卫功勋，又因疾病辞职。后来任议郎、五官中郎将、沛相。享年五十六岁，建宁元年五月癸丑，因患病去世。他一生的始末大体都能详细看见，唯独姓名磨灭了，实在可惜。因此我曾认为，君子要流传不朽，关键只在于他的道德如何，并不依托于事物来流传。颜子困穷地住在简陋小巷里，又对事物施加过什么影响呢？但他的名声却光照后世。世间没有比金石更坚固的东西，但它们也有败坏的时候。治平元年闰五月二十八日书写【这篇与前一本不同，所以两本都保存】。《繁阳令杨君碑》【《元》书第一百一】。《高阳令杨君碑》【《元》书第一百十一】。《杨君碑阴题名》【《元》书第二十一】。也不知道是【一作“不知其为”】。同前【《元》书第四百八十六】。杨君【一作“杨氏”】。史者【一说无“者”字】。同前【《元》书第七百四十二】。五年【一作“元年”】。同前【《元》书第一百二十一】。《后汉残碑碑阴》【《元》书附录二百二十一】。只是汉代隶书现存的很少，难以得到，所以记录下来【一说无此十二字】。《朔方太守碑碑阴》【《元》书附录二百二十一】。《刘曜碑》【《元》书第五百一】。悊【一作“诘”】。《景君碑》【《元》书第六百二十一】。《景君碑》【《元》书第九百七十一】。熙宁二年十月初一【一作“月末”】日，山斋书写【一说有此十一字】。《景君石郭铭》【《元》书附录九百七十一】。《袁良碑》【《元》书第七百七十一】。时时【一作“有时”】。《张平子墓铭》【《元》书第三十一】。谓衡【一作“称衡”】。《集古录》卷二。《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集古录〉》。

译钦定《四库全书》。《集古录》卷三。宋代欧阳修撰写。后汉《费凤碑》【年月见正文】。右边是汉代《费凤碑》，碑文说：【《集古录》本缺“君讳凤”三字】费凤，字伯萧，是梁相的长子【《集古录》本无“也”字】。汉安二年，被举荐为孝廉，授任郎中，出任陈国新平长。又说他试任守故障长。碑文辞句斑斑可见，但他的卒年、葬年和寿数都没有记载。后来全篇都是五言韵语，大略说：“没想到忽然间便终结生命，藏起形体而隐去身影【《集古录》本作“影”】；农夫放下了耒耜，采桑女子丢下了筥。道路艰难而且漫长，起身坐下，眼泪如雨。”这篇文字既不工整，所以没有全部抄录【这八字《集古录》本作“文字工拙古今皆然惟汉隶难得故录尔”】。熙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山斋书写【以上是墨迹】。大略说【一作“云”】。后汉《武班碑》【年代见正文】。右边是汉代《班碑》。大概因为碑上的字迹残缺磨灭，已经不能组成完整文字；他的氏族、籍贯、官职门第以及去世、下葬情况，也都无法看见。仅能辨认出的文字说：“君名班。”碑首题记说：“建元年，太岁在丁亥”，但“建”字下面的一个字无法辨识。根据《汉书》考察，后汉从光武帝到献帝，以“建”作为年号首字的有七个，即“建武”“建初”“建光”“建康”“建和”“建宁”“建安”。按历法推算，太岁在丁亥，是章帝章和元年；六十一年以后，桓帝即位的第二年，把本初二年改为建和元年。再按太岁在丁亥推算，这块碑缺失的一个字应当是“和”字【墨迹中没有这六字】，所以是建和元年。碑文残缺磨灭了十分之八九，只是亡失的多、保存的少，尤其令人可惜。因此把它记录下来。治平元年四月二十日书写【以上是《集古录》本】。后来又得到另一本摹拓本，文字大致清楚了，才辨认出一二处。上面说：“武君名班。”这是改掉前一本的说法。熙宁二年九月初一日记。后汉中常侍、费亭侯《曹腾碑》【年代见正文，墨迹】。右边是《汉中常侍费亭侯曹腾碑》。碑中文字已经磨灭，约略可以看见的说：“建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己巳，皇帝这样说：‘派费亭侯到他的封国去，其余文字无法辨识。’”建和是桓帝即位的第一年。三十七年以后，即献帝中平元年，曹腾的养子曹操才开始担任骑都尉【《集古录》本有“领兵”二字】，率兵攻打黄巾。治平元年六月十日书写。后汉《司隶杨君碑》【年代见正文】。右边是汉代《司隶校尉杨厥碑》，碑文说：“天地分定位次，山川泽水各有相同之处。水泽有汇注的地方，河川有通行的地方。余谷的河川，它的水泽向南隆盛。八方道路所通达之处，以益城作为充实。高祖接受天命，在汉中兴起，道路由子午谷出发，经过散关进入秦地，建立并安定帝位，以汉为国号。后来因为子午道路混乱艰难，改由围谷，重新开通堂光。总计这四条道路，阻隔确实艰难。到了道路尚未平定之时，已有四年，诏书下令开通余谷，开凿石门。中途遭逢元二之乱，西方夷人残害破坏，桥梁断绝，子谷又恢复旧路。于是，原司隶校尉、犍为郡武阳县人杨厥，字孟文，深怀忠贞刚正之志，多次上奏请求废除子午道路，这才得到合宜的道路。到建和二年，汉中太守王升，字稚纪，赞赏杨君的明智，称美他的仁德贤能，于是刻石颂扬他的功德，以彰明杨厥的功勋。碑辞大略如此。碑刻字画还大多完整，可以阅读，大体是叙述杨厥修复斜谷道路的事。但碑文用字简略，而且错误很多。只是把“巛”作“坤”，把“余”作“斜”，汉人都这样写；唯独“诋”字的含义不详。”永平、明帝、建和、桓帝，都是年号【以上是《集古录》本】。后汉《樊常侍碑》【年代见正文】。右边是《汉樊常侍碑》，碑文说：“君名安，字子佑，是南阳郡湖阳县人。君年幼时学习，研治《韩诗》《论语》《孝经》。历任中黄门，授任小黄门；任小黄门右史，升任藏府令、中常侍。享年五十六岁，于永寿四年四月甲辰去世【石碑本作二月】。他先任中黄门，后来任小黄门，又任小黄门右史。大概汉代官制的次序，如今已经不能详知。”我年轻时家居汉东，天圣四年考中进士，前往尚书省礼部，路过湖阳【一本作“间”】，看见这块碑立在道路左边；下马阅读，在碑下徘徊了很久。三十年后，才得以收入文集记录。大概起初世上没有把它记录下来，自从我编集古文以后，当时的人才逐渐知道它值得珍贵。从此，古碑才渐渐被发现并收集【以上是《集古录》本】。后汉《郎中郑固碑》【郑固“一”，本作“岁月见本文”，作“宣”】。右边是汉代《郎中郑固碑》。碑中文字已经磨灭，他的官职门第、去世和下葬年月都无法考察。仅能看见的说：“君名固，字伯坚，孝顺友爱在家庭内显著，最高尚的品行在乡党中树立。起初向欧阳氏学习，后来在郡中任诸曹掾史、主簿、督邮、五官掾、功曹。”又说：“以忠诚来护卫君上，以清廉来修养自身；其余文字残缺，已经不能组成完整文章。”又说：“延熹元年二月下诏授官”，但看不出所授的官职。只有碑首题写“汉故郎中郑君之碑”，由此知道他的官职达到郎中而已。”汉代隶书刻石流传到今天的很少，只有我因为勤于收集记录而得到的特别多；但这类碑大多残缺【一作“磨灭”】不完整。大概它们难以得到而又值得欣喜，至于残零散落的部分尤其令人可惜【“延熹元年二月”以下，一本说：“下诏授郎中，并非他的志愿；因疾病坚辞，四十二岁时遭逢命运而死。”中间又有“逡遁退让”的话。“遁”应作“循”，“锢”应作“固”。怀疑汉人用字多有通假；又怀疑“以疾锢辞”是说疾病已经固结，若说成“以疾笃辞”，读者便会责怪它。以上是《集古录》本】。后汉《田君碑》【年代见正文，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