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古录卷八

译以上是《李憕碑》，由李纾撰写。《新唐书·列传》说：李憕有十多个儿子，江、涵、沨、瀛等一同遇害，只有源、彭得以免死。据李纾所记，李憕在碑上列出的儿子实际有十二人：右补阙彭、汝州刺史深、华阴县丞沨、左骁卫兵曹瀛、硖石县丞沆、洪州别驾澥、洛阳县尉渭、司农主簿汶。又说：李公死时，彭跟随唐玄宗南行，到了某处后李彭也死了；深被任命到其他郡任职。留在洛阳的，有长子江、第三子涵，以及华阴骁卫，还有一个小儿子，共六人，都跟随李公死于敌人的刀刃之下。硖石县丞以下的儿子和在世的众孙，仅仅因为还是幼孩才得以幸免。按照李纾的记载，李憕的儿子全都在这里了，从来没有源。李纾只说众孙年幼，也没有说有尚未命名的儿子。那么史书所说的源，究竟是从哪里得到的呢？根据史书说源任司农主簿这一点，考察碑文，源应当就是汶。又据碑文，李憕死于贼手时，彭、深、沆、澥、渭、汶六个儿子都得以免死，而史书只说源、彭，这应当以碑文为正确。李纾在唐代宗时为李憕作碑，自称与李憕有世交，曾参与他登堂拜见长辈的礼仪，应当了解李憕的事情，不会记错（以上据集本）。唐代《甘棠馆题名》（年月见正文）。以上是《甘棠馆题名》。从唐德宗贞元年间起，到会昌年间为止，文字大多已经磨灭，只有高元裕、韦夏卿所写的还可以辨读。人的好名，真是太厉害了！他们功德盛大，本来已经可以写在竹帛上、刻在金石上，以流传不朽了。至于登高远望、行旅往来时，感慨万端，把兴致寄托在一时之间，也一定要刻下姓名，留在山石上。不只是徘徊俯仰来为自己的身世悲伤，也是想让后来的人想见自己的风采。韦夏卿所记的内容，流连感伤，意味很深。像高元裕、韦夏卿这两个人，都是当时知名的士人，史书传记记载得很详细。从前杜预把碑沉入汉水，说万世以后，山谷或许会变成丘陵，希望碑还会重新出现，让后人看见，他的考虑是深远的。然而杜预的功业，不需要碑也自然会流传；他在这件事上如此用心，只是好名的弊病。因此，士人中有人辛劳一生，使自己受苦；有人饿死在空山之中；更有甚者，投身水火、奔赴刀锯，只为求得身后名声，成为庄子所讥笑的人，也是有的。所以我在《集古录》中，每逢得到前代的题名，没有不记录的，是怜悯人们过分好名（以上据集本）。唐代《汾阳王庙碑》（贞元二年）。以上是郭子仪庙碑。高参撰写碑文，叙述郭子仪的功业并不十分详细，却记载了攻破墨姓、处木、讨伐沙陀、处密等事情，这些在《唐书·列传》中都没有。大概这些是郭子仪年轻时所经历的事情（集本作“所立”），后来他才建立了大功，所以史书略去没有记载，也是应当的。不过《唐书》中有处密、处月、朱耶、孤注等，都是西突厥薛延陀的别部名称。我在《五代史》中曾替李克用考求沙陀的种类，最终没有查到它的源流，而高参却说处密就是沙陀，不知道他依据的是什么。考察陈翃《子仪家传》，也说讨伐沙陀、处墨十二姓，与高参所写的颇为相同。《唐书》把“处密”转写成“处蜜”，应当以碑文为正确（以上据真迹）。唐郭忠武公《将佐略》【贞元十二年】右边这篇《忠武公将佐略》，是陈翃撰写的。忠武公就是郭子仪。陈翃所记载的，也算很盛大了；他还说只得到了其中的六七成。大概其中官至宰相的有七人，任节度使的有二十八人，任尚书、丞郎、京尹的有十人，任廉察使的有五人。按照陈翃所得到并记载的，实际共有六十人；而显名于世的，大约有五十人。虽然乔琳、周智光、李怀光、仆固怀恩等人陷于祸败，但杜鸿渐、黄裳、李光弼、李光进这些人，在当时都声名显赫，后世流传其名的也并不少。难道仅仅是得失相抵而已吗？虽然汾阳王的功业，使士人多喜欢依附他来成就名声，但他本人也确实有能够获得这些成就的条件。他忠诚守信的深厚品性，本来就是出于天性。至于身处富贵而能保全功名，这是古人都难以做到的；在筹划谋议方面，他也应该得到了这些人的帮助。治平甲辰年秋社前一日书写。【以上是真迹】唐《济渎庙祭器铭》【贞元十三年】右边这篇《济渎庙祭器铭》，碑文说是张洗撰写的：设置斋郎六人。唐朝自高宗以后，官职泛滥已经到了难以胜数的地步。张洗所记，是开元年间的事情。州县的祠庙设置斋郎六人，由此可以知道当时官职泛滥的弊端。然而史家不能详细记载，只是在碑刻中偶然见到一二处罢了。治平甲辰年秋分后一日，在中书东阁的雨中书写。【以上是真迹】唐《神女庙诗》【贞元十四年】右边这组神女庙诗，是李吉甫、丘玄素、李贻孙、敬骞等人所作。我被贬为夷陵令时，曾经乘船经过黄牛峡，到达神女祠下，又饮用虾蟆碚的水，观览那里险峻绝奇、偏僻幽深的江山，唯独遗憾未能见到巫山的奇秀景色。每当读到这几位作者的诗，就喜爱他们的文辞笔墨，于是把它们抄录下来【一处集本有“遂为右集本佳玩”六字】。唐《马寔墓志铭》【贞元十四年】右边这篇《马寔墓志铭》，是唐代欧阳詹撰写并书写的。文章辞藻并不工巧，但书法不俗，所以把它抄录下来。马寔的事迹，也没有什么值得记载的【以上见集本】。又 欧阳詹的文章受到韩退之的称许，于是流传于世。但他不幸早死，所以流传下来的作品不多。刻在石上的文章只有这一篇和《福州佛记》，尤其令人惋惜【以上是真迹】。唐石洪《钟山林下集》序【贞元二十年】右边这篇《钟山林下集序》，是石洪为僧人总悟所作的。石洪是处士，而在当时声名很重，是因为他常常受到韩退之的称道。唐代号称处士的人并不少，石洪始终没有其他值得在人前称道的事情，但直到今天他的名字还独自留在人们耳目之中，是由于韩愈的文章在当时盛行。可是石洪的作为与韩愈的主张不同，彼此的立场也不相容。然而韩愈常常感叹籍、湜等人背离自己，却并不与他们断绝关系，难道是因为这些人的思想驳杂，不能进入圣贤的境界，而韩愈还在恳切地教诲引导他们，想要援救他们脱离所沉溺的地方吗？这正是孔子、孟子的用心。治平元年八月八日书写。这一天，皇上因为连绵大雨不停，分别命令群臣祈祷。我到太社祈祷，回来后雨就停止了，某谨记。【以上是真迹】唐《房太尉遗爱碑阴记》【元和六年，同为石洪撰写，附载于此】石洪的文章，后世很少见到，所以特意把它抄录下来【见绵本《拾遗》】。唐《贺兰夫人墓志》【贞元七年】

译右边这篇《贺兰夫人墓志》，是唐代陆贽撰写的，有人说也是陆贽亲自书写的。题目称作《秘书监陆公夫人墓志铭》，但陆贽自称是她的侄曾孙。这块石碑在常州【一处有“陆监名齐望”五字，见右集本】。唐《陆文学传》【咸通十五年】右边这篇《陆文学传》，是陆鸿渐自己撰写的。茶见于前代史籍，大概自魏晋以来就有了；但后世谈论茶的人，必定以陆鸿渐为根本，大概是因为为茶撰写专书从他开始。直到今天，民间俗人开的茶店中，常常在灶边放置一个瓷制偶人，说这叫陆鸿渐。陆鸿渐凭借茶而在世间成名，已经很久了。考察他的传记，他著书很多：《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吴兴历官记》三卷，《潮州刺史记》一卷，《茶经》三卷，《占梦》三卷。他的著作如此之多，难道只有《茶经》而已吗？然而其他书都没有流传下来【以上见集本】。唐《辨正禅师塔院记》【贞元年间】右边这篇《辨正禅师塔院记》，是徐岘书写的。他确实能够运笔，只是缺少情趣。从前石曼卿多次称赞徐岘的书法。石曼卿得到颜真卿、柳公权的笔法很多，他的书法与徐岘并不相像，却远远超过徐岘。不知为什么他喜欢徐岘的书法。我在石曼卿在世时，还没有见过徐岘的书法，只听说过他的称赞。石曼卿去世很久以后，我才得到这篇书法，于是把它抄录下来罢了【以上是真迹】。唐韩退之《盘谷诗序》【贞元年间】右边这篇韩退之的《送李愿归盘谷序》。盘谷在孟州济源县。贞元年间，县令在盘谷旁边刻了石碑。县令姓崔，名浃，如今名字已经磨灭了。碑后面写道：“昌黎韩氏，是知名人士。”当时韩退之的官位还没有显达，他的学说还没有被当时世人奉为宗师，所以只说“知名人士”。然而当时送别李愿的人并不少，唯独把这篇序刻下来，大概是因为他的文章已经受到当时人的重视。我拿家藏集本校对，文字有些小的不同，怀疑是刻石有误。集本已经广泛流传，刻石又是当时的实物，所以保存它作为可供赏玩的资料罢了。那些小的错误不值得比较【以上是真迹】。唐韩退之题名【元和四年以下七篇都是韩文公撰写，所以不按其他碑刻的年月编次】右边有韩退之的两处题名，都在洛阳。其中一处刻在嵩山天封宫的石柱上【集本有“记龙潭遇雷事”六字】。天圣年间，我任西京留守推官，和梅圣俞游览嵩山，进入天封宫，在石柱下徘徊，然后离开登上山顶，到了武后封禅的地方。那里有石刻记载，告诫人们游览龙潭时不要胡乱说笑，以免亵渎神龙；神龙发怒，就会有雷电使人恐惧。我因此想到韩退之所记遇雷的事情，不知是否有所应验。另一处题名在福先寺塔下，当时所见是墨迹，不知后来是什么人摹刻在石上。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书写。【以上是真迹】唐《田弘正家庙碑》【元和八年】右边这篇《田弘正家庙碑》，是昌黎先生撰写的。我家收藏的书有一万卷，只有《昌黎集》是我做进士时就拥有的，是最为古旧的藏书。自天圣以来，古学逐渐兴盛，学者多读韩愈的文章，但苦于集本讹误错乱。只有我家的本子屡次经过校正，当时人共同传阅，称为善本。后来我搜集古文，得到韩愈文章的刻石，如《罗池神碑》《黄陵庙碑》之类，用来校对集本，发现集本的错乱仍然很多；像《田弘正碑》，错得尤其严重。大概是由于各种版本不同，往往有人擅自增改文字【集本有“今”字】。用碑文校集本，印本与刻石大多相同，应当把它作为正确本【集本九字作“初未必误，多为校雠者妄改之”】。由此才知道，文字流传久了而逐渐失去真实面貌的情况很多，那么校勘时如何取舍，不能不谨慎。印本作“衔训事嗣，朝夕不怠”，从前曾采用其他本子改作“衔训嗣事”；如今碑文作“衔训事嗣”，与印本相同，才知道那是擅自改动。印本作“以防命书”，曾采用其他本子改作“防以命书”；如今碑文作“以防命书”，与印本相同，才知道也是擅自改动。印本作“奉我天明”，曾采用其他本子改作“奉我王明”。如今碑文作“奉我天明”，与印本相同，才知道是擅自改动。这类情况很多，这里只略举三件，足以说明改字必须谨慎。治平元年三月八日书写。【以上是真迹】唐韩退之《南海神庙碑》【元和十五年】右边这篇韩退之的《南海神庙碑》，由陈谏书写；我拿家中旧藏的集本校对，文字都相同。只有集本作“蜿蜿蜒蜒”，碑文作“蜿蜿虵虵”【集本作“云”】，稍有不同，应当以碑文为正确。如今世上流行的《昌黎集》，大多有讹误；只有《南海碑》的文字没有错乱，是因为这块刻石许多人家都有，所以能够保存下来。那些凭臆意擅自改易的地方很多，也幸亏有刻石可以作为订正依据。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书写。【以上是真迹】唐韩退之《罗池庙碑》【长庆年间】右边这篇《罗池庙碑》，是尚书吏部侍郎韩退之撰写的，中书舍人、史馆修撰沈传师书写。碑后题写：“长庆元年正月建立。”考察《穆宗实录》，长庆二年二月，沈传师由尚书兵部郎中、翰林学士罢任，改任中书舍人、史馆修撰。同年九月，韩愈由兵部侍郎升任吏部侍郎【集本有“然则据建碑时韩未为吏部沈亦未为舍人”二十三字】。碑文说柳宗元死后三年，庙建成；第二年韩愈为柳州人撰文，书写罗池的事情。柳子厚在元和十四年去世，到韩愈撰写碑文时，应当是长庆三年；考察两人的官职，也与碑文所记相同，只是不应是长庆元年正月，大概是后人传摹时误刻的【集本二十三字作“则二君官当与此碑同，其书元年正月，盖传模者”】。如今世上传的《昌黎先生集》所载碑文，大多相同；只有集本把“步有新船”作“涉荔子丹兮蕉黄”，并在“蕉”下加“子”字【集本二十五字作“此文与碑多同，惟集本云‘涉有新船’，而碑以‘涉’为‘步’，‘荔子丹兮蕉子黄’，碑蕉下无‘子’字】。应当以碑文为正确；但碑文作“春与猿吟而秋鹤与飞”，集本作“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又怀疑碑文有误。嘉祐八年六月二日书写。【以上是真迹】唐韩退之《黄陵庙碑》【长庆元年】

译右边这篇韩退之的《黄陵庙碑》，由沈传师书写。《昌黎集》如今在世上广泛流传，但人们担心版本不真实。我家收藏的本子，最被称为善本，世人多取它作为校正依据。然而常常得到刻石来校对，仍然发现错乱多得不胜枚举。由此可知刻石文字是可贵的，不只是供玩赏而已。《黄陵碑》用家藏本校对，有二十多处不同，如家藏本说“防小君为夫人”，碑文却作“防小水”之类，都应当以碑文为正确。嘉祐八年十月十八日书写。【以上是真迹】唐《胡良公碑》【长庆三年】右边这篇《胡良公碑》，是韩退之撰写的。良公名叫珦，是韩愈门人张籍的岳父。如今拿碑文校对我家收藏的《昌黎集》本，那个本子号称最精善，但文字仍有很多不同，都应当以碑文为正确，这里不再一一记载。碑文说：“珦的儿子逞，于是巡遇述迁造。”集本没有“巡”字，其他世俗流传的本子【集本有“又”字】有的作“遇”，有的作“巡”，都不对【集本有“也”字】，应当以碑文为正确。治平九年七月最后一天书写。【以上是真迹】唐韩文公致颠师书【年月不详】右边这篇韩文公给颠师的信，世上很少流传。我为了搜集古文，寻找它既勤勉又广泛【集本只作“其求之博”】，过了很久才得到。信中把《易经·系辞》作为大传，认为“著山林”与“著城郭”没有区别等语句，应当是韩退之所说。信后署名“吏部侍郎、潮州刺史”，则不是这样。韩退之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后来调任袁州，召回任国子祭酒，升任兵部侍郎，过了很久才升任吏部侍郎；而世俗流传，只知道他是韩吏部。颠师遗记虽然说是在长庆年间建立的，大概连同韩愈的书信都是国初重新刻印的，所以错误地附加上去。治平元年三月十三日书写。【以上是真迹】唐高闲草书【年月不详】高闲的草书，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韩子的话就是如实记录了。庐陵欧阳修【见绵本《别集》第二十三卷】唐《武侯碑阴记》【开成二年】右边这篇《武侯碑阴记》，是崔备撰写的。唐代剑南西川节度使武元衡及其将佐题名的有二十九人，杨嗣复又题名，连同他的属官又有六人，并附有杨嗣复、杨汝士的诗，这两部分合成一卷。唐代各地的方镇都以能够征召人才相互夸耀，所以当时平民出身、身着韦带的士人，有的在乡里有声望，有的在科场闻名，无不被方镇征召。后来登上朝廷、位至将相而成为当时伟人的，也都出自诸侯的幕府。像武元衡所记的裴度、柳公绰、杨嗣复，都相继成为本朝著名的将相，也可以说是盛况了！治平元年初伏休假日，在雨中书写。【以上是真迹】唐《卢顼祷聪明山记》【永和二年】右边这篇《祷聪明山记》，是卢顼撰写的，是记载卢从史向山神祈祷的文章。我阅读卢从史属官的题名，看见孔戡和乌重胤都列在后面，因而感慨【集本作“览”】韩退之记述孔戡事迹时说：“孔戡多次劝谏卢从史，卢从史不听，最终被乌重胤防御。”我合上书卷，长久叹息。唉！祸福成败的道理非常明显，但在事情发生之前就能预见并说出的很少；等事情已经发生才说，就来不及了。自古以来覆亡败乱的国家，没有不是这样的【以上是真迹】。唐《侯喜复黄陂记》【年月见正文】右边这篇《复黄陂记》，是唐代侯喜撰写的。黄陂在汝州，汝州有三十六处陂塘，黄陂最大，可以灌溉田地一千顷。它起初建于隋代，碑记说：“到贞元辛未年，刺史卢防才重新修复它。”辛未年就是贞元七年。碑建于元和三年。侯喜的文辞曾受到韩退之称许，但世上很少流传；我所得到的侯喜文章，只有这块碑而已【以上见集本】。又 昌黎先生非常称赞侯喜的文章，但如今很少流传；我所见到的，只有这一篇罢了【以上是真迹】。唐柳宗元《般舟和尚碑》【元和三年】右边这篇《般舟和尚碑》，是柳宗元撰写并书写的。柳子厚书写的碑，世上相当多。有些书法本来就不工整，而且字形笔画也有很多不同。怀疑是喜爱柳子厚的人，借用他的名声来抬高作品。柳子厚与韩退之，都凭文章在当时闻名。而后世称他们为“韩柳”，大概只是世俗相互传说的结果。他们所奉行的道不同，正如华夏与夷狄不同一样。然而韩退之谈到文章时，总是极力称赞柳子厚，难道是因为柳宗元与自己同样名显于世，不愿意贬低他，以避免争夺名声的嫌疑？至于他们所奉行的道不同，韩愈虽然不说，难道是认为后世自然会知道吗？否则，韩退之既然把竭力排斥佛教、道教作为自己的责任，对柳子厚就不能不有所评论。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二日书写。【以上是真迹】唐《南岳弥陀和尚碑》【元和五年】右边这篇《南岳弥陀和尚碑》，是柳宗元撰写并书写的。自唐代以来，谈论文章的人只有韩愈、柳宗元。柳宗元难道是韩愈一派的人吗？他其实是韩愈门下的罪人。大概世俗之人不知道柳宗元所学的错误，只是因为他与韩愈在当时同列而传说罢了。如今我又大量收录他的文章，担心更加使后人受到迷惑，所以写下这些话来表明我的看法【以上见集本】。唐《元稹修桐柏宫碑》【大和四年】右边这篇文章是唐代元稹撰写并书写的，题目叫《修桐柏宫碑》。他的文章又以四言押韵作韵文，因为受到声韵的牵制，有些叙述事情不能详细说明的地方，就自己作注来解释。给文章自己作注，不是作者应有的写法。而且碑就是石柱。古人刻石作为碑，称作碑铭，称为碑文之类是可以的。后世砍取石头刻写文章，既然不是因石柱而立，就不应称为碑文。然而习俗相传，仍然可以考察其中的道理。如今特意题作《修桐柏宫碑》，实在没有意义。这在文章写作上确实是小毛病，前人有时会忽略；但后来的学者不能不知道。自汉代以来，墓碑多题作“某人之碑”，这没有妨害，大概是把这块石头看作某人的墓柱，并不是说这是自己题写的文章名目。如今元稹称作《修桐柏宫碑》，按道理又有什么根据呢【以上见集本】。唐《虞城李令去思颂》【元和四年】

译右边是《虞城李令去思颂》，由李白撰文，文王遹用篆书书写。唐代以书法自负盛名的人很多，但研究小篆的不过十家（《集古录》本作“数家”）。自李阳冰独擅其长以后，后来便没有能够继承的人。他以前只有《碧落碑》可称，但不知道作者姓名。文王遹是开元、天宝年间的人，处在李阳冰之前，两人的时代相距不远（《集古录》本有“亦工八分”四字）。然而他当时并不很有名，虽然笔画不算工整，却是一时无人能及。他所写的篆字只有这一件，世上也很少流传。我搜集记录古文物，既勤勉又广泛，也只得到这一件。如今世上以小篆著名的书家，如邵不疑、杨南仲、章友直，问他们都说从未见过。治平元年二月七日书写。（以上是真迹。） 唐代阳公旧隐碣（元和年间）。右边是阳公旧居遗址的碑碣，由胡证撰文，黎煟书写，李灵省书写篆额。唐代的篆书技法，自李阳冰以后，寂然无闻，再没有在当时显名并能自成一家的了。李灵省所书的阳公碑，笔画十分可取。它既没有在当时显扬，也没有见于其他地方。以我家所藏之丰富来看，见于著录的只有这一件。虽然还不能算是绝妙之作，也实在令人惋惜。唉！士人有才华却不被人知晓的，哪里说得尽呢！（以上是真迹。） 唐代于夐神道碑（元和年间）。右边是于夐神道碑，由卢景亮撰文。碑文辞藻虽然不很典雅，但记述事情能够不埋没事实。于夐的为人，正如他所书写的碑文，大概是笃信道义的人。碑上说：“司马迁，是儒家以外的五家；班固，是儒家以外的八流。”这话虽然拙朴，大概是说于夐的学问并不驳杂（《集古录》本作“其夐学”）。这样看来，他不只是贬斥佛、老而已，而是除儒术之外，其余都不学习罢了。碑上又说：“他的弟弟于可封喜好释氏，于夐常常非难他。”于夐是于頔的父亲。然而于可封的后代后来并不显达，于夐的后代却很兴盛；由此可见，信奉佛教的人未必能得到福报，毁谤贬斥佛教的人也未必会遭祸。碑文说于夐笃行孝悌，守节安贫，不会因权势和利益而改变。他一生所履行的正是这样，足以使他的后代兴盛。治平元年八月十一日书写。（以上是真迹。） 唐代昭懿公主碑（元和年间）。右边是昭懿公主碑，由孟简撰文，皇甫鏄书写。公主是代宗的女儿，号为升平公主，嫁给郭氏。公主这一称号，自汉代以来才开始出现。所谓天子的女儿，按礼制不能自己主持婚姻，因而用“公主”作为称号。后世称某国公主，虽然实际上并不是以国公的身份主持婚姻，但这个名称仍未失去原来的意义。唐代开始另外选择美好的名称加在公主称号上，像升平之类就是这样。这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含义。如今这块碑却说“讳升平公主，字升平公主”（《集古录》本无此五字），实在无法理解。治平元年八月八日书写。（以上是真迹。） 唐代李光进碑（元和年间）。右边是李光进碑，由杨炎撰文，韩秀实书写。唐代有两个李光进：一个是李光颜的哥哥，另一个是李光弼的兄弟。这块碑记载的是李光弼的弟弟。唐史记载这两个人的事迹，多有错误。《新唐书》分别为他们作传，附在李光颜、李光弼传后，才得以纠正。（以上据《集古录》本。）西墉记（《元和姓纂》附录第三十一）。禹庙碑（《元和姓纂》列为第九十七）。崇徽公主手痕诗（《元和姓纂》列为第三百六十八）。怀素法帖（《元和姓纂》列为第九百十六）。重摹吴季子墓铭（《元和姓纂》列为第二百五十一）。已经有传本（一本作“自有真本”），不曾流传到吴地（一本作“没有流传到吴地的道理”）；它的名称流传已久（一本作“它流传得很久”）。嘉祐八年五月晦日书写（一本有此九字）。《海涛志》（《元和姓纂》列为第九百）（“志”字一本作“志”，篇内同）。治平元年七月二十日书写（一本有此十字）。《盐宗神祠记》（《元和姓纂》列为第九百六十九）。“故唐”（一本无“故”字）官遂（一本无“官”字）为然（一本作“利”）。这篇文章不只是为传记订正错误，也可以供朝廷裁决疑难议论（一本作“为传记订正错误的很多，为朝廷裁决有关部门的疑难议论，只有这一篇”）。治平元年八月十二日书写（一本有此十字）。雁门王田氏神道碑（《元和姓纂》无卷次）。《李憕碑》（《元和姓纂》列为第四百六十九）。“而又”（一本作“乂两”）六人（一本作“子”）、孩提（一本作“提孩”）、众孙（此字以下一本有“提”字）、升堂之庆（一本作“升堂之爱”）。治平元年三月二十三日书写（一本有此十一字）。《甘棠馆题》（《元和姓纂》作“第四名百二”）。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书写（一本有此十字）。《汾阳王庙碑》（《元和姓纂》列为第九百二十九）。治平甲辰七月十三日因服药在家居住时书写（一本有此十五字）。《郭忠武公将佐略》（《元和姓纂》列为第八百五至八百六）。“谋谟”（一本作“谟谋”）。《济渎庙祭器铭》（《元和姓纂》列为第八百）。“所记”（一本作“闻”）。《神女庙诗》（《元和姓纂》列为第一百四十三）。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书写（一本有此十字）。《马寔墓志铭》（《元和姓纂》列为第九十）。同前。《钟山林下集序》（《元和姓纂》列为第九百八十九）。“而洪”（一本无“而”字）。《房太尉遗爱碑阴记》（《元和姓纂》列为第四百三）。《贺兰夫人墓志》（《元和姓纂》列为第三十二）。《陆文学传》（《元和姓纂》列为第五百四十七）。“茶之”（此字以下一本有“载”字）；号陆鸿渐（此字以下一本有“至饮茶客稀则烹茶沃之云可祝利市”十五字）；鸿渐以茶（四字上一本有“盖”字）；考其（此字以下一本有“自”字）；潮。州（一本作“湖州”）；其（多）；如此（一本无此四字）；不传（此字以下一本有“独茶经着于世，宜其自传于此名也。治平九年七月二十日书”二十四字）。又有别的抄本，题作《右陆文学传》，题下注明“自传”，并说“名羽，字鸿渐”，有的又说“名鸿渐，字羽”，不知道哪一种说法正确。既然如此，难道这是他自己写的传吗？茶见载于前代史籍，从魏晋以来就有了；但后世谈论茶的人一定以陆鸿渐为本，大概是因为为茶撰写专书从陆羽才开始。直到今天，民间茶肆中多放置一个瓷制偶人，说那就是陆鸿渐。等到饮茶的客人稀少时，便把茶水浇在这个偶人身上，以祝愿生意兴旺，可见他以茶自称、以茶得名已经很久了。这篇传记记载陆羽所著的书很多：《云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谱》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吴兴历官记》三卷，《湖州刺史记》一卷，《茶经》三卷，《占梦》三卷，难道只有《茶经》一部吗？然而其他书都没有流传下来，只有《茶经》流传于世。

译《辨正禅师塔院记》（《元和姓纂》列为第二百六十二）。徐岘（此字以下一本有“所”字）；柳笔（此字以下一本有“法”字）。《盘谷诗序》（《元和姓纂》列为第三百八十九）。“当时”（一本作“盖时”），“世防”（一本作“既防”）。治平元年中元日书写（一本有此八字）。《韩退之题名》（《元和姓纂》列为第四百七十）。“记遇”（一本无“记”字）；“试也”（“试”一本作“诚”）。《田弘正家庙碑》（《元和姓纂》列为第三百七十六）。“尤甚”（此字以下一本有“焉”字）；“知其”（一本作“为”）；“为”（一本作“云”）。《南海神庙碑》（《元和姓纂》列为第八百九十二）。《罗池庙碑》（《元和姓纂》列为第五十七）。“碑言”（一本作“云”）；“荔子”（一本作“枝”）；“加子”（一本作“叶”）。《黄陵庙碑》（《元和姓纂》列为第四十五）。“余事”（二字一本作“字”）；“本言”（一本作“云”）。《胡良公碑》（《元和姓纂》列为第七百二十）。《韩文公与颠师书》（《元和姓纂》列为第三百一十五）。《高闲草书》（《元和姓纂》无卷次）。“草书”（一本无“草”字）。《武侯碑阴记》（《元和姓纂》列为第八百七十五）。《祷聪明山记》（《元和姓纂》列为第五百八十六）。《复黄陂记》（《元和姓纂》无卷次）。又（一本作“祭樊仲文复黄陂记”，附《元和姓纂》第八百九十五）。《般舟和尚碑》（《元和姓纂》列为第四百六十二）。《弥陀和尚碑》（《元和姓纂》列为第一百一十二）。“惟韩”（一本作“称韩”）；“今余”（一本无“余”字）；“其文”（一本作“书”）。《修桐柏宫碑》（《元和姓纂》列为第一百一十）。“为碑”（一本作“于碑”）。《虞城李令去思颂》（《元和姓纂》列为第三百八）。《阳公旧隐碣》（《元和姓纂》列为第五百七十三）。“当世”（一本作“时”）。《于夐神道碑》（《元和姓纂》列为第九百六十八）。《昭懿公主碑》（《元和姓纂》列为第九百八）。“义矣”（一本无“矣”字）。《李光进碑》（《元和姓纂》列为第七百六十三）。“兄弟”（一本无“兄”字）。治平元年夏至日书写（一本有此八字）。《集古录》第八卷。《史部，目录类，金石之属，集古录》。钦定《四库全书》。《集古录》第九卷。宋代欧阳修撰写。唐代樊宗师《绛守居园池记》（长庆三年）。右边是《绛守居园池记》，由唐代樊宗师撰写。有人说这块石碑是樊宗师亲自书写的。唉！元和年间，文章的盛况达到了极点，竟然奇异到了这样的程度。（以上据《集古录》本。） 唐代张九龄碑（长庆三年）。右边是张九龄碑。考察《唐书·列传》所记载的重要事迹，大多相同，但有时小处不同。《唐书》传记说他享年六十八岁，碑文却说六十三岁。传记说他由左补阙改任司勋员外郎，碑文却说升任礼部官职。传记说张说死后，张九龄被召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知院事；碑文却说他任副知，后来做宰相，升任中书令，才说到知院事。关于张守珪请求诛杀安禄山一事（《集古录》本无“事”字），传记说张九龄审阅张守珪的奏状，碑文说张守珪的请求被留中不发，而张九龄据奏状进谏；但两处的措辞大致相同。碑立于长庆年间，而张九龄死于开元二十八年，到长庆三年，实际已经过了八十四年。传记所传的事情有同有异，但至于年寿、官职和爵位，他的子孙应该不会弄错，应当以碑文为正确。治平元年二月十日书写。（以上是真迹。） 唐代田布碑（长庆四年）。右边是田布碑，由庾承宣撰文。田布的事迹壮烈，但庾承宣不能在文章中充分表现出来，大概是他的文才力量不足罢了。田布的气节功业，如果没有左丘明、司马迁那样的笔力，便无法写出来。所以，士人有不顾自己的死亡来成就后世名声的，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各自要看他所遭遇的情况如何罢了。如今讲述《史记》《汉书》时代事情的人物，他们的形象伟大而且非常著名，即使市井儿童和民间老妇也能说出他们的事。魏晋以来并不是没有人物，但他们的显赫不如前代，是因为没有左丘明、司马迁那样的笔力来振起他们的文章。治平甲辰年秋社日书写。（以上是真迹。） 唐代沈传师《游道林岳麓寺诗》（长庆年间）。右边是《岳麓寺诗》，由沈传师撰写并书写。题目说：“酬唐侍御姚员外。”但姚侍御和姚员外的诗没有流传下来，不知道这里说的是哪两个人。只有这首诗凭借书法流传于世，而诗本身也写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