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意伯刘先生文集·春秋明经卷之二十

译在郎筑台，在薛筑台，在秦筑台。冬天不下雨。齐侯、卫侯、郑伯到郎地交战。齐国人、卫国人、郑国人在恶曹会盟。季孙宿在戚地会见晋国士匄、宋国华阅、卫国孙林父等人，晋国人拘捕了卫国行人石买。在庄公庙举行吉禘，制作僖公的神主。曹国公孙会从鄸地出奔到宋国。秦国攻打晋国，狄人侵入宋国。楚子、蔡侯驻军于厥貉。宋国人、卫国人进入郑国。宋国人、蔡国人、卫国人攻打戴国。郑伯进攻并攻取了戴国。齐国人、郑国人进入郕国。蔡国人、卫国人、陈国人跟随周王攻打郑国。杞子来朝见，公子遂率军进入杞国。与晋国处父结盟；公孙敖会见宋公等人；晋国士縠在垂陇结盟。楚国人攻打郑国，公子遂会同晋国人等去救援郑国。楚子派椒来聘问。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五谷丰收。考察仲子的庙，并在宫外修筑王姬的馆舍。在萧鱼会盟；秦国人攻打晋国，攻打我国东部边境，包围台地。宋国皇瑗率军在雍丘截击郑军，郑国罕达率军在岩截击宋军。仰孙羯会同晋国荀盈等人筑城于杞。晋侯派士鞅来聘问，杞子来结盟。楚国人攻打黄国；楚国人攻打徐国；鲁公从会盟之地回来。吴国进入郢都，越国进入吴国。鲁公在黄池会见晋侯和吴子，越国又进入吴国。公子结战胜陈国，在鄄地把陈国人的妻子交给齐侯，于是又同齐侯、宋公结盟。齐国人、宋国人、陈国人攻打我国西部边境。鲁公包围成地；鲁公从包围成地回来；修筑蛇渊囿。夺取汶阳田，鲁公在蜀地会见楚国公子婴齐。在郎筑台，在薛筑台，在秦筑台。冬天不下雨。劳役一再兴起，百姓困苦，所以上天降下异象，实在值得忧虑。巩固国家没有比保护百姓更重要的，保护百姓又没有比预防祸患更紧迫的。鲁庄公不知道务本节用，所以即位第三十一年春天就在郎筑台。到了夏天又在薛筑台，那年秋天又在秦筑台。三季之中筑了三座台，这就是无故滥兴劳役、使百姓疲劳。到了那年冬天又出现不下雨的异常，百姓的力量已经困乏，又加上天灾，难道不令人深忧吗？因此一年之内筑台竟达到三座，就可以看出庄公虐待百姓；一个季节不下雨而《春秋》记载下来，也可以知道圣人忧虑百姓。从前我曾考察庄公时代的经文：庄公二十八年，一次兴起筑郿的劳役，后来竟导致麦子和禾稼大歉收，由此可知他不能务本节用，也没有预先防备灾害。筑郿那一年，并没有听说有水灾、旱灾、蝗灾、螟灾，却已经到了仓库全部空竭的地步，何况连续筑造三座台，又加上不下雨的灾变呢？唉，这是《春秋》替百姓深深忧虑，所以谨慎地记载下来。古代天子有灵台，用来观测天地；诸侯有时台，用来观测四时，难道是把它当作游观的地方吗？如今庄公远离国都筑台，这就是为了满足耳目之娱而使百姓劳苦。使百姓劳苦来供自己享乐，让百姓看见他的车马和羽旄，都头痛皱眉、彼此诉说，这样怎么治理国家呢？所以到了年终使用农具耕作的时候，已经在郎筑台了；到了抬脚采桑的月份，又在薛筑台。奢侈之心一旦放纵，便再也无法遏制。又役使正忙于收获葵菜和豆子的百姓，在秦筑台，庄公为什么这样屡屡兴役而不怕烦扰呢？财物耗尽就会产生怨恨，力量耗尽就会产生愤懑；怨愤之气积聚于下，阴阳之气便在上面失调，因此第二年冬天终于出现了不下雨的征兆。唉，上天爱护百姓非常深，难道会让一个人凌驾百姓之上，肆意放纵自己的欲望吗？这次的警告实在令人恐惧。因此，一个季节不下雨并不是大灾，《春秋》仍然谨慎记载它，是为了寄托深切忧民的意思。我还曾评论过：鲁国在《春秋》中因为周公的缘故，成为天下诸侯的宗主；庄公正逢齐桓公称霸，安逸无事，如果能够建立政事来保护和治理百姓，周公的事业还可以重新振兴。如今却不是这样，到了这个时候仍沉溺享乐、怠惰骄傲，难道不可深感惋惜吗？三次筑台而又不下雨，第二年春天又在小谷筑城，这就是把民力看作还不够，竟任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了。他本人虽然死在正寝，继承他的儿子却终于死在乱臣手中，他的国家几乎灭亡。唉，假如上天再给庄公一些寿命，我恐怕庄公所忧虑的就不只是子孙，而是他自身了。齐侯、卫侯、郑伯到郎地交战。齐国人、卫国人、郑国人在恶曹会盟。

译诸侯接连用兵来结下怨仇，又订立盟约来巩固党羽，这正是《春秋》先直书其事、后来又贬斥他们的原因。征伐、会盟本来就不是诸侯有权擅自办理的事，何况还用不合道义的方式去做呢？郑国怨恨鲁国，于是挟持齐侯、卫侯发动郎地之战，这叫接连用兵来结怨，极其不义。交战之后又在恶曹结盟，这有什么道义可言？《春秋》在记载交战时保留他们的爵位，是为了显示事实；在记载会盟时贬低他们的爵位，是为了端正他们的罪行。圣人的褒贬笔削，真是严厉啊！唉，九伐之法掌管在司马手中，是王者用来讨伐不朝之国的；盟誓之法掌管在司盟手中，是圣人用来应对衰乱时代的。有天子在，难道岂是诸侯可以私自使用的吗？齐国是太师的后裔，卫国是康叔的后代，郑国又是周宣王的至亲。周王室东迁以后，子孙一天天失去秩序，只有这一两个伯父、叔父、舅父应当竭力成为王室屏障，怎么能把他们看成无用之物，反而借此败坏王室呢？如今不顾念先王、先公，私下结党，侵害败坏王室的谋略，使宗周的衰微日益严重，这种罪过还有什么比它更大的吗？唉，这是《春秋》必定要诛责、绝不宽容的事情。况且郎地之战究竟是为了什么？鲁桓公是天下的大恶之人，人人都可以讨伐他。郑伯既已首先在越地会盟，以确定桓公的君位；齐侯又在稷地继而会见他，帮助他成就奸恶；卫国也坐视不问，那么三国都已经同他为伍了。如今却因为周王按次序把郑国排在后面，便集合三国君主，亲自率领军队，压迫周公的封地，想用一战来快意，这还算知道事情的类别吗？所以《春秋》按顺序列出三国的爵位，称作“来战于郎”，仿佛说三国的志向就是为了这场战争；那么他们无名无故动用军队、残害百姓的罪行也就显露出来了。郑伯主持用兵而排在齐侯之前，是为了惩治恶党，就像卫州吁主持用兵而排在宋国之前一样。恶曹之盟又是为了什么呢？他们来交战时，既然已经同心协力从事战争，又有什么嫌隙需要结盟呢？大概他们的联合不是出于正义，内心本来就有疑惧。因此杀牲歃血，以鬼神为见证，用盟誓来约束自己，想以此巩固党羽并求取他们最大的欲望，却不知道诚信不是发自内心，结盟又有什么益处呢？只能使祸乱增长罢了。《春秋》在这里贬低他们的爵位而称“人”，是轻贱他们。仿佛说无道的君主，不配享有王者所封的爵位；那么他们轻慢鬼神、违犯刑政的罪行也就显现出来了。所以开始不记载爵位，就无法知道他们是三国的君主；后来不称“人”，又不足以彰显三国的罪恶。先记载爵位而称其“来战”，显示战争的罪行；后来记载他们结盟，并通过削夺爵位表示贬斥。这种通过措辞、联系事情来进行教诫的意义，难道不是深刻、切实而又明白吗？此后三年还不到，郑伯果然联合纪国、鲁国作战；齐国、卫国在第二年又听从宋人的话攻打郑国。盟誓的话果真值得依靠吗？最终他们接连用兵、结党营私，只追逐利益：今天收受贿赂而接纳突，明天接纳朔而归还俘虏，把兄弟之伦、君臣之义全都丢弃在草莽之间而不顾。此后王室纲纪完全崩溃，天下变成了霸主统治的局面。唉，《春秋》深深贬斥恶曹之盟，是有原因的啊。季孙宿在戚地会见晋国士匄、宋国华阅、卫国孙林父等人。晋国人拘捕了卫国行人石买。包庇大罪，却惩治小罪，这就是晋国霸业不能振兴的原因。霸主能够成为诸侯宗主，是因为能够彰明天下的大义。如今卫国孙林父驱逐国君而拥立新君，这不是最大的恶行吗？晋国人却在戚地召集大夫，反而让这个罪人列席会盟。至于石买攻打曹国，同孙林父相比，难道不是小罪吗？晋国却趁他作为使者来访时把他拘捕，难道不是连三年之丧中缌麻、小功之服都分辨不清了吗？看《春秋》先记载戚地会盟，后来又记载拘捕卫国行人石买，那么晋国为什么能做霸主就可知了。这里省略其余内容。从前桓王不讨伐宋、鲁，却攻打郑国，以致在繻葛失败，王室纲纪从此大为衰弱；《春秋》讥刺他不合天理，是因为他不懂得事情轻重的次序。如今有人以臣子驱逐君主、以弟弟篡夺兄长，晋国反而和他们共同谋划来成就祸乱，却想凭威力禁止诸侯相争，我知道这没有益处。所以说：“把饭含在嘴里又吐出来，却询问不用牙齿咬断食物，这就叫不知道先后轻重。”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因此孙林父是卫国的强臣。从前他不能侍奉君主而出奔晋国，又借助大国返回自己的国家，这并非卫定公所愿；他对先君尚且如此，对继承君位的人又会有什么顾忌呢？丘宫之盟杀死了三位公子，尹佗追赶时简直想再射他一箭。君臣都不能尽职，却反而增长淫乱、宣泄私愤，谁的罪过更大呢？晋悼公听信师旷的邪说，又采纳中行偃的妄议，不能共同执行上天的惩罚，反而为孙林父在戚地召集七位大夫，以确认他拥立的人，这拿什么给天下作示范呢？于是使乱臣贼子有所凭恃，放纵罪恶而毫无顾忌，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至于石买攻打曹国，并非没有罪。然而毁坏瓶子的愤怒，起因在孙蒯。当时卫侯还在国外，没有回国，而僭越篡位的剽仍然在君位上。假如晋平公因曹人的申诉追究孙林父旧罪，告知诸侯，重新废黜衎和剽，拘捕孙林父并杀掉他，岂不是很好吗？如今舍弃这些不问，却只因石买攻打曹国而拘捕他，霸主讨伐罪人本不应这样。《春秋》先记载戚地会盟，写出孙林父的名字，并且接在卫侯出奔之后；后来记载晋国拘捕石买，贬称为“人”，还说“拘捕卫国行人”，于是晋国包庇大罪、惩治小罪的过失就显露出来了。唉，石买可以讨伐，但放过孙林父而讨伐石买，就不可以。由此便可以知道《春秋》权衡轻重的原则了。所以凭晋悼公的贤能，也只能止步于萧鱼之会；到了晋平公时，便有溴梁大夫放纵的事情，这些都是党庇孙氏造成的后果。诸侯的叛离难道一定要等到羽旄仪仗之类的事情才表现出来吗？假如晋国人能够借戚地会盟的大夫来讨伐驱逐君主的罪行，把拘捕石买的怒气转移到孙氏身上，那么晋国的霸业就不可限量了。可是他们做不到，真可惜啊！后来栾盈进入曲沃，赵鞅进入晋阳，荀寅、士吉射进入朝歌，大夫相继起兵，他们造成的祸患不比孙林父小。三家争相逞强，而靖公被废为平民，这祸患不只影响卫侯。所以说：“从你那里出来的，也会反过来回到你身上。”又说：“最先制造陶俑的人，恐怕会没有后代吧！”推究祸患的根源，在戚地会盟这件事上，难道能说尽遗憾吗？在庄公庙举行吉禘，制作僖公的神主。

译礼制失误在于操之过急，也失误在于拖延过久，这就是《春秋》为鲁国忧虑的原因。丧礼和祭礼各有规定的时限，过缓和过急的错误是相同的。什么叫过急？庄公丧制尚未满三年，闵公、文公的错误就已经无法掩盖了。安葬死者，是人道中的重大变化，却不谨慎遵守礼制，这是由微小征兆发展成大祸的预兆，难道能看作小过失吗？唉，禘祭是天子之祭。鲁国僭越天子之礼，把它当作常规，这种事多得无法一一记载。制作神主，是侍奉亡者的常礼，本来不必记载，如今这些都出现在《春秋》经文中。以礼治国，而祭祀又是礼制中最重要的部分，竟到了这种地步，这时的鲁国还可以称作周公、伯禽时代的鲁国吗？更严重的是，在太庙举行禘祭来迎致妾母，放纵逆序排列神主，扰乱昭穆次序，鲁国的礼制已经无法谈论了。周家的礼制是周公制定的，却由周公的子孙毁坏周公的法度；对其他国家我还怎么抱希望呢？唉，周公的事业衰微了。曹国公孙会从鄸地出奔到宋国。贤人的后代能够不失去离开国家的礼法，这是《春秋》彰显他的美德之处。圣人不会因为臣子做了平常的事就特别褒扬他；凡有所褒扬，一定是他有值得取法之处。因此大夫离开国家，等候君主放逐以后才出奔，这是通常的礼法。曹国公孙会能够在《春秋》时代实行这一礼法，已经比当时一般人贤明，何况他又是子臧的后代呢？《春秋》特意因他出奔而记载说：“曹国公孙会从鄸地出奔到宋国。”鄸是他的采邑。从鄸地出奔，表示他在等待君主放逐。曹国大夫很少有以名氏记载的，称为“公孙”，是褒扬其贤；而且他还是贤人的后代。一个人同时具备两种美德，难道可以不记载吗？古代大夫有罪，要在国境内等待放逐三年；君主赐给他玉环，就表示召回；赐给他玉玦，就表示让他离去，这是臣子的常礼。到了《春秋》时代，君臣之道已经丧失很久，所以臣子能够专有采邑的，无不背叛国家；能够役使民众的，无不要求君主退位。以臧武仲那样的智慧，尚且据守防地来求得后嗣，何况其他人呢？如今有这样一个人，从世系来看是贤人的子孙，观察他在国家中的所作所为，竟举行吉禘之祭，难道不是太早了吗？什么叫过缓？僖公去世十五个月，文公才开始制作练祭所用的神主，这又实在太怠慢了。先王制定礼制来节制人的感情，过急和过缓同样都是不敬。鲁国是执掌礼制的国家，却竟如此，实在可叹。古代三年之丧结束后，要把新死者的神主安置到宗庙；宗庙中年代久远的神主应当迁入祧庙，于是在人庙举行大祭，以审定昭穆次序，礼制有固定的期限。诸侯下葬以后，返回举行虞祭；虞祭的神主使用一周年，举行练祭；练祭的神主用栗木制作，所以只在寝宫中特别祭祀，不同于宗庙祭祀，以显示孝思的诚意，日期也有固定的规定。如今闵公在过急上犯了错误，文公又在过缓上犯了错误，一缓一急，都是凭自己的意愿行事，使先王的制度紊乱。圣人非常珍爱礼制，难道不替周公时代的鲁国惋惜吗？现在考察可知，闵公二年五月举行庄公的吉禘，距庄公去世二十三个月，三年之丧还没有结束。丧期尚未结束，可以举行吉禘之礼吗？禘祭本来就不是鲁国所应当使用的礼制，姑且不论。如今先君的神主正供奉在寝宫而不是宗庙，却使用盛大的音乐举行吉礼，三年之内的孝爱全被忘记了。作为儿子却忘记三年之爱的规定，就是不把父亲当父亲。这件事一次举动就犯了三项礼制错误。所以《春秋》通常不记禘祭，却因其操之过急而记作“吉禘”，以显示使用吉礼太早。经文说“在庄公处”，是为了明确是在寝宫举行。闵公的过失再也无法掩盖了！在文公二年二月制作僖公的神主，此时僖公去世已经十五个月，已经超过规定期限三个月了。超过期限却还不制作神主，可以吗？生前侍奉、死后祭祀，是礼制的大纲；先君练祭所用的神主制作不及时，却把这看作小事而忽略，慎终的心意就消失了。侍奉父亲却轻视慎终的心意，不配做儿子。这件事是积累罪恶的根源。《春秋》对于其他君主制作神主的事不加记载，却因为文公拖延太久而记载下来，并且谨慎记明日期；他的行为又不同于当时一般人，君子又怎么能不把它记录下来呢？曹国公孙会就是这样的人。公孙会是公子喜时的后代。喜时是谁？就是所谓的子臧。子臧是曹宣公的庶子。宣公攻打秦国，死在军中；曹国人让公子负刍守国，又派喜时迎接曹伯的丧事。负刍于是杀死太子而自立，子臧准备出亡，负刍害怕而请罪，于是归还他的采邑。等到晋侯拘捕负刍时，准备把子臧带到周王面前拥立他，子臧辞谢不肯即位，逃奔宋国。曹国人称他为保卫社稷的公子。如今公孙会出亡，虽然不知道他的具体原因，但在衰乱时代，只有他还能实行古人的礼法。因此他离开时没有立即逃往别国，而是居住在鄸地，可见他并没有犯大罪。他住在鄸地，君主又没有赐给他玉环召回，随后才从鄸地缓缓出奔宋国；他进退之间从容不乱，隐约有子臧遗留下来的风范，可以说没有丢掉世代的德行。看子臧已经如此，而子臧的后代又这样，子臧的美德难道不会流传不灭吗？《春秋》的义旨是，对善行褒扬得长远，对恶行贬斥只止于自身。贬恶止于本人，褒善却延及子孙，怎么能不特别记载以彰显他的美德呢？所以出奔之事从没有记作“自某地”，这里却记作“自鄸”，便可知他是在等待放逐。曹国没有大夫，只有公子首因为鞌之战被特别记载，以表示贬斥；这里却特别记作“公孙”，便可知《春秋》赞许他。不记载他进入鄸地，说明他不是叛乱；记作从鄸地出奔，却不把鄸地系属于曹国，也说明他不同于宋国华亥、向宁、华定从宋国南里出奔楚国的情况。由此看来，圣人的心意显现出来了。我还曾评论：国家衰败，没有不是因为亲近小人、疏远贤臣。因此，《诗经》说“维鹈在梁”，诗人借此讽刺这种现象。乘坐轩车的有三百人，列在霸主之中，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所以子臧是贤明的公子，献出采邑和卿位也不肯出奔；公孙会是爱好礼法的人，离开国家进入宋国以后，白雁飞来，而公孙疆出奔了。况且不能把亡国之人的善行用美好的辞语记入经文。唉，真令人悲痛！考察《鲁论》记载太师以下的人渡河蹈海，便可以知道鲁国；考察《春秋》记载子哀来奔，便可以知道宋国；我从公孙会离开这件事，又可以了解曹国。秦国攻打晋国，狄人侵入宋国。楚子、蔡侯驻军于厥貉。

译强国同时兴起，霸主的势力于是分裂，这是《春秋》为世道深深忧虑的原因。时代到了文公之时，中原衰弱而外族强盛。因此秦国有攻打晋国的军队，狄人也有侵入宋国的举动。两个强国同时兴起，于是楚子得以乘机挟持蔡侯，驻军厥貉，与晋国争夺霸权。《春秋》先记狄、秦之事，后记楚的爵位；那么成就楚国强盛的，正是秦和狄。把攻打晋、侵入宋、驻军厥貉记在同一年内，诸侯没有霸主，祸害真大啊！考察《春秋》时代，凭借方城、汉水的险要来欺凌中原诸夏的是楚；凭借崤山、殽地的险固来抗衡霸主国家的是秦；依仗豺狼般的爪牙来放纵贪暴的是狄。桓公、文公不再出现，霸业不能振兴，于是没有一年没有秦、狄的军队，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荆楚的祸患。《春秋》不把秦、狄的祸患当作最忧虑的事，却以秦、狄勾结楚国为忧，为什么呢？大概当时天下所依赖的只有晋国罢了。如今荆楚在南方强盛，秦国又在西方兴起，狄人在北方跳跃猖獗，三强竞相逞强，没有一个弱于其他。晋国的霸业难以守住了。因此秦国攻打晋国，楚国便乘机灭掉江国；秦、晋在令狐交战，狄人便侵入我国西部边境。楚军到达狼渊，狄人又传来侵扰齐国的消息。为什么彼此没有约定却同时行动呢？南方夷族和北方夷族相互交错，中原的形势危急得像一根将要断的线，难道不值得恐惧吗？何况晋君年幼冲动，不能成为诸侯的依靠，于是范山的邪恶谋略兴起，蛮荆的祸心产生。晋国救援郑国没有成功，楚人于是窥见晋国无力；楚人来鲁国聘问却傲慢无礼，于是敢于试探北方的抵抗力，而向北扩张的图谋就更加不可阻挡了。秦国是晋国的姻亲。令狐之战，晋国不向秦国道谢，固然不合道义；但秦国接纳不正当的人，难道没有罪吗？秦国仍不悔改，不顾义理的是非，只把报复当作事情，发兵攻打晋国，以报复北方的征伐。在楚、秦交相扰乱之时，秦国乘机放纵暴行，欺凌诸侯的盟主，这是以中原国家而行夷狄之事。《春秋》把秦当作狄来对待，是因为晋国失去霸主地位，而秦国促成了这种局面。由此狄人的祸患便肆虐起来，三恪之国中的宋国首先遭到侵扰。虽然说是暗中出兵进行侵掠，但豺狼般的毒害渐渐无法遏制。这次行动不只是宋国的祸患，天下的祸患也将由此开始。于是楚人知道中原多事，便乘势兴起，在厥貉驻军以逼近宋国。逼近宋国是为了谋取北方，宋国果然因为不能抵御狄人，便引导他们到孟诸田猎。一个以改变夷狄、颠覆天地秩序而为天地所不容的罪人，竟然堂而皇之进入中原，驱使诸侯并奴役他们，天下的变乱还有比这更大的吗？所以楚国从此得以被记作“子同于中国”，它的强盛由此开始。《春秋》先记狄、秦，后提升楚的地位，难道没有深意吗？看楚、秦相互联合灭掉庸国，又相互在蜀地结盟；后来吕相与秦绝交时也说“秦穆公曾同楚国谋划攻打我们”，那么秦国结党助楚就可知了。此后楚国攻打麋国，狄人侵扰齐国；楚国包围巢国，秦国在河曲作战。新城之盟勉强收拾局面，齐国又背叛，晋国人放置不问，是不想再树立一个敌人，以免形成东顾之忧，却不知道文公、襄公的事业已经堂堂地离去了。唉，狄人不足以责备，楚国也早已沾染荆蛮之俗。秦国的先祖曾为周王室战死，为周室立过功。秦穆公因崤山失败，发出悔过誓言，圣人将此记载下来；假如他由此改进向善，那么他的霸业难道只限于西戎吗？无奈他连续用兵多年，不能成就一点功业，反而徒然助长楚人的暴虐抗拒。唉，《春秋》两次把秦看作狄，其中是有道理的啊。宋国人、卫国人进入郑国。宋国人、蔡国人、卫国人攻打戴国。郑伯进攻并攻取了戴国。诸侯接连用兵施行暴行，敌国又乘其后方空虚而进攻，《春秋》因此交相责备他们。战争是圣人所厌恶的，何况还用诡诈互相报复呢？宋国、卫国趁郑国军队在外，乘虚进入郑国。已经进入郑国后，又召集蔡国人攻打戴国。他们阻恃武力、放纵暴行，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吗？可是没有料到郑伯起兵，乘他们疲惫之时进攻并兼取其军队。宋、卫固然不义，郑国难道就可以说是有义吗？《春秋》既记“入”，又记“伐”，再记“伐取”，可知是在相互责备。周官九伐之法由大司马掌管。各国若没有王命，不敢擅自发动军队。周室东迁以来，王纲不振，诸侯各自结党，把奸诈当作仁义，把杀戮视为平常，侵夺纷纷发生，没有人能够禁止，像这样的罪过怎么能诛责得完呢？如今郑军因为攻打宋国而出动，宋人知道郑国没有防守，于是挟持卫人捣击郑国空虚之处，这就是所谓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谋略。果然，他们进入郑国都城，如入无人之境，这就是宋、卫得志于郑国的地方。两国既已进入郑国便骄傲起来，所以借攻打戴国召集蔡国人；即使说郑国同戴国有旧怨，戴国又有什么罪呢？不过是乘机谋利，凭强凌弱、欺负小国罢了；他们阻恃武力、安于残忍的恶行已经到了极点，却不知道郑庄公的计谋又很巧妙。两国进入郑国时，郑军已经在郊外，郑庄公不把军队调回来救援自己，而是把国家交给他们，避开敌人的锋芒。等到他们攻打戴国时，再攻击他们的懈怠。因此把军队驻扎在郊外，采用多种办法误导他们。宋、卫两国习惯了进入郑国的胜利，以为自己确实无敌，却没料到郑伯也会乘他们没有防备时发动袭击：郑军从外面进攻，戴国在里面响应，一举使三国军队全部覆没，也足以成为喜好战争、毒害民众者的警戒。唉，宋、卫把这种手段施加于郑国，郑国又用同样手段反过来对付他们，他们的百姓有什么罪，竟要这样被残害呢？既然如此，宋、卫、蔡、郑四国都不能逃脱王者的刑罚。《春秋》接连记载这些事情，四国的罪恶就显明了。我还曾考察：在《春秋》初期，用欺诈手段用兵的，没有比宋、郑更严重的。此前宋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郑国于是向鲁国输诚求和，鲁国却不救援，长葛被宋人攻取，郑国仍不顾及。宋人自以为郑国无能为力，却不知道宋、鲁的同盟已经破裂，郜、防两地被夺又接踵而来，宋国已经落入郑国的计谋却还没有醒悟。到这里又重蹈以前的覆辙，最终百姓不能忍受统治，祸乱从宫墙内部爆发。唉，像宋殇公这样，真是自取其祸啊。齐国人、郑国人进入郕国。蔡国人、卫国人、陈国人跟随周王攻打郑国。

译借用王命来发泄自己的私怨，抗拒王室威严来放纵不臣之行，郑庄公的无道实在太严重了。诸侯竟不知道有天子，这是最大的恶行。郑伯怨恨郕国没有参加攻打宋国的行动，于是假托王命，挟持齐国人进入郕国。经文用“入”字，是不顺从的用语，可见他借王命来发泄私愤。后来郑国因不朝见天子获罪，周王率诸侯讨伐他的罪行，他竟敢在繻葛与王军交战。周王不是诸侯的敌手，他却抗拒王威、放纵不臣之行，那么他的罪又怎么样呢？《春秋》记载进入郕国时称“人”，并用“入”字，以彰显齐、郑两国的罪行；记载攻打郑国时不说战败，是为了维护天下的防范。唉，郑国是周宣王的至亲；周室东迁时，依靠晋国和郑国，郑国实际上是王室的屏障。无奈寤生作为小人中的枭雄，联合诸侯来放纵自己的不义。周室东迁之初，他实际上就是不尊奉天子的首领：攻打卫国而独自掌握征伐权，在石门结盟而扰乱司盟之法，温地夺麦、周地取禾，君臣之道丧失，夺取城邑、交换田地，灭亡纪国、废弃典章；由此可见，他不知道有天子已经很久了。到了这里以军队进入郕国，果真是想尊奉王室吗？看繻葛一战，就可以彻底看清这个奸雄无道的心肠了。郕国是周文王后裔的昭支。鲁隐公九年，郑国人攻打宋国，召集郕国，郕国没有参加，这并不是郕国的罪过。郑庄公因为自己曾经担任王室卿士，便假托王命来败坏诸侯，于是联合齐国人虐待郕国，并诬陷郕国犯有违抗王命的罪过；兵戈车马直达郕国都城，而王室使臣不来、王军也不出动，他假托王命的罪行已经很明显，却还没有停止。后来天王一旦夺去他的政权，他便怀恨而不朝见，导致天王发怒，亲自率领三国军队讨伐他。这次行动虽然不是天子的正当讨伐，但郑国被王军攻打，更足以证明他进入郕国是矫造王命。否则，郑国正要纠察王室的罪恶，怎么会反而接受王军的讨伐呢？王军到达后，他不低头请罪，反而敢执持兵器同天子周旋。繻葛之后，甚至射出一箭击中天子的车驾，违背天理、悖逆正道，难道会有这样的事吗？《春秋》不说交战，也不说郑国战败，是为了替天子避讳，并保存天下的大防。虽然如此，郑国之所以敢于擅自假冒王命，未尝不是由于进入郕国一事造成的。《易经》说：“踩到秋霜，坚冰就要到来。”假托王命进入郕国而天王不追究，后来便大肆假借王命来制服诸侯；于是进入许国，于是接纳冯，志得意满，最终发动了繻葛之战。繻葛之战以后，王命不再施行，称霸天下的图谋于是兴起，所以东周不能振兴，都是寤生造成的。论到这里，郑庄公的罪行真是不可诛罚了。齐国是太公的后裔，天子赐予封地的命令并非不重要，却不能用正义制服郑国，反而顺从他的欲望。那么禄父也是寤生一类的人吗？杞子来朝见，公子遂率军进入杞国。侍奉他人却失去礼法的，应当受到责备；责备别人失礼却又对他动用武力的，罪过尤其大。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以小国侍奉大国，只有仁德的人才能以大国侍奉小国。像杞国，可以说是不懂道理；鲁国也可以说是不仁吧？杞国不去朝见周王却来朝见鲁国，本来就是失礼。何况身为中原国家却采用夷狄风俗，以夷狄改变华夏，杞国的罪过可以免除吗？鲁国同杞国有婚姻之好，教导它、向它发布文告、加以训诫，难道不可以吗？公子遂却率军进入杞国，实在太过分了。《春秋》交相彰显两国的罪行，所以杞国本是伯爵，却贬称为子，是把它当作狄夷；说公子遂率军，是说明动用了大规模军队；用“入”字，是不顺从的用语。两国的罪行都无法逃脱。过去太王侍奉昆夷，是小国侍奉大国。诗中说：“只要不消除他们的愤怒，也不失掉彼此的交往。”哪里曾经违背礼法呢？商汤侍奉葛国，是大国侍奉小国。《尚书》说：“葛伯仇视送饭的人，于是首先从葛国开始征伐。”哪里曾因对方失礼就立即攻打他呢？《春秋》时代，人心败坏，天理不明，所以小国安于偏僻鄙陋而没有自强的志向，大国依仗威力而没有仁爱之心，于是吞并之事接连发生，弱者被强者吞食；礼义衰败而战争横行，中原衰微而夷狄横暴，没有谁能抵御。难道会没有原因吗？况且杞国是夏禹后代，先王凭借它来备列三恪、使其作为宾客。如今它抛弃王命、废弃职分，忘记先君所奉行和守护的事业，不能守住自己的封爵，也很可鄙。即使因为弱小，想依靠大国来镇抚自己的社稷，也有先公留下的礼法，何至于作为夏后氏的子孙，却使用东夷习俗，丢掉章甫而改穿左衽，改变礼乐而说侏离之语呢？用无礼的行为玷污大禹的美德，还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呢？《春秋》因杞国来朝时使用夷狄礼仪，便顺势把它当作夷狄，以显示杞国是自己断绝了同中原的关系。由此看来，杞国确实有罪。无奈鲁国是周公的后裔，是周礼所在之地；那个小国不能自行振兴，而依靠我国这个大国作为援助，其处境也值得怜悯。何况伯姬嫁在杞国，甥舅之间的亲好，难道可以抛弃吗？杞子前来朝见，难道不是仰慕我国，才这样卑躬屈身吗？他的仪容威仪、言辞文饰不合礼法，进退揖让有时失误，鲁国本应教导训诲他，引导辅佐他，以继承武王、周公兴灭国、举废礼的心愿。如今却不是这样，杞子朝见的车子刚刚回去，上卿就奉命执钺，直接进攻东方的杞国；即使说他有罪，又何至于此呢？他因为地位卑微而失礼，我却以暴力相待，那么赞美善行、怜悯无能的意思究竟在哪里呢？《春秋》记载“公子遂率军进入杞国”，接在“杞子来朝见”之后，说明杞国失礼固然可责，而鲁国的不义难道不是更加严重吗？我还曾考察：桓公二年，杞国曾来朝见鲁国，不久鲁国也进入杞国；那么杞国每次因朝见鲁国而遭受鲁国攻打，这是为什么呢？桓公不值得责备，号称贤君的僖公难道也这样吗？在太庙举行禘祭，迎致夫人而使嫡庶名分混乱；宠爱季姬、接纳鄫子而使内室防范紊乱；又跟随楚国同齐国结盟，向楚国请求援军，使天下陷入涂炭。鲁国作为鲁国，难道比杞国高明多少吗？自己不反省，却用来责备别人。唉，要不是有《春秋》，不仁的人都可以用文饰来掩盖自己的罪恶了。鲁国与晋国处父结盟；公孙敖会见宋公等人；晋国士縠在垂陇结盟。

译接受别人无礼对待，却反过来效法他的无礼，罪在于有损国家；用无礼对待别人，又把这种过错加到别人身上，罪在于霸主。天子的卿大夫不可以抗拒诸侯，这是礼制的大原则。如今文公朝见晋国，却同晋国的处父结盟，这就是晋国以无礼加于鲁国，而鲁国承受了这种耻辱。为什么在垂陇结盟时，宋、陈、郑三国国君都在场，鲁国却派公孙敖参加，而晋国又派士縠主持盟约？晋国既然重复了过错，鲁国也跟着效法，于是使君臣的名分从此在天下大为紊乱，这是谁的过错呢？《春秋》记处父之盟时，隐去鲁君而不书；记垂陇之盟时，却去掉处父的氏而直书其名，于是据事实直书，罪责自然显现。主持盟约的权力，本来已不是各诸侯国所应独自专擅的，何况让大夫同诸侯结盟呢？周道衰微，王纲解纽，到邾国与蔑地结盟时，隐公实际上已经开了这个头。至于浮来之盟，是降低尊贵身份而依从卑下者；于折之盟，是以下位援助上位者；这些扰乱常理、丧失秩序的事，都是鲁国首先做的，难道不值得深深叹息吗？齐桓公创立霸业，却让公子结抗拒盟约，并因防地的盟誓而加以讨伐；鲁国又一次做得不合宜，直到后来幽地之盟，齐国的霸业才大体稳固，二十多年间纲纪才粗略建立起来，这又是多么幸运啊！晋文公用诡诈主持诸侯，而翟泉之役首先成为祸乱的根源，连周王的臣子都不顾了，何况同盟之国呢？襄公正当国家多难之时，却不知道用礼义信约来联结诸侯，而以鲁国不来朝见为由兴师问罪。晋文公的霸业尚且没有能够改变天下局面，怎么竟到了这种地步？鲁文公不能守持周礼，又畏惧大国的威势，奔走听命，所受的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晋侯不顾同姓之间的亲厚，反而粗暴地轻蔑周公的后裔，用来炫耀自己的骄横。处父只是大夫，怎么敢同天子的公侯结盟？毁灭纪纲、废弃典章，以此触犯先王的法度，还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春秋》隐去鲁公，是替鲁国避讳；鲁国人以此为耻，君子也以此为耻。至于垂陇之会，宋国是三恪之后，陈国是虞帝的后裔，郑国是周宣王的亲近宗室，他们都列席其中，而晋国又让士縠主持盟约；这说明晋襄公接待诸侯，竟都用大夫来应付了。一次这样已经过分，难道还可以再来一次吗？晋国固然不足责备，鲁国也应当反省了。别人派大夫同我国结盟，是我国的耻辱。公孙敖是什么人，竟让他凌驾于三国国君之上？受辱于别人却不知警戒，反而也用这种方式去侮辱别人，正是把祸患扩大。不知道政权下移，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此先有处父之盟，后来才有垂陇之盟；晋国有处父、士縠，鲁国有公孙敖，彼此相互仿效、相互影响，三家六卿之祸已经开始萌芽了。《春秋》的笔法严密谨慎，起初依照旧法，所以重重贬斥处父；到了垂陇之役，便列出两人的姓名，不只是直书事实、顺着同一体例而已。它仿佛是在说：大夫把持天下政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从此以后，大夫都可以以姓名见于经书了。孔子说：“最初制作土偶陪葬的人，大概没有后代吧！”从此晋国有赵盾，鲁国有仲遂，纷纷接连出现；桃园之事、过市之哭，也相继发生。唉！源头的小水不堵塞，滔天的大水又怎么能够遏止？踩到初降的薄霜而不谨慎，就知道坚冰一定会到来。后来昭公被驱逐，哀公逃亡，靖公被废黜，这难道不正是它的后果吗？到这时才明白，《春秋》端正名分、辨明等级，必定从最初就谨慎处理，是为后世考虑得深远啊。○楚国人进攻郑国，公子遂会同晋国人（下文云云）去救郑国。楚子派椒来鲁国聘问。外族侵扰中原，而中原失去了抵御侮辱的办法，所以外族逐渐强盛，反而采用中原的礼仪。这是夷夏盛衰的关键。外族所以强大，都是由于中原自己不振兴罢了。当文公在位的时候，晋灵公年少而懦弱，不在诸侯之中称雄，楚国军队驻扎在狼渊，进攻郑国，这是借机试探晋国的能力。晋国大夫率五国军队救郑，却迟缓退缩，来不及赶上战事。《春秋》贬斥这些大夫而只称“人”，是要显示中原衰弱，难道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吗？从此楚国的势力便扩张起来，楚国又派椒来鲁国聘问，于是《春秋》按爵位书写楚国国君，楚君和臣子同时见于经文，华夏与夷狄从此再也无法辨别，难道不令人寒心吗？我曾说，夷狄侵扰中原，还不是最值得忧虑的；真正值得忧虑的是中原的衰弱。为什么呢？齐桓公创立霸业时，荆国刚刚攻入蔡国，又进攻郑国，势力已经扩张。齐桓公在幽地会盟之后，荆国才开始来聘问；当时不过记作“人”，国号也还没有改称楚。聘问之后，楚国多次出兵攻郑，后来改称楚，难道不是迅速强盛、将要无法遏制了吗？然而在陉地的征伐中，齐桓公先振作军威；在城濮之战中，又取得胜利，直到齐桓公、晋文公在世时，楚国始终不能以诸侯爵位见于经书，这是因为中原还有力量。城濮以来，楚国十五年不敢向北进兵；如今忽然又兴师伐郑，难道不是认为中原或许已经无人，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吗？这次战事，实在是华夏与夷狄盛衰的关键。晋国执政者不考虑如何挫败敌人、抵御侮辱以清除外患，虽然兴兵救郑，却徘徊畏缩，不能立即赴敌，于是使郑国损失三位大夫，不得已同楚国讲和，这是谁的过错呢？《春秋》记楚国伐郑，仍只称“人”；假使晋国能在这里遏制楚国，又怎么会使它终于强大起来呢？只是晋国人不识时势，坐失良机，于是强大的夷狄得以实现自己的意图，越椒来鲁聘问，公然以中□之□的礼仪行于诸侯之国。看他带着玉帛前来，固然不同于拿着武器来交战；推究他的内心，难道真是懂得礼义而仰慕中原吗？不过是借聘问作为窥探侦察的计策罢了。《春秋》记救郑之役，贬斥诸大夫而只称“人”，说明中原失策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至于来聘之役，便提升楚国的称呼而称“子”，让蛮荆能够同齐、晋并列，也是从这里开始的。从此有了次厥貉之战，从此侵扰陈国，继而侵扰宋国，难道不是在伐郑时开始泛滥、在聘鲁时发展成滔天大祸吗？甚至到了辰陵之盟、邲地之战，局势已经完全倒转。这样说来，晋灵公、赵盾长期造成祸乱的罪责，就无法逃脱了。有人说：楚国来聘，传文认为这是对楚国的认可，如今您的说法…… 难道不是有些不同吗？我说：君臣一同被书写，固然含有认可楚国的意思，但也包含楚国逐渐强大的意思。否则为什么从此以后，凡有战事都可以按爵位书写呢？我姑且这样解释：滕子来朝见，从这以后都称“子”，这是说滕国沦为夷狄，是从朝见齐桓公开始的。楚子派椒来聘问，从这以后楚国得以称“子”，这是说楚国进入中原，是从聘问鲁国开始的。唉！圣人的旨意真是幽微啊！○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出现了丰年。

译礼施加在不应施礼的人身上，是人事的失常；祥瑞降临在不应降临的国家，是天道的反常。按时聘问、结交友好，本是通常的礼仪；但《春秋》却把它视为非正常，为什么呢？鲁桓公以不义取得国君之位，是王法所应讨伐的。如今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这不正是人事的失常吗？五谷顺利成熟，是吉祥的征兆；但《春秋》却把它视为异常，为什么呢？鲁桓公以不义取得国君之位，是天理所不能容忍的。如今五谷都成熟而出现丰年，这不正是天道的反常吗？在别的国君那里，聘问是合礼的行为；但施加于桓公，便成了非礼。在别的国君那里，丰年是正常现象；但降临在桓公身上，便成了异常。圣人的旨意真是幽微啊！我曾说，《春秋》的写作，无非是为了保存天理、端正人伦。人事错乱，伦理就不能端正；天道失常，天理就不能彰明。圣人上承天时，下立人伦，所以有赏罚的常法，也有调和治理的道理。《春秋》是天子之事，怎么能不在天与人之间都极其谨慎呢？因此，鲁桓公篡夺隐公而取得君位，是人伦的大变。拘捕他的人没有罪，杀死他的人也无可奈何；公开揭露他的罪恶，恭敬地执行上天的惩罚，是应该的。鲁国的臣子，按义理不能同这种罪恶共存，却没有能力讨伐，那么邻国就应当依法举讨。何况齐太公确实接受过周王赐予征伐权的命令，齐国难道可以不追究吗？为什么不履行方伯的职责，反而让自己尊贵的弟弟携带玉帛来修好？人事违背常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春秋》记载说：“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这就是所谓把礼施加给不应施礼的人。桓公篡夺隐公而占有鲁国，是天理的大变。若没有人祸，也必有天灾；旱灾、水灾、疫病、饥荒发生，都是应该的。天下诸侯把这种情况视为常态，却没有谁能讨伐他，那么只有上天能够诛罚他了。何况丰年的祥瑞应当降临在有道的国家，鲁国凭什么得到它呢？为什么反而没有降下凶灾来谴责他？他即位第三年，竟得到五谷全部成熟的庆兆，天道违背常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春秋》特意记作“有年”，就是说祥瑞降临在不应降临的国家。《春秋》深刻阐明天人之间的道理，怎么会把这当作普通事情而谨慎记载呢？后来宣公的罪恶同桓公一样。宣公元年，齐侯同他在平州会见，以确定他的君位，这也同僖公修好聘问一类。宣公十六年出现大丰年，也同桓公时出现丰年一类。人事的失常、天道的反常，《春秋》特意在这两位国君身上都详尽写出；圣人诛乱讨贼的法度，真严厉啊！不过，弟弟年来聘问，是齐国的罪过；而丰年的祥瑞，难道天也违背常理吗？桓公在位十八年间，大水、蝗灾屡次见于经书，却只有一次记载丰年，那么其他年份的歉收就可以知道了。桓公的罪应当诛罚，但周公遗留下来的百姓却不应灭绝。上天是为了百姓而使年成丰收，难道是桓公有什么德行招致的吗？如果不是这样，彭生造成的灾难同蒍氏的祸患也没有不同，为什么呢？所以说：天意既定，也能胜过人为，这个道理不可欺罔。○考定仲子之宫；在宫外修筑王姬的馆舍。诸侯国把非礼当作礼，《春秋》记载这些事，是为了纠正他们的过失。明知不应当做却偏要去做，是天下的大罪。因此，仲子是惠公的妾，不应当按照夫人的礼制祭祀；隐公却成全父亲的邪念，另立宫室来祭祀她，大概自以为合乎礼，却不知道这其实是非礼。齐国是鲁国的仇敌，不应当替它主持婚礼；庄公却忘记父亲的仇恨，在宫外为王姬修筑馆舍，也自以为合乎礼，却不知道这是违背礼制。由此说来，难道不是故意去做那些不应做的事情吗？这正是《春秋》深恶痛绝的。古代，庶子住在父母的宫室中，不能为自己的生母服禫礼，是因为要受到尊者的压抑；慈母与妾母不能世代祭祀，是因为要降于嫡母。这些都是必须辨明的礼制。何况把妄称的母亲也敢立宫室来尊奉吗？父母的仇，不能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兄弟的仇，不能同处一个国家；九族的仇，不能同处一个乡党。这是应当实行的义理。何况因为父亲的仇恨，竟敢修筑馆舍，在今天替仇敌主持婚礼吗？隐公混乱嫡庶的区别，庄公忘掉父子之间的亲情，天理断绝，人伦灭亡，《春秋》怎么能不严厉责备他们呢？况且仲子是桓公的妾母，隐公承袭先君的邪念而退让，退让给了不应让的人；他想立仲子的儿子为君，便先尊奉他的母亲。只是孟子已经进入惠公的宗庙，仲子不能同她一起享受祭祀，这说明隐公并非不知道仲子是妾，所以特意在别处奉祀她。从通常人情来说，他不敢把仲子配享于太庙，而另立宫室，似乎还可以说得通。可是从君子的眼光看，应当说：隐公虽然不敢把仲子附祭于太庙，但另立宫室来祭祀她，也不是合礼的做法。《春秋》因她开始受祭而记作“考仲子之宫”；“考”是说宫室刚刚建成并开始祭祀。不称“夫人”而称“仲子”，是为了端正名分；由此可见隐公把非礼当作礼。庄公对于齐国，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周天子却把女儿嫁给齐国，让鲁国替齐国主持婚礼，这对义理的伤害太大了。作为庄公，应该泣血请求辞谢此事，即使不能获准也应如此；为什么竟然漠然不顾，反而接受命令呢？然而他不把馆舍建在国内，说明他并非不知道此事不应做，所以特意在宫外修筑王姬馆舍。从通常人情来说，把馆舍建在宫外，似乎没有失去居丧的礼制，仿佛还说得过去。但从大义来说，庄公正当睡草席、枕兵器守丧的时候，却替仇人主持婚姻礼仪，难道不是违背大义吗？所以《春秋》特意记载“在宫外修筑王姬的馆舍”，庄公把非礼当作礼，也就再次显现了。考定宫室本是常事；如果是正常的宫室，虽建成也不必特意记载，偏偏记载考仲子之宫，是因为它扰乱了夫妇之间的伦理。上面记载考定宫室，接着又记载初次献用六羽舞；六羽尤其不是仲子所应当使用的礼仪，因此隐公的罪责无法逃脱。鲁国替周王主持王姬婚礼已经很久了，正常情况下不必记载；但庄公替齐国主持婚礼却特意记载，是因为他忘掉了父子之间的伦理。修筑馆舍记在□，接着记王姬嫁到齐国；王姬嫁往齐国，本来不是鲁国应当主持的事，因此庄公的罪责也无法逃避。这两件事，关系到三纲，《春秋》怎么能不深加谨慎地记载呢？唉，鲁国的礼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吗？还说它仍然秉承周礼，那么当时诸侯对于礼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在萧鱼会盟。秦国人进攻晋国，又进攻我国东部边境，包围台地。

译霸主既已使两个叛服不定的国家归服，却不能制止外患，这是《春秋》感到惋惜的地方。功劳不在于大小，祸患也不在于大小；只是如果不在功成之后考虑祸患，就没有不失败的。晋悼公多次出兵，历尽三次征伐的劳苦，终于在萧鱼会盟使郑国归服，这是中原最大的功劳。为什么秦国人却紧接着进攻晋国？即使说秦、晋本来是仇敌，那么小小的莒国竟敢进攻我国东部边境、包围台地，它当然是窥见晋国懈怠才敢这样做的。悼公在位时竟发生这种事，难道不值得深深惋惜吗？所以从萧鱼会盟以后，晋国的霸业就衰落了。我曾考察齐桓公的情形：当他的霸业兴盛时，攘除夷狄，抚恤同盟，纠察王室的邪恶，唯恐来不及，是多么勤勉啊！到了葵丘会盟之后，懈怠之心突然放纵出来，于是楚国、狄人交相强盛，桓公不能压制，君子为之悲伤，认为他有始无终。然而缘陵筑城、救援徐国的战事，功劳虽不够大，仍然有所作为，还没有像晋悼公在郑国归服后就立即自我止步那样。人们只知道葵丘是桓公霸业盛衰的转折点，又有谁知道萧鱼是悼公勤勉与懈怠的关节点呢？为什么呢？桓公进入国内，是为了驱逐不臣；他治理国内，围攻宋国彭城以整治外部，恢复霸主权力的开端已经在这里了。从此亲睦诸侯，和好戎狄，分成三军、四军来等待敌人到来，他的勤劳到了什么程度啊！所以郑国没有归服时，晋悼公用五次会盟申明威德，用三次出兵震慑它；郑国多次结盟又多次背叛，背叛后又多次讨伐。悼公也知道只用威势使人归服还不够完善，于是放纵军队包围郑国，姑且借此展示三军、接纳侦察人员、禁止侵掠；随后在郑国请求议和后，又举行友好会见而撤退□盟，以至诚之心对待郑国，使反复无常的人不只是悔改，还能从内心归服，这才近于王者的气象。为什么在郑国归服以后反而放纵松懈了呢？秦国如虎似狼，联合楚国来谋害我们，为什么不预先防备呢？如今只知道郑国归服值得高兴，却不知道外侮到来值得忧虑。蜂蝎尚且有毒，何况敌国呢？秦国来进攻，晋国却只派士鲂率孤军抵御；辛易同秦国交战而不作防备，干栎之战又不敢告诉诸侯，也很可耻。到了第二年，偏僻落后、处在夷狄之间的莒国也敢兴兵进攻鲁国，包围鲁国城邑。鲁、晋同姓，鲁国侍奉晋国最为谨慎，莒国竟敢欺凌它，难道只是因为鲁国弱小吗？这是因为莒国知道晋国懈怠而不畏惧它。考察《春秋》记萧鱼之会，接着记秦人伐晋，第二年又记莒人进攻我国东部边境、包围台地，难道不正同葵丘会盟之后接着记载狄人灭温、楚人伐黄的事情相类似吗？不过，萧鱼会盟，是晋悼公霸业的终点，诸侯依靠它，稍稍得到喘息；在衰乱的时代，也可以说是小康。然而若以圣人的王道来衡量，就不是这样了。悼公凭着清明的资质，却止步于此，难道不值得深深惋惜吗？悼公去世，晋国的霸业便衰替了。推究其中原因，悼公的政权大体分散在大夫手中。他强盛时有荀罃、魏绛这样的贤臣；到了衰落时，攻打秦国受制于栾黡，会盟于戚地又受荀偃、师旷迷惑。然而势力逐渐不能振作，溴梁之会的征兆已经出现。事业能否兴盛，关键在于人才，难道是空话吗？○宋国的皇瑗率军在雍丘俘获郑国军队。郑国的罕达率军在岩地俘获宋国军队。

译各诸侯国彼此用诈术相互倾覆，《春秋》把事实直截了当地记载下来，也可以看出从自己这里产生的事情，最终又反过来作用于自己。战争本来就是圣人所厌恶的，何况还用诈谋彼此倾轧、相互覆灭呢？鲁哀公九年，宋国皇瑗率军在雍丘俘获郑国军队；过了五年，郑国罕达又率军在岩地俘获宋国军队。所谓“取”，就是把对方全部俘虏。军队完整地出征，却让敌人把它全部俘获，那么失败的一方必定有不防备、不预料的过失，胜利的一方也必定有出其不意的计谋；诈术纷纷施行，仁义遭到涂炭，难道不值得深深悲哀吗？考察《春秋》记宋、郑两国彼此俘获军队的文字，可以有所感悟。先王使用三面驱赶而不围困鸟兽，君子钓鱼而不用大网，射鸟也不射停宿的鸟；对待禽兽尚且如此，何况对人呢？到了《春秋》所记的时代，诸侯放纵恣肆，战争接连不断，没有一年安宁；他们用诈术施展奇谋，纷纷作乱却没有人禁止，把奸邪当作仁义，把杀戮当作寻常，按照王法真是杀也杀不完。如今郑国大夫想在国外夺取城邑来送给宠臣，于是发动围攻宋国雍丘的行动，他的罪难道不大吗？《春秋》却舍弃郑国围城之事，专门记载宋国俘获军队的罪过，这是为什么呢？敌人加害自己时，如果反省自身而守礼，就应修饰文辞发布告谕来退敌；不能退敌，就向天子报告，向方伯请求，必定有人替自己伸张正义。如今却不是这样，宋国把郑国军队围困在雍丘，每天迁移营舍来合围，是想把郑军全部割取，和解开罗网、放走禽兽的做法完全不同；还有什么比这更不仁呢？所以《春秋》不记郑国进攻宋国，而只说“宋国皇瑗率军在雍丘俘获郑国军队”；说“取”，就知道没有一人逃脱，同时也可以看出郑国孤军深入、自己招致败亡的罪过。喜好战争是凶器，从自己这里施加出去的，必定反过来降临自身。不到五年，郑国罕达又因为俘获宋国军队而见于经书。向巢想把平元一族全部消灭而围攻岩地，同郑人围雍丘一样；郑国罕达救援岩地而包围宋军，也同皇瑗救援雍丘而包围郑军一样。这样说来，郑人的意图也是报复宋国，必定想把对方全部俘虏。对方用不义施加于我，我又用不义报复对方，以怨报怨，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春秋》同样不记宋人伐郑，而直书说“郑国罕达率军在岩地俘获宋国军队”；这说明用诈术的罪过在郑国，而宋国不防备、不预料以至招致丧败的罪过，也可以看出来了。国家以百姓为根本，君子爱护百姓，就像保护初生的婴儿；平时尚且不敢无故役使他们，何况因为私人的愤怒和小小的怨恨，把他们驱赶而投入陷阱，使他们肝脑涂地、骨肉离散，竟到了这种地步！即使有霸主兴起，也不能容忍；按《春秋》的王法衡量，都应当处以重刑。我又考察《春秋》开头的记载：先说“未入卫人入郑”，接着说“宋人、蔡人、卫人伐戴，郑伯伐取之”。两国用诈谋相互倾覆，并不是一天形成的。齐桓公、晋文公相继兴起时，经书中还没有出现俘获军队的记载；到这里却出现了两次。而且事情发生在宋、郑两国：宋国是先代君王的后裔，作为宾客辅佐王室；郑国是周王母弟的亲近宗室，作为屏藩保卫王室，却破坏法度、扰乱纲纪，竟到了这种程度，哪里诛罚得尽呢？唉！考察《春秋》开头的宋殇公、郑庄公，可以知道天下没有王道；考察《春秋》末尾的宋皇瑗、郑罕达，可以知道天下没有霸主。开始是诸侯，最后是大夫，也可以由此看出时代的变迁。○仰孙羯会同晋国的荀盈（下文云云）修筑杞城。晋侯派士鞅来聘问，杞子来结盟。

译霸主把天下的力量用于偏爱自己的亲属，所以派使者施行礼仪反而可鄙，屈身来请求盟信也显得可贱。只有凭借公义才能率领别人，如果只是出于私心，就没有办法号令同盟国。如今晋平公因为杞国的缘故，召集十二位大夫修筑杞城，役使诸侯来偏爱自己的母族，罪过没有比这更大的。因此城池筑成后，便派士鞅来聘问；来聘问，是为了对修筑杞城表示致谢。不久杞子又来到鲁国结盟；来结盟，是为了对得到杞田表示致谢。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考察，就可以知道晋国以不义驱使别人，内心又有所不安。这样看来，晋国失去霸业，不也是应该的吗？霸主的职责，是联合诸侯、匡正天下；如果凭德行发号施令，谁敢不服？所以齐桓公曾率诸侯军队修筑邢城、卫城，天下一致把保存将亡国家、接续断绝宗祀的美德归于齐国。没有听说齐桓公派使者向诸侯道谢，也没有听说邢侯、卫侯亲自前往诸侯那里缔结盟约。然而邢国迁都仍像回到故乡，卫国也忘掉了亡国的忧患，这功劳是多么大啊！只是因为他的心在于公义，而不是为了私利。如今晋侯凭借累世霸主的名号号令诸侯，力量并不弱于齐国；可是修筑杞城以后，却忙忙碌碌地来聘问、来结盟，连这些事情都来不及做，难道不可鄙、不可贱吗？为什么这样说呢？晋平公的母亲是杞国女子。这个时候的杞国，并没有像齐桓公时期的邢国、卫国那样遭遇外患。晋国的德行不能胜过别人，却依仗大国地位使诸侯劳苦。诸侯是天子的诸侯，不是晋国可以任意役使的人。从前周平王不抚恤自己的百姓，却派兵守卫母亲的家国，诗人曾以“束薪蒲楚”讽刺他，君子尚且为之悲伤，何况晋国呢？如今晋国的臣子不忧虑周王宗室的缺失，却保护夏代的遗民，于是召集十二国大夫，在东楼的杞地辛勤从事筑城。晋文公的霸业还没有改变天下局面，为什么竟到了这种地步？抛弃同姓而亲近异姓，是不仁；为私利役使人民，是不义。不仁不义，凭什么做霸主？当时鲁、郑大夫都发出“何至于此”的叹息，却不敢违抗；这说明天下人都知道此事不应做，晋国自己也知道此事不可行。修筑杞城的军队刚刚返回，士鞅来聘问便接踵而至；难道以为区区礼仪文饰可以掩盖过错、收买诸姬之国的心吗？这样一来，它的鄙陋不用贬斥就自然显露了。既然替杞国修成城池，又要治理它的田地，使晋国的命令以公义名义发出，鲁国怎敢不全部归还呢？如今使鲁国土地贫瘠而让杞国肥沃，于是晋国卿大夫接连来到鲁国朝见，府库没有一个月空闲；这样看来，晋国用来号令诸侯的，不过是利益罢了。杞子来结盟，是为了巩固鲁国归还田地的结果，而且让国君亲自办理这件事；他甚至不遵守中原礼仪，而采用夷狄的习俗。因为土地田产而亲自到别人那里受辱，这是追随邾国；因为先前被讨伐的后代而改变为夷狄习俗，这是抛弃礼制。礼义受损而利益占上风，这样还能保有国家吗？唉！晋国因为修筑杞城而来聘问，杞国因为得到土地而来结盟，那么霸主之所以成为霸主、杞子之所以成为诸侯，也就都可以看出来了。《春秋》记修筑杞城，列出十二位大夫的次序，以彰明晋国劳役众人的罪过；接着记晋侯派士鞅来聘问，又接着记杞子来结盟。杞国称“子”，是贬低它。再考察当时的形势，天下正有许多变故。吴、楚在中原交相争衡，这是什么时候呢？晋平公把七代积累的霸业一朝交给楚国，自以为可以安然高枕无忧了，却不知道在夷皋之会还要重新阅读旧日盟书，在申地战事中楚国已经主持中原。后来晋国将要同少习之人通好，却一出兵就俘获戎蛮子赤，把他送归楚国，如同侍奉天子一样。是谁制造了祸乱的根源，使它直到今天仍成为阻碍？蛮夷在外部欺凌，大臣在内部叛乱，晋国最终被分裂为三家，这些都是平公的罪过。修筑杞城的事情，难道还叹息不够吗？○楚国人进攻黄国，楚国人进攻徐国。公从会盟之地回来。

译外患从远方逐渐逼近，近处的《春秋》记载鲁国危急，是借此显示霸业的衰落。华夏与夷狄的形势不能两立；霸业衰落，夷狄就会强盛。齐桓公晚年，楚国进攻黄国，桓公却不救援，随后楚国又进攻徐国。黄国是远方国家，徐国在崤山以东，同齐国相邻；外患从远处来到近处，不正是这样吗？所以在牡丘会盟之后，《春秋》开始记载“公从会盟回来”。这说明齐桓公的德业衰落，同盟国都出现了危险的趋势，于是借鲁国来显示其他国家的情况。楚国成为中原的祸患已经很久了。周王东迁以来，楚国僭越称王，凭借势力欺凌中原诸国，幸亏齐桓公创立霸业，把攘除夷狄、安定中原当作自己的责任，因此有了次□之役，中原的形势又重新振作起来，这不是很幸运吗？为什么葵丘会盟之后，骄矜自满便随即□纵，一念懈怠，过去的功业立刻废弃，使强大的夷狄得以揣度中原的心意；先前同自己相互□旋的国家，全都受到它的祸害，从远方直到近处，难道不是渐渐发展到剥床及肤□的地步吗？考察《春秋》借此显出鲁公危急的意旨，也足以令人恐惧。况且黄国曾在贯泽接受齐国的盟约，并在阳谷会盟中同齐国互为犄角，以牵制楚人的腹心，因此能够使屈完前来结盟，黄国确实对齐国有功。如今楚国人竟敢兴兵进攻黄国，难道不是要讨伐黄国先前跟随齐国的缘故吗？黄国因为跟随齐国而被楚国进攻，那么楚国出兵，就是借此试探、挑战齐国。齐国既然眼看黄国受攻而不救，楚国的势力便逐渐蔓延到徐国，鸣钟击鼓，要追问徐国有什么罪过，不过是因为它依附齐国、夺取舒地罢了。即使说黄国是远方国家，鞭子再长也打不到马腹；徐国在齐国的屋檐之下，难道不应披发系冠，立即前往救援吗？起初楚国进攻黄国，齐国置之不理；后来楚国进攻徐国，齐国虽救援却不迅速，这充分显示桓公力量不足、不能庇护同盟国。正因为如此，《春秋》记载桓公的各种会盟，都不记“公至”，是为了表示安定；到了牝丘之盟，才开始记“公从会盟回来”。楚国的祸患已经从黄国蔓延到徐国。徐国离鲁国并不远，辅车相依、唇亡齿寒，难道不会有无休止地蔓延到鲁国的忧患吗？唉，哪里只是鲁国，天下所有跟随齐国的国家，无不岌岌可危。《春秋》是鲁国史书，所以记载鲁公回来以显示鲁国的危急，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可以由此推知。《尚书》说：没有事情不是有开头，却很少有能够坚持到底的。我在齐桓公身上看到了这一点。后来桓公去世，不久楚国就到了齐国都城，与鲁、郑、陈、蔡、越结盟；八年后又兴兵攻打齐国，夺取谷地。到了这时，贯地结盟、夺取舒地、进军驻扎在陉地等旧日的怨恨，全都得到报复，没有遗漏。唉，假使桓公保持敦厚而不懈怠的诚意，在楚国进攻黄国时出兵振旅，那么天下的事情哪里会发展到这种地步？有人说，桓公当初招致江国、黄国归附时，管敬仲曾经劝告过他；桓公没有听从，最终给两国留下了祸患。唉，管仲的话是对的，但他还没有懂得根本的道理。假使他能够引导桓公端正内心、修养自身，实行王道，那么岂不是能够留下“彼氏羌没有谁敢不来进献、没有谁敢不来朝王”那样的功业吗？可是管仲做不到。使小国的贤君想要摆脱蛮夷的污辱，却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君子实在为此深深悲伤。否则，管仲的器量本来是不小的。○吴国攻入郢都，越国攻入吴国。公在黄池会见晋侯和吴子，越国攻入吴国。强国常常在外部逞强，却没有料到敌人会乘虚攻击自己的后方。考察《春秋》记载吴国的事情，也可以作为警戒。吴国打败楚国、攻入郢都时，军队还在楚国境内，越国便乘虚攻入吴国，这对吴国已经是警告了。到了黄池会盟，吴国正同晋侯争夺诸侯之长，难道还没有预料越国会再次攻入自己的国家吗？《春秋》第一次记“越国攻入吴国”，是在吴国攻入郢都之后；第二次记“越国攻入吴国”，是在公会见晋侯和吴子于黄池之后。这样把两件事联系起来看，吴国只顾对外用兵、对内空虚，以及崇尚武力、安于残忍的后果，难道不是十分鲜明吗？我曾说，凭力量战胜别人，别人也会凭力量战胜自己，这是必然的道理。《春秋》末期，天下没有比吴国更强的国家。长岸、鸡父的战役，灭巢、灭徐的记载，史书不断书写；那时还可以说是夷狄攻打夷狄。等到吴国战胜楚国，势力便扩展到齐国，又扩展到鲁国、晋国，像烈火燎原一样，不可阻挡。吴国自以为天下没有人能敌，却不知道祸乱接连而来，没有止境。东南又兴起一个越国，成为吴国腹心的祸患；第一次入侵已经很严重，竟然又来第二次，姑苏败亡的征兆已经出现了。这难道不是给那些凌辱别人却不顾自身安危的人一个大大的警戒吗？从今天看来，吴国乘楚国得罪中原之机进攻楚国，虽然说是借此报仇，尚且还有正当名义。至于经过五次战斗而攻入楚国都城，拘系楚国百姓，鞭打楚国祖先的坟墓，让吴王住进楚王的寝宫，让吴国大夫住进楚国大夫的住宅，抛弃盟约、放纵淫乱，任意横行而毫无顾忌，暴虐蛮横还没有比这更严重的。吴国当时正洋洋自得，自以为实现了志愿，却不考虑国内空虚，越国军队乘其不备，攻入它的巢穴，如同进入无人之境，这难道不是从自己这里施加出去的事情反过来降临自身吗？《春秋》记“吴国攻入郢都”，接着记“越国攻入吴国”，把两事联系起来看，可以说写得十分深切明白了。我本以为这足以使人恐惧而警醒，哪里想到吴国在战胜齐国、攻打鲁国之后，又进军晋国争夺霸权；黄池有会盟，正要逞其枭雄之势、凌驾中原诸国，却不知道勾践又紧随其后。死灰在会稽复燃，太子在姑蔑丧命，吴国得到的东西有多少，根本不足以补偿所失去的。《春秋》记“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又接着记“越国攻入吴国”，为什么已经在前面遭受祸患，后来又不加警戒呢？唉，吴国凭力量战胜楚国，越国又凭力量战胜吴国；吴国凭强力欺凌晋国，越国又凭强力欺凌吴国。天道喜欢使事情循环报应，难道不是真的吗？阖闾在位时，还可以说是没有防备、没有预料罢了；至于夫差，为什么竟这样愚蠢呢？《春秋》根据事情前后相联系地记载这些事，垂示后世的警戒意义是深远的。因此，看到吴国攻入郢都、又在黄池会盟，本应是吴国强盛的表现；但越国攻入吴国，失败也随之而来。譬如蛇、野猪来回挣扎，最终反而使自己败亡，难道不可悲吗？不过，吴国还不值得多说，我由此却要为中原诸侯悲伤。吴国攻入郢都时，只因为晋国不救蔡国，吴国才得以借此建立功劳。吴国兴起，晋国于是失去霸权；在隽李一战失败后，向北发展的计划逐渐停止，而诸侯却没有人省察。齐国、卫国正帮助叛臣扰乱晋国，鲁国正忙于处理邾国之事，晋国则只顾接纳蒯聩、攻打鲜虞，完全不把吴国当作忧患，于是使吴国攻打陈国、会见鲁国，声势越来越盛，齐、晋两个大国都受到它的祸害，这难道不是自己招致的吗？后来吴、越争夺强权，而《春秋》也就结束了，真令人叹息啊！

译○公子结在鄄地为陈国人的女儿办理陪嫁，随后同齐侯、宋公结盟。齐国人、宋国人、陈国人进攻我国西部边境。大夫越过礼制而制造事端，给本国留下祸患。《春秋》据事直书，罪过自然显现。一个人既失去自我，又失去别人，正是招致寇患的原因。如今公子结以鲁国卿的身份，降低身份去替陈国人嫁女，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办理陪嫁以后，又擅自处理事务，同齐侯、宋公结盟。公侯难道是大夫敢于匹敌的吗？因此，祭牲盟血只陈设而没有真正完成，他返回后便招致三国进攻，于是制造事端、危害国家的祸患显现了。公子结固然应该责备，齐侯、宋公也不能免罪。古代大夫出使到国境之外，只接受国君的命令而不受国君临时的言辞约束；凡是有利于安定社稷、使百姓获利的事，可以自行裁决，却从未听说可以擅自改变国君命令、违背礼制而招致祸患。人总是先自我侮辱，别人然后才侮辱他；国家总是先自我削弱，别人然后才进攻它，都是自己招来的。何况他身为大夫，本来应当使国君安定、富裕、尊贵、荣耀，使百姓没有受侵扰欺凌的忧患。如今一次行动就使祸害波及国家，他的罪难道不大吗？因此，公子结是鲁国的卿。替人办理陪嫁是小事，不是大臣应当亲自办理的。如今他竟放纵个人感情，离开国都越过国境，只为地位卑微之人的女儿办理陪嫁；这是以尊贵身份压临卑下者，扰乱了上下的等级。齐侯是太师的后裔，尊贵地担任东方诸州的方伯；宋公是先代君王的后裔，爵位为天子之下的上公。难道是列国的大夫所能与之匹敌的吗？如今公子结因办理陪嫁，竟同两位国君结盟。盟约是国家的大事，他既不向国君禀报，反而在外擅自作主；对外有以卑下抗拒尊贵的罪，对内有臣子擅自代替君主作主的恶行。一件事同时犯下两种罪过，怎么可以呢？后来三国进攻西部边境，使国家受辱、百姓灭亡，究竟是谁造成的？那么公子结的罪责就无法逃脱了。因此，办理陪嫁本是小事，不应当记载，《春秋》却特意记作“公子结为陈国人的女儿办理陪嫁于鄄”。陈国人只是卑微之人，却已经因受到公子结的重视而显出他失去身份；接着又说“随后同齐侯、宋公结盟”，“遂”字表示这是擅自进行的事，“及”字表示这是他主动求取的，又显出他因轻慢而失去别人的尊重。至于西部边境的军队，记作“伐”，说明三国自认为有理由进攻鲁国。这样说来，三国有道义吗？回答是：鲁国固然失误，三国难道就有道义吗？凭借霸主的严威、上公的尊贵，谁有资格侵犯他们？一个小小的大夫想求得盟约，对方接受还是拒绝，主动权本来在我们手中。用礼义教导他，用名分开导他，可以不与他结盟，也可以拘捕他治罪；为什么竟让两个大国的国君低头，同他共同歃血结盟呢？结盟歃血之后，却又用兵刃相逼。那位抗拒尊长、要求结盟的，是公子结。西部边境的百姓有什么罪过？轻慢鬼神而背弃誓言，虐害无辜来滥用武力，实在太不义了。我曾读《春秋》文公所作的经文，其中说：“季孙行父在阳谷会见齐侯，齐侯没有同他结盟。”齐国作为诸侯霸主，尚且能够拒绝大夫的请求；齐桓公为什么不能在事情开始时谨慎，反而到最后才后悔呢？这样看来，公子结本人倒不值得责备，齐国作为霸主，却在这件事上有失德行了。鲁定公包围成邑。鲁定公从包围成邑之地回来。修筑蛇渊囿。国君的命令竟不能施行于陪臣，却劳役百姓来供自己享乐，鲁国不能振作，实在太严重了。放纵游乐、顺从欲望，本来就不是国君应当做的事，何况是在祸患未平的时候呢？因此，成邑本是鲁国的城邑，却被强臣占据。定公想毁掉它的城墙，亲自率领军队包围，却最终不能攻克，只得返回。这正是应当恐惧警醒、自我反省的时候。为什么在告知从成邑回来之后，反而役使百姓修筑蛇渊囿呢？还可以说他懂得事情的轻重缓急吗？《春秋》在十二年冬天记载“公围成”“公至自围成”，到十三年夏天又记载“筑蛇渊囿”，那么定公丧失君道，也就可以看出来了。唉！鲁国自宣公从东门氏手中继承国家以来，俸禄权力就离开了公室。成公失去政权，政令便落到大夫手中。丘里修筑、费邑筑城；三军的设置、中军的营舍，这些事在《春秋》中接连不断地出现。三家争相逞强，没有一家是弱的。谁能料到陪臣后来又会专擅国政呢？等到孔子代理相国，费邑、郈邑相继被毁，这才显出公室有望振兴的征兆。如果鲁国始终任用圣人，鲁国本来可以在天下执掌政权。即使有一百个成邑，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如今定公不知道两座城邑的毁坏出自仲尼的教化，反而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攻打成邑对国君来说有什么困难呢？正因为没有采用孟氏的建议，反而触动了强臣的心，使他们深挖壕沟、加高城垒，坚守不肯投降。以国境内的城邑，却出动军队包围它，这就像把它当作敌国一样，已经显露出鲁国政权的失误了。何况凭堂堂国君的尊贵身份，攻打一名陪臣却不能取胜，只得卷起铠甲撤军而回，也实在令人忧惧。我料想定公因此应当害怕，改掉过去的做法来自我更新，把国政托付给圣人还来不及呢。为什么却安然不知畏惧，在告知从成邑回来之后，反而放纵自己沉溺于骄奢享乐？正当农民举足采桑的月份，却役使务农的百姓来修筑苑囿。所谓“筑”，是兴建的开始；所谓“囿”，是养育鸟兽的地方。在闲暇时节尚且不应修筑，何况宫墙内的祸患还没有平息？这是什么时候，却放纵自己沉溺于逸乐，难道不是把安危利害和灾祸都置之不顾，反而以导致灭亡的事情为乐吗？把人民和社稷置于考虑之外，却把供奉自己看得最重要，颠倒错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春秋》先记“公围成”，接着记“公至自围成”，其中警告危险的意味已经显现。到了第二年夏天，又有“筑蛇渊囿”的记载，那么定公不足以有所作为，也就很清楚了。最终女乐进入朝廷，圣人因鲁君赠送燔肉不合礼而离去，于是使这个本来只要一变就可以达到至道的国家，日益沦于衰弱，而大野出现麒麟的征兆最终也落空了。可悲啊！我曾考察《春秋》记载修筑台和苑囿的事，总共见过六次。庄公在一年之内修筑了三座台。当时齐桓公正做方伯，四邻和睦，国家没有事情，本来可以有所作为，他却偏偏不去做。因此鲁国从这时开始衰弱，到了庄公去世时终于发生大乱，国家几乎灭亡。成公时，国内政权归于强臣，对外又屡次受到大国的羞辱。成公末年，晋悼公重新成为霸主，鲁国渐渐得到尊重，于是修筑鹿囿。昭公陷在季孙氏的掌控之中，修筑苑囿，最终客死他乡。如今定公不以先君为鉴，又走上了他们的旧路。唉！没有苑囿尚且可以，没有百姓还做什么呢？国家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住，这是谁的过错呢？夺取汶阳田，鲁定公在蜀地会见楚国公子婴齐。

译借助强势来收复土地，对国家有利的一面很小；送纳财物来顺从夷狄，对国家的羞辱却极大。大夫为国家办事，却不知道应当把合乎义当作利益，没有不因此受到祸害的。鲁国成公倚仗晋国的势力，一战战胜齐国，夺取汶阳田，这是用一种乱局去替换另一种乱局，对国家的好处不也很小吗？结果使楚国人以此为借口，发动了阳桥之战。鲁国国君竟降低尊贵身份，在蜀地会见楚国大夫公子婴齐，送上财物并交纳人质，以求免祸，那么对国家的羞辱就太大了。考察《春秋》先记“取汶阳田”，后记“公会楚公子婴齐”，就可以看出鲁国所得的，还不如所丧失的。治理国家却不依照礼制，其后果难道不是深刻而明显吗？我曾说，天下没有比礼更尊贵的，也没有比义更强大的。因此诸侯修好和睦来侍奉天子，不敢有所失误；然后蛮夷也会顺从号令来侍奉中原，不敢违抗。如今友邦的国君不能和谐相处，却使外族得以借此作为扰乱中原的阶梯，不也太严重了吗？看看成公战胜齐国却受辱于楚国的事情，也可以作为警戒。而且汶阳本是鲁国旧有的土地，却被强大的齐国夺去。考察建国时土地疆域的图籍，如果它在鲁国封域之内，那么就是先王所赐、先祖所承受的土地，不敢使它失落，应当把这件事报告天王，以正定疆界，不应擅自出兵夺取。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侵伐小国而夺取土地，固然有兴灭继绝的道义；齐国本来就不应占有它，难道鲁国就应当占有它吗？如今鲁国攻打齐国，是因为一个大夫一时愤怒，便介入大国之间；侥幸获胜后，又借郄克的话夺取汶阳，却不派一名使者把事情报告天子。这只是倚仗强力，对于君臣之义已经完全蔑视了。即使夺回的是旧有城邑，与夺取他人的所有物又有什么不同呢？却不知道我们用强力凌辱别人，别人也会用强力凌辱我们。不久，楚国便出兵侵扰卫国、侵扰鲁国，以追究鲁国攻打齐国的缘故，使甥舅之国被剪除而成为仇敌，又让蛮夷能够拿这件事作为借口，已经够糟了。鲁国又不能亲近贤能、修明政事、保卫疆界，竟以国君的尊贵身份亲自在蜀地会见公子婴齐，还向他进献享宴。作为周公的后裔、拥有千乘的国君，却降低身份、失去位次，听从蛮夷大夫的要求，难道不可悲吗？正因为不能以礼治理国家，才招致这样的忧患。所以说：借助势力收复土地，对国家的利益极其微小；送纳财物来顺从夷狄，对国家的羞辱却极其重大。季孙行父身为鲁国上卿，本来应当对上使他的国君保有安定、富足、尊贵、荣耀的地位，对下庇护百姓，使他们不遭受辛劳困窘的祸患。可是他竟不忍一时的愤怒，残害百姓来满足自己的私意；汶阳田归还鲁国时，他洋洋得意，自以为立了功，却使国君和先祖蒙受羞辱，也不顾惜。正要建立武宫来炫示自己的奢侈，却不知道后来韩穿只说一句话，就又束手把土地归还齐国；到那时才发现所得的不过是虚浮的文饰，根本不足以抵偿所丧失的东西。这样以后才知道，不把合乎义的事当作利益，却把眼前利益当作利益，正是拥有国家者的大患，而《春秋》讥刺夺取汶阳田的用意，也就深远了。诚意伯刘先生文集《春秋明经》卷二完。《重刻诚意伯刘公文集后序》诚意伯刘公文集，本来就是括举栝地一方文献的总集，实际上也是明代百代文章、功勋事业的宗主，以及儒家先贤理学的正统。此书自永乐初年由王太史景后刊刻以来，总共三次改版付梓。年代久远，书籍渐渐埋没，编次也有错乱。天下的学士大夫中，凡是诵读、谈论、瞻仰、敬慕刘公的人，常常为此叹息。嘉靖己未年，刘公的乡里贤达斗山樊侍御曾在北畿巡院刊刻此书，但东南的修辞之士很少能够看到，而且经义有所删削遗漏，似乎并不是全集。隆庆壬申年春，豫章虬峰谢公手持斧钺巡按两浙，大力尊崇正学，鼓励振兴人文，巡行到栝地时，拿到刘公的文集，悲悯地说：“文集已经残缺了！士君子有志于经世致用，要阐明道理，除了这部书还能以什么为法式呢？”于是发文命令烈广泛搜求遗文，重新亲自校勘后刻印。对于刘公的后世流传，这番用意实在深厚。书刻成后，谢公把它交给我，让我为末简作序。序文说：“我从束发读书开始，就仰慕刘公的功业文章，认为他是古今罕见的杰出人物，只恨不能亲自到他的故里，为他写文章抒发奋发感动之情。凭借冯兹的机会，惭愧地承当公郡的职务，得以瞻仰他的仪范和典章，又承蒙把我的名字列入文章之中，使我得以借此自托于尚友之列，难道不是我往日的愿望吗？上天将要开启一代文明之治，就必定会使??马生出名闻天下的大臣，以应合昌盛的时代；他们际会风云，辅佐君主、成就天命，参与谋划、决定策略，平定乱局、抵御夷狄，辅助完成皇王的教化，从来没有不以道德文章为根本的。道德文章，是精神和术数中幽微的一面。古代的君子，如商代的伊尹、周代的吕望，他们辅弼君主、建立功业的事业，在莘野、渭滨时就已经确定了。子房刚遇到沛公，便运筹帷幄、谋划决策，以成就帝王事业，没有一件事不是得到酬报的。诸葛孔明隐居草庐时，与先主商量讨论孙权、曹操的形势，凭借蜀地的资力谋图天下，终身不改变自己的主张。刘公天生是人中豪杰，禀受特别异质，本来就是伊尹、吕望一流人物的亚匹，是张子房、诸葛孔明一类的人。出生在元代末年的困厄时代，胸怀愤慨，早已有忧虑天下、使天下太平的志向，因此撰写《郁离子》《覆瓿》等篇章；文章虽然雄浑深奥、宏大明辨、激越壮烈，体裁各不相同，但抒发忠诚、阐明本性，都是为了铺陈、表达他拯救世人和百姓的心愿，酝酿礼乐法制的教化，出入于造化机变、鬼神之理，最终惠泽于道德仁义的美善。等到他洞察万物、首先明辨是非，能够认出真正的君主，便起兵追随并接受心腹重任，掌握帷幄中的谋略，消灭汉军、歼灭吴军，驱逐夷狄、安定华夏，指挥授意那些勇猛如虎熊貔、足为柱石的大臣，成就高皇帝一统天下的事业，涤除污秽、洗去腥膻，使三代的光华重新恢复，这是多么伟大啊！唉！建立开国的功勋事业，显扬流传后世的文章，与古代先贤豪杰一同在千百代之后共享美名、并显并荣，刘公大概是有意为此而生的，并不是毫无用意的。难道只是章句之学的儒生，空虚地诵读，拘守空文，最终一点功效也没有吗？这本来就是我所依凭、私下仰慕的对象。谨作此序。隆庆六年秋七月初一日，后学建安陈烈顿首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