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意伯刘先生文集·春秋明经卷之十九

译诸侯发动不急迫的劳役，使自己的国家空虚，却还要向别人求取粮食供给，仍然不知道戒惧。《春秋》把这些事情接连记载下来，以表示讥讽。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又以粮食为根本，难道可以不观察时势而轻易耗用民力吗？庄公任意发动修筑郿地的劳役，不考虑国家储备的虚实，直到麦子和禾稼全都没有了，而主持国政的大夫亲自到齐国请求买粮，事情已经很紧急了。可是第二年春天，又新建延厩，这是多么轻视国家根本，竟到了这种地步！《春秋》把这些事连起来记载，于是鲁国君臣没有务农重谷的实际行动，却有损耗财物、伤害百姓的政令，就可以看出来了。我听说古代治理国家的人，一定按时察看百姓所从事的事情：百姓致力于劳作，工程修筑就少；百姓致力于粮食，其他一切事务就会废弛。从未听说在凶年还发动不急迫的劳役。耕种三年，必须积存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就应积存三年的粮食。从未听说在位二十八年却连一年的积蓄都没有。鲁庄公却不是这样，他把高大的宫室、雕饰的墙壁看作没有损害，把节约费用、按时役使民力看作没有益处。所以修筑郿地的工程还没有完成，仓库已经空了；请求买粮的痕迹还未消失，延厩又重新修建。难道治理国家、养育百姓的道理竟可以这样吗？难怪要被君子讥讽了。况且“筑”是创始建造城邑。城邑是用来抵御暴乱的，不合时宜、不合制度，就不敢兴建，何况无缘无故修筑城邑呢？庄公不察看年成的丰歉，却发动修筑郿地的劳役，我不知道他是为了什么。如果说是为了抵御暴乱、保护百姓，那么鲁国本来没有事故；假如没有良好的德政，即使太行、孟门也不能长久保全，何况郿地呢？如果说是为了谋求山林薮泽的利益，那就不是做君主的心思了。不久仓库就完全枯竭，麦子和禾稼全都没有了，却说“大颗粒不存”这样的词。到这时才惶惶不安，手脚无处安放，臧孙辰奔赴齐国请求买粮。凭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却要仰赖别人的禾粮来养活自己的百姓，难道不应该害怕吗？不说“到齐国请求买粮”，而说“向齐国请求买粮”，正显示出情势的紧迫。临急救病、让给平常之事，哪里值得称功？这只是恰好暴露了只图治理名声而不治理实际的罪过罢了。鲁国君臣为什么不因此更加反省呢？却又更加不知道戒惧，去求取别人剩余的粮食，同时新建延厩。延厩，是依法设置的马厩，是养马的地方。凶年饥岁，百姓粮食不够，却新建马厩，照这种心思发展下去，难道不会到了驱赶野兽来吃人的地步吗？所以《春秋》把“新建延厩”记在请求买粮之后，这就是所谓时势困窘却兴办奢侈之举，说明他已经把民力用尽了。这样看来，庄公治理国家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不然，《春秋》记载修筑之事，庄公占了其中四次；记载兴建工程之事九次，庄公占了其中三次。书中记载没有麦苗、没有麦禾，都出现在庄公时代，这是为什么呢？鲁国十二位君主中，修筑台池苑囿的劳役没有比庄公更多的；水灾、旱灾、螟虫、蜮虫，以及多麋、有蜚等灾害，也都集中出现在庄公时代。天人感应的道理，并不是虚妄的。可是庄公始终没有醒悟，最后自身死亡，妻子儿女不能保全，国家几乎灭亡。唉！难道是别人的过错吗？开始实行税亩；蝝虫孳生，发生饥荒；大获丰年。

译使百姓困苦而导致灾害，是常理；违背正道却得到福祉，是常理的反常。天人感应的道理，是《春秋》特别慎重对待的。因此，蝗虫、蝝虫和饥荒，是国家的灾害。鲁宣公废除助法而实行税亩，是虐待百姓。虐待百姓而上天降下灾害，是适宜的。所以实行税亩的那一年，蝝虫孳生而发生饥荒，这不是常理吗？百谷顺利成熟，是国家的福祉。鲁宣公夺取世代嫡长子的地位而取得国君之位，是违背正道。违背正道却上天降下福祉，就反常了。所以即位十六年而大获丰年，这不是常理的反常吗？在别人那里，以蝗虫、蝝虫和饥荒为反常；在宣公那里，这反而成了常态。在别人那里，以丰年为常态；在宣公那里，这反而成了反常。《春秋》诛罚乱臣、讨伐贼子的法则，真是严厉啊！《商书》说：“吉凶并不差错，都在人自身；上天降下灾祸和祥瑞，都取决于德行。”凶恶的人做坏事而招致谴责，是天道本来如此。若事情反过来，不也是反常吗？所以蝗虫、蝝虫造成的灾害，按法例应当记载；而其他国君都记载丰年之祥，按法例本不应记载，却唯独在桓公、宣公的史册中记下，圣人的旨意真是深远而微妙啊！况且所谓饥荒，就是五谷全都歉收。宣公以不义取得国位，害怕被人讨伐，竭力侍奉齐国，水灾、旱灾、蝗虫、蝝虫相继发生，于是国用不足，税亩的法令便兴起了。“初”是事情开始的意思。“税亩”，是在公田之外，又丈量其余的田亩而征税，这就成了十取其二。以诸侯身份擅自改变先王的法令，以国君身份实行虐待百姓的政令，由此怨恨的声音上达于天，而乖戾之气回应它吗？蝗虫还没有止息，冬天蝝虫又孳生。蝝虫是蝗虫的幼虫。蝗虫和蝝虫在两个季节相继发生，好的谷物哪里还能有遗存呢？所以终于到了饥荒，无法赈济贫困、使百姓恢复生业。《春秋》把“蝝生”和“饥”记在“初税亩”之后，这就是灾害，确实是税亩所招致的报应，而宣公得到它，并不过分。所以说：“使百姓困苦而导致灾害，是常理。”至于“有年”，是说五谷全部成熟。宣公以庶孽之子的身份篡夺正嫡的地位，使恶人逼视二子，使他们无辜死亡，而经过集市时的哭声，悲哀震动鲁国。上面没有王法，下面没有宗庙，王朝不能施行诛戮之刑，邻国也没有听到沐浴请讨的请求，而鲁国又没有石碏那样的臣子，那么只有上天能够诛罚他了。他所感召的乖戾之气，造成两次蝗灾和一次旱灾，一次水灾和两次饥荒，也是适宜的。到了这一年却大获丰年。丰年而称“大”，就是说禾、麻、菽、麦、黍、稷、穜、稑，各种谷物都有，谷穗充实，谷粒坚实，没有一样缺少，这究竟是凭什么造成的呢？《春秋》把“大有年”记在“蝝生、饥”的第二年，这就是福祉，本不是凶恶之人应当拥有的，而宣公却得到它，正好颠倒了常理，所以说：“违背正道却得到福祉，是常理的反常。”那么天道岂不是差错了吗？回答说：“不是。”宣公在位十八年，只有这一年丰收，其他年份的歉收便可以知道了。过了第二年，宣公就死了。获罪于天的是宣公。鲁国百姓不能全部灭绝，周公的后代也不能毁灭。已经实行税亩，又发生饥荒，如果上天不给他们一个丰年，那么周公遗留下来的百姓有什么罪呢？上天并不是为了宣公才降下丰年，难道会差错吗？有人说：“《春秋》的法则是，寻常事情不记载，只有反常事情才记载。”桓公、宣公的丰年，是记载反常；那么桓公、宣公时代的水灾、旱灾、螟虫、蝗虫就成了常态，为什么也要记载呢？回答说：“《春秋》是天子的事业，天人相互关联的道理、因灾害而恐惧并思考祸患的意思、治理恶人和怜悯小民的原则，没有不完备的。”所以观察两位国君反复出现的凶灾，就知道天道并没有差错；使作恶的人知道警戒。观察丰年唯独出现在两位国君身上，就知道恶人不可以容于世，而掌握刑赏权柄的人也可以知道应当以什么为原则。唉，真是达到极点了！所以说：“孔子编成《春秋》，乱臣贼子因此恐惧。” 晋国的郄缺率军讨伐蔡国，戊申日进入蔡国。诸侯在扈地结盟。

译霸主能够凭武力治理两个国家，却不能凭义理讨伐罪人，《春秋》把这些事相继记载下来，霸主的情形自然显现了。诸侯跟随夷狄，本来就是霸主所应当追究的；弑君叛逆的罪恶，又怎么可以舍弃而不讨伐呢？晋灵公时，蔡国跟随楚国参加次厥貉之会，这是罪过。所以郄缺率军攻打蔡国并进入其国，武力已经绰绰有余了。可是齐国发生啇人之乱，诸侯却在扈地会盟并接受他的贿赂，为什么不把治理蔡国的办法用来治理齐国呢？《春秋》在前面记载攻打蔡国、进入蔡国，却不列举诸侯参加扈地会盟，便可知道晋国之所以用武力争取诸侯，不过是求得满足自己的私意，哪里是真懂得义呢？我曾说天下的事情有轻有重，所以霸主治理事务有缓有急。不能用三年时间去细察缌麻、小功之类的服制，叫作不知要务；丢掉肩背的重病，却去治疗一根手指，那就是狼一样的病人。如今啇人弑君，已经向诸侯报告，已经过了一周年。霸主没有发出讨伐的命令，大夫也没有提出沐浴请讨，为什么拖延了这么久？必定有原因。一天早晨，晋君授予斧钺、韅靷、鞅靽等军用品，军队从绛都出发，料想此事是要攻打齐国的。不久，义军的旗帜却没有指向营丘所在的国家，马头反而转向淮西一带，诸侯没有不疑惑的。军队到达蔡国，蔡人尚未归服，于是就在戊申日击鼓进入蔡国都城。蔡国以方圆百里的国家，依仗蛮荆的势力，援助并不容易攻破。如今晋国凭一支孤军进攻，蔡国的城郭失去守备，甲兵失去防卫，使蔡侯低头受罪，在城下接受盟约，难道是因为晋军不强而能这样吗？如果是因为凭这些军队声讨蔡国的罪行，军队正义而士气壮盛，就像举起江河之水浇灭烈火，啇人的鲜血哪里值得污秽斧钺呢？为什么诸侯在扈地会盟，名义上说是讨伐齐国，实际上却是为了取得财货？如果说晋国力量不足，那么八国诸侯的力量，难道只是一个郄缺的军队吗？只是因为他们不把贼当作贼，甘愿同贼为伍。所以扈地会盟还没有完成时，天下仍有所期待，齐国也仍有恐惧。等到扈地会盟完成，天下便绝望了，啇人反而成为齐侯，于是讨伐罪人的军队变成成全乱党的会盟，这就是率领诸侯做夷狄所做的事情，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春秋》在讨伐蔡国时记载率军，记载攻伐，记载进入，就可知道晋军力量有余；在扈地会盟时略去诸侯而不列名，就可看出义理不足；这样一来，后来讨贼的功劳，不能遮盖纵容贼人的罪过了。唉！中原用来制服夷狄所依仗的，不过是礼义罢了。若有贼而不讨，礼义就灭亡了，即使得到一百个蔡国，又有什么益处呢？后来这种做法逐渐习以为常，到了陈国夏氏之乱时，晋国才把同狄人会盟作为要务；楚庄王于是举行辰陵会盟，晋国最终无法保持霸主地位，这种局面并不是一天造成的。如今考察进入蔡国的战役，并不足以使蔡国脱离楚国；而扈地会盟，反而足以使鲁国跟随齐国，这就是晋国见利忘义的后果。假使晋灵公能够把讨伐蔡国的军队调去讨伐齐国，冀缺能够把不可懈怠的心意推行到扈地会盟之际，用来向诸侯尽忠，那么晋国世代称霸，比文公、襄公时还要光耀，哪里会有邲地战败呢？唉！考察仲子宫，开始进献六羽之舞。从宋国取得郈地的大鼎，戊申日把它放入太庙。把合乎礼制的乐舞用在别宫，却把不合礼制的陈设放在祖庙。圣人根据事实记载这些事情，是为了哀伤鲁国的衰败。礼乐是国家的根本，一天也不可以紊乱。隐公为祭祀仲子而建立宫室，乐舞的数目用六，使用六虽然合乎诸侯的规格，但在妾母的宫室中进献乐舞，地方却不对。桓公助长乱臣之势而使宋督得以立足，又取得郈大鼎的贿赂，为了接受贿赂而扶立贼人，并把它放入先君的宗庙，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君子侍奉亲人，即使在仓促匆忙之际也必定遵守礼制。这样看来，鲁人对待周公，竟然还不如对待仲子。唉，悖乱啊！妾媵不可以成为夫人，从未听说过违反礼制建立宫室来祭祀她。宗庙是礼法所在的地方，也从未听说过把昭示违礼乱法的贿赂陈列在那里。鲁国在《春秋》时代号称秉持礼制，竟然这样吗？这是圣人所感到恐惧的，也是《春秋》所以特别谨慎记载的。仲子是惠公的妾。惠公的元妃孟子已经入庙，那么仲子就没有祭享的处所了。如果因为庶子做了国君，便为他的母亲修筑宫室，让公子主持祭祀，按照典籍所说，仲子既然不是隐公的母亲，怎么可以为她建立宫室呢？至于乐舞的数目，在别宫不敢同群庙相同，而降格使用六羽，按照当时人的看法，大概以为是合乎礼制的。按照王制来说，诸侯使用六羽之舞，这种规格怎么能取用于仲子宫呢？如今在妾母面前进献六羽之舞，而众位公侯的宗庙仍照旧使用八羽，这难道能算礼制吗？《春秋》因仲子宫初成而举行祭祀，记载说“考察仲子之宫”，已经正名指出它是不合礼制的了。进献羽舞而记作“初”，是为了表明此前从未有过六佾之舞，也就是借这件事说明使用八佾本来属于僭越。至于太庙，是周公的庙，难道说周公竟会享用不合礼制的祭祀吗？即使真有鬼神，把不义之物陈列在周公面前，周公将无所凭依。还有比这更大的不孝吗？桓公已经篡夺兄长而即位，又把自己的罪恶推及他人，于是同齐、郑一类人共同成全宋督之乱，取得他的贿赂器物，放置在周公的庙里，这是使周公死去。不仅亵渎祖宗的神灵，又以此教导百官，使他们习惯于夷狄禽兽的行为；乱臣贼子得志而无所顾忌，竟到了这种地步！《春秋》记载“从宋国取得郈地的大鼎”，“取”是说得到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又记载“放入太庙”，“纳”是说对方不接受却强行送进去，并且在戊申日记载，以表示特别谨慎。六羽，是本应使用的乐舞，却用在仲子宫；郈鼎，是违礼乱法的器物，却放在周公的庙里。四方之人将要到鲁国观看礼制，而鲁国的礼制竟是这样，正是《春秋》所感到恐惧的。因循发展到僖公时，便有在太庙举行禘祭、把夫人迎入太庙的举动；到了文公时，又有在太庙举行大事、把僖公神位升居其上的事情。仲子还只是另立宫室，而成风却直接被迎入太庙；仲子还只是降格使用六羽，而成风却直接使用天子的大禘礼乐。礼乐紊乱，已经无法言说；乱伦逆理的事情，又纷纷陈列在周公面前。周公何其不幸，竟到了这种地步？周家的礼制，是周公制定的，而周公的子孙竟如此，其他国家还希望什么呢？唉，这大概就是《春秋》借鲁国史书来写成的原因吧。鲁公与齐侯会见，讨伐莱国。鲁公从讨伐莱国回来。发生严重旱灾。

译国君以不义之举劳役百姓，是可以导致危亡的；所以天以灾害回应，也是应当畏惧的。乖戾之气能够招致异常灾害，实在厉害啊！鲁宣公靠篡夺取得国位，所以屈己奉事齐国；如今又劳役百姓，与齐国会合去讨伐莱国，上天怎么会认可这样的行为呢？鲁公既已告祭说回国，国内却发生严重旱灾，难道不是叹息怨恨之气上感于天而造成的吗？《春秋》先记载讨伐、归来，以彰明宣公的罪过；接着记载严重旱灾，以表明天道的回应，不可欺罔。我曾说，善恶的事情在下方发生，灾祥的回应在上天显现，这是天人相互关联的至理。因此，僖公把务农重谷作为要务，即使三季不下雨也不足以伤害他；庄公把高大宫室、雕饰墙壁作为要务，一个季节不下雨就足以使他忧虑。上天对待人，各按同类作出回应，怎么可以忽视呢？如今宣公取得国位，已经获罪于天；何况即位以来，频繁发动兵役，滥用外交，空虚国内而经营外事，又不体恤百姓，那么上天降下灾害就适宜了。齐国行事不合道义，阴险地想开拓疆界，所以发动讨伐莱国的举动。它之所以召集鲁国出兵，是倚仗自己有援立宣公的私恩。宣公自从在平州会见齐国以后，受齐国奴役，已经不是一天了。如今又发动鲁国的民众替齐国服役，去攻打无罪的莱国，对外同远方的人结下仇怨，对内向百姓招致怨恨，这种行为难道不危险吗？幸而得以回来，反而举行饮至之礼，到先君庙中报告，真是把恶行当作依靠到了极点！军队行动之后，必定有凶年，大概是因为愁叹的声音、怨愤的气息上达于天，而乖戾之气为之回应吧？所以讨伐莱国的军队刚回来，旱灾就已经发生；旱灾而记作“大”，必定到了山川干涸、无法止息的程度，并不是真像僖公、文公时代那样只是“不雨”罢了。《春秋》记载大旱，是因为没有举行雩祭吗？这说明没有忧国恤民之心；举行了雩祭却仍不下雨吗？这说明已经被上天舍弃。宣公造作恶行而不悔改，使毒害流布于他的国家竟到了这种地步！圣人把这些事情接连记载下来，是为了哀怜鲁国的百姓。虽然如此，宣公虐待百姓，也不只是这一件事：讨伐莒国、夺取向地、讨伐邾国、夺取绎地、改变助法而实行税亩，并不止一件。上天显示变异，也不只是这一件：经书记载蝗虫灾害有三次，饥荒有两次，至于大水、蝝虫滋生，也不止一种。既然《春秋》完备地把这些记载在经文中，那么做君主却不仁不义的人，也可以受到警戒了。所以说：天灾流行，一定不会降临在有道的国家，难道不可信吗？郑国讨伐许国。郑伯讨伐许国。诸侯欺凌虐待小国，有时《春秋》先把他们贬为夷狄，后来又按爵位称呼，都是为了彰明他们的罪恶。《春秋》的法则，有的要加以贬斥以后才能显出罪过，有的只直书事实，罪过自然显现。只有明白措辞和连类记事的用意，才能理解它。郑国人因为许国弱小，每每肆意暴虐地攻打它，这些行为都已经有罪。所以成公三年，我国记作“郑伐许”，因为一年之内两次动用兵戈，作恶已经太过分了，所以称国而把郑贬为夷狄，这就是用加重贬斥来显示罪过。到了第二年，襄公去世而悼公即位。丧期还未满一年便再次讨伐许国，其恶行并不是不严重；但经文直称郑伯而不加贬斥，这就是直书事实而罪过自然显现。经文称其爵位，又显示他脱去丧服而从事战争，具有忘亲之罪。由此看来，《春秋》的法则就可以知道了。唉，王室恩泽枯竭，霸主功业浅薄，小国受大国逼迫，《春秋》对此深感悲伤。许国是太岳的后裔所建立的国家，紧邻郑国。郑庄公倚仗自己的诈术和武力，假托鬼神之说，进入许国并分割其土地。他之所以没有彻底灭掉许国的宗庙，是因为东迁初期还把灭国看得很严重，所以不敢蒙受首恶之名。然而他放逐许国国君，把许叔安置在东部，把公孙获安置在西部，控制他们的生死命运。虽然保留了许国存在的名义，但同灭国又有什么区别呢？后来许叔趁乱偷偷进入许国，不久齐国霸业兴起，所以得以保存遗留的祭祀，等待将来复兴。郑国人大概早已把许国当作俘获的属邑，只是畏惧大国，还不能实现自己的意图罢了。按义理说，许国是先王所封的国家，郑国怎么能虐待它呢？如今郑襄公既背弃中原而侍奉楚国，又借助强大夷狄的势力，放纵虎狼般的心肠，一年之内两次对许国用兵。他不想想自己被晋、楚欺凌，也只是因为国小而弱的缘故，难道不应反省自己，却把这种事情施加给小小的许国吗？这同夷狄的行为没有区别。《春秋》把他称作“狄”，正是为了诛责他不仁的心。襄公死后，悼公本应改恶从善，以此自新。为什么父亲刚刚下葬，就采用吉礼从事战争，把毒害施加给许国？许国与郑国并没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何至于这样急切地讨伐它呢？忘记服丧是不合礼的，欺凌弱小是不仁的，触怒大国是不智的；最后还在楚国朝廷互相争辩，作为中原国家的国君，却听命于夷狄的大夫。这样看来，郑伯自己讨伐许国，也实在太过分了。《春秋》对于襄公讨伐许国，虽然记在“公子去疾率军伐许”之后，但严重的罪恶尚未显现，所以一定要加以贬斥后才能显现。至于悼公讨伐许国，前面已经记载了郑襄公的葬礼，接着又记作郑伯讨伐许国，那么他的罪过已经很清楚，不必再加贬斥了。所以说，只有明白措辞和连类记事的意义，才能理解它。大体说来，《春秋》的法则，一旦已经贬斥，后来多半就依照同样的写法。因此晋国讨伐鲜虞，既然在昭公十二年已经贬为夷狄，到十五年荀吴讨伐鲜虞时，便直书其事，这同郑伐许、郑伯伐许的书法相同。虽然如此，许国难道就没有可以议论的地方吗？如果能够修养德行、施行仁政，保全自己的国家，又何必害怕一个郑国？却反而依仗楚国来求得安宁。后来楚国遭遇郢都陷落的灾祸，郑国于是发动灭许之师，而迁徙到叶、夷、白羽、容城，也都没有益处。唉！观察远方的臣属，看他所依附的对象；抛弃中华的礼义，依附夷狄来求安，这样怎么能够守护国家社稷呢？陈侯派袁侨到会盟之处，陈国人包围顿国。陈侯逃回本国。

译两个国家背离夷狄而亲近中原，却不能估量自己的力量而欺凌小国，又不守义理而背叛霸主，这是《春秋》所惋惜的。治理国家要靠礼制，怎么可以不谨慎而轻率行事呢？陈成公背离楚国而跟随晋国，派袁侨到鸡泽会盟听命，可以说知道应当归向哪里。到了陈哀公，却发动包围顿国的军队，挑起楚人的愤怒。等到在鄬地会盟，诸侯正急于援救陈国，他却又做出匹夫的行为，脱身逃走，这一举动实在太不合礼了。所以记作“陈侯派袁侨到会盟之处”，显示他背离楚国而跟随晋国；记作“陈人包围顿国”，显示他无故激怒楚国；记作“陈侯逃回”，则又显示他背离晋国而跟随楚国。五年之间，一来一往，君子大概会取法成公，而深深不满于哀公。因此称“袁侨到会盟之处”为陈侯的使者，是成全他的志向；包围顿国却称“人”，是贬斥；“逃”按义理就称作“逃”，因为逃跑是匹夫的行为。由此看来，褒贬取舍都显现出来了。唉！陈国是有虞氏的后裔，位列三恪，虽然国土靠近楚国，但《春秋》初年，楚国的祸患已经波及蔡、郑，还没有到陈国。齐桓公称霸时，陈国不受四邻侵扰，所以只依靠齐国来求得安宁。齐桓公去世后，陈穆公首先制造了祸乱的根源，在齐国倡导歃血盟誓，于是引盗贼入室，责任在陈国自己。由此取得焦、夷，由此包围宛丘，陈国实在是自取其祸。还好晋文公兴起，在践土会见诸侯，使陈国得以从蛮夷的污秽中自拔。不幸又发生灵公之祸，中原没有霸主，于是陈国终于完全归属于楚国，也实在可悲！如今晋悼公重新振兴文公、襄公的事业，实际上是陈国的大幸。陈侯厌恶楚国的暴虐，突然改变道路，虽然不能亲自到坛场听命会盟，但袁侨出使，也足以显示他归向中原的真实意愿。一个二十多年服从楚国的国家，一旦不待召唤便前来，《春秋》怎么能不认可它走出幽暗山谷、迁上高大乔木呢？楚国见陈国背叛自己而发怒，却不敢公开出兵讨伐，只派人从顿国之间侵扰陈国，这是为什么？是因为贪图侵略的暴行理亏在自己，所以还没有足以加罪于陈国的辞语。替陈国打算，应修明德政，坚定侍奉霸主，和睦四邻，那么小小的顿国又怎么能窥伺到它的空隙呢？陈国不知反省自己，反而放纵兵威去包围顿国；不想想顿国比陈国小，陈国又比楚国小。顿国本来不是我们的敌手，而我们难道是楚国的敌手吗？从前陈穆公时代，曾因为顿国一事而受到楚国得臣的包围。如今又包围顿国，岂不是重蹈覆辙吗？于是使楚国人有了借口对付陈国，陈国从此不得安宁。先是讨伐，接着又包围，陈国即使后悔，也知道已经来不及了。但在当时，晋君正贤明，诸侯听命，先派兵戍守，接着又出兵救援，从未片刻忘记陈国。如今又在鄬地会合诸侯，也只是因为陈国的缘故；如果陈国能够完整守卫国土，使楚军因久攻而疲惫，暗中守信等待晋国救援，仍然可以有所作为。为什么却以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君身份，做出匹夫般的举动，背弃先君成就的德业，抛弃仪仗卫队而逃奔？这就是从高大的乔木下来而进入幽暗山谷。他的父亲砍柴，他的儿子却不能承担和挑负。到了这里，《春秋》不得不责备他了。我曾经论说过，《春秋》时代，陈、蔡、郑都困于楚国；它们遭受祸患的原因，多在于不能估量自己的力量而招来欺侮。因此郑国被讨伐，开始于侵犯蔡国；蔡国被围，则由于灭亡沈国。不想想小国被我们欺凌，也正如我们被楚国欺凌一样，只因不能推己及人，才到了这个地步。所以陈国人包围顿国，唯独受到加重贬斥。包围国家，不是将领地位低、军队人数少就能办到的，而经文却称“人”，其贬斥已经很明显了。虽然如此，晋国与楚国争夺的对象，正是陈国和郑国。自从鄬地会盟以后，陈国最终完全跟随楚国，悼公的意图，大概认为只要对付郑国就够了。晋国人说：“有陈国在，就不是我们的事情；没有陈国之后才可以。”鲁国人说：“陈国不服从楚国，必然灭亡。”讨论到了这里，那么陈国不能自拔，值得怜悯；而不能把陈国从楚国那里救拔出来，也就是霸主的罪过。修筑费地。叔弓率军包围费地。

译大夫役使百姓来扩张私家势力，却没有办法制止陪臣的横暴，正可见上位者施加给下位者的行为，最终会反过来作用于自身。上行下效竟然像声音和回声、影子和形体一样迅速，实在太厉害了。季孙宿过去在鲁国无故役使百姓修筑费邑，不过是想增强自己的私邑、削弱公室，哪里料到后来竟到了意如而南蒯据守费邑叛乱的地步？叔弓率军包围它，仿佛对待敌国一样；这种后果难道还不深刻明显吗？君子说：“你厌恶下位者用来侍奉上位者的事情，不要自己拿来侍奉上位者；你厌恶上位者用来役使下位者的事情，不要自己拿来役使下位者。”观察季孙所做的事，也可以作为不能侍奉君主者的警戒。先王的制度规定，大都城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都城不超过五分之一，小都城不超过九分之一，这是为了显示加强中央、削弱枝末的原则，从而消除祸乱产生的根源。从前季友从僖公那里受封费邑，到这时已经九十年，从未有过边境方面的忧患。如今无故役使百姓修筑它，而且正值农事繁忙的月份，为什么这样急迫呢？这说明季孙宿想要削弱、毁坏公室，唯恐来不及。于是趁叔仲讨好自己而发动修筑城墙的工程；连君主都不顾百姓，又还会顾虑什么呢？一旦百雉高的城墙遍布东方土地，龟蒙一带的形势就仿佛成了两个国家。由此三分公室而季氏占有其一，由此四分公室而季氏占有其二，任凭自己的欲望去做，谁还能制止他呢？可是他没有想到，南氏世代担任费邑宰，也如同季氏世代担任鲁国卿一样。南蒯想要赶走季孙，也如同季孙想要僭越君主一样。叔弓以国卿身份发动鲁国民众，包围进攻费邑，那么昔日修筑的沟池、雉堞反而成了别人守卫的设施，这又是为什么呢？从自己那里产生的事情最终反作用于自己，是不可欺罔的。《春秋》在襄公时记载“修筑费邑”，又在昭公时记载“包围费邑”，这就是所谓措辞连类记事，追溯开端便可以知道结局。所以说：“俸禄离开公室已经五代了，政权落到大夫手中已经四代了，因此三桓的子孙衰微了。”三桓实在分割了公室，而子孙却因此衰微，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下位者欺凌上位者、上位者衰败，即使有命令也无人服从，这就是后果。有人说：《春秋》不把叛乱之人列入正面记载，南蒯凭费邑叛乱，却不正面写明他的罪过，这是为什么？回答说：有人认为《春秋》的法则不记载国内叛乱，只记载包围，叛乱便可知道；这是胡氏的说法，或许还没有说尽。考察《左氏传》，南蒯请求说：“子仲啊，让我赶走季氏，把他的封邑归还给公子，改换他的职位，我将以费邑作为公室的臣属。”那么南蒯所叛的，是季氏，不是公室。季氏是目中无君的人，怎么能把南蒯称作叛公呢？南蒯的行为，《春秋》又怎么能用叛乱来讨伐呢？他是谋划除掉意如的人罢了。否则，公山弗狃凭费邑叛乱而召孔子，孔子为什么又想前往呢？鲁公从晋国回来，晋侯派士匄来聘问，杞伯来朝见，邾子来朝见，修筑郎地的园囿。外部交往和睦，内部却纵情逸乐。考察《春秋》这种按事件并列记载的史书，就可以知道望国衰败的原因了。国家安闲无事，正是修明政刑的时候；却劳役百姓来供自己享用，这难道是做人君的道理吗？成公末年，亲自从晋国朝见回来，晋侯随即派士匄来鲁聘问，大国之间和睦了。随后伯、邾子相继来朝，小国之间也和睦了。四邻和睦，国家无事，正应在这时建立政令、办理事务来更新国家，却役使百姓修筑鹿囿，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君子因此知道成公终究不能振兴鲁国而已。我曾考察成公在位十八年之间，国内的祸患实在太多了。刚即位不久，就在赤棘订盟；后来向东在齐国受辱，在韩之战侥幸获胜，却又向南被楚国羞辱。接连朝见晋国，汶阳的田地最终还是丧失了。子韩穿的话，使他疲于奔走服役；在沙随之会，又受到侨如的谗毁。参加葬礼却被阻止，来聘问却被迫订盟。他心中忧困、反复思虑，也可以说到了极点。为什么偏偏没有发愤、苦心自强的意志呢？幸而晋悼公刚刚即位，纠正了晋厉公的暴政，恢复文公、襄公的旧业，又推行亲爱亲族之心来仁厚地对待鲁国。因此成公到晋国，坐席还没有坐暖，士匄的聘问便接踵来到鲁国朝廷，以霸主的尊贵向鲁国回报礼节，只怕稍有落后。晋国对待鲁国，已经完全不同于往日了。于是杞伯、邾子相继来朝，前后相接。自从吴国攻打郯国那一年、曹伯来朝以后，诸侯十年没有到鲁国朝廷来，这是因为鲁国不受大国重视。如今突然接连前来，难道不是因为晋国重视鲁国的缘故吗？大国来聘问，小国来朝见，成公过去的困窘和屈辱到了这种地步，难道可以稍稍减轻吗？那么就应当身处安定时想到危险，以过去的不足为鉴，谋求将来日日更新，彰明德行、修治政事、安抚保护百姓，这正是时候啊。却不谋划这些，反而沉溺享乐、骄傲懈怠，好像唯恐来不及；正当农事繁忙时，竟役使丘地的百姓修筑园囿。所谓鹿囿，就是养鹿的地方。占有山林沼泽的利益，来供奉耳目的娱乐，却不知道国政已经落入三家手中。即使有台池苑囿，难道还能独自享乐吗？《春秋》把这些事并列记载，义理自然显现了。后来昭公即位，鲁国也还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七年，昭公到楚国；八年，叔弓到晋国；九年，仲孙貜到齐国，大国之间和睦了。可是郎囿却修筑起来了，岂不是又效法成公的过失吗？《诗》说：“且以此享受欢乐，且用来长久消磨时日。”园囿建成不久，周公的鲁国就变成季孙的鲁国了。后来定公也修筑蛇渊之囿；在毁坏三都的那一天，最终竟使圣人离开鲁国。鲁国一度变成接近大道的国家，最终却分崩离析，不能守住。叔孙曾说：“没有园囿还可以，没有百姓要园囿做什么？”可是鲁国历代君主都没有醒悟。可悲啊！蔡侯、郑伯在邓地会见，鲁桓公与戎人在唐地订盟。鲁桓公从唐地回来。

译不修养德行却害怕外患，是可鄙的；自身不正却缔结外交关系，是危险的。天下没有比道理更大的东西，也没有比正义更强的力量，难道会盟有什么值得依靠的吗？蔡、郑两国因为邓地接近楚国边境而害怕，于是在邓地会盟，却不反省自己没有修养德行，不也是可鄙吗？鲁桓公篡夺兄长之位而即位，却前往唐地与戎人会盟，不反思自身不正，不也是危险吗？所以邓地之会，特意记载在经书中；唐地之盟，则谨慎记载鲁桓公回来，圣人的用意已经表现出来了。唉！方叔是元老，能够奋发谋划，我只听说蛮荆来显示威势，还没有听说因私下聚会而害怕他们。大军十乘，走在前面开路，我只听说用来抵御戎狄，还没有听说杀牲歃血来求取他们的约束。何况当时会盟、发布禁令，属于行人掌管的事务，并非各诸侯国可以擅自办理；司盟的法令、太史收藏的盟约，也不是诸侯应当擅自使用的吧？如今蔡、郑在邓地会盟，不过是认为自己的封疆紧邻荆蛮，而那些穿着破旧衣服、驾着柴车的民众实在众多，只有我们这些国家应当联合起来，互相辅助，形成车轮相依的形势。从通常情理看，他们的策略还不能说错。君子却说：只有德行能够使自己强大。假如施行美善的政令，那么商汤凭七十里土地也能无敌于天下，为什么不以此为榜样，来安定自己所处的危险呢？事情相同、德行相当，谁也不能胜过谁，却只把聚会会盟当作能耐，实在浅陋啊！这就是三国的作为。《春秋》直书其事，虽然没有使用明显的贬词，但鄙视它们的意思，自然表现在言外。至于鲁桓公与戎人在唐地会盟，难道不是因为已经以不义取得国位，而东郊又有狼子野心的戎人存在吗？我的君位刚刚确定，正应修好睦邻关系，以买好并延续友好关系，获得安抚百姓的声誉。从常人看来，或许认为不值得责备。君子却说：夷狄尚且有君主，还不如中原没有君主。那些甘愿与恶者同流合污的诸侯，已经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怎知祸患不会正在这里呢？盟誓的话说完，回去举行饮至礼，把事情告知先君的宗庙，桓公这次出行能够平安回来，已经算幸运了！《春秋》先写“及”，用来表明主动权在鲁国；最后写“至”，用来表明他侥幸得以回来，也表明对他的危险处境有所警戒。观察这些诸侯，已经不能自强了；观察这个望国，又更加严重，于是夷夏盛衰的形势就分明了。唉！小小的源头不堵塞，必然造成水势滔天的忧患。踩到初降的霜还不谨慎，就不要奇怪坚冰会到来。后来在齐国会盟，在泓地交战，在厥貉驻军并在辰陵会盟，甚至发展到向周王室询问九鼎归属，楚国的势力越来越强。假使蔡、郑之类能够思考自强的办法，我本来就知道楚国的势力不会发展到这一步。后来楚国侵扰济西，成为鲁国的祸患；阻拦燕国进贡，驱逐曹君；最后发展到击败刘康公的军队。这样一来，戎人的抗拒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了。假使中原没有留下可以乘隙而入的机会，我又知道戎人不会发展到这一步。《诗》说：“枝叶还没有受害，树根的果实却先被拔除了。”忧虑国家的人，难道不应当也把礼义看作最重要的吗？否则，华夏与夷狄还有什么可辨别的呢？郑国人侵入宋国。宋国人、齐国人、卫国人攻打郑国。荆国攻打郑国。齐侯、宋公等在幽地会见，共同订立盟约。

译两个国家背弃友好关系，开启了华夏与夷狄相互争战的局面；外族侵扰华夏，又促成诸侯追随霸主。这就是世道发生变化的原因。夷狄侵凌中原，难道没有原因吗？各国形成霸业，难道也没有缘由吗？所以在庄公时期，郑国人放弃二鄄的友好关系，离间齐国而侵袭宋国，于是诸侯有了攻打郑国的举动。不久荆国也攻打郑国，那么华夏与夷狄的争端，难道不是郑国人侵宋所开启的吗？荆国攻打郑国以后，幽地之盟便出于诸侯共同的愿望，齐国的霸业也形成了。这样看来，招致齐、楚争斗的是郑国；成就齐桓公霸业的却是荆国。把这些事件联系起来观察，难道不确实如此吗？“军中有人说：国家一定先自取败亡，然后别人才会攻伐它。”说的不就是郑国吗？又说：“替深渊把鱼赶来的是水獭，替丛林把鸟雀赶来的是鹞鹰。”说的不就是楚国吗？庄公十年，齐、宋两国实际开始在郎地驻军；这一年，荆国又在莘地打败蔡国，俨然有与中原诸侯并起的形势。过了四年，荆国攻入蔡国，于是有了二鄄之会，诸侯心中大概已经凛然畏惧楚国，想依靠齐国来求得安全了。郑国究竟在做什么？玉帛交往的友好刚刚相同，干戈相争的念头又兴起；趁诸侯正在千郳有事而侵袭宋国，暗中出兵掠夺别国境内，这算什么名义呢？当时宋国正与齐国和睦，攻打宋国，齐国一定会救援它，郑国难道不知道吗？却还侵袭宋国，这叫自作孽，因而引动天下的军队。不久诸侯的军队便到了；郑国用一旅之众发动侵袭，却换来三国攻伐，郑国的谋划太疏失了。它不考虑已经与齐国失和，又在楚国那里受到轻视，终于使荆国的战车和广车之兵敲钟击鼓，公然追究它迟缓报告的罪过，于是荥阳、京、栎之间从此多有祸乱。假使郑国人能够守住二鄄的友好关系，那么唇齿相依的形势正会牢固，楚国怎么能够轻易侵犯它呢？所以说：“两个国家背弃友好关系，开启了华夏与夷狄相互争战。”至于齐国谋求霸业，古来从未能一下子使诸侯全部归服。北杏之会后，宋国人很快背叛；二鄄之役中，郑国又存有二心，多次会见却不敢订盟，说明人心还不能强行统一。等到荆国的祸患临及郑国，天下诸侯都产生了楚国会无休止地侵及自己的忧虑。于是大国如宋、卫，小国如滑、滕，远国如陈、许，望国如鲁，没有不前来的，郑伯也不敢不亲自到来。于是彼此订立盟约，又称为共同结盟，没有一个国家不听从齐国。假如楚国的祸患没有临及郑国，齐桓公的霸业怎么能这么快形成呢？所以说：“外族侵扰华夏，促使诸侯追随霸主。”《春秋》记载说“郑人侵宋”，是在责备郑国。三国攻打郑国，却写作“人”，是说军队地位低、人数少。荆国攻打郑国，便把它当作夷狄来对待。幽地会盟写作“同”，表示大家有共同的愿望。诸侯写爵位，是给予它们正当名分。不写“我公”，是为鲁国失信而避讳。圣人褒贬取舍的用意已经显现了。唉！让列国主持天下政务，难道是《春秋》所希望的吗？只是不得已罢了。这样一来，世道的变化怎么说得尽呢？即使如此，对于齐桓公攻打郑国这件事，我不能没有遗憾。郑突以篡夺取得国位，本来应当讨伐。假使桓公能够向周王请求，依法正其罪，不也更美好吗？可是桓公的志向只在得到郑国而已。攻打郑国是为了惩罚它侵袭宋国，逮捕郑詹却是为了追究它不朝见天下的正义，二者并无关系。评论者说，召陵之役不追问楚国僭越称王，却追问包茅没有进贡，这大概就是霸主苟且行事的通常情形。否则，九次会合诸侯，一次匡正天下，功业已经很盛大了，为什么仲尼门下还以谈论它为羞呢？齐国的仲孙来鲁，齐国的高子来鲁订盟。

译外臣来鲁，望国接受的使命相同，但实际所做的事情不同。《春秋》根据他们的得失来褒贬他们。用正道侍奉君主，是最大的忠。仲孙、高子都是齐国大夫。仲孙来鲁，名义上是慰问鲁国的祸难；高子来鲁，名义上是谋划平定鲁国的祸乱。他们奉命而来，原本都没有关于安定祸难、决定安危的明确言辞。《春秋》略去君臣之间通常使用的词语，不称“使”，是因为二人的事迹没有分别标明。然而仲孙不能劝说齐君赶快讨伐贼臣，而是等待庆父自行灭亡；高子到来后却平定鲁难、安定僖公，使鲁国依靠他而得到安宁。仲孙不能以义匡正君主，高子却能权衡形势而合乎宜。所以上对仲孙只直书“来”，不说明缘故；对高子则加以褒美而称“子”，并且说“来盟”。二人的得失就显现出来了。仲尼说：“君主按照礼来使用臣子，臣子按照忠来侍奉君主。”所谓按照礼，就是不能把君臣关系当作私事；所谓按照忠，就是不把奔走顺从当作恭敬，而把指出君主的过失、陈述善道当作恭敬。那么仲孙、高子的得失，难道还不清楚吗？齐国与鲁国，亲属关系上是甥舅，又是邻国。鲁国有难，齐国难道可以坐视吗？何况在幽地会盟时，齐桓公已经以霸主自任，对天地神明发誓说了重话，如今诸侯把这件事交给他，他将怎么办呢？上天降祸于鲁国，庄公去世，继承的儿子又没有善终，实在无从归罪。鲁国臣子正要讨伐贼臣，却力量不足，于是只能指望大国。桓公不履行自己的职责，反而有趁乱夺取鲁国的心思，于是派仲孙到鲁国阳地，以慰问祸难为名，暗中实行窥探的计谋。霸主的义理，难道应当这样吗？仲孙说：“不除掉庆父，鲁国的祸难不会停止。”既然已经知道罪人的所在，就应劝齐君共同执行上天的讨伐，不可落后。可是他又说：“祸难不会停止，他自然会灭亡。”难道竟要坐着等待吗？即使有想使鲁国祸难安定并亲近鲁国的话，也不足以掩盖他幸灾乐祸、养成祸患的罪过。最终使臣下奸恶滋长、作恶无所顾忌，武闱之祸再次发生。假使仲孙能够劝桓公早作处置，怎么会到这个地步？《春秋》不说他来的缘故，只写“来”，于是可知他的来没有正当名义。闵公无禄，鲁国没有君主，桓公又派高子带着南阳的军队来到鲁国，谋划鲁国的国事。他命令高子的意图，想来与命令仲孙没有不同。但高子却不这样：君主命令我，虽然没有明确的话，我侍奉君主，难道可以不引导他走上正道吗？与其夺取鲁国而失去天下人心，哪里比得上安定鲁国，以彰明我君主美好的德行呢？于是高子制定了鲁国境外的处置办法，这在鲁国原本没有先例。奉齐君与鲁君为君，因此确定了公子中在鲁国的地位。鲁国祸难没有停止，所以我修筑了鹿门、吏门的城。鲁国百姓没有安定，所以我调和他们之间的不和，并为他们订盟，使周公的社稷赖此没有覆亡，也使齐侯在天下获得保存灭亡国家、延续断绝世系的美名。唉！侍奉君主像高子这样，真可以称为大臣啊！像仲孙，只能说是具备臣子形式罢了。所以《春秋》特意褒奖高子而称“子”，并且说“来盟”，表明权宜处置在高子，而高子又能施行权宜之策并合乎善道，不是仲孙可比。有人说：仲孙以慰问祸难为名而来，怎么知道他暗中实行了窥探的计谋呢？回答说：看桓公问“鲁国可以夺取吗”，就知道了。又问：既然如此，仲孙为什么称字而不贬斥呢？回答说：仲孙虽然不能劝君主讨伐贼臣，却也未曾诱导君主陷入罪恶。所以他说“君主这样等待他是不对的”，又说“君主应当致力于平定鲁难并亲近鲁国”，这就对了。因此把仲孙与高子相比，仲孙当然不足；如果再加以贬斥，说他劝桓公乘机夺取鲁国，那又应当怎样责罪他呢？这又是衡量罪责轻重的权衡。所以说：《春秋》如果不是圣人，谁能编修它呢？难道可以随便评论吗？晋国人拘捕虞公。诸侯追逐利益而丧失国家，是自己招致的。拥有国家却因利益而迎合别人，没有不丧失国家的。说的不就是虞公吗？虞公贪图璧玉、良马的贿赂，听从晋国去灭亡虢国。虢国灭亡，虞国也随之灭亡。《春秋》写道：“晋国人拘捕虞公。”这是说晋国以众人之力拘捕一个独夫。虞公拥有千乘之国，爵位是上公，晋国人却像拘捕一个普通人那样拘捕他，难道不是虞公自己招致的吗？考察圣人所记载的内容，可以作为贪图利益者的警戒。虞国，是太王后裔的支派。晋国于是灭亡了虞国，为什么不说“灭”，而只说“晋国人拘捕虞公”呢？“灭”是对亡国的善意说法，表示上下共同用力。上面没有贤明的天子，下面没有得道的霸主；诸侯拥有的土地狭小，被强暴者困迫，力量不足而亡国，如果不是它自己招致的，就写作“灭”，以显示灭亡它的国家的罪过，谭、遂、弦、黄等国就是这样。虞公却不同。凭堂堂上公的尊贵，统治百里土地，谁能轻易侵犯它呢？如今他看重财货而轻视兄弟，相信邪说而违背忠言。璧玉、良马一送入晋国，晋国灭虢的军队便出动了。他没有想到，下阳一旦灭亡，虢国就不能再成为虢国；虢国灭亡，虞国也不能再成为虞国。辅车相依、嘴唇亡了牙齿就寒冷，宫之奇已经说过了，但虞公没有听从。他爱护社稷还不如珍爱垂棘之璧，看待同姓亲族还不如看重屈产的良马。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不是独夫又是什么呢？以千乘之国的君主身份，却自身成为独夫，他的灭亡不能说不是咎由自取。《春秋》不写“晋国人灭亡虞国”，而说“晋国人拘捕虞公”，仿佛说虞国土地早已被晋国控制，虞公的生死命运也只是由晋国决定罢了。所以《左传》说这是“虞国的罪过”，并且说事情很容易。谷梁说：“称作公，仍然是说把他当作下等人拘捕的用语。”唉，利益能够亡人之国，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人们也说：“家一定先自行毁坏，然后别人才会毁坏它；国一定先自行讨伐，然后别人才会讨伐它。”这正像虞公。有人说：“晋国与虞国同姓。卫侯毁灭邢国却因此获得名声，虞国固然有罪，晋国本应从轻发落，为什么呢？”回答说：“灭亡别人的国家，罪行容易看见；贪图利益而丧失国家，罪行却难以显明。下阳只是一个城邑，既然写作虞、晋灭亡它，晋国的罪已经显现了。如今又拘捕虞公，天子所封的上公，晋国人竟擅自拘捕他，这是眼中没有天子，难道还能说没有罪吗？” 《春秋》没有按照记载梁国灭亡的方式来记载这件事，却也没有因此宽恕晋国。至于灭亡同姓国家的罪恶，又哪里还需要等待贬词来说明呢？莒国人攻打我国东部边境，包围台邑。季孙宿率领军队救援台邑，随后进入郓地。

译攻打别国并包围别人的城邑，与救援祸患却进入别人的城邑，都是王法所不能容忍的。军队，是《春秋》所厌恶的；至于乘势谋利，更是尤其不应做的事。襄公十二年，莒国人攻打我国东部边境并包围台邑，记作“伐”、记作“围”，说明罪在莒国。季孙宿奉命救援台邑，却没有奉命就进入郓地，记作“救”而随后记作“入”，说明罪在季孙。莒国固然不义，鲁国难道就算正义吗？《春秋》把这些事接连记载，是为了彰明两国凭借武力、修结怨恨的罪过。凡是记作“伐”的，都是厌恶其擅自用兵施暴；攻打而又包围别人的城邑，罪过就更重。凡是记作“救”的，都是称许其怜恤祸患、解除纷争；救援之后却又进入别人的城邑，那么“救”就不足以称说，进入反而成为罪行。因此，小小的莒国竟敢攻打我国并包围城邑，这是外部祸患到来；君子本来就为鲁国忧虑。季氏是强臣，借救援城邑的机会制造事端，这是内部祸患兴起。鲁国的忧患，到这时才真正严重。唉！鲁国承奉祭祀、拥有龟山蒙山，是周公的后裔；春秋时期，除了齐国因甥舅关系依附它以外，其他国家都不敢把鲁国当作仇敌。至于宋、卫、晋、秦等国，都不敢用一支箭来对鲁国相向，是害怕周公的缘故。如今偏僻鄙陋、处在夷地的莒国，竟敢拿起武器与鲁国周旋，难道不是鲁国自己招来的结果吗？在郦地之战中，季友击败莒军并俘获莒国卿，莒人不敢报复。僖公降低千乘之国君主的尊严，把女儿嫁给莒国大夫，又亲自替他主持婚事；还降低身份、失去位次，与莒国大夫订盟。在边境之间虽然获得了无事，但辱没国家也很严重。宣公以不正当手段取得君位，又贪图功名、追逐利益，开启争端；莒国仍不敢报复，是害怕鲁国有齐国援助。襄公不致力于德政，却把鄫国交给自己的私党，最终导致莒人灭掉鄫国；而侏儒有□绐之败甲，这说明鲁国使人无法预料，莒国才开始敢于发兵攻打我国。到如今包围台邑，正是莒人第二次攻打我国。它趁诸侯有事之际，背弃盟约友好而发动战争，如今又攻打我国并包围城邑，莒国的罪过实在不可胜数。季孙奉命救援台邑，台邑是我国的封邑，承受先王所赐，那里有百姓，不能不救。军队到达后莒军解围，整顿军队回去，复命就可以了。却乘机随后进入郓地，岂不是因为恼怒有人踩了田地，便夺走他的牛吗？自己责怪别人却又仿效他的行为，罪过就与莒国相同了。况且擅自掌权、制造事端、眼中没有君主，这不是小事。他造成的祸患难道只是在东部边境攻打鲁国而已吗？《春秋》先写“莒人伐我东鄙，围台”，以彰明莒人的罪；接着写“季孙宿帅师救台，遂入郓”。率军救援台邑是可以的，但随后进入郓地却不可以。“遂”是专擅办理此事的用语；“入”表示行为不合顺理。因此季孙的罪过无法逃避。所以我曾评论说：莒、鲁之间的争斗，每每不利于鲁公，却有利于季孙。后来乘乱夺取郓地的是季孙；叔孙在讨伐莒国并夺取郓地时，仍然是季孙在起作用。昭公所受的屈辱，大概就是从救台、入郓这件事开始的。所以说：莒国的祸患不足以成为最大的忧虑，大夫的祸患才深重，值得鲁国忧虑。难道不确实吗？卫国人拥立晋。作为臣子却擅自安置君主，作为儿子却专自占有国家，都得罪于王法。《春秋》正是为端正名分而作的。卫国发生州吁之乱，贼臣已经被讨伐，卫国人却不向天王请命就拥立晋，这是擅自安置君主。晋虽是诸侯之子，没有王命却就此即位，这是专自占有国家。《春秋》写作“卫人立晋”，于是卫人和晋的罪过都无法逃避。古代诸侯世代承袭封爵，国内一定有承继的依据；爵位、地土、田邑接受天子的授予，上面一定有依凭。必须从先君那里承继国家，是为了重视父子亲情；必须接受天子的命令，是为了端正君臣大义。天下最大的伦理关系就在这里，难道可以用私意扰乱吗？卫州吁以宠妾之子的身份杀死君主而自立，诸侯联合出兵想安定他的君位，卫国人却不承认他是君主，经过八个月终于在濮地杀死了他；这并不能说“卫国没有人”。为什么只知其一却不知其二呢？这不正是圣人深感惋惜，所以特意写出“卫人立晋”这句话吗？我曾考察卫人杀州吁这件事，知道《春秋》初期人心中的天理还很明白。等到考察卫人拥立晋，又为《春秋》时代人心天理的败坏而伤感，因为败坏也是从此开始的。为什么呢？击鼓声响，奋勇动兵；州吁凭借先君的宠爱，掌握百里国土的权力，杀死君主并残酷役使百姓，又有宋、鲁、陈、蔡作为他的党羽，势力并不容易夺取。然而卫人竟敢立即图谋诛除他，使陈国人一出兵就把他拘捕来请求处置；只凭一位告老大夫主持谋划，而国人没有不服从，诸侯没有敢阻止的，若不是人心天理还明白，怎么能够这样呢？可是讨伐贼臣之后，竟然立刻相互率领着擅自安置君主，不派一个使者向天子报告，把周王室看得如同不存在一样，于是不顾先王的典章，使自己的君主陷入无视王命的罪行。那晋，就是宣公；即使他不足以责备，石子是贤人，也没有想到水有本源、树有根本，反而习惯于眼前见闻，把这种做法当成常规。贤者尚且如此，人心天理的败坏还能挽救吗？考察“卫人立晋”这句话紧接在“卫人杀州吁于濮”之后，就知道圣人深深惋惜的意思了。因此写“卫人立”，是说这个拥立本来不应当进行，以彰明他们擅自安置君主的罪。对晋不称公子，是说他在国内没有合法承继的依据，以说明他专自占有国家的不当。晋既已被拥立，最终不能善治，反而扰乱卫国；大概开始不正的事情，必然不能有好的结局，这也是必然的道理。有人说：《春秋》记载拥立君主的事情有两次：这一年卫人拥立晋，以及昭公二十三年尹氏拥立王子朝，就是这两次。前一次指明拥立他的人，后一次却只说卫人，为什么呢？因为拥立子朝是尹氏的私意。子朝不应当被拥立，是尹氏单独拥立他。晋虽然不应当擅自占有国家，但实际上是应当即位的；所以卫人拥立晋，特别应当责备的是没有向天子请命，而不同于尹氏出于私意拥立子朝。这又是衡量轻重的权衡。唉，《春秋》作者的笔法真严厉啊！三月癸酉日，大雨并发生雷电。庚辰日，大雨下雪。

译《春秋》记载阴阳失去时节，是为了表示君主不可忽视天道。通常的事情《春秋》不记载，只有出现异常才记载。雷电、雨雪都是常见之物，却把它们当作异常，为什么呢？周历三月，就是夏历正月，阳气还没有大盛；却出现大雨雷电，说明阳气失去了时节。雷电既然已经发生，雨雪就不应再次降下。过了八天，又大雨下雪，这是阳气幼弱而阴气再次放纵。阴阳交替竟然失常到这种地步，怎么能不认为异常呢？天与人遵循同一个道理，有感应就会有回应。考察《春秋》所记载的事情，就可以知道隐公的政事失误了。我曾经考察《洪范》关于众多征兆的论述。君主的职责，是建立大中之道，使百姓归于福祉。因此，雨、晴、暖、寒、风是否调和，都会因君主的德政而得到应验，于是便有持续寒冷、持续炎热的惩罚。君主如果明白这一点，遇到灾异就会恐惧，即使出现了灾异之象，也不会有灾祸的应验；否则，灾异的应验又会成为新的感应，灾祸必然到来。因此，雷电是阳气精华的发作；雨雪是阴气凝聚的结果。雷电发生于温暖之时，雨雪凝聚于寒冷之时，二者不能同时运行。隐公即位九年，一直没有听说有什么善政，反而多有凉薄的德行：以诸侯身份不事奉天子，以国君身份不抚育百姓，军队屡次兴动，政权向下转移，君主之道的失误已经很久了。如今在建寅之月，还没有到启蛰的时候，却出现大雨雷电，阳气的发动已经远远提前。雷电在癸酉日发生，雨雪又在庚辰日降下；阳气不顺应时令而发动，错失时机，因此不能胜过阴气的征兆已经显现。所以雷电写作“大雨震电”，雨雪又写作“大雨雪”，都不是小的变化。作为隐公，难道不应当反躬自省吗？是德行没有修养吗？是政事没有施行吗？是谗邪之人还没有除去吗？是善人没有得到任用吗？还是百姓失去了安身之处、祭祀没有按时供奉吗？为什么上天降下这样的警示呢？我应当早晚敬畏上天的威严，思考自我更新的办法，也许可以免于罪戾。隐公却轻忽得毫无警觉，正要攻打宋国、夺取城邑，会合郑国而攻入许国，洋洋自得地把这些当作功劳，钟巫之难便发生了。《春秋》所记载的虽然没有明说灾异的应验，但事情与灾异相应的符验清楚而不昧，所以说：不是深明天人之理的人，不能谈论《春秋》。我又考察经书，凡记载雨雪的有三次，其中两次在冬季。如果按夏历来说，雨雪在冬季本来是应有的，《春秋》的记事原则不应当记载；何况二百四十二年之间，难道只有两次下雨雪吗？所以知道《春秋》是用周历来记事，所记冬季就是建酉、戌、亥等月份，这是毫无疑问的。这里是夏历正月，于是雷、电、雨、雪同时出现而成为异常，并且规模很大、超过常态，所以都属于不合时令。唉！读《春秋》的人，如果不把全经贯通起来，却想只凭一句话寻求义理，怎么能得到圣人的深微意旨呢？公子结在鄄地为陈国人陪嫁妇女，随后与齐侯、宋公订盟。大夫降低自身身份去亲自办理浅小的事务，却擅自决定重大事情，以抗拒公侯。《春秋》记载这件事，是责备他把自身看得过重而失去自身的职责，又把别人看得过轻而冒犯别人。礼没有比端正名分更重要的，做过了和做不到都有罪，何况一次出行就两方面都失误呢？如今公子结以国卿的尊贵身份，却屈身为陈国人陪嫁妇女，这是用尊贵的身份来处理卑微的礼事，已经失去自身的身份了。随后又以大夫的卑下身份擅自办理与齐侯、宋公订盟的事，这是用卑微的身份冒犯尊贵的礼制，又得罪了别人。这样看来，结不懂礼实在太严重了！《春秋》难道能不深深厌恶他吗？我听《易》说：“减少多余的，补益不足的，衡量事物而公平施与。”所以用身份卑微的人来对待大夫，就如同用大夫来对待公侯一样。身份等级并不相称，正如堂与台阶各有等级，截然不可侵犯。如今公子结以诸侯之子的身份担任执掌国政的卿，本来应当承担出谋划策、匡扶社稷、庇护百姓的责任。如今却放纵一己私情，亲自办理陪嫁妇女这种小事，这叫以尊贵身份压制卑微身份，扰乱上下尊卑的等级。至于齐侯，是太师的后裔、东方诸州的霸主；宋公，是先代君主的后裔、天子所封的上公。他们哪里是列国大夫可以比拟的呢？他竟不自量力，敢于向上请求与他们订盟，岂不是以卑下抗拒尊贵，扰乱君臣的名分吗？所以公子身份却替身份微贱者的妇女陪嫁，就像戴着帽子却把鞋子放在头上；以大夫身份与齐、宋两国的君主订盟，就像抬起脚来踩在头上。不仅如此，臣下没有君主的命令不能越过国境；鄄、卫是别国土地，因私事出境本来就不可以。大夫不能擅自办理后来之事，订盟是国家的大权，不禀告君主而擅自决定也不可以。这样看来，这次出行难道只是失去自身、冒犯别人而已吗？还犯有不忠的罪。 《春秋》依据事实直书其事，结的罪过怎么逃得掉呢？所以秋季到冬季，三国之间正要讲好关系，三国的军队却到达鲁国西部边境。因此说：“国家一定先自取败亡，然后别人来攻伐它”，说的不就是公子结吗？即使这样，鲁国固然错了，齐国也还不能说做得对。结请求订盟，接受还是拒绝，本来决定权在齐国，何至于让两国君主轻易顺从他的要求呢？已经订盟之后才攻打他，也是错误。后来季孙行父在阳谷会见齐侯，请求订盟，齐侯却没有答应与他订盟。商人尚且因不义而能拒绝行父的请求，何况堂堂霸主的尊贵身份呢？唉！结不值得责备，我唯独深深为齐桓公感到惋惜。公与齐侯等在牡丘会见并订盟。宋国人攻打曹国。楚国人在娄林击败徐国。

译霸主的谋划不协调，盟国离心，这是外族能够放纵其意志的原因，太严重了！齐桓公的霸业有开始却没有结局。牡丘之役本来是要救援徐国，却先行订盟，显然可以看出诸侯之间并不协调。誓言刚刚订立，宋国人便攻打曹国；大功还没有建立，自己先相互离心离德，凭什么抵御外患呢？于是使楚国得逞，在娄林击败徐国，中原的形势从此衰弱。由此看来，难道不是桓公不能保持始终不懈的诚意，才到了这个地步吗？我常说，齐国对内治理而后谋求对外，是善于谋划；谨慎对待结局以承接开端，是善于行道。所以外族进退，从来没有不观察华夏诸国强弱的；诸侯向往或背离，又难道不是由于霸主心中的意志逐渐懈怠吗？因此桓公开始建立霸业时，郑国侵袭宋国，他便联合宋、卫去讨伐；荆国攻打郑国，他便率领鲁、宋前往救援，分担灾难、讨伐叛逆，诸侯没有缺席，所以能够壮大中原的声势，使四夷归服。召陵之功，成为五霸中盛大的一项，确实值得称赞。假使他一直保存这种心志，不也很好吗？无奈葵丘会盟以后，震惧和骄矜之心便产生了；从此楚国攻打黄国却不救援，后来又有次陉、椅角之助，反而留下国君败亡、宗族灭绝的悲哀，于是桓公不足以作为诸侯宗主，人人都知道了。否则，徐国紧邻崤山以东，楚国人怎么敢越过险阻去攻打它呢？如今楚国竟敢攻打徐国，是因为从不救黄国一事看出了桓公不能有所作为。桓公如果能在这里整顿军队出发，还来得及挽救。无奈八国诸侯聚集在牡丘，却不击鼓直进，前往淮、泗之间，把徐国人从水火中救出，反而在那里杀牲取血来告祭鬼神。既然诸侯的君主都亲自参与了，为什么还要以订盟为羞辱呢？由此可知霸主的谋划并不协调。假使敌人能够揣测他们的真实情势而停留不退，这是谁的过错呢？大夫救援之事没有听说取得功效，讨伐厉国的军队反而只是滥用武力；不久，过去没有战事不跟随的宋国，竟敢因讨伐厉国而产生怨恨。跟随齐国的曹国，虽然说是弱小，曹国也不再顾念齐国了，不知道牡丘之盟究竟有什么用呢？外部忧患还没有消除，内部志向已经分裂，使原本好恶一致的国家变成仇敌，却不能制止；兄弟在墙内争斗，原本应共同抵御外侮，如今却不是这样了。中原的虚实已经尽在楚国人眼中。于是荆国的战车和广车之军蜂拥而合、像野猪一样突进，在娄林击败徐国；先前替齐国取得舒地的人，如今也没有力量庇护自己的百姓了。使三十多年建立的功业一旦扫地，难道不可悲吗？我曾借此评论，齐桓公的霸业与宋国有很大关系。开始时，宋公推戴他为盟主，于是霸业得以成就；到了末期，宋国人背叛他，攻打曹国，最终便没有力量制服楚国。过去商汤凭七十里土地、周文王凭百里土地，何曾依靠别人来形成自己的势力呢？这可以比作水：有源头的水，流出无穷；至于蹄印中的小水洼和沟渠，遇到雨水便涨满，天一放晴就干涸了。唉，这就是霸主功业的情形；所以霸业像那样卑微，君子不愿意去做，大概正是这个缘故。齐侯袭击莒国。大国用兵，趁别人没有防备而袭击，春秋特意记载这件事，是为了彰明它的罪过。军队本来是用来抵御暴力的，不是用来施行暴力的，何况还用诡诈来行事呢？齐国行为不合道义，乘莒人没有防备，暗中出兵袭击，实在太不仁了。《春秋》特意写“袭莒”，并且专门记日“齐侯袭莒”，他包藏祸心的罪恶还能逃避吗？先王田猎采用三面驱赶、留一面不围的做法，不乘人不备；群君子钓鱼而不用大网，戈不射夜间栖息的鸟兽，对待万物尚且如此，何况对待人呢？《春秋》凡记载用兵，大多属于厌恶的事情；但也有声讨罪行、攻伐别人，驻军而不交战，以此使对方服从的。却从未听说用“袭”字记载的。小国依靠大国的安定，本来没有缘故，大国却向它加兵，已经有欺凌弱小、侵犯寡少的罪过，何况还用阴谋秘密的计策，在对方意料之外突然袭取它呢？这是《春秋》一定要诛责而不赦免的事情。济国背弃澶渊的会盟，帮助叛臣攻打盟主，极其不义。进入孟门、夺取朝歌，对晋国没有造成损害，齐国行动却没有因此产生正当结果，反而生出违逆之心，于是袭击莒国的念头兴起。齐军衔枚、偃旗息鼓，在莒人没有料到的时候出兵，自以为一鼓作气就可以夺取莒国，却没有料到计谋不能成功。到旦于之门，因受到殷地的损伤而退兵。蒲侯那样对待杞梁，杀了他又有什么益处呢？人们还说：“还是君主像老鼠，白天藏伏，夜里活动。”这话说的就是齐侯光。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编年中，这是特意下笔记载的一件事，大概因为在用兵之中，他的罪行尤其严重，而这种情形齐国独有。后来宋国皇瑗率军在雍丘截击郑军，郑国罕达也率军在岩截击宋军，暗中隐藏踪迹，窥伺对方的空隙，彼此图谋覆灭，流弊延续到战国，残害百姓以满足自己的欲望，把百姓当作野草一样任意践踏。最先制造这种祸端的人，难道会有后代吗？今年未能达到目的，第二年又兴兵伐莒，构成的怨恨没有止息，却不知道祸患已经满盈、罪恶已经积累，变乱从宫墙内部发生，没过多久，崔氏之难就爆发了。所以说：“凭借武力而没有众人拥护，安于残忍而没有亲近之人，众叛亲离，事情就难以成功了。”唉！像齐庄公这样的人，还能怨恨谁呢？我又曾考察《春秋》经文，凡是特意下笔来彰显暴虐的，多数在齐国；所以襄公时有迁徙纪、郱、鄑、郚的举动，桓公时有降服鄣地、迁徙阳地的记载。不仅如此，《春秋》从来没有记载灭国，而灭国之事也从齐国开始。那种奋发强悍的志气，形成了轻视礼法、崇尚功利的风俗，大概这种流传下来的风气至今还没有消失吧？《诚意伯刘先生文集·春秋明经》卷十九结束。《诚意伯刘先生文集·春秋明经》卷二十。《春秋明经》二。《春秋明经》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