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双溪类稾卷二十四宋王炎撰序

译《送江静之序》篆书到了李阳冰，楷书到了颜鲁公，行书、草书到了王右军，古今再也不敢有不同的议论。古代的字法以仓颉、史籀为鼻祖，从科斗文到大篆、小篆、隶书，共有四次变化，其后裔便有真书、行书、草书。凭草书获得声名的，从张伯英开始。世传张伯英学习书法，洗涤笔砚，池水都变黑了，可见技艺精妙并非一日之功。然而他还没有达到极致，王右军一出，便丝毫不再增加了。古人论笔法说：‘像用印章印在泥上，像用锥子画过沙地。’善于书写的人以此为笔端有骨、字内藏锋，而观看者却看不出，这正是他自得的妙处，所以独立无双。最后到了唐代，张长史以及鲁公、僧怀素、徐会稽一类人，都号称能写草书。一时从事笔墨的人，没有不甘心落在他们后面，然而仍然在王右军之下。唉，事情要做到精妙，竟然如此困难吗？我的同乡江静之，以草书著名，曾经到我寓居的海宁来。静之厌倦游历而归，路过这里，我才第一次认识他。后来过了十三年，我正在云溪之上闭门避俗，静之又来问候慰劳我。问候完毕，于是他对我说：‘我用力学习书法，将近三十年了，管城子已经秃了好几批了。’ 即使不能在怒猊、渴骥那样的笔势之前施展鞭策，也应当可以在春蚓、秋蛇那样的笔势之间游刃有余。然而幸而没有被刖足，也没有得到售用，造物主为什么不肯赦免我一生穷困呢？我将取道新安向东走，沿途拜访平生旧友；故人中了解我的，难道不能没有一句话为我赠行吗？’我说：‘我凭什么赠送给你呢？虽然如此，我不能工于书法，却能够谈论书法的意义。世人说书法的弊病：笔锋枯涩的容易刚健而瘦硬，往往过多显露骨力；笔锋沉重的容易圆润而肥厚，往往过多堆积肉感。痛快则没有尺度，不痛快则不遒劲。侧锋运笔来求取妍美，容易左边工整而右边不相称，但还不算严重的弊病。最忌讳的只是流俗。人俗就鄙陋，文章俗就粗鄙，字写得俗也就没有什么可看的了。’静之壮年时咀嚼诗书，在科举场屋之间纵马驰骋，睥睨一切，自负才华；不得志时也不肯轻视自己，于是弃置其他途径，低头专心于书法，想以奇异之处显露自己。所以他的笔势飘逸飞动，横斜、上下、曲直都自得其余力，在规矩绳墨之内纵横盘桓，正要拍着徐会稽的肩、挽着张长史的衣袖，求得与王右军相互周旋。他看待世间俗陋的书法熏染，仍然不与之相同。静之此行，遇到胸中能够分辨黑白的人，一定能够识得他的书法。玉藏在山中，白虹照耀夜空；宝剑埋在狱中，紫气直冲云霄。如果胸怀奇才、抱有异能，从来没有最终完全埋没而不显露的。太学中的经书，岱宗封禅的铭文，浯溪磨崖的颂文，虽然不使用草书，草书难道终究不会有用于世的时候吗？《送齐彦邦序》根据五行的休旺、五纬星的隐伏逆行和进退，来判断人的得失、寿夭、穷通；又用卜筮来占测事情的吉凶。这两种术数是很难精通的，而我的同乡齐彦邦，实际上兼通二者。他胸中所得到的学问，根源极深，向他叩问便滔滔不绝，如江水流经峡谷，如黄河在龙门、底柱的险要处分流，悬流奔腾向东。他拍掌议论，旋转而迅疾，如把弹丸掷下山坡，如明珠在盘中滚动，如猛禽在千仞高空翱翔而又被疾风逼迫。他越是接受检验，越是应验；越是应验，越显得奇异。又如有技巧而有力气的人，拉开数石重的弓，把箭射向百步之外，箭羽一直射入靶心。戊子年夏天，我才在城东认识他。彦邦对我说：‘我仔细考察术数，执事今年秋天一定会在乡试名册上题名，明年春天一定会考中太常第，这是毫无疑问的。’我笑着说：‘你的话说过头了，希望不要拿我开玩笑。不然，难道你会轻易许下这种话来求取容纳吗？’彦邦不平地说：‘借助术数来献媚求进，是我所羞耻的，你为什么这样轻视我？我根据术数来作自我推荐，即使这种情形不被相信，又有什么妨害？’我于是因为说错话向他道歉，心里其实并不相信这件事。后来果然都像他说的那样。庚寅年春天，他来经过我的破屋，与我谈笑叙旧，却不以先前已经应验的话自我夸耀。我从这时才了解他的内心。起初他自负术数而以此自我介绍，如今却不自夸；如果只知道齐彦邦精通术数，却不知道他的为人，那就是对彦邦了解得很浅了。彦邦不幸才智明敏，又不喜欢苟且迎合，听到他言论的人大多不高兴。因此我详细谈论他的术数和为人，为他的出行饯行。如果有人询问，希望不要因为他的话不甜美动听而责怪他，这或许可以使他尽情表达胸中的想法。《鳙溪老人集序》文章与品行相符合，也有与品行相异的。只读《酒德颂》，便可以知道刘伯伦的旷达；读《陈情表》，便可以知道李令伯的纯孝。这是文章与品行相符合的。陶靖节的冲淡，宋广平的刚毅，而《闲情赋》《梅花赋》的文辞却绮丽婉转；如果不是这两位君子所说的话，那么就是文章与品行相异的。我的外祖父鳙溪老人汪公，厌倦了在学校中的游学生活，退居以后便在山丘沟壑之间自由放达，大概是收敛光芒而不炫耀吧。只是他幽深的情怀和清雅的兴致，时常在诗文中自然显现，尤其喜欢作小词，描摹物态，绘染风光，心中有所寄寓，笔下便飘逸飞动，立即写成。他高妙的地方，与张子野、晏叔原、秦少游各自并驾齐驱，不知究竟谁先谁后。考察他的笔墨、推想他的为人，料想他一定以风流自许；然而公一生平素的操守，与他的文章极不相似。他待人接物，胸襟明白坦荡，不设城府；别人百般欺骗他，他毫不怀疑；百般忤逆他，他也不恼怒。他平日自我处置，淡薄嗜欲，不喜欢饮酒，不计算财物的有无，终身不曾乘坐一次肩舆，说：‘我是平民，不敢让人代替牲畜来供我乘坐。’年过九十，步履仍然轻快强健；面对短檠阅读蝇头小字，即使年轻人也有赶不上的地方。他显现出素朴而怀抱璞玉的品性，深厚地自我颐养，难道几乎就是古人所说的有道之士吗？公去世七年后，我从沔鄂一带出仕游历归来，才看见舅父收拾遗留的文稿；文稿编成后，我担心读公文章的人会认为他不过止于词藻清丽，所以在文集开头作序，大略表现公的隐德深行。

译《送黄梦符序》我充任长沙郡文学，与我同舍聚居的有千人，而七闽人黄梦符也在其中。不久他便辞去，问他要往哪里去，他将渡过湘水，经过洞庭，下到鄂渚，这些都是屈原、贾谊曾经经过的地方，足以使当地人感慨而增添感触。贾谊由博士任王太傅，并不能算不得志。然而他渡过湘水凭吊屈原，文辞语气忧愤、无聊而不平；等到作《鹏鸟赋》，便把生死看得同等，把去留看得轻微。太史公读他的文章，为之爽然若失。然而只要心中有意于穷究道理，便已经把自己与道理分成两件事；用心于排遣情感，便已经被情感所滞碍。唉！一种穷困确实难以忍受啊！梦符过去代理武冈教职，正要展翅高飞，却又跌落而不能上升。疲倦地游历千里，怎么能不有所感慨？但我听说柳子厚年轻时意气锐盛，在台省之间高飞，却因为依附错了人，最终被排挤到外地而死。韩退之应试便被黜退，入朝任职便遭斥逐，困顿半生，晚年才任京兆尹，位列从臣。人生的得意与失意、荣耀与憔悴，不过是悲喜彼此相乘相除罢了。锐意进取便很快退落，先受压抑后来才伸展。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因此不会急切忧愁。梦符要出发了，遇到晴朗的阳光和美好的景色，阴雨悲风之时，便举酒吟诗，旅途中的情怀郁郁不快，无法自我排遣。请试着补充诵读我所说的话，应当会对我悠然一笑吧。《送滕彦真序》二广盐法刚刚发生变化，桐庐詹侯以从臣身份在桂林开府。天子已经下达明诏，告诫官吏不得妄加议论来阻挠新法，又发放大司农府中积存的钱财来补助其用度。故人滕彦真奉辟书前往跟随他。我家住歙县，歙县和睦州之间击柝声可以相互听见。詹侯在先达之中当时很有声望，我遗憾没有拜见并向他学习。等我来到湘中，听洺水李公说：‘詹侯是和乐平易的君子，对百姓的肥瘦贫富用心考察。’又听乡先生彪德美说：‘詹侯学术高明，得到了圣贤传授的道理。’以和乐平易的仁心辅以高明的学问，变更政令而使百姓便利；彦真进入幕府，处在宾佐的职位上，便没有什么可非议的了。可是古人又说：‘利益不到百倍，不要变更法令；功效不到十倍，不要改换行业。’恐怕事情还没有完成，弊病却已经滋生。我不知道二广的利弊，但听道路上的人说，官府不卖盐，听任百姓自行贸易，这是广东的利益，在广西却不便利。而且过去官府收取两倍的利润，州县经费一齐办理；如今允许商人贩卖盐，利益便归于私人而官府困乏。滨海之地大半是盐碱地，禁防巡逻不严，私自贩盐的人挑担偷偷通行，利益便归于奸民而商人困窘。何况商人因法令屡次变化而有所顾忌，一会儿前进，一会儿退却，不会喧哗，却也不会奔走遵行我们的法令。私贩在滨海地区活动，离海越来越远，贩卖的人越来越少，若是这样，价格将要飞涨了。可是如果想不让百姓无盐可食，农民又会困苦。既有天子的诏令可以堵住议论者的嘴，又有大司农的钱财可以补助用度的不足；然而法令如果不精密、百姓如果不便利，敷衍一时容易，唯有作长久深远的打算，不把困难遗留给后人，詹侯才可以向皇上复命，彦真才可以不辜负知己。彦真努力吧，开启青云之路的开端，就在这次出行。桂林山川清美秀丽，但岭海之间的风俗气候终究与中原不同，应当替太夫人自我保重，也应当为了远方的事业多加珍重。《送相士张舜举序》蜀人张君学习唐举、许负、袁天纲的术数，他谈论人的贵贱、忧喜，大多能够应验。从前李寿翁侍郎尚未显达时，张君说：‘您将要显贵。’李公不相信他，不到十年便入朝任法从，出任当涂太守，将要告老归乡，已经获准了。张君说：‘您的俸禄还没有到尽头，您大概还会成为一方统帅吧？’李公笑话他所说的话，不到一年便奉诏起任，镇守长沙。李公门下没有食客，唯独供张君住宿，因为他的言语没有虚妄。李公正在朝廷任职时，赵渭师镇守临安，张君说：‘这个人不到十天就会因获罪被斥退。’后来果然如此，众人都认为他的术数奇异。吕伯恭在馆中时，人们都说他将要进入西掖、北门，张君说：‘他不是贵人，他的相法不过是一个副职。’众人又认为他的话荒谬；后来伯恭以参议官任职而死，原来距离通守只有几级，这就是他的话应验了。然而张君替人谈论吉凶，简约而不浮夸，质朴而不谄媚，所以凭借他的术数求取生计，钱袋里却没有余财。我对他说：‘你给别人相面已经很多了，看看自己怎么样？’张君笑着说：‘观察形貌不如考察内心，这是最正确的说法。不根据内心而只根据形貌来相，我的话怎么能完全应验？’ 何况又骨相寒薄、命运浅薄吗？他穷困也是理所当然的。’我虽然知道他的术数，却怜惜他穷困而无法振济他；他将要出行，所以用这些话赠给他，希望或许有好事之人肯来问一问。

译《送韩毅伯序》过去我隐居在黟、歙之间，韩毅伯从行在向西行经过那里，前后两次来，前后两次留下；我们拍掌谈论时事，意料他会弃繻出仕，乘驿车归来，富贵可以立即取得。我非常赞赏他的志向，也羡慕他的强健果决。后来过了十七年，我任临湘县令，毅伯游历武昌，溯江而来；相见时捋须一笑，随后又历述分别之后崎岖艰苦的情状。如今白发苍颜，我们相对叹息；我深深悲伤他怀才不遇，也惋惜他的志向没有伸展。留了一个月，将要出发时他说：‘我再也不能回蜀地了，如今将要归老于淮山。’说完这话，他神情悲怆而不快乐。我劝解他说：‘人不是鹿和猪，怎么能聚集而不离散？离别并不值得遗憾。水干涸了，鱼困在陆地上，彼此吐气相互湿润、用唾沫相互滋润，不如在江湖中彼此忘却。这是庄子的话罢了。关山阻隔，彼此忘却也可以。然而毅伯与我一别十七年，才在这里再次相见；再过十七年，便不知道彼此是生是死了。在你出行之际，难道能没有话说吗？凡是万物，壮年与老年不同；壮年适宜出行，老年适宜归返。树木归根，水流返回深谷，龙蛇蛰伏，月亮晦暗，雷声收敛，这些都是万物的规律。毅伯壮年离家，足迹几乎遍及天下，如今老了却仍免不了是平民，这是命运。男子出生时用弓箭射向天地四方，以表示自己有志向。然而穷困和通达有命运存在；得志时，便举用才华而施展在事业上；不得志时，便收敛才华，藏身在狭小的居室中。所以通达时身体舒展，穷困时内心也能通达；这在于自己，又何必忧愁呢？马文渊说：‘大丈夫穷困时应当更加坚定，年老时应当更加壮盛。’穷困时更加坚定，这是对的；文渊所说的壮盛，大概是指虽然年老而豪气不衰，但他的话还没有说尽。士人年轻时，把壮盛用在功名上；年老时，把壮盛用在道义上。文渊或许还不知道这一点。从前林类穿鹿皮衣、系绳带，边拾麦穗边唱歌，他说：‘贫穷是士人的常态，死亡是生命的终结。’这是能够自我宽解的人；但还不如颜斶所说：‘晚些吃饭可以当作吃肉，慢慢走路可以当作乘车。’这才是善于处置贫困的人；但又不如原宪。子贡任卫国之相时，乘四匹马拉的车，前后有许多车骑，排开藜藿进入穷巷去见原宪；原宪整理破旧的衣帽出来见他。子贡说：‘先生难道是生病了吗？’原宪说：‘没有财物叫贫穷，学习道理却不能实行叫疾病。像我这样是贫穷，并不是疾病。’子贡听了这话，惭愧地离去，终身后悔。原宪能够安于贫贱，大概是因为听闻了道理。毅伯，你归去吧！淮水岸边土地肥厚，泉水甘美，米价低而鱼肉肥美；虽然不是故国，也足以让你在这里歇肩放下担子了。在简陋的茅屋下或仰或俯，在东皋之上长啸吟咏，转过眼去不看车服显贵，收起追求功名的心，以求得原宪那样的快乐。把富贵看作浮云，它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呢？玉在石中，珍珠在泥土里，而它们的光彩显现在山川之间，余润还施及草木。士人之所以能够不朽，与富贵并没有关系。显达的人有的生前光耀，死后却寂寥；穷困的人有的当时枯槁，百世之后却芳香流传。把两者相比，谁得到的更多？毅伯不妨回去好好思量这件事。《东山集句诗序》《风》《雅》的时代已经久远了。自从柏梁台联句唱和以来，诗体不止一种。最后才有集句诗。从前荆国王文公喜欢作集句诗，有《胡笳十八拍》，最为高妙。有人说苏东坡吝惜王公的集句诗，索取王公的诗句来吟咏，几乎把王公的砚台磨穿了，只说王公像巧匠雕琢山骨，再也不能安排辞句。我听说文章是天下公器，不是人的口舌所能任意褒贬的。王公有‘积李缟夜，崇桃炫昼’这样的句子，东坡说自楚辞以后没有人能够写出这样的语句；这句话难道会因为不能仓促集句便使王公才尽吗？王公也不应当除了这一句以外再没有别的话。那种说法实在浅陋。东山先生是我们州前辈中的贤者，来任分宁县丞，曾在两株松树、千竿竹子之间吟咏，他的集句诗尤其精工。孙居易把它们搜集编纂，共有二百多篇。先生离去以后，我来此寓居，居易拿出来给我看；我诵读完整部诗集，看到他就眼前事物写诗，曲折周详而亲切自然，仿佛从肺腑中流出，构思织造不带牵强附会的姿态；如果东坡看到这些诗，一定会击节赞叹、佩服不已。可是先生不只是胸中富有诗才，他的学问贯通经史，根源深远悠长，并不像后世那些只在举子功名之外缀辑文字的人，敲问起来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他任官执政，通晓世务；那些只会诵读纸上陈言、不熟悉吏治之道的书生，不能与他相比。更进一步说，先生年近七十，面色仍有光彩，红润如浓厚的丹砂，视力听力聪明敏锐而不衰，他大概是有道之人，懂得用道养护自己吧？如果只凭集句诗来窥见他的胸襟，也不过是从竹管中看豹子，只见到其中一斑罢了。我二十岁时便跟随先生交游，所以了解他最为详细，于是写在文集卷首。请归还给居易收藏。

译《送刘监序》上饶人刘朋举任临湘酒税官，与我同僚将近两年。靖之地区的防守官员同时空缺，令部使者、直秘阁丁公巡行到临湘，访察县吏贤能与否。我详细说朋举谨慎，熟悉为吏之道，于是发檄文命他代理靖之县事。他将要出发，我不能不说几句话。靖之百姓与蛮猺杂居，议论的人往往说不是我族之人，他们的心必然不同。然而他们想要安静而忧虑骚扰，喜欢和睦而厌恶乖戾，崇尚廉洁而鄙视贪婪，这些情感与我们的百姓相同，并不像虎豹蛟鳄那样不可扰动驯服。汉永和年间，有人议论增加各蛮族的租赋，尚书令虞诩坚持认为不可，说：‘异俗之人贪婪，难以用礼法约束。如今贸然增加租赋，一定会引起怨恨反叛。’意见没有被采纳，蛮人果然争执贡布不符合旧约，于是反叛。我听说如今猺人衰弱困苦，边地防守的吏士并非没有侵夺盘剥他们的；严重的甚至掠夺他们的子女作为奴仆。谚语说：‘禽兽困急时也会翻覆车辆。’这是可以戒备、不可轻视的，应当安抚他们以求安定。前汉开设凉州四郡时，官吏百姓彼此亲近，酒礼方面的禁防，上下都通于百姓，因此当地风调雨顺，谷物价格常低，盗贼少，有和气感应，反而胜过内地郡县。我听说猺人与本县官吏相见，如果用恩信结交，甚至切肉递酒，与他们一起饮食，不摆出隔绝的架子，他们便会欢喜地相互亲近；否则他们就会强悍发怒，最终成为怨仇。因此应当用和睦的态度接待他们。从前孟尝任合浦太守，郡境与交趾相邻；在此以前，守令采珠没有节制，珍珠便流向交趾。孟尝到任不到一年，珍珠就重新回来，百姓把他看作神明。如今黄金、丹砂都是猺人巢穴中出产的。蛮猺人的本性本来贪利，做官的如果一丝一毫也不向他们索取，他们一定敬仰爱慕；如果有所索取，他们就会把我们看作可以轻视的人。所以应当向他们显示威严。这三点，并不是没有验证的空话。富人用财物赠送别人，仁人用言语赠送别人。我不敢说自己是仁人，但因为同僚的情谊，又不敢不说。古今赠行的话很多，大多颂扬而少有劝诫；我对朋举只有规劝而没有颂扬，把这些话说给别人听，别人一定认为我愚直；说给朋举听，他一定认为我是忠诚。《鱼鳞保甲编序》制止盗贼是县令的职责，警戒盗贼是县尉的职责。县令不能制止盗贼，所以警戒盗贼的事务才开始紧迫，而县尉的责任也开始加重。临湘在此以前是盗贼出没的地区，盗贼之所以多，有三个原因：游手好闲的小民迁徙不定，这是第一；逃亡的受刑黥徒出没无常，这是第二；守卫停泊处的人家居住在山林草莽之间，把那里作为盗贼的巢穴，这是第三。乡间往往发生抢劫，没有一个月安宁，官吏士卒疲于奔命。前任县尉、三衢人吕谦，开始登记编制户籍，实行鱼鳞保甲法，选取丁壮编成什伍，准备器械，截断盗贼往来的道路，侦察防范十分严密。一旦有警报，便敲响鼓，各处人众立即云集，盗贼全都被当场擒获，没有一个逃脱。因此临湘没有了盗贼。吕君离任后，保甲法也随之松弛。过了三年，盗贼又在境内出现。巴陵县主簿赵师调任临湘县尉，又恢复并修整保甲法，比吕君当初的规划更加周详。这样一来，游手好闲的小民和逃亡的黥徒，都没有容身之处了。赵君处理事务精明强干，统御下属严肃明断，往来田野之间，对百姓丝毫不侵犯，所以有所施行时百姓乐于响应，争相趋赴；因此盗贼完全绝迹，境内安定。赵君将把这些事情写成奏文上报台府。我说：赵君勤勉履行职守，能够做到这样，县尉的职责就算尽到了。至于教化足以驯服暴乱，政令足以禁止奸邪，那本来有负责这些事务的人，县尉不参与其中。《刬弊撮要序》从前，我未能通过选任，调往天官任职。想到自己没有房屋居住，没有田地供给，难以等待遥远地区的任次，于是来到临湘，却不知道这是自己主动投入罗网。交游中与我关系亲厚的，担心我将有危险；关系疏远的，则笑我愚蠢。我自己也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到任以后，询问应当取用什么财物，发现没有一件事符合三尺法，于是非常后悔而且害怕，立即想带着妻子儿女直接向东归去。当时徽猷阁待制潘丈统帅长沙，我赶忙派一个使者带信，详细说明其中缘故。潘丈回信说：“看见事情的苗头便行动，保全自身离去固然很好；然而一个县令不参与职事，朝廷难道会因此废弃一个县吗？况且舍弃这里到别处去，也还是同样的问题，那将怎么办？只要不做得太过分，百姓自然会知道你的恩德。老夫的见解就是这样，你仔细筹划吧。”我得到信后反复思考，像陶彭泽、元鲁山那样远避仕途，确实是我做不到的，于是留了下来。一开始便同府中属吏订立重要规约，即使一文钱的收支，也一定登记在册，以此表示对百姓没有欺骗。然而每当深思此事，便如背负芒刺，饭不能咽下，睡不能合眼。因病请求告假已经多次了，州里不准，转眼将近三年。危险啊，我把自己置身于这种处境，能够自行脱身，简直像牦牛毛一样微小。恰好有上天的幸运，台府奉行上级的防禁，免除、削减了账册之外没有名目的索取。宪使、直秘阁丁公以挽救时弊、推行正道为心，把巨大的恩惠施加于整个一路。他巡视各部来到县里，屈尊向我询问。我竭尽实情告诉他，他当即慨然想把一个卑微的属官从污秽中拯救出来，使数千户百姓从憔悴困顿中得到滋养。提举赵公宽平仁恕，与他同心施行；太守刘公温厚诚笃，也完全承接并支持此事。没过多久，漕使大监薛公鼎来了，奉使郎中张公也来了。这两位先生都是当时的贤望之士。至于我这个人，凡有所请求，他们无不曲意顺从。数十年积存的弊病，一天之内几乎全部革除，于是收集事情的始末，刻版刊行以传后世。然而公文移牒和案卷重复烦琐，阅读起来很不痛快，于是摘取其中的大意，编缀成一册，简要却没有遗漏，详细却不繁赘。我之所以拳拳不肯放下，大概是因为自己免于罪责而感到欣慰，同时又因为县里百姓由瘦弱变得肥健、由困病转为苏醒，和他们一同欢喜。因此把自己的心意写在这部书的卷首。

译《林待制奏议序》淳熙癸卯年秋天，三山人林公统帅长沙，当时我在泮林任职。林公察觉我不谄媚，又喜欢我略有求学之志，便把自己所作的各部经书解说全部拿出来给我看。其中有些见解我认为不合适，便反复与他论辩；林公虽然不能全都听从，却也不认为我说得不对。除了各经解说以外，他其他的文章我没有见过。绍兴辛亥年，我在任所调任官职，舍人陈英仲当时刚任郎官，偶然前来看我，从容谈起长沙旧日交游，便拿出林公的一编奏议。林公当时已经去世一年了，我们共同感叹他的文章雅正刚健，议论耿直切实。英仲说：“寿皇清燕时阅览林公旧日章疏，所以从豫章召回他，直接授任夏官。圣上的心意所在，大概不只是把他作为侍从之臣来安排。”我得到林公奏议，像获得至宝一样带回去，不知不觉到今天已经五年了。英仲也去世了。我私下想到：难道这些文章最终要埋没而不彰显，消散而无人传承吗？然而英仲已经去世，能够见到这些文章的人仍然很少，我不能把它锁在箱笼里。于是召集工匠，在清江官舍刻印，并在书卷开头写序说：“林公年轻时便有杰出的声誉，而且沉潜于六经，笃志求学，到老也不倦怠，所以表现在文章中，笔力高远，难以企及。他指陈时事，辨明得失，言辞切实而不浮泛，正直而不诡诈。大体说来，他通达的见识、刚劲正直的气概和真挚诚恳的心意，可以同汉代贾太傅谊、刘中垒向、唐代陆宣公贽相提并论。林公从前统帅防门时，施行于支郡，有一个豪强百姓谭汝翼，他的势力可以挟制守臣，动摇台府，根基盘结、蔓延炽盛，久而久之将成为祸乱。林公想铲除他，谭汝翼便同官兵交战，战败后逃入中都，向登闻院申诉。林公慨然拒绝天子的命令，消灭他的党羽，施行恩惠于百姓，人们因此感戴林公，并为他立祠祭祀。记事的人说林公防守山陵如同用一只手臂，举鼎如同只用半边肩膀，那么他的仁厚勇敢的实际表现，也可以由此略见一斑。然而这只是他小试身手的功效罢了。假使林公正端坐于朝廷，平日无事，也没有什么能胜过他。到了关系重大节操的关头，他应当像砥柱一样屹立不动，召唤他不来，挥斥他不去，这是不容置疑的。文章又只是他的余绪。从前汉代风俗苦于柔弱软美，却把汲长孺看作鲁莽，把朱游看作狂妄；晋代风俗败坏于放纵荒诞，却把卞望之看作鄙陋；唐代风俗弊病在朋党，却把韩退之不依附、不离群看作偏狭孤僻。士大夫中卓然自立、不随流俗而衰败的人，实在太难得了！所以我想到林公的贤德而有所感慨，不知不觉把话全都说尽了。” 《送彭云翔序》从前，我寄食于长沙的泮林，当时在那里求学的士人超过一百人。那时彭君图南、字云翔，曾经背着书箱在其中求学。等我离开长沙两年后，在临湘任县令，云翔确实来了。又过了两年，我在清江任郡佐，云翔又来了。他在旅途中奔波劳碌，在羁旅中忧惧不安，每次相见，必定以学问来请教。当今的士人参加科举、谋求官职，应该做的事情，去做它不值得认为是污辱，不去做也不足以自称高尚。云翔将积累学问、修成文章，以应合有司的标准，那么上至通达的官员和贵人、在当世享有声名的人，下至乡党学校中被后辈推重的老儒，都可以接近他们而向他们学习。可是他偏偏有意于我这个不肖之人，这是为什么呢？我不过是科场中的旧人，又埋没在财货尘埃之中，哪里还能够谈论文辞？云翔的打算实在太拙了。秋试的日期将到，他辞别我向西归去。在他出发之际，不能没有几句话。大体说来，求学的人要沉浸涵泳于义理之中，使自己的见识明白、识见端正，志向坚定而气概充足；对于行善，要坚强自立而不回头，这是根本。使言辞华美，幸而合乎一个人的眼光，这只是枝叶。培植维护根本，使根本畅茂、日益繁盛，这样做是对的。若想使枝叶繁茂，却损害根本，枯萎凋零就指日可待了。云翔，回去吧！即使今年秋天随计吏赴京，明年在南宫考试中登第，在北阙传胪唱名，枝叶将无所用，但我们的根本一日也不能废弃培护的功夫。士人随从流俗而衰败的很多，因为欲望蛀蚀心灵，利益侵蚀道义，异端损害正道，这些都是根本的病。云翔，要警戒啊！《清江集后序》士人天生有才，能够凭才获得任用，获得任用后又能够竭尽所蕴藏的才华，这些都由天命决定。贾谊不过是洛阳的一个少年，却在汉廷议论政事，使那些老先生都处在他的下风。如今看《痛哭流涕》一书，整个西京二百年间，文章和议论没有能赶上它的。贾谊的才华太高了，绛侯、灌婴一类人都不能同他相比。东汉末年，士人正奔走追逐功名，而诸葛孔明、庞士元隐居在襄汉之间，不肯轻易把自己交付给别人。司马德操说：‘孔明是卧龙，士元是雏凤。’刘先主任用他们，都让他们担任军师，可见他们的才华足以胜过前人，却没有谁能超过谁。可是贾谊的爵位比不上绛侯、灌婴，庞士元的功业比不上诸葛孔明，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才华丰厚，而寿命短促。贾谊死时只有三十三岁，庞士元也只有三十六岁。既然生来有才，凭才获得任用，获得任用却不能竭尽才华，这究竟是人为的，还是天意呢？假如贾谊没有早死，汉代的制度礼文就不应完全沿袭秦朝的鄙陋；假如庞士元还活着，刘先主兼并占有荆州、益州，就可以向北争夺中原。两位贤才短命，不只是他们自身的不幸。清江人朱元成与我是同年出生的。他为人擅长写文章，喜欢议论政事，但寿命只到四十岁，终于带着自己的志向去世。我来到郡中任职时，元成去世已经二十年了。我从他的儿子朱达那里得到他的一编文章，读起来，笔力驰骋，意旨开合，可以高视同辈。谢艮斋为他作序，其中说：‘元成的智慧足以决断重大的疑难，气概足以担当重大的事务，声势足以驰骋成就大名。’艮斋的推许本来十分严谨，但这样评论元成，并不是浮夸。元成的官爵当时并不显赫，事业也没有在天下彰显，只表现在文章里，就像玉有白虹、珠有五色，即使被瓦砾遮蔽、埋没在泥沙中，终究不能夺去它的光彩。假使上天再给他一些年寿，让他对义理的认识更加精深，经历的世故更加丰富，对天下事务的处理更加成熟，那么他所能达到不朽的成就，难道仅仅如此吗？如今人物凋零，士大夫中刚劲卓异、自立不随的人大概很少，所以我读元成的文章，叹息悲伤，并不只是为一个同年出生的人没有得到禄位而悲伤。

译《尚书小传序》孔夫子删定《尚书》，上起尧、舜，下至周平王，共一百篇。秦朝焚书之后，伏生口头传授的，才二十多篇。汉代孔壁残坏之后，孔安国亲手校定的，只有五十八篇。老翁与女子的齐地方言造成的讹误、简册的脱落，以及科斗文变为秦隶的变化，其中必定有失去原来真实面貌的地方。西汉各位儒者的经学各自成为一家，流传到今天的注解，只有毛氏《诗经》注和孔氏《尚书》注。古人说：‘孔安国解说《尚书》不如毛公解说《诗经》；毛公时常阐发大道理，孔安国只作章句解释罢了。’这话确实如此，但章句是用来训释古义的，也不能轻视。我没有能力懂得《尚书》的大道理，古语说：‘天下没有纯白的狐狸，却有纯白的狐裘，因为它是把许多腋下的白毛拼集起来制成的。’如今我的解说，也不过是搜集编缀前代儒者遗留下来的议论，其中偶有不妥之处，便有时用自己的意思加以阐发。完成全书后，于是为它作序，概括说明大意：“四代的书，尧舜的言语行动记载在《尧典》《舜典》中，大禹治水见于《禹贡》，周武王的功业大略见于《武成》，周公遭逢变故的要点见于《金縢》，其余都是君主的格言和高论，大概是右史所记载的。尧、舜、禹、启、盘庚、高宗、成王、康王、穆王这些君主，以及皋陶、益、傅说、召公、君牙等人臣，他们的作为属于正道。商汤、周武王的征伐同尧、舜有所不同，伊尹、箕子、周公的进退去留也同皋陶、益、傅说不同，这是变化中的正道。所谓正，是道的常经；变化中的正，是道的权宜。常经和权宜都得到说明，圣贤之道也就完备了。” 《金刚经序》世人所诵读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都是鸠摩罗什所译的本子，语言似乎明白，意义有时却不圆满。我偶然得到龙舒人王日休校正的六种译本，其中第一种是罗什所译，接着是后魏三藏菩提流支、陈朝三藏真谛、隋朝三藏笈多、唐朝三藏玄奘、唐代僧人义净所译，这就是六种译本。王日休的注释不足以发明能仁佛的旨意，但他的校正不可废弃。刘元城曾说：‘须菩提对空的理解第一，所以《金刚经》中佛专门为他讲说空。’这话不对。须菩提既然已经懂得空，佛又反复详细地讲说不止，岂不是烦琐吗？我听说佛为上根大士讲六度，为中根讲十二因缘，为下根讲四谛。须菩提开头所问说：‘佛以最胜之法摄受众生，以最胜之法付嘱后人，这是最胜、无上的法。’所摄受、所付嘱的，必定指菩萨，是想超越声闻四果的因缘。佛的回答大致从眼耳鼻舌身意接触六尘说起，直到一切有为法等，都说它们乃至佛法也没有真实固定的相，不可执着染取，却也不可断灭除去。既不去断除，也不去染着，才可以保全完整的佛性，这就是般若波罗蜜。六度之中般若最为殊胜，所以佛说这是为发大乘心的人而说，是为具备菩萨根器的人而说。这是为发起最上乘心的人而说，是为具备成佛根器的人而说。然而经中有三种布施：第一是财宝，第二是身体生命，第三是佛法。它们所得的福德多少相差悬殊。世人看见经中有福德的说法，便早晨起来洗脸洗手，诵读纸上的陈旧言辞；作恶的人想借此消除罪过，贪利的人想借此求取福报，于是这部经的本旨就被隐没了。佛说，用财宝和身体生命布施，即使多到像诸世界中的须弥山、恒河沙那么多，布施的业力一旦穷尽，福德也就穷尽了。法布施却不同，是最殊胜的波罗蜜，属于大乘法，可以达到诸菩萨的位次；属于最上乘法，可以达到诸佛的位次。用这种法为人解释，使人听受，使人修行，获得无所住着的真实妙理，这些人都是诸佛菩萨，因此福德无量无数，没有边际。经书的根本意义就是这样，所以在卷首阐发其大意。若逐字逐句解释，不过是苍蝇钻故纸堆罢了，哪里还谈得上真正理解呢？《程允夫集序》我和程君允夫住在同一个县，学习同一种学术。允夫在同辈中声誉显著，而我的仕进与退处错杂不定，所以没有认识他。后来我随着文书调任在外游历，才在庐陵同他相识，看他讲说经史、议论古今，连续不断地令人听不厌，于是开始遗憾相识得太晚。允夫也对我十分倾倒，对我推心置腹，超过了旧日交情。我在清江任满后进入中都担任博士，久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因而询问来乡里的人，才知道允夫已经去世了。又过了四年，我才归来，他的女婿黄君昭远收集允夫所著的诗文，请我作序。我把全书读完，大体上义理胜过辞采，而辞采又附丽于义理；文章经过淘洗锤炼、剪裁括取，全都不是草率写成的。允夫早年列名荐书，晚年才列入仕籍，平素所积蓄的才学没有机会在事业中显现，只能寄托在文章里，所以成就达到这样。这足以凭此不朽，在地下也可以无憾了。从前我的先友竹溪居士张公，平生曾对我说：‘写文章就像善于酿酒：稻米高粱必须合时，酒曲必须调和，水泉必须清香；把它们投入一器，酿熟后除去糟粕，沉浊的在下面，精华的在上面，颜色清澄，气味芬芳，滋味醇厚，这才是美酒。’文章也是这样。读允夫的文章，应当以这个道理来观赏。《双溪类稿》卷二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双溪类稿》卷二十五，宋王炎撰写的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