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溪类稾卷十九　　　　　宋　王炎　撰书

译《双溪类稿》卷十九　宋王炎撰写的书信。拜见程司业【丁亥】。我来到京城，算来已经十二天了。像我这样卑微的一个人，仰望朝廷中的大夫、卿、公，如果没有人介绍，就没有办法上前拜见。只有乡里的前辈名人，或许可以让我进到他的庭院。我的脚步曾经多次来到您的门前，却惊惶回顾，退走而不敢贸然进去。我私下想，古代读书人将要进见年长而尊贵的人，必定要准备贽礼来表明自己；他们的诚意因此不怕冒犯之罪，而自我推荐那一点微薄的才学。我曾听说，天下的形势一旦达到高处，万物就处在低处。高处的事物无法企及，低处的事物不能攀登，这是天下固定的道理。孟子说：‘孔子登上东山，就觉得鲁国变小了；登上泰山，就觉得天下变小了。’圣人本来没有胜过万物的心思。不求胜过万物，也就不求使万物变小，但万物不能不显得渺小，这就是形势上没有什么能与圣人抗衡。圣人知道天下没有什么能与自己抗衡，所以回头反省自身的道路，看到自己的尊贵，又担心这种道不能传下去，因此从未断绝天下人的求学之心。天下人从愚笨不肖逐步向上，有士人、贤人、圣人四个层次，圣人处于极点，贤人次之，士人又次之，愚不肖的人在最下。愚不肖是人情最不愿处于的地位，却又不能避免；这样一来，他们对于圣人之道必然会在心中绝望。愚笨的人会说：‘只是我的智慧不够。’圣人却说：‘这对明智有什么妨害？’圣人反复叮咛教导他，谁知道他不会因此有所见识呢？不肖的人会说：‘只是我的力量不够。’圣人又说：‘这对敏捷有什么妨害？’于是慢慢引导他前进，谁知道他不会因此有所作为呢？李翱、皇甫湜不能接近韩愈，侯芭不能接近扬雄，公孙丑、万章不能接近孟子，这本来是事实；但他们终身得以自托于这些人的门下，称为韩门、扬门、孟门，并不是他们固意降低这些人的道来迁就别人。这些人的道从未不高，他们的内心却从未自高。这种方法本来就是从孔夫子那里传下来的。自从有百姓以来，从未有过像天子那样盛大的贤者。真正深得孔夫子之道的，也不过颜渊、曾参而已。曾参、颜渊这样的贤人固然难以多得，天下愚笨不肖的人又不足以传授大道，而可以传授的人也难以遇到。那么孔夫子的道将凭什么传下去呢？唉！如果把道秘藏起来而不传给天下人，世人就会责怪圣人吝惜传道；如果不能把道广泛传遍天下，又会责怪圣人私藏。如果说圣人吝惜传道，求学者就没有希望，不敢求学；如果说圣人私藏，求学者又苦于道路艰难而不肯求学。天下人都不向圣人求教，那么圣人还有什么可尊贵的呢？天下人不尊贵圣人，圣人并不忧虑；但圣人的道就会因此不能流传。圣人在内心里能忍受这种结果吗？我断定他不能。赐给子贡财货、教樊迟种田、教樊迟种菜的事情，虽然见识浅陋而不通达，言论鄙俗而不足观，但他们向孔夫子有所求，孔夫子从未拒绝。不拒绝他们的请求，所以不拒绝他们前来。孔夫子又担心弟子不了解自己的心意，所以说：‘弟子们，你们以为我有所隐瞒吗？我没有对你们隐瞒什么。’孔夫子教颜渊、曾参，并不是特别厚待他们；他们不能成为颜渊、曾参而成为子贡、樊迟一类的人，也不是孔夫子轻视他们。孔夫子的心意存在，孔夫子的道也就存在。称孟子、扬雄、韩愈，我正是因为他们的道而期望他们，也因为他们的心而认可他们。士人没有生在他们的时代，没有见过他们本人，却都知道他们是孟子、扬雄、韩愈，是因为他们把道传给了天下。既然生在这个时代，见到了这样的人，能够把自己寄托在他们门下，反而说他们不会按照大道传授给自己，怎么可以呢？如果不能按照大道传授给后人，那就是天下没有圣贤了。天下何尝没有圣贤？从前欧阳子以古学领先天下，南丰的曾巩、眉山的苏轼都在他的门下，天下人都说欧阳子就是韩子。苏子以文章领先天下，宛丘的张耒、淮海的秦观、济北的晁补之都在他的门下，天下人又都说苏子就是欧阳子。天下士人之所以广泛前来，因此所得的门人很多。这两位君子的门下，大概从来没有断绝过来学的人。因此天下英才都在那里。如果一定要像这四五个人一样，才允许进入他们的门下，那么天下后来的求学者必定会避开前贤的门庭。为什么呢？这是自己把他们拒绝在门外了。您的名声传遍天下，天下人都说：‘今天的程子就是从前的欧阳子、苏子。’炎虽然不才，也许可以把自己寄托在程子门下，借此使姓名附着于不朽。对于您道术深奥的部分，我还不敢说已经听闻；但对于浅近的部分，希望能在您议论的余绪中有所承受。子游说：‘子夏的门人，只要学会洒扫、应答、进退就可以了；这不过是末节。至于根本，就无从谈起了。’子夏说：‘唉，言游说错了。这并不是把离开根本和末节看成两件事。君子对于道，趋向它必定有道路，前进必定有阶梯，最终归宿必定有处所。没有趋向，凭什么前进？没有前进，凭什么归宿？趋向，是明白道理；前进，是付诸实行；归宿，是达到境界。达到境界，是求学的力量；明白和实行，则是教导的功效。’执事幸而宽恕我的狂妄并予以指教。我所以请求增益学问、请您解答疑惑的地方，不是书信所能完全说尽的。执事幸而不要怪罪我的冒犯，而允许我求教。冒犯师长的威严，内心实在惶恐战栗。拜见洪县令。

译我居住的地方距离县城只有十里，阁下任职已经一年，我向门吏通报姓名不过一两次，因为我认为贤能的县令不能以私事求见，而我也没有什么私事需要拜谒；至于屈身俯伏去拜见以免失礼，我也不愿如此。阁下对我没有什么责备，正因为这个缘故，我进见得很少。虽然如此，我曾听说，凡是可以公开说出而不感惭愧的事情，便是公事；我不敢因私事求见。如今有一件公事情势十分紧迫，不能默然不说，幸望阁下垂听，请允许我详细说明。王氏在婺源武水居住已经超过十代，但炎这一房独自困顿衰弱，不能振兴；所存田地没有多少。自高祖、曾祖以下，祖坟都被有权势的人夺去；百年树木即使还没有遭斧砍伐，也被拿去作材，尚未合抱的树也被砍掉；坟地四周还被锄耰开垦，作为种桑、麻、豆、粟的田畦。如今只剩下零散孤坟，几乎要被铲平了。唉，谁没有祖先，祸害竟然惨烈到这种地步！经过坟下，使人痛心落泪不能停止；退回来长叹思考，咬牙切齿，愤愤不平。然而一直隐忍不发，是因为私心有所等待，所以直到今天才敢申诉。大概不能不申诉的理由有三条，可怕的地方也有三条，真正可以依靠的只有一条。作为人的子孙，祖先的坟墓被他人毁坏，却暗中抱臂而不追究，是忘本；忘本就是不义，不义就会招来不祥，这是不能不申诉的第一条。宗族中的伯叔父以及同辈兄弟很多，其中有一半以上被饥寒所逼。炎起初侥幸考中一次，宗族都互相庆贺说：‘祖先大概还有灵吧！’从今以后，祖坟一定可以完整保存。如今三年过去了，侵夺坟地的人却和从前一样，所以宗族又以此来责备我，这是不能不申诉的第二条。死者如果没有知觉，那也就罢了；如果有知觉，他一定会说：‘等子孙能够自立时为我雪耻；否则我在地下的眼睛一定不能闭上。’这是不能不申诉的第三条。不能不申诉的理由有三条，却仍然不敢申诉，所以说可怕的地方也有三条：害怕浮泛的议论，害怕结下仇怨，害怕打官司而不能胜诉。为什么呢？诉讼不是可以停止却偏偏不停的事情；那些喧嚣议论的人不了解事情缘故，一定会认为我喜欢打官司。乡里自重自爱的人尚且不这样做，炎难道肯这样做吗？既然不做，怎么能承受这种名声？所以说害怕浮议。触犯有权有势者的锋芒，与他争一时的是非，我势单力孤，而对方仇敌众多，这是招致灾祸，所以说害怕结仇。不过，古语说：‘礼义没有过失，又何必忧虑别人的议论呢？’这样说来，浮泛的议论即使可怕，也还可以不在意。没有畏惧、没有缘故，却去搏斗犬戎、孟贲、夏育那样的勇士，仍会显出为难的神色。刺杀猛虎来救自己的亲人，怯懦的人也会奋臂直前；这样说来，仇怨可怕，也可以无所畏惧。真正可怕的，难道只是打官司而不能胜诉吗？有了不平便打官司来求得公道，一次诉讼不能胜，再次诉讼又不能胜，那么终身郁气堵塞，只能停止。所以我一直隐忍不发，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直到今天才敢申诉，大概也是有所依仗，才把事情一次说出来。阁下刚正不可侵犯，明察不可欺骗，又以公正主持政务。老胥和狡猾的吏员不敢稍稍动手脚破坏法令，强宗豪族也都屏息伏藏，不敢妄动。凡是受到冤屈、历经几任县令都不能伸张的事情，一旦到了您这里便能得到昭雪。炎所依仗的正是这些，所以敢于无疑虑地起诉。我曾考察《春秋》，对于强国兼并小弱之国，如取根、取牟、取邿、取剸，圣人都直书其事而不加隐讳，特意反复书写；不用杀、不用侵、不用伐，而用‘取’字记载，是要表明夺取它们很容易。被夺者令人愤怒，见到被夺的人又令人怜悯。假使圣人施行王法来正其罪，这些土地一定会有应归的地方。晋国实际上占据虎牢，《春秋》却把它记在郑国名下；楚国实际上兼并彭城，《春秋》却把它记在宋国名下。唉，《春秋》的法则，大概正是在这里表明了。阁下掌握古经的义理来辅助法律，审断诉讼，一定会权衡是非曲直而求得公平。炎既有了可以依仗的公正，便不再看见自己所害怕的事情；对于这件不能不申诉而求公道的事，我从前隐忍不发，并不是迟缓；如今决意诉讼，也不是狠厉。然而按照道理所在，宁可过于谨慎而不敢做，也不要过于轻率而敢做；宁可在最初详细审察、熟虑周全，也不要到最后徒然后悔。我仍担心阁下还没有审察我的情实，不知道它竟然这样紧迫、这样不平、这样严重。所以我将要到公庭起诉，先把详情说明。况且我认为天下的事情，强者容易振作，弱者难以立足；积弱之后，更加难以立足。为什么呢？因为形势不利，志气先已衰竭。炎本来就亲身经历过险难；有权有势者曾经表面排挤、暗中中伤我，直到今天伤痛才稍稍平复，我不敢忘记，也不敢报复。志气衰竭已经很久了，只是依靠阁下刚正、明察、公正的品格，才放下畏惧之心。阁下幸而留心听取，岂只是我和宗族举手加额、永远不忘您的恩德？即使九泉之下的祖先有知，大概也会结草报恩。拜见张南轩。我听说，年少者侍奉年长者，卑贱者侍奉尊贵者，不肖者侍奉贤者，可以有希望求见的心，却不可有急于求见的意思。外在不失礼于人，内心不失守于己，然后双方的道义才都能完备。因此求学的人对此必须谨慎。古人三次作揖才进见，一次辞谢便退下。在离开和进见的关头，古人用义来权衡，用礼来节制。炎年轻时防身求学，求学之后出仕，并不是为了大道，而是出于贫困。因此长期沉浮于低位，不敢求当世君子了解自己。敷文刘公却亲自屈尊来顾念我，在众人之中提携引进我。炎侍奉刘公，只谈公事而没有私下请求；刘公也察知我粗浅的才能，安守本分义理，于是把我不肖之名告诉给您。执事相信刘公的话，认为我可以教诲，也引进我。于是炎踊跃前来一次，心意在于求学，而不敢另有所求。我曾听说，学习圣人之道，像颜子、曾子那样是亲见而知，像孟子那样是听闻而知。孟子之后，道的正统断绝而不再流传。自汉代以来，士人不是不学习，只是所学不在章句之外，而在言语文章之中。章句之学拘泥于陈旧言辞，不知道古人的用心。

译那些看重言语文章的人，也未能进入圣人的门径、窥见圣道的奥妙。如今世上谈论道学传承的人，往往说：孟子之后，汉代有扬雄，唐代有韩愈。然而扬雄从言语中求道，韩愈从文章中求道。因为只从言语中求道，所以写《法言》，说‘我用它来比拟《论语》’；又写《太玄》，说‘我用它来准拟《周易》’。没有西施的美貌却模仿她皱眉，不过是增加自己的丑态罢了。因为只从文章中求道，所以评论说《易》奇特、《诗》华美，《盘庚》《大诰》文辞艰涩而《春秋》谨严，却把它们同《庄子》《离骚》和太史公的文章一概而论，于是六经的法则反而昏暗了。况且言语不是不能用来求道，但道本身并不是言语；文章不是不能用来求道，但道本身并不是文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不落在外在文采上，不深入探求实际内容，就不能得到道。炎所谓的学习，不过是应举读书罢了，只是言语上的辨析、文章上的工巧，技巧到此为止；至于道，则还没有见到。周易始于伏羲，由文王阐明；《尚书》始于尧舜，《诗经》始于商周，《春秋》由孔夫子删削编定。在还没有《易》《书》《诗》《春秋》的时候，禹、皋陶、伊尹、周公这些人，他们的学问从哪里得到呢？这几位君子成为圣人成为贤人，静下来就端正内心、使意念真诚，行动起来就开拓万物、成就事务。天下的变故不能遮蔽他们明察的见识，成败死生不能动摇他们坚定的立场；可见他们的学问本来就存在于言语文章之外，是从内心传授、默默领会而得到的。炎回过头来在内心寻求，用思考去探索，却茫然没有所得，所以希望拜见先生，请求有所增益。炎认为，求学大道的人，开始时必定有所传授，最终还要能够自己有所领悟。有所传授，是求学的方法；自己有所领悟，是学问的最高境界。孟子的学问传自子思，子思传给曾子；曾子亲自见过圣人，向他学习一以贯之的奥妙。孔夫子没有把这一点告诉其他弟子，即使子贡通达，也没有告诉他，却独自告诉了曾子。曾子说‘唯一’，‘一’之外曾经不容许再有言语；门人询问，曾子才用忠恕来说明。忠恕并不是‘一’，既然不是‘一’，为什么还要用忠恕来说呢？因为它虽然不是‘一’，却可以借此进入道。子思所传的是忠恕，说《中庸》，说至诚，子思又有自己的领悟。孟子所传的是中庸，说尽心，说养性，孟子也有自己的领悟。因此说：‘自己有所得，就能安稳地守住它，凭借它积累深厚，从中取用便能遇到源头。’但真正自己有所领悟，实在很难。进入学问既然有门径，那么开始时就不能没有传授。自孟子以后，道的正统断绝而不传；二程先生在伊水、洛水之间宣扬圣道，于是道的正统断绝之后又重新传承。如今世上谈论伊洛之学的人并不少，但其中下等的看不见实践履行，上等的也不免有偏差。看不见实践履行，言论就远离实际、忽略近处，表面似乎通达，实质上却蒙蔽；不能免于偏差，就会本想阐明圣道，结果反而损害圣道。先生的学问，传授时把握了宗旨，实行时用力，守持时坚定，自我信任也坚固，是当今求学者的指南。古语说：‘君子饮食不求饱足，居住不求安逸，做事敏捷，说话谨慎，接近有道之人来纠正自己。’求学者对于自己所见的细微之处，必定要详加考察，唯恐有所差误，所以一定要到有道之人那里求正。何况自己还没有见解，难道可以不借助他来启发自己的昏聩吗？炎做举子时，迫于伏腊祭祀费用不足，甘旨之物无法奉养父母，于是借住在别人门下，得到的求学功夫只有十分之三。后来出仕做官，虽然不敢有一天舍弃学习而嬉游，但既有官府事务，领取国家俸禄，也不敢苟且应付，所得到的求学功夫只有十分之一。如今将要带着妻子儿女回去，在歙山南面闭门谢客、扫除庭院，早起晚睡，以求增加自己尚未具备的学问，勉励自己弥补尚未达到的地方。因此希望见先生一面，请您为我的愚昧开方治病。木工用绳墨矫正弯曲的木材，否则木材就不能变直；良医接治的多是病人，否则病人就不能痊愈。圣贤门下从来不拒绝来求学的人，先生如果认为我可以教导而教导我，那就是我的幸运。我把十篇论说作为贽礼，本来也借此请您评判其中的是非。诗说：‘高山令人仰望，大道令人行走。’先生的道，是四海求学者共同尊崇仰望的。诗又说：‘中心藏着它，哪一天能忘记它？’先生若肯赐我教诲和言语，炎不敢不奉行周旋。冒犯台府威严，内心不胜惶恐。拜见林鄂州【子中】。我听说，万物没有必定尊贵的，也没有必定卑贱的。荆山的玉，是天下最尊贵的东西；但它尚未被发现时，献玉的人三次被砍断双脚。不龟手的药，是天下最卑贱的东西；但一旦遇到知赏的人，使用它的人就能裂地受封。万物尊贵与卑贱没有固定，竟是这样。我推究其中的原因，不禁长叹悲伤。天下的士人，谁肯甘心默默无闻？然而不幸没有遇到知赏的人，困厄于平民身份、沉沦于低级官署，最终与草木一同腐朽的人，多得不可计数。幸运而遇到知赏的人，能够飞腾在青云之上，获得富贵、建立功名的人，千百人中也没有一两个。唉，士人想在当世获得声名，实在可以说是极其艰难。我十五岁开始学习写文章，三十二岁才仅仅考中进士。如今犬马之齿四十岁，却还困顿在九品卑官之中，昂扬奋发的志气已经衰退，飞腾的念头也已经断绝。上天赐给我幸运，使我能够奔走到明公门下。不但承奉命令、接受教诲可以免罪，又蒙您怜悯提携。炎当初的期望，本来没有达到这个地步。树木凋落之后才重新繁荣，水流干涸之后才又满溢，月亮亏缺之后才重新生长，虫子蛰伏之后才重新舒展。天下的道理，得与失相互依存，困厄与通达彼此相因，损失与增益相互制衡。炎没有才能，自己估量没有办法求得当世君子的知遇。在没有任何侥幸和觊觎的情况下，却独自遇到了明公。别人轻视的人，您肯尊重他；别人抛弃的人，您肯收纳他。这岂不是像不龟手的药一样，也可以裂地受封，而不只是用来漂洗丝絮吗？尊贵与卑贱决定于炎一生的际遇，而可不可以任用，则取决于明公片言只字。炎不敢不说，也不敢冒犯。弓弦不鸣，是没有才能；黄金跳跃自言，是不祥。若不说话，就是弓弦不鸣；说得冒犯，就是黄金跳跃自言。明公一定会妥善处理这件事。我把一篇杂文作为贽礼，并不敢把它当作文辞炫示。冒犯台府威严，内心不胜恐惧战栗。上呈林鄂州。

译炎只是一个书生，刚刚出仕，得以居于属吏末位；既没有半面之交，没有游说交谈的援助，也没有亲属姻亲的暗中帮助，更没有左右近臣预先替我介绍。明公察知我办事不苟且，相信我廉洁谨慎，不另求其他，只取我一点长处而略过我的短处，降低言辞神色来接待我，与贤父察兄爱护子弟没有不同。古人所谓知己，大概就是这样。虽然，士人遇到知己本来很难，而不辜负知己更难。炎退下来深思熟虑，想寻找可以奉献微薄诚意的事情，却一直没有找到借口。如今从道路传闻中听到一些话，也不敢默然压下不说。我曾听说：不可以说却说，叫作妄言；可以说却不说，叫作隐瞒。妄言不对，隐瞒也不对。为什么呢？有所隐瞒就是不忠。炎承蒙明公知遇、爱护，岂能不忠于阁下？事情有利有害，关系到百姓，又属于明公专断施行的范围；我不自量愚昧鲁钝，冒昧有所陈说。不知明公能否宽恕我的狂妄而听取它？况且天下的事情，不过利害两个方面罢了。有利就施行，有害就停止，天下没有人不知道这个道理。唯独利害各半的事情，不能不仔细审察。自绍兴年间经界法一经施行，江、浙、闽、蜀各地的土地都用尺寸丈量，没有隐藏遗漏。只有湖右的田地屡经兵火，荡然成为瓦砾之地，遍地长满草木荆棘，狐狸居住、豺狼嚎叫，人烟几乎断绝，所以经界法没有在那里施行。近年来朝廷宽恤州县，招诱四方流徙的人，百姓渐渐聚集，田界沟渠也逐步修整。然而占有田地的百姓，往往把四至扩大，侵占耕种、冒名租佃，所以租赋不均，争讼不止。明公大概担忧百姓不能免于扰乱，因此向朝廷请求，规定三个月期限，让百姓自行申报所占田地的实际数量；不申报，或者申报而不真实、不完整的，就允许告发者把多占的田地报上去，告发的人可以得到田地浮额的赏赐，而被告发者不能得到田地。炎认为明公的本意，是为了使百姓获利、求得停止诉讼，但诉讼未必会立即停止。我私下听到街巷中的诽谤议论，都说：让百姓违期不申报，官府就会以不申报来告发他们；提前申报，官府又会以申报不实、不全来告发他们。百姓虽然自行申报，但要做到真实、完整，恐怕很难，因为湖右的田地从来没有按方正亩角丈量，凡是租佃田地的人，只按十分折算来计算亩数。炎不知道明公要求百姓真实、完整地自行申报，是否一定要以六十步为一角、四角为一亩？还是只按折算的分数计算，并增加苗役？如果只是按折算分数、多增加苗役，那么凡是自行申报的人，若用亩角丈量，隐藏遗漏的地方就会更多，告发者可以借此作为说辞，官吏也没有办法堵绝这种说辞。如果一定要积步成角、积角成亩，那么去年户部审定叶承议所请，已经下令实行；其中说，方量土地的方法恐怕会导致搜括责罚、骚扰百姓，不能施行。如今要立即用步、角丈量民田，和实行经界法有什么不同？如果实在不得已，就让百姓按照方量的条例，有十亩田便申报十亩，有百亩田便申报百亩，然后告发者才没有插嘴的余地。只是恐怕百姓会有难以承受之处。田野中的利弊，只有出入田野的人才能详细知道。如今占有的田地虽然广大，但当初砍荆棘、除草莱而开垦时，本来就有把几十亩称作一亩的；即使后来依次申报，仍然把几亩称作一亩。本来是为了诱导百姓耕种，所以宁可把闲地送给他们，也不愿核查赋役的多少。然而每亩交给官府的役钱以四百八十文为标准，苗米以一斗为标准【崇阳如此，其他县邑恐怕多少不一】。计算从田地所得，肥沃的田每亩收谷三斛，下等田每亩收谷二斛；如果有田却不能自己耕种，由佃客纳税耕种，每亩所得只有一斛二斗【有牛具、粮种的，主客按四六分成，得一斛二斗；如果没有牛具和粮种，又要再减少一成】。即使按三斛计算，秋收时卖一斛谷只能得钱二百五十文，足足要卖两斛谷才能办理一亩的役钱；剩下的一斛，还要用来缴纳一斗米，其他各种费用也都要从这里取得。如果按四角为一亩，每亩收获全部拿去缴纳，仍然不够，何况下等田收获不多，佃客耕种的收入更少，百姓怎么承受得了这样的征责呢？大体说来，湖右的田地与江浙、闽中不同：即使有陆地不能种桑、养蚕、种麻、纺绩，人们一年到头的生计也只能依靠田地。由于那里土地广阔、人口稀少，所以耕作不尽力，播种不及时；种下去的不除草，除过草的不施肥，秕稗和禾苗混杂生长。因此耕种的面积虽广，收获却少；丰年好岁也仅仅能够供给一人，有时还歉收，百姓只能惶恐顾盼，不能与江浙、闽中相比。如今江浙、闽中的田地，每亩所纳役钱不过三四十文，所纳苗米不过二三升，从未有缴纳役钱五百文、苗米一斗的；这样看来，湖右百姓占田虽然广，实际上也是以一亩田承担几亩田的税。有人说：江浙、闽中的苗役虽然轻，但还有夏秋税绢、折帛、茶、租银、钱以及豆草等项目；至于丝绵、苎布，则按照各地土产所有，各自缴纳，数量也不少。这话固然是这样，但江浙、闽中能耕作的人多，可耕的土地狭小，大都竭尽力量从事农业，每亩收获通常是湖右田地的两倍；而且秋收之后，在新粮旧粮交替时出售，所得钱财与湖右相比又多几倍。加上那里的人既然勤于本业，必定养蚕、纺织，所以缴纳的东西虽然多，民力还能够承担，不能一概而论。然而炎世代居住在徽州，是江东人。我私下看到近年来中等人家困于缴纳赋税的艰难，借债、卖产业来赶上县官规定期限的，十户中有五户。在那种地方尚且有难以承受的情形，那么这里的人也没有多少能够优裕承担，这是不可以的。治理长期安定的百姓，法令还可以严厉；安抚新近聚集的众人，政令却不能急迫。为什么呢？宽缓他们就会聚集，急迫他们就会离散。以前只担心土地没有开垦、百姓没有聚集，所以诱导他们来耕种；直到如今耕垦还没有遍及，却责备他们申报占田数目过多，并打开互相告发的门户，百姓难道能不失望吗？那些游荡无业的人，游手好闲而不从事生产，行为无赖而喜欢诉讼，平时只怕没有机会拿百姓的短处来要挟。如今又明白告诉他们：‘我允许你们告发别人占田过多；你们若能告发我，就给你们赏赐。’

译又明白告知他们说：“所得的奖赏总共一百缗。”既然告发别人的罪过就能得到厚利，他们还有什么顾忌而不去告发呢？这样一来，官府所得并不多，而百姓所受的骚扰却有说不尽的。有人一定会说：“让有田的百姓据实自报田亩，即使是喜欢打官司的人也无法告发。”这话也不对。如今假使有人有一百亩田，就必须自报一百亩；后来实际有九十九亩而自报九十九亩，也可以说他没有虚报、没有遗漏，那么可以告发的人就会连墙接屋、到处都是了。若要把实际田亩全部自报，民力承受不了，逃亡的人一定很多。自报必须据实，便会因别人告发而登记他的田产，归入官府；苗税、役法已经很重了，谁还会承佃已经开垦的田地？一两年后又会重新荒芜而无人耕种。这样，自报不实会助长告发之风；自报据实又会导致逃亡迁徙的祸患。这两种办法都有害。炎认为，如果想优厚百姓，那么往年李显谟所请求的办法最好：依照干德四年的诏书，鼓励百姓开垦已经耕作过的田地，不再进行普遍核查。宁可让官府收入少一些，也不要使百姓抛弃田地而不耕种，所以说这是优厚百姓的办法。如果想在两者之间斟酌处理，那么去年户部看定、胡知军所请求的办法最好。凡是百姓的荒田，规定期限为一年；一年以后仍然荒芜不耕的，允许别人申报请求，但不许请求已经由原主耕熟的田地。熟田即使很多也不追问，荒田只要不再荒芜就可以夺取，所以说这是在两者之间斟酌的办法。如果想把事情处理得最为周详，就不如全部实行方量，并按田亩等级从较轻的税额起征。方量就能公平，公平了诉讼就可以止息；按等级从轻征税，百姓就不会告病。百姓不告病，就会安居乐业，不至于流亡迁徙，所以说这是最周详的办法。虽然如此，前面两种办法在明公这里已经不能再实行，后面一种办法在明公这里也还不能立即议行。幸而明公上奏时，只想让百姓自己申报田亩和田角，并没有包括丈量一项。炎有两条办法，冒昧拿来献上。第一，想请明白张贴告示，下达各县，详细向百姓说明自报田亩的办法。凡是隐匿田亩较多的，十亩田让他再增加申报十亩，百亩田让他再增加申报百亩；隐匿较少的，十亩田让他再增加申报五亩，百亩田让他再增加申报五十亩【崇阳、通城、蒲圻大致如此，其他县能够增加多少，不能全部知道】。如果申报数已经达到这个数目，即使有人告发，也拒绝受理，那么百姓就有了依靠。第二，想让百姓自己计算本户田地所收的粮食有多少，由田邻和保正共同证明并共同承担罪罚，然后向官府自报；令、佐汇总全县的大数，在原有税额之外平均摊派，并加倍征收，这样公家自然有所收益，不必等奸民来告发。然而，增加田亩这一办法的防弊措施不能没有欺诈，事情简单而容易实行；平均税额的办法可以避免偏颇，但事情繁杂而难以办成。还在于明公选择采用其中一种办法；否则就放宽期限，把这两种办法一并向百姓说明，让他们各自按照方便的办法实行，这样也就可以了。舍弃这些办法，不但会助长告发之风，还会造成流亡迁徙的祸患。以崇阳一县来说，还有更值得忧虑的地方。我听当地人说，从前这里人烟几乎断绝，满眼都是荆棘，强盗在其中呼啸出没，白天手持兵器杀人抢夺财物。县里的官吏不但对此熟视无睹而不敢过问，而且战战兢兢，连自身也不能保全。绍兴末年，有个郑提干来治理这个县，才开始设置持枪的士卒加以防护，多次与盗贼交战，大约杀了几十人，从此盗贼的踪迹才渐渐断绝。然而所谓持枪手，大多是流徙而来的人。如今一旦因赋役困窘，他们又离散到别处，那么道路、村落之间不能不有击鼓报警的忧患。炎如此愚昧，哪里足以谋划事情？然而承蒙明公知遇并爱护我，所以我把心思奔向门下，胸中的话不能停止，便随即有所陈说。否则，以我这个属吏的卑微身份，面对主管一城的重臣，只能战战兢兢地奉行命令、承受教诲，还唯恐获罪，哪里敢这样絮叨呢？冒犯台阁的威严，我无处逃避罪责。拜见刘司业【文潜】。炎听说：作为下属，能够缓于求得知遇；作为上位者，能够急于求取士人，那么疏远卑贱的人一定不会被遗弃，而那些所谓贤能有才的人，都可以在当世获得声名。自从上位者求取士人简略，而下位者求取知遇看得很重，贵贱之间的交往才开始离心而不能相合，士人埋没到老死而无人知晓的才开始增多。大概当今世上，那些爵位显达、号称身居要路的贵人，自处极高；微官小吏侍奉他们时，要在门廊下奔走趋进，弯腰驼背地登堂，屏住呼吸、拱手退立，情势仿佛连听到他们咳嗽的声音都不可能，只希望得到他们一次回顾。偶尔有预先承受差遣、得到荐举恩宠的人，问他是凭什么得到的，便说是过去同在宦学中的旧交，是姻亲朋党的私情，是权贵要人的请托。如果没有这些，他一定会被遗弃。因此，平民寒士孤立无援，求学而入仕，入仕而求显达，实在困难。幸而自知明白、自信坚定，便宁可不显达而止步，也不肯屈曲自己去做坏事；若自知不明、自信不坚，便相互追逐竞争，只要可以谋求自身进身，什么都做得出来；而安静淡泊、刚正耿介、能够守持操守的人，不被认为是乖僻，也会被认为是迂拙。家中有一块拱璧，价值千金，把它藏在匣中；若敲开别人的门请求出售，那么这件东西一定会被看轻。士人如果确实顾念自己的内在品德，稍微有所持守，难道会真的轻贱自己，不知道进退去就各有道义、穷达各有命运吗？却偏偏奔忙追逐，舍弃自己去迎合别人，那么这个人的贤与不贤，不必再问也可以知道了。炎是新安的卑微士人，流落湖外至今已经两年；我的仕途没有处在人前，我的年龄也没有处在人后，本来不敢说自己自知明白、自信坚定，只是因为自己极其愚昧无能，无法求得当世知遇。因此进取时不敢存侥幸之心，退居卑贱之位也能安然自处。明公持节来到这里，还没有超过一段时间，道路往来的人便说：“如今的君子，是非分明，见到恶事一定发怒，听到善事一定欢喜，没有谁像明公这样辨别得清楚而毫无疑问。”炎正遗憾自己还没有能够到堂下拜见，接着又听说，太守林侯、通守赵侯不以炎没有用处为念，把我的姓名告诉了执事。明公不等认识我的面貌，就把两位侯爷的话当作可信，于是十分有意于收录我，实在太过厚爱了。明公急于求取士人，大概不只是下位者急于求得知遇而已。然而炎对此先是十分欢喜，继而又感到害怕。明公处在当今世上，却不随从当今的习俗；您的学问足以阐明天下最正大的道理，您的气节足以保全天下最刚正的节操，您的操守足以守持天下最正直的原则。

译后辈士人尊敬仰望您，如同仰望泰山高岳，唯恐不能依托于您的门墙。炎独独是为什么呢？还没有来得及在您面前拱手作揖、拜伏行礼，明公就想举手把我从泥涂中救起，这是天下最大的幸运，难道只是炎一人感到喜悦吗？同僚朋友也确实替炎感到高兴。然而，明公以部使者的尊贵身份巡视考察一路，这是天子寄托给您的耳目职责。对于可以肯定或否定、喜爱或厌恶的事情，都是用来向天下显示公正的，难道会对于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独自私下喜爱而私下给予吗？既然给予，必定是对他有所期待。然而炎是因为贫困而做官，携带妻子儿女来求得微薄俸禄，本来只打算糊口；而且我愚昧无能，没有什么可以任用的。明公对我有所期待，而炎没有办法回应，因此本来害怕得到您的任用太快，免不了又被迅速抛弃。虽然如此，这只是小人的过度担忧。君子对待别人，以宽恕相待而不苛刻。如果苛刻，对他的期待就厚，对他的责备就重，人便开始苦于行善困难，终于自我放弃。君子怜惜他自我放弃，所以宽恕地对待他，期待便较轻，责备也不详尽。他可以任用，就任用他；还不能任用但可以教导，就姑且教导他。炎认为，士人能够在世上自立并显名于不朽之中的，有三种途径：上等靠德行，其次靠功业，再其次靠言论。有德，是贤者所能做到的；有功，是有才者所能做到的。既不能成为贤者，又不能成为有才者，那么身体尚未冷却，名声已经先埋没了。因此我曾经竭尽力量致力于微不足道的空言，但我的文章鄙陋，近不能在当世流行，远不能流传后世，这是没有师法的弊病。孟子说：“大工匠教人，一定依照规矩；学习的人也一定依照规矩。”所以我奔走而来，斋戒净心有所请求，幸望明公把规矩传授给我，使我能够遵守。如果不是明公不遗弃卑贱之人，炎也不过是随众而进、随队而趋罢了，不敢这样冒昧烦扰。冒犯威严，无处逃罪，只希望执事宽恕我。《双溪类稿》卷十九。钦定《四库全书》。《双溪类稿》卷二十。宋，王炎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