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溟文后集卷十一

译我年轻时看到《成均课士录》，知道六亭受到山阳汪文端的器重。我认识六亭，是在道光元年。我被罢免台湾知府时，六亭以教谕的身份来到任上，那时您已经六十四岁了。我听台湾人说，嘉庆年间蔡牵作乱时，您守城，并且上书议论时事，对台湾有功。因此我本来就知道您有办事济世的才干，不只是文章写得好而已。您于是拿出自己所著的《宜居》《愈喑》二集和杂著文章，托我阅读审定。我更加知道，您所到之处都把砥砺名节、崇尚实学作为自己的责任，文章也像您的为人一样朴实厚重。我校阅后将稿本归还给您，其中有些地方提出了批评，您从来没有不接受的。当时您正在整顿昭忠祠，督促工程，即使天气酷热也不回避，于是因此得病去世，这就是道光二年七月的事。我和诸位生员共同料理您的丧事，归来后又写文章为您表彰墓道。过了一年，先师赵文恪来到福建，访问您和谢教谕金銮的贤德，请求朝廷，将你们二人祭祀于乡贤祠。陈恭甫编修又为您撰写墓志，郭兰石学士书写并刻石。于是，六亭的名声更加显著。又过了十五年，我被派往台湾任职，再次到那里时，您的嗣子把您的遗文送来，原来全是我亲手订正过的。我重新翻阅一遍，不觉流下眼泪。老友左石侨，也是汪文端所器重的士人。他和您先后同门。左石侨的文章、学问以及任学官时的品行，都和您相当，只是以前没有相识。恰好他主持海东书院讲席，于是我把您的文章交给石侨，请他重新编审，刊刻流传。前两集是您自己编的，共六卷；杂著是石侨编的，也有六卷。附在后面合起来题名为《六亨文集》，共三编十二卷，文章一百四十六篇。石侨非常敬重您，每写成一篇，都亲手校正，删去几篇冗长散漫的文章，六亭确实可以流传后世了。唉！人的可贵在于能够自立。六亭只是一个学官，是世人所谓的末等官阶、冷落职位。然而看您一生所到之处，能够发挥成就到这种程度；拿来同那些仪仗显赫、身居高位却对世间毫无贡献的人相比，又怎么样呢？这篇序就写到这里。《十幸斋记》“十幸斋”是幸翁亲自给自己的书斋取的名字。幸翁已经六十五岁了，他一生从上天那里得到的幸运有十件，所以用来命名自己的书斋，并为此写下这篇文章。人活在世上总要有所托身；如果生在荒远偏僻的地方或闭塞鄙陋的乡村，那么愚昧地度过一生也就罢了。幸翁生在桐城这个人文荟萃的地方，这是他的第一幸。一个大县有百姓万族，普通百姓和微贱姓氏很多；而他生在麻溪姚氏，家族世代都有名贤，学问文章、道德义行和做官政绩都有深厚的源流，这是他的第二幸。他不喜欢写科举考试的文章，但参加了一两次童试，便进入郡学；参加一次乡试就考中举人，参加一次礼部会试就成为进士，这是他的第三幸。当时年纪还很轻，如果最终就此出仕，对于国家事务、吏治和民生都没有学习，造成的贻误一定很多；而他被放归八年，周游经历世间事务，然后才做官，并且使他的家庭陷于贫困，扰乱他的所作所为，使他能够受到内心震动、意志坚忍的磨炼，这是他的第四幸。他的性情笨拙正直，行为孤特而处境危险，所到之处士民都喜欢他，却受到上级官长的压制，本来应当困顿失意以终其身了；天子明令大臣公开上章荐举贤能，于是江督陶公、苏抚林公把他的姓名上报，推荐他担任县令。陶公称赞他说：“精勤卓越，练达老成，有操守，有作为。”林公称赞他说：“学问优长，所到之处对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没有不尽心研究的。因此能够洞悉事物情状，遇到事情确实有把握。他以前在福建任职时，我听说历来政绩有声；到江南以后，历经河工、漕运事务的考验，审理词讼，也都能从容办理。武进的士民至今仍然敬畏而爱戴他。”他在台湾时，闽抚刘公称赞他说：“治国济世的才能根植于学问，正直而又通达。讨伐逆寇、平定叛乱，功绩显著，确实是海外的保障。”这三位贤者先后荐举他，天子任用他，天下信服他，这是他的第五幸。台湾的案件发生后，江、广、闽、粤四省大帅被夷人震慑，弹劾奏章接连而来，有的还写信，遍布京师，说：“不杀镇道，就无法向夷人谢罪，也无法巩固和约。”然而朝廷内外的舆论完全不这样认为。营救他的奏章接连上报，圣主也念及他的劳绩，为他昭雪。这是他的第六幸。生长在中国，对于异域的地形风土大多茫然不知；但他一再出关，向西直到喀木，对异地的情形和事务都能清楚考察，这是他的第七幸。既然受到特别的恩典，当时又正处于迁谪之中，绝没有引退的道理；后来有时有人推荐他到边远地区，有时又有人阻止他前往，于是得以保全自身而退隐，这是他的第八幸。贫寒的士人靠俸禄养家，离开官职后不能靠家庭供养，于是有各位公卿为他荐举援引，不使他走投无路，这是他的第九幸。有妻子相伴到老，夫妻和睦恭敬、没有违逆；有儿子虽然年幼，却自然喜好诗书礼义，性情和厚端正善良，使他免除了子孙不肖的忧虑，这是他的第十幸。这十件事，都是不能向人求得、也不能向上天强求的。在冥冥之中，仿佛有一个特别厚爱他、暗中扶助并维护成全他的人。怎么能不早晚怀着警惕之心呢！孔子说：“无道之人能够活着，只是侥幸免于死亡。”幸翁一生虽然不是无道之人，却有好几次几乎不能免祸，最终全都能够免除，难道不是幸运吗？正因为幸运，更应该感到畏惧。黄帝说：“战战兢兢，恐惧之心一天比一天加深。”幸翁活到六十五岁，大概没有一天不在战战兢兢之中。这就是孟子所说的“生于忧患”。用“幸”来命名书斋，更是用来时时告诫自己。不要晚节失守，大概最终可以免祸吧？我把这些话告诉他的朋友。朋友说：“确实如您所说，请把它记下来，以告知世上那些懂得天意的人。” 《东溟文后集》卷十一 桐城姚莹石甫著 《陈忠愍小传》《陈忠愍小传》嘉庆、道光年间，最著名的将领中，称为杨忠武、罗□□，都是四川人。水师将领则有李忠毅、王果毅，都是福建人。忠武、□□、忠毅三位公，我没有来得及见到；只有和果毅交往了二十年。他的义勇和统率军队的才能，确实有超过常人的地方。后来则有陈忠愍公，名叫化成，是福建金门人。他年轻时跟随忠毅、果毅，历经战功，逐步升至台湾水师副将；统领军队很有纪律，对自己的约束尤其严格，当时被称为廉洁的将领。等到镇守金门，更加严格要求部下，我早就听说过这些事情。

译道光十八年，我经过厦门时，陈公正任水师提督，他一向也很器重我，邀请我饮酒畅谈；这时陈公已经将近七十岁了。谈到军事，他慷慨激昂、精神奋发，超过壮年人。等我到了台湾，台湾人都称颂陈公。我巡阅台湾时，文武官员所供给和馈赠的东西，他一概不接受。随行的将士虽然很多，但所到之处就像从来没有军队经过一样。他约束自己、管束部下如此严格，所以奖赏和惩罚从来没有异议。台湾每年运输军粮十万石，供给水师各营。自从蔡逆未平以后，商船一天天减少，军粮常常难以运送，每隔三四年，就奏请委派文武官员雇船运输，费用很大，而且常有因风涛造成的损失。道光四年，我对台府上奏建议，请积存粮食改为发给折色，以便疏通新粮运输。赵文恪把这个建议下发讨论，众人都认为方便，但水师提督某人有所觊觎，从中阻挠。到十六年，陈公巡阅台湾，众人又提出此事请求。陈公说：“这是军队和商人两方面都便利的办法。”于是下令照此执行，一点也没有从中谋取私利。道光二十年，广东发生夷情警报，夷船在福建洋面游弋，陈公亲自出击，脚部中了炮伤，仍然鼓起勇气督率军队前进，夷船逃走。不久他调任江南。江南水师一向怯弱，不能同福建相比。陈公选派关中的亲军前去训练他们，这才都振作奋发起来。海防严密，夷人听说后畏惧不敢进犯。道光二十二年，宁波失守，夷人攻破乍浦，多次窥伺吴淞，却不敢进入。他们暗中收买奸民，焚烧陈公的火药。陈公大怒，正要将奸民擒拿斩杀，夷船却多次进攻，陈公多次将它们击退。夷人在海上徘徊，准备退走。总督听说陈公击退夷军，很高兴，亲自出来督战，同陈公分守海口。刚登上山，夷船突然前进，飞来的炮弹打到山上，总督变了脸色，退走了，各军也都溃败。夷人乘势大举进攻，陈公的亲军不到一百人，他亲自点燃火炮攻击敌人，仍然击破了一艘敌船。敌人连续发射大炮，陈公中伤而死。事情上报后，皇上震惊悲悼。按照典制追赠抚恤，谥号为“忠愍”。评论说：陈公起初只是偏将，向来有战功，却独以廉洁著称，因为这正是武人尤其难以做到的。看他统领军队，军纪森严，差不多有临淮侯李光弼的遗风了。他年老仍然勇猛豪迈，即使跋扈的夷人也畏惧他。可是最后却败在懦弱的统帅手中，以致用自己的生命殉国，真可惜啊。《东溟文后集》卷十二 桐城姚莹石甫著 《太子少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云贵总督、谥文恪、武陵赵公行状》《太子少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云贵总督、谥文恪、武陵赵公行状》武陵赵氏，祖先出自宋朝宗室朝散郎赵不佊，居住在歙县岩镇。元朝末年，东山先生来访，能写诗和古文，尤其精通《春秋》。明朝崇祯年间，有光道以理学和高尚节操著称。他的孙子元裕在康熙年间迁居湖南，从此成为武陵人。元裕的儿子允芝早逝，留下孤儿宗海。宗海善于经营生计，入赘王氏，族人亲党依靠他供养的常有几百人；他收葬的无主尸柩很多。宗海中年去世，有两个儿子。长子就是赵公，年轻时敦厚聪敏、爱好学习，长大后更加端正谨慎、深沉宏大。乾隆己酉年，学使昆明钱公澧选拔他，认为他非同寻常，说：“这是活人中的英才。” 嘉庆元年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授官编修，充任国史馆纂修。庚申、辛酉年两次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嘉庆七年，皇上亲自考试御史，赵公考取第一，补授山东道监察御史，上奏四川、楚地的善后事宜，皇上认为他的见识卓越。嘉庆十年，充任会试同考官，巡视北城，掌管福建道，调任京畿道，巡视通州漕运，裁减革除陋规。嘉庆十一年五月，上奏粮船起剥事务，揭发各种积弊。漕运事务完毕后，调任刑科给事中，稽查内仓。丁卯年乡试时，担任江南副考官。发榜后，听到母亲去世的讣告，当天就奔回家乡。嘉庆十五年，起复补授礼科给事中，充任会典馆纂修。辛未年会试时，监试内帘的湖南学使之父干预考试事务，赵公上奏弹劾。嘉庆十七年，授任惠、潮、嘉道。宣扬教化，优厚礼遇诸生，清理狱讼。海阳、普宁的百姓持械斗殴，抢掠聚众很久，官府不能治理，赵公亲自奔驰前往，捕捉并诛杀他们。沿海岛屿上，百姓多居住在寮屋中，窝藏盗匪、收藏赃物，赵公把他们全部编入保甲，毁掉棚寮，水陆两路捕获盗匪无数。嘉庆十九年，升任广西按察使。奸民假借天地会名义聚众敛钱，每破获一案，乡里便骚动不安。赵公告诫府县官员：确实图谋不轨或抢劫，以及首倡敛钱的人，依法处理；入会而只是保卫家园的人，杖责后释放；自首者免罪。又制定条约，告谕民间广泛种植，疏浚塘堰，严格守望，堵塞岩洞山峒，并把律例中容易触犯的五十多件事刊印张贴。广东洋匪投诚后，渐渐进入广西作盗，赵公命守令以捕盗多少决定他们的升降。水路设置巡船，商民停泊有固定场所，并派兵保护。旧例规定，州县把囚犯送到省城时，差役和罪犯一同锁押，名叫“连手”；案件审定后，很多囚犯因长期羁押而病死。赵公查得司、府、首县三处监狱关押重囚，通常都有几百人，而额定的禁卒只有四十八名，不足以管束，于是增加到八十名。差役的伙食费用有定案，由州县捐出，“连手”制度于是革除。又因为押送囚犯到远处的地方，距离省城近的也有五六百里，远的将近二千里，每押一名囚犯往返要花六七十金，州县苦于负担，往往隐匿案件不报。赵公议定：不通行水路的六府囚犯免于解送；五名以下的，由失事官员承担费用；五名以上的，按照路程远近给付公费的三分之一，于是缉捕才更加尽力。皇上谕令查考广西狼兵制度，赵公答复说：“狼兵最初的制度没有考据，只有《明史·兵志》中有‘广西东兰、那地、南丹、归顺等处的狼兵，出力最多’的话。这种制度流传已久。我查阅司中档案，从乾隆八年清查到二十一年各府州上报的兵田，除狼兵外，又有土兵、土勇、隘卒、堡卒、耕兵、抚兵等名称。他们所承耕的田亩多少不同，但分防调遣和狼兵没有区别。当时议定，有田的兵士以所食田地另立名目，称为田户；只有本地狼、猺人可以充任，不准向外出售。至于州县土兵，历来用田赋供养兵士，从来没有缺额。凡是靠田地供养的兵士，由府、州、县官会同营官每年检阅一次。没有分给田地的狼兵、堡兵免除差操。乾隆三十二年，宋前抚奏请给田兵九千五百人，其中一半学习鸟枪；乾隆四十三年停止此事。当时统计狼、堡兵五千四百八十五名，都有田地足以供给一年粮食。只有守隘、防汛、传递文书等事务，设置狼总、堡长负责；农闲时由官员检查一次。柳城、雒容、天河、上林等县仍然学习鸟枪，彼此相安已久，请按照旧制办理。第二年实际核查各土司，有田土兵三千六百五十五名，无田土兵四千四百九十四名，督抚据此覆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