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溪类槀卷二十

译书。致刘司业。炎曾听说，富贵就安逸荣耀，贫贱就困苦，这是形势所决定的。人情彼此相差不远，谁不想摆脱自己的困苦而奔向安逸荣耀呢？然而从最低等级的一命之士逐步往上，到天子的宰辅，富贵才算达到极点；而天子的宰辅，天下人难道能够全都越级进入那个职位吗？圣贤认为，应当使人仰望上位者的富贵而不认为自己过分，俯视自身的贫贱而不认为有所不足，不可不有所节制，以抑制人们追逐富贵的心情。因此阐明义与命的道理来告示天下说：可以求取就求取，不可以求取就停止；审量自己，辨明名分，不抱侥幸之心去争夺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就是义。求取本来有正当的途径，但得到与得不到，终究还没有确定。得到与得不到尚未确定，即使有智慧和力量也无从施展，这就是命。士人如果确实安于义命，那么没有显达时，也不过从容缓慢罢了，内心没有躁动；最终没有显达，也不过悠然自处罢了，内心没有怨恨。自从义命的道理不再向天下讲明，士人以贫贱为羞而苟求富贵的现象便再也无法禁止了，风俗的弊坏真是严重啊！如今世上的士人，从开始求学时起，取用古人纸上的陈旧言辞，手抄口诵；他们自身所经营的、心中所思考的，无非都是为谋求利禄显达罢了。到有关官署参加考试，幸而被列入选中的人，求取进身的心情就更加急切。如今朝廷的法令，必须有三名举主之后，才允许关升；已经关升，又必须有五名举主之后，才允许改官。从改官以上，官阶品秩才可以靠年限日久逐步取得；所以尚未脱离选人的人，本来就把举主看得很重。所看重的在这里，所急于求取的也在这里，只怕求取不到。于是有的准备迎合的言辞、谄媚的说法来作为说辞，遇到事情便诡诈随从以求容身，向公卿贵人求取书信，请他们为自己推举援引。如今谈论义命，人们不掩口大笑其迂腐的，几乎没有了；圣贤的教诲也被视同刍狗。况且荐举之法，本来是为了搜罗天下被埋没的人才；等到弊端形成，士人不安于义命，只把苟且得到荐举看作可贵，所以姓名登上奏章的人，原本就混杂在贤与不肖、有能与无能之间。如果一定是贤者、有才者才能得到荐举，人们就不会存非分之想。自从贤、不肖、能、庸混杂在一起，所谓平常庸碌之流也有幸得到进用，士人不安于义命而急于有所求，也就不足为怪了。士人如果确实居住山林，安于清苦，长久远离尘俗而不返回，也就可以没有所求了。一旦出仕，想稍稍施展自己的抱负，就不能闭手缄口而毫无所求；这就是炎仍然对明公抱有希望的原因。况且炎没有才能，容貌不足以打动人，言语也不足以为自己辩饰。我甘心处在贫贱之中已经很久了。上天赐给我幸运，明公不嫌弃我的无能，允许我在冯茵旁边奔走，瞻望您的容色；您的神情纯粹温和，听您的教诲之言，清明平和而不发怒，那么炎有所求，确实不能因此就怀疑自己不安于义命。明公阅人，只看他的眉睫就能知道他的肺肝；炎是可取而不应抛弃，还是可弃而无可取之处，都无法逃过执事的洞察。然而若不修饰我浅薄的言辞，便无法表达自己微小而诚恳的心情。只愿明公不要因我不安于义命而责怪我，那就是万幸了。冒犯台阁威严，不寒而栗。致苏郎中。炎听说，在州县做官的人，即使是小官小吏，也各自有自己的职务。不称职而占据职位，是窃取职位；领取俸禄，是窃取俸禄。郡学教官不审理诉讼，不管理钱粮，做官的人往往说：“这是职务清简安静而容易做。”那些才能不足以迅速办理一切事务的人，也乐于占据这个职位。人们往往指指点点说：“这个职位大概就是委任给没有才能的人了。”然而从大局看，朝廷设置学校，是为了培养人才、厚植风俗，这些责任正寄托在这里。人才不能成就，风俗不能美好，做教官的人也有罪。炎无能，充任学校的名额；刚来时不能有所创立、说明和改革，还可以推诿说：“身居要路的人还没有沟通，学生中才能高下、贤与不肖还没有辨别。”所以姑且慢慢做着。如今将满一年，仍默默留在这里，看见学校的弊病，却不能举手做一件事、张口说一句话，这难道不叫窃取职位、窃取俸禄吗？因此，其中有些职务不能不做、有些事情不能不说，请让我试着陈述，请郎中听取。其中第一条是：本学聚集的生员超过一百人，所依靠来倡导率领他们的，大的有正录、直学、经谕，小的有斋长、谕。然而法度没有建立，升降不公，担任重要职事的人，大多靠请托经营而取得。他们没有值得观览的品行，也没有值得取用的文章，不能成为诸生的表率。诸生中又有通过春秋二补进入学校的，不能没有借人之手作弊的弊病，所以即使是市井中的庸俗之人，有时也能混入其中，挂名入籍。聚集在一起吃俸禄的人，贤者常常很少，不肖者却越来越多。想用法度约束他们，诽谤议论便会兴起；否则，申诉控告又会发生。把玩忽和习惯当作常态，安然不觉得奇怪，士人的风气便扫地无余。因此，父老爱护自己的子弟，以及乡里的善士爱惜自身，看到学校便远远避开；招他们来尚且不肯来，何况还想让他们通过补试留在学校、破费供给呢？如今秋试以后，请假告归的将近十分之六七。炎认为，正应在这个时候招致士人中贤能的，叫他们补充大小职事的空缺，用来倡导率领诸生，这样或许可以使喧嚣躁竞、鄙薄浮华的风气得到改变。如今从各位公卿的舆论中采取得到的，不下二十多人；有的志气坚定正直，有的操守淳厚笃实，有的见闻广博，有的文采秀美。虽然不能全都认识他们的面貌，但既然公论赞许他们，与那些靠请托经营求取职事的人相比，本来相差万万。

译这件事对炎来说虽然可以自行办理，但一旦甄别黑白、分清是非，不肖之人便会有所不满。一定要有府主支持这个主张，不被浮泛的议论动摇，然后那些修养品德、广泛学习的士人，才可以使他们成群而来。第二条是：做官的人在官府，士人在学校，凡是领取俸禄就必须有职务。没有职务却有俸禄，不能给予；给予了就损害恩惠的公正。不能领取却领取，便损害廉洁。如今潭州学校有学宾二三人，是人在外地却请求领取俸禄的人；有养老十人，没有职事却领取俸禄。对这十多人安排事务，他们便说：“我是老人，不应当用事务烦扰我。”用规矩裁处他们，他们便说：“我是老人，不能用法令约束我。”更有甚者，傲慢简慢、放纵荒诞，无所不为，每月还领取俸钱三缗。总计起来，每月耗费将近四十缗。假使一所学校的财用有余，拿出这四十缗给他们，还可以不计较；如今财用已经枯竭。按生徒一百人为标准，俸禄、雇佣、供给等类，每月俸费四百多缗，一年预计用五千多缗，杂项支出还不包括在内。而从府中所得以及从白地征收的，总共只接近三千缗。其余部分就靠所收的米来供给；原来可以卖出的旧米，仓库已经空了，而这十几个人没有职事却每月领取俸禄，像拿着债券催人偿还一样，没有人敢稍微拖延期限。这实在不能不削减。虽然如此，这十几个人中，有的孤独衰老而值得怜悯，有的言辞锋利而令人畏惧，有的险恶刻薄而令人猜疑。如果决定削去他们的俸禄，诽谤辱骂很快就会纷纷而起。这实在不能仓促削减。然而朝廷近来的规定是，凡学校令中没有规定的职事都罢免。学宾、养老都不是学校令所载的职务。如果暗中不说，府中廉访官查知此事，炎就有不奉行条令的罪过。况且就职事来说，直学掌管一所学校的出纳，八名经谕分掌六处的讲说，每月得到两缗；斋长、谕掌管一斋的事务，每月得到一缗。那十几个人因为年老而优待他们，允许他们留在学校、破格供给，难道不可以吗？可是每月给他们三缗，即使直学、经谕反而还比不上他们，岂不是太过分了吗？何况其中还有年纪不到七十岁、实际并不曾老，略有生计、实际并不贫穷，却因有关系而留在学校，谋求取得三缗的人，那就尤其少廉耻了。这又是不能不削减的。给他就高兴，夺去就愤怒，这是人情大体如此。如今一旦削减他们的俸给，这几个老人的怨怒就会集中而来。炎本来就不敢逃避。事情无论大小，如果人人都想躲避怨恨、博取恩惠，那么侥幸的门路就无法堵塞。只希望府主支持炎的这个建议，断然实行，那么或许可以节省多余的粮食，减少虚耗，稍稍缓解一所学校财用的紧急状况。第三条是：本学从湘西迁到郡城，已经超过四十年；从殿堂、门廊到斋舍，往往损坏破败，不能不修缮。假使学校的钱粮有余，兴工尚且困难，何况现在匮乏呢？所以只能眼看着它破败而无可奈何。道宫、佛寺金碧辉映，而先圣的殿堂、御书的阁楼、书生的屋舍却坍塌破败、难以支撑，这就是炎有所感慨的原因。然而计算所需费用，想略加修葺，没有一千缗不行；如果稍微多加修整，费用又要在此基础上翻倍。这就是炎不得不有所请求，却又难以立即开口的原因。从前侍郎李公在这里，炎曾乘机说过此事。李公说：“现在正在修郡治，又在修贡闱，等这两项工程结束后，再接着修郡学。”炎因此不敢再有所请求。但在今天，便不能再沉默了。炎是寒微乡里的后辈，家世已经衰落，因为贫困而做官，并不敢激昂奋发、奔赴功业；然而如果终日随俗，充数领取俸禄，内心也感到羞耻。近来有幸望见郎中的容色，温和而平易；侍坐听您说话，又诚恳耐心、毫不厌倦，这样也就可以有所进言了。因此，事情的条目已经写在公文中，而其中的曲折情由则见于这封信。只愿您稍稍抽出片刻闲暇，俯察并赐阅，体察我微小而诚恳的心意，不拒绝我僭越烦扰的罪过，那就是万分幸运了。冒犯威严，战栗不安。又。炎曾说：“求学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显达，这是天下人的共同心情。然而显达的人常常很少，不显达的人常常很多，这也是有原因的。”韩淮阴是国士，如果没有遇到萧相国，终身不过是一个都尉罢了。张柬之是奇才，如果没有遇到狄梁公，终身不过是一个司马罢了。士人沉浮于低级僚属之中，即使是当世豪杰，也尚且不能自己奋发，何况平庸而没有奇才的人呢？所以替相君扫门，执鞭驾车来侍奉前辈，并不是性情浮躁而又浅薄。磨炼洗濯，借助他们的声望和光彩，这种形势本来就有所等待。郎中用心公正，如同权衡；运用智慧明澈，如同止水。士人若不是贤能有才，即使有书信荐举、姻亲援助、言语助力，您也从未举手提携他们，这就说明您在选取人才方面本来就很严格。然而，郎中的家世光耀，人物俊伟，后辈士人仰望您，把您看作龙门。这就是炎虽然无能，也产生了替您扫门、执辔的念头。况且炎是新安的卑微士人，仰慕英风，听闻高尚的义举，想要自托于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充任侯学的人员，而王节的光辉确实照临于此，这是上天赐给我的幸运。然而炎承乏任职将近一年，刚来时望见郎中的容色深沉而安静，言辞神气严肃而简约，退下后思量说：“这是上下之间的情意还没有沟通。” 想有所请求，却还不可以。过了几个月，望见您的容色凛然严肃，言辞神气忧惧而严厉，退下后思量说：“只是因为我没有才能，所以被取用还是被抛弃尚未确定。”想有所请求，却不敢。近来望见郎中的容色充满和气，言辞神气和悦欢乐，退下后暗自高兴说：“现在可以谈论自己的私情了。”若错过今天而不说，就是自我放弃。又听说：“龙泉、太阿这样的宝剑，是天下锋利的兵器。它们埋在坚牢的地下时，曾经还不如顽铁；一旦被雷、张二人发现，就升腾成为紫气，变化成蛟龙，世人都惊异了。”人的际遇，就像物有所遭遇一样。郎中若提携我，便是炎的命运通达；若抛弃我，便是炎的命运困穷。通达还是困穷的征兆，今天就可以决定。不说便无法使自己显露，多说又会亵渎烦扰。冒犯威严，实在恐惧不安。致王右司。

译炎听说，六经中记载事情简约严正、运用法度精密的，没有超过《春秋》的。《春秋》对于筑城、筑堤、修园囿、建楼观、修新马厩等事，无不谨慎地记载。僖公是贤君，在位三十二年，即使新建南门，《春秋》也照样下笔记载，以此表示贬责，认为统治国家的人应当珍惜民力、节省财用。至于泮宫破败而修缮，《春秋》没有记载，难道就没有讥刺吗？不但没有讥刺，《鲁颂》四篇都赞美僖公，其中就有《泮宫》一篇。这并不是没有役使民力、耗费财用，为什么《春秋》不讥刺，而《鲁颂》反加以赞美呢？天子的学校叫辟雍，聚集天下的士人来教育；诸侯的学校叫泮宫，聚集一国的士人来教育。所以学校是人才产生的地方，也是风俗开始形成的地方。学校荒废，就无法培养人才、厚植风俗。因此，“青衿”的讥刺见于《郑风》，而《泮宫》的赞美显著于《鲁颂》。如今的州郡，就是古代的诸侯国。郡中有校官，就是诸侯国的泮宫。潭、衡、湘、防都是府，有使节、统帅持符莅临，这里的学校应该高大华美、显明开敞，这才足以称得上藩府的体制。如今建有数百楹房屋，供养的士人超过一百人，可是先圣的殿堂、御书的阁楼、师生的屋舍，逐渐坍塌剥落。炎认为，这是府中应当留意的事情。有人说：“如今的学校只是徒具形式，并不能真正培养人才、厚植风俗。正当州县费用告急，却想在学校动工，这件事缓慢而不紧要，这种说法也迂腐而不懂得时势变化。”炎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趁着房屋破损而修缮，费用还算少；稍微拖延几年，等到大坏之后，就必定应当重新建造。大坏而不重建，使府中的学校变成荆棘丛生之地，是不可以的。若一定要重建，费用将是现在的数倍。这是不能不修的第一点。道宫、佛屋，它们的僧徒竭尽力量修建，丹红青碧相互映照；而先圣居住的地方，眼看着破败，却不过问，行吗？况且先圣之所以受到万世尊崇，本来不在屋宇宏伟华丽。然而屋顶漏雨、地面潮湿，学生求学没有地方遮蔽风雨，那么“青衿”就会散去。这是不能不修的第二点。告朔的礼仪虽然废止，供祭的饩羊却不能不保存；教养士人的办法虽然败坏，学宫难道能任凭它自行毁坏吗？郡文学未必人人都不能训导，诸生也未必人人都不能遵从教诲。修葺屋舍来等待他们，那么培养人才、厚植风俗的心意还在。这是不能不修的第三点。况且修缮所需费用，我曾经试着计算过：略加修葺，估计要用一千缗；如果再加以整修，费用应当是这个数目的两倍。府中如果有意修建，这件事也并没有什么困难。炎是寒微乡里的后辈，家世衰落，因为贫困而做官，默默留在这里也快一年了。右司持节来到这里，炎在属吏之中随同进退，承蒙您屈尊降下言辞和脸色，对我有所眷顾，因此敢有所请求。只愿您稍稍抽出片刻闲暇，体察我微小的心意，宽恕我絮叨烦扰的罪过，那就是万分幸运了。冒犯威严，惭愧流汗，无地自容。

译致薛大监书。炎听说，朝廷的法度、官吏的规矩，就是法令条文；无论事情大小，处在规矩之内，名分就正当、道理就顺当；超出法令条文之外，便没有名分、违背道理。官吏贤能与否，政务美好与否，百姓服从还是违抗，都由此决定。炎出身于一个孤寒之士，学习古道而进入官场，本来并不是我所能胜任的；但对于三尺法令，应当敬畏并遵守，这一点我还是知道的。不幸的是选择地方不慎，被调来临湘。临湘是偏僻的小县，有名目的财物由州专擅征取，没有名目的需索则由县承担。从早到晚，凡是用来应付官吏百姓的事情，不再谈教化，无暇谋划安抚百姓，也来不及议论狱讼，更来不及谈催收赋税，只是违反法律来取得钱物，急急忙忙地去做。炎本来曾说过这些，大监也本来已经知道。近来依据朝廷诏令，对于贫乏的县，减免没有名目的需索；宪使直阁丁公正在下令询问，大监又来到这里，炎于是得以从罪网中脱身，这是不敢奢望的福分。炎虽然没有机会侍坐在凭几旁，瞻望您的容色、听闻您的咳嗽声，但大监待我如门下之士，而炎自待也只说自己是薛公的门客，所以既有不敢奢望的福分，便有不敢奢望的请求，只愿大监试着听取。炎所请求的不过三件事。第一，本县令、佐的俸给，铺兵的添支，马纲的批支，一年约需米三百斛；雇佣夫役、工匠和水手所支出的数目还不在其中。税米全部送到州仓缴纳，过去州司计划从县中截留拨给一百斛，后来又削去一半。如今县邑困窘，可以说没有钱，却未曾没有米。春夏之间，仓库空虚，令、佐有时到了缺粮的地步，铺兵和马纲也没有米可以支用，于是不得不把官钱折合支给，每升折十文。支给米是本色，支给钱是折支；钱又不足，还削减克扣其价值，就是违法。假使台府既然已经减免没有名目的需索，又禁止违法之罪，那么铺兵、马纲到了没有米可支的地步，折钱又没有钱可支，还要减克，便又不能不违法了。想请台府体察炎所申报的公状，下令本州，允许本县截留正耗米共三百斛，作为一年官吏、士兵和马纲的用度；这样不但不至于匮乏，炎也可以免于罪责。第二，本县以前没有名目的钱共有八种：第一是马草钱，使司已经为本县免除了；第二是捕盗钱，第三是招军钱，第四是陈设钱，宪司已经为本县免除了。第五是拣汰使臣钱，第六是煮酒钱，本州以供给上级为名义征取，事情属于总所，名叫上供，尚未敢请求免除。第七是供给钱，第八是遥领钱，这两项归入本州公库。县既然不能违法征取，那么将用什么来应付没有名目的需索呢？况且委任守臣节省浮费、使属县宽裕，这是近来下达的指挥；责令官吏遵守法律、奉行命令，这是近日的诏书。如今如果免除这两项，对于县里可以稍稍宽裕；而对于本州所谓上供、送使、留州的财物，这些用来充作公家经费的收入，根本没有损失。如果台府下令施行，哪里只是炎承受恩赐，百姓也会深受其惠。第三，本县夏税全部归入州库，陆地、水田按纽计缴纳，家业都应缴纳绢，这是上供之物。如今不缴绢而缴钱，却在常赋之外，本县又摊派上供绢七十二匹。州里没有本钱拨到县中，县里没有按价钱发给百姓，却白白实行科敷。西边的江陵，东边的鄂渚，都没有这种做法。朝廷正在禁止违法之事，诏令森严；夏税绢既然折合缴纳价钱，又额外白白摊派上供绢帛，这合乎法令吗？还是违反法令呢？尹铎做晋阳宰时，他的主张是：“修筑堡垒屏障，不要经营蚕丝。”如今炎做县令，反而与此相反，经营蚕丝，不修堡垒。对上违背法律，对下亏负百姓，对内有愧于自己的良心。炎现在查照本县夏税，有绢而不缴纳实物，折合缴纳价钱，原定额不过五十二匹二丈罢了。如今计算每年本州缴纳的数目，共二百九十六匹，折价钱一千四百八十贯文，与原定额相比增加到六倍。如今如果台使司下令：上户能够凑成整匹的，让他们缴纳绢的实物；下户只能凑成零数的，让他们缴纳价钱；这样既可以得到钱，又可以得到绢，对上供完全没有损失，而对百姓却大有好处，只是本州羡余的数目或许有所减少。这是一个好的办法。凡炎所说的，并不只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全县的利益；也不只是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是为了长远的利益。况且炎任期终了的日子也快到了，但既然做一县之长，就应当承担一县的责任，因此不能自称即将离任而不说。虽然如此，炎所说的是百姓所愿意的，却不是州里所乐意的。前些日子违法征取而有所得，是得罪百姓；今天考虑到违法而进言，是得罪州府。然而还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呢？易于做益昌令时，有诏令专卖茶叶，易于把诏令烧掉。烧毁天子的诏书，若由有关官署议定法罪，应当获大不恭之罪；易于却不顾一切地实行了。他的意思是：‘烧毁诏书的行为，看起来似乎违犯义理；烧毁诏书的内心，却是在爱护百姓。’如果不察看他的内心而只论他的行为，治罪是可以的；如果略去他的行为而推究他的内心，宽恕也是可以的。太守贤明，也一定能够察知炎的内心。至于二天的庇护，确实要仰赖门下。因此冒昧进言，冒犯威严，实在战战兢兢。致卢岳州。

译炎近来听说使府派人索取前任官员任内拖欠的钱物，想到自己只是下属小县的属吏，升降去留、有福有祸，都在判府的一颦一笑之间，哪里敢不恭敬地接受命令？只是县中贫困到了极点，没有办法筹出这些钱物，所以把详情上报，乞求赐予免除。正害怕以螳螂之臂抵挡大车的车轮，获罪是毫无疑问的。后来承蒙您颁赐教诲的札子，封好并示给我使府的文牒，我由此仰见您慈爱而厚重的待遇；但还没有得到免除，炎因此不顾再三冒犯烦扰的罪过，仍想陈述一番，更请您稍稍平息威严，让我把话说完。炎私下认为，州府的财用一定要从县里取得，县里的财用一定要从百姓那里取得；上面有所征取，下面就不可能推辞。然而临湘的财用没有来源，为什么呢？夏秋租税，是县里所谓的常赋，但临湘并不是这样：夏季征钱，秋季征米，一文一粒以上，全都送往使州交纳；没有常赋可以催收，没有零余可以征取，没有羡余可以取得，也没有渗漏可以查察，财用没有来源，这是第一点。酒榷征税，是县里所谓生财的来源，但临湘并不是这样：一市之中百户人家，没有十金资本的酒肆；一乡之中千户人家，没有储藏百钟粮食的人家。既然没有交易，商旅也不来，何况又被团山、窖港两处渡口阻隔？客旅从辖区经过，东边从鸭栏，西边从道仁矶取道通行，不进入县城，所收税钱每天不过几百文，最多也不过一缗。酒税的收益，除去米、曲、柴、水的成本外，每天不过得到几缗钱的利息罢了，于是财用没有来源，这是第二点。除这两项之外，既然没有财用来源，其他如鱼湖的收益，可以供给版帐规定的定额；这正是华容所有而临湘没有的。又如茶山的收益，可以补足经总制钱的亏额；这正是平江所有而临湘没有的。只好因词讼向百姓乞取钱物，用来补足每月解送的数额；可是临湘百姓的诉讼又极少，甚至有时整天坐在公堂上而没有一纸诉状。偶然有人来诉，分辨裁决了是非，便向他索取钱物。身为长官，官称是亲民之官，职责本在于抚育百姓，却从早到晚急切地只把索取钱物当作事情，这是什么样的举措呢？对上违背法令，对下有愧于百姓，对中有亏于自己的良心；我所以急切想求去，大概就是因为这个。何况进入四月以后，江水泛涨，商旅不能通行，农桑事务又使百姓都在田野，县城和集市一片寂静，这叫作荒月。在匮乏之中，又是最匮乏的时候，却要责令他们补解旧欠，形势尤其困难；幸而蒙受判府万间的庇护，实在令人汗颜，假如只图苟且领取俸禄，那罪过就太多了。每月解送的钱目前都已在，临湘并没有拖欠我任内的数额，哪里能说全是判府覆护的恩赐呢？但我尽心督促办理，也确实已经竭尽力量了。如今却要拿前任官员的旧欠来责令我，我怎么能够承受命令呢？譬如一个瘦弱的人挑着担子赶路，正担心颠沛跌倒，又说他的力气还没有用尽；一定要让他身负百钧、每天走百里，那就会折断骨头、绷断筋脉而死。况且按照使府下达的文书，所欠是千缗钱；再扣除权摄官任内所支取的俸钱，所欠也只剩五六百缗罢了。在使府看来，得到这些钱未必有很大益处；在我们这个贫陋县邑办理此事，却不只是像挟山超海那样困难。在使府免除这些钱，未必会受到很大损失；在贫陋县邑免除这些钱，却不只是像让瘦弱的人一下子卸掉沉重负担一样。再三违背使府的命令，当然应受诛责；但如果苟且承受命令，日后一定无法交代，也终究免不了获罪。因此我先在依违两难之间作了防备，最后还是把实情全部说出并报告了。况且县库的钱是公家的财物，哪怕一文钱以上，也都应全部留下来申解归入府库。做长官的，只不过查看簿书、守护钥匙罢了。如果有所剩余却不肯申解，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如今我们正日夜忧虑钱不够用，把不足当作祸患，并不是有所剩余而把它储藏起来。顺从别人就欢喜，违背别人就恼怒，这是世俗人的常情。顺从也不欢喜，违背也不恼怒，只以是否合乎是非为准，这是大贤君子的心。正因为如此，我才无所畏惧地把这些话说出来。若能防止重大的造作之事，特别赐予免除，那么不只是我的幸运，也是全县的幸运。何况判府入朝觐见的日期已经确定，在陈奏之间，一定会涉及荆湖地区的利害得失，希望能替荆湖向圣天子极力陈说，使那些没有名目的科敷，不要像江陵一州那样派给百姓，也不要像鄂渚一州那样责令酒税，更不要让科罚、献助之类的说法得以实行。这样岂只是临湘一县的幸运，实在是一州四县无穷的福祉。冒犯威严，罪过不可宽恕，我不胜战栗恐惧。

译呈给岳州的书信 我近来奉准使府的帖文，下令本县截留、拨取每月解送的版帐钱，收购米约一千硕。我已经把其中的缘由详细具文申报完毕。如今又接到台判和签防所议定的命令，却没有得到免除的恩典。况且我身为属县的卑微官吏，事情无论大小，本来都应唯命是从，所以不敢承受台防所命收购上述米粮，并不是胆敢故意违背使府的指挥。查临湘虽然名为县，原来不过是巴陵的一乡。上半乡依傍山林，今年虽说成熟，但土地广大、人口稀少，开垦还没有遍及，只能勉强自给。下半乡靠近江湖，遭受水浸冲荡，有的地方放眼望去颗粒无收。贫民眼看自己已经难以得到食物，本县管辖之内实在没有可以收购的米。这是不能收购的第一点。何况这里地处偏僻鄙陋，城邑萧条；商人的米船溯江而上，便聚集在鄂渚；沿江而下，则先经过华容、巴陵。来到本县的不过是用人力肩挑步运的米罢了。步担所能运来多少呢，勉强可以救济遭水灾的人户。若官府下令收购眼前民众赖以食用的米，挑担的人每天都会犹豫，未必马上肯来。即使他们来了，官府又把米全部收购，千硕米未必能够聚齐，而遭水灾的百姓却会陷入饥饿，连请求收购的地方也没有了。这是不能收购的第二点。上乡的百姓正忧虑来年春天粮食不够，下乡的百姓正在为眼前无法维持生活而发愁。近日我奉命巡视水灾，又兼议定实行赈济和粜卖，百姓正日夜盼望官府能给他们带来好处。如今还没有给他们好处，却突然说要和籴，在难以买到粮食的时候同百姓争夺收成，那么百姓一定会说：知县前些日子议论赈济和粜卖，原来是在欺骗百姓。不然，为什么在灾区反而要实行和籴呢？百姓既然失望，来年春天老弱之人或许会流离、饿死；万一发生意外祸患，壮丁或许会抢夺，那么我将无处容身。这是不能收购的第三点。江西玉沙的百姓刚刚脱离水患，收取鱼鲜，经过临湘、蒲圻境内，用鱼鲜换取通城的米；本县百姓还聚集议论，希望官府制止他们把鱼鲜外运。如今官府如果收购粮食，穷困百姓固然不敢有怨言，但难道能没有怨恨吗？这是不能收购的第四点。况且我食用公家的俸禄，承担公家的事务，又有判府台防的命令，怎么能不尽心尽力去办理呢？何况我从前任崇阳主簿时，曾在武昌代理曹职，那时吕判院任守令，我收购二十万斛米，承受他的责备不到一个月就办成了，大概是因为那里有舟车商贾聚集的缘故。如今这一千硕米，比起二十万硕不过是二百分之一罢了；然而要在没有米的地方、难以买到粮食的时候收购，即使想尽心尽力办理，也一定办不成。这就是我惴惴不安地忧虑、喋喋不休地请求的原因。即便如此，我难道敢毫无道理，只是不肯承担事务吗？从湖南到鼎州、澧州，只要不是歉收之年，商人兴贩粮食，船只多得像云一样。水势上涨，粮船一定经过华容；水势下降，则一定从巴陵出去。官府如果设置收购场所，千硕米可以谈笑之间得到。把收购任务分派在临湘这个没有米的地方、难以买粮的时候，收购挑担运来的米，和上述情形本来就有天壤之别。我只是一个孤寒之士，才能没有可取之处，能够隶属于小县苟且取得一点俸禄，就像孤根容易摇动，徒手便可拔出；又像弱鸟正在坠落，空弦也能将它射落。我所倚仗的，只是判府太中广厦万间般的庇护罢了。我并非不知道顺承教令、暂时取悦上司可以得到好处，否则就会更加获罪；可是今天认为可以办成，日后米粮或许聚集不齐，耽误使府的指准，那时所获的罪也必定无处逃避。仰望判府刚毅，能够实行天下最公正的原则；宽宏，能够容纳别人毫无保留的直言；仁厚，能够忧虑百姓的疾苦。因此我才敢再三请求。伏望台下慈爱，怜悯我的实情，察知我的心意并无其他企图，特别赐予免除。这样不只是使我一身逃脱责任，对上也不会耽误使府日后的经费，对下则有利于临湘一县。冒犯台下威严，我俯伏在地等待命令。呈给刘岳州 我曾说过，君子畏惧义理，中等之人畏惧法令，小人违法而追逐利益。天下的君子常常少，小人常常多，所以治理国家不能废弃法令，用来禁止他们追逐利益，引导他们畏惧义理。君主和宰相是制定法令的人，朝廷内有御史，地方上有监司，是执行法令的人。郡守奉行法令来治理所属县，县令奉行法令来安抚百姓。百姓接触县令最多，与县令最亲近；距离郡守远，距离监司更远，距离朝廷就更加遥远。县令贤能，法令得以保存，百姓得以安宁，这是替国家培护根本。县令不贤，法令废弛，百姓受到扰害，这是替国家戕害根本。天下做县令的不能人人贤能，但违法而毫不顾忌的，以岳州四县最为严重；就四县而言，又以临湘最为严重。和籴上供米，实际上没有支付价钱，湖北一路都是如此，不必再议论也可以了。诉状递到官府，就要买印纸；耕牛倒毙，就要缴纳纲解钱。这些还只是小事，不必再议论也可以。其他违法之事，几乎无法逐一计数：词讼结束后，献助版帐钱，这是第一项；报役已满后，献助版帐钱，这是第二项；牙侩、里正包揽户民，只给一半价钱，每年购买圣节银，这是第三项；公吏、里正包揽户民，僧寺每年摊派煮酒钱，这是第四项。僧寺的师巫每月缴纳醋钱，这是第五项；屠户被科派购买圣节用的猪羊，只给一半价钱，这是第六项；四时祭祀所用的猪羊，也只给一半价钱，这是第七项；冬至节的仪物不给价钱，在猎户名下科派鹿，这是第八项；知通以下官员的公用，在里正名下科派绢，在工匠名下科派漆，这是第九项；塑绘春牛，在里正名下科派工匠雇钱，这是第十项；上供煮酒，在里正名下科派米本钱，这是第十一项；马纲经过，在大小保名下科派谷斛，这是第十二项；上供绢除正税之外，又在上户名下擅自科派，这是第十三项；役人的雇钱，钱防中只支出一半，暗中克扣，这是第十四项；铺兵添支、马纲批支，以及县仓没有米而折支官钱，这些钱又没有名目，每升折钱十文，这是第十五项。难道是别处的县令都廉洁，而临湘的县令都贪污？别处的县令都宽厚，而临湘的县令都刻薄？这些弊病固然有其原因。县里有二税却不得收纳，要归入州；鱼湖的收益不得调拨使用，要归入州；营田的麦子不得调拨使用，要归入州。州里专有名目的财物，而县里却要承担没有名目的需求。

译第一项是马草钱派给县里，第二项是招军钱派给县里，第三项是捕盗钱派给县里；第四项是陈设钱派给县里；第五项是拣汰使臣钱派给县里；第六项是供给钱派给县里；第七项是遥领官钱派给县里；第八项是醋息供给钱派给县里；第九项是上供绢派给县里。这九项钱，起初都没有正式名目，钱财不会从天上降下，也不会由鬼神输送；如果不取自百姓，还能从哪里取得呢？本州又把它们列入版帐，写在青册上，规定期限，绝对不许违背。违法的罪很重，而缓交欠款的祸患虽然小却来得快。做县令的宁愿躲避小祸，也不顾大罪，沿袭这种做法至今已有几十年。临湘的县令，处境实在太困难了；临湘的百姓，穷困也已经很久了。如今奉行朝廷的恩德意旨，承受外台的约束：马草钱由漕司替县里免除；招军钱、捕盗钱、陈设钱由宪司替县里免除。县里不依法征取的，只有上供绢，因为没有钱可以支付；不依法发给的，只有铺兵、马纲，因为没有米可以支付。其他项目哪怕一文钱以上，也不敢违法征取。然而使州对县，虽然奉承朝廷的恩旨，对县里却还没有减免放宽。这就是我不能不说话的原因。所谓拣汰使臣钱、煮酒钱，州里以‘上供’为名，它们隶属于总所，本州不能自行减免。至于供给钱五十贯，州的公库里有这笔钱；遥领官钱十贯，州的公库里也有这笔钱。征收它们，对上供没有益处；免除它们，对上供也没有损失。不知判府能否替县里免除这些钱？何况圣上有恳切明白的诏令，要求守臣节省浮费，以宽解贫乏的县邑。如今这两项钱是用来供公库之用的，不知判府能否裁减这项费用，以宽解属县？从前圣人作《易》，减损上面的利益来增益下面，卦名叫作‘益’；损下益上，卦名叫作‘损’。判府对于公库的用度稍稍减损，却能在上面推广朝廷的恩德意旨，在下面宽解属县的匮乏，又进一步慰藉百姓的愿望，一举而有三种善处。不知判府能否听取我这番愚直的话？说话柔和悦耳，即使刚直之士起初厌恶，最后也可能喜欢，季布对于曹丘生就是这样。把话说尽而尖锐直切，即使公正之士起初喜欢，最后也可能发怒，司马温公对于苏子瞻就是这样。像司马温公这样做人，可以称得上贤人了，却还不能虚心接受尽情直言。那么，尽情直言的人本来就没有听取他们的人吗？前辈说李文靖淡泊无欲，王沂公坚定不动摇，他们的人品在温公之上。假使世上有这样的人，那么尽情直言者就可以容得下自己的言辞了！那么，我这些话，原本是把李文靖、王沂公那样的人来期望于判府门下吗？不知判府能否容纳而不发怒？况且我只是外县的小吏，本州的财计无法知道：二税收入多少，鱼湖收入多少，酒税的收益有没有亏折，征商的收益有没有渗漏，我都无从得知。只是供给钱和遥领官钱每月共六十贯，按照文书本县不能妄自取用，因此办理起来困难；若由公库裁减这项费用，所捐出的就很轻微。所以我不避诛责，敢于有所陈说。大概是因为君子喜好义理，本来就是判府所长；而中等之人畏惧法令，我也不敢不自我警戒。恭敬地读到本月二十三日的诏书到达县里，说：‘奉行法令、遵守命令，不得有不防备之处；倘若有所违背，当置以重典。’天威近在咫尺，怎敢不警戒，怎敢不恐惧？只是我的言论狂妄，罪责不能逃脱，俯伏等待命令，实在不胜恐惧。《双溪类稿》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

译《双溪类稿》卷二十一，宋王炎撰，书信 呈给刘岳州 我私下认为，临湘是破败的县邑，我是拙劣的官吏。让拙劣的官吏治理破败的县邑，事情办不成是理所当然的。之所以没有造成失败，并不是我有能力，只是侥幸罢了。近来奉准朝廷的文书，命监司、守臣为贫乏的县邑分担、免除无名钱，并禁止违法聚敛之事；岳阳四县中，临湘尤其贫乏。我在这里任职已经三年了。在此以前，违法取财，下怕百姓诉讼，上忧台府查究弹劾。如今议臣有所请求，圣天子有所命令，洗涤我过去的罪过，禁止我将来可能发生的过错。我将要迟疑着离去了，即使闭口不言也可以。然而我却喋喋不休，冒犯威严，招来不该受的诛罚，我确实有罪。何况县令是卑微的有司，而太守是古代诸侯一样尊贵的人；对于属吏，欢喜便赐福，发怒便降祸。我为什么不观察脸色，却要说出狂妄愚昧的话呢？愿判府稍稍收敛威严，容我把话说完。我初到任时，看县库没有钱，看粮仓没有粮，看市井中百姓聚集之处整天寂静无声，看西境则炊烟稀少，老人和孩子面带菜色，心中因此悲怆。向吏员询问，他们皱着眉说：‘本县因为有版帐上没有名目的钱，官府才这样煎熬。’ 向百姓询问，他们皱着眉说：‘本县因为有版帐中科派惩罚的钱，百姓才这样困苦。’向父老询问，追究这些弊病的来源，他们说：‘我们县的病根由来已久。二税归州收纳，这是焚林而猎、竭泽而渔的做法；再加上马草、煮酒、供给钱，县里就极其困窘了；又加上拣汰使臣、招军、捕盗等钱，县里就再也难以支撑了。’在这以前，有奉命却不敢到任的知县，侯通直、马宣教、李承事就是这样；有因疾病而请求离职的，胡宣教就是这样；有因被查究弹劾而获罪的，井宣教就是这样；有因忧虑而去世的，张通直就是这样。我听到这些，悚然恐惧。起初我不敢共职首防，后来既已办理交割，估量此事无法挽回，想借寻医之名离职，向本州报告了不止一次，但前任史君卢大夫不容许我离去，因此勉强留在这里直到今天。从早到晚，面对本县百姓，急切地只把索取钱物当作事情，顾不上其他。这是什么样的举措呢？没有闲暇怜悯百姓，实际上却是在怜悯自己；我像被粘住脚的鸟，像投入陷阱的兽，不只是不能逃脱，连性命也几乎无法保全。所以趁朝廷文书已经下达，我反复思量。县中公私都困窘，都是由于这些没有名目的需求。幸而正逢可以说话的时候，如果因循苟且而不说，即使自己一身可以暂且免祸，又能把邑人怎样，又能把后人怎样？何况还没有人来接替我，我也还不能从这里脱身。如今失去机会而不说，日后府中按月督责，最终又无法应答，那就终究免不了获罪，因此不得不说。这些积累的弊病虽然可以除去，根源却还在，也不免成为日后的祸患。说得不切中要害，就无法打动上官的听闻；而我临事疏拙，不能周密思考，说话又狂妄，不能委婉曲折，因此得罪于判府门下。承蒙判府追捕典吏，我当然不能不感到恐惧。然而我曾听孔子说：‘不能得到合乎中道的人来交往，就一定要同狂者、狷者交往吗？至于乡愿一类人，暗暗地向世俗献媚，却是败坏德行的人。’中庸是圣贤立身行事的准则，但中庸实在很难做到。狂者、狷者不同于中庸，孔子不得已而取用他们；乡愿看起来似乎合乎中庸，孔子却厌恶他们。判府是天下仁厚的人，处身行事宽大而能容人，待人和缓而不发怒，那么他的好恶一定与孔子没有不同。我又仗恃这一点，所以并不害怕。

译古书说：‘山林沼泽能够藏纳疾病，江河湖泽能够容纳污秽，美玉也会隐藏瑕疵，这是盛德之人的作为。’ 因此我才敢冒昧陈说自己的实情。只希望判府因为我的话不合分寸而稍稍恼怒，却察知我的内心没有别的企图，最终仍能宽恕我，那就万分幸运了。冒犯威严，伏在纸上惶恐不安。呈给孙漕 我出身于孤寒之士，辛苦半生，才得到一个官职；蹉跎一年又一年，过了十二年多，才脱离选调。按法令应当试任县令，没有什么可以规避的。因而想到百姓争讼，来到县衙申诉，是为了求官府裁决其中的是非。做县令的，在剖析裁决之时，自然应当审慎、郑重，不能苟且行事。即使平心静气，凭自己的见解裁决，也未必每件事都正确；如果不凭自己的见解，而听从胥吏的话，那么十件事中必定有九件错误，这是毫无疑问的。临湘作为一个县，地方不过一乡，百姓不过几千户，与江浙一带事务繁难的县相比，它的诉讼还不到百分之一。然而以我迟钝无能的资质处置这些事务，也不能因为民讼少就不尽心。况且一县百姓所谓的诉讼，有一半是争论田地。官府审理田地争讼，先凭借有关契据和凭证；既有这些凭证，还须询问实际管业情况。相关条令本来就有明文，例如契约要件不明，便以二十年为限；又如询问开荒，指挥也有明文，已经耕熟的田地不许拿旧契据来削夺。然而根据双方供词，实际管业、开荒的情况很难看出真假，势必要再询问邻里、保正等人；这样事情的是非、人的真情和虚假，才会分别显现而无法逃避。而且临湘百姓争夺田土，又与其他地方不同：有的持有契据，但界限不明、彼此交错；有的虽然缴纳赋税，却没有契据；有的连一文一粒赋税都不缴，也没有一个字的契据。我根据事情的实际情况，斟酌人情，依循法令的本意，公正地裁断，不敢顺从个人私意而有所偏曲，也不容许吏员坚持覆核之说来迷惑我，这是本县百姓都知道的。若双方供词纷乱争执，我就叫他们到案前反复辩论，从未敢用鞭打来威逼他们，也从未敢把他们拘押进监狱。我的一点心意，是想同全县百里之内的人情意相通，借此审理是非，希望不致有所失误。然而人的真情和虚假本来就难以全部知道，个人的见解哪里能件件正确？于是又依照条令发给判决理由。判决理由中，一定详细列出双方争讼者的供状，然后再说明裁断是非的情理；唯恐人户认为判决不公，便应当拿着判决理由到台府申诉，使上司能够看见原判的是非。若原判正确，虚妄之人便无法肆意欺骗；若原判错误，受压抑者就可以伸张冤屈。不过，小民中那些诡诈的人有时又不是这样。我估计县里发出判决理由后，必定会把他们无理的情状全部显露出来，于是有人不肯收领判决文书离去，反而把原来的案件隐瞒起来，改变情节，装饰虚假言辞，或者到上司那里申诉。他们写诉状的理由，不外有两种：一是说知县偏私曲断，二是说吏员坚持覆核。我私下认为，知县是亲近百姓的官员；如果自己偏私曲断民讼，就是徇私背公之罪。如果相信吏员坚持覆核的说法而裁断民讼，就是庸碌荒谬、不能明辨，也同样有罪。万一上司不知道原判的缘由，我恐怕会因此陷入罪责而无法自我解脱，所以不避罪责，把实情控告。希望立即下达台防：以后如果有临湘人户到使台申诉户婚公事，愿赐台防，调取我过去发给的判决理由，斟酌事情的是非。如果没有判决理由，希望赐下指挥，命我详细具陈原判的缘由并申报，或者调取原案，委派清强官吏审阅。如果我的裁断或见解有所不到，确有失误，请求宽恕我的过错；如果我在其中存心偏袒，不合人情，不遵法意，以至偏曲不公，那我也没有什么可以逃罪的。冒犯威严，下情不胜惶恐。致朱侍讲 我近来读邸报，恭敬地看到八月八日的指挥，增置讲读官，并且在月中选择日期开讲。开始即清明正大，崇尚儒学，用来辅佐圣德，这固然是帝王的盛美之事。然而选择日期开讲，我私下却有疑问。三年之丧，是三代通行的礼制；二十七日后除去公服，是后世权宜的制度。它的意思大概是说，军国事务不能不亲自听断，因此二十七日后除服临政，也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外在服制虽已解除，内心的哀痛仍然存在；礼的节文虽然改变，礼的真实情感却没有消失。古礼已经无法详尽考见了。《礼记》说：斩衰之丧，只应声而不答话；齐衰之丧，可以答话但不发表议论；大功之丧，可以说话但不议论。大功丧服相比衰麻之服，哀情已有减杀，所以服制有等级差别。可是《礼记》又说，大功丧时可以停止学习，有人说大功丧时可以诵读，只是可以诵读而不可以议论。大功丧尚且如此，何况穿衰麻服时极为悲痛的丧期呢？居丧未葬时，读丧礼；已经下葬后，读祭礼。左右讲读官，是用来准备顾问的。丧葬礼仪想要知道详细情形，每件事都询问他们，当然可以；一天之内有万机事务，迫不得已而亲自在法宫之中处理政事，听断时遇有疑难，时时向他们询问，也可以。大行皇帝至尊寿皇的梓宫还停放在殡宫，覆土安葬尚未确定日期，却在清闲燕居之时开讲，因此我对此有疑问。三代的礼制固然没有可以考察的详细记载，汉、唐的事情也不足以作为证明，不知祖宗的典故中是否有这样的事？我年纪晚、资历浅，哪里足以议论礼制？然而您是乡邦前辈中的待制，后学所宗仰的人，又处在经筵讲读之长的位置，所以我为此有所请教。希望赐下教诲，开释我心中的疑惑，那就十分幸运了。呈给赵丞相

译我私下认为，享用别人俸禄的人，必定要忧虑别人所忧虑的事情，这是侍奉君主的明确义理；但地位卑微而言论涉及高位，也难免获罪，这是做臣下的人最应警戒的事。我沉沦在州县之间，已经超过二十年，头发已经斑白，甘心流落，对进取之念不再萌发。考察古今，私下筹划、过度忧虑，也曾怀有‘嫠妇不恤纬’那样忧国忧时的忧虑。然而我身处偏远，远在宫阙之外，如果不顾自己狂妄愚昧，动辄议论朝廷之事，就会越级越分，触犯圣贤所说的不当之戒，所以想说却不敢说。近来恭敬地准见朝廷文书，调拨江西常平米十万石，又下令隆兴府和籴米二十万石；州县的利害、平民的休戚，都系于此。我是州县的官吏，不避诛责，进一言，可以吗？恭惟某官以明德和尊亲的身份，专任宰辅、主持朝政，处在伊尹、周公那样的职位，必定能够虚心克己，接受天下人的意见。我因此内心有所激发，不能默然不言。我从旁听说，辇毂之下、京畿之内以及两淮之间，正逢凶年，米价飞涨，张着空口等待哺食的人无处请求买米。如果救济稍稍迟缓，饿死者相互可见，就有死于沟壑的忧患。这就是为什么上面要劳烦朝廷忧虑，转运江东、江西、湖湘各地储藏的粮食，来救济那些濒临绝境的生命。然而其他路、其他郡的利害，我不敢妄言，只按临江一郡来估算。仓司拨来的米总共二万斛，所需钱大约近二万缗；沿江浮运，进入闸口，即使没有风浪阻碍，也一定要一两个月以后才能到达中都。百姓饥饿，有朝夕之间的紧急需要；从其他路转运的米，积累十天、超过一个月才到，恐怕不是救急的办法。如果说中都的储藏、辅郡运来的粮食足以解除眼前的急难，而从其他路转运、距离中都较远的粮食，暂且作为年末和来年春天使用，那么我私下认为，不如设法招徕商人的贩运，拿出富家温户的储藏，这样就可以免除百姓的饥饿，似乎不必如此纷扰。商人所追求的是利益，富家温户储粮很多，必定要等到歉收之后才出售，他们所求的也是利益。古书说：将要收拢它，必先让它张开；将要夺取它，必先给它。如今如果不压低米价，凡是兴贩粮食的商人，防江诸郡既不得阻拦，就应当公开张贴文书告谕他们：两淮年成歉收，米价已经很贵，有商人能够转运贩卖到两淮的，可以用盐钞、茶引、官交或度牒，任其选择，官府按其所愿收购。他们转运贩卖到两浙的，也同样办理。至于两浙地区，苏州、湖州、秀州号称产米之地，丰年大都船车四处运输。那些豪右之家，占有田地广大，收租很多，粮仓富实，县邑的官吏和邻里的百姓本来都能逐一指出这些人。那么从临安以及苏州、湖州、秀州，凡是平日有储蓄的居民，朝廷既不压低他们的价格，就应当公开以皇上的德意告谕他们：凡储米百万斛的，拿出五十万斛卖给官府；以下依此递减，储米十万斛的，拿出五万斛卖给官府。可以要盐钞，可以要茶引，可以要交子，可以要度牒，可以要告身，任凭他们选择，按价计算后出售。这样商人一定会纷纷聚集，豪右之家也会争着愿意拿出自己的储藏。钞、引、交子，不过是尺把长的纸；告身、度牒，不过是半幅绢帛；却可以用来换米，救活我们的百姓。那么官府提高价格收购，再平价卖给百姓，有什么不可以呢？何况粮食还没有运出时，价格必定高；粮食不断到来，价格必定低，这就是公私双方都有利的办法之一。至于从其他路转运粮食，用常平仓、义仓的米供应中都，就不能说没有害处。请允许我详细说明。如今州县普遍感到的忧患，是常平本钱太少。比如临江一军，去年旱灾和水灾接连发生，官府按常平仓司定价出售，每升七文。如今漕运一万石米，费用也接近一万缗。即使运送二万石米，就有四万石米的费用了。常平本钱这样损耗，实在非常可惜。况且天灾流行，不能料定一定发生，也不能侥幸认为一定不会发生。如今一路钱财耗尽、粮米减少，连一年的储备都没有。万一来年方圆二三千里发生水旱灾害，平民惶恐顾盼而无所得食，郡县的长官、副职将拿什么来救济他们？州县的粮仓既已空了，而一路和籴总共二十万石，米价突然上涨，平民就会以高价买米为忧患。来年春夏交替之际，新粮未熟、旧粮将尽，粮食艰难可想而知。再加上有些偏远小郡土地贫瘠、百姓贫困，和籴之后所剩几乎没有。日后如果发生水旱灾害，想要劝富民赈济、平价卖粮，他们又从哪里得到米呢？到那时，官吏或许没有办法赈救，百姓强壮的抢夺，弱小的流亡，官吏因此获罪丢掉一个官职，身外之物并不值得可惜。受命于上，职责在于抚养百姓，却眼看百姓饥饿而死，内心能安吗？如今的办法是，既然已经招徕其他路来的商人，又告谕京畿豪右，如果能够得到粮食来救济饥民，那么其他路的和籴就命令漕帅、漕司两部门斟酌可否，不要拘泥于固定数额；所收购到的粮食，就分发到各州，补足它们已经发出的常平仓、义仓粮数；在原定数额之外，如果还有和籴粮食剩存，便储藏起来作为日后的储备。这样就两全其美了。孟子谈到伊尹时说：‘一个平民男子、一个平民女子没有受到尧舜的恩泽，就好像是自己把他们推入沟中一样。’某官有伊尹、周公那样的心，处在伊尹那样的职位，理应对此深切忧念，所以我冒犯威严，冒昧陈说。况且我自己估量才疏拙劣，命运奇穷，早已不敢求闻达于当权者。只是因为贫困而求取仕途，还不能忘记俸禄，其他则没有什么企求。只希望某官在片刻之间省览我的意见，像樵夫的话虽卑贱，或许也有千虑之一得；如果蒙受您的慈爱，斟酌而施行，那就是极大的幸运。冒犯钧座威严，下情震恐逾越。呈给赵帅

译我私下认为，事情无论大小，早作考虑就可以避免祸患；而一种意见如果显得迂远，等到慢慢说出时，即使意见切实，也常常苦于祸患已经到来而难以救治。所以在有智慧的人看来，事先把烟囱改成弯曲、把柴薪移走，是有谋略；在常情看来，却把额头烧伤、头发烧焦当作有功。而改烟囱、移柴薪的建议，反倒显得迂远可笑。某官的智慧足以洞察天下祸患，我冒昧献上迂阔愚昧的意见，不知道可以吗？我昨天看到朝廷文书，因为浙中旱涝灾害，调拨江西常平米十万斛；随后又有文书下达使司，和籴二十万斛，当时还没有下令临江分籴十万斛。我妄自料想，浙中一路发生饥荒歉收，似乎不应当严重到使其他路受到骚扰，曾写了一封信告诉朝廷，请求把和籴的米补还调拨出去的常平米数。还担心京城一带的灾荒太严重，我所说的未必能采用；如今却准见朝廷文书，允许本军以新米换陈米，用和籴的米补足常平米。我又据此推测，江浙之间米价既然高，商人也必定很快聚集，面带菜色的百姓可以免于填沟壑，形势也一定不像前些日子那样紧急了。如今合计筠州、吉州、临江以及使府所收购的米数，共六十万斛。邻近各郡的利害，我不能全部详细了解；但赣州、吉州的商人没有一条米船经过临江岸下，这就可以看出官场和籴的紧迫了。官府急于收购，就是百姓的疾苦。临江百姓把这看作疾苦，我实在亲眼看见。临江军市中充当牙侩的，按例都是贫民；即使有百斛米要出售，也没有本钱收存。每天只是乡村小民挑担进市，坐在牙侩门前买米的百姓，大多带着钱，分批购买几升几斗后离去。所以米价便宜时，负贩米粮的人有卖不出去的忧虑；米价昂贵时，按日买粮的人又有断粮的痛苦。连续两日下雨下雪，百姓于是十分窘迫，父老们已经到公堂来申诉。官府和籴既有朝廷文书，不可停止废罢，那么眼前就有买粮艰难的祸患。作为百姓长官，固然不能像秦地、越地相隔遥远，彼此不关心贫富那样无动于衷；但还可以推托说：这是朝廷的命令，有些事情是不得已的。然而去年旱涝之后，凋敝的民生还没有恢复；今年临江即使不是大丰收，赣州、吉州也各自有小歉收，而几十万斛米既不储藏在一路民间，又不积蓄在各郡粮仓，一旦转运向东而下，万一来年春夏交替时富民闭仓不卖，鳏寡之人无处求告，必定会陷入极大困境。又万一来年发生灾荒，公家和民间都没有旧粮储备，上下全都困乏，那么弱者饿死，壮者流亡，强者抢夺。我恐怕事情中值得忧虑的地方，或许比和籴的祸患还要严重。江西、楚地的风俗本来轻捷剽悍，不可忽视。天下的祸患，不发生在人们所害怕的地方，却发生在人们所忽视的地方；眼前显而易见的危险反而在前，似乎可以忽略、却很大的危险则在后面。这就是我所说的事先改烟囱、移柴薪，是迂远不切实际的议论；我不敢把它告诉别人，却不能不把它告诉判府门下。我沉沦州县，穷困通达全由天命，已经很久了。寄身于您的庇护之下，碌碌留在这里，只是因为贫困，还不能忘记俸禄罢了。古人说：‘屋子漏在上面，住在下面的人才知道。’因此，各路的利弊，朝廷有时不能知道；州县的利弊，各路有时不能完全知道；里巷民间的利弊，州县有时也不能完全知道。所以愚笨的人反复考虑，或许也会有一点所得。希望某官宽恕我的狂妄愚昧，加以察考。所呈给赵丞相的书信另行抄录在此，一并封缄呈上。冒犯威严，下情战栗恐惧。呈给留丞相 炎私下认为，君主是天下最尊贵的人，而百姓是天下最卑微的人。宰相的职分，对于最尊贵的君主来说最为接近；县令的职分，对于最卑微的百姓来说最为亲近。因此，臣子的等级，没有比宰相更尊贵的，也没有比县令更卑微的。然而百姓虽然地位卑微，却是天下的根本。朝廷的恩德和意旨要下达到百姓那里，就由宰相开始，而由县令完成。所以近年以来，士人担任县令，朝廷如果不嫌弃其卑贱，稍加提拔任用，并不是认为县令这个职位如今可以看重，而是因为国家的根本不可以轻视。炎是新安的一个下等士人，足迹本来已经多次到过都门。己丑年，才开始考取太常寺的名次，陈丞相当权，不敢去拜见他，因为那时还没有任职试用。己亥年，才获得关升，赵丞相当权，不敢去拜见他，因为那时还没有脱离选调。丙午年，才脱离选调，王丞相当权，不敢去拜见他，因为那时还没有试任县令。如今承乏担任岳州临湘县令，任期结束后前来，所以才敢在丞相面前有所请求。天下的事情，浅显的不足以谈；至于其中深切的内容，炎又不敢全部写在信中，请允许我试着略说一二。相公在论道治国的闲暇，倘蒙赐阅，炎敢于把自己区区的意见全部陈述出来。炎听说圣贤论治天下，一定讲究本末源流。本源不差，末流自然会得到治理。所以孟子说：“人不能拿来责罚，政事也不能拿来非难，只有大德之人才能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这就是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论说。治理从哪里产生，内心就是根源；内心所主宰的，真诚就是根源。真诚是天理，不真诚就是人欲。思求真诚，就是去除人欲而返回天理。天理、人欲存在于方寸之间，一方消退、一方增长，于是百事的成败、人心的顺逆、风俗的厚薄、君子与小人的进退、中国与夷狄的屈伸，全都系于此。因此，虚静恬淡，保存本心，用来应接万事、经纬四海，这是五帝三王的事业；秉持道德、遵循正道，竭尽忠诚，纠正君主心中的错误，成就天下的事务，这是伊尹、傅说、周公、召公的事业。士大夫在朝廷中任职的很多。君主的德行有缺失、治国之道不完善，谏官可以进言；赏罚不公、贤能与鄙陋者没有区别，御史可以进言；但至于纠正君主错误的心念，台谏并不参与。因为台谏是君主的耳目之官，所以谏诤论辩，是在君主的过失已经显现之后挽救它，迹象已经显露而功效较浅。

译宰相是君主腹心的臣子，所以通过辅佐、赞助和弥补周全，在君主的过失尚未形成之前就加以制止，迹象隐微而功效深厚。我们共同想到，相公笃实而不欺诈，清正而少欲望，刚正方严而有所操守，卓然是当时的大人，天下的希望都归于您。承受寿皇的眷顾，符合主上的倚重，就应当在治理的根本上用力，使它不发生丝毫偏差，从而更新盛大的德业，恢复伟大的事业。难道只是相公自己把这件事当作责任吗？圣明的君主本来就这样期望您，朝廷内外本来就这样期待您。《诗经》说：“德行轻如毫毛，百姓很少有人能举起它。我曾考察谋划此事，只有仲山甫能够举起它，可惜没有人能够帮助他。”相公看待伊尹、傅说、周公、召公，既有他们的道术和志向，又处在他们的职位上，对于天下的重大责任，不必担心承担起来却无人能够胜任。不过“可惜没有人能够帮助他”这句话的意思，在炎的私心里，实在一直惦念着。只愿相公宽恕我的狂妄和愚昧，那就是万幸了。虽然如此，炎这次前来，靠贫困而出仕的念头还没有断绝。从前虞廷任用人才的方法，是既采纳他的言论，又考察他的功劳；孔门知人的方法，是既听他的言论，又观察他的行为。四方的下级官吏，聚集在都城之内，而相公对于其中言论可用的和可以弃置的，当然也都逃不过您英明的鉴察。只是炎是什么人呢？仰望虞舜的朝廷，登临孔子的门墙，尊贵与卑贱相距遥远，而实际情况又没有得到信任，不得不借助一些东西来求进。因此写成《湖北末议》八篇来献上，其中所说的内容，写成《临江刬弊》一编来显示自己的实践；而自己的心意仍有不能自已之处，所以又先写这封信。诗说：“采摘蔓菁和萝卜，不要因为它们的根茎下部就把它们遗弃。”古人不遗弃卑贱者，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只愿相公怜悯我的愚昧，那就是万幸了。冒犯相公的威严，我俯伏等待命令，内心实在战栗至极。上书葛枢密 炎曾听说，为天下谋划的人，不能因为事情多而高兴，也不能习惯于无事。喜欢多事，就有轻率躁动、妄自行动的忧患；习惯无事，就有苟且偷安的祸患。只有内心安静而有长远思虑，行动时又有坚定操守的人，才足以安抚天下的形势，等待天下的时机，制御天下的变化，以成就天下的事务。否则，轻率躁动而谋略浅薄的人，本来就多有失败；苟且偷安的人因循不振，也不能有所成就。因此圣人治理天下的心，不怕困难多，而怕没有困难。因为对没有困难而深深畏惧，正是为了将来遇到许多困难时能够不畏惧。自从南北解除仇怨，使者往来，玉帛相互馈赠，境内没有狗叫示警，这是宗庙社稷的神灵所赐，也是百姓的福气。然而军队偃旗息鼓而不使用，这是长久安定的计划吗？还是在养威蓄力，把它作为观察敌人破绽后行动的资本呢？天下幸而无事，战守的准备稍有松弛，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恭敬地想，主上奉行寿皇的睿智谋略，继承高宗的盛大功业，相公凭借真正的才干和宏大的德行，周旋于两地之间，又专任右府掌管军政的重托，深谋远虑独自运筹于帷幄之中，而在万里之外挫败敌军。这些本来不是卑微的有司所能测知的；但其中浅近的方面，炎请允许试说一言：相公在处理机要政务的闲暇，能否试着看一看？如今的疆土，东起海滨，西至巴蜀，绵延几万里，拥有争夺天下的完整形势，而荆襄是天下的脊梁。从襄阳出兵经过邓州，精锐骑兵疾驰，一两天就可以到达洛阳郊外，因此进取天下的策略，以荆襄为重。过去诸葛孔明、周公瑾为蜀先主、孙仲谋所说得很详细，在今天本来不可以深入讨论。至于防守御敌的策略，荆襄之地每一寸都必然要争夺。自古以来在江东建国的，得到蜀地就势重而强大，失去蜀地就势孤而弱小。吴、蜀相距遥远，朝廷所依靠而拥有四川之地，是因为荆襄扼守着它的要道。如今荆襄之间，重要的镇守地有三处：一是襄阳，二是江陵，三是鄂渚。军队集中在这里，而信阳、汉东、郢亭、德安等地，每年分别派数百名士兵戍守。分驻在边地支郡的军队，城小而不坚，兵少而不精，既不足以自守，那么江汉上游所依靠、可以视为坚固屏障的，实际上只有三镇。大将驻在鄂渚，戍卒共有五六万人；他的副将驻在襄阳，戍卒只有两万人；江陵处于襄、鄂之间，戍卒不满万人。襄阳是国家的门户，依靠江陵作为唇齿，依靠鄂岳作为根基。边境有事时，军势伸缩、进退收放的时机，虽然不能预先完全谋划，然而鄂岳等地遥远，江陵兵少，襄阳就容易危急；这种表里相应、轻重不同的形势，不可不预先确定。只愿相公深思熟虑。古代用兵的人，有勇力之士，也有智谋之士。智谋之士在帷幄中运筹谋划，勇力之士在行阵中执行使用，二者缺一不可。大而言之，是汉高祖有子房；其次，是曹公有贾诩，先主有法正；再其次，是田忌有孙膑担任军师，袁绍有田丰担任谋主。这几个人不能亲自冒着箭石作战，然而谋略是否被采用，胜负就随之决定。自从文武分成两条道路，士大夫不再学习骑射，而军队中的士人都归入武夫。士人中有谈论兵事的，人们就一定嘲笑他。至于徒手搏虎、远射命中的武士，确实有些事情做不到；但在判断虚实、决定成败方面，与只凭匹夫勇力的人相比，本来就高下有别。如今议论者往往说世间没有人才，炎独自认为不是这样。事情要靠人才才能成功，人才也要因事情才能显现。

译天下无事，深谋奇计之士就没有机会显露自己的长处。自古的英雄豪杰如果没有遇到兴盛的时运，恐怕也难免湮没消磨，与草木一同腐朽；但如果说天下果真没有人才，那就错了。朝廷若把心力放在选拔任用上，取用他们的智慧而不责求他们的勇力，采用他们的谋略而不要求他们亲自出力，那么天下的奇才就可以广泛搜罗而不被遗漏。只愿相公谋划此事。将领是国家的爪牙，是三军的司命。朝廷所擢用的二三位大将，愚昧的我不敢妄加议论。自诸统制以下直到副将，虽然称为偏将，然而在缓急关头，朝廷也依靠他们作为屏障。有勇而无智的人，尚且担心他谋略少而容易失败；更严重的是，有的人力量不熟习于骑马披甲，技艺不精于弓箭，却也让他担任偏将的职务，一旦遇到敌人，他不值得依靠也显而易见。聚集数万人在辕门之外，难道没有勇猛沉毅的人可以充任军队吗？如果千夫长能够责成二三位大将各自秉持公心，看见怯懦者就罢黜，察知勇敢者就升迁，那么这些人没有不踊跃振奋、以功名自许的，军容可以整肃，士气可以壮大。只愿相公谋划此事。将帅所依靠来统率三军的，若没有威严，就不能使他们畏惧而不骄纵；若没有恩惠，就不能使他们依附而不离心。李牧犒劳将士，窦婴分发黄金，都是用恩意抚慰部下。先用恩惠使他们牢固团结，然后再用威严整顿约束他们，就可以驱使他们进入死地，使他们像手臂和手指一样相随。如今军士贫困得厉害，将帅看待他们，就像秦人看待越人的肥瘦一样，不很关心体恤。平时无事，只凭权势相持，以法令相制，当然不敢作乱；万一有军情警报，率领他们投入使用，恐怕很难让他们竭尽死力。只愿相公谋划此事。神州赤县沦为敌国版图，已经超过六十年，士大夫慨然有意于北伐，不肯安坐在江淮以南，这是道义上当然的。然而事情要靠严密才能成功，因泄露而失败。炎私下看见印刷的报纸，有的说布衣某人上书谈论边防利害，有的说布衣某人上书谈论恢复事宜。朝廷之上，君主和宰相谋划国事；边疆之上，将帅谋划军务。那些书生猖狂的言论，究竟是为了什么？又何必把它传播到四方呢？况且，有谋划攻敌的意图却让人知道，是疏忽；没有谋划攻敌的意图却使人怀疑，是危险。只愿相公谋划此事。炎是新安的一个卑微士人，随着文书在州县任职二十多年，自知没有才能，无法求得当世知名，本来从未开口议论天下大事，也从未迈步到公卿宰相的门庭。岁月渐渐流逝，我在江湖之外试任雕县，百般忧患熏灼内心，而身体也将老了，所以任期结束后前来仰望相公的贤德，希望能扫洒门庭求见；但又不能没有东西作为进见的凭借。因此写《湖北末议》八篇来显示自己的言论，又写《临江刬弊》一编来显示自己的实践，而心情仍有不能自已之处，所以又先写这封信。天下的事情，浅近的不足以写在信中，深奥的又难以用笔墨言语全部说尽。张敞说：“心中精微的内容，口不能说；连说都不能说，何况写在书上呢？”虽然如此，炎这次前来，仍不能忘记出仕的心情。相公如果略读我的言论，察知我的愚陋而弃置我，这是炎的本分；如果怜悯我的困顿而收用我，那就是炎的幸运。冒犯相公的威严，我俯伏等待命令。上书胡参政 炎曾说：有一乡的贤人，有一国的贤人，有天下的贤人。在一乡中贤能的人，一乡人相信他的品行，可以治理一乡，却不能治理一国；在一国中贤能的人，一国人服从他的善行，可以治理一国，却不能治理天下。至于天下的贤人，则天下人的希望都归于他，天下的责任也随之归于他。朝廷的轻重，华夏与夷狄的治乱，都系于他一人的进退。三代盛世和汉唐显赫的时代，担任辅相的人，事业与时运相配，名声与功业相称。职位高低、事情大小虽然有时不同，但概括其大要，没有不是承载天下人的希望而能够谈论天下事业的，不必屡屡列举也可以知道。恭敬地想，相公有正大之学、浑厚之器、精微之见、端庄之行，可以卓然立于士大夫之上。因此从坤维数千里之外奋然起身，进而登上宰相之位，辅佐圣天子初政的清明。您的言论尚未发表，人们就已经信服；事情尚未实行，人们就已经跟从；功业尚未完成，人们就已经认可。炎没有才德，哪里足以谈论天下大事？然而足迹来到都门，听到士人中的公论，都把相公看作天下的大贤，所以愿意求见您。或者古人有句话说：“屋漏在上面，下面的人知道它。”炎是地位卑贱、处在下位的人。天下的事情，虽然不是炎所能知道的，请允许我试说一言，相公也请试着听一听。如今的天下究竟怎样呢？内外安静，卷起铠甲、收藏弓箭而不使用，已经将近三十年，这是无事之时。从淮海到巴蜀，绵延万里炊烟不断，从未发生骚动，然而我们的百姓却不能安乐地生活。驻守边境的军队一二十万，从未交战，而县官的费用却不够。每年把金帛作为诱饵送入敌国，而疆域地图仍未归入职方掌管，这样已经整整一个甲子了。这又不是无事之时。天下的事情，没有人才就不能成功；而要把人才涵养到清明高远的境界，不学习就做不到。三代以前，士人的事业从学术中发端，大小高下自然分明。如今天下求学的人很多；上等的，只剖析性命之学的精微，却不通晓世务，于是体用不完整；次等的，只驰骋于言语的精华，却不探究道德功业，于是本末不完备。因此道术越发分裂，人才越发偏颇，如果没有办法振作而更新它，就不行。士大夫风俗的不善，没有比结党更严重的。近年以来，一位大臣当权，人们必定私下议论说：“某人是他的亲属，某人是他的旧交，他将要攀附援引而得到进用。”

译不久朝廷果然任用了他们；一位大臣离开国都，人们又私下议论说：“某人是他所厚待的，某人是他所亲近的，他们将要受到牵连而离去。”不久朝廷果然把他们调出。朝廷本应当用公正的黜陟来消除士大夫结党营私的行为，却在进退群臣时各按党派行事；这样一来，无才的人有时因为有人帮助而被容纳，有时因为没有党羽而被驱逐，不能设法纠正这种现象是不行的。君主和二三位大臣在一堂之上商议，哪里能够完全知道天下的人才并任用他们？所以朝廷内部的台谏、侍从，朝廷外部的监司、守臣，都可以论荐他们所知的人，这是收罗天下人才的办法。然而考察他们所推荐的，不是进士中的高等名次，就是学校中的优秀选拔；那些沉浮于下位、流落在州县的人却不在其中。他们有所推荐，只取天下的虚名，却不寻求天下的实用；只顾朝廷向来知道的人，却不顾君主和宰相从未听说的人。大概他们的意图不在于选拔人才，而在于为自己营造势力。于是士人中怀抱奇才异能者，开始有被埋没压抑而不能伸展的了；不设法振兴他们是不行的。仰想主上继承重华的统绪，承接高宗的功业，有贤哲辅佐，远大的谋略和深远的策略，应当在天下大有作为。但愚昧的我认为，事业没有完成还不足以深忧，人才不足才是极其值得忧虑的，所以献上这三条意见，竟不知道自己的言论已经越分僭越了。况且炎随文书在州县任职二十多年，从前从未到过公卿宰相的门庭。岁月渐渐流逝，牙齿头发都衰老了，默默地要与草木一同腐朽，我内心实在不忍。因此吐露自己区区的愚见，写在信中，以显示自己的心情。至于亲眼见到州县的利弊，分条列举其事来议论，则有《湖北末议》八篇；我在雕县耗尽精神，希望能够抚慰困苦憔悴的百姓，从而不辜负朝廷差遣的意旨；另有《临江刬弊》一编，一并献给丞史。把我托举起来，我就在青云之上；把我压抑下去，我就在泥涂之中，就像万物在造化的熔炉中获得形体，无论大细高下全都听命于造化，不能违抗。炎不敢再絮叨。冒犯相公的威严，内心恐惧至极。《双溪类稿》卷二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