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缵义卷七　　　　　宋　杜道坚　撰

译《缵义》说：天理和人欲，同出于一心；君子和小人，由于各自的一己之心，难道也是同一根源而名称不同吗？执守一而应对万变，叫作术；看见行动就知道止息，叫作道。言语出于口，行动发于心。祸福、利害，如同形影和回声一样相随。若不是最精微明察的人，谁能把它们区分开？难道不应当反省自身、慎重对待内心吗？老子说：“人人都知道治乱的关键，却没有人知道保全生命的办法。所以圣人考察世事而制定行动，推究事务而制定谋略【按：明刊本“推事”作“权事”】。圣人能处阴也能处阳，能柔也能刚，能弱也能强，随时而行动或静止，依据条件建立功业；看见事物向前发展，就知道它会返回；从一件事察看它的变化，就为它制定相应的形势，运用时就作出相应的应对。因此终身实行这些原则而没有困厄。有些事可以说却不能实行，有些事可以实行却不能说；有些事容易做却难成功，有些事难成功却容易失败。所谓可以实行却不可言说的，是取舍；可以言说却不可实行的，是虚伪欺诈；容易做却难以成功的，是事务；难以成功却容易失败的，是名声。这四种情况，是圣人留心之处，也是明智者独自看见之处。” 《缵义》说：时代有治有乱，政事取决于人。知道治乱的关键，却不知道保全生命的办法，问题在于人而不在于时势。圣人随时行动或静止，察看其中的变化，终身实行而没有困厄。当时掌握政权的人，怎么可以自己懈怠而不知道保全生命的办法呢？老子说：“道的原则，是敬慎细小隐微之处，行动不失时机；在一百种事情上都重视戒慎，祸患才不会滋长。谋划福分，总赶不上；思虑祸患，却常常超过。某日同样遭霜，受到遮蔽的就不受伤害。愚人有所防备，也能与智者取得同样的功效。积累爱就形成福，积累憎恨就形成祸。人人都知道救治已经发生的祸患，却没有人知道使祸患根本不发生。使祸患不发生容易，等到患难出现后再施救就困难了。如今人们不致力于使祸患不发生，却致力于救治已经发生的祸患，即使神人也无法替他们谋划。患祸发生的原因，有千万种而没有固定方式。圣人深居以避开祸患，保持静默以等待时机。小人不知道祸福的门户，行动就陷入刑罚；即使曲意设法防备，也不足以保全自身。所以高明之士先避开祸患，然后才求取利益；先远离耻辱，然后才求取名声。因此圣人常常在无形的事物之外用功，而不把心思留在已经成就的事情上，所以祸患无从到来，非难和赞誉也不能成为尘垢。” 《缵义》说：所谓道，就是敬慎细小隐微之处，行动不失时机，这是谨慎事情开端。愚人有所防备，也能与智者取得同样的功效。人不能在祸患发生以前消除它，却只在发生以后寻求救治，即使神人也无法替他谋划。所以高明之士以避祸、远离耻辱为先；名声和利益则放在后面，不强求它们，祸患又从哪里到来？非难和赞誉又从哪里沾染成尘垢呢？老子说：“一般人的处世之道，心思要小，志向要大；智慧要圆融，行为要方正；能力要多，事务要少。所谓心思小，是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就思虑它，戒备祸患、慎重细微之处，不敢放纵欲望；志向大，是兼容天下各国，使不同风俗齐一；各种是非汇聚而来，自己居中作为车毂；智慧圆融，是始终没有端绪，向四方通达流转，像深泉一样不会枯竭；行为方正，是站立正直而不屈挠，素朴洁白而不受污染，困穷时不改变操守，显达时不放纵志意；能力多，是文武兼备，行动和静止都合乎仪则，举措、废置各得其宜；事务少，是掌握纲要来统摄众多，执持简约来治理广大，处于安静来控制躁动。所以心思小，就能在细微处加以禁止；志向大，就没有什么不包容；智慧圆融，就没有什么不知道；行为方正，就有所不做；能力多，就没有什么不能治理；事务少，就能以简约加以持守。因此圣人对于善行，没有微小到不去实行的；对于过错，没有细微到不去改正的。行动不依靠巫觋，却使▯神不敢抢先，可以说是最尊贵了。然而他仍然战战兢兢，一天比一天谨慎，这正是以无为而归于一的诚实【按：明刊本“诚”作“成”，有误】。愚人的智慧本来就少，而所做的事情又多，所以一行动就必然困穷。” 所以用正道教化【按：明刊本“正”作“政”；不知此处“正”字与下句“邪”字相对，因此“正”似不应作“政”】，形势容易而且必定成功；用邪道教化，形势艰难而且必定失败。舍弃容易成功的正道，反而去做艰难而必败的事，这是愚昧迷惑造成的。《缵义》说：志向要宏大，内心要谨慎；智慧要圆融，行为要方正；才能要多，所办的事务要少。这六点，是凡人都不能不努力做到的。志向宏大，就没有什么事物不能容纳；内心谨慎，就一定戒惧细微的征兆；智慧圆融，事情就没有不能通达的；行为方正，就正直而不屈挠；才能多，做什么都能成功；事务少，就简约而有操守。圣人的行为，不借助巫觋，鬼神也不敢先行；只是把一切归于诚心罢了。老子说：“福气的发生绵延不绝，祸患的产生纷纷而来。祸福的征兆，微小而不可见；圣人能看见它的开始和结局，所以不能不察知。明君的赏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对自己有利却对国家没有功劳的，不施加赏赐；违逆自己却有利于国家的，不加以惩罚。所以，承载义而合宜的，叫作君子；抛弃义的合宜原则的，叫作小人。通达智慧而能成功却不劳苦，是上等；劳苦却不受损害，是次等；受损害而更加劳苦，是下等【按明刊本“益”作“亦”，误】。古人能够品味道理而不舍弃，今人舍弃道理而不加以体味。纣王制作象牙筷子，箕子便哭泣【按明刊本“啼”作“唏”】；鲁国用偶人陪葬，孔子便叹息。看见事情的开端，就知道它的结局。” 《缵义》说：祸福的关键，一有开启就必有先兆，怎么可以不察知呢？赏罚是君主的重要权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义与利。治理国家而不使人劳苦，是上等的政治；使人劳苦却不受损害，是次等的政治；使人受损害而更加劳苦，这种政治就是下等。箕子因象牙筷子而哭泣，孔子因偶人而叹息，可见国家还没有等到最终结局，就能知道它将要灭亡。老子说：“仁，是人们所仰慕的；义，是人们所尊崇的。即使为人所仰慕、为人所尊崇，有的人仍会身死国亡，这是因为不能适应时势。所以只知道仁义而不知道应时的权变，就不能通达道。五帝以德为贵，三王运用义，五霸凭借武力。如今若把帝王之道施行在五霸的时代，就不合时宜。因此，同样是善和恶，是否得到赞誉取决于世俗；同样是趋向和行动，逆与顺取决于时势。知道天所做的事，知道人所实行的事，就有办法治理世事了。只知天而不知人，就无法与世俗交往；只知人而不知天，就无法与道相合。若只是固守心志、迎合情欲，坚强就会损害它；若以自身役使外物，阴阳就会消耗它。”

译《缵义》说：“道之所以不能实行，我知道了，是因为时代不同。五帝以德为贵，三王运用义，五霸凭借武力。在五霸的时代施行帝王之道，就是不懂得时势。不懂时势，就是不懂天、不懂人，又凭什么治理世事呢？” 得道的人，外在随时变化，内在却不改变。外在变化，是为了了解人情；内在不变，是为了保全自身。因此，内心有一定的操守，外在却能屈伸进退，随万物推移变化，做任何事都不陷入困境。道之所以可贵，就贵在像龙一样变化。若只守着一种节操、推行一种行为，即使已经成就圆满，仍会拘泥于小的偏好而堵塞大道。道，是寂静空虚的，不对外物强行作为，也不因自己而强行作为。因此，办事而顺应道的，并不是有意求道者所强作的，而是道自然施行的结果。《缵义》说：龙虎般的变化，是大人的道。得道的人随万物推移而不陷入困境。因此老子有“犹龙”的称号。体悟道的虚无，外在不占有万物，内在也不占有自己；道无所不施，天下便得到教化。天地所覆盖承载的，日月所照耀的，阴阳所温煦的，雨露所滋润的，道德所扶助的，全都同归于一种和谐。因此，能够头顶大圆之天、脚踏大方之地的人，能够照见太清、看见大明的人，能够建立太平、居于大堂的人，才能防备于幽微之处，与日月同放光明，从无形之中产生于有形。真人把归期寄托在灵台，回归并居处于万物的本始。他在幽微处观看，在无声处听闻。在幽微之中，唯独有所觉悟；在寂寞之中，唯独有所照见。他的作用正因为不用而能发挥，不用之后才真正能够运用；他的知见正因为不自以为知而能通达，不自以为知之后才真正能够知晓。《缵义》说：和，是天下共同通行的大道。天的覆盖、地的承载，都同归于一个“和”罢了。君王头顶圆天、脚踏方地，居于大堂而建立太平，难道能失去和吗？真人回归并居处于万物的本始，必定能在幽微之中独自有所见。因此，作用有不作用，然后才有作用；知识有不自以为知，然后才有真正的知。这就叫作大和。道，是万物所遵循的道路；德，是帮助万物生长的力量；仁，是积累恩惠的证明；义，是与内心相合、又与众人合宜的原则。道衰灭后德兴起，德衰微后仁义产生。所以，上古只尊道而不特意说德；中古守持德而不存仁；后世反复守持仁义，唯恐失去它们。因此，君子没有义就无法生存，失去义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东西；小人没有利就无法生活，失去利就失去了赖以活命的东西。所以君子害怕失去义，小人害怕失去利。观察他们所害怕的，就能看出祸福各不相同。《缵义》说：道、德、仁、义分裂之后，皇、帝、王、伯的等级便分别形成，这是时代变化造成的。道用来引导，德用来使万物生长，仁用来施恩，义用来使事情合宜。四代的治理本来似乎不同，但君臣各有名分，这一点却是相同的。只有道而没有特别彰显德的，是皇；有德而不存仁爱的，是帝；害怕失去仁义的，是王；义失去合宜，智巧欺诈就兴起了。老子说：“有些事情本想使它得利，结果恰好足以伤害它；有些事情本想伤害它，结果反而足以使它得利。患湿病却强行进食，患热病口渴却强行饮用寒凉之物，这是众人用来养病的方法，却是良医用来治病的方法。使眼睛快意、使内心喜悦的，是愚人所认为有利的，却是有道者所躲避的。圣人先遭遇违逆而后得到会合，众人先得到会合而后遭遇违逆。所以祸福的门户、利害的反转，不能不察知。” 《缵义》说：事情有想求利反而受害、想求害反而得利的情形，这不是人力所能完全决定的，有时是事物自身使它如此。因此，先遭遇违逆而后得到会合，是圣人的道路；先得到会合而后遭遇违逆，是众人的道路。祸福相互依伏，利害相互反转，就是这样不能不察知。老子说：“有功劳却背离仁义，立即会被怀疑；有罪过却合乎仁义，必定会被信任。所以仁义，是事情通常顺利的根本，也是天下最尊贵的爵位。即使谋划成功、计策得当，能够考虑祸患、解除危难、图谋国家，只要其中有一件事背离仁义，功劳就一定不能完成。言语虽然不能切中幽微之处，计策对国家没有益处，但内心周全地忠于君主，合乎仁义，生命一定能够保全。所以说：说一百句话、谋一百条计策却常常不恰当，不如舍弃趋利避害的计较，仔细审察仁义。” 《缵义》说：仁义，大概是道的孙、德的子吧！四者看似彼此不相及，却从未真正分离。因此仁义是天下最尊贵的爵位。把自身看得比天下还贵的人，难道可以不舍弃趋利避害的计较，仔细审察仁义吗？老子说：“教化以君子为根本，小人承受它的恩泽；利益以小人为根本，君子享有它的功效。使君子和小人各得其宜，就能互通功效、交换事务，道便通达了。人的欲望多，就会伤害义；忧虑多，就会损害智慧。所以，使国家得到治理的喜乐，是国家得以保存的原因；使国家受到虐害的喜乐，是国家灭亡的原因。水向下流而汇成广大，君主谦下对待臣下就会聪明。君主不与臣下争功，治国之道就通达；所以君主是根本，臣下是枝叶。根本不美好而枝叶茂盛，从来没有这样的事。” 《缵义》说：君子、小人，都是人。作为君子却不施教于小人，凭什么德行来帮助小人生活呢？使国家得到治理，就以国家的保存为乐；虐害国家，就以国家的灭亡为乐。君主善于谦下而不争，群臣就会献出忠诚；根基牢固、根深蒂固，国家就安定了。老子说：“慈父爱子，并不是为了求取子女的报答，而是内心不能自我解除这种爱；圣明的君主养育百姓，也不是为了供自己使用，而是本性使他不能停止。等到依仗自己的力量、依赖自己的功勋时，事情必定会困穷；一旦有所作为以求回报，恩德就不能相互接续。所以，采用众人所喜爱的东西，就能得到众人的力量；推举众人所喜欢的事情，就能得到众人的心。由此看见事情的开端，就能知道它的结局。” 《缵义》说：父子之心，是天性。父亲爱子、君主养民，一旦有了要求报答的心，恩德就丧失了。因此，顺着众人的利益使他们获利，就能得到众人的力量；推举他们的善行而使善行增多，就能得到众人的心。这样，子女难道还会有不孝，臣下难道还会有不忠吗？老子说：“人们因义而相爱，党众因结群而强大。因此，德施行得广，威势施行得就远；义施加得薄，武力所能制约的范围就小。” 《缵义》说：君主把天下当作自己的心，人民因义而相爱，忠孝就会兴起；党众因结群而强大，奸雄就会乘势而起。安危所系，怎么可以不察辨呢？

译老子说：“用不义取得东西，又不把它施舍出去，祸患就会落到自身；既不能为别人做事，也无从为自己谋划，这可以说是愚人，与猫头鹰爱护自己的孩子没有区别。所以，执持盈满，不如适可而止；锻打得锋利，不可能长久保持。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它们的化育没有穷尽。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万事都是如此，无法全部说明。福气到来时祥瑞已经存在，祸患到来时祥瑞先出现。看见祥瑞却不行善，福气就不会到来；看见不祥却行善，祸患就不会到来。利与害同出一门，祸与福相互为邻，除了神圣之人没有谁能分辨。所以说：祸啊，福所依凭；福啊，祸所潜伏，谁知道它们的尽头呢？” 《缵义》说：祸福相互依伏，如同影子跟随形体。货物成倍地进入，必定也会成倍地出去。善积累起来却不能善加运用，就像养猫头鹰当作孩子，少有不自我伤害的。利害的关键，反复翻转，除了神圣之人没有谁能知晓。人在将要生病时，必定先贪恋鱼肉等甘美的滋味；国家将要灭亡时，必定先厌恶忠臣的言语。所以，病势将要导致死亡的人，不能再成为良医；国家将要灭亡时，也不能再听取忠臣的谋略。先修养自身，然后才可以治理百姓；先治理好家庭，然后才能把这种治理推广到官长。因此说：修养自身，德才真实；治理家庭，德才有余；治理国家，德才丰厚。百姓赖以生活的，是衣服和食物。事情周全地满足衣食需要，就有功劳；不能满足衣食需要，就没有功劳。事情没有功劳，德就不能增长。所以顺应时势却不能成功，不要更改它的法则；顺应时势而不能成功，也不要更改它的道理。时势将要重新兴起，这叫作道的纲纪。《缵义》说：国家没有百姓就不能建立，百姓没有食物就不能生存，这是不可改变的道理。因此百姓衣食充足就能活下去，衣食不足就难以建立功劳；功劳不能建立，德就不能增长。帝王使百姓富足，霸王使土地富足，危亡的国家却只使官吏富足。治理得好的国家好像有所不足，将要灭亡的国家仓廪空虚。所以说：“居上位者无事，百姓自然富足；居上位者无为，百姓自然化育。”发动十万军队，每天耗费千金；战争之后，必定有凶年。因此兵器是不祥之物，不是君子所珍爱的。大怨即使调和，也一定还会留下余怨，为什么还要去做不善之事呢？古代亲近之人不靠言语强求，远方的人也不靠言语招徕，却能使近者喜悦、远者来归。与百姓同欲，就能和谐；与百姓同守，就能稳固；与百姓同心同念，就有智慧。得到百姓力量的就富足，得到百姓称誉的就显达。行为会招来盗寇，言语会招致祸患。不要抢先说出别人的话，只需在别人之后应答。附耳低语的话，也会传闻千里。言语是祸患，舌头是祸机；话一旦说得不恰当，即使有四匹马也追不回来。《缵义》说：无论古今治乱都不改变的，是土地和疆域；古今有时治、有时乱而不相同的，是君主和百姓。帝王使百姓富足，霸王使土地富足，危亡的国家却只使官吏富足。治理得好的国家好像有所不足，将要灭亡的国家仓廪空虚。因此唐虞时代天下富足，战国时代却没有富足的百姓。从前中黄子说：“天有五方，地有五行，声音有五音，事物有五味，颜色有五章，人有五种位次，因此天地之间有二十五类人。上五类有神人、真人、道人、至人、圣人；次五类有德人、贤人、智人、善人、辩人；中五类有公人、忠人、信人、义人、礼人；次五类有士人、工人、虞人、农人、商人；下五类有众人、奴人、愚人、▯人、小人。上五类与下五类的关系，就像人与牛马的关系。圣人用眼观看，用耳听，用口说，用脚行走；真人不用眼看却明察，不用耳听却聪敏，不行动却能使人服从，不说话却能公正。所以，圣人用来行动天下的方式，真人从未超越它；贤人用来矫正世俗的方式，圣人从未留意。所谓道，没有前后、没有左右，万物玄同，没有是非。” 《缵义》中说：黄子，是古代的真人吧！他说：“人有五种位次，每个位次又有五等，合起来共有二十五等。最高的是神人，最低的是小人。所谓上五类与下五类的关系，犹如人与牛马，是说小人违背道、悖逆德，就像给牛马穿上衣裳一样。圣人不如真人，贤人不如圣人，只是因为他们造诣于道有深浅，所以品级也随之不同。” 〈子部，道家类，《文子缵义》〉

译钦定《四库全书》。《文子缵义》卷八　　　　宋代杜道坚撰。《自然篇》。旧注：至高的道广大通达，是万物之母。像风箱一样开合施用，没有边际，这就叫自然。大概道已经断绝了传授，不知不觉便如此，也不是不如此；万物都这样，不得不这样。然而所谓自然，并不是有谁能够使它如此，也没有所凭借寄托的原因，所以叫作自然。老子说：“清明虚静，是天的光明；无为，是治理的常道。” 旧注：虚空之中有灵性，幽暗之中有光明，谁能够看见它呢？这就是与道相同。无为而自行治理，万物都能成就。除去恩惠，舍弃圣智，排斥贤能，废弃仁义，消灭人为事务，抛弃巧言善辩，禁止奸诈虚伪，这样，贤者和不肖者就都在道中齐平了。旧注：除去这七项，贤者就没有什么可崇尚的，愚者也没有什么可惭愧的；一同归入广大通达的大道，复归自然。静，就同于虚；同于虚，就能通达至德。无为，则万物都能容纳。虚静之道，像天地一样长久。神妙幽微而周遍充盈，对万物却不加主宰。旧注：内心既然虚空，就没有什么不能通达；德既然充足，就没有什么不能容纳。因此能够发挥神妙作用而不自居为主，周遍运行而不疲惫。十二个月的运行周而复始。旧注说：十二个月循环运行，没有穷尽，终结之后又重新开始，这是天道。金、木、水、火、土，它们的势相互制害，它们的运行之道又彼此依待。旧注：五行的运行相互推移，一者兴盛、一者衰败；寒暑交替进退，各有时节；生长和杀伐都有规律，不失其宜。所以，极寒会伤害万物，却不能没有寒；极暑会伤害万物，却不能没有暑。因此，可与不可全都各有可取，所以大道没有什么绝对不可。可取在于合乎道理；看见可取的，不要急于趋附；看见不可取的，不要不离开。可与不可相互为左右，也相互为表里。旧注：寒暑交替，这是天地的道；礼教和刑罚，是圣人的法。寒暑虽然酷烈，却不能没有，顺应时令就不会伤害；刑罚虽然惨酷，也不能废除，合乎道理就不是危害。看见可行的就实行，不可行的就停止。凡事的要领，一定从“一”开始。以时势作为纲纪，从古到今从未改变，这就叫天理。旧注：“一，是道的子孙，是君主的权柄。古今虽然不同，运用它却没有差别，就像车轴运转车毂，以内部控制外部，车轮循环无穷，与天道始终相应。” 上位者掌握大明，下位者运用它的光辉。道生养万物，使阴阳各得其理，化为四时，分为五行，各得其所，随时往来。法度有常，下及无能之人；上道不倾覆。群臣同心一意，这就是天地之道：无为而一切具备，无所求而自然得到，因此知道无为是有益的。旧注：上天垂示天象，以光明照耀四方；君主建立法度，以临制天下。蛰伏的虫类苏醒，百姓受到恩惠；阴阳运行不差，万物各有常规。若不是实行无为，就不能有益于国家。从前尧治理天下，同时也修养自身。老子说：“最为质朴而广大者没有形状，最为广大之道没有度量。因此天是圆的，却不能用规来完全测量；地是方的，却不能用矩来完全测量。从往古到来今叫作宙，四方上下叫作宇。道存在其中，却没有人知道它的所在。因此，见识不远大的人，不能与他谈论广大；知识不广博的人，不能与他讨论至道。凡是禀受道而能与万物相通的人，就没有什么可以互相非难的。”旧注：道德广大至极，没有形状；天地广阔至极，没有度量。它近在毫发之间却无人看见，远在宇宙之内又难以测知。若不是博学通达、能与万物相通的人，没有谁能说明至道的根源和是非的境界。所以三皇五帝所依据的法典和制度虽然各不相同，但得到民心这一点是相同的。旧注：制定法令虽然不同，敬重百姓却相同。至于规、矩、曲尺和墨绳，是工巧所使用的工具，却不是工巧本身。所以没有弦，师文也不能奏成曲调；只有弦，也不能独自产生悲声。因此弦是产生悲声的工具，却不是悲声本身。旧注：万物虽然说是自然生成的，却都有所凭借，不能独自运行。这就像曲尺和墨绳，是制成工巧的规范，却不是工巧本身；妙处在于人的运用，没有凭借就不能合宜地使用弦。器具是产生悲声的工具，却不是悲声本身；没有弦，就不会有悲声。至于神妙和谐之境，在心与手之间游动；放开意念，抒写精神，讨论变化，并通过弦表现出来，这是父亲不能教给儿子、儿子也不能从父亲那里接受的，是不可传授之道。旧注：“师文弹琴时，手指专注地拨动琴弦，抒写精神，放开意念，使心与手相互游动，调和阴阳的时令，于是使音律随四时变化，气感应万物。至于父子虽亲而不能传授，这是妙处的极致。”这也是说道不可传授和接受。所以，肃静是形体的主宰；寂寞是声音的根本。旧注：“肃，就是安静。因此形体在静中产生，以静为主；寂静之中有声音，以寞为主。” 老子说：“天地之道，以德为主，以道发出命令，万物各自归正。至精至微而深入内在，不以事务为贵，所以不等待功劳便能树立；不以地位为尊，所以不等待名声便能显扬；不需要礼仪却自有庄严，不使用兵力却自然强大。” 旧注：道产生万物，是命令；德蓄养万物，是根本。人能够调和精神气息，使性命端正，内在保全精气，外在抛弃烦累，何必等待名位才尊贵？不依靠兵甲，别人也不会非难他。所以道建立起来却不施加教令，光明照耀却不加以窥察。道建立而不施教，是因为不夺取人的能力；光明照耀而不窥察，是因为不妨害事物自身的运行。旧注：“道存在，教化便可遗忘；光明达到极致，便无需察看，然后才能任由万物各循其性，事情也没有什么会受到伤害。” 施行教化之道，违背德而伤害万物。因此，阴阳、四时、金木水火土，同属一道而各有不同的道理；万物情性相同而形体不同。知者不必相互教导，能者不必相互接受，所以圣人建立法度来顺导百姓的心，使各自保持自然。因此，生者不自称有德，死者不怀怨【按明刊本此二句没有两个“也”字】。旧注：所谓违背德，是指德衰微而教化兴起；所谓容纳万物，是指先有所损而后有所益。况且五行的性质不同，万物的形状各异；教化有本末，人有贤愚。圣人制定法度、施行教化，启发引导愚昧，使有智慧的人相互传授，使有能力的人不隐藏，各自尽到本分，归于自然；活着不夸耀自己的德，死后也不怨恨上天。天地不以仁为意志，把万物看作刍狗；圣人不以仁为意志，把百姓看作刍狗。旧注：天地生养万物，圣人养育百姓，难道会对万物存有私心、对人存有偏爱吗？总的看来，都如同刍狗。慈爱、仁义，是狭近的道路。狭窄的道路进入广大之境就会迷失，近路走向远方就会迷惑。圣人的道，进入广大之境而不迷失，行走远方而不迷惑，常常保持虚静、自守本真，可以达到极致，这叫作天德。旧注：《道德经》的道理玄妙深微，仁义却近而狭窄。《中庸》所说的走小路会导致迷失，至圣之人登上通衢大道便无所阻滞。若不是心灵长久明彻，怎么能达到与天相等的极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