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原就正卷十

译《系辞上传》。天尊贵，地卑下，乾坤于是确定；高低排列开来，贵贱的位置于是确定；动静各有常态，刚柔于是可以分辨；方位因同类而聚集，万物因群类而分别，吉凶于是产生；在天上形成各种象，在地上形成各种形，变化于是显现。朱熹的注释已经很详尽了。这一节是孔子追论《易》为何产生：它并不是伏羲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依据河图，仰观天象、俯察地理，顺着造化自然的真实规律，创制出卦爻的法象。因此，八卦统属于乾坤，六爻各有贵贱，六十四卦中刚柔交替运用，三百八十四爻中吉凶相互显现，以及蓍策和卦爻中阴变为阳、阳化为阴，都是天地万物自然而然的规律。《易》难道是圣人凭个人意志创作的吗？附录余论 这一节虽然说朱熹的注释已经很详尽，但注中所谓的“吉凶”，是指《易》中卦爻用于占断的辞语，这句话似乎有误。因为本章专门论述伏羲创作经书的真实道理；先天之《易》只有卦画而没有文辞，后天的文王、周公系辞才是下一章所说的内容。这里与文王、周公无关，怎么能不是错误呢？学者不可不知。如果改正为“吉凶，是《易》中卦爻关于得失的占断”，就合适了。所以刚柔相互摩擦，八卦相互激荡。伏羲依据河图仰观天象、俯察地理，既然已经知道天地万物的道理无不属于阴阳，所以画一条奇画来象征阳，因阳的性质刚健而称为刚；画一条耦画来象征阴，因阴的性质柔顺而称为柔。刚柔一经确立，变化就无穷无尽了。于是可见，刚与刚相摩而生太阳，柔与刚相摩而生少阴，柔与柔相摩而生太阴，刚与柔相摩而生少阳。这就是所谓两相摩而成为四象。刚与太阳、少阴相摩而生乾、离，柔与太阳、少阴相摩而生兑、震；柔与太阴、少阳相摩而生坤、坎，刚与太阴、少阳相摩而生艮、巽。这就是所谓四相摩而成为八卦。八卦形成以后，又依次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荡动其上，于是由乾到复、由姤到坤。这就是所谓八卦相荡而形成六十四卦。这是易卦的变化，都是自然而然的。但变化难道只到这里为止吗？用雷霆来鼓动万物，用风雨来滋润万物。太阳和月亮运行，寒暑交替。由两相摩、两相荡而形成八八六十四卦的，是横图。横图又把乾、兑、离、震三十二个阳卦布置在左边，把巽、坎、艮、坤三十二个阴卦布置在右边，成为圆图。所谓图，是什么呢？是用来象征天的。天上不是有雷霆吗？图中的震就是雷。把它综卦看就是艮，而阳光显现在外，就是霆。一动一止，正是雷霆鼓动万物的情形。天上不是有风雨吗？图中的巽就是风。把它综卦看就是兑，而阴泽向上施布，就是雨。一入一说，正是风雨滋润万物的情形。天上不是有日月吗？图中的离是太阳，坎是月亮。一东一西，一昼一夜，就是日月的运行。天上不是有寒暑吗？图中的阴气始于乾所生的姤，阳气始于坤所生的复。寒去暑来，暑去寒来，就是一寒一暑。这些变化形成的形象，也都是自然而然的。乾道形成男性，坤道形成女性。那六十四卦既然用圆形排列来象征天，又为什么要用方形排列呢？这是用来表现地的形态。万物开始于天而生长于地，必然有可以凭借的门户。把乾放在西北，不就是天门吗？把坤放在东南，不就是地户吗？天地的位置确定以后，否、泰彼此相反；各卦若不与乾坤相交，就与否、泰相交。因此，震、坎、艮本来从坤而来，却得到乾的道，便形成男性；巽、离、兑本来从乾而来，却得到坤的道，便形成女性。这是变化所形成的形体，也都是自然而然的。乾知晓万物的大始，坤使万物成形。有了圆图和方图，天地之道就全在其中了。难道只是形成形象和形体而已吗？凡是属于阴阳的万物，没有不是由乾统领、由坤收藏的，也没有不是由乾开始、由坤完成的。乾知晓万物的大始，坤就是使万物成形完成的。乾以平易而知，坤以简约而能。既然要知晓万物的大始，难道不是很难吗？要使万物成形完成，难道不是很繁琐吗？然而乾只是刚健而运动，运动时又只是刚健，那么它所知晓的，为什么这样容易呢？坤只是柔顺而安静，安静时又只是柔顺，那么它所能完成的，为什么这样简约呢？这种平易和简约，难道不正是乾坤使万物精妙运行、而阴阳变化不可测称为神妙的原因吗？平易，就容易知晓；简约，就容易遵从。容易知晓，就会产生亲近；容易遵从，就会取得功效。有亲近就可以长久，有功效就可以广大。能够长久，是贤人的德；能够广大，是贤人的事业。乾坤既然以平易简约为本，人承受乾坤之气而生，难道不应当效法乾坤的平易简约吗？我一概以平易简约为本，天下还有谁会再把事情弄得烦琐艰难？有亲近、有功效，能够长久、能够广大，这就是进修德性、安处事业的道路，看似极其平常而没有奇特之处，却都是超越常人的造诣。能够做到平易简约，天下的道理就都获得了；天下的道理既然获得了，人也就成位于天地之中了。可惜人只是害怕不能像乾那样平易、像坤那样简约。如果平易简约与乾坤没有差别，难道乾坤之中还会有遗留下来的道理吗？获得天下的道理，就能赞助化育，与天地并立。圣人于体悟道理所达到的最高功夫，以及创作《易》和学习《易》所能做的事情，就都完成了。以上是第一章。圣人创设卦象，观察卦象，给它系上文辞，从而明示吉凶。这一节是孔子阐明《周易》为何兴起。伏羲根据刚柔的摩擦激荡来画卦，两个经卦和六爻都具有象，本来已经向人显示了吉凶的道理。后来文王、周公两位圣人忧患百姓的吉凶与自己相同，认为只立卦象而忘掉言辞，幽深隐微的道理还没有明白，百姓也无法彰显其作用。于是创设六十四卦并观察其象，阐发先天之《易》的内蕴，以实现后天之《易》的作用。文王系下彖辞，明示卦的整体吉凶；周公系下爻辞，明示六位的吉凶。这样大概就能使人谋、鬼谋都得到运用，百姓也能共同参与了。刚柔相互推移而产生变化。圣人本来是观察卦象来系下文辞的。那么卦象的变化从哪里产生呢？六十四卦不过是刚、柔两种画而已。所谓相荡，其中含有相互推移的意义。例如剥卦的阴爻剥尽而成为纯坤，经过七日便来复；夬卦的阴爻剥尽而成为纯乾，随后一阴出现便成为姤。泰卦是小者往、大者来；否卦是大者往、小者来；损卦是损下益上；益卦是由上而下施益。凡此种种，都是刚发展到极点而由柔推移它，或柔发展到极点而由刚推移它。刚柔相互推移，变化难道会有穷尽吗？阴生阳、阳生阴，为什么有吉，为什么有凶？这是因为卦象本来各不相同，圣人据此观察而系下文辞。所以，吉凶，是得失的象；悔吝，是忧虑和疑惧的象。

译既然系下文辞是为了明示吉凶，那么在吉凶之间，为什么又有悔吝呢？大概是变化一产生，吉凶便自然分明；有时吉凶还没有完全显现，却存在可以转为吉、也可以转为凶的情形，这不就是悔吝吗？所以卦爻中的吉、凶、悔、吝，都是圣人根据变化的象而系下的文辞。而吉凶之象，与人事中的得失没有不同；悔吝之象，也与人心中的忧虑疑惧相类似。假使变化没有产生，那么哪里会有得失，哪里会有忧虑和疑惧？圣人又从哪里系下吉凶悔吝的文辞呢？变化，是进退的象；刚柔，是昼夜的象；六爻的运动，是三极之道。由此可以知道，圣人是根据变化来系下文辞的；而变化的产生，只在于这一刚一柔。然而刚柔产生变化，变化又反过来体现为刚柔，这种象究竟象征什么呢？人世间的道理，不过是进退而已。阴发生变化便是进，阳发生变化便是退。天地间的道理，不过是昼夜而已。阳刚就是白昼，阴柔就是黑夜。六爻在天地人三才中，各自得到一个阴和一个阳作为本体；运动起来成为作用，便变化无端，刚柔也不固定。这不正是三才各有一个太极，而这就是所谓的道吗？所以，君子平时安处所依据的，是《易》的次序；所喜爱并反复玩味的，是爻辞。《易》具备三极之道，君子难道可以不学习吗？怎样学习呢？我看他的身心全都应当合于《易》。身体所依托的处所叫作居，不能离开先天、后天《易》的次序；心所契合的内容叫作乐，必定要详细体会用九、用六的爻辞。身心全都合于《易》，身心也就全都合于道了。所以，君子安居时就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就观察变化、玩味占断。因此能够得到上天的保佑，吉祥而没有什么不利。君子既然以安居和乐于玩味来学习《易》，身心都合于《易》，那么无论动静都没有不是《易》的。安静居处时，虽然还没有进行筮占，但卦爻的象和辞都彰显着道；行动有所作为时，必定要通过筮占谋划，而卦爻的变化和占断都体现着道的流行。因此君子对于象、辞、变、占，没有不观察、没有不玩味的，那么三极之道就在自身了。道在自身，上天难道不会保佑我吗？吉祥而没有不利，又哪里会有凶、悔、吝呢？以上是第二章。彖辞，是说明卦象的；爻辞，是说明变化的。这是解释文王、周公所系卦辞、爻辞的一般原则。象，是已经形成的变化；变，是尚未确定的象。彖辞、爻辞本来各自都有象，为什么孔子却把它们分别说成象和变呢？文王观察已经形成的卦体整体而系彖辞，例如乾卦纯阳刚健，象征天；坤卦纯阴柔顺，象征地；六子的神妙，也不只是雷、风、山、泽而已。彖辞难道不是在说明卦象吗？周公观察尚未确定的六个爻位而系爻辞，例如乾卦初爻以天为风，变化为姤；坤卦初爻以地为雷，变化为复；旁通发挥，无不具备德、位、时、占等内容。爻辞难道不是在说明变化吗？吉凶，是说明得失；悔吝，是说明小的过失；无咎，是善于补救过错。既然如此，说明象和变的文辞中所谓的吉、凶、悔、吝、无咎，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顺应道理就是得到而吉，违背道理就是失去而凶。吉凶不正是在说明象变中的得失吗？把过失看作过失，于是产生悔，这是转向吉的道路；不把过失看作过失，于是产生吝，这是走向凶的道路。悔吝不正是在说明象变中的小过失吗？有吉有凶，是得失各半的过错；有悔或有吝，是处于小过失中的过错。无咎不正是在吉凶悔吝之间，将要犯过而没有达到过错，虽然有过错却最终没有发展成过错，因而善于补救过错吗？所以，排列贵贱在于爻位，区分大小在于卦，辨别吉凶在于文辞。既然卦象和变化中已经有得失，吉凶就不能不加以辨别。是从六爻的爻位上辨别吗？还是从阴阳的卦体上辨别呢？原来，爻位的贵贱以及卦体的大小，伏羲虽然已经排列并区分了；但象变中的吉凶没有固定形态，若不是文王、周公明确系下文辞，又凭什么辨别哪个是吉、哪个是凶呢？忧虑悔吝，关键在于分辨细微界限；震惧以求无咎，关键在于悔悟。吉凶既然要靠文辞来辨别，那么在可吉可凶之间，又怎么能不忧虑悔吝呢？怎样忧虑呢？只在于分辨理与欲的细微界限。能忧虑这种界限，难道还会陷入悔吝吗？又有在即将转凶为吉的关头需要辨别的情况，无咎难道不应当有所震惧吗？怎样震惧呢？只在于悔悟自己的恭敬或怠慢。能震惧并悔悟，难道还会免不了过咎吗？所以，卦有大小，文辞有险易。所谓文辞，就是分别指示各自所趋向的方向。由此可以知道文王、周公系辞的大要。吉、无咎，是文辞平易的；凶、悔、吝，是文辞险峻的。文王把六十四卦分阴分阳，有小有大，所以彖辞不能没有险易。卦的大小，已经由文辞的险易确定了。六爻的运动，有时使小卦变大，有时使大卦变小，有时使小仍为小，有时使大仍为大。周公继承文王而系爻辞，难道能不结合两类彖辞来写爻辞吗？所谓文辞，各自指示它所趋向的方向；趋向小便是小，趋向大便是大。没有彖辞险而爻辞不险、彖辞易而爻辞不易的情况。假如不是这样，即使只是仰面思考，也能独自记住，这仍是继承文王善于述作的做法。以上是第三章。《易》与天地相准，所以能够包容、统摄天地之道。所谓“准”，是衡量轻重长短，一点也没有差错。“弥”，是像缝合一样使彼此连接，首尾没有空隙。“纶”，是像丝线一样曲直不断，始终不乱。天地之道只是阴阳。阳气生于子，盛极于午；阴气生于午，盛极于子。阴消阳长、阴长阳消，变化循环而没有终止，这就是天地之道。《易》由横图成为圆图，不正是乾阳生于复、坤阴生于姤吗？由圆图又成为方图，不正是乾统领、坤收藏，泰相交、否相别，并以复、姤为中分吗？这不就是父母吗？乾坤以及六子的神妙，天施生、地承受，不正是震以一阳代父之事、巽以一阴承继母之事吗？这是伏羲的先天体；它发挥为作用，就是文王的后天用；作用又以本体为根本。体用完备，《易》便与天地相准，所以能够包容、统摄天地之道。《易》这部书，难道是因为天地不能向人显示道，所以圣人为天地阐明道理而写成的吗？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因此知道幽暗与光明的缘故；推究开始而返回终结，因此知道死生的道理；精气凝聚成为万物，魂魄离散而产生变化，因此知道鬼神的情状。

译《易》难道只是包容、统摄天地之道而已吗？圣人运用《易》，就穷尽了天地之道。天地之道，以幽明为最大的端绪。然而天有天的文象，地有地的法理，有时幽暗，有时光明。圣人凭什么知道其中的缘故？不过是仰观俯察，不超出六十四卦的阴阳，也不离开三百八十四爻的变化。天地幽明的道理，不正是通过《易》而知道其所以然吗？不只是这样，幽明之间还有人物的死生，还有往来的鬼神。死生，是阴阳的聚散；鬼神，是阴阳的屈伸。那么为什么会死，为什么会生？其中的道理难以穷尽。什么叫鬼，什么叫神？其情状也不可测。圣人从《易》中知道有始有终，可以推原，也可以反推；精气聚合而成物，魂魄离散而成变。哪里不是阴阳无穷变化的表现呢？所以知道死生的道理，也就知道鬼神的情状了。圣人对于《易》，还有什么不能知道的呢？与天地相似，所以不违背天地；智慧周遍万物，用道来济助天下，所以没有过分或不足；旁通运行而不流失，乐于顺应天、知晓命，所以没有忧虑；安处土地而敦厚仁德，所以能够爱人。通过《易》而知道幽明、死生、鬼神，是圣人穷究事理的功夫。穷究事理就能尽其本性，尽其本性就成为真正的人，并进一步达到与天相合。难道不是与天地相似吗？我与天地相似，天地难道会与我相违吗？大概周遍万物、济助天下的是天地；圣人自从穷究事理以来，智慧周遍万物，以道济助天下。我看到他没有超出或不足的过失，恰好处于中正。然而有常道就必然有变化，有经常之道就必然有权变；又可见他能够旁通运行而不流失。这些都是性分和器量自然而然的表现。与百姓共同忧患吉凶，本来就是圣人成就自己、成就万物的本性和德行；他任凭天理而不任凭人为。乐天知命，所以没有忧虑；这是欲望忘却、连对“理”的执著也忘却了。安处土地而敦厚仁德，所以能够爱人。规范天地的变化而不过分，使万物各尽其曲折而无所遗漏，通晓昼夜的道理，所以神妙没有固定方所，《易》也没有固定形体。圣人运用《易》，既然已经穷究事理以尽其本性，难道还会有不能达到天命的地方吗？所谓与天地相似，是我不超出天地之中；所谓规范天地的变化，则连天地也不能超出我的范围。因为天地对于万物，有时也不能没有过分或不足；圣人裁成万物、辅助天地，却不必留下周济万物、旁通运行的明显痕迹，而在幽深地赞助神明的作用中，自然能够使万物各尽其曲折而无所遗漏。为什么呢？天地万物无非处在一昼一夜之中，但昼夜之间，万物有的不能通晓天地，有的不能认识其中的道理。只有圣人能够通晓昼夜的道理而有所知，这就是圣人的神妙。《易》也是如此。神难道有固定方所吗？《易》难道有可以执着的固定形体吗？神没有固定方所，《易》没有固定形体；有天地就不能没有《易》，有《易》也不能没有圣人。圣人使《易》达到神妙，也使《易》的作用达到神妙。以上是第四章。一阴一阳的运行，就叫作道。观察圣人运用《易》，可以知道神没有固定方所，而《易》没有固定形体。神不也是由《易》产生的吗？《易》凭什么而神妙？是因为它的道神妙。可是天地之间所谓的道，不超出阴阳；而阴阳就是气。为什么把它称作道呢？自从太极开合以来，静就是阴，动就是阳；运动到了极点又恢复为静，静到了极点又恢复为动，这就是一阴一阳。阴阳交替运行，不只是凭借气，理也运行在其中。万物哪一样不是由此而来，怎么能说它不是道呢？继承它的就是善，成就它的就是性。既然如此，道难道只是一个名称吗？有名称就必然有实际内容。一阴一阳相继运行，天命流行，浑然纯粹，便不能只称为道，而应称为善。一阴一阳相互成就，万物与无妄之理各自充足，也不能只称为道，而应称为性。这些都是道的作用，也都是一阴一阳所造成的。仁者从中看见仁，便称它为仁；智者从中看见智，便称它为智。百姓每天运用它却不知道，所以君子的道很少有人能够真正明白。继承道而后成就万物，是说善成为性，因此性本来就源于善。所谓天良，难道不是这样吗？人的本性有完整和不完整之分，气禀又可能各不相同，所以仁和智自然会有所偏；何况禀受了驳杂阴阳之气而成为百姓的人呢？他们每天运用道，却从来没有离开过道，只是没有显著认识、没有加以察觉罢了。这样一来，能够合仁与智为一体、所谓君子之道的境界，至今还很少见到，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难道这是道本身的过错吗？把仁显现在外，把作用藏在内，鼓动万物而不与圣人共同忧患。盛大的德和伟大的事业，达到极点了啊！观察人身上的道，就知道人的气禀有时有所偏；观察天上的道，就知道造化的机理有多么完整。人道分别得到仁和智，天道则使仁和智合而为一。为什么呢？天地之道以生养万物为仁，却看不见它的智；以成就万物为作用，却看不见它的本体。天地不是由闭合转为开辟吗？于是仁显现在外；不是由开辟转为闭合吗？于是作用藏在内。由闭合转为开辟，是出去；由开辟转为闭合，是进入。一出一入，不就是鼓动吗？鼓动万物而无私意，成就造化，难道像圣人那样有意而无为吗？圣人也只是与百姓共同忧患吉凶，每天勤勉不懈地做这件事，哪里比得上天地的德业呢？仁显现在外而成为德，是盛德；作用藏在内而成为业，是大业。德业如此盛大，而且不与圣人共同忧患。达到这个境界，难道还不算达到极点吗？达到极点了啊！富有，叫作大业；日新，叫作盛德。其实，显现仁的是业，藏蓄作用的是德。但这里却把藏蓄作用说成大业，把显现仁说成盛德，这是什么意思呢？生机藏蓄的地方，是造化功用的根源。它难道不富有吗？富有，就可以由内推知外，这就是事业之所以伟大的原因。生意显现的地方，是元善流行的表现。它难道不是日益更新吗？日益更新，就可以由外推知内，这就是德之所以盛大的原因。不断产生、不断生长，就叫作《易》。富有，是内藏而越来越充足；日新，是外显而越来越更新。越新就越富有，越富有就越新，这不就是不断生生而没有终止吗？这一切都是阴阳造成的，都是一阴一阳交互变化造成的。所谓道，就是交互而变化，变化而又变化，所以天地具有自然而然的《易》。圣人取法天地而创作《易》，《易》本来就是阐明道的书。一阴一阳叫作道，难道不就是不断生生叫作《易》吗？形成形象叫作乾，效法规律叫作坤。圣人创作《易》来阐明道。天地之道不断生生，没有终止；《易》也不断生生，没有终止。《易》之所以不断生生，难道不是因为乾坤吗？乾，是天的形象；坤，是地的法则。所以刚柔相互摩荡，六十四卦中的阴阳消长变化。圆图用来形成天的形象，方图用来效法地的法则。形成形象，是天的运行方式，难道不是《易》之所以称为乾吗？效法规律，是地的生成方式，难道不是《易》之所以称为坤吗？穷极数理以知未来，叫作占；贯通变化，叫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