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第三章

译仁义是善，不能积累，也不过是小善；不仁不义是恶，不能积累，也不过是小恶。小善哪里足以成就名声？小恶哪里足以防护自身？所以小人认为小善对名声没有益处而不去做，认为小恶对自身没有伤害而不去除。恶行不是会积累吗？难道可以遮掩吗？罪行不是会增大吗？难道可以解脱吗？《噬嗑》上九肩戴刑具遮住耳朵而致凶，难道不是因为不知道大警诫所造成的吗？孔子说：“处在危险之中，是因为安于自己的地位；导致灭亡，是因为只想保住现有的存续；造成混乱，是因为自以为已经有了治理。因此君子安定时不忘危险，存续时不忘灭亡，治理时不忘混乱，所以自身可以安宁，国家可以保全。”《易》说：“将要灭亡了，将要灭亡了！系缚在柔嫩的桑树上。”小人不知警诫而招致凶祸，那么知道警诫的人就值得称述。人世间的道理，有安定就必有危险，有存续就必有灭亡，有治理就必有混乱。所以在安定、存续、治理的时候，虽然还没有危险、灭亡、混乱的事情，却不能没有对危险、灭亡、混乱的警惕之心。只有君子知道这一点而不敢忘记，所以自身安宁，国家得以保全。《否》九五所说“将要灭亡了，将要灭亡了，系缚在柔嫩的桑树上”，可以说就是知道警诫的人。孔子说：“德性浅薄而地位尊贵，见识狭小而谋划宏大，力量微小而承担重大责任，很少有不遭受祸患的。”《易》说：“鼎折断了足，倾覆公爵的食物，沾污了鼎身，凶。”说的是不能胜任其责任。即使是一个人已经成为君子，也有虽知道警诫却仍可能导致自身危险、国家无法保全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德性有厚薄，地位有尊卑，见识和力量也有大小。如果不能度量德性、审察见识，不能衡量力量却勉强去做，和《鼎》九四折足、倾覆食物而鼎身沾污有什么不同？不也是凶吗？说的就是不能胜任其责任。孔子说：“知道几的人多么神妙啊！君子同上位者交往不谄媚，同下位者交往不轻慢。他知道几吗？几，是行动的先兆，是吉祥最先显现的地方。君子见到几便行动，不等到一天终了。《易》说：‘坚定如磐石，不到一天终了，守正而吉。’坚定如磐石，哪里还需要等上一整天？几是可以察知的。君子知道几，知道显著，知道柔弱，知道刚强，是众人的仰望。” 像《鼎》九四不能胜任而招致凶祸，正是因为不知道几。知道几，多么神妙啊！一般人在上下交往时，大多不免有谄媚、轻慢的私心，于是理被欲望遮蔽，几便不能自行察觉。君子不谄媚、不轻慢，天下没有什么可以引发欲望来遮蔽他的心，难道还会有不知道几的吗？如果能够知道几，就能知道几将要发动。因为只有吉而没有凶，所以君子见到几就迅速行动，不等到一天终了。若不是神妙，怎么能这样呢？这与《豫》六二所说坚如磐石相同。灵明、安定、宁静，行动时几便先行显现。无论细微、显著、柔弱、刚强，都无不具有几，也无不在发动时被察知。神妙吗？不神妙吗？这才是君子啊！这样才可以与百姓共同承担忧患，难道不成为万众所仰望的吗？附余。“吉祥最先显现的地方”这一句，朱熹注说《汉书》“吉之”之间有“凶”字；我认为不应有“凶”字。因为吉凶本于善恶；继承善而成就本性以来，人没有不善的，所以几先有善而没有恶，行动的几自然有吉而没有凶。孔子说：“颜氏的儿子，大概接近知道几了吧？有不善，没有不知晓的；知晓之后，没有再去实行的。”《易》说：“不远就返回，没有大的悔恨，大吉。” 想要知道几，必须先知道善；想要知道善，必须先知道不善。然而这很难说清楚。颜氏的儿子，大概接近这个境界吧？可以说是接近几了吗？颜回在天道与人道危险而隐微的关头，有不善没有不知晓的。他做人不重复犯同样的过错，知道了以后从不再去实行。这是不等到已经成为不善以后才返回于善。在《复》初九爻辞的意义中，不也正相符合吗？天地之气交融，万物化育而醇厚；男女交合精气，万物由此化生。《易》说：“三个人同行，就减去一个人；一个人独行，就得到他的朋友。”说的是归于专一。使一归一，就是合二而归于专一。几本来没有二，更何况三呢？然而有一必然有二，只有合二而归于专一，吉祥最先显现的地方才会生生不息。难道不是天地万物如此吗？天地之气交融，是化育醇厚的几；男女交合精气，是化生万物的几，都属于合二而归于专一。因此《损》六三，难道不是说归于专一吗？归于专一，就减去应当减去的；天地交合而生少男少女，生生不息，难道会有穷尽吗？孔子说：“君子先使自身安定，然后行动；先使内心平易，然后说话；先使交往确定，然后有所求。君子修养这三点，所以能够周全。心怀危险而行动，百姓不会跟随；心怀恐惧而说话，百姓不会响应；没有交往基础却有所求，百姓不会给予。没有人相助，伤害自己的人就会到来。”《易》说：“没有人增益他，反而有人攻击他；立定的心意不能恒久，凶。” 君子能够归于专一吗？归于专一就能知道几，身体安定，内心平易，上下之间的交往也确定了。因此行动有行动的几，要先安定自身再行动；说话有说话的几，要先使内心平易再说话；即使有所求也有求取的几，要先确定交往再求取。君子修养这三点，在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上，还有什么不能周全呢？反过来，就有谁愿意和我交往呢？难道只是不相助而已吗？恐怕伤害我的人马上就到了。难道没有看《益》上九的爻辞吗？“没有人增益他，反而有人攻击他。”追究恒久而立心，心意却不能恒久。怎么能不凶呢？吉祥的先兆已经被自己遮蔽了。所以君子实在不能不知道几，而精研义理、发挥作用的学问，难道是小人所能达到的吗？以上是第五章。孔子说：“乾坤，大概是《易》的门户吧？乾，是阳类之物；坤，是阴类之物。阴阳合其德性，于是刚柔各有形体。凭借它来体现天地的造化，贯通神明的德性。”

译我先前考察六子的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因而论及君子小人的吉凶；这里不能遗漏乾坤而不加以论述。“门”与“蕴”不同，蕴是包藏蓄积，门是事物由此出入的地方。既有乾坤，不只是六子都出于乾坤，六十四卦也都出于乾坤。乾坤难道不是《易》的门户吗？三奇构成乾，是纯阳之物；三偶构成坤，是纯阴之物。阴阳分开而德性相合；德就是所得。得到刚的，以刚为体；得到柔的，以柔为体。六十四卦的消长变化，全都是一奇一偶相互交合，难道不是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吗？体现的是什么呢？雷、风、山、泽，是天地的造化。六子的形象虽然与天地不同，却没有不同于体之用吗？变化就能通达，通达的是什么呢？健、顺、动、止，是神明的德性。六子的性情难道不与这些相通而没有隔阂吗？以此体现天地的造化，以此贯通神明的德性。羲皇画卦，所以从乾开始而以坤结束；文王排列卦序，所以首列乾而次列坤。它所称说的卦名虽然纷杂，却不越出范围；考察它所取的类别，难道不正有衰世的意味吗？六十四卦既然都归于乾坤，羲皇依据阴阳制作《易》，文王、周公难道会离开阴阳来系辞吗？大体是在体现天地造化之处立名，也就在贯通神明德性之中显示意义。因此卦爻辞所称的名称，有时借用物象，有时取法事变。虽然纷纷杂出，总不越出阴阳之理。但考察它所说的类别，就知道皇风日益衰微，圣人忧虑世道的心情日益迫切，所以立言不得不详细完备，以表达衰世的意味吗？《易》彰明已经过去的事，察知将来的事；使隐微显著，使幽深明白；开示事理而使名称恰当，辨别事物而使言辞正确，作出断辞，这样就完备了。把羲皇、文王、周公合起来，把先天之《易》和后天之《易》合起来，义理和数还有什么不完备的呢？也无非阴阳罢了。消长盈虚，是天道已经发生的事情，属于过去；既有方圆之图，又有彖辞爻辞，难道不是用来彰明过去吗？吉凶悔吝，是人事尚未发生的事情，属于将来；既有卦爻之象，又有象变之辞，难道不是用来察知将来吗？过去的事情也很显著，但象可以尽量表达意义，意义却难以完全由象表达，这是显著之中仍有隐微，而先天之《易》使它隐微。将来的事情也很幽深，但象有变化，变化有通达，这是幽深之中已有显现，而后天之《易》加以阐明。怎样阐明呢？立名必须符合实际，取象必须辨明类别。对于本卦，言辞没有回互而且正确；对于变卦，辞意没有疑惑和两可而能作出断定。先天、后天合起来成为《易》，还有什么不完备的吗？它所称的名称虽小，所取的类别却广大；它的几微深远，辞采有文理；言语曲折而切中事理，事情铺陈得很广而含意幽隐；借助二端来补助百姓的行为，以说明得失所受的报应。《易》为什么一定要合先天、后天才算完备呢？因为后天的辞，正是用来扩大先天教化的。难道没有看卦爻所称的名称吗？所拟议的虽然只是一事一物这样微小，但所取的类别都是阴阳的变化，何其广大啊！广大就深远了。然而它的指示虽然必然涉及道德功业等深远之事，所发出的辞却交织成文。成文了，言语便曲折；但对于道理却没有不精确切中的。切中道理了，所说的事情便铺陈开来；但对于道理又没有不含蓄幽隐的。《易》辞的精妙，真可以说是纷杂而不越界。圣人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天下的道理，守一而百姓分成二端，于是有得有失。得失不明白，怎么知道应受什么报应呢？所以圣人观察卦象、系定辞语，确定吉凶来补助百姓的行为，也用来说明得失的报应。先天、后天总不超出阴阳这两类事物，确实是乾坤作为《易》的门户吗？以上是第六章。《易》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吧？制作《易》的人，大概有忧患之心吧？自天地确立位置，便有了《易》。圣人与百姓共同面对吉凶、共同承担忧患，千古以来心意相同。但兴衰各有时机，著述制作要等待合适的人。因此《易》开始于羲皇，虽然有救助百姓行为的心意，但百姓对于《易》尚未兴盛，也没有人使它兴盛。到了夏代有《连山》，商代有《归藏》，这就是《易》的兴起，大概在中古吧？但那只是承述，并不是创作。《易》道仍然到了中途衰微的时候，文王在羑里推演《易》，系定彖辞，这才是《周易》的创作，从此开始。当时怀有忧患之心，怎么能不立即教人处理忧患的道理呢？忧患尚且可以处理，就没有什么不能处理的了。所以，《履》是德性的根基；《谦》是德性的把柄；《复》是德性的根本；《恒》是德性的坚固；《损》是德性的修养；《益》是德性的充裕；《困》是辨别德性的处境；《井》是德性的所在；《几》是德性的制约。《履》平和而达到极致；《谦》尊贵而有光彩；《复》虽微小，却能辨明万物；《恒》杂处于事物之中而不厌倦；《损》开始艰难而后来容易；《益》不断增长、日益充裕而不矫饰；《困》处于穷困却能通达；《井》安居于自己的位置却能迁移；《几》有所裁度而含蓄幽隐。用《履》来使行为和谐，用《谦》来制约礼，用《复》来认识自己，用《恒》来专一德性，用《损》来远离祸害，用《益》来兴办利益，用《困》来减少怨恨，用《井》来辨别义，用《几》来施行权变。六十四卦各有自己的德性；若从处理忧患的道理来说，没有比《履》《谦》《复》《恒》《损》《益》《困》《井》《几》九卦的德性更为切要的了。朱熹的注说得很详细。第一节说明九种德性的次序，玩味朱注可知，前八卦都是用来治理自己的，最后一卦才是用来应对外物的。第二节排列九种德性的善处，每句都是一抑一扬，这才体现“而”字的语气。末节说明九种德性的作用，着重看“以”字就能理解，但不可拘泥于把它解释成“用它来处理忧患”。九卦如此，其他五十五卦难道不也各有其作用吗？以上是第七章。《易》作为一部书，不能离开现实太远；作为一种道理，却屡屡迁移。它变化运动而不停留，周遍流行于六虚之中，上下没有固定常态，刚柔相互变易。不能用固定的典要来拘束它，只能随变化所趋而相应。文王系定彖辞以后，周公便师法文王的意思，合并两卦的彖辞而系定爻辞，《易》于是成为一部完整的书。所以《易》这部书切合百姓的使用，片刻也不能离开，怎么可以离得很远呢？它所说的道理，也如天道、地道、人道一样屡屡迁移。怎样看出它屡屡迁移呢？少阳少阴不变，老阳老阴则变化，因为它们在运动。九、六变化运动，自然不能停留在原来的位置。六个爻位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实体，难道不是周流于六虚之中吗？上下卦位虽然有一定位置，九六却没有固定不变；刚柔爻位虽然看似不变，九六却相互变易。这难道可以用固定的典要来拘束吗？只能随变化所趋而相应罢了。如此屡屡迁移，都是三才之道。人难道可以远离它吗？它的出入都以法度为准，使人知道畏惧。

译既然只随变化所趋，那么九变为阳，阳出而阴入；六变为阴，阴出而阳入。难道任凭它们出入而没有法度吗？其中有明确而不可改变的法则，不正是以法度为准吗？为什么要以法度为准呢？阳出而在外，有得有失；阴入而在内，也有得有失。这样是要使人知道，顺理就有所得而吉，逆理就有所失而凶，难道不值得深深畏惧吗？又使人明白忧患及其成因，即使没有师保，也如同面对父母。怎样才能使人知道畏惧呢？周公师法文王而系定爻辞。文王在忧患中制作《易》，周公则阐明文王的忧患之心以及导致忧患的原因。即使没有师保在旁训诫忧患，也要像面对父母、身处忧患之时一样，能不畏惧吗？因此出入以法度为准，辞语如此谆谆切切而令人畏惧。起初，循着卦爻辞来推求其方向，已经有了常法。假如不是合适的人，道理不会凭空流行。既然明白忧患及其原因，并系定辞语，那么知道畏惧的人就应当玩味这些辞。起初，循着六虚中的辞语，推求其屡屡迁移的方向，忧患及其原因无不处在出入有度之中，也都有一定的常法。然而有开始就有结束，有常法就有变化，更何况无方之方，不是能够神明而通晓它的人，哪里能由辞语通达变化，并从起初直到最终把握《易》的道理呢？还必须亲身实行、切实践行。以上是第八章。《易》作为一部书，推原开始而概括终结，以此作为本质；六爻相互错杂，只是随其时位和事物而已。自周公系定爻辞而《易》成为完整的书以后，它凭什么能够完备全体而妙用无穷呢？大概是推原一画的开始，以概括六画的终结；阴阳纯杂的形体，便构成一卦的本质。至于一卦六爻的位置，有刚有柔，有得有失，彼此错杂而没有固定不变的状态，就是阴阳二物各随时而成：时当阳便为阳，时当阴便为阴，哪里有固定形体可以拘束呢？只是随其时位和事物而已。初爻难以知晓，上爻容易知晓，因为它们分别是本和末。初爻的辞只是拟议其开始，最终则完成它；终结时便根据时位和事物在初爻、上爻所显现的情况来论断。例如乾初对应姤而系“潜龙”，坤初对应复而系“履霜”，这是难以知晓的；例如乾上对应夬而系“亢龙”，坤上对应剥而系“龙战”，这是容易知晓的。为什么呢？难以知晓的，是先从根本说起而后涉及末端；容易知晓的，是由根本可以推及末端。我思考圣人的意思，大要是初爻的辞先作拟议，便依据所拟议的内容来完成它的终结。至于错杂事物、彰显德性、辨别是非，则不是中爻就不能完备。初爻、上爻固然足以概括时位和事物的始终；至于错杂陈列阴阳之物，彰显刚柔之德，并辨别事物与德性的对错，就只有中间四爻的正变、约互等情况才能完备。否则，《屯》六三凭什么说“即鹿”？《蒙》六三凭什么说“见金”？《师》六五又为什么说“长子帅师”，《比》六五又为什么说“显比失禽”？还因为二、五是上下两体的中位，三、四是一卦全体的中位。唉！如果概括存亡、吉凶，那么居然就可以知道了。聪明的人观察彖辞，思考的内容已经超过一半了。唉！时位和事物的作用，真是精妙啊！六爻错杂铺陈，是非既已完备，那么天道、人事的存亡吉凶，不是显然可以知道了吗？我又想到周公对时位和事物的处理，是依据两卦的彖辞来系定爻辞的。虽然取正、取变各不相同，但聪明的人观察彖辞，就能知道存亡吉凶的道理在时位事物之间的显现，思考已经超过一半了。哪里需要等周公把六爻的爻辞全部系定以后才知道呢？只是天下人并非都能知道，所以爻辞难道可以不系定吗？六二和九四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它们的善处也不同。六二多有赞誉，九四多有畏惧，是因为九四接近君位。柔顺之道不利于处在远位，大要在于无咎；它的作用在于柔而得中。再就中爻来论，因相同之处来辨别不同之处，不在位置而在德性。难道没有看六二和九四吗？它们都是阴爻，以柔顺作为功用，难道不是功用相同吗？上下以位置确定，难道不是位置不同吗？而善处有所不同，是因为六二多有赞誉，九四多有畏惧。九四为什么多有畏惧呢？因为接近九五的君位。然而柔顺之道，不利于远离阳爻；六二又为什么远离九五呢？大体只要得到无咎，它的作用就在于柔而得中。知道九四的畏惧由于接近，就知道六二的赞誉由于远离；知道六二的赞誉由于得中，就知道九四的畏惧由于不中。九三和九五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九三多凶，九五多有功。是贵贱等级不同的缘故吗？阴柔居位就危险，阳刚居位就能胜任吗？难道没有看九三和九五吗？它们都是阳爻，也同样功用相同而位置不同。但九三的爻辞多说凶，九五的爻辞多说有功，这是为什么呢？九五处在天的位置，九三处在人位之下，是贵贱的等级不同。概括来说，不能不处于正位。如果以阴柔居之，不仅九三多凶，九五也会危险；只有刚健才能胜任，不仅九五多有功，九三也有时不至于凶。难道不是因为得正吗？由此可知，远近贵贱是事物的位置；刚柔中正是德性；赞誉、畏惧、凶祸、功绩，是辨别是非的结果。不是中爻，凭什么能如此完备地说明这些呢？以上是第九章。《易》作为一部书，广大而无所不备。其中有天道，有人道，有地道。兼备三才而各自加倍，所以六画；六画并不是别的，正是三才之道。《易》系定爻辞，难道只是记载屡屡迁移的时位和事物的书吗？总的说，它广大；分别说，它无不完备。上面两爻有天道，中间两爻有人道，下面两爻有地道。“才”就是能力。天有覆盖的能力，地有承载的能力，人有参与天地化育的能力。三画已经具备三才，再把三才各自加倍，所以有六画。六画并不是别的，正是三才各自得到一阴一阳，这就叫道。道有变化运动，所以称为爻；爻有等级差别，所以称为物；物彼此错杂，所以称为文；文有不相当之处，所以吉凶由此产生。一阴一阳叫作道，有恒常就必有变化，有静止就必有运动。道有变化运动，所以称为爻，是道的流行。爻之间有承、乘、比、应，难道不是有等级吗？爻有等级，所以称为物，是道的分别。事物有的刚、有的柔，交错间杂而灿然排列，不就是文吗？物彼此错杂，所以称为文，是道的经纬。然而有刚居柔位、柔居刚位而位置不当的，也有刚居刚位、柔居柔位而位置不当的。这就是刚柔相互有得有失，所以吉凶产生。周公之所以系定辞语，也完全体现了三才之道，难道不是广大而无所不备吗？以上是第十章。《易》的兴起，大概正当殷代末世、周代德性昌盛之时吧？大概正当文王与纣王相处之事吧？所以它的辞语多有戒惧。使危险变得平安，使平易变得倾覆。它的道理极其广大，各种事物无不包括。始终怀有畏惧之心，根本在于求得无咎。这就是所谓《易》之道。

译《易》这部书虽然因周公系定爻辞而完成，但如果没有文王系定彖辞来开启先端，即使羲皇也无法把它流传到后世，《易》又由什么兴起呢？《易》的兴起，大概正在殷代末世；文王看到了百姓处境的多艰，周代德性昌盛，彰明天道正在自身体现；又正当文王与纣王相处之时，亲身经历了忧患。因此文王在羑里推演《易》并系定彖辞，其中的辞语没有不含有戒惧的。大概危险就使人趋于平安，平易就使人趋于倾覆，虽然是理势自然如此，却仿佛有某种力量在推动它。它的辞语怎么能不戒惧呢？总的说，《易》道极其广大，作用又十分切近，天下万物没有一样可以废弃。使人知危，是为了使人畏惧；始终怀有畏惧，最终期望得到无咎，如此而已。这就是所谓《易》之道。它的道理难道不广大吗？以上是第十一章。乾，是天下最为刚健的。它的德行恒常平易，因此能够知道险阻。坤，是天下最为柔顺的。它的德行恒常简约，因此能够知道阻碍。危险的会变得平安，平易的会趋于倾覆。六十四卦无不都是乾坤。因此文王系定彖辞而以乾坤为首。乾的性质，是天下最为刚健的；依据这种刚健的德性来施行，乾平易而容易知晓，难道不是恒常平易吗？平易本来没有险阻，但凡有险阻的先兆，都会普遍照察而不遗漏，不必等到陷入险阻以后才知道。坤的性质，是天下最为柔顺的；依据这种柔顺的德性来施行，坤简约而有能力，难道不是恒常简约吗？简约本来没有阻碍，但凡有阻碍的先兆，便能安定守正而不间断，不必等到遇到阻碍以后才知道。因此能够知危、知惧，而不会因平易而倾覆。能够使心中明白，能够研析各种思虑，决定天下的吉凶，成就天下勤勉不息的事业，这就是乾坤德行的作用。只有圣人能使心中明白，又能研析各种思虑。使心中明白，就是心与理相合，天下的吉凶还有什么不能确定的呢？研析各种思虑，就是依据思虑来审察道理，天下勤勉不息的事业还有什么不能成就的呢？圣人能够预知，是心易的妙处，又何必借助卜筮呢？因此，天道有变化，人事有作为；吉事有祥兆；观察象就能知道器，卜问事情就能知道未来。圣人不借助卜筮就能预先知道，难道是没有可以察知的依据，只凭主观猜测吗？天道有变化，人事有作为；吉事也必然有得失和将要显现的祥兆，这些都是可以察知的。道理已经确定，叫作器；事情尚未发生，叫作来。使心中明白、研析思虑的圣人，对事情加以拟议并取象，难道不能知道器吗？在事情尚未显现时就占察它，难道不能知道来吗？这都是心易的妙处。天地确立位置，圣人成就其能力。人来谋划，鬼来谋划，百姓也能参与其中的能力。既然如此，不借助卜筮而知道器、知道未来，只有圣人能够做到，并不是百姓所能做到的。没有神物、数法，凭什么使百姓预先了解并使用它呢？自天地确立位置而有了《易》，圣人成就了天地所不能成就的能力；通过人谋、鬼谋而有卜筮，百姓便能够参与圣人已经成就的能力。八卦用象来告知，爻辞、彖辞用情理来说。刚柔交错而居，吉凶便可以看见了。百姓凭什么参与这种能力呢？有观察卦象、玩味辞语的方法。圣人画出八卦，进而形成六十四卦，无非是通过八卦来明示阴阳纯杂的形体，难道不是以象告知吗？但其中险阻的情状，恐怕百姓不能立即知晓。圣人就根据象所告知的内容系定爻辞、彖辞，有时总说，有时分别说明，难道不是明白地用辞语说出象中所具备的情状吗？象所告知的和辞所说的，都是吉凶。根据象所告知的吉凶来说明情理中的吉凶，由此知道刚柔错杂而居，吉凶便可以看见。变化运动，是从利益方面来说；吉凶，则随情势而迁移。因此，爱与爱相互攻伐便产生吉凶，远近相互取合便产生悔吝，真情与虚伪相互感应便产生利害。凡《易》的情势，彼此接近却不能相得就凶，有时还会伤害对方，于是悔而且吝。不只是有观察卦象、玩味辞语的方法，还有观察变化、玩味占断的方法。正当通过揲蓍求卦时，阴阳、老少分别出来，发生变化的部分便发动了。这时虽然还没有立即形成卦，但趋吉避凶的机理已经包含其中，难道不是从利益方面来说吗？等到占断已经显现，有吉有凶，就依据卦爻的情势，因消长、当否不同而变化，吉凶也随之改变，难道不是吉凶随情势迁移吗？正因为情势迁移，所以爱与爱相互攻伐而产生吉，恶与恶相互攻伐而产生凶。至于吉凶尚未判定时，有悔吝；吉凶刚刚萌发时，有利害。远近相互取合，或乖离，或妄合，于是悔吝产生；真情与虚伪相互感应，或以义相交，或被外物引诱，于是利害产生。大体说，凡《易》的情势，接近而相得的就是吉，不必再说；远离而不得相得，似乎也没有伤害。只有接近而不能相得，嫌怨就会产生，施与和接受也会迅速发生，凶害悔吝随即到来。《易》的情势，就像人的情势一样。将要叛变的人，说话带着惭色；内心疑惑的人，说话支离。吉祥之人的言辞少，浮躁之人的言辞多。诬陷善人的人，言辞游移；失去操守的人，言辞屈曲。所谓吉凶随情势迁移，不只是卦爻的象随情势迁移，卦爻的辞也随情势迁移。《易》的情势，就像人的情势。卦爻的辞，不也像人的言辞吗？由此可以观察人的言辞。将要叛变者的言辞带着惭色，内心疑惑者的言辞支离；吉祥之人的言辞少，浮躁之人的言辞多，诬陷善人的言辞游移，失去操守者的言辞屈曲。知道人的言辞会随情势迁移如此，那么卦爻辞随情势迁移，也正是这样。百姓就可以参与这种能力了。以上是第十二章。《易原就正》卷十一。钦定《四库全书》。《易原就正》卷十二。邢台包仪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