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缵义卷十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子缵义》卷十一　　　　宋代杜道坚撰写。《上义篇》。老子说：“凡是学习道的人，能够明白天道与人事的分别，通晓治理与动乱的根本，澄清心意而存守这些道理，看见事物的终始，返归虚无境界，就可以说是通达了。治理的根本是仁义，末端是法度。人的生命所由产生的是根本，不能产生生命的只是末端。本末本来是一体，能够同时爱护二者，是人的本性。先重根本、后及末端，叫作君子；先重末端、后忘根本，叫作小人。法度的产生，是为了辅助仁义；如果重视法度而抛弃仁义，就像看重帽子和鞋子，却忘了头和脚。仁义是广大而崇厚的根基。不增加根基的厚度，却只扩张它的宽度，根基就会毁坏；不扩大根基，却只增加上面的高度，建筑就会倾覆。所以栋梁不够大，就不能承受重负。承受重负没有什么比栋梁更重要，担当国家也没有什么比德行更重要。君主拥有百姓，就像城池有地基、树木有根一样；根深，根本就牢固，地基厚实，君位就安稳。因此，事情不以道德为根本的，不能作为常法；言论不符合先王之道的，不能称为道；只图方便，零碎地采取某一种片面的办法，不是天下通行的正道。” 《缵义》上说：“所谓义，就是明白天道与人事的分别，通晓治理与动乱的根本。治理有本有末，知道先后次序，就接近道德了；但仅凭这些权术，难道就可以治理天下吗？” 老子说：“治理人的方法，就像造父驾驭四匹马一样。把缰绳和马嚼子调理整齐，把握驾车的尺度，使它合乎胸膺的位置；内心掌握得当，外在又合乎马的意向，所以能够沿着道路走远，气力仍有余裕，进退回旋，无不如意，这确实是掌握了驾驭的方法。如今权势，就是君主的车舆；大臣，就是君主的四匹马。自身不能离开车舆的安稳，手中也不能失去驾驭四马的要领。所以四马不协调，造父就不能驾车上路；君臣不和，圣人也不能据此治理国家。执守道来驾驭臣民，中等才智的人也能发挥其才；明白名分并昭示于人，奸邪就可以止息。事物到来时观察它的变化，事情发生时顺应它的转化；近处不乱，远处自然就得到治理。不采用刻意强制的教令，却能获得自然之道，万般举措都不会失误。” 《缵义》说：“天地不过是一匹马，万物不过是一个指头。圣人穷尽格物之理，却把权势比作车舆，把大臣比作四匹马。君主因此驾驭它们，不劳费智力，远方没有不服从的，这就是治理的方法。哪里能找到驾车的人，同他谈论这些道理呢！” 老子说：“凡是行道的人，都要堵塞邪恶的通道，防止事情在尚未发生时变坏；不以自以为是为可贵，而以不让人有机会作恶为可贵。所以说：不要使人产生可欲之物，否则没有一天不去追求；不要使人看见可以夺取的东西，否则没有一天不去争夺。这样，人欲就会消退，公道就会施行。有余的，使它止于法度；不足的，使它达到实际使用的程度，所以天下可以归于一统。若放弃职守而听信毁誉，抛弃功劳而任用朋党，就会使奇技淫巧之人逃亡，守职的人长期停滞而不能进取；民间风俗在国家中败乱，功臣在朝廷上争斗。因此，有道就能驾驭人，无道就会受人制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缵义》说：“高明的医生不等疾病已经形成才治疗，而是在疾病尚未发生时就加以防治。行道的人堵塞邪恶的通道，治理尚未发生的祸乱，大概正是所谓高明的医生吧！所以不把自以为是看得可贵，而把不作恶看得可贵，于是就没有对可欲之物的追求，也没有对可夺之物的争夺。因此，有道就可以驾驭人；无道就会受制于人。” 老子说：“治理国家有常道，但以使百姓获利为根本；政令教化有其道理，但以政令能够施行为原则。如果确实有利于百姓，就不必拘泥于古法；如果确实适合事情，就不必沿袭旧俗。因此，圣人使法度随时代变化，使礼制随风俗转化。衣服器械，各自便利于使用；法度、制度、命令，各自依据实际情况而定。所以改变古法未必错误，沿循旧俗也未必值得赞美。诵读先王的书，不如听闻先王的言论；听闻其言论，不如领会其所以这样说的道理。领会其所以然，就是言语所不能完全表达的。因此，道能够说出来的，就不是永恒不变的道；名称能够说出来的，就不是永恒不变的名称。圣人所遵循的称作道，就像金石一样，曲调一经确定便不可更改；事情却像琴瑟一样，曲子终了就要改变调式。法制、礼乐，是治理的工具，并不是用来代替治理本身的。因此，见识偏曲的人不能同他谈论最高的道，因为他们在世俗观念中才得到觉悟，又被教条束缚。” 《缵义》说：“道是法的本体，法是道的作用。治理国家有常道而以利民为本，这是道；政教属于道而使政令施行为原则，这是法。圣人使法随时代变化，使礼随风俗转化，法度、制度、命令各因其宜，所以不能同见识偏曲的人谈论最高的道，因为他们被教条束缚了。” 老子说：“天下哪里有永远不变的法呢？只要适合世事，符合人情，顺应天道，详察鬼神，就可以端正地治理国家了。过去三皇没有制度法令而百姓服从；五帝有制度法令却没有刑罚；夏后氏重视不违背诺言，殷人使用誓约，周人使用盟约，这就是末世逐渐衰败的表现。于是人们忍受污辱而轻视羞耻，贪求所得而缺少羞惭。因此，法度、制度、命令，是根据民俗来调节缓急的；器械，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制定适宜的。受法令拘束的人，不能同他谋划长远事业；拘守礼制的人，不能让他应对变化。必须具有独到的明见和独到的听察，然后才能掌握大道而实行。知道法令由何而生，就能随时势而变化；不知道治道的源头，即使沿袭旧法，最终也会陷入混乱。如今求学的人，沿循前人、承袭旧业，手持篇籍，拘守文字和法式，想凭这些来治理国家，就像拿方形榫头去插入圆形的卯孔；想要得到适宜的结果，也很困难。要使危局保存、乱世得到治理，即使有智慧也未必做到；把大道首先说成只应尊法古人，即使愚人也绰绰有余。因此，没有实际效用的法，圣人不实行；未经验证的言论，明主不听信。” 《缵义》说：“圣人制定法律，本来是为了禁止奸恶、平反冤屈、保护百姓。三皇没有制度法令而百姓服从；五帝以后所制定的法令、赏罚各代不同，是因为时代发生了变化。明主难道可以不对此加以考察吗？” 文子问：“法从哪里产生？”老子说：“法产生于义，义产生于众人适宜的需要，合乎人心；这是治理的要领。法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生出来的，而是在人世间产生，又回到自身来端正自己。真正通达根本，就不会被末节扰乱；知道要领，就不会被疑惑迷失。自己有的，不责怪别人没有；自己没有的，不要求所立的法中一定有。对下位者所确立的规范，居上位者不能废弃；禁止百姓做的事，不能在自身实行。因此君主制定法律，首先要把自身作为检验和示范；禁令能够约束自身，政令就能在百姓中施行。”《缵义》说：文子问法从哪里产生，老子告诉他法产生于义。义，就是适宜。先王制定法律，务求适合众人的情理，所以先以自身作为规范；禁止百姓做的事，自己也不敢触犯，因此政令能够施行，天下都来服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