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溟文后集卷十二

译嘉庆二十年三月，调任广东布政使。州县解送到司里以及从司里领取的银两，旧例都有费用；有的尚未领出解送，便交给后任代办，辗转用虚数抵补，积累达到数十万。每隔几年交接一次，案件始终不能结清。赵公设局稽核，尚未领解的银两各立一册，派人核查无误后，就由布政司划抵，免除这些费用。赵公刚到任时，司库储银四百万；又过几年增加到五百三十万，款项清楚而库藏充实。广西、云南、贵州、湖南一带的水流，由西北两条江汇合成大水，分流经广州入海。河边百姓修筑围堤自卫。南海桑园围长九千五百余丈，其中险要的石工一百五十七丈，乡民每年修缮，屡次决口，石料也剥落。嘉庆末年，西江水涨决堤，借用国库银修筑，但水患没有止息的时候。赵公上奏说民力已经困乏，请把藩库沙坦田的花息以及粮道库的利息银八万两发给商人，每年得到利息银九千六百两，其中五千两归还国库，四千六百两存放县中用于每年修缮，并责成绅士办理，使之成为长久的收益。广东东部屯田五千三百余顷，自雍正三年裁撤卫所、归入州县管理后，上等田每亩征米五斗，中等田每亩征米二斗七八升；又加征一六耗羡，另科丁银十倍，民田歉收之年，百姓多有卖儿女、抛弃家室的。嘉庆五年，前任布政使常明上奏说：丁银有拖欠，荒田又由官府多方赔垫。有关部门议定命令另找荒地开垦，但最终没有报垦的。嘉庆二十年，督抚上奏，请求对贫瘠土地酌量减免税则，荒废田地予以题报豁免，并用现今勘定的沙田花息拨补。赵公议论说：全省屯田粮米有九万二千余石，能够征收运送的只占十成中的五六成，其余都应当减免；如此一来，沙田花息只够补偿冲毁崩塌而无着落的数额，减免的税额便没有东西可以拨补。查得乾隆年间旧开垦的沙坦有六千余顷，税则极轻，每亩征银四厘六毫四丝，不征收折色米，比上等民田还宽厚。沙民税轻而获利丰厚，近来南海、番禺等县请求补征升科，按照番禺上等田每亩征银三分五厘八毫。现在请求沙坦田按照此标准升科，除原来征收的赋税外，全部抵充屯粮减免的数额。督抚依照议定上奏施行。此前，海盗尚未平定，夷商又诡诈多变，沿海防控事务屡有更改。蒋公认为新安的大屿山、香山的澳门、东莞的虎门、镇远、南山等炮台，今昔形势不同，命布政司议论。赵公说：大屿山孤悬海外，是夷船经过的地方；山中的东浦、大澳两个港口居民尤其密集，旧时只在鸡翼炮台设置千总和防兵，距离两个港口太远，请在两港各修筑四十丈的垛墙，并增加驻兵。” 澳门旧有六座炮台，已经占据有利形势。只是还在于严格稽查，请责成同知、副将随时监督操演火炮，以增强声威。虎门是中路门户，水师提督驻扎在那里，控制各岛；原来修建了南山、横当两座炮台，近来又修建了镇远炮台。只是虎门寨距离校椅湾海口还有二十多里，镇远、南山两处的声势不能相互联络，请在空旷宽阔处修建土城，督提两标的士兵轮流驻防，由一名游击或都司率领。其他如番禺的猎德，是黄浦夷船运货进入省城的要冲，请设置炮台扼守。旧制规定，东莞、新安、香山三县的海面，由香山副将、大鹏游击各巡防半年。如今澳门、大屿山都是紧要地方，两位将领不能远离，请归水师提督统一巡防。议案上报后，蒋公实行了。赵公认为广东风俗奢靡，官民不知道致力于根本事务，于是重刻陈文恭《从政》《训俗》两种遗规，通行颁发。他亲自率先奉行勤俭，唯独办理公事从不吝惜。连山县裁撤后，改归理猺同知管辖；修城工程的银两来不及上奏，赵公便用自己的养廉银办理。有人说：“子产的车子，难道能够全部用来渡人吗？” 赵公说：“能救济多少就救济多少，怎么可能全都救济？又怎么能够漠不关心呢？”

译嘉庆二十三年，升任广西巡抚。十二月到达桂林。他熟悉当地地势，知道那里地势高亢，像建瓴一样，十天半月不下雨就会干旱断水。因此一到任便把农事和水利当作最紧要的事情。宣告晓谕守令，平整田地，修筑陂塘，设置龙骨车提水；山地田开凿荫井，设置井筒架汲水；制作样式让百姓仿造。赵公任按察司时，曾经因为会匪的事情受到胁迫，于是准许自首。后来州县多劝人自首。赵公说：“这样一来奸人就能侥幸免罪，反而会把自首当作打算，这就违背我的本意了。”于是命令辨别那些自愿加入和被胁迫加入的人，分别处理。这样一来，破获了几十起案件，依法定罪的有四百多人。桂林、梧州、郁林、南宁等府州与湖南、广东交界；柳州、庆远、思恩、泗城等府与云南、贵州交界，群盗依凭这些地方出没。赵公会同四省搜捕，不分疆界。腹地州县清查保甲，设置望楼，训练民壮，彼此守望。不能编入保甲的地方，修建卡房。有的县设置十座，有的三十座；各府都由官员会同营兵巡逻缉捕。柳州到省城有千里之遥，河道分支很多，旧时设置的水汛，有的相距数十里；于是增加腰卡四十三处，由提标五营兵驻守，每卡配一艘小哨船。一有盗匪，卡房的士兵就登船，开炮进攻追捕。各村的望楼和团练都出动堵截擒拿。赵公带头，由布政司、按察司以下官员捐出费用。前后捕获盗匪一千七百多人。赵公认为外来的盗匪占十成中的七八成，想清除根源，于是规定：带着财物经商、携带家眷来耕种的人称为客民，设立客长登记；单身流荡的人称为游民，查明户籍后遣送回去。山僻地方的草寮全部拆毁，矿厂、窖场、榨场的佣工都登记造册，有保人担保的留下，否则驱逐，并刊定为全省条例。西省营汛工程，按例没有拨款。乾隆年间上奏命令州县每年从养廉银中扣存，准备修缮；时间一久，州县捐款越来越多，工程却拖延荒废。赵公查得司库中有文职空缺养廉银二十四万两，便上奏请求动用这些银两作为定例，停止扣存养廉银。又有酌情提取、筹款补足的款项，规定巡抚以下官员每年捐出养廉银的一成，用来补充州县无着落的亏空。赵公考虑州县已经疲敝，酌量减低捐额；只有都察院、布政司、按察司、道、府照旧。西巡抚每年支取养廉银一万两，梧州、浔州两关准许巡抚使用羡余。赵公叹息说：“我家依靠慈母和友爱弟弟经营祖先留下的产业，子孙的衣食已经勉强足够了。我身为大臣，还要取用盈余吗？将来拿它做什么呢？” “我不能给百姓增加什么利益，只能把自己所能做到的看作替圣主宣扬仁德恩泽罢了。西省额定设置的仓粮，尚未买补的有几十万，催促买补的官吏大多扰害百姓。赵公创设预备仓，捐出银一万二千两，命桂林府买粮储存；又拿出一千金交给当铺生息，作为仓库每年的费用。他说：‘以后如果有君子把这个意思推广到各郡县，现在这里只是开端罢了。’康熙年间，陈文简公任广西巡抚时设置爱日书院，后来长期废弃，赵公修复了它；又修建培风书院，教导民间儿童。柳州、思恩、庆远三府县，过去没有书院。这年乡试，三地应试的生员很少，赵公怜悯他们，拨银二千两，交给右江道劝导捐资兴建。于是象州、罗成、天河、武缘、雒容、兴业都请求创建书院。” 道光二年，赵公在乾清宫入朝觐见当今皇上。皇上谕旨说：“因为你诚实不欺，所以先皇考才选拔任用你；这件事也留给朕作为勉励。”赵公哭泣着拜谢。到昌陵行礼后返回。四月回到桂林，八月授任闽浙总督。十二月入京召见，皇上嘉奖他的公正忠诚。

译道光三年二月，赵公到福建。当时将领懦弱、士兵骄纵，赵公治军严明，重新申明条约，发给各镇营汛，亲自考核校阅武备将弁，没有一天间断。某参将骄横傲慢，浙江提督玩忽洋务，赵公都上奏弹劾，两省肃然。他亲笔写信给司、道和各镇，命所属文武官员秘密陈报属下的优劣，并根据实际事情核验；有功必赏，有罪必罚，所以任用的人都很得当。上游四府地处偏僻、山深林密，许多是漳州、泉州、江西、广东人，他们租山设厂谋生，人数有十多万；游荡之民混杂其中，勾结当地百姓抢掠。因此会匪、担匪、丐匪成群聚集为害。赵公命令各村、各厂根据地势便利相互联络，造册报官，按时抽查；有盗匪就鸣锣追捕。又选举诚实明事理的人担任厂首加以约束。福建省旧例每年从海上缉匪经费中拨银六千两，用于陆路捕盗；但州县害怕报销牵累，没有人敢请领。赵公上奏，另从■帑余息中每年拨一万两，由督抚根据捕盗的多少和轻重核发，不必报销；于是派遣文武官员督率士兵到各山谷搜捕，著名匪首及其党羽全部擒获，上游于是安定。浙江洋面商船报告被劫，大多是捕鳇鱼的船户生计失利后所为。公严厉责备水师后，又同两位巡抚商议制定海口渔船出入的章程，水陆协同缉捕，商船渐渐安宁。福州闽安镇外的琅琦岛有居民二千多户，多以奸诈牟利、接济盗匪为业。公访察得知后，将其擒拿治罪，移驻水师，修建炮台和望楼，省城门户更加重要。泉州、漳州二府械斗的风气仍未停止，便刊刻旧任教谕谢金銮的《治法论》颁发给各守令施行；大致以尊重士人、亲近百姓为根本。漳州府周镐，是位贤能的太守，以年老请求离任。公亲笔写信勉励挽留他，让他署理汀漳龙道。公尤其忧虑台湾，全部选派贤能之人前往。不久，凤山的叛民杨良斌作乱。巡道孔昭虔、知府方传穟不到一个月便将其平定。凤山县城毁于蔡牵之乱，迁治于埤头，多次商议筑城都没有成功。方传穟东渡台湾，公把十件事交代给他办理，其中凤山筑城工程、噶玛兰积压案件尤其重大。方传穟勘察埤头后认为那里没有险要可以凭借，请求迁回旧治，劝募捐款筑城；又同淡水同知李慎彝修建厅城，于是山前各城才得以完备。所谓噶玛兰积案，是嘉庆十五年兰地入籍、开始办理善后事务，十年尚未完成，因赋税规则未定而产生的各项案件。于是全部查考原奏：当地民田一甲相当于内地十一亩有余，请求每甲征谷六石，园地一甲征谷四石。户部议定，按台湾叛产上等田征谷三十二石、中等田二十六石、下等田二十石；上等园按中等田征收，中等园按下等田征收，下等园征谷十八石。公文往返，多次驳议。原奏又限定开垦田园七千多甲，而实际开垦完成的只有五千多甲，户部坚持依据原奏办理。公叹息说：“这弹丸之地，百姓的力量已经耗尽了。”于是上奏请求赋税规则仍按原奏执行，甲数以实际开垦完成的数目为准。制度才这样定下来。兰地百姓进山砍伐木材，每年供应道厂军工和船料四载（？），已经实行十年了。军工匠首不断摊派搜刮。道光三年，山匠林泳春于是发动变乱。水师提督巡台公发出紧急文书，捕杀了他。叛乱平定后，广泛采纳意见，重新制定采办木料章程，兰地百姓才服从。公考察兰厅位于台湾最北部山后，距离郡城千余里，旧设守备、千总各一名，把总三名，士兵二百人，显得很单薄。其南境苏澳，外接生番；北境的三貂岭澳，都面向东面大海，时常有盗船藏泊。艋舺游击驻在淡水，路途遥远、权力又轻，不足以控制。于是上奏改为水师参将，兼管兰境水陆事务。又从台湾城守、嘉义、艋舺三营拨兵三百人编入兰营，增设都司、千总各一名，驻防才严密起来。台湾十三营驻军一万四千人，都由内地五十三营轮换，按规定由厦门提督点验并分派汛地。这些驻军返回时，也照此办理。但台北距离郡城一千多里，厦门距离延、建、汀、邵各营又有一千多里。轮班期满的士兵出营后，要等候商船搭载渡海，每次往往需要十天至一月，士兵和军官都以此为苦。公发文命台镇、知府重新议定：上游各府派往台北各营的士兵，从八里坌登船，进入五虎门，由福州城守协点验；泉州、漳州二府派往台湾中路各营的士兵，从鹿仔港登船，进入蚶江，由陆路提督点验；台湾府城南路各营的士兵，都从鹿耳门登船进入，由厦门水师提督点验。前往台湾时也照此办理，驻军的困苦因而缓解。台湾每年运输谷物十万，供福州、漳州、泉州三府的军粮，由商船搭载。嘉庆以后，商船损坏，百姓无法重新制造，运粮日益困难；而鹿仔港港口逐渐淤塞，商船更加不便。公上奏请求开通五条港，以通商并便利运输。港口位于嘉义、彰化二县之间，原本就是偷渡的私港。台湾本是产粮地区，福州、泉州、漳州三府的民食都依赖它，商民贩运粮食，每年常有百万石，江浙、天津也来这里购买。台湾人不懂得储藏，人口日益增多，米价越来越贵，稍有歉收便想要作乱。公命道台、知府商议，要求民间经常留有余粮，不要任其空虚。方传穟请求核查出口米船，每月报告实际数量，再酌情根据年成丰歉来规定限制。

译道光三年五月，浙江二十四个州县发生水灾，公同总督公上奏请求发放国库银两抚恤，又捐出养廉银倡导并劝勉绅士、商人，共募集谷六千、米一万七百、银七十万五千两。赈济完毕后，又继续向灾区发放粮食，使流民得到安置并前来就食。公命所到州县询问男女姓名和人数，发给滚单抚恤。这年秋天，浙江米价昂贵，总督公想把福建省仓中的谷物碾成米运去救济。公说：“福建仓粮买补尚且不足，不能这样做；况且碾运会有损耗，委员的运费，以及日后买补，都会带来许多麻烦。只有台湾年成丰收，才可以同闽抚上奏放宽海禁，招募商人贩运台湾米救济浙江。浙江人私自开垦南田，总督公主张封禁。公初次赴闽浙时，皇上命他察看此事。公认为民生事务很多，南田在山中，浙江臬司朱桂桢勘察出已开垦田地一万亩，聚集壮丁六千人，正可以给海边贫民增加生计。公还没有到杭州，总督公便上奏禁止，所有人都被驱赶回去，田地也被犁毁；又担心百姓再次开垦，便引海水灌入浸泡。公不得已，只能据实复奏，后来一直对此感到惋惜。彰化县有生番，地名埔里社，土地相当肥沃，百姓多有觊觎之意。社番害怕了，便引熟番自卫。孙公巡察台湾时，有人请求开放开垦。孙公接受了这个请求，并把它告诉公。公说：“这里是界外番人的土地，是有主人的，不同于南边的荒地。如果番人仰慕教化，像噶玛兰的先例那样，那就可以；否则就会成为开边者的借口了。”台湾府的议论传来后，也认为不开放为好。孙公于是再次申明禁止越界。福建盐卖不出去，官府和商人长期困窘。公认为南靖、长泰二县负担最重，而额定销售的引盐有四万二千引。台湾一府每年只销售盐十三万引。于是上奏请求减去两县引盐一万二千引，把额度转入台湾，以缓解官府的困境。各商人把多年拖欠的课税补缴完毕后，也停止征收两年，以宽解商人的力量。前明末年，蕺山刘忠介公、漳浦黄忠端公，在理学和大节方面最为显著。忠介公已经从祀于圣庙西庑。道光四年，公上奏请求让忠端公从祀东庑，排列在罗文庄之后。侯官已故安溪训导谢金銮、德化已故泉州教授郑兼才，学问品行受到士人敬服，所到之处都重视和推崇名节，公十分敬重并认为他们非同寻常。于是命本县学校举荐为乡贤。道光五年九月，调任云贵总督。道光六年正月到云南。贵州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只有黎平府出产杉木，松桃厅出产茶桐，可以获利谋生；其余地方放眼望去都是童山。近几年大吏劝百姓种植橦树，放养蚕、收蚕茧、织绸，成效很大，但有些守令却认为这是迂阔之举。公经过各府、州、县，发现许多地方还没有实行，于是又亲自写信劝导，并且捐资发给他们作为工本。云南省偏远，安靖、抚慰边地夷人，督办铜、盐运输，是最重要的政务。公上奏陈述铜矿情况，大意说：云南省应运往京城的铜六百五十多万斤，另须补运历年沉失的三十多万斤，本省铸钱局用六十多万斤，各省采买二百七十多万斤，总共用铜一千零几十万斤。从前铜矿旺盛时，有余铜储存，泸店称作底铜。各厂有时一时无法筹措，便借用底铜兑运进京。后来矿产逐渐减少，多次请求封闭矿厂，减去额定铜二百多万斤，近年更加缩减，每年通常还不足一、二百万斤。嘉庆二十二年，底铜已经用尽。恰逢四川鸟坡铜厂突然兴旺，便由云南委员购买补足。到道光五年，泸店收铜八百一万斤。道光三年，宁台厂应运进京的铜，改拨给各省采买，以泸店的铜补充京运。如今所存底铜只剩二百七十多万斤。本年各厂报告已经采得、已经发运在途以及已经买下尚未运输的鸟坡铜，共有四百数十万斤，还可以供应乙酉年的京运。至于本省铸钱局和各省采买的用铜，都不能宽裕。由于各厂开采日久，矿硐越来越深，矿脉越来越薄，产铜日益减少；炭山逐渐远离，运输脚费增加；窑户、砂丁除了工本和价格外，剩余利润很少，所以探采铜矿的人日益减少。想要寻找子厂，必须预先支出工本，百姓都缺乏资金；厂官借钱发放，又恐怕没有成效，最后往往亏损赔钱。这就是云南铜业疲弱停滞的情形。只有谨慎选择能干人员，负责经营、调剂和开采，命各属广泛寻找子厂，严厉查缉私铸，设法整顿，希望能够有所起色。又上奏盐务说：云南旧制，昭通、东川二府食用四川盐，广南行销广东盐，开化府沿边地区因盐井遥远，百姓和夷人私自食用■〈阝交〉盐，其余地方都食用本省井盐。嘉庆八年，改定民运民销制度，也不分地界，任凭商人到盐井缴纳课税、领取盐引，配盐运输销售；盐井官员收取课税并报告解送，每年征收课银三十七万二千多两。后来奏销逐渐不足，每年拖欠课税达到十几万两。详细考察其原因，是嘉庆八年改定制度时，各小井虽然卤水淡薄，但黑白、安宁、石膏等大井产盐仍然旺盛，而且有余盐销售，可以拨来补足亏缺。后来大井的卤水也逐渐减少，柴薪困难、费用巨大，余盐销售不足以补足亏缺。黑盐各井多次被水淹没，亏欠课税，不得已开设子井；卤水稍微浓厚一些，又因为新例不分地界，便以低价争相销售，侵占其他盐井的销路，因此课税额度日益减少。当前的对策是，先选择诚实而熟悉盐井事务的人员，堵截查缉私盐贩运；在盐井核查卤水，在灶户尚未煎盐之前就加以防范；然后根据各井产盐的多少划分销售地区，以杜绝低价越界侵占的弊端。利弊的损益和制度的变通，关键只在于施行是否有效。公认为古人防守边疆的办法没有超过屯田，于是每天同抚军考察地图、访查地势，筹办屯田，安抚土司，修建碉堡，训练壮丁防守。各种制度还没有完成，疾病发作。五月一日去世。追赠太子少保，谥号文恪，赐祭一坛，葬在郡城北面阳山的西麓。

译公年轻时跟随舅父王春埜游学，受到他勉励修身、克制自己的教导。后来更加广泛阅读儒家先贤的格言、史传和杂记，凡是与身心切实相关、可以施行的内容，没有不专心体会实践的。在交游同辈聚会中，听到好的言语和善良的行为，便警醒得仿佛有所触动。取得出身资格后，用功尤其勤奋。每天对于言语行为、读书和待人接物，都时时自我反省。甲子年以后，天天记日记，直到临终更换衣被才停止。一生对别人，财物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却从不责求人家做难以做到的事。他深知州县官员的困苦，体恤到了极点，却不能用私事求他。接见属吏，从道台、知府以下，都恳切训诫，像老师对弟子一样。对于是非、贤能与否，喜怒都不隐藏。他说：“我对人没有私人的爱憎，何必让他们胡乱猜测我呢？”有所诘问责备时，如果那人能够据理为自己申辩，他一定会特别赏识。最后往往依从对方的请求。他说：“道理和见识充足，然后气势才壮。这不是平庸之人所能做到的。”他曾题写室名为“省諐”，佩戴一方玉章，上刻“养心戒性”。年资地位越高，用功越加严密。唉！昆明钱公所说的“人英”，公难道会有愧于这个称呼吗？公名慎畛，字遵路，号篴楼，晚年号蓼生。生于乾隆二十七年十月七日，去世时六十五岁。三代考皆追赠荣禄大夫，和公的官阶相同。三代祖母都追赠为一品夫人。娶同县处士吴天云的女儿，封为一品夫人。有两个儿子：敦诗，是郡廪膳生，任户部山东司主事，转任贵州司员外郎；敦贻，是郡廪膳生，道光乙酉科选拔贡生，候选训导。侧室龙氏生一子：敦训，道光辛巳科举人，任景山官学教习。公的诗文典雅有法度，去世后由诸子和门人编纂成集。共收奏疏八卷、从政录八卷、载笔录四卷、榆巢杂识二卷、省諐室续笔一卷、读书日记四卷、惜日笔二十卷、杂文三卷、诗三卷。《东溟文后集》卷十三 桐城姚莹石甫著 台湾府学圣庙祭品碑 《台湾府学圣庙祭品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