菽园杂记卷十五

译后园里有一株黄〇，长出一条藤蔓，生出五个果实，在果蒂与花朵脱落的地方，五个〇的背部相互连接附着。园丁采摘后放入各种玩赏之物中，过了一会儿，孩子们掰开吃掉了。后来我在朝廷做官，有人拿着瑞竹、瑞〇的图画请求我题写诗文，看后却发现都是我家曾经有过的。况且其他竹子的祥瑞，是一株竹子上并生两枝；其他〇的祥瑞，仅有两三个，而且并非连理。我家的五个〇连理，不是更加祥瑞吗？假使当时有喜欢制造谣言、逢迎喜事的老辈父兄，将祥瑞上报给府县，将夸耀炫耀归于家庭，惊动众人、耗费钱财，由此引发的不安定因素就多了。正因为内心质朴无华，所以人们所说的祥瑞，一切都不能打动我的心。正因为不能打动我的心，所以骄奢淫逸不显露，灾祸也不发生，从而可以保全家族长久安宁。《传》中说：“天下本来没有事，是平庸的人自己扰乱自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译左丘明、庄周、屈原、司马迁，这四位，是杰出的人才。看他们的文章，各自形成一家风格，不从事模仿抄袭，由此可见。史书编纂叙述历代事迹，其形势不能不有所沿袭。至于左丘明、庄周、屈原三人，千言万语，未曾触犯六经中的一句话。南宋南渡之后，学者如果没有程颐、朱熹的遗绪，就写不成文章，而对于这几位古人也往往妄加贬低议论，真是可笑。先代儒者说左丘明浮夸，庄周荒唐，屈原怨怼，这是公众的定论。说庄周是邪说而加以驳斥，也是公众的定论。至于左丘明的《春秋传》，自然是天地间一种好文章，而有人因为它巧言善辩，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说这种话的人，正如同穷人吃斋来掩饰自己的贫穷，舍弃说珍馐美味吃不起，而一定要说腥膻之物不堪食用，矫饰诬蔑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

南京各卫官员有宅第，军队有营房，都是洪武年间所规划建设的。现在虽然间或有颓败废弃的，但其规模基址尚存。北京自永乐十九年营建完成，皇帝不再南巡了。到了成化元年，过了六十八年，而军卫的居住地址还有未建立的。他们固然不能请求建立，而上级主管也没有想到这件事。这一年，襄城人马公文升掌管都察院事务，奏请毁掉天下的淫祠。我曾提出建议，想将城中私自建造的庵院改为卫所，那么钱财不烦扰官府，人力不劳累，向下推行容易成功。事情搁置没有实行。我们昆山县知县杨子器毁掉城市乡村的庵院神祠约一百多处，用那些材料修理学校、粮仓、公馆、社学、楼橹等事务，一时之间完美无缺。又分发剩余的材料，太仓、镇海两卫凡是颓败废弃的，大都得以兴修举事。军民至今感激他的恩德。假如当权者有杨子器那样的人，那么国家废弃的事务得以兴办，官府缺失的典章得以完善，又有什么难的呢！

我在工部任职时，叶文庄公担任礼部侍郎，曾想选取我们昆山从宋初以来各位先生的文集，选择其中可以流传的，无论是诗还是文，每人不超过十篇，命名为《昆山片玉》，用来流传，命令我采集。像郭翼羲仲的《林外野言》、殷奎孝章的《强斋集》、袁华子英的《耕学稿》、易恒久成的《泗园集》、吕诚敬夫的《来鹤轩集》、朱德润泽民的《存复斋稿》、偶桓武孟的《江雨轩诗》、林钟仲镛的《松谷集》、沈丙南叔的《白云集》、马麟公振的《淞南渔唱》、屈昉李明的《寓庵集》、王资之深的《瑞菊堂集》、郑文康时乂的《平桥稿》之类。不久，我调任南京吏部主事，恐怕导致遗失，都送还乡里。先辈的美好事迹，竟然渐渐消亡了，怎能不感叹呢！

《逊志斋集》三十卷，拾遗十卷，附录一卷，是台州人黄郎中世显、谢侍讲鸣治所辑录，现在刻印在宁海县。其中二十八卷内的《勉学诗》二十四章，本是苏州人陈谦子平所作，误入方孝孺的文集罢了。子平，是元末人，张士诚的军队到达吴地，有突然闯入他房间的人，割下他哥哥陈训的头强迫他下拜，他不屈服，被刀刺穿胸膛，子平用身体掩护，一同遇害。他平生著述非常丰富，战乱后散失灭亡，只有所著的《易解诂》两卷及古今诗数十篇流传于世。正统年间，我们昆山所刻的《养蒙大训》收录了他的诗，我预备曾见过。京城士人徐本以道，也曾刻印他的诗发行。后来有明初韩奕公望的跋语，韩、徐都是苏州人。

京城东厂，是掌管巡逻兵校的地方。成化癸丑年五月，忽然大风大作，地面塌陷约深二三丈左右，宽度也如此。当时坊间白天，两人进入巡警铺，很久不出来，管理铺子的人怀疑，推门进去看，只见两件衣服扔在墙下，衣服旁边各有积血，而看不见人。六月六日，通州东门外谣言说盗贼来了，男女奔跑进入城中，跋涉涉水，多溺死的人。整天，听说马进士庆云。

晦庵先生家的坟墓，是先生自己观察溪山朝向而设立的。墓面朝向一条江，有沙洲横亘其间。先生曾说：“这沙洲开通时，我的子孙应当有入朝做官的。”他家有私人记载留存。景泰年间，朝廷念及他对世有功，寻访他的子孙。于是九世孙陈梴被征召入朝，授予五经博士，世代一人主持祭祀。公文未到之前的几天，那沙洲忽然被水冲开，正应验了他的话。

昆城夏氏与处州卫一位指挥是亲戚旧友，指挥听说夏氏有淑女，求娶为儿媳，几年没有成功，后来求娶更加用力，家人都答应了，只有女子的祖父不答应，于是设宴以骨牌为酒令，祖父设下难以完成的计策，对求婚者说：“骨牌如果得到天地人和四色皆全，就答应婚事。”一拈而四色不差，众人惊异，于是答应婚事。太仓曹用文与查用纯素来友善，恰好他们的妾各有身孕，一天设宴游戏，以骰子为占卜，说：“让我们两人一掷而六个骰子皆红，必是一男一女，应当结为婚姻。”一掷并如占卜所示，后来查家生男，曹家生女，查家以儿子入赘曹家为婿。说这两件事相似特别明显，大概也不是偶然的。

江西山水地区，多产蛟龙。蛟龙出山必定山裂，水必定暴涨。蛟龙乘水而下，必定有漂浮的草木堆积伴随。蛟龙昂首其上，近水居民听说蛟龙出来，多前往观看。有的投掷香纸，有的投掷红绡

译好像是在为它庆贺一样。然而云中的蛟的形状，大体上像龙。只是蛟能够伤害人和牲畜，龙却不是这样。龙能够飞翔而且变化莫测，蛟却不能。

译庆元初年，韩侂胄驱逐赵忠定之后，太学生敖陶孙在三元楼题诗道：“左手旋转乾坤，右手转动坤位，为何群小肆意散布流言？匈奴无处容身，姬旦（周公）在鱼腹中终天哀悼屈原。一死固然知道是公所欠缺的，孤忠幸好有史书长存。九泉之下若遇见韩忠献，休要提他家末世的子孙。”敖陶孙刚把诗写在墙壁上，酒刚喝了几巡，墙壁就已经不存在了。敖陶孙知道诗一定会被韩侂胄查知，捕快将至，急忙更换了酒保的衣服，拿着温酒的器具下楼，捕快与他擦肩而过，问“敖上舍在吗？”敖陶孙回答说：“若问太学秀才，正喝得酣畅。”敖陶孙急忙逃命回家，逃往福建。后来考中乙未科进士。这出自《杭志·纪遗》。敖陶孙字器之，宋庆元五年曾从龙榜进士，任奉议郎泉州佥判。他的名衔仅见于《昆山志·进士题名》中，而不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看这件事就可以知道他的为人了。

宋神宗问吕惠卿：“什么草不众多，唯独甘蔗众多，为什么呢？”吕惠卿说：“一般的草种植就直立生长，甘蔗种植就旁侧生长。”皇上很高兴。按六书有谐声，蔗与庶同音，庶是古遮字，不是防备的意思。如果甘蔗因为旁生而从庶，那么鹧鸪、蟅虫也是旁生。我听说本朝天顺年间，睿皇想任命某人为翰林学士，因为翰林已有三人，怀疑人数过多。兵部尚书陈汝言恰好在旁边侍奉，叩头说：“唐朝学士十八人，圣朝三四人，哪里多了？”皇上很高兴，于是决定。大概唐朝的十八人，是太宗为太子时私自招引文学之士，作为辅佐，不是以学士作为官名。学士是美官，其泛滥如此，可以吗？小人率尔妄对就像这样。

《中吴纪闻》六卷，每卷开头题写：“昆山龚明之，前有明之淳熙元年自序。”后有至正二十五年我们昆山人卢公武的记述，得知书的来历及校正增补的大概，并且说：“如果不是我留意郡志，这本书将要泯灭而无人知晓了。”正德初年，昆山县令杨子器翻刻印行。考查宣德《昆山志》不记载这个人，最近查阅公武的《苏州府志》，详细记载了明之的孝行。大概公武的志书人物，偶尔有省略其籍贯的，《昆山志》“孝友”篇记载马友直、周津、曹椿年，都本于郡志，而唯独遗漏了明之，是因为这个缘故吗？

米南宫以书画闻名一时，他的文章不多见。家中藏有的旧纸中有露筋烈女碑文一篇，文辞也很清丽。《古今图书集成》已经收录，这里不记录。记录他的赞词道：“王化焕兮盛，江汉叔运煽兮人伦乱。一德彦兮昭世典，情莫转兮天质善。楚泽缅兮云木偃，炜斯囝兮日星建。”此赞每句两个韵脚，也很新奇。囝与茧音同，闽人称他们的儿子如此，古韵书中没有，大概是后世的方言罢了。从前刘梦得因为餻字在诗中不常见，就不敢使用。囝只有顾况有诗，陆放翁也有“阿囝略如郎罢意”的句子，然而用在闽越似乎也无害，江淮的习俗本来就没有听说过。而把它用在刻石的文章中，为什么呢？

本朝文武衙门印章，一品、二品用银，三品至九品用铜，方形大小各有规定的分寸。只有御史印比其他七品衙门印特别小，而且用铁铸造。文字都是九叠篆。各官署官衔有“使”字的，官署名称印文也是如此。只有按察使官衔有“使”字，而官署名称印文没有，这是我不理解的。军卫千户所，有中、左右、前后之别，而所统辖的千户印文只说“某卫某千户所”，百户印十个印都一样，不免有挪用诈伪的弊端。如果在百户上添加“第一”“第二”等字，就没有弊端了。

魏文靖公魏骥任南京礼部侍郎时，曾经积攒求得文银百余两，放在书房中，丢失了。巡逻的人探知被一个小吏所盗，搜查他的藏匿处，已经花费了一纸包裹的钱，其余还在。应当送交法司治罪，魏公怜悯他贫穷，而且即将得到冠带，说：“如果把他置于法，不仅毁坏这个小吏的妻子儿女，恐怕他们将失去依靠。”于是释放了他。

提督徐州仓粮太监韦通曾经在桓山寺凿井，深数丈，听到铁锹下有声音，铿锵然得到独轮铜车一具，颜色绿如瓜皮。韦通命令磨洗观看，上面有铭文说：“陆机造”，重三十钧，推之轮转而可行。于是进献朝廷，当时宪宗正喜好古器物，得到它非常高兴，受到的赏赐很多。这是成化乙巳年。

丘阁老《世史正纲》唐德宗兴元元年，记载开始赐予有功将士功臣名号，其条目说‘所谓奉天定难功臣’就是。然而他所说的奉天，是从地名来说的。后世于是沿袭它，作为奉天命，失去了初意。现在考查五代及宋、元固然都沿袭唐朝称号，如果本朝功臣勋阶虽然有奉天翊卫等字，然而朝廷正殿正门都名叫奉天，凡是诏赦及封赠文武官诰敕起语都说‘奉天承运’，其主旨正谓天子奉承天命以治理天下，所以事情必须称天，不是沿袭唐朝奉天的名称。”

正德六年癸丑十二月三日晚上，南京雷电交作。第二天大雪，从此雪雨连绵阴天，整整一个月才放晴。考查周密《野语》

译《》，记载至元庚寅年正月二十九日未时，闪电之后紧跟着大雷，雪下得像倾倒一样。这一年二月三日春分，又记载客人说：“春秋鲁〇公九年三月，就是现在的正月。三国吴主孙亮太平二年二月，晋安帝元兴三年正月，义熙六年正月，都有打雷下雪的异常现象。”义熙年以前的记载，都说未曾考证。至元庚寅年的情况，是我亲眼所见的。然而这些异常都发生在正月、二月，如今癸丑年十二月六日，大寒节气才过二十一天就立春了，尤其异常。

译北方有一种虫，名叫蚰蜒，形状像蜈蚣但更细小。它喜欢钻进人的耳朵里。听说这件事，同僚张大器说：“有人被蚰蜒钻入耳朵无法出来，起初没有什么痛苦，时间久了觉得头痛，怀疑它钻进了脑部，非常痛苦，却想不出办法。”一天准备吃午饭时，他枕着桌子睡觉，旁边恰好有一盘鸡肉。梦中忽然打喷嚏，感觉有东西从鼻子里出来，一看，原来是蚰蜒在鸡肉上。从此头痛不再发作了。又有一位同僚苏文简，在山海关时，蚰蜒钻进了他仆人的耳朵，苏文简知道鸡能把它引出来，急忙炒鸡放在仆人耳朵旁边，过了一会儿听到“轰”的一声响，这虫子就跳出来了。

熊去非曾经论述孔庙中各位贤人排位的大致原则，说四配中如果复圣、宗圣、述圣这三位，各自都有父亲在廊下受祭，按照父子的名分，他们心里怎能安心？应该建造寝殿，以叔梁纥为主祭，配以无繇、子防、伯鱼、孟孙氏，这在礼制上是适宜的。我认为无繇、子防、伯鱼三人在别室受祭，是恰当的。但以叔梁纥为主祭，也没有意义。孟孙氏不是圣贤一类的人，怎么能和他们并列？这更是迂腐荒谬的看法。

乡人曾经说：野外夜里看到的鬼火，神火，鬼火颜色青，光亮静止不动；神火颜色红，大多飞舞跳跃，聚散无常。大概火是阳气的精华，万物中大多都有。世人只知道木石中有火罢了，像龙、雷都有火。夏天久旱，空中就有流火，现在称为火灾就是它。海里夜里也能见到火，肥猫在暗中抚摸，火星就会迸出，健壮男子梳头也是这样。积油见到阳光也会生火，古战场有磷火，鱼鳞堆积在地上以及堆积的盐，夜里也有火光，只是不产生火焰。这大概是腐草生萤火虫的道理。

古人诗集中有哀挽哭悼的作品，大都是施用于交情深厚的亲友，或者仰慕极深，情感无法抑制的人，不需要别人请求。现在做官的人有父母丧事，就到处求取挽诗编成册子，士大夫也勉强顺应他们的意思，举世都这样。大概卿大夫的丧事，有应当写神道碑的，有应当写墓表的，比如内阁大臣三人，一人请求写神道碑，一人请求写墓志铭，剩下的一人恐怕被认为被遗漏，就请求写挽诗序，都有厚重的礼物作为见面礼，并且以此作为日后交情的基础。既然有了诗序，就不能没有诗，于是到处求取诗章来凑成册子。也有做官尚未显达的，拿着这个回去给乡人看，认为平时被名人看重，而人们如此爱敬他的亲人，如果不这样做，就在亲人的丧事上有缺憾了。于是人人都致力于这样做，却不知道这不是应当急于做的，甚至江南那些满身铜臭的人家，与朝廷官员素不相识，也一定要攀附关系，送礼求挽诗，接受礼物的人不问对方贤良与否，随便应付。满身铜臭的人得到这些，不但编成册子，有的刻在墓亭石碑上，有的刻版在家塾中，有贪图礼物而厌烦他们请求的人，写了几首套话诗，以备应付，等到印刷发行，彼此千篇一律，这是最可笑的了。

现在云南、广西等地的土官没有子嗣的，妻子女儿代替职务，称为母土官。隋朝有谯国夫人洗氏，是高凉太守冯宝的妻子。她家世代担任南越首领，占据山洞，部落有十余万家。夫人在娘家安抚部众，能行军用兵，压制平服各越族。后来因功获得封爵，这是女土官事情的开端。只是夫人父家有哥哥，夫家有儿子，与现在不同罢了。

治癸丑年五月，蓟州大风雷，在野外的牛马大多丢失了头颅。又有一户人家生了五个孩子，三个男孩都没有头，肢体蠕动；两个女孩脐下各有口眼，啼哭时上下相应，几天后都死了。

唐诗大家并称李杜，大概从韩愈开始就是这样了。有人怀疑李白才气豪迈，落笔惊人，杜甫本来就已经佩服他，又因为李白在翰林院清贵显要之地，所以常常亲近依附他。杜甫的诗后人开始知道爱重，在当时像李白，大概以平常眼光看待他，所以篇章涉及的多不回复。现在看两位公子的集中，杜甫对李白，有的赠送，有的寄去，有的回忆，有的怀念，有的做梦写诗很多，散见于其他作品，如说：“李白斗酒诗百篇，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何如之？褒扬赞誉亲厚之意不一而足。等到看李白对杜甫，只有《沙丘城之寄》、《鲁郡东石门之送》、《饭颗山之逢》仅仅三章而已。况且沙丘、石门几乎没有褒扬赞誉亲厚的词句，而《饭颗山前》的作品又涉及讥讽戏谑，这足以引起后人的怀疑。曾经听乡老沈居竹说：“饭颗山，天下本来没有这个名字，李白因为杜甫穷饿寓言讥讽他，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患霍乱的人，浓煎香薷汤，冷着喝；或者挖地为坑，汲取井水在其中，取来喝也可以。最忌讳喝药汤、稀米汤的，必死。

诗兼具赞美讽刺，寄托劝诫惩戒，是先王的教化。所以有献诗的典礼，有采诗的官员。大概将要以此知道政治的得失，风俗的好坏，民生的休戚，以求对治理有所补益。没听说因为诗而招致祸患的，自从后世教化不明，奸邪谄媚迎合，在上面的人怀着猜忌之心，在身边的人放肆谗言贼害之口，于是诗祸就产生了。唐朝以诗赋选拔士人，所以诗学的兴盛没有超过唐朝的。然而当时诗人往往把国家大事写入诗歌，而朝廷也不禁止，可以说是宽宏大量。

译罢了。但是尊长的过失也是应当避讳的，而当时的人都对此不明察。暂且以容易看见的例子来说。像“三郎沈醉打毬回，虢国夫人承主恩。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这算是什么美事而把它写进诗歌里，本来就已经明显地显露出君主的过失了。至于像“薛王沈醉寿王醒”这样的诗句，虽然前人曾经辩解说薛王早已去世，未曾与贵妃同在龙池宴饮，然而寿王清醒这一事实触犯了忌讳，尤其不是臣子所应当说的。假使猜忌的君主看到这些，难道不会一概认为贤人君子作诗，都敢于攻击揭露君主的阴私吗？所以一旦有谗言进献，君主都深信不疑，而伤害随之而来了。我曾经说后世的诗祸，实际上是唐人遗留下来的。

译甲寅年六月六日，苏州卫的官印印纽，烫手得无法握持，吏员将此情况报告给卫官，卫官各自亲手去握，这才相信，于是用布包裹着使用，这也算是奇异的事情。

班固的《汉书》大体上沿袭《史记》，至于季布、萧何、袁盎、张骞、卫青霍去病、李广等人的赞语，大都是依据《史记》原有的文字稍作增删【张骞的赞语就是《史记》大宛传后面的内容】，有的甚至完全沿用其语，前面作传后面作述，这种体例是理所当然的。至于像司马相如传的赞语，本是班固自己写的，而《史记》却全文载录其语并以此作赞。太史公说：“为什么？”况且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班固生活在东汉末年，怎么能说班固认为司马相如的赋辞藻华丽，劝诱百端而讽喻只有一端呢？各家注释都没有提到这一点。又如公孙弘传记载在平帝元始年间，下诏赐给公孙弘子孙爵位，徐广注解说这是后人抄写时附加在卷末的。那么司马相如的赞语，也是后人抄袭插入而误以为是太史公所作无疑。至于管仲传中说“一百多年后有晏婴”，孙武传中说“一百多年后有孙膑”，屈原传中说“一百多年后有贾谊”，这都是根据时间相近推测的罢了。至于优孟传中说“其后二百多年秦国有优旃”，而淳于髡传中也说“其后一百多年楚国有优孟”，为什么呢？殊不知优孟在楚庄王时，淳于髡在齐威王时，说前一百年楚国有优孟是可以的，现在却错乱到这种地步。况且先传淳于髡而后叙优孟，其顺序显而易见，能说这不是错误吗？这出自齐东野语，常见元代吴文正公、本朝王忠文公读《史记》伯夷传怀疑其不合条理，都作了修改，我私下感叹佩服前贤读书如此精审细察。最近看到这些话，又感叹吴文正公见识的明达，即使是前代深通史学的人也没有察觉到。因此记录下来，与读史的人共同知晓。

菽园杂记卷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