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溟文集卷四

译阁下两次任晋江县令，贤能的声誉大为彰显；近来调任台湾，实在是海外百姓的幸运。您却谦词下问，盛意谦逊，诚恳地询问本邑政事的宽严、施政措施的先后。我惭愧不安之余，反而更加局促。不过我对于这个地方，有旧任县令应当把所知告知后任的义务，不敢置身事外。谨把自己所知道的全部告诉您。我听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像调理一个人的身体，必须使气血流通、筋骨运动，才可以没有疾病。如果一肢一节气滞血凝，疾病就会发生。然而用药的人，又必须审察患者体质的强弱和所患疾病的深浅，斟酌分量而使用。因此有同一种病而用不同药物的，取得的疗效却相同。我又听说，治理政事在于得到百姓的拥护，而得到百姓拥护的人，必须同百姓有共同的好恶。阁下从泉州来到台湾，台湾百姓有一半是泉州人。泉州人的弊病和好恶，您已经熟悉了；至于台湾人的弊病和好恶，或许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这难道可以不加辨别吗？如今逞强好斗、轻视死亡而看重钱财，是泉州的风俗；喜欢诉讼而不讲情理、争强好胜而没有道理，沉溺赌博和女妓，顽童嗜食槟榔，把鸦片当作日常饮食、视为生死攸关之物，这些是泉州所以形成这种风俗的原因；台湾人本来兼有这些弊病。然而台湾这个地方，包括一府、五厅、四县，南北二千里，有泉州人，有漳州人，有嘉应州人，有潮州人，还有番众。把几个郡的番汉百姓合在一起杂居，百姓就难以成为安定的百姓。一名总兵、三名副将、水陆十三营，分别属于督标、抚标、水提标、汀邵、延建、长福、烽火、兴化、诏安、云霄、平和、金门、同安，合计九郡五十八营的士兵轮流戍守，士兵也就难以成为安定的士兵。百姓之间不能相容，士兵之间不能相容，百姓与士兵之间不能相容，番人与士兵、百姓之间也不能相容，他们每天错杂相处而产生嫌隙，这是形势所不能避免的。因此，安抚、调和、整合他们，困难就在于使他们和睦。台湾的门户，南路是鹿耳门，北路是鹿港和八里坌，这些是官府设置的港口。不是官府设置的，凤山有东港、打鼓港，嘉义有笨港，彰化有五条港，淡水有大甲、中港、椿梢、后陇、竹堑、大岸，噶玛兰有乌石港，商船都络绎不绝。至于沿海偏僻安静的地方，港口分歧繁多，有许多可以直接渡过；不只是商人和贩夫往来没有固定时间、居处没有定所，内地的游手无赖以及犯重罪的逃犯，也混杂着纷纷到来。有产业的人十户中不过两三户，土地的产力和人工不足以养活他们，于是众人相聚成为盗贼、奸恶之徒，所以稽查和缉捕他们，困难在于做到周密。内地百姓聚族而居，多的也不过一万男丁罢了。彼此即使互相仇视，被私人争斗牵连，也没有人敢倡导叛乱。台湾百姓不按宗族划分，而是以府籍作为同类。漳州人结党维护漳州人，泉州人结党维护泉州人，粤人结党维护粤人，潮州人虽属粤人，却又结党维护漳州人；人数动辄以几十万计，匪类聚集到上千人，便足以作乱。朱一贵、黄教、林爽文、陈锡宗、陈周全、蔡牵等逆贼，先后倡乱，彼此相隔有三十年，也有十多年；虽然很快就被消灭，但杀害官员、攻陷城池，使百姓涂炭，兵火惨状，谈论起来都令人寒心。耗费国家数十百万的金钱，使将帅历经数月多年征讨，然后才能办成。人心浮动，流言容易兴起，变乱的萌芽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出现。困难在于守住常态而又能察知变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凤山百姓狡猾而凶狠，嘉义、彰化百姓富裕而强悍，淡水百姓涣散，噶玛兰百姓贫困。只有台湾附郡辖地狭小，艋舺通商户多而富实，那里的百姓稍微淳厚善良，容易治理。然而安逸就想放纵淫逸，一人唱起便百人应和；官府有一项善政，众人就一起称颂悦服；官府有一项不善，便全都辱骂而作奸欺诈。因此，政事的举措施行，困难在于既有德行又有才干。这些都是本邑的弊病。知道弊病而对症下药，用药就一定有适当的方剂。虚弱的补益，有毒的攻治，抵触而不能进入的，就调和疏通，即使扁鹊、卢医也没有什么可以替代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同百姓有共同好恶，并不是为了苟且求安而采取一概姑息的政策。百姓既然浮动而喜欢惹事，不严厉就不足以镇定安靖。铲除强暴、除去暴徒，赏罚分明、确实执行，就叫作严。事情预先有所准备，遇到变故不惊慌，就叫作持重。用威势震慑他们，用恩惠团结他们，用信用成就政事。大体原则全在这里了。百姓痛恨盗贼，我就严加缉捕；百姓痛恨匪徒，我就诛除强横者；百姓厌恶诉讼，我就勤勉审理裁断；百姓厌恶无辜受牵累，我就不实行株连。这就是同百姓有共同的厌恶。百姓喜欢贸易，我就不惊扰市场；百姓喜欢安居乐业，我就不扰乱民间；百姓喜欢自尊自重，我就以礼相待；百姓看重财货，我就以廉洁自守。这就是同百姓有共同的喜好。宽容可以容纳奸恶，但有犯罪就一定惩罚；用恩惠养育士人，但不是公正之士就不接见。调和军营队伍，平心静气使彼此融洽；亲自接近贫贱百姓，广泛询问以通达下情。在祸患尚未萌发时预先防备，慎重思考而明断。文官武将同心，官府百姓一体，气血自然流通，四肢百骸没有阻塞停滞。这样，还有什么疾病不能治好呢？复赵尚书论台湾军事书 承接到六月望日以后您的亲笔教诲，说台湾各营有恶劣习气，几乎形成魏博牙兵那样的势头，我对此深感忧虑。您要集思广益，命令广泛采纳舆论来报告。我认为这不值得成为台湾的深忧，只是报告的人说得过分罢了。自古治理军队和治理百姓不同。军队是凶器，士兵大多粗鲁横暴，驾驭他们的方法只在于简要和严明。所谓简要，就是不在琐碎细节上苛求，只责求大原则罢了；所谓严明，就是不刻酷，只把赏罚确实执行罢了。虎豹犀象虽然十分威猛，世上却有人能够豢养它们，这是因为掌握了驾驭的方法。马牛犬羊虽然十分驯顺，仆夫童子可以拿鞭子驱赶它们；壮年男子粗心冒进，有时却会被它们用蹄角伤害甚至致死，这是因为没有掌握驾驭的方法。台湾各营的情形也不过如此。

译请允许我直说。台湾一镇，水陆十三营，弁兵一万四千多人，是天下的重要军镇。士兵都从内地调来。总督、巡抚以下水陆五十三营中，漳州、泉州的士兵人数最多，其他各郡的营兵较弱。过去都相安无事。兴化一营稍显狡黠，多有违法之事；其中最难治理的，是漳、泉二郡的士兵。这两地的人一向勇健而且风俗好斗，做百姓时就是如此，何况做士兵呢？水师提督和金门总兵官所属两标尤其严重。过去有人害怕他们桀骜不驯，便把他们分散安置，彼此犬牙交错牵制，谋划十分深远。然而私自斗殴、奸淫暴行、暗中运输违禁货物，仍然不能避免。甚至不接受本管官员的约束，也不听有司官员拘捕审理。这种情况在康熙、雍正年间尤其严重。乾隆、嘉庆以后，屡经严厉治理，才稍稍收敛。这就是兵律、刑律在台湾特别严重的原因。难道只是今天才如此吗？重法如迅雷霹雳，不可经常施行；经常施行，人就会惶恐不安。所以说，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但小事可以放宽，大事却不能放宽。小事如嫖妓、聚众赌博、私自运输违禁货物、欺凌虐待平民之类；如果械斗伤人甚至致死，不接受本管官约束，不服从有司拘捕审理，那么关系到纲纪的事情，绝不能宽宥。这就是轻重的区别。因此治理军队，不能不知道简要和严明的道理；不能辨别轻重，就不能实行简要；不能实行简要，也就不能实行严明。不严明，就不能使用威势；威势不足，就继之以恩惠；恩惠不足，就用信用来维持。自古名将能够得到士兵的力量，都是因为采用了这些办法。如今用兵的人，大多既不知道简要，又不能严明；有罪而不诛罚，就没有威势；将领不熟悉考核，军校不熟悉士兵，不体恤劳苦，却只求削减侵吞军饷，就没有恩惠。应当处罚的却免除，应当赏赐的却吝惜，就没有信用。这就是命令不能被服从、禁令不能被制止的原因。那么，认为这件事不值得忧虑，有什么说法吗？回答说：有。军队中值得忧虑而难以治理的，只是叛乱和变故罢了。自古以来骄横的士兵、作乱的军卒，大多处在本乡本邑，地势形便，容易叛乱和生变。至于客兵，只会溃散而不会叛乱，因为他们所处的形势不便利。魏博的牙兵都是魏博本地人，所以敢于屡次杀死、驱逐自己的主将，也不接受征伐。台湾的士兵，则都是分批从内地建宁、延平等郡调来，与漳州、泉州彼此不相容。兴化与漳州、泉州相邻，也彼此不相容；漳州和泉州又彼此不相容。因此他们在营中，常有彼此顾忌的心理，显然一定不敢与将领为难。何况他们的父母妻子都在内地，出征的人有额外军饷，留守的人有眷米，朝廷豢养他们的恩惠极其深厚。假如发生变乱，父母妻子首先就会被杀害，他们哪里还会有别的打算？虽然台湾百姓大半是漳、泉人，但士兵和百姓一向有相互仇视的势头，所以一百多年来只有叛乱的百姓，没有叛乱的士兵。只是治理军队的人每每害怕他们而不敢治理，这是将领懦弱。况且这两郡的人情绪容易激动，却不能持久。一个人倡导，成百上千人便响应，起初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等到稍微知道以后，如果没有什么重大不满，气势便松懈了；再振作气势逼近他们，他们就会像老鼠一样躲伏、像兔子一样逃散。这就是两郡人的情况。两郡的士兵既然能够治理，其他方面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请让我用近来的事情来证明这一点：嘉庆二十四年七月，安平营士兵斗殴，死了几个人；参将、守备劝解他们不能停止，恳切劝告也不能使他们罢手，镇将愤怒地整队准备前往诛罚。众兵听到这个消息便解散了，最终只逮捕了几十人，分别奏请诛罚，没有人敢动。二十五年正月，郡中士兵聚集在市上赌博。我任台湾县令，经过时没有回避，呵斥他们，众人都逃走了。有一个士兵诬告县役抢钱，双方争执，我命令他跪下审问。散在各处的士兵以为将领要责罚这个士兵，一时间成群呼喊，拿着兵器出来的有几十人，想把这个士兵夺走。县役的随从准备与他们斗争。我约束他们不要动手，下轿亲自用铁索捆着这个士兵，迎着众人说：你们敢抗拒，统统处死。众人惊愕，不敢侵犯，于是我亲自牵着这个士兵步行到总兵官署。众人非常害怕，要求免罪，我不答应，最终责罚、罢黜了十几人，并禁止他们赌博。从此以后，我所经过的地方，士兵都畏惧躲避。同年九月，兴化、云霄两营士兵斗殴，又谋划在夜间冲入营中杀害各位将领，仓促间实行戒严。我也在夜里出行，巡视各营，看到士兵一百几十人为一群。看见我经过，都跪下来。我好言劝告他们：我知道这场斗殴不是你们的本意，只是担心被人劫持，所以自行防备罢了。不要放下武器，也不要擅自出去；出去的话，理亏的就不是你们，而是他们趁虚而入了。众兵非常高兴地说：县主爱护我们。到其他营地时也这样做。整夜寂静无事。天亮后，罢免总兵官，严厉责备各位将领，众兵才害怕起来，全都叩头流血请罪。查出最狡猾桀骜的几名营兵，穿耳示众。各军肃然。这三件事开始时声势汹汹，几乎无法预测，最终都畏惧服从而不敢行动，可见台湾的士兵还是可以治理的。等我再次来到台湾，却听见纷纷有人说士兵横暴，有人担心会发生变乱。追问事情，大多只是聚众赌博、受到禁止却不服从之类。各位将弁懦弱怕事，加上总兵官与兵备道不和，所以议论的人纷纷夸大其词，并非事实。总兵官观公每次都对我说起这件事，无不扼腕叹息，恨不能得到得力助手。这就是他决意以疾病请求退职的原因。他离开后，营中和县中才有人思念他。今年正月，凤山、淡水两营都发生营兵打死平民的事情，副将以下想暗中掩饰过失，厅、县也商议稍加定罪，便把事情压下去了。当时方太守代理兵备道，与观公竭力坚持，不许这样做。于是把这个士兵及兵械送到郡中，但营中有人因此心怀怨恨。五月，安平营士兵和百姓乘人之危抢劫粮食，各位将领又想不予追究。幸亏抚军巡行台湾，正好遇到这件事，严厉责备他们，斩了三人，其余按军流治罪。方抚军盛怒追究审问时，议论的人纷纷认为，兵民相互勾结的习惯已经很久了，突然严治，恐怕会发生变乱。有人说安平营士兵全都溃散逃到海上去了；有人说行刑那天将要谋划劫夺。方太守入见抚军，竭力陈说不必忧虑的情形，只请求不要多杀；不久果然平安无事。入朝奏报的那天，兵民都畏惧服从。那么，悠悠众议难道可以凭信吗？自从淡水、凤山两营以及安平水师严厉治理以后，各营直到现在都没有械斗、劫夺的事情，难道不是实行严治的效果吗？执事说得好：如果得不到像李临淮这样的人，怎么能希望他的营垒焕然一新？这话可以说抓住了要害。

译李临淮固然不可轻易得到，但如果把台湾各营同魏博相比，情况还不至于如此。即使有违法之事，一个健将、能吏也足以平定，保证不会有别的事。况且聚集一万四千多名士兵，远渡大海，还要经历风涛的危险，又有三年一换的烦劳，旧兵尚未离开，新兵又已到来；这种形势本来就与长年驻守本土的军队不同。而各营中能够用恩惠、威势和信用对待士兵的，百人中没有一个。又正值太平时期，终日无事，在市街嬉游，强悍健壮的气力无从发泄，要他们不喧哗争斗、稍稍不违犯禁令，是不可能的。可是那些怯懦无知的人，既不能治理，只是彼此传告、把事情说得惊怪可怕，实在令人叹息。复赵尚书论台湾军事第二书 姚莹叩头。前次上书，极力说明台湾士兵不值得深深忧虑。只要统领他们的人选得其人，能够以简要严明为根本、以恩惠威势和信用为施用，就没有难以治理的道理，这些话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后来我又想，这只是用兵为将的大略；如果不是深刻明白其中含义并能灵活变通地实行，就不足以谈论此事，而这也不是今天台湾各位将领和士兵所知道的。不懂这个道理，却偏执地坚持台湾士兵不足忧虑的说法，来相互责骂憎恨，不是怀疑，就是惊骇。颖斋太守看了我的信，把它报告给兵备孔公，孔公索取来阅读，对太守说：所说戍兵不敢叛乱，这话或许有道理；但说不值得忧虑，我不相信。我所忧虑的正是他们溃散。我在这里孤立无援，虽然和孔公有世交之谊，却不常见面，不能向他说明其中缘故。可惜孔公有忧虑世事之心，却不了解军队的情况。这不是靠口舌可以争辩的。在台湾的人尚且不能没有疑虑，何况隔着大海？军事形势哪里容易从远处推测？赵充国是老将而且深谋远虑，仍然一定要亲自到塞上指画军势，可见古人也不轻易谈论这种事。请允许我把自己的说法全部申述出来，希望您垂察。自古名将，除了从行伍中拔擢出来的，便都是出身微贱、不拘小节的人。士兵尤其多是无赖健儿，所以能够强悍勇敢、舍身杀敌。如果全都循规蹈矩，他们的气势就不能振作；气势不能振作，内心就会怯懦。即使士兵众多，又有什么用呢？壮士如虎，懦夫如羊，牵着一千头羊也不能抵挡一只虎的咆哮，何必耗费国家亿万金钱呢？明代末年的边防败坏，正是因为书生不懂军事，扰乱军情而错失时机；即使有猛将劲卒也不能使用。一切都用法令束缚，他们还没有见到敌人，气势就先衰退了。这正是壮士灰心、精锐受挫的原因。近来武人多半习惯装作文雅的样子，丢弃刀枪而学习礼仪，以驯顺温柔来取悦上官。文人学士尤其喜欢这样的人，把它看作雅歌投壶的风尚。唉！不熟悉行军布阵，不讲求技艺，一听到炮声便惊慌失措，即使有百万支箭，又怎么能投向敌人呢？驯弱到这种地步，还不如粗鲁强猛。粗猛到了极点，不过是强横；强横正是勇敢的资质，善于驾驭还可以发挥力量；如果到了驯弱的地步，就是用鞭子抽也不能行走了。况且将领和士卒，是国家的爪牙。如果没有威势，设置军队又有什么意义？从前李广因为私怨杀了霸陵尉，向汉武帝谢罪，汉武帝答复说：为我报仇除害，除掉残暴、停止杀戮，正是我对将军的期望。至于脱帽赤脚，叩头谢罪，难道是我的意思吗？汉武帝这句话，可以说懂得将领的谋略了。如果只是根据过失的大小施加刑罚，那只是军吏的职分，不是将略。因此郭汾阳、岳忠武都是名将，也懂得礼法，但都曾触犯司法。法令条文繁琐细密，武人粗疏，最容易触犯。即使郭汾阳、岳忠武这样的贤者尚且不能避免，却想用法令束缚今天的强悍士卒，难道行得通吗？不寻求训练他们的方法，只担心他们强悍而不守法，所以我说这是不了解军队的情况。如今不担心他们叛乱，反而担心他们溃散；那么士兵究竟因为什么会溃散呢？古代溃兵，有的是军队疲惫后撤而溃散，有的是守险之地粮食耗尽而溃散，有的是强敌突然袭击而惊溃，这些都不是今天的形势。无缘无故溃散，四面都是大海，即使溃散又能逃到哪里去？况且班兵的问题也不是今天才值得忧虑的。这个议论是叶中丞倡导的。中丞曾任台湾兵备，深深以班兵为忧。他建议把轮流戍守改为招募，并把这件事告诉总督庆公。没有被采纳。后来叶公罢职离去，仍以未能实行自己的主张为遗憾。如今执事已经完全知道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了。然而不了解情况的人，往往因为不熟悉形势，只是耳朵听到便相信他的议论。更有人说：台湾的士兵，我不能治理，将来一旦有紧急情况，我只有自杀罢了。军校尚且畏惧到这种地步，文官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所以每当看见士兵犯法，便夸大其词地互相报告。于是，士兵的势力越来越张大。这些文武官员都不能没有责任了。

译台湾的士兵本来没有难以治理的地方。不责怪治理方法不当，却说士兵强悍值得忧虑，甚至说出自杀的话，也很可笑。只是可惜台湾数以万计的健儿，都是国家的精锐部队，竟然因为三五个庸懦军校而被耽误，事情难道还可以不追究吗？有将领，士兵就精锐；没有将领，士兵就强悍。自古以来治理百姓并不需要更换百姓，今天难道要更换士兵后才安定吗？所以做官而说百姓恶劣的人，这个人一定不是好官；做将领而说士兵恶劣的人，这个人一定不是良将。虽然如此，良将实在难得；连执行法令都做不到，又何必谈将略呢？我竭力争辩的，是说明戍兵可以治理，希望安定众人的心，消除群体疑虑，挽救他们的懦弱而壮大他们的志气，盼望有所振作罢了。难道是喜欢争辩吗？如果实在不得已，姑且提出三条救弊办法：第一，小事不追究，大事不赦免；第二，规定日期进行操练，每月亲自考核；第三，把责任交给军校，不得频繁更换。军法严厉，有事以后才使用。如今正值太平时期，不可经常使用；但不能不让士兵知道军法。对于平常容易犯的小过失以及兵民斗殴，应当分别治理。小事可以宽容，大事一定治罪，因为大罪不能赦免。小事如果也不宽容，法令就会繁密，军心就不得安定；大事如果赦免，士兵就没有顾忌，法令也无法实行。一宽一严，恩惠和威势就都能得到。中枢考核军政和训练，本来都有固定期限；弓马、器械、枪牌、阵图，各有规定的方法。如今全都把这些当成具文，条文教令虽然明白，执行却不力，这是当今最大的弊病。应当严格责令总兵官所属各营，每月由副将以下的官员亲自考核一次，明确写出等级，文书上报省中办理，根据优劣分别给予赏罚，用来劝善惩恶。这样营伍自然整肃，士卒可以取得实际成效，懒惰游荡、滋事生乱也能避免。至于班兵到台湾后，分营分汛，各有本管官员。过去官府常常以没有固定操练日期为由，任由士兵随意出营到别处；而各汛军校又不断更换，不是因为公事过失而调任处分，就是揣度各处肥瘠，把它作为谋利的场所。因此本管官员往往连各级头目都不认识，更不用说士兵了。前一封信所说的将领不熟悉考核、军校不熟悉士兵，就是指这种情况。现在应当划定营汛，责成本管官员约束士兵，使士兵不得擅自出营；军校各自守护所属营汛，不得任意更换。总兵官随时考察他们贤能还是无能、勤勉还是懒惰，功劳过失都有所归属，士兵就不难治理了。这三件事极其浅显容易，但要竭力实行却很难。所以一定要依靠贤能的将领。积弊废弛已久，必然会有极力说不宜实行、想方设法阻挠的人，不要受他们迷惑，应当严厉弹劾以作警戒。这样或许恩惠威势彰明，命令能够实行。谨此上陈。上孔兵备书 姚莹叩头谨慎上言。阁下是先圣的贤哲后裔、仪郑的优秀儿子，声望倾动朝廷内外，誉满九重。如今巡察台湾、澎湖，已经六月了。清廉明察的操守、严正的道义，使吏民无不悦服而竭诚归附。因此政事通达，人和雨顺，而郡守以下以及各厅县官员，也都以贤能著称。您勤勉求治，于是使一百多年来委靡奢华的风气，完全为之一清。这固然是由于圣明天子恭敬节俭、仁慈明察的风范传行海外，而承受、宣扬圣德教化，妥善施行政令，实在不能不为阁下称颂。近来听说代理总兵官赵公，因为先前驱逐夷船，巡视南北两路，命令忽然下达，文武官员都惶恐不安，私下颇有议论。我也不能没有疑惑。舺板夷船因贩卖鸦片、推行禁烟而被粤省驱逐，逃窜进入闽洋。总督、巡抚、水师提督严令沿海文武官员不得任其停泊。它从本年三月来到鹿耳门外，郡中严加禁戒，后来竟使它到达鸡笼。而淡水的奸民仗恃那里偏远，暗中用樟脑交换鸦片。水师任由它停泊，过了很久也不再驱逐，其中的弊端本来已经很明显了。幸亏接到檄令，官吏疾驰前往，又恰逢中丞来到郡中，严厉责备水师游击，它才在七月十五日驶离。不久在闰七月初三日又返回，而且最近已经到了沪尾。算起来从三月到现在，已经盘桓半年了。夷人的情形难以测度，起初或许只是想贩卖鸦片，到了鸡笼便收取樟脑；往来台湾以后，既熟悉海道，又看见我国海防疏漏、水师懦弱，万一回到他们本国，说起这里是红毛旧土，忽然产生别的阴谋，能保证将来没有忧患吗？水师玩忽贻误到这种地步，我私下认为代理总兵官赵公必定要严加弹劾；他突然调集兵船，集中在海口，派人去询问他们久泊的原因。那条船势单力孤，必然会扬帆离去。可是赵公没有采取这个办法，迟疑观望了一个月，忽然改称巡视南北两路。我不知道这一举动是为了公事，还是为了私事？按规定，台湾镇总兵官每年冬季巡视南北两路一次。之所以一定要在冬季，是因为那时宵小容易滋生，所以借巡视营伍来镇肃郡邑；而且农事空闲，道路供应、夫役调度也比较方便。如今才八月，还没有到巡阅的时候。今年六月中丞奉旨巡行台湾，入朝奏报还不到三个月，兵民已经安定，为什么一定要再举行巡阅？那么所谓为公，就没有道理了。况且按逆向推想，总兵官蔡公渡海恰好在冬日，他既然以正式守任的身份刚到台湾，能不出去巡视吗？这样半年之内，一名巡抚、两名总兵官要巡阅三次，郡县即使富裕，也承受不了这种烦扰。即使郡县馈送，贤能的人一定不接受，但仅仅夫马供应、随从弁兵的犒赏，难道容易应付吗？今年三月观公离去而明公到任，七月明公因服丧离去而赵公到任，十月蔡公又将到任，一年之中四次更换文官，供应和帐幕已经非常繁费，各营参将以下的官员还承受得了吗？台湾五厅、四县，有仓库的共七处，官员更换频繁时，多数不能按期办理交接。像台湾县，已经因为缺官钱的问题被弹劾罢黜了。各营交接也多是这样。它们情形上的窘迫，不是已经可以看出来了吗？赵公平素能够体恤下属，或许一时没有考虑到这些。营中没有人敢说，厅县官员也避嫌不说。现在能够进言而又适合进言的人，只有阁下了；为什么不把善意的意见委婉地告诉他呢？可以说：夷船久泊海口，水师既然不足以依靠，不能不亲自前往显示威势；只是没有必要以巡视南北两路为名。因为巡视应当上奏朝廷，营伍中的小利小弊，如今抚军刚刚奏报不久，又不是冬季巡阅的时令，不但不是督抚的本意，恐怕也未必得到优旨。这样一来，他必然会立刻醒悟。我所要保全的文武各级属吏，人数不少。

译或者我还有更深的忧虑：时下的议论害怕产生边疆争端，每当遇到外夷的事情，往往假借天朝恩德宽大的名义，实际上却向他们显示软弱，却不知道损害国威就是丧失国体。嘉庆二十四年叹咭唎到天津的事情，可以作为明显的鉴戒。当事者只求眼前省事，却不顾由此开启外夷轻视中国的心思。水师既然从中得到利益，又害怕夷船高大，不敢驱逐。赵公这次前去，他们一定会用诡诈的言辞应对，甚至夸大其词来恐吓我们，这些都不能预知。而赵公的才识和器量究竟如何还不知道，倘若比游击也没有明显高明之处，就更加有失国体。这样还不如不去为好。我这些狂妄浅陋的话，本来不值得轻重，只是因为关系到国家体统，又深知地方文武官员疲敝不堪，承受不了供给接待的烦劳，所以忘记自己越出职分，不得已进言，恭请您采纳取舍，幸甚。上孔兵备论办理盗贼事宜书 南路盗匪自二十二日夜里进入城中以后，成百上十人聚成一群，聚集在仑仔顶和黄梨山，拦截杀害兵丁差役。幸亏大军到达埤头，又下令所属官吏驻守阿公店，扼守要害，盗匪听到风声惊散，道路才开始畅通。这实在是万民的幸运。郡中人心大为安定；但听说代理总兵官按兵两日，不出兵剿贼。我私下不明白原因，众人都因为盗匪散去而高兴，唯独我不能不忧虑。匪徒乌合之众，本来不足忧虑；然而他们既然敢入城抢掠，又屯聚山中，沿途截断文书传递，志向并不小。近来还派同党偷偷进入郡城招集众人，这难道是寻常小事吗？推测盗匪的情形，大约有两大群：一群是许尚，一群是杨良斌。许尚虽然被擒，他的党羽只抓到潘阿榜一人；而杨良斌的党羽竟敢攻打劫掠埤头。我实在担心两股盗匪暗中合并。自从郡兵出发以后，没有听到官军杀了多少盗匪，却马上听说盗匪散去。他们起初是因为认为官军可怕，所以暂时躲避罢了。各位将领一向胆怯，不敢攻击盗匪；等看见盗匪退去，便以为盗匪真的害怕自己，内心一定会骄傲懈怠。我担心盗匪已经看出了我军的虚实，起初的畏惧终究会消失，暂时散去的未必不会再次聚集。不揣度自己的浅陋，冒昧地拟定八条意见，陈述给阁下。一是：剿灭贼匪应当迅速。剿贼与捕盗不同，平时捕盗须用网民和差役，如今贼匪公然聚众进入县境，又沿途截杀兵役，这就是叛逆，不是网民能够办理的；只要侦知贼踪，就应立即带兵扑杀。军队迟到一天，贼匪就会多一天。扑剿的方法，以多杀为上，生擒次之，最不应当把他们冲散。因为贼匪聚集时，我军可用兵的地方少；兵力集中后，力量雄厚、声势强大，能够一鼓作气成功。这些乌合之众器械不全，哪里能抵抗敌军？他们必然失败。若把他们冲散，就到处都是贼匪，只好分兵逐一追捕。兵力分散，力量薄弱、声势减小，还要东西奔波。这样拖延日久，什么时候才能消灭贼匪呢？况且大军向南冲击，贼匪必定向北逃窜。北路向来盗贼很多，若有人起兵响应，势力蔓延就不可收拾了。如今即使分兵驻守防御，但山路很多，哪里能全部堵住？所以说：杀贼是上策，擒捕是次策，驻守防御是下策。若把贼匪冲散，祸害将不可胜数。署理总兵官发兵已经迟了，到了埤头后又按兵两天不动；道路上听说此事的人，无不惊诧。应当以大义责备他，不要吝惜声色，以免贻误郡县。二是：应当招募乡勇。台湾游民一天比一天多，平时强悍剽掠，一有小的骚动，就不用等贼匪招募，自己便前往。否则便各自结成队伍，乘机焚烧抢掠，府县城内外尤其多。因为城市人口繁密，是奸民聚集的地方。从前办理郡兵事务的人，每逢有警，便由道、府、厅、县各自出资，广泛招募乡勇，名义上说是备用守城、攻打贼匪，实际上是暗中收容这些人，供养他们，使他们不去做贼。这些人也未必一定想做贼，只因没有人供养饭食，所以乘机求食。如今有了口粮，他们的心就安定了。这笔费用绝不可吝惜。三是：军用物资应当清查。台湾的军器，有在郡中收买制造的，有班兵从内地随身带来的，有从福州制造后运来的。现在应当发文通告郡中以及郡外各厅、营、县，把所有鸟枪、藤牌、刀枪、火药、铅子、大小炮位的确数分别查明，以便全部备齐，用来分发，便于配备使用。四是：招集散失的士兵。各营积弊很深，班兵收营以后常常私自请假，另谋生计，并不在伙房和汛地。这类人大概占十分之三。再加上伴当、四行等人，又去掉十分之一，剩下的只有十分之六。平时到处驻扎时嫌兵多，有事调遣时又嫌兵少，而且汛地的士兵不足额。因此贼匪更加肆无忌惮。现在应当立即命令各营严格核查在营汛兵的实际人数，并把平日散出的士兵收回，以供攻守之用。五是：调派外地军队。台湾营在城中的兵不过一千多人；安平一协中左两营以及水师分防汛地的士兵，在镇中的也只有一千人，扣除虚报人数，实际不过七百多人，只能协同防守郡城，不能再分派到别处。如今南路有郡兵七百人，又有南路本营兵一千人，足以办理贼匪之事，不必再增派。只有北路嘉义地方辽阔，北路左营都司一人驻守嘉义县城，虽有一千二百六十八人的额数，除去分防汛地的士兵，守城也只有五百人。再扣除四行等虚数，恐怕不到四百人。如今南路的贼匪纷纷向北逃去，就应当侦察贼匪踪迹，迅速前往攻击擒捕；不但没有军队可以调派，而且也没有官员可以统领。离北路最近的地方莫过于澎湖。澎湖营水师额兵一千八百多人，当地没有贼匪，应当咨请署理总兵官，檄令一名游击带领七百名士兵，等待北路的动静。六是：请派官员听候任用。台湾各营，从安平副将以下，到参将、守备，大半是以较低职务署理较高职务，人员杂乱不一，声望浅、权力轻，实际上不足以统率军校。不只是办事能力低下而且懦弱；即使文官中负责公使事务的人，也确实缺乏人才。侦知贼踪、派兵前往攻击时，苦于没有可用的官员；至于守城带兵的事情，甚至要用教官来承担，怎么能取得功效？应当秘密请大府选派参将至守备各一员，文官中素来以能办事著称的郡倅、县丞二三员，迅速来到这里。即使没有战事，这也是应当实行的，并不只是为了剿贼。

译七是：赶快修缮城墙。郡中的城墙已经坍坏，各县雇工修缮，尚未完工。南门尤其是要害之处。但县中负责雇工的匠首，召集的泥水匠不到百人，难免拖延。应当命令台湾县增加招募乡夫二百名，按照匠人的工钱发给匠首。工钱仍由各县的家奴分摊发给，努力催促修筑，限三天完工。又嘉义县城连日被雨水冲塌二百多丈，听说王令已经筹款修缮，应当发文催促，再增加雇用民夫，限期修完。八是：筹措发给军费。大军既已出动，口粮尤其紧急。如今郡中向南进发的军队，虽然由台湾府筹款备办，但凤山本邑的军费以及台湾守城各军的费用，都由县里筹付。各种困难和杂项费用非常多，尤其不能缺少。此时各位官员按道义都应急公办事，绝不敢稍有吝惜。但恐怕事情平定以后，各人亏空很大，连身家也要受到牵累。这笔款项将来如果不能报销，应当怎样筹补，或者由郡县分年逐次捐补，请先发给札牒，以解除各位官员的忧虑，使他们少些顾虑，不致贻误时机。○再次上书给孔兵备 南路贼匪滋事，承蒙您筹划高明，文武官员竭尽力量，首犯和从犯全部擒获，保障了全郡，功绩光烈无可估量。我羁旅在此地，也得以蒙受您的威武，毫无惊惧，鼓舞欢欣，不能自已。只是从起事到功成，已经满一个月，您还未入奏报告，难道不是因为罪犯人数众多，想尽心审讯，不愿仓促定案吗？由此可见阁下以仁慈宽恕为怀，即使处在严厉肃杀之中，仍然体察圣主不使一个人无辜受罪的德意。这就是所谓在法律之外寻求可以宽宥之处。可是浅陋庸俗、没有见识的人不明白大义，往往把放纵当作宽厚，于是想使有罪的人逃脱刑罚。这就是舆论的错误。自古以来有道的国家，从不赦免有罪之人。因为法律根本出于上天和祖先，即使天子的权力，也不能任意改变轻重。如今那些拘泥于阴德报应之说的人，往往有意减轻或释放罪犯。我曾苦口相劝争辩，认为这叫放纵，不叫宽厚。所谓宽厚，只是举其大纲，不作苛刻繁琐、牵强附会的深文周纳而已。所以圣王在上，虽然法网会漏掉吞舟的大鱼，却从未废弃法网而不用。武侯治理蜀地，使用刑法颇为严峻，但蜀人世世代代都感念他。子产称为众人的母亲，却铸造刑书。这其中的意义极其深远，不是那些见识浅薄、习惯于妇人之仁的俗士所能理解的。虽然如此，法律是圣王不得已才使用的手段，目的只是禁止邪恶而已，并不做得太过分。其中自有权衡。如果纠正过去放纵、松弛的弊病，却一味严刑峻法，也可能有失公平。日前贼徒图谋叛逆，甚至想攻城杀官，这确实是罪大恶极。但幸而党羽不多，已经被攻破消灭。如今首领和协助作恶的十几人已经服极刑，跟从叛逆、攻城而被判大辟的，也有几十人。其余戴着刑具等待治罪的，还有上百人。以我的愚见，似乎可以全部发遣，不必再把他们成排处死。为什么呢？圣王的法律之所以对谋反叛逆判得极重，是因为这类凶恶暴戾的行为会败坏人心，使乡里百姓遭受毒害；在各种灾祸中，这是最惨酷的。所以主谋者一定要处极刑，然后人人才知道警戒。正当贼势刚刚受挫、民间谣言尚未平息、百姓仍然惊疑之时，那些暗中接受贼匪约定的人也还不免观望。在这种时候，如果没有严刑峻法，就不足以警戒凶恶之徒、安定人心。等到事情已经平定，百姓安居，贼徒畏惧解散以后，即使杀掉几百人，也不过相当于几十人而已。如今首逆和助恶者，有的处以极刑，有的处以大辟，其余已经认罪服法。至于审验时低头无言的人，自然不必说了。有些人言辞反复，虽然明知他们狡诈，似乎也不妨姑且采用从轻处理的意见，降等定罪。这虽然表面上近于放纵，实际上并不是放纵。因为接受法律惩处的人已经很多，国法也足以昭示警戒。仁与义是两条道路，彼此可以互相运用；权衡的道理，正在于掌握大权的人。我的私下意见是，此时应当迅速发文命令府县定案判决，上报朝廷以宽解圣上的心意，不必再反复推求。这个月已经接近望日，倘若错过这段潮期，开船就要等到岁末，未免太迟。我的愚昧意见，恭请您明察。○给杜少京的信 少京三兄足下：时局正紧急，您赶快回到杜母那里，士民载歌载舞，您的仁德威望远近皆知。看到今天的舆情，更加知道当年您的惠政。听到消息便为您庆贺欣喜，以至不能入睡。颍斋先生回来告诉我：您在创伤惨重、惊慌急迫之中接受任命，慷慨献身，以赤诚之心安定动荡的人心，众志成城，可以消灭强敌。何况这区区乌合之众呢！他们一听到大军到来，已经自行惊乱溃散，像蛇一样爬行、像老鼠一样潜伏，有什么难以逐步擒获的？四境肃清，保障地方的功劳太伟大了。日前我私下有些听来的意见，冒昧地把粗浅之言陈述出来，希望仁厚的您留意。自古以来，穿军服的士卒大多骄横强悍，面对敌人胆怯，却勇于虐待百姓，这种人比比皆是。仁人君子没有不厌恶他们的。然而如果处置他们不得其道，百姓尚未受到我们的庇护，或许会发生意外祸患，这一点不可不察。兵器是凶器，就像剑锋一样：用来杀敌报仇，就是价值千金的宝物；用来伤害善良之人，即使纯钩宝剑也不值得珍视。那些将领和士卒，不过是剑锋而已。如何指挥使用他们，在于有能力的人。使用他们的方法是什么？体恤他们的劳苦，用真情与他们沟通，怜悯他们的粗陋，以礼相待。把兵役看成一体，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宽恕他们的小过错，教导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有诺言一定兑现，有赏赐一定迅速发下。这样一来，军队却不听从我们的命令，是从来没有的。将帅的官阶虽比县令稍高，但也要看县令的才能和身份。若两方面都不足，就暂且顺从他们的意愿，委曲迁就他们。郭汾阳尚且和鱼朝恩结交，王阳明尚且在夜间与张永交往。凭二位公的才干和功劳，仍然不难屈己迁就以成就大事，确实是因为他们看得长远。那么，扩大包容的胸襟，花费那些无益的钱财，不正是在今天吗？谚语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又说：成就大事的人不顾念家庭。这些话我平常常常想起。听说您接受职事的第二天，就招募乡勇八百人，一半守城，一半侦察贼匪，这确实是盛大的举措。只是您认为留下军队没有用，这似乎只是看到了有形的一面，还没有看到无形的一面。

译军队虽然在缉捕方面不如役卒，但国威所在，可以借此镇定人心，而且也未尝不能使用。二十二日夜里，埤头的危急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地步。幸亏依靠郡兵击退敌人，全城平安无事。这项功劳怎么可以埋没呢！令人遗憾的是，第二天退守火药库，以及大军后来到达时又没能迅速奋勇入山痛剿。但贼匪溃散，确实是由于大军的缘故。如今余党尚未肃清，隐藏的贼徒仍然存在，却已经有留下军队没有用的说法；这实在不能让贼匪听见。而且恐怕会更加失去将士的心。能保证将帅回师、贼匪不再来吗？又听说，在艰难的时候尤其应当以人心为根本。体察百姓的伤痛，慰劳士卒，救济困乏，抚恤孤儿寡妇；即使身在军旅之中，仍然每天看到您勤于慰问士民，对远方来的人尤其加意照顾。这是古代循良官吏的作风。足下也已经很好地做到了。我私下听说前几天有带着几十名义民前来的人，您给了他们两天粮食，却没有见他们，便把他们遣走了，这实在可惜。这些人虽然不一定都能任用，但他们急公赴义的名声非常正面。义民一旦兴起，贼匪必然有所顾忌，从而挫败他们的邪心。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应当迎合这个机会加以引导，用好话慰劳他们，发给他们条令教诫，让他们各自保护村庄；四方听说后，一定会有人起而响应。这样不用耗费行军粮饷，就能使精锐部队驻扎在四境。为什么竟想不到这个办法呢？听说那些人心怀怨恨离去，您随即遣散了他们的队伍。又听说某武举人擒获了一小股贼匪的首领，押送来请求保释那贼首的弟弟，您没有答应。某武举人也退去并遣散了他的义民，远近的人心难道不会因此涣散吗？以后恐怕即使招募他们也不会来了。我听到的未必属实，但临机应变的道理不可不讲。希望您由此举一反三，只有贤者才能接受尽情直言。恭请珍重，千万保重。○答复马元伯的信 入夏以来，我先后从福州寓所和孙中丞那里收到您的亲笔信，知道您已经回到故乡，中间又有到粤东去的行程，我先替您感到欣慰，转而更加惆怅。近年来亲朋多有变故，大半陷于贫困忧愁。弟弟我失去职务，居家守丧，兄长您也被贬谪在外；又失去了我的祖姑，我们都处于困顿之中，彼此互相慰问。我们两个人为什么遭遇如此重大的不幸啊！我再次前往台湾，不只是因为贫困牵累，也是因为笛楼先生的缘故。我极力辞去出省任职，起初到福清，后来又有忌恨我的人，于是竟被派到海外。大概我在福建待得久了，对利弊稍微熟悉，当权者或许觉得不方便，所以把我远远调开，以免引起众人疑虑。来信说：今天建立功绩的地方，就是将来被指责过错的端头；没有兄长提醒，我本来就知道这正是我避开的原因。然而诸位官员贤能与否，我不敢断定；兴建和改革关系到重大利害，如果一概不说，拿什么去面对我们的老师呢？比如延平以上各郡，会匪中应当分别处理，不能一概捕杀。漳、泉二郡的械斗，是仓促聚众喧闹，不一定都应当定罪。各属官盐课的困窘，应当酌量调剂。噶玛兰刚刚开辟，田赋太重，应当上奏请求减轻税则。台湾戍守士兵不能把改为调遣改成招募。各郡县运送台湾粮食，不能停止商运而改为官运。营制和军械不够坚固锋利，应当责成省城制造局查究工料被私自减省的问题。海外百姓的粮食关系到安危，应当核查各口岸米船的实际数目。凡是我陈述的，不过是这一类事情；有时是写文章自我陈述，有时告诉方太守，请他与诸位大人商议上报，他们也未尝不认为正确。我们这些人立志本来就不在于温饱，也不畏惧权势；如果能对这个世间在一言一事上有所裨益，所得就很多了。孔子说：可以同他谈话却不和他谈，是错过了人才。笛楼先生忠诚清廉、明亮正直，内外都清楚明白，求治的诚意勤恳真挚，而且对弟弟我有国士相知的情分。错过这个机会而不说，就再也没有可以说话的人、可以进言的时日了。弟弟我性情疏放而好意气，不能自我约束，这是禀赋使然。只有这颗忠贞不二的心，可以对着天地日月盟誓。至于遭遇和升沉的命数、吉凶悔吝的征兆，大概自有上天安排，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从前代理海防同知一职，是总督董公为了宠信我而安排的。然而因为失去了方太守的欢心，几乎获罪于方伯。担任噶玛兰通判，是前兵备叶公为了刁难我而安排的。然而正因为这次任职捕获了盗贼，我反而承蒙天子的恩典。由此看来，祸福难道是人力能够决定的吗？我所感念的是，生逢圣明的君主，他侧身等待、专心求治，而我不能及时有所陈述建言，只能坐困在风尘忧患之中，渐渐衰老，这是可悲的。又听说君子不以没有功劳为耻，却以不能立德为羞。反省自身，实在有很多过失。近来我痛切地自我改过，每天要求少犯过错，因为处境局促，甚至在睡梦中也念念不忘。从前胡小东写信严厉规劝我，左筐叔也因为我事奉上级不够恭敬、立身行事不够谦恭而责备我；于是我反过来要求自己检讨，事奉上级本来没有不恭敬之处，回信中反复说明了这一点。至于立身行事不恭敬，我从未不深深服从他的意见。特意把这些告诉您，以记下诸位朋友爱护我的深厚情意。唉！假如我有三五位正直诚实的朋友，卓然立于天地之间，能够让我随时听到自己的过错，那就是我的大幸了。即使受到讥笑责备，我也很乐意，何况像您这样委婉而又多有风致的人呢！北上的事务安排不易，年内未必能够回来。明年春天如果能在故乡当面接受您的教诲，那就太幸运了。●《东溟文东集》卷五 桐城姚莹，字石甫，著 《噶玛兰台异记》○《噶玛兰台异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