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书订卷九 武备第六
使合符以发郡县军［用古制铜虎符，半留于朝半与州牧藩王，合符以令司马，然后司马发军于郡县］，多寡听其用，司马不奉州牧藩王檄，不得擅发郡县军，而无合符州牧藩王，亦不得擅檄司马也。惟边警则便宜发军不待符。其左右藩亦便宜发军，或旁击以分其势，或乘间以捣其虚，蔑不克矣。天子禁旅三万，募之京县，统以金吾羽林，岁直六千人备不虞，五岁而一周。大将军教之，京营军十二万，募之畿辅［有议在后］，岁直三万人备不虞，四岁而一周。大司马教之。畿辅俱大郡，兵倍于外郡，无不强之禁旅，无不强之京军，无不强之辅郡。州藩或有不臣，则命大司马或左右司马佩将军印［用旧制］帅京军，督其四面州藩合兵讨之［凡京军之出，多不过一二万人，而合州藩之师固不少也。所过给之食，不待转饷］，釜鱼阱兽，取之易耳。所谓枝强而干更强，不必弱枝以强干也。
译派遣使者持虎符调发郡县军队［沿用古制铜虎符，一半留在朝廷，一半交给州牧和藩王，合符后才能命令司马，然后司马在郡县发兵］，兵力多少由州牧藩王酌情使用。司马如果不遵从州牧藩王的檄文，不得擅自调动郡县军队；而没有合符的州牧藩王，也不得擅自向司马下达檄文。只有边境发生警情时，可以酌情发兵，不必等待虎符。左右的藩王也可以酌情发兵，或者侧击以分散敌军势力，或者趁虚而入以攻击其空虚之处，没有不能取胜的。天子禁军三万人，从京县招募，由金吾卫和羽林卫统领，每年六千人值班以防备意外，五年轮转一周。由大将军训练他们。京营军队十二万人，从京畿地区招募［另有议论在后］，每年三万人值班以防备意外，四年轮转一周。由大司马训练他们。京畿地区都是大郡，兵力是外郡的两倍，没有不强大的禁军，没有不强大的京军，也没有不强大的辅郡。如果州牧藩王有不臣之心，就命令大司马或左右司马佩戴将军印［沿用旧制］率领京军，督率四面州藩的军队合力讨伐［凡是京军出征，人数大多不超过一两万人，而联合州藩的军队本来就不少。所经过的地方供给粮食，不必等待转运粮饷］，就像锅里的鱼、陷阱里的野兽一样，擒获他们很容易。这就是所说的枝叶强大而主干更强大，不必削弱枝叶来加强主干。
官与吏、仕与学、文与武之不可分，昆绳皆同愚见。独兵农分为二，稍有可议者。兵不出于农而以召募，则为兵者必多游手犷獬之伦，久则暴视闾里，恣雎谁何。为农者绝不预兵，则必鲁顿畏怯，卒有变即不可支。如明季士不知兵、民不习兵，有一寇至，千百骇走，呼之跽而待戮，骈首倳刃，至终无一敢逃者，可不为之大哀乎！况既已均田，则家皆有产，出兵为易，何不效古王之田赋治军，而乃曰不必尽人而兵也？尽人而兵则不精，周礼：小司徒均土地以稽其人民，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三人。凡起徒役，勿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惟田与追胥竭作。夫田与追胥竭作，是尽人而兵矣，然家尚留其半，实未尝尽人而兵也。且起徒勿过家一人，更未尝尽人而兵也。诸侯三郊三遂，以及都鄙，家出一人，当有七八万卒。而春秋如鲁之大国，不过二军三军，止用三二万人，更未尝尽人而兵也。而乃忧尽人而兵之不勇不精乎？然虽不尽人而兵，而无不习兵之农家，诚所谓野人皆干城也。又曰不能尽人而练也，尽人而练则法繁。夫正卒之练无论矣，但论羡卒，田之竭作，冬月以获禽也；追胥之竭作，仓卒以捕盗也。获禽则人乐为，捕盗则人各保其身家。愿为使人踊跃鼓舞，而即以训练矣，何妙如之，岂后世演武场中故事哉！而何繁之有？今拟制田能行，必宜寓兵于农，以下县计之，田一万二千顷，为户二万家，设兵五百，常四十家出一兵，而郡藩之兵亦出于县，大约二十家公选一勇力者。二十岁以上为兵，五十退之，另选。一家八口，二十家共一百六十口，除老弱妇人三之二，少壮者五十三人，而出一人，则五十二人皆羡卒矣。正卒为官兵，凡甲冑器械，二十家公应之。五官卒选一马卒，有一马百家公养之，无事则业其家之农，有事上戍出征，皆领粮于官，定以数。乡巡三月试其射与击刺火器，有隙随时教试之无算。县尉冬月至乡教之战阵，比其艺而赏罚之。即以田禽，以赏罚多少为乡巡殿最。郡别驾教其乡之军，藩司马教其藩之军，亦以三时冬月，而别驾与郡守司马与藩侯御史间岁三岁各阅其郡县军。如平书戍下县者岁百人，供捉贼捕罪，夜分班巡城［今之快捕可无用矣］。戍小郡者岁三百，戍藩者岁二千，皆出于各县，一岁一更。其余羡卒为乡兵，乡一巡十保长，保十甲首，甲十家，共千家。每家出一人，余又为羡。乡外浚濠，即濠土筑墙于内，立四门四铺，每一保以四十人为乡兵，六十人除乡县学生，皆为火夫。一铺每夜火夫五人，共二十人，执更传锣。乡兵每十人一牌二鎗二刀二弓矢二鸟铳，甲首督之。每夜十人巡更，保长间巡之，巡又间巡之［邑不足千家者，门铺巡更量其邑］。有盗至，则举信炮信火，本乡兵卒皆起，半守半捕，邻乡县尉闻炮望火［炮以次传达于县，火惟有盗之乡举之］，皆来救捕。其教乡兵也以巡，而县尉间一试之，亦于季冬随官军围田焉。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吾曰：百姓不强君孰与强，百姓强君孰与不强。但万一不能均田，则祇可如昆绳召募之法，而益以乡兵亦可也。
乡射又有习句似误。古乡射之礼，所以询众兴贤也，非以练兵。当云乡巡又有教。
周礼徧国出兵，而六军三军，乃但出之近国之乡。又载师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凡赋税，轻近重远，今乃知其立法之善也。盖京畿之地，蓄兵必多，随天子警跸，役必繁，若必以各藩之军分番入直，则如云贵窎远数千里，重滋繁扰，究难济用。是必环京州县农田出兵倍于在外，乃可供给。且不特此，今庙堂有大工大役，率雇役给直，然惟田不井授，民多流散，故呼而即应。若分田给宅之时，安土重去，虽欲觅工，安所得之？势必仍派近畿之民，即与之雇直，而已伤其农业矣。宜细为酌量。近京兵多役重
译官吏、仕途与学问、文官与武将之间不可分割，昆绳和我都有同样的看法。唯独兵与农分为两途，稍有值得议论的地方。士兵不从农民中征发而靠招募，那么当兵的人必定多是游手好闲、粗野凶狠之徒，时间久了就会在乡里横行霸道，恣意妄为。当农民的人完全不参与军事，那么必定愚钝怯懦，一旦有变故就支撑不住。比如明朝末年，士人不懂军事，百姓不习武备，一旦有敌寇到来，成千上万的人惊恐逃散，叫他们跪下等待杀戮，他们并排着头挨刀，直到最后也没有一个敢逃跑的，这难道不令人深感悲哀吗！况且既然已经实行均田制，那么家家都有产业，出兵就容易，为什么不效法古代君王通过田赋来治理军队，反而说不是所有人都当兵呢？所有人都当兵就不精锐，《周礼》说：小司徒平均土地来考察人口，上等土地每家七口人，可以服役的每家三人；中等土地每家六口人，可以服役的两家五人；下等土地每家五口人，可以服役的每家三人。凡是征发劳役，不要超过每家一人，把剩下的人作为预备役，只有种田和追捕盗贼时才全力劳作。种田和追捕盗贼时全力劳作，这就是所有人都当兵了，然而每家还留下一半人，实际上并没有让所有人都当兵。况且征发劳役不超过每家一人，更没有让所有人都当兵。诸侯国的三郊三遂，以及都城和边邑，每家出一人，应当有七八万士兵。而春秋时期像鲁国这样的大国，不过两军或三军，只用两三万人，更没有让所有人都当兵。却担心所有人都当兵就不勇猛不精锐吗？虽然不让所有人都当兵，但没有不习武的农家，确实可以说是乡野之人都是国家的屏障。又有人说不能所有人都训练，所有人都训练则法令繁杂。正卒的训练且不论，只论预备役，种田时全力劳作，冬天用来猎取禽兽；追捕盗贼时全力劳作，仓促间用来捕捉盗贼。猎取禽兽人们乐意去做，捕捉盗贼人们各自保卫自己的家室。愿意去做使人踊跃振奋，这就相当于训练了，有什么比这更妙的呢，难道是后世演武场上的形式主义吗！又有什么繁杂的呢？现在拟定田制如果能实行，必定应该寓兵于农，以下县来计算，田地一万二千顷，为两万户，设兵五百人，通常四十家出一个士兵，而郡和藩镇的士兵也出自各县，大约二十家公选一个勇力的人。二十岁以上当兵，五十岁退役，另选新人。一家八口，二十家共一百六十口，除去老弱妇女三分之二，少壮者五十三人，出一人当兵，那么五十二人都是预备役了。正卒是官兵，凡是铠甲器械，由二十家共同供给。五个官卒中选一个马卒，有一匹马由百家共同供养，无事时就从事自家的农业，有事时上戍出征，都从官府领取粮食，定下数额。乡巡每三个月测试射箭和击刺火器，有空闲时随时教习测试无数。县尉冬天到乡里教战阵，比较技艺而赏罚。就用田猎禽兽所得，以赏罚多少作为乡巡的优劣考核。郡别驾教其乡的军队，藩司马教其藩的军队，也在三时冬月，而别驾与郡守、司马与藩侯御史每隔一年或三年各检阅其郡县的军队。如平书戍守下县的每年百人，负责捉贼捕罪，半夜分班巡城［现在的快捕可以不用了］。戍守小郡的每年三百人，戍守藩镇的每年两千人，都出自各县，一年一换。其余预备役为乡兵，乡一巡十保长，保十甲首，甲十家，共千家。每家出一人，其余又为预备役。乡外挖壕沟，就用壕沟的土在内部筑墙，立四门四铺，每一保以四十人为乡兵，六十人除去乡县学生，都作为火夫。一铺每夜火夫五人，共二十人，执更传锣。乡兵每十人持一牌、二枪、二刀、二弓矢、二鸟铳，由甲首督率。每夜十人巡更，保长间或巡视，巡长又间或巡视［邑不足千家的，门铺巡更根据邑的大小调整］。有盗贼到来，就举信炮信火，本乡兵卒都起来，一半守城一半捕盗，邻乡县尉听到炮声看到火光［炮依次传达于县，火只有有盗贼的乡才举］，都来救捕。教习乡兵以巡行为主，而县尉间或测试一次，也在季冬跟随官军围田。有人会说：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百姓足君孰与不足。我说：百姓不强君孰与强，百姓强君孰与不强。但万一不能均田，那么只可像昆绳招募的方法，而增加乡兵也可以。
乡射又有习句似乎有误。古代乡射之礼，是用来询问众人兴起贤才的，不是用来练兵的。应当说乡巡又有教。
《周礼》遍国出兵，而六军三军，只是从近国的乡里出兵。又载师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凡是赋税，轻近重远，现在才知道立法的善处。大概京畿之地，蓄兵必定多，跟随天子警戒戒备，役使必定繁多，如果一定要各藩的军队分番入直，那么像云贵遥远数千里，重重滋扰，终究难以济用。这必定环绕京城的州县农田出兵倍于在外，才可以供给。而且不特此，现在庙堂有大工大役，通常雇役给直，然而只有田地不井授，民多流散，所以呼唤而即应。如果分田给宅之时，安土重去，虽然想觅工，哪里能得到呢？势必仍然派近畿之民，即使给他们雇直，也已经伤害其农业了。宜细为酌量。近京兵多役重
平书有武备第六下一篇，论步兵骑兵车兵火兵水兵队伍之制、器械之用、战阵之法，予谓此当与礼仪、乐律、农务、水利、射御、书数、刑工各有专识，平书但论经制，不及详其目也。故置之别录。
恽皋闻曰：分民为四，不必列军而五，固也。然行平书之道，中国窃发无虞矣，其四裔则不可知也。则边方要地自宜多设重兵以镇之，边屯之民且耕且战，亦自可用。万一正当耕获之时卒有侵寇，释耕而战，一年之农事废矣。宜于农外别有军以卫之。古者采樵尚有扞，况穑事乎？然此扞卫者既无别军，必取诸内地，如古之遣戍，更番征役，则今幅员辽廓，内地之民岁岁远戍于边，似非安民之良军也。且将与士贵服习。今土著之兵用之守，则各依其乡邑之官长，其指臂使而呼吸通固然。若边则似有专将，而兵来自内，非其素习，用之为难。是人不服习也。即或曰遣戍卒，即遣常临之帅率之往，而遣代有期，数月之后，人情地形渐渐能熟，而又将代也。是地不服习也。则边地终无素练之军也。窃意内地之民，农而兵之可也，至边防要地，宜别设屯卫，以驻久练之兵。如沿海沿江之水师，亦宜别设，非农之可以兼为耳。
又曰：天子禁旅京营共十五万人，似太多。古者天子六军，七万五千人也。今即扩之，亦十万足矣。每岁共入直二万五千，以五千当禁旅，以二万实京营，亦足以备不虞矣。总四岁而一周，则劳逸均也。其州藩郡县之兵，亦不必定以一万及几千几百之数，盖郡县户口不能齐一，宜视其户口多寡以定军数，则天下之劳逸均也。
平书订卷十 财用第七上
平书曰：九畴之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则货财原上下所恃以为用，而国家不可以或无者。但货财所以权谷帛之轻重而通其穷，非为一人之私蓄也。理之不得其术，则公私皆困；苟得其术，则公私皆利，至于公私皆利，岂非圣人之道乎！古之征于民者三，曰粟米、曰布帛、曰力役，未有征货财者。货财率出于商贾，虽周礼以九赋敛财贿，郑元谓以口率出泉［古钱字］，亦即汉之口算，近之所谓丁银，终非出于田亩。唐宋始于田亩有输钱之令，然犹与谷帛并征，无专输钱者。自正统元年改南直隶江西田租为折色，后遂徧行之天下，而正供始尽变为银。夫唐宋未尝尽令输钱，而白居易张方平诸人犹痛切以陈农民之害，况尽折为银，而农之害可胜道哉？不特农也，仓廪处处空虚，一有水旱之灾，而赈济无所出矣；一有师旅之役，而转输之费百数十倍而不可省矣；纳粟劝输，一切之政纷纷四出，而弊且流于后世矣。害可胜道哉！然当日政尚宽大，未尝以聚财为事，征于上者旋施于下，而朝廷之积贮顾无多，乃不知理财之道，耗散无穷而生息少，以致末年中外交讧，军兴用乏，不得已而括余财，又不得已而议加赋，至括宫中银器以充饷［崇祯末年曾以宫中银器发银作局，销银充饷，故锭有银作局三字。○相传城陷时有银十余库者，妄也］。夫正供尽变为财货，天下既日就于困穷，而朝廷之贫又如此，非所谓不得其术则公私皆困者乎？故吾于田制欲悉复古法，特取公田之谷，而户第纳布帛数尺、丁钱百文，房租大者每间二百，小者百文而已［野外不令有私地，而城中则不能尽公，不如听人私相卖买建造，收其房租为便。○有议在后］。至生财则更有道焉，钱法一、盐法一、商税一，而钞法必不可行。钱法今已大坏，宜用随文开皇之制，尽销旧钱，悬新钱为式，不如式者没［司市主之。凡轻重款式不合者不得用，用则受者没而笞，予者杖，私铸者诛］。钱分大小，以权子母，以黄铜为小钱，每文重一钱五分，一贯九斤六两［今称］，以青铜为大钱，每文重二钱，一贯十二斤八两［隋五铢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唐开元钱一千重六斤四两。彼时之衡固三倍于古，然视今犹小，今钱乃重于唐隋一倍两倍有余，似乎太重。然今日铜贱，不如此则私铸盛行，难于禁也］。小钱一贯直银一两。其铸也
译《平书》中有《武备》第六篇的下篇，论述步兵、骑兵、车兵、火兵、水兵的队伍编制、器械使用、战阵方法，我认为这些应当与礼仪、乐律、农务、水利、射御、书数、刑工各有专门的知识，《平书》只论述了经制，没有详细列举其条目。所以把它放在别录中。
恽皋闻说：把百姓分为四类，不必把军队列为五类，这固然正确。然而实行《平书》的主张，中原地区突发变故就没有忧虑了，但四方少数民族地区则难以预料。那么边疆要地自然应该多设重兵来镇守，边疆屯田的百姓既耕种又作战，自然也可以使用。万一正当耕种收获的时候突然有敌人侵犯，放下农具去作战，一年的农事就荒废了。应该在农业之外另外设立军队来保卫。古代砍柴打柴尚且有护卫，何况是农事呢？然而这护卫者既然没有专门的军队，必然要从内地征调，像古代那样派遣戍卒，轮流征发服役，那么现在疆域辽阔，内地的百姓年年远戍边疆，似乎不是安定百姓的好办法。况且将领和士兵贵在熟悉。现在土著的军队用来防守，就各自依附其乡邑的长官，指挥手臂使唤而呼吸相通，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边疆似乎有专门的将领，而士兵来自内地，不是他们平时熟悉的，使用起来就困难。这是人不熟悉。即使有人说派遣戍卒，就派遣常临的帅率领他们前往，而派遣替代有期限，几个月之后，人情地形渐渐能够熟悉，而又要换将了。这是地不熟悉。那么边疆最终没有平时训练的军队。我私下认为内地的百姓，务农兼当兵是可以的，至于边防要地，应该另外设立屯卫，来驻扎长期训练的士兵。像沿海沿江的水师，也应该另外设立，不是务农的人可以兼任的。
又说：天子的禁旅京营共有十五万人，似乎太多了。古代天子有六军，七万五千人。现在即使扩充，十万人也足够了。每年共入值二万五千人，用五千担任禁旅，用两万充实京营，也足以防备意外了。总共四年轮完一周，那么劳逸就均衡了。那些州藩郡县的士兵，也不必定为几万及几千几百的数量，因为郡县户口不能整齐划一，应该根据户口多少来确定军队数量，那么天下的劳逸就均衡了。
《平书订》卷十 财用第七上
《平书》说：九畴的八政，一是食，二是货，那么货财原本是上下所依赖用来使用的，而国家不可以没有的。但是货财是用来权衡谷帛的轻重而疏通其困穷的，不是为一个人的私蓄。治理不得其法，那么公私都困顿；如果得其法，那么公私都获利，至于公私都获利，难道不是圣人的道理吗！古代向百姓征收的有三项，一是粟米，二是布帛，三是力役，没有征收货财的。货财大多出自商贾，虽然《周礼》以九赋征收财贿，郑玄说按人口征收钱，也就是汉代的口算，近代的所谓丁银，终究不是出自田亩。唐宋开始在田亩有输钱的法令，然而还是与谷帛一起征收，没有专门输钱的。自从正统元年把南直隶江西的田租改为折色，后来就遍行天下，而正供开始全部变为银。唐宋不曾全部命令输钱，而白居易、张方平等人尚且痛切地陈述农民的害处，何况全部折为银，而农民的害处可以说得尽吗？不只是农民，仓库处处空虚，一旦有水旱灾害，而赈济没有出处；一旦有战争，而转运的费用百倍数十倍而不能节省；纳粟劝输，一切政令纷纷出台，而弊端且流传到后世了。害处可以说得尽吗！然而当时政尚宽大，不曾以聚财为事，征收于上的随即施用于下，而朝廷的积贮反而不多，却不懂得理财之道，耗散无穷而生息少，以致末年内外交讧，军兴用乏，不得已而搜括余财，又不得已而议论加赋，甚至搜括宫中银器来充饷［崇祯末年曾以宫中银器发银作局，销银充饷，所以锭上有银作局三个字。○相传城陷时有银十余库的，是妄说］。正供全部变为财货，天下既日益困穷，而朝廷的贫困又如此，不是所说的不得其法则公私都困顿吗？所以我在田制上想要全部恢复古法，只取公田的谷物，而每户按等级缴纳布帛几尺、丁钱百文，房租大的每间二百，小的百文而已［野外不允许有私地，而城中则不能完全公有，不如听任人私自买卖建造，收取房租为便利。○有议在后］。至于生财则更有办法，钱法一项、盐法一项、商税一项，而钞法必不可行。钱法现在已大坏，应该采用隋文帝开皇的制度，全部销毁旧钱，悬挂新钱作为样式，不符合样式的没收［司市主管。凡轻重款式不合的不得使用，使用则接受者没收而鞭打，给予者杖责，私铸者诛杀］。钱分大小，以权衡子母，用黄铜铸小钱，每文重一钱五分，一贯九斤六两［今称］，用青铜铸大钱，每文重二钱，一贯十二斤八两［隋五铢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唐开元钱一千重六斤四两。那时的衡器固然比古代重三倍，然而比起现在还是小，现在的钱比唐隋重一倍两倍有余，似乎太重。然而今天铜贱，不这样则私铸盛行，难以禁止］。小钱一贯值银一两。其铸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