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古录卷五

译右边是《防州普光寺碑》。防州就是汉代南阳郡的育阳县。应劭说：“育水发源于弘农卢氏，向南流入沔水，所以后人给育字加水旁，称为淯阳。”西魏设置防州，隋仁寿年间改为淯州，又改为淯阳郡。唐代为县，隶属金州。这块碑建于仁寿元年，仍称防州，不久以后就改为淯州了。碑上不记载撰写者的姓名，但笔画刚劲秀美，欣赏它而不觉厌倦【集本作“忘”】。大概自开皇、仁寿以来，碑碣上的字书大多精妙，却往往不记载姓名。只有丁道防所书写的，常常自己署名。然而现存的碑石尤其少，我常常和蔡君谟为此感到惋惜。自大业以后，率更令欧阳询和虞世南的书法才开始兴盛，接着进入唐代，于是大为显著了。治平元年正月七日记。【右边是真迹。】《隋丁道防启法寺碑》【仁寿二年】这件书法兼有北魏遗留下来的笔法和杨氏书法的本法【“防”字有疑】。隋、唐交替之际，善于书法的人很多，但都出自同一种法度；丁道防所掌握的最多。杨氏书法本子作于开皇六年，比这件早十七年，书法应当更加老练，也稍稍放纵。治平甲辰年初月十日，莆阳蔡襄记。右边是《启法寺碑》，由丁道防书写。蔡君谟是博学的君子，尤其精通书法。我所收藏的书法作品，没有一件不经过他的品评。他对丁道防书法的评价就是这样。隋朝晚年，书法之学尤其兴盛。我们家族的率更令欧阳询和虞世南都是当时的人，后来在唐代显名，终于成为绝笔。我的金石集录中，开皇、仁寿、大业年间的碑刻很多，它们的笔画大都精整刚劲，但往往不记载姓名；每当我拿着这些卷本，都会惆怅叹息。只有丁道防能够自己署名。然而现存的碑刻尤其少，我家收藏的金石集录有一千卷，只有这一件。有个太学官杨褒，喜欢收集书画，唯独得到一块他所书写的兴国寺碑，那是梁正明年间有人收藏的，正是君谟所说的“杨家本”。我想求取这个本子，却不知道碑在什么地方；但如果很容易得到，就不足以成为佳物。古人也说“百件不算多，一件不算少”，正是说这种情况。治平元年立春后第一日，在太庙斋宫书写。【右边是真迹。】《隋钳耳君清德颂》【大业六年】右边这块碑不记载撰写者的姓名。碑首题写：“大隋恒山郡九门县令钳耳君清德之颂。”建于大业六年。它的字画不是学习欧阳询、虞世南书法的人所不能达到的。碑上说：“钳耳君名文彻，是华阴朝邑人。本是周王子晋的后代，因躲避战乱迁居西戎，世代担任君长，于是以居住地为姓。曾祖父静，在魏任冯翊太守；祖父朗，任成州、集州二州刺史；父亲康，任北周荆、安宁、邓四州总管别驾，以及安陆、龙门二郡守。”但前代史书都没有记载。碑在今天废弃的九门县境内。我任河北转运使时，寻访得到它。【右边是集本。】《隋庐山西林道场碑》【大业十三年】右边是《庐山西林道场碑》，由渤海公撰写。渤海公任隋太常博士时写成，不记载书写者的姓名，但书法苍老遒劲，怀疑是渤海公亲自书写的。西林道场，是伪赵将领竺氏舍弃世俗出家后，法名昙现，最初居住的地方。东晋太和二年，光禄卿陶范开始做昙现的弟子，慧永建造寺院，于是称为西林。按《两京记》，隋代曾把佛寺改称道场；这块碑建于大业十三年。颜鲁公偶然在碑阴题写了一百多个字，尤其奇特伟丽，如今附在碑后。【右边是集本。】又一篇 右边是《西林道场碑》，由渤海公撰写。渤海公在隋代任太常博士时写成，不记载书写者的姓名。字画刚劲有力，有人认为是渤海公亲自书写的。渤海公当时年纪还轻，而且书法风格与他的书法不同，不知道是谁写的。按【集本有“韦述”二字】《两京记》，隋代把佛寺改为道场，这块碑建于大业年间，所以称作道场。【右边是真迹。】《唐孔子庙堂碑》【武德九年】右边是《孔子庙堂碑》，由虞世南撰写并书写。我小时候曾经得到过这块碑，用来学习书法，当时碑刻完整完好。二十多年后，又得到这个本子，却已经残缺成这样了【集本作“矣”】。于是感慨万物最终都会衰败，即使金石坚固，也不能凭自身长久保存。从那时起，我才想要搜集前代遗留下来的文章并收藏起来。到现在大概已经十八年了，搜集到一千卷，可以说很丰富了！嘉祐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记。【右边是真迹。】《千字文》后，虞世南书写【年月不详】右边是虞世南所书写的作品，文字不能成篇，只是随手偶然写成的罢了。它的字画精妙，他一生所书写的碑刻很多，都没有能比得上的。难道正因为拘谨和不用心，反而就有优劣之分吗【集本作“也”】？熙宁辛亥年续记。【右边是真迹。】《唐德州长寿寺舍利碑》【武德六年】右边是《德州长寿寺舍利碑》，不记载撰写者的姓名。碑建于武德年间，但所叙述的是隋代的事情。它的事迹和文辞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唯独记录它的书法罢了。我多次感叹，文章到了陈、隋，弊病已经无法胜言；又奇怪唐朝能够达到政治清明的盛世，却不能立即革除文章的弊病，认为积习形成风俗，很难突然改变。等到读到这块碑，其中有“浮云与山岭上的松树共同张开伞盖，明月和山岩上的桂树分成丛林”这样的句子，才知道王勃所说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当时的士人无论贤愚，都把它视为警策绝妙之句，难道不是前代遗习的影响吗？【右边是集本。】《唐幽州昭仁寺碑》【贞观三年】右边是《昭仁寺碑》，在幽州，是唐太宗与薛举交战的地方。唐朝自起兵以来，与群雄交战的地方，后来都修建了佛寺，说是为阵亡将士祈求福报。商汤、周武王战胜桀、纣，杀人固然也很多，但商、周享有国运都各自数百年；它们承受上天保佑，是因为存有大公之心，为百姓除去祸害。唐朝建寺，表面上虽托言为战死者祈福，实际上是为杀人之过赎罪罢了。它平定乱世、开创基业，有足以壮大的事业，却只在这些事情上费心，不也太浅陋了吗？碑文由朱子奢撰写，但不记载书写者的姓名，字画非常精工。这就是我所记录的。治平甲辰年秋分后第一日记。【右边是真迹。】《唐吕州普济寺碑》【贞观六年，许敬宗撰】右边是《吕州普济寺碑》。吕州就是霍邑。唐高祖在太原起兵，最初就是在这里打败宋老生。义宁元年，于是把霍邑、赵城、汾西、灵石四县设置为霍山郡。武德元年，改称吕州。太宗十七年，最终废除。【右边是集本。】唐卫国公李靖碑【显庆三年，应列在后面；同样是许敬宗撰写，附录于此】

译右边是李靖碑，由许敬宗撰写。唐朝初年正值承接陈、隋，文章衰落的时候，作者都务求以浮华巧饰为工，因此多有失实之处，不如史传记载详细。只有碑文中李靖的官职、封爵记载得相当完备。史书说他任抚慰使，碑文却说任安抚使，意义没有不同；而后世任命官职多沿袭古代称号，大概李靖在世时并没有抚慰使这一官职。由此说来，这件事不能不加以订正。又，李靖任刑部尚书时，以本官兼任太子左卫率；他受封卫国公时，又授任濮州刺史，大概是唐太宗让功臣世袭刺史。后来虽然没有实行，这些情况史书都应当记载【《集古录》本有“而不书者阙也”六字】。其余就略去不说也可以，所以姑且记在这里。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记【以上为真迹】唐颜师古等慈寺碑【贞观二年】右边是《等慈寺碑》，由颜师古撰写。这座寺在郑州泛水。唐太宗击败王世充、窦建德后，就在交战之处建寺，说是为阵亡将士荐福。唐朝初年用兵，击破贼军的地方很多，大抵都建了寺院。自古以来开创基业的君主，他们的英豪才略往往有非同寻常、为常人所不能及之处。至于能够卓然信奉大道、明白义理，那就不是积学深厚、内心真诚明达的人所能达到的了。太宗既是英雄而且有智慧见识，是世所罕见的君主，却仍被习俗的弊端牵引迷惑，崇信佛教。难道是因为佛教言论浩博无穷，而且喜欢穷尽万物之理，所以觉得可喜吗？大概自古以来以华饰之言欺骗听闻、使人迷惑的事，即使聪明的君主有时也不能避免。正因为它可喜，才足以迷惑人。因此我在《本纪》中讥刺他被过多的爱好所牵引，说的就是这件事【《集古录》本有“其”字】。治平元年清明后一日记【以上为真迹】隋郎茂碑【贞观五年】右边是隋郎茂碑，由李百药撰写。他的弟弟郎颖也有碑，在今镇府北面的大墓林中。我任都转运使时得到这两通碑。《隋书·列传》说郎茂死在京师，这通碑却说他随从皇帝巡幸江都时去世。史官的错误，应当以碑文为正确记载【以上为真迹】又 碑在大墓林中。我任都运使时得到它。到现在大概已经二十年了。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皇帝在延和殿召见并赐进士许将等及第。第二天休假闲暇时，我翻阅《遂书隋书》列传，书中说郎茂死在京师。这通碑却说他随从皇帝巡幸江都时去世。史官的错误，应当以碑文为正确记载【以上为真迹】唐郎颖碑【贞观五年】右边是《唐郎颖碑》，由李百药撰写，宋才书写，字迹非常雄伟。郎颖的父亲名叫郎基，字世业，但李百药在书写郎颖世系时只说父亲为世业；他书写郎颖兄长郎茂的碑时也是如此。考察碑文中有“皇基缔构”的话，可见“基”字当时在公私文书中都没有避讳；但在书写世系时却只写字而不写名，不知其中是什么缘故。因此可知君子贵在博学【《集古录》本有“颖事唐为大理卿，隋唐之时屡定律令，盖法吏也”十九字】。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四日记【以上为真迹】唐郎颖碑碑阴题名【年月不详】右边是郎颖碑碑阴的题名，共有柱国府僚佐三十二人、常山公府国官一百零七人，合计一百三十九人，编为一卷。柱国府设长史、司马、掾属各一人，谘议、记室、司仓、司功、司户、司兵、司铠、司法、司田、司士、参军事各一人；另有参军事五人、行参军十人、典签三人。常山国官有：国令、大农各一人；常侍、侍郎、国尉各二人；典卫六人；舍人四人；城局、庙长、学官各一人；食官、厩牧各四人；典府长一人；典府丞二人；亲事七十五人。郎颖于贞观四年去世，这大概是唐代的制度【以上据《集古录》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七人〕 唐九成宫醴泉铭【贞观六年】右边是《九成宫醴泉铭》，由唐秘书监魏征撰写，欧阳率更书写。九成宫就是隋代的仁寿宫。唐太宗在宫中避暑，却缺少水，于是用手杖凿地，得到的水很甘美，因而命名为醴泉【以上据《集古录》本】唐欧阳率更临摹法帖【年月不详，同样是率更书写，附录于此】右边是率更临摹的法帖。我家先人率更任兰台，世代都有清白的德行；他的书法精妙，不过是其中余事罢了。难道只受到士人仿效，即使海外夷狄也都知道它珍贵。后代子孙应当努力，希望不要使这种美德和书法的美誉丧失【以上为真迹】唐岑文本三龛记【贞观十五年】右边是《三龛记》，由唐兼任中书侍郎的岑文本撰写，起居郎褚遂良书写。字迹尤其奇异雄伟，在河南龙门山。山势夹着伊水，东西两面都很可爱。民间把东面称为香山，西面称为龙门。龙门山的崖壁间凿石雕成佛像，大大小小有数百尊，多数是后魏和唐代所造。只有这三龛的佛像最大，是魏王李泰为长孙皇后所造【以上据《集古录》本】唐孟法师碑【贞观十六年】右边是《孟法师碑》，由唐岑文本撰写，褚遂良书写。法师名叫静素，是江夏安陆人。她年少时就喜好道术，发誓立志不嫁人。隋文帝把她安置在京师至德宫。到唐太宗十二年去世，享年九十七岁【以上据《集古录》本】唐皇甫忠碑【贞观十四年】右边是《皇甫忠碑》，由著作佐郎李俨撰写。皇甫忠任泰州龙门县令，任期届满后，县民、前左勋卫裴公隐等一千二百人上书尚书省，请求把他留下。八座答复说：“你们来请求得太晚了，县令如今已经换任。好人应当任用，国家和县里都需要，难道一县的士民却偏要吝惜不舍吗【“恡”或作“怯”】？你们的请求不准。”皇甫忠在唐太宗时任县令，当时台省的公文竟然这样可爱。泰州是在义宁元年以河中郡的汾阴、龙门两县设置的，州治在汾阴；武德二年迁州治于龙门；太宗十七年废州。现在碑后列有县中人的姓名，有录事、乡长、乡老、里正、县博士、助教、佐【缺】。如今县中的属吏只有录事、里正，这些名称就在这里【以上据《集古录》本】唐辨法师碑【显庆三年，应列在后面；同样是李俨撰写，附录于此】

译右边是辨法师碑，由李俨撰写，薛纯陀书写。薛纯陀是唐太宗时期的人【《集古录》本有“也”字】；他的书法有笔法，刚劲精悍，不减于我家先人兰台的风神。他在当时一定是知名人士，但今世却没有人知道他。然而他所书写的作品也没有流传到后世。我家所收藏、著录的东西可以说很丰富了，但得到的薛纯陀书迹只有这一件而已。如果他所书写的作品一定不止这一件，那么大概是因为他不幸被埋没、消失了；如果不是我偶然记录得到它，它就会从世上完全不见了。由此才知道，有些士人身负绝学、享有高出世人的声名，却不幸没有流传下来的，哪里数得清呢？哪里叹息得尽呢！治平元年闰五月三十日记【以上为真迹】唐孔颖达碑【贞观二十二年】右边是孔颖达碑，由于志宁撰写。碑文已经磨灭，但仍然可以读出；现在把能够看见的文字拿来与《唐书·列传》对照，列传中缺少的内容就不载入。孔颖达去世时的年龄寿数，以及他和魏郑公奉诏共同修撰《隋书》的事，《唐书》都没有记载。另外，他的字也不同：列传说字仲达，碑文说字冲远。碑上文字多有残缺，只有他的姓名特别完整，足以纠正列传的错误。不能把冲远误认为仲达；由此可知，文字在传抄流转中丧失真实面貌的情况，哪里数得清呢！幸而凭借我所收集著录的碑刻，能够订正其中讹误的，也不算少。由此可知，我家所藏并不只是供玩赏而已，它的作用难道不广泛吗【《集古录》本无此六字】？治平元年端午日记【以上为真迹】唐薛稷书【贞观、永徽年间】薛稷书写的刻石，我家收集著录的很多，其中与墨迹互有不同。唐代颜真卿、柳公权等人的刻石，字体也时时不相同，这是因为摹刻人的技艺有高下。昨天看见杨褒家收藏的薛稷书迹，君谟认为不像薛稷所书，确实如此。凡是世人对待事物，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是有所了解而喜爱，有的是因为喜爱却不了解，有的是既不喜爱也不了解，有的是不喜爱却能够了解。杨褒对于书画，属于喜爱却不了解的人。绘画这种东西，尤其难以辨识精粗真伪，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明白的。得到画作的人各自按照自己的意思展开图画来欣赏，未必就是执笔作画者的本意。从前梅圣俞作诗，唯独认为我是知音；我也自认为天下了解梅诗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我。我曾问他最得意的地方，他吟诵了几句，全都不是我所欣赏的。由此可知，展开图画所欣赏的内容，未必能得到执笔之人的本意【以上据《集古录》本】唐益州学馆庙堂记【永徽元年，颜真卿有意书写】“高朕”这个名字在义理上不妥，我很怀疑“有意”是从古碑的讹误残缺中得到的。因此保存下来，等待博学的人考订【以上据《集古录》本】唐徐王元礼碑【咸亨三年】右边是《徐王元礼碑》，由崔行功撰文，赵仙客书写。元礼是唐高祖的儿子。拿碑文来考察传记，元礼的寿命和官职门第都相同；但碑文说：“使持节徐、谯、泗三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又说：“赠太尉、使持节、大都督冀、相、贝、沧、徳【缺】魏、博等八州诸军事、冀州刺史。”传记说“任徐州都督”，又说“追赠冀州大都督”。传记既然简略，而且对都督所辖范围也没有说明，碑文所写的内容也有缺失。大概刺史并不是兼领其他州的官职，都督也不是只统辖一个州的称号。碑文说“持节徐、谯、泗三州诸军事”，而传记只说是徐州刺史，这就是传记的错误。应当像前史所说的“持节秦、凉州诸军事、秦、凉二州刺史”那样，才是正确的。至于碑文对赠官的记载，则是正确的。元礼大概是担任一州刺史，同时兼管八州的军事罢了。“都”是有所兼领、总管的称谓。这只是一个小问题，但我还要细细辨析它，是因为前史的错误由来已久。况且本朝自从削弱方镇的权力以后，节度使、都督不再兼领州务，但旧有的名称没有废除，于是节度、都督这些称号便自行施用于本身；这一错误不能不加以纠正。治平甲辰年中元日记【以上为真迹】唐龙兴宫碧落碑【咸亨元年】右边的碧落碑在绛州龙兴宫，宫中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在佛像背后，所以世人传称为碧落碑。李璿认为是陈惟玉书写的，李汉认为是黄公譔书写的，不知道究竟谁说得对。《洛中纪异》说：碑文写成而尚未刻时，有两个道士来【《集古录》本无此字】请求替它镌刻；他们关门三天，听不见人的声音。人们感到奇怪，破门进去时，有两只白鸽飞走了，而篆文已经刻得完整如初。这种说法更加奇怪，世人大多不相信。碑文说“有唐五十三祀，龙集敦牂”，就是高宗总章三年，岁在庚午。又说“哀子李训谊譔，谌为妣妃造石像”。考察《唐书》，韩王李元嘉有儿子李训谊譔，却没有李谌；又有李防的儿子李讷。李元嘉在则天垂拱四年被杀，在总章三年【《集古录》本有“立碑”二字】之后十八年【《集古录》本有“史”字】才有李讷，这不足为怪；但不应当没有李谌，大概是史官的遗漏。嘉祐八年十月四日记【以上为真迹】唐智乘寺碑【咸亨四年】右边的智乘寺禅院【《集古录》本有“碑”字】，是唐郑惠王所建。惠王名元懿，是唐高祖的第十三子。他有十个儿子，名字列在碑后，但第五子乐陵公的名字缺失。考察《唐书·宗室世系表》【《集古录》本作“谱”】，乐陵公名球，不知【《集古录》本有“碑”字】为什么唯独遗漏了他的名字。如今《唐书·年表》把嗣王敬写作璥，把乐平公珪写成乐安公，把新平公璲写成遂，这三处都是史家的错误，应当以碑文为正确。世系谱牒年代久远，传抄流传中容易失误，尤其难以考订；而碑刻都是当时所刻，按理不应有差错。因此《集古录》所收录的前人世系，订正之处颇多。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记【以上为真迹】唐吴广碑【总章二年】右边是吴广碑，没有著录撰写者的姓名，但字迹精劲可喜。吴广字黑闼，唐朝初年曾和程知节、秦叔宝等人一起跟随太宗征战，后来又因参与杀死李建成而有功；到高宗时任洪州都督，死于任上。然而《唐书》中没有他的姓名，只有《会要》列出他陪葬昭陵。另有一位任洪州刺史的吴黑闼，也不知道他的名叫吴广。他的姓名、事迹能够流传到后世，幸亏有这通碑。碑上字迹稍有磨灭，世上也很少见，只有我收集著录得到它，于是得以流传，因为它的笔画精美。所以我曾对蔡君谟说：“书法虽然是学者的余事，但它能够有助于金石文字的流传，原因就在这里。”治平元年八月八日记【以上为真迹】唐九门县西浮图碑【上元三年】

译右边是九门县西浮图碑，由唐代应诏四科举人董行思撰文，清河人傅德节书写。碑题说：“九门县合乡城人等为国家建造浮屠之碑。”浮图在智矩寺中，寺现在也已经废弃了。碑建于上元三年。考察唐代有两个上元年号，这通碑说“岁在丙子”，就是高宗上元三年。肃宗上元三年则是岁在壬寅【以上据《集古录》本】唐陶云德政碑【永淳三年】右边是唐申州录事张义感撰写的陶云德政碑，碑文说：“陶云字夫举，是河南伊阙人。高宗时任恒州刺史。”碑建于永淳三年。我任河北转运使时，到真定府，看见碑倒在府门外，半截埋在地中，就命工匠把它挖出，竖立在廊下。碑上的字是行书，笔迹刚劲秀丽，却没有记载书写者的姓名，可惜啊【以上为真迹】隋泛爱字碑【大业五年，误置于此】只存有李百药【《集古录》本作“乐”，下同】的字，下面的文字已经磨灭，但所书的字仍然特别容易辨认。我怀疑这通碑是李百药亲自书写的，字迹苍老劲健，令人喜爱。秋天署舍中草木郁然，观赏它可以忘记疲倦。治平丙午年孟飨日，我在斋宫代理行事。南谯醉翁六一居士书写老子庙碑【以上为真迹】【元第二百四】尔朱敞碑【元第三百三十五】残缺【一作“缺”】龙藏字碑【元第十七】又已经废弃【一作“今废”】太平寺碑【元第四百四十六】李康清德颂【元第二十八】梁洋德政碑【元第二百二十九】韩擒虎碑【元第九百九十二】陈茂碑【元第八百二】普光寺碑【元第二百五十】启法寺碑【元第二百五十三】钳耳君清德颂【元第三十九】西林道场碑【元第十五】孔子庙堂碑【元第一】童儿【一作“儿童”】虞世南书【元附四十六】续【此字以下也有“附”字】《长寿寺舍利碑》【元本第四百四十四】治平元年三月十六日书写【一本有“此”字】；“致治”【一本作“至治”】。《昭仁寺碑》【元本第七百九十二】。《普济寺碑》【元本第三百二十三】“废也”【一本没有“也”字】。《李靖碑》【元本第四百六十四】。《等慈寺碑》【元本第四百三十二】。《郎茂碑》【元本第十八】。又作“为都”【此字下有一本有“转”字】、“延和”【此字下有一本有“殿”字】、“正焉”【一本没有“焉”字】。《郎颍碑》【元本第十九】。《郎颍碑阴题名》【元本第二十】。《九成宫醴泉铭》【元本第七十七】。《率更临帖》【元本第五百五十四】“美也”【一本没有“也”字】。《三龛记》【元本第三十四至三十五】。《孟法师碑》【元本第三十六】。《皇甫忠碑》【元本第六百三十五】“佐郎”【一本没有“佐”字】；“县国”【一本作“国”字】；“为令”【一本作“去县”】；治平元年五月二日书写【一本有这九个字】。《辨法师碑》【元本第八百八十二】。《孔颖达碑》【元本第六百七十二】。《薛稷书》【元本没有卷数】；有不好却不知道的，有不好却能够知道的【一本作“有不好而知者，有不好而不能知者”】；“得者”【一本作“之”】。《益州学馆庙堂记》【元本第一百二十二】。《徐王元礼碑》【元本第九百三十九】。《碧落碑》【元本第十三】。《智乘寺碑》【元本第四百一十七】“何为”【此字下有一本有“而”字】。《吴广碑》【元本第九百四十八】。《九门县西浮图碑》【元本第七十五】“智知”【一本作“炬”】。《陶云德政碑》【元本第十二】“真定府”【一本没有“府”字】。《泛爱寺碑》【元本第六百】。【此碑在邢州，隋大业五年建立。与下一篇《启法寺碑》合在一起，误放在卷末。】《集古录》卷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集古录》卷六。宋欧阳修撰写。《唐八都坛实录》【年月见正文】。右边是《八都坛实录》，撰写者署名元质，却没有写出他的姓；也没有注明编书人的姓名。他的字迹也很可爱。碑首题为：“大唐八都坛神君之实录。”文中说：“都望八山最初设坛的地方，这里有封龙之类的名山八座，因设坛而建庙，于是就以八都为号。”封龙山如今在镇州，其余七座山没有见到名称。又说：“汉光和年间有碑，但现在已经亡佚。”这块碑立于垂拱三年【右据集本】。《唐魏载墓志铭》【年月见正文】。右边是《魏载墓志铭》。墓志序文说：祖父魏徴，谥号文正；父亲魏叔玉，任光禄卿。魏载以弘文生的身份参加对策，名列甲等，被授予太常寺奉礼郎。因病辞去职务，不久调任怀州司兵参军。当时惟扬以诡诈之道起事而不能收敛，焚烧和责罚祸及宗族姻亲。魏载随即因这场牵连，于垂拱三年死在岭外，享年三十二岁。所谓“惟扬诡道”，就是徐敬业在扬州起兵，企图诛杀武后却没有成功。当时徐敬业任用原厔县尉魏思温为军师【集本作“帅”】。所谓“谴及宗姻”，我怀疑是徐敬业失败后，魏载因魏思温获罪，逃亡岭南而死。如今根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郑公各房都没有魏思温和魏载，魏叔玉也只记载有一个儿子魏膺，任秘书丞。难道魏载因为官位卑微而被贬谪至死，又没有后代，所以死后不被记载吗？魏载死得不幸，家谱不收录，史官也不记载【集本作“家谱史官不录”】；如果不是这篇墓志记载了魏载，而墓志又被我收录，他岂不终于湮没无闻吗？治平元年四月二十三日书写【右据真迹】。《唐乙速孤神庆碑》【载初元年】。右边是《乙速孤神庆碑》，由弘文馆学士苗神客撰写。神庆，唐初任三卫，高宗时任太子右虞候副率，后来去世。乙速孤氏在唐代没有显赫人物，当时见于记载的这个姓氏，只有神庆一人。《元和姓纂》只说他们是代人，随魏氏南迁而已。书中叙述神庆的世系，也有很多缺漏和错误。而这块碑记载得相当详细，说他的先祖姓王，是太原人【此处有缺文】；代祖王显，任北魏骠骑大将军，赐姓乙速孤氏，于是成为京兆醴泉人。曾祖王贵，任隋代河州刺史，封和仁郡公；祖父王安，任隋代益州都督；父亲王晟，任唐代骠骑将军。乙速孤氏世代没有什么可称道之处，而且这个姓氏出自夷狄，无法考知其详细情况。只有这块碑的记载，可以补充《姓纂》的简略内容，以备考查，所以特意抄录下来【右据集本】。《唐薛仁贵碑》【天宝二年】。右边是《薛仁贵碑》，由苗神客撰写。碑文说薛公名礼，字仁贵，是河东河阴人。《唐书·列传》说仁贵是绛州龙门人，却没有说他的名字叫礼。我家收藏的古碑录中，薛氏碑很多；根据薛仁贵之子薛楚玉的碑，也只说父亲是仁贵。仁贵是唐代名将，当时非常显赫，其他书中常常提到他，却从未有说薛礼的。仁贵本是农家子弟，奋勇投身军阵，人们只知道他的姓名而已。碑文说他名礼、字仁贵，我怀疑是后世文士或他的子孙增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