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五
师山文集 别集类四【元】
提要
【臣】等谨按《师山文集》八卷，《遗文》五巻，元郑玉撰。玉有《春秋阙疑》，已着録。是编文集八巻，前有至正丁亥程文序，又有至正庚寅玉自序。葢即玉所自编，惟序首标题曰《余力稿》，序中亦称「且名曰余力稿」，则集名似出后人所追改。然王祎序及杨士竒跋已皆称《师山集》，则初刻时已改名矣。《遗文》五巻，不知何人所编。程敏政跋《玉钓台诗巻》称其裔孙虬装潢成册。张骏和敏政诗跋，亦称玉裔孙鲸、虬皆能诗，其或出虬等之手欤？附録一巻，则当时酧赠诗文及后人题咏也。玉自序谓「韩栁欧蘓涂天下之耳目，置斯民于无闻见之地，道之不明文章障之，道之不行文章尼之」。其与洪君实书，又力诋唐皇甫湜，其言殊妄。汪克寛作《玉行状》，称其文以正大刚直之气，发为雄浑警拔之词，感慨顿挫，简洁纯粹，然纪事朴实，不为雕镂鍜链，跌宕怪神之作出入马迁班固，而根之以六经之至理，其推尊亦太过。然玉学术本醇，克寛所谓「大扺主于明正道，扶世教者」，其论不诬。其文皆雅洁不支，欧阳元所谓「严而有法者【案：元此语亦见克寛志中】亦为不愧。其送葛子熙序称「陆子之质髙明，故好简易；朱子之质笃实，故好邃宻。所入之途有不同，及其至也，三纲五常，仁义道徳岂有不同者哉？况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尊周孔，同排释老，同以天理为公，同以人欲为私，大本达道，无有不同者。学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异，此岂善学圣贤者哉？」又与汪真卿书称「朱子尽取羣贤之书，析其同异，归之至当，使吾道在宇宙如青天白日，万象灿然，莫不毕见。然自是以来，三尺之童即谈忠恕，目未识丁亦闻性与天道，一变而为口耳之弊。葢古人之学，以所到之深浅为所见之髙下，所言皆实事；今人之学，所见虽逺，而皆空言，此岂朱子毕尽精防以教世之意？」哉，其言皆辨别真伪，洞见症结，无讲学家门户之见，知其授命成仁，搘拄名教，不自剽窃语録中来矣。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 【臣】 陆 费 墀
师山集原序
郑君子美初至京师，或传其文数篇于奎章阁下。授经郎掲公读之，惊曰：“是盖工于古文者，严而有灋。”侍书学士虞公扬于坐曰：“郑子之文，异日必负大名于天下。”艺文少监欧阳公曰：“使少加丰润，足追古作者。”宋状元陈助教皆称其能，且竒其人，将谋荐之。郑君竟奉亲南，不屑留矣。余时以笔札事诸公，亲闻其言，欲一读其文以自快，而未之暇。归江南数年，与郑君益相亲，始得博观其前后之文，累百余篇。盖其制行之髙，见道之明，故卓然能自为一家之言如此。古人谓文章与时髙下，然亦恒发于山川之秀，本诸文献之传。汉之文章莫盛于司马相如、扬雄，而蜀世多文人。若郑君之学，夫岂无所自来哉？余不能文，又恶知郑君？以尝防阁老诸公之门，姑诵所闻，以为之序。子美尝筑精舍，师山聚书，以淑学者，故学者称之“师山先生”。云至正丁亥三月望日，婺源程文以文甫书。
余力藁序
孟子既没，学者各以已见为学，文章为道，故韩退之、栁子厚、欧阳永叔、苏子瞻辈，咸以此名世。作者既曰足以尽斯道之传，后之尊之者，又曰是皆所谓传而得其宗者也。涂天下之耳目，置斯民于无闻见之地。然则道之不明，文章障之也；道之不行，文章尼之也。文章之弊，可胜言哉！宋初河南程氏兄弟者出，天下号为两程夫子，始知斯道之传不在语言文字之间，而具于吾性分之内；不在虚无髙逺之际，而行乎日用常行之中。以此穷理，以此明道，以此淑身而传后，以此解惑而觉迷。文章之作，遂一废而为无用之物，譬之霪雨初霁，复见天日，而无有魑魅魍魉也。至吾新安朱夫子，集诸儒之大成，论道理则必着之文章，作文章则必本于道理。昔之尼者行，障者明矣。信乎有徳之必有言，文章为贯道之器，而非虚言之谓也。余年十数岁时，▯昧未有知识，于前言往行无所择，独闻人诵朱子之言，则疑其出于吾口也；闻人言朱子之道，则疑其发于吾心也。好之既深，为之益力，不惟道理宗焉，而文章亦于是乎取正。久而浸熟，不知我之学古人而疑古人之类我也。人有笑而问者曰：“文章【宗】韩栁，道理宗朱程，此万世一论也。子之为学，不亦谬乎？”余曰：“道外无文，外圣贤之道而为文，非吾所谓文；文外无道，外六经之文而求道，非吾所谓道。吾于朱子折衷焉。”问者曰：“吾过矣，吾过矣，子之言是也。”余惧问者之烦而应者之劳也，廼书其意而以白夫世之疑者，且名曰《余力藁》，以见吾学之不专于文辞，而当有本也。至正庚寅三月朔，郑玉序。
钦定四库全书
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五 《师山文集》 别集类四【元】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师山文集》八卷、《遗文》五卷，是元代郑玉所撰。郑玉另有《春秋阙疑》，已经著录。本编文集八卷，前面有至正丁亥年程文所作的序，又有至正庚寅年郑玉自作的序。大概就是郑玉自己编定的，只是序首标题写作《余力稿》，序中也说“姑且命名为《余力稿》”，那么集名似乎是后人追改的。然而王祎的序和杨士奇的跋都已经称作《师山集》，可见初刻时就改名了。《遗文》五卷，不知由何人编成。程敏政为《玉钓台诗卷》所作的跋说，是郑玉的后裔虬装订成册的。张骏和程敏政的诗跋，也说郑玉的后裔鲸、虬都能作诗，这些文字或许出自虬等人之手吧？附录一卷，则是当时酬答赠送的诗文以及后人的题咏。郑玉自序说：“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人的文章蒙蔽了天下人的耳目，使百姓处于没有听闻见识的境地。道理不能彰明，是文章遮蔽了它；道理不能实行，是文章阻碍了它。”他在给洪君实的信中，又竭力诋毁唐代皇甫湜，这些话很是荒谬。汪克宽作《郑玉行状》，称赞他的文章以正大刚直之气发为雄浑警拔的文辞，感慨顿挫，简洁纯粹；但记事朴实，不作雕琢锻炼之文，也没有跌宕怪诞、神奇诡异的作品；其文章出入于司马迁、班固之间，而以六经的最高道理为根基。他的推许也太过分了。然而郑玉的学术根基本来醇正，汪克宽所说的“大体上以阐明正道、扶助世教为主”，并不是妄言。他的文章都雅正清洁而不枝蔓，欧阳元所说的“严谨而有法度”【按：欧阳元这句话也见于汪克宽的志文中】，他也当之无愧。他在《送葛子熙序》中说：“陆子的资质高明，所以喜好简易；朱子的资质笃实，所以喜好深邃细密。他们所进入的途径虽不相同，但到了最终境界，三纲五常、仁义道德难道会有什么不同吗？何况他们同样尊崇尧舜，同样否定桀纣，同样尊崇周公、孔子，同样排斥佛教和老子之学，同样把天理看作公，把人欲看作私，在根本大体和通达之道上没有什么不同。求学的人不寻求他们相同的原因，只寻求他们不同的地方，这难道是善于学习圣贤的人吗？”他又在给汪真卿的信中说：“朱子把诸位贤人的著作全部收取，分析它们的异同，使之归于最恰当的结论，于是我们的道在宇宙间如青天白日，万象灿然，没有什么不能完全看见。然而从那以后，三尺高的儿童就谈论忠恕，目不识丁的人也听说性与天道，学问渐渐变成了只在口头耳边流传的弊病。这是因为古人的学问，以自己达到的深浅作为所见高下的标准，所说的都是实际的事情；如今人的学问，见识虽然高远，却都是空话。这难道是朱子穷尽精微来教导世人的本意吗？” 他说的这些话，都是在辨别真伪、洞察问题的症结，没有讲学家门户之见，可知他所谓舍生取义、扶持名教的话，并不是从语录中剽窃来的。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敬地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 【臣】陆费墀 《师山集》原序 郑君子美初次到京师时，有人把他的几篇文章传到奎章阁下。授经郎揭公读后惊叹说：“这大概是擅长古文的人，文章严谨而有法度。”侍书学士虞公在座中说：“郑子的文章，将来一定会在天下享有盛名。” 艺文少监欧阳公说：“如果再稍微增加些丰润，就足以追及古代作者了。” 宋状元和陈助教都称许他的才能，并且对他这个人感到奇异，准备谋划举荐他。郑君最终侍奉父母南归，不屑于留在京师。我当时以替诸公办理文书为事，亲耳听到这些话，想读一读他的文章来使自己快意，却没有时间。回到江南数年后，和郑君更加亲近，才得以广泛阅读他前后的文章，共有一百多篇。大概因为他操守高尚、明白道理，所以能够卓然自成一家之言，达到如此地步。古人说文章随着时代而有高下，然而文章也常常产生于山川的秀美，根源在于文化典籍的流传。汉代的文章没有比司马相如、扬雄更盛的，而蜀地历来多文人。像郑君这样的学问，难道会没有来源吗？我不会写文章，又哪里了解郑君？只是因为曾经在阁老诸公门下任职，姑且诵述所听到的情况，作为这篇序。子美曾经筑造精舍，名为师山，并聚集书籍来教益求学者，所以求学者称他为“师山先生”。至正丁亥年三月十五日，婺源程文，字文甫，作序。《余力稿》序 孟子去世以后，求学者各自以自己的见解作为学问，把文章当作道，所以韩退之、柳子厚、欧阳永叔、苏子瞻这些人，都凭借文章闻名于世。作者既然说文章足以穷尽道的传承，后来尊崇他们的人又说，他们都是所谓传承道统而得到其宗旨的人，于是文章堵塞天下人的耳目，使百姓处于没有听闻见识的境地。这样看来，道不能彰明，是文章遮蔽了它；道不能推行，是文章阻碍了它。文章的弊病，哪里说得尽呢！宋初河南程氏兄弟出现，天下称为两程夫子，这才知道道的传承不在语言文字之中，而具备于我们的本性之内；不在虚无高远的境界，而实行于日常生活和常行之事中。用它来穷究事理，用它来彰明道义，用它来修养自身并传给后人，用它来解除疑惑、启发迷昧。文章的写作，于是完全被废弃而成为无用之物，譬如久雨初晴，又看见了天日，且没有魑魅魍魉出现。到了我们新安的朱夫子，汇集诸儒的大成，谈论道理一定落实到文章中，写作文章一定以道理为根本。从前阻碍实行道理的弊病消除了，遮蔽道理的弊病也明白了。确实，有德之人必定有言语，文章是贯通道理的器具，并不是所谓空话。我十几岁时，蒙昧无知，没有见识，对于前人的言论和往行没有选择，唯独听人诵读朱子的话，便怀疑那像是从我口中说出来的；听人谈论朱子的道，便怀疑那像是从我心中发出的。我喜爱它越来越深，致力于此越来越勤，不只是把道理尊为宗旨，文章也由此得到正确的标准。时间久了，渐渐熟习，竟不知道是我在学习古人，还是古人反而像我。有个人笑着问我：“文章以韩愈、柳宗元为宗，道理以朱熹、二程为宗，这是万世不易的评论。你这样治学，不也是错误的吗？”我说：“道之外没有文章，离开圣贤之道来写文章，不是我所说的文章；文章之外也没有道，离开六经的文章去寻求道，不是我所说的道。我对于朱子采取折中调和的态度。”问的人说：“是我错了，是我错了，你说得对。”我担心问的人不断发问、回答的人疲于应答，于是写下其中的意思，用来说明世上有疑问的人，并且命名为《余力稿》，以表明我的学问并不专门在文辞上，而是应当有根本。至正庚寅年三月初一日，郑玉作序。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