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书订卷十一 财用第七下
百二百三百为下下，四百五百六百为下中，七百八百九百为下上；本一千贯至九千贯为中商，而一千二千三千为中下，四千五千六千为中中，七千八千九千为中上；本一万贯至十万贯为上商，而一万二万三万为上下，四万五万六万为上中，八万九万十万为上上［加于十万之上者，皆准上上］。散商不得与九等伍，附商［今所谓伙计］比于散商，亦不得与九等伍，而九等各以次为尊卑，行立坐拜不得越，越者赴官治以法，衣则下商以布、中商可绸以绵丝、上商以绉线，乘则下商以蠓、中商以骡、上商以马，奴仆则下商不得畜、中商可一二、上商可三四，违者治以法［有议在后］。夫欲胜者，人之同情也，分之等杀而限之制，孰肯自匿其实而甘为人下哉？且勿问其商之大小，但税满二千四百贯者即授以登仕郎九品冠带，以荣其身以报其功［凡授衔者即与士齿，有公事即与官齿］。必按票计税方许，若竟欲捐纳者不听。再满则又增一级至五品而止，虽父子祖孙相继满其数者亦授也，但三年不为商则除其籍、毁其票，继为者虽身亦不得论其前焉耳［如前票既毁，则但计其后票所纳耳］。噫，此虚衔也，又无禄，名器不滥，国帑不糜，去卖官鬻爵者不万万哉！若夫行商之本，但以其出所挟之数为之等，虽外营数倍，他县不得易其等，必反其县而后视其等以益之，其税满二千四百贯者授职与坐商同。夫商贾不得齿于士大夫，所从来远矣，使其可附于搢绅也，入资为郎，且求之不得，又肯故瞒其税而不得出身以为荣哉？所谓不待立法以防其弊者，此也。且夫商税从来论物为轻重，吾不欲其然也。然亦有论物者，盐茶酒烟而已。盐者官卖之商，故与他物异，及其贩也无不同；茶者旧所重，则许其一分之息而取其二；酒者前代所禁，宋且官卖之，今通行于天下矣，禁之或官卖之，恐滋扰，则计其二分之息而取其十之二［如本一百贯，计息二分，一岁可得二十四贯，则取其四贯八百］；至于烟，当在所禁，然徧天下人皆用之，禁之难，惟士大夫可禁耳［士大夫一用，即褫为庶人，而令天下凡童子入乡学者，即不许用］。而其税也，不计其本，不计其息，但用今法；其贩也，每斤纳钱五文；其卖也，每斤纳钱十文，且非不可田之地不许种烟，而又重其税，则鬻者少；鬻者少则贵，贵则人不能买，久之庶可绝矣［凡客店舡户渔户车夫赢夫猎户樵夫俱入商籍］。嗟夫，重本抑末之说固然，然本宜重，末亦不可轻。假令天下有农而无商，尚可以为国乎？故吾欲于建官之法去吏部，晋冢宰为相国以总庶务，置大司均以备六卿货财者，与食并重者也。鸟可置之六卿之外乎？夫商税悉纳于县，县同主之，设司市理之［士也无定员，以市之多寡为准］，县令总之，合口算户税［布帛丝麻］、房租、商税。上县岁可入十数万，中下亦应数万。由县而郡而州藩，各除其支给积贮，而上供于天子，应不下数百万。此但取士任官得其人，而忠信重禄，使之重廉耻、轻财利、尚名节、鄙贪污，而又有严刑以惧其后，固无虑侵渔之弊，又何必鳃鳃然与臣下较锱铢、归其权与利于胥吏如今日哉？岁计之已有余，岁岁计之岂不足，而又为之崇节俭，而又为之省浮费？十年之内，入将不可胜穷，天子富于上，州藩郡县富于下，时施恩于天下［谓薄征蠲免之烦］，百姓将日富而不知，天子以四海之富为富，四海无人不以天子之富为富。故吾名货部为司均，均也者，均上下、均贫富、均有无、均出入也。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译一百、二百、三百贯为下下等，四百、五百、六百贯为下中等，七百、八百、九百贯为下上等；本金一千贯至九千贯为中商，其中一千、二千、三千贯为中下等，四千、五千、六千贯为中中等，七千、八千、九千贯为中上等；本金一万贯至十万贯为上商，其中一万、二万、三万贯为上下等，四万、五万、六万贯为上中等，八万、九万、十万贯为上上等［超过十万贯的，都按上上等计算］。散商不得与这九等并列，附商［即现在所说的伙计］比照散商，也不得与九等并列，而九等各自按次序区分尊卑，行走、站立、坐卧、拜见不得越级，越级的送官府依法惩处。衣着方面，下商穿布衣，中商可穿绸衣并用绵丝，上商用绉线；乘坐方面，下商乘蠓车，中商乘骡车，上商乘马车；奴仆方面，下商不得蓄养，中商可养一两个，上商可养三四个，违者依法惩处［另有议论在后］。想要胜过别人，是人的共同心理，如果划分等级差别并限制制度，谁肯隐瞒自己的真实情况而甘愿居于人下呢？暂且不问商人资本的大小，只要纳税满二千四百贯的，就授予登仕郎九品冠带，以荣耀其身并报答其功劳［凡是授予官衔的，就与士人同列，有公事时与官员同列］。必须按照税票计税才允许，如果直接想捐纳官职的，不予批准。再次满额则又升一级，直到五品为止，即使是父子祖孙相继满额者也授予，但如果三年不做商人，就除其名籍、销毁其税票，后来再做商人的，即使本人也不能计算以前的功劳［如果以前的税票已经销毁，就只计算后来税票所缴纳的税额］。唉，这是虚衔，又没有俸禄，名位器用不泛滥，国家财用不浪费，比起卖官鬻爵来，难道不是好上万万倍吗？至于行商的资本，只以其出发时所携带的数额来定等级，即使在外经营获利数倍，其他县也不能改变其等级，必须返回原县后才根据其等级增加，其纳税满二千四百贯者授予职衔与坐商相同。商人不得与士大夫同列，由来已久了，如果让他们可以依附于士大夫阶层，入资做郎官，尚且求之不得，又怎肯故意隐瞒其税收而不得出身以为荣耀呢？所谓不待立法来防止弊端，就是这个道理。况且商税历来根据货物轻重来定，我不希望这样。但也有根据货物定税的，只有盐、茶、酒、烟而已。盐是官卖的商品，所以与其他货物不同，等到贩卖时也没有不同；茶是旧时重视的，允许其一分的利息而征收其二；酒是前代所禁止的，宋代且由官卖，现在通行于天下了，禁止它或由官卖，恐怕滋扰百姓，就计算其二分利息而征收其十分之二［如本金一百贯，计算二分利息，一年可得二十四贯，就征收四贯八百］；至于烟，应当在禁止之列，然而遍天下人都使用它，禁止它很难，只有士大夫可以禁止［士大夫一旦使用，就剥夺其身份变为庶人，并命令天下凡入乡学的童子，都不许使用］。而其税收，不计算其本金，不计算其利息，只沿用现在的法令；其贩卖时，每斤纳钱五文；其售卖时，每斤纳钱十文，而且不是不可耕种的土地不许种烟，又加重其税收，那么贩卖的人就少；贩卖的人少就价格贵，价格贵人们就不能买，久而久之大概可以绝迹了［凡客店、船户、渔户、车夫、脚夫、猎户、樵夫都入商籍］。唉，重本抑末的说法固然正确，然而根本应当重视，末业也不可轻视。假使天下有农民而没有商人，还能治理国家吗？所以我想要在建立官制的法令中去除吏部，晋升冢宰为相国以总领庶务，设置大司均来准备六卿的货财，这与粮食同等重要。怎么可以把它放在六卿之外呢？商税全部缴纳于县，县共同主管，设置司市来管理［士人没有固定员额，以市场的多少为准］，县令总领，合并口算、户税［布帛丝麻］、房租、商税。大县一年收入可达十数万，中下县也应有数万。由县到郡再到州藩，各自扣除支出和积蓄，而上供天子，应当不下数百万。这只要选取士人任职得其人，而忠诚守信、重视俸禄，使他们重视廉耻、轻视财利、崇尚名节、鄙弃贪污，又有严刑来威慑其后，本来不用担心侵吞渔利的弊端，又何必小心翼翼地与臣下计较锱铢、将权力和利益归于胥吏像今天这样呢？一年的计算已有盈余，每年的计算难道会不足，而又提倡节俭，而又节省浮费？十年之内，收入将不可胜数，天子在上富有，州藩郡县在下富有，时常施恩于天下［指减少征收、免除赋税的烦扰］，百姓将日益富有而不知道，天子以四海的富有为富有，四海没有人不以天子的富有为富有。所以我将货部命名为司均，均，就是均衡上下、均衡贫富、均衡有无、均衡出入。孔子说：不担心少而担心不均，不担心贫而担心不安。大概均衡就没有贫穷，和谐就没有寡少，安定就没有倾覆。
初疑商贾计本取税，似琐琐与民争利，又泉货似当如古寄于农曹，不必专部，即冢宰别为相府，而但留五部，如汉后称五曹五尚书者，亦未为不可。既而思孟子曰：市廛而不征［廛即税也］，周礼：廛人掌敛市絘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则古之商贾原自有税，今世如牛税马税鱼税斗斛税称税布税当税等，各有杂课，但或本小利微者有税，而千万封殖、放债出入者反无税，则不均。旧例漫承，不复核查，而吏胥又上下之则不清，至于关榷之暴，又三代所无，则平书所言固可酌而行矣。
行商计其本有息无息，不足本者官买之，虽亦周礼遗法，然后世行之，法烦则弊易滋，未必惠及商民，反以扰及商民。或亦如坐商，计其一分之息，而取其一，他无问可耳。至行商似更劳于坐商矣，乃坐商至百贯方起税，行商足五十贯即起税，何也？或皆以百贯为率也。
至治之世，民自不贫，亦不甚富。农不得田连阡陌，商何得独有万贯以至十万贯以上者乎？乃立之以上之名，而极其数以号之，是招之贪墨也。布帛菽粟不必万贯始可贸迁，万贯十万，将必化居远方难得之物以相侈耀，是长靡也。一品之禄合米钱布帛大约不过四千金，商乃有万贯至十万贯以上者，是令其僭越而无等也，今宜拟为一百贯至三百贯为下商，四百贯至六百贯为中商，七百贯至千贯为上商。语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商而至千金为本，亦极矣。过千金者加税一之三，过万金者没其余，贩鬻淫巧及异方珍奇难得之物者，没其货。而税满千贯者即加以冠带，然亦必素颇孝弟而无暴横欺诈行者始可加，不然商独嗜利厚蓄，岂所以平天下哉！
商仍当如愚前说，不使有仆，俟加虚衔后以品之仆仆之。盖仆不禁不限，则富商墨吏将有仆从至百千人者，不惟长侈，势必分户冒田以为兼并，而分田制产之法亦从此坏矣。
盐之贩也无不同句不明。盐，官物而卖于商者也，虽转贩他所，似不得更有税矣。
烟少有知者亦知其无益，禁之何难？而防田害农，祸实非小，直厉禁之耳。
末不可轻，昆绳为财货起见也。然商实不可重，何者？天下之趋利如骛矣，苟有利焉，虽轻之而亦趋也，岂忧商贾之少而无乎？夫商有利亦有害，懋迁有无以流通天下，此利也；为商之人，心多巧枉，聚商之处，俗必淫靡，此害也。抱璞守朴、不相往来固不可行于今日，然即乡里交易、比省通融，尽可豫乐，何事远贩？如今天下出产最少者无如北直，然有米有面有鱼有肉有酒有蔬有果，有布有绢亦有绸，有材木柜箱桌椅诸器，何不可以供居食、毕昏丧者，乃必吴越闽广之纱缎珠翠绫锦象箸漆器燕窝橘荔、东洋西戎之货万里远鬻、倾囊充陈？导靡长奢，则皆商为之也，然则贵布粟、贱淫技、重农民、抑商贾，以隆教养，先王之良法远虑，不可不考行也。
恽皋闻曰：较本利以征商，似太琐屑，不如商岁纳户帖，分上中下各钱若干，而其所贩货物则一如盐例，但于所出之地定额一税，与之印票照验，不问其所之可也。
平书订卷十二 河淮第八
平书曰：南方之水利不必言矣，北方苟如吾制田之法，沟洫开、陂塘作、水道通，亦不必言矣。所虑者河淮耳。河自宋南徙，吞淮入海，近代迁徙无恒，为患日甚。然河虽为患，而淮无恙也，今则河淮交横，上以阻漕，下以病民，岁糜金钱数百万，而终不得其理。其故何哉？固在任不得其人，治不得其法，而其本盖由于意在通漕、不在治水，有虽拂其性而不顾者。故治之之道，先在罢漕。漕可罢乎？都若定于天中，贡道可四面而达，不必借于今日之漕。即不然，而北方水利既兴，收获多，亦无借于今日之漕。再不然，而或招商、或海运［今天津岁有海船，自福建贩货直达无失。则海运何不可行］，无不可办，亦无借于今日之漕，罢之无不可也。漕罢而后可以因其势，因其势而后可以施其功。河之所以为患者，以多沙淤，而治之者率筑
译起初我怀疑商人按资本计税，似乎琐碎地与百姓争利；又想到货币管理似乎应当像古代那样归属农部，不必设立专门的部门；即使冢宰另设相府，只保留五个部门，像汉代以后称为五曹五尚书那样，也未尝不可。后来想到孟子说：“对商人的店铺征税而不征收其他税”，《周礼》记载：“廛人负责征收市场中的絘布、总布、质布、罚布、廛布，并上缴给泉府”，可见古代的商人原本就有税。当今世上，如牛税、马税、鱼税、斗斛税、秤税、布税、当税等，各有杂税，但有的资本小、利润微薄者要纳税，而拥有千万家产、放债牟利者反而不纳税，这就不公平。旧例沿袭，不再核查，而官吏胥役又上下其手，导致情况不清；至于关卡榷税的暴敛，更是夏商周三代所没有的，那么《平书》所说的确实可以斟酌施行。
行商按资本计算，有利息和无利息的，资本不足的由官府收购，这虽然是《周礼》的遗法，但后世实行，法令繁琐则弊端容易滋生，未必能惠及商民，反而扰害商民。或者也像坐商那样，按他们一分的利息，抽取其中一份，其他不再过问也可以。至于行商似乎比坐商更辛劳，但坐商要到一百贯才起征，行商五十贯就起征，为什么呢？或许都应以一百贯为基准。
在治理良好的时代，百姓自然不贫穷，也不很富有。农民不能拥有连片的田地，商人怎能独有万贯乃至十万贯以上的财富呢？于是设立上等商人的名目，并极尽其数以称呼他们，这是招致贪婪和贪污。布帛粮食不必等到万贯才能买卖，万贯十万贯的财富，必将转化为居住在远方难以得到的物品来互相炫耀，这是助长奢侈。一品官员的俸禄，包括米、钱、布、帛，大约不过四千钱，商人却有万贯乃至十万贯以上的，这是让他们僭越而没有等级。现在应当拟定一百贯至三百贯为下等商人，四百贯至六百贯为中等商人，七百贯至一千贯为上等商人。俗话说：“千金之子不坐在堂檐下”，商人资本达到千金，也就到了极限。超过千金的，加征三分之一的税；超过万金的，没收其余部分；贩卖淫巧及异域珍奇难得之物的，没收其货物。而税额满千贯的，就授予冠带，但也必须平时颇为孝顺悌爱且没有暴横欺诈行为的人才能授予，否则商人只嗜利厚蓄，怎么能平定天下呢！
商人仍应如我前面所说，不许拥有仆役，等到授予虚衔后，再按品级配备仆役。因为仆役如果不禁止、不限制，那么富商和贪吏将有仆从多达百千人，这不仅助长奢侈，势必分户冒占田地以进行兼并，而分田制产的法度也从此败坏了。
盐的贩卖没有不同句不明。盐是官府的物品卖给商人的，虽然转卖到其他地方，似乎不应再征税了。
烟草少有知道的人，也知道它无益，禁止它有什么难的？而它妨害农田、危害农业，祸患实在不小，直接严厉禁止就可以了。
末业（商业）不可轻视，这是从财货的角度出发的。然而商人确实不可重视，为什么呢？天下人趋利如飞，如果有利益，即使轻视他们也会趋之若鹜，难道还担心商人少而没有吗？商人有利也有害，互通有无以流通天下，这是利；经商的人，心思多狡诈歪曲，聚集商人的地方，风俗必定淫靡，这是害。抱着璞玉坚守质朴、不相往来固然不可行于今日，但即使乡里交易、邻省通融，也完全可以预先安乐，何必远途贩运？如今天下出产最少的莫过于北直隶，然而有米有面有鱼有肉有酒有菜有果，有布有绢也有绸，有木材柜箱桌椅等器具，怎么不能供应居住饮食、完成婚丧之事，却一定要吴越闽广的纱缎珠翠绫锦象牙筷子漆器燕窝橘荔、东洋西戎的货物万里远贩、倾尽家财陈列？引导奢侈，都是商人造成的，那么重视布粟、轻视淫技、重视农民、抑制商人，以隆盛教养，先王的良法远虑，不可不考察施行。
恽皋闻说：按资本利润征收商税，似乎太琐碎，不如商人每年缴纳户帖，分上中下各缴纳若干钱，而他们所贩货物则一如盐例，只在产地定额一税，发给印票查验，不问其去向就可以了。
《平书订》卷十二 河淮第八
《平书》说：南方的水利不必说了，北方如果按照我的田制之法，沟渠开通、陂塘建成、水道畅通，也不必说了。所担忧的是黄河和淮河。黄河自宋代南徙，吞并淮河入海，近代迁徙无常，祸患日益严重。然而黄河虽然为患，但淮河无恙，现在黄河淮河交错纵横，上游阻碍漕运，下游祸害百姓，每年耗费金钱数百万，却始终得不到治理。这是什么原因呢？固然在于任用不得其人，治理不得其法，而其根本原因在于意在通漕、不在治水，有即使违背水性也不顾的。所以治理的方法，首先在于罢免漕运。漕运可以罢免吗？如果都城定于天下中心，贡道可以四面通达，不必借助于今天的漕运。即使不然，而北方水利既兴，收获多，也不必借助于今天的漕运。再不然，或者招商、或者海运［今天津每年有海船，从福建贩货直达无失。那么海运为什么不可行］，没有不可办的，也不必借助于今天的漕运，罢免它是没有不可的。漕运罢免后才可以顺应其势，顺应其势后才可以施展其功。黄河之所以为患，是因为多沙淤积，而治理者大多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