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双溪类稾卷二十五宋王炎撰序

译《送曾鸿父序》庆元元年夏天，我和鸿父在豫章相识。当时鸿父刚被召回，匆匆交谈还没有结束，便分别离去。庆元二年冬天，我从临江来到中都，于是同鸿父一起担任博士，不久又相继进入三馆。我想到自己是科场中的旧人，长期漂泊失意，而鸿父正值盛年，在当世声名显著，志趣方向似乎很难契合，但鸿父同我交往的情意却十分深厚。鸿父多次请求调任外地，丞相爱惜他的才能，坚决留住他而不允许，于是只好剖分滁阳的符契出发赴任。于是同僚朋友一起饮酒赋诗为他饯行。我不擅长作诗，文章也拙劣，但又不能没有几句话。鸿父这次出行，是以侍奉双亲为请求的。他从布衣诸生起身，刚过二十岁，便在大廷答对策问，传胪唱名列第二，一时间声名传遍天下。今年才三十三岁，就担任统治一城的重任，双亲都健在堂上，供他驱使的车马随从和服役人员前后奔走，听候二老的差遣；早晚奉上甘美食物，不必索取便有人办好，足以实现他承奉双亲颜色、奉养双亲心志的愿望。这样做儿子，双亲也感到荣耀了。滁阳又是淮河一带的佳郡，泉水甘美，土地肥沃，民风朴厚，容易加以安抚；赋税收入极其简易，部使者没有什么需要催办的事情，这是其他郡所少有的。若要寻求登临山溪的要处，那么醉翁的遗迹就在这里。有空闲的日子，可以从容游览琅邪山的深幽秀美，聆听酿泉水声潺潺，游览观赏的乐趣，是其他郡所没有的。作为天子守卫千里土地的臣子，入内可以用这些事情使双亲娱乐，出外又没有文书催办的烦劳，还享有山林沟壑间游览观赏的乐趣，鸿父为自己作这样的谋划，确实很好。然而我们的君主和宰相顺从他的孝养之心，正是要以此要求他的忠诚报国；不夺取他的私情私事，正是希望他奉公尽节。在江沱以南安坐，心中不思念北方，古人认为这是深重的讥刺。刘琨失败，祖逖去世，晋朝君臣最终把河洛之地置之度外，直到今天仍没有办法堵住议论者的口。如今从滁阳向北眺望，不到百里之外，衣冠人物已经沦落于草莽，疆界大略也被烽火烟尘阻隔，有志之士难道能没有感慨吗？三国鼎立、南北瓜分的时候，两淮之间常常成为天下的战场。孙仲谋在濡须修筑营坞，曹操先作谋划后发动战争，仍然不能争夺下来。谢玄在淝水之上统率军队，苻坚拥兵如山而来，仍然不能抵挡。沈璞守卫一座盱眙城，佛狸倾全国之兵南下，往返两次攻城，仍然不能攻下。如果说两淮没有险要，决不可守，那就未免过分了。况且使力挽强弓、手持锐器，儒者固然有不能判断敌情虚实、决定军事胜负的时候，难道竟可以说完全不能有所作为吗？羊叔子、杜元凯的相貌都很不像武将，他们对于军旅之事又怎么样呢？世上的庸俗官吏，不是习惯因循苟且、只求保全眼前，就是崇尚放诞傲慢、贪图富贵。这两种人，哪里值得同他们共谋事业？而腐儒又多不通晓世务，因此士人稍微有些抱负，一谈到功名，众人便讥笑他。我心里很不以此为然，所以对鸿父寄予希望。鸿父才力精悍，让他试任一州，大概可以安坐谈笑而绰绰有余。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可规劝他的；甲科是朝廷所重视的，他又凭才智出众而受到任用。将来进入显要职位，就像登阶而升堂一样，在我看来不必另加祝愿，所以只把遥远而重大的事业期望于他。我已经老了，在南山结茅屋，在东皋种黍米，不让世事牵动心怀，这是老年人应当做的事；应当保养自己经世治事的学业，等待建立功业的机会，不要让自己错失时机。壮年人则应当有志向。我同鸿父相处两年，并不是没有深谈过，却从来没有谈到这些。炎本来应当离去却暂且留下，鸿父本来应当留下却姑且离去。总之，人生相聚少而离别多，所以在他将要出发之时，索取几句话写下来赠给他。

译《二堂先生文集序》从前我跟随先父在不窥斋读书，那时北山翁去世才十四年，他的遗文编次整齐，没有遗漏。然而我当时才十四五岁，正在学习写应举文章，不能详细阅读；即使详细阅读，也不能理解其中的旨趣。后来我带着琴书卖文谋生，得到一个官职后，又随着文书奔走四方。从前即使想看家集，也没有机会了。后来我解下临湘县印回到乡里，他的孙子畤请我作序，我便到江西寓居了很久，作了一篇序带回去。但北山翁的文章实际上还没有得到熟读细看。去年我从楚东罢官归来，一开始寻找家集，才知道已经散失不存；再三搜访，才在他的曾孙从之那里得到书信启事及杂文两帙，又在族孙实那里得到古体诗、律诗一帙，于是把所得文章合在一起编次，分为若干卷。大约现存的有十分之六七，也还没有把全书编完。我感叹说：这是天下的杰作啊！起初被秘藏而没有流传，后来又散佚而没有流传。如果现在不搜访，必将湮没而无人传承。如今幸而传下来了。可是，所传下来的只是北山翁的文章；文章之外那些没有传下来的东西，更使我叹息痛惜不止于一声长叹。北山翁任上饶知州时，青溪的盗贼趁着天下太平而东南地方突然骚乱，攻陷睦州、杭州、歙州、处州、婺州、衢州，处州守臣彭汝方为国死难，其余守臣不是逃走就是投降贼军。贼军乘锐气来侵犯上饶。北山翁凭一座孤城抵挡他们的锋芒，屹然如同巨大的堤坝阻挡洪水；他上奏任用属吏、铅山县令王舜举为通判，让他负责守城；又让监铸钱院高至临任使者，提领军队出战；北山翁调配兵力粮食、筹划守城和出战的方略，交给二人执行。贼军攻城不能得逞，士气渐渐衰退，退屯柳家都。高至临夜间率领精锐士卒衔枚疾行，放火焚烧贼营，激战之后贼军狼狈败走，乘胜攻克并收复衢州。奏报功劳后，徽宗皇帝嘉奖叹赏，下诏褒扬，官职连升两等。王黼当时正掌权，同北山翁旧有嫌隙，便嫉妒他的功劳，利用御笔改授他为严州知州。皇帝后来醒悟，又让他回任信州，北山翁于是建造二堂，摘取诏书中的话题榜示后人，大概是为了夸示圣上的恩赐；但王黼心怀怨恨不能放下，便唆使御史攻击自己所憎恨的人，以快其意。御史台宪臣张苑迎合王黼的心意，借事弹劾北山翁，北山翁据理争辩，言辞神色非常严厉。王黼等人更加愤怒，进一步罗织罪名，因此下诏逮捕北山翁，想发泄长期积蓄的怨恨，但严刑审讯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狱吏说：‘这样下去不能免罪，请朝散大夫走一趟吧。’北山翁慨然说：‘天啊，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我作为人子，难道可以牵连年老的父母进入牢狱吗？’于是自己诬认服罪。由于这件事，他被流离放逐，过了很久才回到家中。高宗中兴时，吕元直丞相掌权，知道北山翁的冤屈，便向皇上说明他没有罪，恢复他原有的全部官秩，派驿使召他到行在，并接连下诏催促他上路。还未到达，因为淮上盗贼很多，便任命他为无为军知军。后来戚方扰乱江东，漕使朱公异上奏让他任信州知州。张琪践踏宣徽，制置使权公邦彦上奏让他任徽州知州。但北山翁已经老了，于是解下官印绶带回乡。归乡六年后，终于死在家中。近年郏升卿师古任守臣，嘱托罗愿端良修撰《新安志》；北山翁有一位族子寄居在郡学，端良询问北山翁仕进出处的始末，那族子没有远见，不能替北山翁辨明诬陷，也不能说明北山翁的功劳；北山翁的子孙也没有把这些事告诉他，于是端良略去不写。然而信州的功劳，有天子的诏书，有内翰汪公藻所作的二堂碑，有信州寓居官员和寄居宾客数十人歌咏破贼守城的诗颂，明亮得如同五纬七宿在天空中的光芒。《新安志》虽然没有记载，也不值得过分遗憾。我曾经执笔隶属于太史氏，石室金匮中所藏的史料，都得以看见其副本，我料想北山翁的姓名一定会载入史册。然而他不但没有能够立传，就连《徽宗皇帝纪》中关于他破贼的一件事也没有记载；又到《方腊传》中查找，方腊军在信州首先失败这一节也没有记载。大概是王黼在内廷掌权，已经嫉妒北山翁的功劳；童贯又在外掌握兵权，也想独占自己的功劳，所以彭汝方死于贼军的节义被记录下来，而北山翁破贼的功劳却被遗漏。这是史官不得书写的缘故。从前汉代的韩安国、唐代的郭元振，都凛然是当时著名的贤臣，到了晚年却困顿失意、不能振作，但姓名仍在史册上，千载以后还能看到他们的事迹，知道他们是贤人。北山翁的智略和才气足以在万人之上卓然杰出，他在小规模试用中已经显露出来，却没有在大用中表现；但他的声名功烈仍然奇伟到如此地步。倘若北山翁得志，在朝廷中谋划国事，那么他所能成就的事业，也就可以由此推知了。不幸的是，他无罪却被小人诬陷，有功又被小人掩盖，更不幸的是他的姓名没有显著地写在史册上，时间越久越被遗忘，将要无法传给后世。我之所以叹息痛惜，正在于此，所以借此编次他的遗文，恳切地说明这些事情，不能自已。北山翁的诗，大篇章舒缓从容而力量常常有余，短章清丽优美而意旨没有不足；其他文章也有典据、有法则，全都不是草率写成的，有见识的人自然能够辨别，不必等待我的称赞。北山翁名悰，后来改名愈，字原道，官至朝请大夫，职任至秘阁修撰，晚年自号北山老人。如今题名为《二堂先生文集》，是为了彰明信州保卫城池、庇护百姓的功劳。

译《绿净文集序》《绿净文集》是族伯父、万载县丞所著。古体诗、律诗四十首，诗颂三篇，偈一篇，表笺十七篇，书信两篇，序两篇，述一篇，墓表一篇，乐语一篇，长短句一首，分为上、中、下三卷。公名昭德，字子辉，是北山翁的长子。他才气秀逸高迈，又辅以深厚广博的学问，由乡贡进入太学。三次参加南宫考试，才考中选取，尚未参加廷对便去世了。我年轻时听父辈们都推许公善于作文，然而没有见过他的一言半字。近来才在公的从孙从之那里得到一帙诗文，也不是全书。现在按上述篇目编次，已经散失的文章无法再得到了。公年轻时跟随三衢人毛达可学习，他的文章写得极像毛达可，毛达可见到后击节称善。如今编次的这些诗文都有典据法则，节奏清越，步履舒展而有致；其中超卓的才华、秀杰的气概，在文字中还可以看到大概，而我对此心中很有感触。集中的文章所说的三二叔，是族祖墙东先生；所说的真老，是从伯父小云溪翁；所说的文刚，是族伯父、镇江通守冰玉老人。当时，王氏是婺源的著姓，而人物和文采竟如此彬彬。墙东先生气概豪迈刚健，自负不浅，却终身以布衣身份老去。公和小云溪翁也都早逝，寿命仅仅达到三十岁。北山翁悼念公的诗说：‘皎洁如玉树照映珠林，俊逸的天资远远不同于群伦。天上的楼阁建成，正要请你作文记述；地下的宫阙已成，你却要前去修撰文章。当年暂时停泊，曾经经过这里；今日重新来到，唯独思念你。拨开酒樽，双眼泪落，人世间这种遗恨哪里忍心听闻。’唉！把这首诗反复诵读，云亡之叹，难道只是父子的真情，也是宗族中有见识的人共同的感受啊。两位老翁和两位父辈，我都没有来得及见到，只有冰玉老人我曾有幸侍奉在他的杖履旁，接受他的教诲。然而他去世，也已经四十二年了。山川依旧，人物全非，这正是我生起希望九泉之下还能复见故人的念头、不觉为之流泪的原因。《南窗杂著序》先父平生的诗文遗稿题名为《南窗杂著》。我们这些孤儿没有福气，先父去世至今已经四十五年了。我这个不肖的儿子凭借先父的学问，侥幸考中科举；在家时便卖文来补助伏腊祭祀的不足，出仕后则随着文书调转迁徙，在四方勉强糊口。岁月渐渐流逝，很久以来还没有来得及编次遗文。追念先父的事迹：祖母太夫人极其爱护敬重他，他问候起居、察看饮食，每天都有固定的礼节；祖母有病，他不离左右，药物一定亲自尝过后才进奉。奉承双亲的脸色、奉养双亲的心志，极其谨慎；父母去世后服丧守墓三年，不饮酒，不吃荤，不进入内室。侍奉兄嫂恭敬而顺从，一生按照礼法行事，从未有违背的话。教导兄长的儿子读诗书，简直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偶尔有人违背他的教导，他也平静如常地对待，从未含怒。闲居时同先母太宜人互相敬重如宾，从未见他疾言厉色。对奴仆也施以恩惠，蓄积财产二字从不说出口；他的隐德深行就是如此，可以追配古人。我这个不肖之人，既不能发扬父亲幽隐的光辉，遗文放在箱笼中，手泽仍像新的一样，又不能编成一部书，仰面惭愧、俯身畏惧，哪里能够逃脱罪责？从前我从临湘解官回到乡里，带着遗稿到分宁；等到我从临江解官进入中都，再回到故乡时，遗稿还留在分宁，寄居之地遥远，无法立即取回。倘若再因散佚而失去，我非常害怕它湮没而无人传承，也就无法让先父在泉下看到这些文章。于是向亲友旧交访求，得到流传在外的副本，辑录成一编，分为几十卷。大概散失的有三分之二，还等待将来取来分宁各家所藏的本子补足。《冰玉老人集序》我二十岁时，看见先父和各位父辈唱和，有一首上元节咏雪诗，押用“峥嵘”字韵。我不自量力，写成一篇接在卷末，其中有‘鳌山耸处尚峥嵘’的句子。先父为此开口一笑，诗传到各位父辈那里。族伯父、镇江通守看见后，含笑说：‘上元诗用鳌山的典故，押峥嵘韵也很有意思，我们这些人还不如后生，竟让他写出了这样的句子。’当时同辈兄弟有几十人，伯父却每次见到我都很高兴，谈笑而忘记疲倦。他对我的教诲和奖掖，实在深厚。四年以后，绍兴辛巳年，先父抛下我们这些孤儿去世；又三年，隆兴甲申年，伯父去世；又五年，乾道己丑年，我才考中科举，而先父和伯父都没有能够看到。我心中一直把这当作遗憾。自己丑年至今已经三十七年，我的头发已经斑白，而伯父的后代也衰落不振了。每想到这些，便长长叹息而悲伤。去年，他的曾孙师楚带着画像来，我恭敬地为画像作赞说：‘不问有没有知名，知道他的品格如玉石般清纯；不计仕途通塞，知道他的心如金石般安静。他怀抱才志却未能施展，这是命运如此。画像画得仿佛，神情清朗，气度安定，凛然如同活着。见到他的人都会产生敬意。’这篇赞文虽然写得不好，但大概只是记载事实。如今我又从族弟梦宣那里得到家集，编次分为若干卷。诵读他的诗文，体会其中的意蕴，仿佛肃然站在他的几案和杖履旁，慨然仿佛听到他的咳嗽声。诗说：‘高山令人仰望，美德令人遵行。内心把它珍藏，什么时候能够忘记？’对于伯父，即使我想不思念他，又怎么能够不思念呢？自从伯父去世后，我虽然侥幸考中进士，学业却没有更加进步；从前担任仪曹郎时，因为替诸公撰写笺表，颇得到他们的称许。追想自己的根源，伯父教诲的力量最多。如今编次他的遗文，不敢没有几句话，恭敬地写在卷首：‘伯父在世时同今人交往，却以古人为考察对象。他内心不设城府，对外也不讲究矫饰。因此发之于诗文，平易直率而平淡，如同行云流水。读起来文句连贯、字字顺畅，玩味起来义理周到、意味深长，同那些刻意雕琢、织绣辞采以求工巧的文章不同。’他自号冰玉老人，所以题名为《冰玉老人文集》。至于他的仕进出处始末，我将另作小传来详细记载。

译《本草正经序》《本草》旧本有三卷，记载药物三百六十五种。梁代陶弘景附入《名医别录》，也有三百六十五种，分为七卷。唐显庆年间，苏恭增加一百一十四种。本朝开宝年间，卢多逊重新校定，增加一百三十三种。元祐年间，掌禹锡补充注释，附入新补八十二种、新定十七种，合计一千零七十六种，分为二十一卷。新旧内容混杂在一起，经书的原文反而因此晦暗不明。如今我摘取旧本，重新辑为三卷，并作序说：‘衣服有蔽膝，酒樽中有玄酒，音乐有土鼓、苇籥，这是保存古制。保存古制是为什么？是不忘记它的起源。’世上没有比上古更古老的时代，人没有比三皇更圣明的圣人。伏羲有《易》，神农有《本草》，黄帝有《素问》等书。医学到了后世，审察病情而施用药方，这就是圣人救济天下的仁术。古书用竹简书写，秦朝时被焚毁；《易》因为用于卜筮而保存，《本草》《素问》因为属于方技而保存，难道是上天有意保存它们吗？西汉距离上古还不远，班固《艺文志》列举医书四类、三十六家，却偏偏没有记录《本草》。淮南王刘安说：‘神农尝遍百草，辨别滋味，有一天之内中了七十种毒的说法，于是医方开始兴起。’ 楼缓年轻时少量诵读医经《本草》，后来扩衍成几十万字。汉平帝元始五年，选举天下通晓医术和《本草》的人，官府为他们备车，派遣他们乘驿车到京师；当时重视《本草》到了这种程度，为什么反而没有记录它呢？梁代《七录》才开始记载神农《本草》三卷。有人说它起初没有写成文字，而是师徒口耳相传，称作《本草》，我很怀疑这种说法未必正确。如今考察这部书，其中论说药性寒温、药味甘苦的内容差异很多，大概是后人附益的，并非原文。古代人能够谨慎安排起居，减少滋味和欲望，所以患病少；当时的医生又都像神农、黄帝那样神圣，因此所用药物已经超过三百六十五种。后代人不能保养生命，风湿寒暑侵袭肌肤，劳苦没有止境，损伤筋骨；饮食没有节制，伤害肠胃；嗜好欲望没有止境，耗竭精髓，所以患病多；医生又不像和、缓那样高明，不像扁鹊、仓公那样巧妙，因此所用药物达到一千零七十六种，却仍然好像不够。由此我删取原文的三篇来保存古意，又用它来警戒庸医。和、缓已经远去，扁鹊、仓公也不再出生，药物比古代多了三倍，庸医借此谋利；侥幸治中，便扬起手臂露出得意之色；治不中，病人死去，医生却安然如常，这同拿刀杀人相差多少呢？唉！《五显灵应集序》凡是郡县，必有明察的神灵掌管祸福，庇护一方。在我们县，就是五显神。全境百姓早晚都必定向它祈祷，逢年过节也一定恭敬地用牲醴祭祀。神灵的感应多得无法一一记载；不过，应该论述大事而略去小事，为什么呢？本地方圆一百多里，百姓将近数万户，水旱灾害祈祷它便没有凶灾和饥荒，疫病祈祷它便没有夭折，它的庇护已经很多了。它的威势和遗德流布到四境之外，远达淮甸、闽、浙一带，没有人不信奉归向。神灵的感应，还有比这更大的吗？至于有时出现奇异现象，用来震动愚民的耳目，那不过是其中小小的一类罢了。近来太常为它加封“聪明正直”之德，把这些字写入显赫的封号，难道不正是论述大的而略去小的吗？神与人本来是一理：神在一方享受庙祀，就如长吏在一个州县享受俸禄一样。做长吏的，应当廉洁以修身，公正以治理政事，和乐平易以安抚百姓，这才叫循良之吏。若是贪婪，若是偏私，若是刻薄，那么对于大的善行就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偶尔能够判决一桩疑难案件，察知一件隐秘的奸恶，难道就足以称为贤能吗？所以论说神灵的感应，应当详论大的而略说小的；如果不是有见识的人，恐怕会怀疑这近于诬妄，神灵也将认为这是亵渎。有人说：照您这样说，那么神灵的感应岂不是都不必编录了吗？回答说：侍奉神灵，只在于敬畏罢了。不因神灵显应而敬心常存，这是君子；因为有神灵显应才不敢不敬，否则便怠慢神灵的，是愚民。神灵的意旨大概是想借此警戒愚民，收敛他们的凶暴乖戾而生出善心；把这些感应保留下来而不加评论，不也可以吗？《樗叟诗集》序 樗叟是王氏之子，字至卿，按辈分是先大夫的族孙。我年轻时跟随先大夫学习，和他交情深厚。先大夫去世以后，我出仕游宦四方，而至卿在乡里沉浮，带着琴书，靠卖文为生。我每次回乡和他相见，只谈旧事、评论文章，不厌烦尘俗世事，一点也不挂在口边。即使相隔千里，书信问候寒暖，也没有一年中断过。等到我从中都罢官归来，至卿已经去世了。他的儿子天隲搜集至卿的诗文，编成若干卷，嘱托我作序。至卿年轻时也曾有意在当世驰骋，他写文章提笔滔滔不绝。然而他性情简朴直率，胸中没有机心，喜爱《庄周》一书，喜爱李白的歌诗，又很放纵自己饮酒。多次参加有司考试而不得志，晚年自号樗叟，于是放弃举子功名的事业，专心作诗。他作诗虽然似乎并不十分经意，但遣词精确，用韵妥帖，别人终究不能超过他；而且诗才越来越丰富，前后没有一句一联彼此重复。诗的大概就是这样，已经足以流传了。至卿起初只有少量田园，不计较有无，久而贫困，只剩数亩桑柘、数椽茅屋，却能安然处之。不仅他的诗可以流传，他这个人本来也值得敬重。因此一并写在篇首，交给天隲收藏。

译《松窗丑镜》序 三山人郑中卿来婺源任县令，我居住在郊外闭门不出，和他见面的次数不多。偶尔见面，便共同谈论古人成败得失，商讨天下事情的利害，好像指点手掌一样清楚。谈话余绪涉及文章时，他的话连绵不绝，使人侧耳倾听而忘记疲倦。我因此知道他积蓄深厚、思绪源源不断，已经很久了。中卿开始拿出平日所写的文章给我看，其中分为《六一》《梅隐》《哦松》《南游》《北辕》《经论》《诗余》七类，总名为《松窗丑镜》。他又说：“庐陵曾防度曾经为它作序，请您再补一篇。”我看曾防度的序已经写得很详细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然而又不可以没有说几句。先秦古书暂且不论，西汉以来以文章闻名于世的人，从贾谊开始。他的《治安策》一疏、《过秦论》一论、《鵩鸟赋》一赋，笔力顿挫有致，卓异奇诡，是天下的杰作。贾谊以后，文章分成三支：晁错的文章出于杂学，主父偃、徐乐、严安近似于他，但博大广泛不及；董仲舒的文章出于经术，公孙宏、刘向近似于他，但纯正不及；枚乘、司马相如的文章出于楚辞，王褒、扬雄近似于他们，但精妙华丽不及。这三类好比淄水、渑水汇流而滋味不同，不是易牙那样的美食家就不能辨别。自汉代以后，以文章著名的人虽然后继不断，但古人的秀杰之气、浑厚之质、萧散之趣却衰落了。到了唐代，诗歌有李白、杜甫，文章有韩愈、柳宗元，这以后唐文才可以和汉文并驾齐驱。到了本朝，宋文有欧阳修、苏轼，古体和近体诗有黄庭坚，四六文有王安石，长短句有晏几道、贺铸、秦观、晁补之，于是宋文的成就掩盖了汉唐文章的光彩。从汉代到现在，上下两千年间，卓然著名于世的还不到三十人，唉，实在太难了！如今前辈相继凋零，文坛上还没有听说有能与古人并肩的人。我得到《丑镜》读它，觉得其中议论胜在立意，诗胜在格调，词胜在韵味。中卿虽然感慨自己以文章著名于世，并以此自许，这实在没有什么可过分谦让的；可是他却自己认为丑陋，不认为美好，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不足便夸耀，有余便贬抑的缘故吗？即使如此，这只是一个说法；我还有另一种说法。我看韩愈、柳宗元的《元和圣德诗》与《平淮夷雅》，《十琴操》与《铙鼓歌》，《送文畅》与《高闲》，《送浩初序》，不知道它们究竟谁优谁劣。至于《罗池庙碑》《郓州溪堂诗》，气势奔放，超绝尘俗，柳子厚不只是交臂而失之，简直远远不及。所以苏轼收敛波澜而达到简练严整，王安石去掉雕琢规削而达到闲雅，黄庭坚停止追逐雕琢而达到高古，都是他晚年笔力的表现。文章产生于才华，以学问来涵养才华，以气势来驾驭才华。中卿才华高、学问博，志气又没有受挫。他今天的文章，可以和古人抗衡；将来的文章，又会超过今天。等到他名闻天下，还有谁能抵挡呢？《送曹成之》序 谈论地理吉凶，像三国魏的管辂、晋的郭璞、唐代的【人名疑误】师，世上不常见。我本来不懂这一行，也不很相信。后来我接连遭遇忧患，三个孩子早夭，老妇也去世了，有人或许把这些归咎于祖坟不吉，我才开始对此感到疑惑。自楚东罢官归来，我谋划安葬亡妻，担心术士不可信，便搜集各家地理书，考察它们的源流和内容。像《入式歌》《八分歌》《指意》，有的还可以取用，但言辞已经不雅驯。其次如《铜函记》《金华经》《宗庙秘诀》等书，未免拘泥于一偏，不能全部采用。再次有所谓《行程记》《龙子经》等，粗鄙浅陋，士大夫已经不值得再谈论了。古书中只有《狐首经》和郭璞《葬书》还保存着，谈地理的人应当把它们奉为祖本。然而庸俗的术士往往不读，即使读了，句读已经错误，字音又有讹误，至于其中的意义则茫然不懂。他们拿来求取利益的说法，如贪狼、巨门星有吉凶，紫褥、红旗之气有吉凶，青囊、飞星、壶中放水之类，全都是变换名称，务求故意隐晦，使人无法明白；其大体不过是变卦、生成、绝灭以及五行盛衰罢了。他们专门致力于欺骗迷惑世俗之人，肆意钻营牟利，使人陷入祸患的情况很多。我看出其中的荒诞，凡是登门来见我的人，大多拒绝而不接受。同郡的曹成之却不是这样，他把《狐首经》、郭璞《葬书》《寻龙七星歌》反复诵读，熟练流利；他谈论地理吉凶都有根据，不是凭空臆说、用来欺骗人的，在地理术士中是铮铮有声的人物。然而他性情憨直，不肯用委婉的言辞和脸色来求取容纳，所以听他讲话的人都不喜欢。他的术法虽精，反而不如庸俗术士容易卖出去。我认为这不是成之的过错，而是听他说话的人的错误。顺从我的人，说话甘美而采用他的意见，后来一定有祸；违逆我的人，说话苦涩而采用他的意见，后来反而有福。善于选择祸福的人，不因话说得甘美便认为它正确，也不因话说得苦涩便更加憎恶，这才叫有智慧。不能说世上没有明智的人，成之只要坚守自己的术法而不改变就是了。

译《读〈易〉笔记》序 在还没有文字契券的最初，伏羲首先画出八卦，文字由此产生。因此《易》之所以有书，是因为先有卦画。卦画由数开始，数用于占筮，世人虽然至今还没有能够完全学明白，但追溯它的本源，河图由天一、地二开始，又变化为九、六、七、八。天一的卦画是奇数，其数取太阳之九；地二的卦画是偶数，其数取太阴之六。蓍草占筮的运用，推演出少阳之七；七卦的重叠确定为少阴之八。这些都是学习《易》的人所共同知道的。由数产生卦画，卦画是卦象寄托的地方，卦象是义理寄托的地方。舍弃卦象，义理就无法显现；舍弃卦画，卦象就不能明白。所以三画成为八卦，六画成为六十四卦。卦画变化，卦象就不同；卦画不变，卦象就相同。卦象有形体，而义理没有形迹；有形体便显明，没有形迹便隐微。把本来隐微的东西使它显明，是圣人创立卦象的用意；由已经显明的卦象来探求隐微的义理，是学者观象的方法。文王还担心后人不能有所见，所以在卦的彖辞中阐发其大概。周公又依据文王的深意，把卦画的变化写在卦爻辞中。爻辞、彖辞具备以后，对于卦象和义理就可以看见端倪了。即便如此，圣人的经典，有时言辞简约而含义广博，有时语言缜密而义理深邃，读者未必马上能够明白。这并不是文王、周公故意隐瞒而不阐发，而是把端绪开启在言语之中，把深意保存在言语之外，希望学习的人深入思考而自行领悟。这样，卦象所蕴含的内容，义味深长，可以玩味而不会厌倦。孔子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却仍然读《易》读到编联竹简的牛皮绳断了三次，还说：“假如再给我几年时间，那么对于《易》的道理，我就能文理融会、通达自如了。”《十翼》的训释不怕言辞烦多，学习的人难道可以轻易谈论《易》吗？秦朝焚毁古代文字，《易》作为占筮之书幸而保存下来，这是天地鬼神暗中护持它，用来告诫后世的结果。然而自汉代以来，《易》的道理不明，焦延寿、京房、孟喜之流钻入小数术，虽是曲折偏僻的学问，也没有什么值得深责的。郑玄、虞翻之流穿凿附会，卦象既支离破碎，义理也越来越晦暗。王弼承接其后，竟然抛弃卦象而不加论述，后人喜欢他的说法简略而便利，所以汉儒的学说全被废弃，只有王弼的注释流传到今天。然而“木上有水”为井卦，“以木顺入火”为鼎卦，“上止下动”为颐卦，“颐中有物”为噬嗑卦；这四卦即使王弼也不能删去其中的卦象。六十四卦本来是同等的，难道只有四卦应当讨论卦象，其余六十卦可以略去不谈吗？王弼说：“捕鱼用的竹器，是为了捕到鱼；捕到鱼后就忘掉竹器；捕兔用的蹄网，是为了捕到兔；捕到兔后就忘掉蹄网。言辞是卦象的竹器，卦象是意旨的蹄网。舍弃竹器和蹄网，就没有办法得到鱼和兔；因此舍弃卦象而求取意旨，王弼也知道这是不可以的，但他又荒谬地说：义理如果在“健”上，为什么一定要以乾作为开始？可以说它属于马类；义理如果在“顺”上，为什么一定要以坤作为开始？可以说它属于牛类。这是还没有得到鱼兔，就先抛弃竹器和蹄网的说法。有人知道卦象不可去掉，既不能完全通晓，又不肯承认自己不知道的地方，于是解释说：《易》有卦象，就如同书有譬喻、诗有比兴；卦象不可去掉，却也不必拘泥，得到它的意旨就够了。这和王弼的说法没有不同，也不能算确论。《易》是三位圣人用尽心力创制的，所立的义理深于《诗》《书》，措辞严谨胜过《春秋》。书中的譬喻、诗中的比兴，只是随着意义所指而定，本来没有固定的规范。《易》的卦象却不是这样：它用奇偶之画摹写天地万物的形状相似之处，把它们寄托在六十四卦中。一卦有六画，卦画具有某种卦象，圣人就把它写入辞中；卦画没有这种卦象，圣人就不会泛泛地从旁边牵引、曲折取义。怎么能拿《诗》《书》的比喻来作例子呢？前辈中曾有人怀疑这种说法不对，所以在卦象和数理方面考求得更加详细。然而他们只是拾取先儒的旧说，咀嚼糟粕残余，反而失去了甘美的滋味，所阐明的内容实在没有什么差别。我研读《易》三十年，始终没有找到进入其中的门径。辛亥年，我才摆脱任县令的困厄；第二年从中都归来，寄居在古艾，闭门谢客，重新寻究旧日所学，久而久之似乎有所领悟。譬如往来熟悉于山海之间，虽然还不能亲手探取其中的美玉，但宝气所在，有时也能远望而见。因此我释然一笑说：观察六画的卦象，却不能和爻辞、彖辞相合，这是还没有得到卦象；玩味爻辞、彖辞，却不能和六画的卦象相合，这是还没有得到辞义。卦象和辞义还不能融会贯通，却说已经得到圣人的意旨，其中是真是假还无法确定。以管中窥天、以蠡测海的见识，哪里足以窥测《易》道的高深呢？我以卦画为根本，用辞义来验证它，把两者对照观察、互相考核，若二者如同符契相合，就记录下来；尚未通达的地方就空缺不论。因为圣人的经典本来就不容易明白，实在不能强行解释。可是河南邵氏说：“在卦画以前就有《易》，删诗以后就没有诗。”这不仅把卦象看作可以忘掉，甚至连卦画也看作可以遗弃。他的说法很高明。《易》如果可以没有卦画，却不知道三位圣人把全部心力用在这里、用来传给后世和建立教化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有人说：那么《易》全都在卦画之中吗？我说：《易》就是变化。这种变化从乾坤开始，天地的闭合与开辟，就是一个乾坤；我们身体的运动与静止，也就是一个乾坤。但卦画能够完全表现这些吗？从乾坤之上，不能用卦象来求取；对于贯通变化而无穷尽的，称为“道”；藏有作用而不可测度的，称为“神”；独立而没有对待的，称为“太极”。但卦画能够显示它们吗？即使如此，没有卦画而能够体会《易》的，是伏羲、文王的事；有了卦画以后才能谈论《易》，是学习者的事。不玩味周公、孔子的辞义，却说我要在六爻之外寻求《易》，这类行为就像捕风捉影，而我是绝不敢停止玩味爻辞的。将来因此获罪于传道的贤哲，也未可知；将来因此得到好古君子的赏识，也未可知。

译《懒翁诗》序 评论诗文，应当评论它的工巧或拙劣，不应当评论作者的困厄或显达。显达的人未必都写得工巧，困厄的人未必写得不好。唐人崇尚诗歌，士人凭能作诗取得高科，显达而做官的人接踵而来。然而王昌龄、孟浩然、孟郊、贾岛这些人，处境极其困穷，但他们语言的精妙，有不可掩没之处。文章是天下共同的器物，其品级高下应当由公论决定，不是个人私意所能任意抑扬。富贵利达之人，他们的言语往往被看重；贫贱困顿、隐居不得志的人，他们的言语往往被轻视。这不过是区区世俗之论，有见识的人难道会取法于此吗？我的从兄懒翁，壮年时慨然想凭文章在世上显露自己，把居室题名为“铁砚”。他的学问贯通经史，文章从自己心中构思而出，不肯因袭他人，最终却始终不得志。如今老了，只是不停诵读佛氏的书，他的心意似乎有所领悟，却不能解释出来。他尤其喜爱栽种花卉，想借此观看造物者的巧妙，内心以此为乐而不知厌倦。出门就徜徉在乡里街巷之间，好事之人请他喝酒，他便径直喝醉，闭口不谈世事。回到家中，就在萧然的茅屋下生活，淡泊无求。他一向喜爱诗歌，如今也不再吟咏。亲友们来索取他的作品，他于是搜集旧稿共若干篇，写信嘱托我作序。我把他的诗从头到尾诵读完，看到其中语言精炼而意境婉转，如孤桐制成的琴，如清玉制成的佩，节奏铿锵悦耳。知音听到，自然会侧耳倾听；这不是我的私下评价。孟郊、贾岛处境困穷，诗确实工巧，但言语多带酸寒之气，而且常有怨恨不平。懒翁却不是这样，他的辞气恬淡和平，不激烈，也不忧戚；他的所得在诗歌之外，因此可以称为贤者。懒翁名纲，字德维，姓王氏，晚年自号懒翁。《东都纪年》序 《东都纪年》三十卷，是我叙述九朝历年事迹编成的书。庆元三年八月，我奉诏由太学博士进入秘书省任郎官；第二年兼任实录检讨，不久进入著庭任佐郎；又过了一年任军器少监，而检讨一职仍照旧兼任。于是金匮、石室中收藏的书籍，我都得以看到副本，因而想到汉代荀悦、唐代柳芳、吴兢等人，在当代正史之外，都另外著书，自成一家之言。荀悦有《汉纪》三十卷，柳芳有《唐历》三十卷，吴兢有《唐春秋》三十卷，都能和正史一同流传。我如今援引他们作为先例，参校国史本纪，编成《纪年》一书。对于三朝本纪，文字有所删减；对于两朝、四朝本纪，史事有的有所增补。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熊克《中兴小纪》相比，我不如它们博大；王称《东都事略》的本纪部分，我私下又嫌它过于简略。详略适中，我本来做不到，但私下确有这样的志向。又随着各卷所记附加提要，共为三十卷。提要的名目有两类：一类叫“注”，是有所辨析；一类叫“证”，是从旁叙述相关史事。我又想到神宗皇帝曾经诏令曾巩，把三朝、两朝国史合编为一书，曾巩虽然奉命，但书最终没有完成。我本来愚昧，却想要采集九朝的旧事，把三种体例合成一部书，实在显得不自量力。然而我所叙述的止于本纪，不涉及志、传，因此姑且忘掉自己的狂妄鄙陋，尽力编纂修订。书还没有完成，我便因获罪而离开国家，闲居独处，又进一步考订，如今才脱稿，不敢把它秘藏在私室，谨慎斋戒，选择吉日，进呈于朝廷大庭。因此作序来记述编书的用意如下：上起建隆庚申，下至靖康丁未，共一百六十八年。宋之一祖八宗，创业守成、崇尚文治的宏大长远规模，以及各种政事的松弛与振作，忠臣与奸邪势力的消长，敌国势力的屈服与伸张，大略都可以看见。虽然不足以发扬宋朝历代帝王的德业，使其光辉更加显明，但希望陛下宽免萧斧诛戮之威，赐予一览。若有幸得以流传，希望大概可以无愧于荀悦、柳芳、吴兢诸人；我即使死了也将不朽。谨作此序。《双溪类稿》卷二十五 钦定《四库全书》《双溪类稿》卷二十六，宋代王炎撰，《考古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