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双溪类稾卷二十二宋王炎撰书

译《双溪类稿》卷二十二，宋王炎撰，书信类。上书执政大臣【钱防政、卫防政】炎曾说，君主不任用大臣，而朝廷出现弊病，过失在君主；君主任用大臣，而朝廷出现弊病，责任就在大臣。恭敬地想，我主上临朝统治十四年，没有声色的供奉，没有游猎的享乐，没有赏赐的费用，没有玩物珍好的娱乐。他孝顺友爱、仁厚、俭约、恭谨、清静，盛大的德行纯正专一。天下人知道这些，天地神祇也知道这些。而且他敞开心扉，显示真诚，委任大臣，不猜忌、不怀疑。如果大臣用正道辅佐他，使他的德行日新，就可以成为成王、康王，可以成为汉文帝、汉景帝，可以成为仁祖，这没有什么难的。然而从前掌握国政、任职办事的大臣，专断自用，擅自施行威福；对内亲近勾结群小，交通货赂，以此玷污扰乱朝纲；对外引用奸邪之人，轻率发动战争，使百姓遭受荼毒。而且又钳制天下人的言论，来蒙蔽九重之内君主的聪明。年老昏聩的、庸碌浅陋的、纤巧谄媚的官员，陪坐政府，唯唯诺诺地听从他，以养成天下的大患。上天夺去他的明察，使他自取罪祸。某官凭借贤能辅佐圣主，不到一个早晨就除去了天下心腹之疾，这全是宗庙社稷的福气，是百姓的幸运。如今左右丞相职位空缺，而某官参与执掌国政，实际履行丞相的职责，那么主上所委任、天下所寄望的，不过是纠正前日失误的原因，寻求今日得以成功的原因罢了。不纠正过去的过失，不寻求今天成功的原因，就不能挽救局面。某官在改弦更张之初，还不到十天，就建立东宫、确立天下的根本；用来安定国家、尊重宗社的事情，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本来是天下共同欢喜的事，大体已经做对了。只是某官还不能高枕无忧。天下的祸患，不产生在人们所忧虑的地方，却产生在人们所不忧虑的地方。人们共同忧虑的事情，有见识的人并不忧虑；人们不忧虑的事情，有见识的人却为之忧虑。他所忧虑的是什么呢？纲纪紊乱，只要纠正它；名器泛滥，只要谨慎它；邪正混杂，只要辨别它；忠言听不到，只要招致它；廉耻之道丧失，只要革除它；守令贪婪残暴、侵夺百姓，只要用法令防止它；将帅没有才能、士气不能振作，只要改换其人；敌国侵凌、边境没有安静，只要急于治理自身。这些是人们共同忧虑而有识者不忧虑的事。有识者所忧虑的还有二三件，不是炎所应当说的，请姑且举出开头。城上的狐狸不能用熏烟赶走，社坛中的老鼠不能用灌水淹死；即使有汉宣帝的明察、唐玄宗的果断，左右亲近和近习之人也有可能暗中玩弄权柄，这是第一件。周公制定礼制，奇装异服的人和怪异之民不得进入宫廷，何况女冠一类执持左道、假借鬼神迷惑众人的人呢？这是第二件。某官想消除这两种忧患，在于秉持公心、实行正道罢了。为什么呢？邪道胜过正道就会危害正道，而正道胜过邪道也足以破除邪道。汉代贾谊论说辅导太子，关键在于太子身边前后都任用正直的人，使他听到的一定是正言，看到的一定是正行，那么太子就没有不善的了。如果正人少而不正之人多，所谓只有一个薛居州，难道能独自改变王吗？这是懂得治理根本的人所忧虑的。从前至道元年，已经建立东宫，于是任命左丞李至、吏侍李沆兼任宾客，左右谏议杨亿、毕士安兼任庶子，郎官以下兼任谕德，中舍人都是当时人物中的精选，而没有设置师傅之官。到了天禧年间，皇太子的师傅由宰臣担任，宰臣兼任宾客，执政担任詹事以下的官职，从臣担任其他属官；因此在资善堂议事，小事就议定后施行，大事则禀报君主，和至道年间不同。旧有章程都在，今天可以拿来实行吗？斟酌今天的适宜之处，依据旧章已经实行的制度，理正而事顺，可以毫不怀疑地实行。东宫属官无不是正人，某官秉持公心、实行正道来率领他们。皇太子入内就侍奉饮食、问候安好，出外就从容议论政事，并把天下的事情交由君主裁决，这样天下的权力就统一了。权力统一，国家就能治理；权力分散，就会危险，不可忽视。因此实行天下的正道，维持权力统一而使它保持平衡，是宰执的责任；主持天下的正论，审慎地考察这一权力而不容许它偏私，是给事中、舍人和台谏的责任。宰执实行正道，给事中和舍人履行职责，台谏发表言论，君主的权柄集中于上，国家的舆论在朝廷确定，百姓的心志在下安定，然后天下的私邪才不能混入其中。这就像元气已经强盛，脉络周流，即使有外邪也不能造成疾病，这是治理国家的和扁。某官用智精密，考虑事情深远，哪里还需要炎的瞎话？何况职位卑微而言论高远，是圣人所不允许的；交往浅薄而谈论深切，是君子所戒惧的。然而朝廷正在发布明诏，打开不避讳的言路，炎虽然疏远，如今将要离开国都向西归去，拳拳之心不能自已，因此在庭下向您告别，最后冒昧说这一番话，内心震恐。上书赵大资 炎曾说：“国家一天也不能有的是权臣，一天也不能没有的是重臣。从前权臣擅自发号施令，自取上天的讨伐；如今既已灭亡，就不必再谈了。某官是宗室中的长者，功勋记录在盟府，声名传遍天上地下。离开国都十年，天下都遗憾没有任用他；一日入朝，朝廷内外都为他的回来而高兴。他承载天下人的希望到了这种程度，那么今天的重臣，除了阁下还能是谁呢？天下的重臣，是天下责任所归属的人。臣子的道理不过有两点：忧国之心和治理国家的才能。既有此心又有此才，是上等；有此心而没有此才，次一等；没有此心也没有此才，只是鄙夫罢了。阁下忧国的心，九州之人都知道您的忠诚精纯；治理国家的才能，筹定大防的事已经显露，且经实际验证。您置身功名之外袖手旁观，已经这样久了，喜怒的细微变化，从未显露在脸上。如今背离丘园，奔赴城阙，毅然前来，是为社稷谋划，不是为爵禄谋划；是为君父谋划，不是为自身谋划。难道只是阁下自己相信如此？无论贤能还是不肖、认识还是不认识您的人，都知道，也都相信。主上收回威柄，诛杀擅权者，驱逐结交奸邪者，国人都说：‘朝廷清明了，公道重新施行了，可以高枕无忧了。’

译不知道阁下认为如何？如果认为确实可以无忧，炎不敢再说什么；如果认为不能无忧，炎请允许试着说一说。权力，是君主独自掌握的东西，本来不是大臣可以擅自占有的，更不是任何人可以偷取并玩弄的。霍氏被灭时，汉宣帝曾经收回并掌握了这种权力；但那些偷取并玩弄权力的人，汉宣帝不能完全察觉，因为大臣们防备依附于贵要之人。太平公主被诛时，唐明皇曾经收回并掌握了这种权力；但那些偷取并玩弄权力的人，明皇不能完全禁止，因为朝廷官员与近习交通。汉宣帝之后有汉元帝，唐明皇之后有唐肃宗，那些弊病怎么样呢？所以愚昧的我说：‘天下人不忧虑的事情，明智之士最为忧虑。’那么阁下为社稷谋划、为君父谋划，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更重要呢？贵在察觉事情的先兆，祸患贵在预先防范。士大夫忠义之气衰弱，把进言当作禁忌；在宫门前几尺的地方，端直地站立如山，为主上直言此事，使君心醒悟，这个责任阁下应当承担。除了阁下，还能让谁来进言呢？然而进言很难，进言后得到听取更难，听取后加以实行又更难。这件事不可不纠正，却也不可骤然纠正。不纠正，权力就会松弛；松弛了，就收不回来。骤然纠正，就会激起冲突；激起冲突，就会发生变故。不知道阁下打算怎样处理这件事？我私下估量，阁下承负当世的重大声望，又有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一定考虑得很成熟，谋划得很精密。先前炎怀着忧国之心，不顾忌谈论此事，曾经写了一封信告诉执政大臣。然而朝廷事务匆忙，恐怕未必能够深入察看我的言论，所以谨将抄本呈给您的属官，不知能否抽出片刻空闲读一读？炎所说的事情，有旧章可以考察，理正而事顺，所说的办法可以实行。阁下不要因为说话的人而废弃他的言论。炎平生仰慕您的风范，已经很久了。尊卑相隔悬殊，进退又有差池。前些日子我刚刚以典谒身份求见，君子的容色温和而不发怒，因此把私心所怀，冒昧说了一番。炎已经老了，功名的念头消退，归隐山林的兴致增多。起用废弃之人试任一郡，是被贫困驱使，不免出来任职；再过一年就挂冠归神武门以外的山林了。我对阁下属官所说的这些，也不是为求进取。孔子说：‘话还没有轮到他说却先说，叫作躁；还没有察看对方脸色就进言，叫作瞽。’炎所说的接近躁妄，也有如盲目。阁下若因此责罚我，炎将袒露上身、背负荆条，到舍人的门前请罪；如果怜悯我有忧国之心，还希望能够跟随在您的后面效劳。是拒绝我还是接纳我，都听凭您的命令，我只等待结果。幸望相公以慈爱之心察看此情。上书宰执大臣【论制造铠甲】炎私下看到，湖州先接到省札，规定每天制造铁甲一副；后来又接到省札，规定每天制造铁甲二副，并且以两年为期限，购买物料、雇用工匠，又命令本州从系省钱中支用，年终备具夹帐申报，才办理拨付。所用的钱贯属于系省钱，州郡收入少而支出多，户部所说的“暂且从系省钱中支用”，其实是不愿直说不能拨给，只好姑且委婉地这样说罢了。炎近来不得不再次申陈，估计本州制造铠甲已经支出一万三千多贯，请求从月桩钱中拨付；又担心户部认为困难，于是请求发给度牒，交给本州变卖支用。实在是因为本州困乏，拖延不行，只好控告，以至于哀鸣。如果蒙受相公慈爱，早日准许下令施行，岂只是可以减轻官吏的责任，实际上也可以减轻百姓的负担。炎又想到，打造铁甲之所以难以不停工，其中的危害有三点：境内的工匠轮流被征用、追捕，几乎到处都是；每天发给的钱粮，只能养活他一人，不能养活他一家，使他们抛弃妻子儿女，供官府役使，这已经不是小民的便利。何况他们整天锻炼金铁，不得休息，每天以二副为限，比私家雇工辛苦得多；不停兴工，这是第一种危害。士、农、工、商虽然各有职业，但锻铁工匠未必不耕种水田；即使不耕水田，春季也一定要从事蚕桑，一定要种植园圃。如今已经是仲春，却把他们拘来役使，使他们养蚕种桑失去时令，播种栽植错过节气，一年到头必然有困穷、受冻、挨饿的祸患；不停兴工，这是第二种危害。季秋以后、仲春以前，天气寒冷，炉冶锻造可以使用工匠；仲春以后、仲秋以前，天气渐暖，到了盛夏更是炎热，在这种时候聚集一二百人，从早到晚靠近炉、风箱锻打金铁，不能有片刻休息，尤其不合适。强迫人役使，不顾惜他们的劳苦，一定要耗尽他们的力量，这似乎不是朝廷仁厚爱民的本意；不停兴工，这是第三种危害。人情有害就怨恨，有利就欢喜，不知道能否停止这种工役，稍微给他们一些利益呢？有人说，边防有警，锻造铠甲、整治军备，事情迫不得已，哪里容许立即停止？炎私下认为不是这样。古人论说用兵，有说城郭不坚固就不能固守的，有说粮食不足就不能持久的，有说犒赏不丰厚就无法役使人的，有说士卒不训练就不足以作战的，有说将帅没有才能就不足以统率众人、抵御敌人的，却没有听说过把铠甲不足当作忧患的。去年边境交战，大概是把未经训练的士卒交给愚蠢的将领，士卒逃散溃败，丢弃铠甲、放下兵器，所以防守失误很多。况且军器所制造的铠甲，不知道还要制造多少年。每天制造十副，按一年计算，就是制造三千五百多副；按十年计算，就是制造三万五千多副。然而用兵还不到一年，所存的铠甲就少，所要防备的地方却多。于是突然责令州县，大郡每天制造二副，小郡每天制造一副。如果以后用兵，士卒仍像前日那样不精于训练，将领仍像前日那样没有智勇，那么即使各郡制造的铠甲堆积如山，恐怕交锋一两次之后，又会有不足的忧患。到那时，即使想强迫州郡制造铠甲，恐怕州郡也没有办法应命；朝廷即使想拨付钱贯使它们补足使用，恐怕版曹也没有办法调剂融通。何况不可以使百姓的力量穷尽吗？所以炎认为，应当选择将帅，训练士卒，防备要害，积蓄草料粮食，以此作为防御的计划。这虽然是书生的寻常议论，实际上却是天下最正确的论断。朝廷如果肯赐予相公的思虑，估计各军士卒有多少、铠甲有多少，朝廷内的军器所和朝廷外各州所造到的铠甲共有多少；如果总数大体足够使用，工役无疑就可以停止。

译从前仁宗皇帝在位时，天下全盛，百姓富足。然而北方有耶律的祸患，西方有拓跋的忧患，用兵多年。范蜀公担任谏官时，他说：“想要防备西夏，不如宽待关中百姓；想要防备契丹，不如宽待两河百姓。”如今百姓已经穷困，而三司还不停地取财；财力已经枯竭，而枢密院还不停地增加兵力。议论者认为他的话切中了当时的弊病。如今百姓的力量已经耗尽，襄汉、两淮的百姓死伤狼藉，村落成为丘墟，这本来就是仁人所会痛心的。至于长江以南的州郡，有的困于运输粮食，有的困于防守，有的困于招募军队，有的困于和籴，有的困于造船，有的困于制造铠甲；这些祸患起因于权臣擅自发号施令，自作主张而造成不安，以此触犯上天的诛罚。然而祸害流布到天下，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朝廷正在改革，慨然想同天下一道彻底除去长期积弊，改弦更张，实在不能因循，也不能苟且；这样看来，炎所说的并不过分。权臣刚被诛杀之初，朝廷首先下诏征求直言，正是为了防止堵塞、通达下情；因此炎所说的也不算僭越。冒犯相公威严，内心惊恐。答吴学谕 我年老衰弱，在这里充数任职。因为留恋俸禄而来，如今想离去却还不能。形体和精神都衰惫，承蒙您教示修炼的要领以及祈雨的方法。仰承您的爱护，但炎仔细思考这两件事：一件是炎做不到，另一件是炎没有空闲。吕文穆公祈雨，带着雨具前往，冒雨而归，这是古今的奇事。文穆公贤能，所以能够做到。谈修身，炎没有德行可以称道；谈治理百姓，炎没有政绩可以记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庸人罢了，因为旱灾不敢不向鬼神祈祷，至于是否得到回应，哪里敢自己保证呢？前些日子祈祷而得到雨水有过两三次，这只是偶然。神明保佑这个地方的人，不使他们遭受赤地之患，炎有什么力量呢？所以说，这一件事是炎所做不到的。凡人到了老年，谁不贪生怕死？然而像黄帝、尧舜那样圣明的人也会死，乌获、孟贲那样勇猛的人也会死，齐威王、晋文公那样强盛的人也会死，樗里疾、张良那样有智慧的人也会死，只是寿命长短不同罢了。您所赠送的修炼要领，炎难道不愿意得到吗？这样可以稍微延长岁月。然而郡中的事务繁多，又加上旱灾和蝗灾，早晚忧虑；如果想修炼，郡中的事务就难免废弛。所以说，这一件事是炎没有空闲去做的。承蒙您展示秘传的文字，现在暂且归还文府。等到旱灾过去而得到雨水，蝗虫出了境，西郊有收成，吏事稍微清闲，即使您不赐见，炎也应当斋戒洁身前来请教。请千万体察，炎平生不善于保养身体，只是有一点愚见：减少滋味厚重的食物，节制嗜好欲望，按时起居，减少思虑，免得形体劳累、精神疲惫，精气耗尽而少不了疾病的痛苦。如今冒昧担任事务繁剧的郡守，起居不能按时，思虑不能减少，就没有办法保养生命了。日后登门请教，还希望您加以启发。致杜仲高 前些日子随从回来，正好我生病在身，没能登门请教。后来又承蒙您赐示杜诗，经过[发防两日]，病稍有好转，才得以翻阅玩味。您研究杜诗，就像杜征南研究《左传》、颜秘监研究《班书》一样，用功深，信奉也笃定。我对于各家诗文不过涉猎而已，不能像您这样精深。即使是您所作的评论，我哪里还敢再加以议论？只是序文中说，本朝到苏子瞻以及他的同辈陈无已、黄鲁直，才开始尊崇杜诗而奉其为宗，我私下认为这一点应当有所区别。黄鲁直比苏轼虽是后辈，但专以诗歌闻名。《书》推崇颜平原，《文》推崇韩昌黎，《诗》推崇杜工部，二位都认为杜工部得到了诗歌的全部精髓。东坡虽然尊崇杜诗，但他早年学习李太白，晚年学习刘梦得，与杜诗的气脉并不相同。山谷的岳父谢师厚、孙莘老二人都学习杜诗，鲁直的诗法得自谢、孙，所以专门以杜诗为宗。可是诗法出于杜工部，句法却不完全出于杜工部，山谷因此得以闻名于世。后山评论诗说：“王介甫以工巧见长，苏子瞻以新奇见长，黄鲁直以奇崛见长，只有杜工部无论工拙、新陈、奇常，没有一样不好；他尊崇杜诗，可以说到了极点。” 可是后山自己说，他的文章得自曾南丰，诗歌得自黄豫章，那么山谷就是后山的老师了。后山贫困到了极点，却不肯依附任何人。东坡想让他来拜见自己，后山感到为难，大概是不愿意按照师生之礼去拜见他。东坡知道了他的想法，后山才登门拜访。因此后山谈诗，便算是豫章一派；谈文章，便算是南丰一派。诗文写成以后，后来又去拜见苏公，便成了东坡的门客。如今把陈无已列在鲁直之上，并认为他是子瞻的门徒，恐怕不太妥当。这些只是我的一点看法，不知不觉把话全说出来了，姑且用来略报您先行赐教的一点心意，等见面后再向您请教。答凌解元 我整日忙于簿书事务，没能从容请教，承蒙您惠赐长篇文章，实在惭愧。下一场雪竟蒙朝廷下令，我不敢不祈求幸运而盼望降雪，却又不敢把它当作喜事，反而只能当作忧事。这正是古诗所说的“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的缘故。放宽房金的收益，只能惠及一市，不能惠及四境，这连三尺高的孩子都知道。赈济的方法，应当先施于田野的农民，不应先施于市井中的游手之徒。我出身贫寒，农家的疾苦，向来熟知，不必等您来教我。富家的大斗、乡司的作弊，哪里都有，并不只是湖州如此。为政者只能除去其中最严重的部分罢了。若说要把这些弊病全部铲除，不留一丝一毫，即使龚遂、黄霸也做不到，何况我这样没有才干的人呢？田野百姓吃糟糠，确实值得怜悯。我前年在山中，从十月到第二年二月，山居百姓全都挖蕨根来吃。我先前在临湘任县令时，也遇到水灾，江边百姓全都挖大蓼根来吃。做州县官的即使知道这些弊病，又怎么能够救济他们呢？何况湖州户口繁多，郡仓常平米只有二三千石。又如德清县，近日来求赈济的穷民有数百人，县仓常平仓和义仓仅有一百六十石，用来赈济就不能遍及，用来赈粜又不能满足，不知您将用什么办法教我。

译本州的办法不过是劝豪强富户赈济和赈粜，禁止牙侩把粮食贩运出境；再用几千缗钱买进米斛分发出去，安吉、德清、归安的村舍或许可以暂时救急。本州有和籴米三万九千石，朝廷下令起运到镇江总所，我已经两次向都省申诉，请求把上述米斛留下，以备明年春天赈粜。如果能得到这些米，那么在二麦未熟、早禾未收之前，还可以打开粮仓，接济新粮旧粮之间的空缺，但朝廷还没有下令执行。万一朝廷不准我的请求，又不知您有什么办法教我。天下的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古人说“旁观者常高一着，当局者迷”，您袖手旁观，一定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愿意听听您的意见。何况荒年是民间的不幸，办理荒政本来就是难事，亲自做过以后才知道罢了。我曾听说杨大年内翰有诗说：“鲍老在筵席上嘲笑郭郎，笑他舞袖太过张扬。如果让鲍老在筵席上跳舞，反而会觉得郭郎的舞袖太长。”您已经看见我舞袖太长了；如果让您亲自在筵席上跳舞，不知道您胸中恐怕早有成说，幸望详细地教导我，不要吝惜。札子 论请岳麓书院堂长 查考得知，我承接台府下发的士人周愚陈札，请求让他充任书院堂长。我此前听说此人颇能作诗，至于学问的深浅、品行义理的优劣，我实在不了解，不敢轻率发表意见。只是奇怪他家中略有产业，长期居住山林，不应当突然自行荐举，求任职事。后来当面承受您的教诲，说此人的文采值得称道，只是陈札提出请求不太稳妥，命我退下后再商量是否可行。一个职事在使府，直接下令任用，难道有什么不可吗？而且又让我退下商议，这不仅表明您对于许可任用十分慎重，更体现了虚怀对待下属的德行，这是如今的君子所没有的。我私下认为，书院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山长周式在真宗朝以品行义理闻名。如今湘中九郡只有一所书院，书院又只有一位堂长先生；一旦由当世大儒主持，评定我道中士人的经学品第，他的声望身价便会远重于他人。所谓差充职事，事情的性质似乎不同。士人立身行事本来不止一种标准，而在出仕、退处、进退之间，也可以看出他的大概。如果周愚确实能够担任上述职事，斟酌乡里的舆论，由使府出面征召他来，谁还会有异议？如果不是这样，前任书院堂长刚刚去世，尸骨尚未寒冷，他就急忙提出请求，诸位学生颇为疑惑。如今如果让他担任这一职务，听见的人只会说他是自己求得的，还不能使士人的内心真正服从。只是因为我不肖，出自先生门下，不敢稍有隐瞒内情，请按照我先前所申述的情况斟酌施行。与潘徽猷 我曾说，贵贱相处之间，一旦地位容貌有了差别，彼此的情意就会隔绝，无法相通，这是当今士大夫的共同弊病。我近来曾一两次侍坐，仰见先生心地清明通达，不喜欢别人迎合自己，却喜欢听别人把话全部说尽，这是当今君子所不能及的。然而我依附门墙的时间还很短，所以心中有话却不敢吐露。先生接受新的任命，将要前往镇守海邦；我却被一官职束缚在这里，遥望您的车茵凭几，从此便有云山相隔、道路遥远之阻了。心中有所怀抱而说上一句话，现在正是时候。即使如此，愚者说出的话，智者听取它，又能有什么益处？只不过说出来总比不说好罢了。我想说的，第一件是：治理天下的人把人才当作急务，而荐举正是选取人才的门径。如今在上位的人，作为关升改官的举主，每年都有固定名额；在削定荐举之际，不徇私亲，不受权贵要人的夺取，像先生这样的人，我还没有见过多少，更何况希望先生在尺度文墨之外，振兴被埋没的人才、提拔贫寒而有才德的人呢？十步之内必有茂盛的草木，难道相隔一条路那么远、连接十几个城，却没有一个可以荐举的士人吗？近来留帅尚书在蜀地，赵帅侍郎在闽地，都曾荐

译举数位士人，难道闽、蜀有才士，而其他路都没有可荐之人吗？名声超过实际、行为辜负言辞，靠自我吹嘘来求取进身的人，确实不值得荐举。那些有所抱负而沉静自守的人，困穷时独善其身，通达时便能有益于国家，是不可不荐举的。先生用心公正，耳目所闻所见广博，只要有才干的人，就不怕您不知道。如今州县之间，善类消沉而不能振作，应当选取其中最突出的人，振兴并提拔他们，使众人受到风气感召而行动起来，激发他们建立功名的志向，那么将会有众多美才涌现，对于公家的补益就不小了。第二件是：外任官中地位较重的，有都防府，其次有职司，都能够考察所属地区的官吏，用来禁止贪污污浊、惩处不称职者。从前汉代部刺史以六条察看州郡，其中五条用来察看二千石官，一条用来察看大姓强宗；墨绶以下的官员不在考察范围内。这并不是故意只严查大官而忽略小官，而是认为大官有所畏惧顾忌，那么小官即使不加治理，也会自然整肃。如今外面的台府与内廷的台谏，如果都能有所奏劾，我私下认为台谏不应只论列贵近之人而应论列众官，台府不应只考察郡守而应考察小吏；否则人心不服，法令也无法施行。我从前在荆州，听南轩先生说：“我任帅桂四年，只考察四郡郡守，至于防如簿尉，即使有奸赃为害，也暂且不问；小事不如先治理大的。” 这是极为正确的论断。如果郡守能够收敛整饬，那么郡中自郡丞、县中自县宰以下，谁还敢放肆地做坏事呢？第三件是：天下的事情，公正就平允，偏私就偏颇。狱讼是非曲直往往失实，起因多在掌管狱讼的官吏徇私。然而那些人哪里能够突然自行徇私呢？上位者喜欢自行卖弄聪明，先向下属表露自己想要判予、判夺以及允许、否决的意思。下属便编造游辞，迎合上面的意图，借上下其手暗中满足自己的私欲。上面想从宽，就把罪人放出来；上面想从重，就把罪名加上去。急躁的人借此求取知遇，贪婪的人借此求取利益，于是幽暗冤屈的实情就无人申诉了。事情既然交给主管官司办理，就不要再询问这个、告知那个，使他们没有可观望的对象，平静心情去推究案情。案牍完备、实情和法理都厘正以后，再加以察看，平心静气地决定取舍，这样大概可以使曲直各自符合真实情况。人的感情不被利益诱惑、不被祸害震慑，只有卓然有操守的人才能做到。中等资质的人，很少不受取舍利害的影响。因此，把自己想要判予、判夺、允许、否决的意图先显示给别人，是审决狱讼最大的弊病。第四件是：凡事没有全然有利的，立法者只要使它害处少而好处多，就可以长久实行。二广的盐法，有时由官府专卖，有时由商人贩运，法令屡次变更而不固定。近来允许商人贩运而禁止官府专卖，其用意不能说不好，名义也不能说不美。然而利益归于商贾，不仅百姓吃盐变贵，州县经费也无从筹措。听道路上的传言说，广西州县的官吏有连续数月领不到俸禄的。千里为官，深入瘴雨蛮烟之地，而他们的妻子儿女却有受冻挨饿的忧患；像这样还要责求他们廉洁勤勉，能行得通吗？朝廷近来下令都省集议，大概也知道这种法令不便。广东煮海制盐而广西贩卖，事情的形势本来就相互关联。如果有利于百姓、有益于公家，就应当进一步议论因革是否适宜，不要只说这是提举、转运官的职分，那么恩惠所及就广远了。第五件是：人的才能有长有短，职务有繁有简，实行对移之法，使他们互相调换职务，各自发挥才能，这是美好的用意。现在却反过来了，牧守、监司因恼怒一个县令，就把他对移成一个丞；因恼怒一个丞，就把他对移成一个簿尉；因恼怒一个簿尉，就把他对移成一个监当。

译有的官员被命令来对移的人，甚至不曾见过对方的面目，更何况能详知他的才能长短呢？所谓因材任职，不过是姑且用来实行牧守、监司个人喜怒的私意罢了。

译辨明职务的繁简，考察才能的长短，而不掺杂自己的喜怒私情，那么法令就能施行，而本意也能保存。人人都能尽其才，才能都与职务相称，就不必担心有不能办成的职务。我所说的，不过是书生的寻常议论，并没有什么高论。然而如果这些平常的说法能够传达到主管听闻之处，先生接受而不拒绝，那么士人听到风声而奋起，愿意到门下自效的人一定很多。九皋之术，齐侯设置庭燎之礼来等待贤者，就是这个意思。冒犯您的威严，我实在战栗惶恐。《双溪类稿》卷二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双溪类稿》卷二十三，宋王炎撰，札子 上户部薛侍郎 我近来曾写好书信申报，并附录《论榷茶札》和《论和籴书》，恭请您过目，想来已经送达您的几案。我沉沦下位已经很久，血气渐渐衰弱，筋力也日益疲惫；顺从命运来决定穷达，遵循义理来决定出仕或退处，不再敢有求取进身的私心。然而我区区抱持愚陋的见解，想要献给您，原因有两件：我昨天在临湘任县令，依靠侍郎先生持节来到这里，削除了版帐中没有名目的额外需求，我本人得以保全自己，也稍稍得到苏息，这是我感激您的第一件事。我当初刚刚出仕，随公文任职时，承蒙司业刘公、南轩张公以异于众人的礼遇对待我。两位先生已经去世，我流落下位，再也没有能够照见我内心的人了。侍郎先生却把我的姓名收录在荐举文书之中，认为我有耿介之节，可以在岁寒时保持操守。我哪里足以承当这样的评价，但您奖掖借助我的心意确实深厚，这是我感激您的第二件事。正因为如此，我才想献上一得之愚。现将和籴事务再次分条列出，详见另封书信。还请您推求采纳草野之人的意见，察看我归心于门墙的诚意，不要责怪言辞狂妄鄙陋，特别加以采择，我就十分幸运了。又一札子 我恭敬地听说判部侍郎先生正居地官之位，总掌国家财用。正逢这一凶年，举行荒政，向各路州军下令和籴米斛，以救济饥民。我是门下的后进，不自量才智，冒昧竭尽鄙见，揣度事情的适宜，列成数条，恭请您采择。谨将意见开列如下。第一，凡米价，丰年必然便宜，不能强行抬高；凶年必然昂贵，也不能压低。朝廷下令以后，沿江各郡不许阻止买粮，又责令其和籴。然而米价低的地方，不敢立即提高价格。古人说：“懂得给予正是为了取得，是治理政事的法宝。”凶年到了粮食艰难的时候，任米价自行上涨，商贾来了，米价自然降低；用给予来取得，事理十分明白。如今如果下游郡县不提高价格，商贾就会迟疑，富户也会观望，这是促使他们闭仓不卖，反而正好使百姓受害。不如发布命令实行和籴，各州允许根据实际情况提高价格，那么无论远近，都可以收购。还应让各郡列明所需水脚支费的数目，用会子支付，按时起运，这样事情才便利。第一，各路和籴所，与其看产粮多少，不如看聚集粮食是否便利；应当根据地势，在紧要之处安排收购，这样简便而容易办理。比如湖湘地区，只有鄂渚最为重要：南面有潭、衡、永、邵，西面有鼎、澧、江陵、安复、襄阳数路，客商兴贩粮食，没有不汇集到鄂渚的。如果专门在鄂渚设置收购场所，那么荆、防、湖、汉来的粮食，全都可以毫无疑问地收购。粮食从鄂渚沿江漂运到中都，费用也不太高，实在最为便利。由此类推，其他路的防府、望郡，也应当只选择要地，由官府提高米价，招徕客商转运贩卖。第一，各州县征收秋苗，都有水脚钱。过了秋收以后，办理米粮容易，筹办钱却困难。如今如果向江浙、荆湖下令，凡沿河州军征收苗米，所有水脚钱，都明白晓谕百姓，允许愿意的人依从方便折纳米斛。再令州军开列所需纲运钱数，发给官凭归还。所有折纳的水脚钱米斛，一并起运。这样，在正苗一斛之外，所收米少的有二斗，多的有三斗，总计征收苗米二百万斛，便可得到五六十万斛米。百姓免于交钱，官府又得到米粮，也是公私两便的一条办法。这一办法如果可以采用，就应及早施行；如果稍有迟延，输纳已经结束，就再也没有这些米了。第一，官会在各处流通使用，虽然说按一贯钱计算，但官省钱折合现钱，有的只能抵现钱七百二三十文，有的甚至只能抵六百七八十文；也应允许各州郡据实申报，详细斟酌施行，这样才办得成事。以上所列办法，已经全部具陈在前。若蒙您慈爱，特别赐予阅览，斟酌可否，向上陈奏施行，我将十分幸运。上宰执【湖州】我恭敬地认为，如今朝廷纲纪已经整肃一新，号令焕然一新，圣天子重新把威权收归上方。某官文武兼备，兼负东西两地的重任，开放言路以通达下情，贬黜奸邪佞幸以安定众志，颁发赏赐供给以振作士气。朝廷清明，百姓欣喜。虽然战事还没有停止，和议也还没有确定，但敌人前些日子借以为借口的事情，如今已经无话可说，他们的怒气也将衰退，从此和议可以确定了。然而出使求和的使者已经出发，沿边守备尤其不可稍有松懈。炎远离朝廷，在宫门之外，区区管见本来没有什么可以补益庙堂末议的地方。但听说道路之外、边鄙之下以及民间，也有几条利害关系；不自量才疏见浅，冒昧陈说如下。谨列于左。第一，前些日子敌人的和议没有确定，是因为他们拿首先发难的大臣作为借口。如今朝廷已经明确施行诛罚，敌人便无话可说，他们的怒气也会衰退，从此和议可以确定。然而关于征伐的军队和攻守的准备，古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私下认为，今天庙堂上的议论应当以求和为主；诸将的谋划则应当以守备为主。求和的使者虽然已经出发，但沿边守备尤其不可稍有懈怠。如果诸将观望，朝廷只想求和而不想交战，防御准备稍有松弛，士气受到沮丧，万一和议不能成功，敌军人马奔突而来，出乎我方意料，又用什么抵御呢？我冒昧认为，和议尚未确定时，朝廷应当明白告诫诸将，使他们严整边防，常如敌人将至一般，或许可以使缓急之间不至于突然出现意外警报。兵法说：“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而要依靠我们有办法等待它。”说的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