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书订卷八 制田第五下
近海迎得潮汐者，淡水迎而用之，咸水闸坝以遏之也。用水之潴法有五：其一荡湖之傍田者，田高则车升之，低则堤岸以固之，水有余车升而出之，不足决堤引之。荡湖远于田者，疏导而车升之，与用流之法略相似。其二荡湖有源而易盈易涸、可为害可为利者，疏导以泄之，闸坝以节宣之。其三荡湖之上不能来者，疏而来之，下不能去者疏而去之。来之者免上流之害，去之者免下流之害，且资其利也。其四荡湖之潴太广而害于下流者，从其上源分之。其五荡湖之易盈易涸者，当其涸时际水而艺之麦，艺麦以秋，秋必涸也。否则必涸于冬，则艺之春麦，麦秋以前无大水无大蝗，但苦旱耳。故用水者必稔也。用水之委法有二：其一海潮之淡可灌者迎之，易涸则池塘以蓄之，闸坝堤堰以留之。潮不淡也，入海之水迎而反之则淡，禹贡所谓逆河也。其二海潮入而泥沙淤垫，则为闸为坝为窦，以遏浑潮而节宣之也。为源为潴以用水法有三：其一地高无水，掘深数尺而得水者，为池塘，蓄雨雪之水与之合而车升之。其二掘深丈以上而得水者，为井以汲之，有起法：有桔槔、有辘轳、有龙骨木斗、有恒升筩，用人用畜。高山旷野或用风轮也。其三井深数丈以上难汲而易竭者，为水库以蓄雨雪之水也。二公之言俱确有经画，但所祖虞集募人垦地因为其业者，固救敝之策，而与吾收田之策相背，故无取焉。又其意全在水田，夫北方旱田多，禹开沟洫治旱田耳，观诗书所载五谷率旱种可知。扬州厥土惟涂泥，田乃下下，夫水田则涂泥固上上矣。非以其不宜于旱种乎？今于北方可为水田者为之，不可为者开沟洫以治旱田而已。总之有川者利于通，无川者利于蓄。通之在沟洫，蓄之在陂塘。故治田宜先治水，相其形势，去川之远近高下而为之浍，上有受下有泄，以地广狭为多寡，浍成矣，然后因之为洫为田，甚高甚下者不用也。宁弃之乎？高者建屋庐、种桑果，下者为塘，塘欲多，雨潦则水有归，而蓄之以为利。山有水口则塘益重，深且广，水发收之，溢者入于川，无害矣。凡非产沙之地之沙，则山水所致也，山之土多沙，随水下于地，水去而沙留，故地多废。此法行则沙渐涤而地可田。予又闻沙地筑土围之，使雨潦蓄其中如池，无论广狭，刈青草投满其中，使腐烂，水干耕之，即变为涂泥，而亦可田矣。水利尽于此。
译靠近海边能迎接潮汐的地方，淡水就迎接并利用它，咸水则用闸坝来阻挡它。利用水的方法有五种：第一种是荡湖旁边的田地，田地高就用车把水提升上来，田地低就用堤岸来加固，水多了用车把水排出，水不够就决开堤岸引水进来。荡湖离田地远的，就疏导水流并用车提升，这与利用流动水的方法大致相似。第二种是荡湖有水源且容易涨满也容易干涸、既能造成灾害也能带来利益的情况，就疏导水流来排泄，用闸坝来调节和宣泄。第三种是荡湖上游的水不能来的，就疏导让它来；下游的水不能去的，就疏导让它去。让水来可以避免上游的灾害，让水去可以避免下游的灾害，并且可以利用它的利益。第四种是荡湖蓄水太广而对下游造成灾害的，就从它的上游分流。第五种是荡湖容易涨满也容易干涸的，在它干涸的时候趁着有水种植麦子，种麦子要等到秋天，秋天必定会干涸。否则如果冬天干涸，就种植春麦，在麦子收获之前没有大水也没有大蝗灾，只是苦于干旱罢了。所以利用水的人必定会有好收成。利用水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海潮中的淡水可以灌溉的就迎接它，容易干涸就用池塘来蓄积，用闸坝堤堰来留住它。如果潮水不淡，把流入海的水迎接并反向引导就会变淡，这就是《禹贡》所说的逆河。第二种是海潮涌入导致泥沙淤积，就设置闸、坝、窦，来阻挡浑浊的潮水并调节宣泄。作为水源和蓄水以利用水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是地势高没有水，挖掘几尺深得到水的，建造池塘，蓄积雨水雪水与之汇合并用车提升。第二种是挖掘一丈以上得到水的，挖井来汲取，有提升的方法：有桔槔、有辘轳、有龙骨木斗、有恒升筩，用人力或畜力。高山旷野有时也用风轮。第三种是井深几丈以上难以汲取且容易枯竭的，建造水库来蓄积雨水雪水。两位先生的言论都确实有规划，但他们所推崇的虞集招募人开垦土地并作为其产业的做法，虽然是补救弊端的策略，却与我们收田的策略相违背，所以不予采纳。而且他们的意图全在水田，北方旱田多，大禹开沟洫是为了治理旱田，从《诗经》《尚书》所载的五谷大多是旱种就可以知道。扬州那里的土壤只是涂泥，田地等级最低，如果是水田那么涂泥当然是最好的了。难道不是因为那里不适合旱种吗？现在在北方可以做成水田的地方就做成水田，不能做的地方就开沟洫来治理旱田罢了。总之有河流的地方利于疏通，没有河流的地方利于蓄积。疏通在于沟洫，蓄积在于陂塘。所以治理田地应该先治理水，观察地势形势，根据河流的远近高低来修建浍渠，上面有受水的地方下面有泄水的地方，根据土地的宽窄决定数量的多少，浍渠修好了，然后依此修建洫渠和田地，极高极低的土地不使用。难道要放弃吗？高的地方建造房屋、种植桑树果树，低的地方作为池塘，池塘要多，下雨积水就有归处，从而蓄积起来作为利益。山有水口那么池塘就更重要，要深且广，水发时收蓄它，溢出的流入河流，就没有灾害了。凡是非产沙之地的沙子，都是山水带来的，山上的土多沙，随着水流到地上，水退去而沙子留下，所以土地多废弃。这种方法实行后沙子逐渐被冲刷而土地可以耕种。我又听说沙地用土围起来，让雨水积水蓄在其中像池塘一样，无论宽窄，割青草投满其中，让它腐烂，水干了耕种它，就变成涂泥，也可以耕种了。水利的方法都在这里了。
平书所谓旱田，谓陆田也。田有三：一曰水田下地，日浸水其中，艺稻者也。故周礼有稻人一官，司稼下田。诗曰：滮池北流，浸彼稻田是也。北方下田少则稻亦少，故孔子言居丧食稻不甘，少而美之也。一曰有水旱田，旁有河或池塘，而种旱种其上，如黍稷粱麦之属。旱则用水灌之，不旱则不必用水，惟平土而种艺之。一曰无水旱田，旁无河塘可灌，惟恃天泽。诗言「霢霂雨雪，以生百谷」是也。今水田既有水可灌者，沟洫不待言矣，即无水旱田而夏停潦者，亦宜以沟洫泄水。郑康成注周礼云：沟洫为除水害也。尚书益稷云：浚畎浍距川，是泄田之水以除害也。不然，如今六七月间淫雨积潦，行路不通，禾苗渰损，岂细故哉！但不必多耳。
恽皋闻曰：南方水田，虽强有力，不能一手一足之烈治二十亩也，则一夫授十余亩可耳。
平书订卷九 武备第六
平书曰：人知周之尚文，而不知周之尚武。大司马春振旅而搜，夏茇舍而苗，秋治兵而狝，冬大阅而狩，其教战之法甚备。顾以田为名者，盖商周之得天下俱以武，而周有甚焉。周公恐其后之杀伐是尚也，故为之礼以柔之，不存其名而存其实，使人但习于礼，而武备已无不修。此圣人之用也［李刚主曰：被之以礼之名，则人习而安焉，且使之知杀伐勇战，皆礼也，不可去者也。以杀人不可以教，故杀兽以试之，以赴战人之所劳，故获兽以欣之，一年四举，三年六阅，而因事之田猎，习射不在是，其所以不忘武备者何其密。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其练习教戒者何其周。春夏秋各习一事，冬则加详焉，其所以练分合聚散者何其精。以周宣之中兴，而诗首颂以车攻吉日，不可以知古人所重哉？后世君如明太祖、宣宗，儒如吴澄、邱浚亦知此意，而未有定制垂久者。其它如魏太武、元世祖专以杀戮为事，兵虽强而豺狼矣；晋武、梁武欲偃兵不用，意虽仁而禽犊矣。至无识之臣，又动以田猎为谏，而不知有古制，何足道与！］。夫井田寓兵于农，既已无人非兵，而又无时不习，岂后世右文左武者所可比！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者，非谓军旅之事不当学，以卫灵所急者不在是耳。后世儒者遂以孔子为口实，谓为国者宜文不宜武，且兵民既分，而右文之世武备懈弛，儒以兵为讳，士以武为耻，兵宂而弱、惰而骄，麋饷则有余，御侮则不足，一旦有事，则督之以腐懦之书生，将之以庸劣之武弁，以致盗贼横行，生民屠毒，而宗社随之，岂不悲哉！然亦不必如古制尽人而兵也，尽人而兵，必尽人而练，尽人而练则法繁。尽人而兵不能尽人而勇，不尽人而勇则不精［有议在后］，故但当选募武勇以为兵，授之田使耕而食，而以农隙训练焉，则兵可精而无处非兵，朝廷又无养兵之费，法无善于此者。如下县设兵五百，中县八百，上县千，要县二千，小郡三千，大郡五千，州藩万，大要州藩设兵合六七万、七八万，自足以制盗贼、威四裔矣。凡民十六岁以上皆可募，授田亦如农，但无徭无口算，而公田所入即为军之费［耕获仍督以农官，公田所入则司马主之］。五十而退，另募之，不世为军，无老弱之弊，及清军勾军之扰也。募皆其土著，非乌合，无逃亡之忧、叛乱之虞也。每岁以三时之隙教之习射习击刺，冬则教之战阵，比其艺而赏罚之。尉教其县之军，别驾教其郡之军，州藩司马教其州之军藩之军［州藩岁以二千人备不虞，不使耕，郡县则否］，而别驾与郡守间岁一阅其县之军，以为尉之殿最；司马与州牧藩王及巡方御史，三岁一阅其郡县之军，以为别驾与尉之殿最；而乡射又有习，田猎又有习，岂尚有不练之军乎？士之习兵法者为尉为别驾为司马，而无不知兵之州牧藩王，无不知兵之御史宰相，岂尚有腐懦书生之为督、庸劣武弁之为将者乎？或有草窃，则县令县尉便宜发军捕之，闻于上，不克而后郡发军，又不克而后州藩乃发军。大警非大发军不可者，则天子遣
译平书所说的旱田，指的是陆地上的农田。农田有三种：第一种叫水田下地，每天浸泡在水中，用来种植稻谷。所以《周礼》设有稻人这一官职，掌管低洼田地的庄稼。《诗经》说：“滮池向北流，浸润那稻田”，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北方低洼田地少，所以稻谷也少，因此孔子说居丧期间吃稻米觉得不香甜，是因为稀少而珍视它。第二种叫有水旱田，旁边有河流或池塘，在上面种植旱作作物，如黍、稷、粱、麦之类。干旱时用水灌溉，不干旱时就不必用水，只是在平坦的土地上种植。第三种叫无水旱田，旁边没有河流池塘可以灌溉，只依靠天然的雨水。《诗经》说：“细雨和雪，用来生长百谷”，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现在水田既然有水可以灌溉，沟渠就不必多说了；即使是无水旱田而在夏季积水停滞的，也应该用沟渠排水。郑康成注释《周礼》说：沟渠是用来排除水害的。《尚书·益稷》说：疏通田间小沟直到大河，这是排泄田里的水以消除灾害。如果不这样，如今在六七月间淫雨连绵、积水成涝，道路不通，禾苗被淹受损，难道是小事吗！只是不必过多罢了。
恽皋闻说：南方的水田，即使力气很大的人，也不能凭一己之力治理二十亩地，所以一个人分配十多亩地就可以了。
平书说：人们知道周朝崇尚文治，却不知道周朝也崇尚武备。大司马春天整顿军队进行搜猎，夏天驻扎野外进行苗猎，秋天整饬军队进行狝猎，冬天大规模检阅进行狩猎，其训练作战的方法非常完备。之所以用田猎来命名，大概是因为商周两代取得天下都依靠武力，而周朝尤其如此。周公担心后世子孙崇尚杀戮，所以制定礼仪来柔化它，不保留武力的名称却保留其实质，使人们只习惯于礼仪，而武备已经无不修习。这是圣人的用意［李刚主说：披上礼仪的名称，人们就习惯并安于其中，而且让他们知道杀戮勇战，都是礼仪的一部分，不可去除。因为杀人不能用来教导，所以杀兽来试验；奔赴战场是人们所劳累的，所以捕获野兽来使他们欣喜。一年四次举行，三年六次检阅，因事而进行的田猎，练习射箭不在其中，他们之所以不忘武备是多么周密。清点军需、彰显文采、明确贵贱、辨别等级、顺应长幼、练习威仪，他们的练习教导是多么周全。春夏秋各练习一项，冬天则更加详细，他们之所以练习分合聚散是多么精妙。凭借周宣王的中兴，而《诗经》首先颂扬《车攻》《吉日》，不可以由此知道古人所重视的吗？后世的君主如明太祖、宣宗，儒者如吴澄、邱浚也懂得这个意思，却没有制定长久的制度。其他如魏太武帝、元世祖专门以杀戮为事，军队虽然强大却像豺狼；晋武帝、梁武帝想要停止军事不使用，意图虽然仁慈却像禽兽。至于无知的臣子，又动不动以田猎为谏言，却不知道有古代的制度，值得说吗！］井田制寓兵于农，既然已经没有人不是士兵，而又没有时刻不练习，哪里是后世重文轻武的人可以相比的！卫灵公问军阵而孔子不回答，不是说军旅之事不应当学习，而是因为卫灵公所急迫的不在于此。后世的儒者于是以孔子为借口，说治国的人应该重文不应该重武，而且士兵和百姓既然分开，在重文的世道武备松懈，儒者以军事为忌讳，士人以武力为耻辱，士兵冗杂而软弱、懒惰而骄横，耗费军饷则有余，抵御外侮则不足，一旦有事，就用懦弱无能的书生去督责，用平庸低劣的武官去统帅，以致盗贼横行，百姓遭受屠戮，宗庙社稷随之灭亡，难道不悲哀吗！然而也不必像古代制度那样人人都是士兵，人人都是士兵，必定要人人练习，人人练习则法令繁杂。人人都是士兵不能人人勇敢，不人人勇敢则不精锐［有议论在后面］，所以只应当选拔招募勇武的人作为士兵，授予田地让他们耕种吃饭，而在农闲时训练他们，那么士兵可以精锐而无处不是士兵，朝廷又没有养兵的费用，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如下县设兵五百，中县八百，上县一千，重要县城二千，小郡三千，大郡五千，州藩一万，大致州藩设兵合计六七万、七八万，自足以制服盗贼、威慑四方少数民族了。凡是百姓十六岁以上都可以招募，授予田地也像农民一样，只是没有徭役和口税，而公田的收入就是军队的费用［耕种收获仍然由农官督责，公田的收入则由司马掌管］。五十岁退休，另外招募，不世代为军，没有老弱的弊端，以及清军勾军的骚扰。招募的都是本地人，不是乌合之众，没有逃亡的忧虑、叛乱的担忧。每年利用三时的农闲教他们练习射箭和击刺，冬天则教他们战阵，考核他们的技艺而赏罚。县尉教他县的军队，别驾教他郡的军队，州藩司马教他州的军队和藩王的军队［州藩每年用两千人防备意外，不让他们耕种，郡县则不然］，而别驾和郡守每隔一年检阅他县的军队，作为县尉考核的标准；司马和州牧藩王以及巡方御史，每三年检阅他郡县的军队，作为别驾和县尉考核的标准；而乡射又有练习，田猎又有练习，难道还有不训练的军队吗？士人中学习兵法的人担任县尉、别驾、司马，而没有不懂兵的州牧藩王，没有不懂兵的御史宰相，难道还有懦弱无能的书生担任督责、平庸低劣的武官担任将领的情况吗？如果有草寇窃发，县令县尉可以自行发兵捕捉，上报上级，不能攻克而后郡发兵，还不能攻克而后州藩才发兵。大警非大规模发兵不可的，则天子派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