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山集卷四　　　　　　　元　郑玉　撰记

译《覆船山云心庵记》。歙县南面有一座山，拔地而起，处在徽州、杭州与建德交界之间，叫作覆船山，是一方祈祷的地方，也是神龙居住的所在。山高数千仞，山脉从黄山而来，连绵相接而又时断时续，起伏顿挫，奇形怪状，千变万化，直到这里，气势磅礴，郁积深厚，分出枝脉，形成浙西一带的诸山。它向南伸展，便成为建德的金紫峰以及云源诸山，东西相对延伸二百里。支脉和丘阜融结在一起，成为淳安县境内的山。它向北又形成白石岩、龙塘山，延伸到杭州的于潜、临安，拔地而起，成为东西两座天目山，龙飞凤舞一般，才将它的灵秀完全显发出来，大概可称为名山了。山顶有龙池，泉水从其中涌出，冲裂山体向下流去，石门九重锁闭，两山相对如峡谷。到了山腰，泉水倾泻成为瀑布，与岩石相撞，澎湃激射，像喷吐水沫的样子。岩石后面有深潭，不能测知它的深浅，也是龙的别宫。每天将要下雨时，云气从山上涌出，像戴着斗笠，当地人往往据此预测阴晴，几乎没有不应验的。干旱时向它祈祷，有时得到蜥蜴蜿蜒而出，雨就随即到来。僧人觉圣白，靠近当地大族洪氏出钱倡导，募集众人力量，在山下建造庵院，作为祈祷【原文疑字：▯】的场所。我把它命名为“云心”，又请我作记。深山大泽之中，一定有龙蛇；上天降下应时的雨，山川便生出云气。这座山是龙蛇藏身的地方，能够吐云而形成风雨，按礼法应当得到祭祀。觉圣苦心修行，持守戒律十分严格，衣服不能抵御寒冷，食物常常不足以免除饥饿，但他勇猛精进，毫无退转之心，这样已经值得嘉许了。从前有比丘尼居住在山中，侍奉龙神十分恭谨，多次叩拜祈求都得到回应，于是也一并祭祀它；这大概也有以尸祝之的意思，正好可以连带记述云心庵的创建始末。泰定元年九月某日庵建成，第二年某月某日来请求我作记。洪氏的儿子名斌，比丘尼俗姓汪，是山下百姓家的女儿。《木斋记》。庐山脚下、九江上游，有位隐居的君子方君子玉，建造房屋来教育自己的儿子，积累成篇后命名为“木斋”。斋在住宅向西若干步的地方，共三间屋、四根楹柱，每间十二尺，长宽相称，中间空出以接待宾客；左右开设两间房，摆放几案桌子，陈列枕头床榻，设置琴、书、壶矢、棋局、笔砚、瓶炉、图画，以及各种茶酒器具和日常用品。他每天率领子弟，有时弹琴，有时诵读，有时投壶下棋作为游戏，有时焚香插花作为乐趣，有时寄情于书法文章，有时寄意于图书史籍；口渴就煮茶饮酒，疲倦就到床上休息。宾客来往时，方君坐着交谈，子弟侍立一旁，应答酬酢，无不称心。屋上又建有楼阁，仿照古人尊阁的意义，陈列收藏先世遗书；楼轩四面通达，用来登临远眺。打开西窗，倚栏拄笏而望，五老诸峰、开先瀑布被烟云映照，仿佛就在几案席面之上。俯视东边栏杆，放眼望去，长江万里，波涛汹涌，流入大海，无法穷尽它的尽头。楼阁后面建台，台上露天，是春夏晒书的地方。屋后建亭，匾额题作“听竹”，是早晚游息的地方。古木和修长的竹林，浓密的树荫覆盖数亩，这就是木斋的大致景观。我并不认识方君，却在京师认识方积；方积把这些情况告诉我，请我作记。陶县令的高尚风范、李山人的超逸情趣，千年以后一定还有听闻而受到激发的人，方君难道就是这样的人吗？什么时候我能挑着行囊、背着书笈，买一叶小舟，经过鄱阳湖，泛舟大江，到达康庐山脚，提起衣襟登堂，拜见方君于榻前，和方积一起登临长啸吟咏，悠然远眺，凭吊古人的遗迹，重现当日的胜游，尽览木斋的景色，那就是我的愿望了。方积回去经过父亲庭院时，把我的话告诉父亲并请他作记。方积字叔高，努力践行，勤奋好学，温文有文才，为朝廷中诸位老臣所喜爱。《石迹山建桥记》。石迹山是祁门最美的地方，邑人胡君俊夫首先在山顶建造玄武祠；王君儒翁又在半山之间跨越山涧建桥。抬头可以仰望飞瀑，低头可以俯瞰龙湫，山川开阔，景物显露，又是石迹山最美的地方。我曾经和王君的儿子存善游览这里并以此为乐，当时还没有桥。如今桥建成了，景色更加奇丽，所以我很高兴为它作记。桥建于至顺三年十二月庚申，记文作于第二年六月某日。我是郡人郑玉，书写者；胡默篆写，钱塘吴睿。

译《肯肯堂记》。南里的洪君味卿隐居以求实现自己的志向，把政教施行于家中：上面侍奉慈亲，下面抚养弟弟，闺门肃穆，宗族和睦，乡里称道的家法都归于他。年过四十，便为老年生活作打算，开辟一块地方，高低相称，长宽十亩，对他的儿子斌说：“我将要在这里凿池修筑，建亭台水榭，栽花种竹、种蔬菜，栽种果树来安逸地度过老年，终享天年。我对这个世道已经没有什么心思了，你要努力。”事情还没有完成，味卿便去世了。斌说：“这是我父亲的志愿，也是我的责任，难道可以不思考怎样继承它吗？”于是依照旧地，围上高墙，凿池筑亭，栽种花木蔬菜，如同味卿所说；又把味卿的灵柩奉来，另建一室，安置在其中，等待择定吉日安葬。他对朋友郑玉说：“斌最早就托身交结于您，您对斌最了解，请您为这里命名，以彰明我父子的志向，这实在是很大的恩惠。”郑玉说：“唉，天地是一切万物，万物也是一个我，何况父子之间的亲情呢？参与天地化育、为后世树立教化，都是我们分内的事情，何况是家庭中的近事呢？世上有父亲播种而儿子不肯收获，父亲造屋而儿子不肯完成的，他们究竟是什么心思呢？” 这大概是偏爱自己一己之私，不能把父母的心当作自己的心。像你这样的人，哪里只是肯完成房屋，甚至还肯完成堂屋，所以就用“肯肯”来命名吧。”节夫拜了两拜致谢说：“斌所做的事虽然还不能完全如先生所说，斌的志向难道敢不因先生的话而努力吗？”郑玉说：“还没有说完，我的话还有末尾。过去你的先君子高尚而不出仕，所以能够寄托情怀于泉石，留意于池馆；虽然经营布置没有完成，但你能够替他完成，于是有了‘肯肯’这个名称。而我的先君子曾经出仕于当时，学问没有完全施展，才能没有得到充分任用，沉沦于低级官职，最终没有得到际遇，这是无可限量的痛苦。我郑玉是樗栎一样的无用之材，对世道没有补益，将要给先君子带来羞辱，早晚都为此恐惧，难道不是对你所说的‘肯肯’感到很惭愧吗？然而，你的先君子之所以潜藏德行而不显耀，深厚积累而暂不发露，正是为了替你铺设基础。我的先君子才大而用小，没有把所蕴藏的才能完全施展出来，难道又不是对我郑玉有所期待吗？即便如此，古代求学的人忧虑的是道而不忧虑贫穷，端正的是义而不谋求利益；如果内心上对天地、对他人、对自己都没有惭愧，即使显达，也推己及人；即使困穷，也独善其身。这就是所谓天地万物与我本为一体，凭此可以参与天地化育，凭此可以为后世树立教化，难道仅仅是不辱没自己的父母吗？” 这才是两位父亲的志向，也是你我所应当努力的事情，又何必局限在一座园圃、几处亭榭之间呢？”节夫拜了两拜说：“先生的话深刻透彻，请写下来作为记文。” 《云涛轩记》。吴孟思在无何之乡、乌有之所建造云涛轩，让夷坚子记述它。夷坚子说：“我曾经游览天目山，住在狮子寺。第二天清晨，雨刚刚停，朝阳初升，烟雾四处弥漫，云气沉在山下。有个僧人走来说：‘山中的云海，通常三五年也不一定能见到一次。您有前世因缘，山神显灵相助，真像上天垂下、大地涌出，鬼神挥动神力。您为什么不起身观看呢？’于是我坐在玉立亭上，凭栏俯视，只见烟云起伏，如同波涛，上下天光融为一色，万里之内没有边际。有时远处山峰高高耸立，突出云外，又像蓬莱三神山，缥缈地浮在水中，船也无法靠近。太阳从东方升起，有一半在云端，于是又像从扶桑沧海的尽头升出，而不知道自己已经处在万山之上了。顷刻之间烟消云散，天气清明，便什么也没有了。我又曾经在钱塘观潮，看见海门刚刚泛白，渺渺的一线，油然像云从远处山岭之间升起。不久之后，潮水掀天拍岸，海水上涨、江河翻腾，声音震动天地，气势吞没吴越，壮观天下第一。这就是所谓云涛。您居住在街市的要冲，正处在车马往来的道路上，屋子像斗那么大，窗户像悬挂的瓮一样狭小，所谓云涛又在哪里呢？” 孟思笑着说：“我的眼光可以空览四海，胸中可以吞吐云梦，把天地看作席子，把古今看作一瞬。宇宙之间的一切烟云变化、风涛出没，都是我轩中的景物，又怎么会拘束在一间屋子之内呢？什么时候能和你携带飞仙，乘着奋飞的羽翼，超越尘埃之外，周游于太虚之中，仰观六合，俯视八荒，那么天下不过都是一片云涛罢了。你的话多么浅陋啊！”夷坚子于是茫然失意，不知该说什么。新安郑玉听说后认为这番话豪壮，于是依次整理他的话，写成这篇记。《郑彦昭读书巢记》。有一个与我同姓名、名潜、字彦昭的人，居住在长龄里，和我家不属同一宗谱，却把我当作叔父侍奉。他天性聪敏颖悟，志向坚定专一，才干优长，我认为他的见识明达深远，是我乡子弟中的千里马。起初我还没有见到郑潜时，曾有感叹后生中没有可以交谈的人；等得到郑潜，这种遗憾便释然了。郑潜的父亲跟随官职在东西各地任职，从未在家居住，母夫人便专心教育儿子。郑潜慷慨而有大志，常常同四方豪杰交往，宾客来往不断，席上没有空闲的日子。母夫人拿出首饰，卖掉心爱之物来供给这些费用，从不厌倦，因此郑潜能够安心求学，终于有所成就。他曾在住宅西面建一座小楼，宽度不满一丈，高二十尺，请我为它命名。我说：‘你建这座楼，是要把它作为读书的地方，而它的形状像鸟巢，我给它命名为“读书巢”，怎么样？’郑潜拜谢说：‘叔父的话，原来是有深意的。鸟栖息在巢中，所以一旦飞出便有翱翔的快乐；人居于学问之中，所以出仕以后便有推行道义的功业。叔父对郑潜的期望深厚啊，难道只是因为它像鸟巢才这样命名吗？’我笑着说：‘唉，是你启发了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你把这些话写下来，作为《读书巢记》吧。’

译《静虚斋记》。干明观原来有静虚斋，经过战乱火灾后房屋焚毁，斋也不复存在。元统二年，道士吴定夫修筑山房，作为修炼的场所，于是写下旧日的匾额悬挂起来。他请我作记，有人说：“这是老子返本归根的学说，您何不推演它的意义来作记呢？”我对定夫说：“你是名门子弟，世代读圣人之书；如今虽然寄身于老子的道法之中，但你的内心一定喜爱我们儒家存养省察的功夫、修养自己和治理他人的学问，所以才来找我请求这篇文章。”我又用老子的学说告诉他，难道这就是定夫的本心吗？因此我把从父亲和老师那里听到的道理告诉他说：“这是周子学习圣人之道的方法，大概就是所谓明、通、公、溥吧？圣人所以不同于常人，是因为没有私欲。没有私欲，就能内心宁静空明，行动正直无私。内心宁静空明，所以明达通透；行动正直无私，所以公正而广施。这就是圣人合于天德的地方，也是求学者所应学习的。即便如此，有人还是疑惑：定夫给斋命名为‘静’，那么就可以达到虚；可是行动怎么办呢？静是本体，动是作用，哪里有只有本体而没有作用的道理呢？这只在求学者把它推行出来罢了。如果只能安静而不能行动，只有本体而没有作用，那就不是我们圣人所说的道，又何必把圣人的学问告诉他呢？” 定夫微微一笑，凝神安定，好像没有听见一样。我大概知道他对这番话深有契合，只是难以用言语表达，所以写下这篇记。《重修忠烈陵庙记》。后至元二年冬，府判燕山马侯辅佐治理新安，官府政令修明，僚属和睦协作。凡政事有未能取信于民的，事情有不便利的，马侯就上报府中，停止施行。士人修明教化，农民安于本业，差役徭役不扰民，租税赋收按时征收。六县安宁，官府因此无事。于是召见父老，询问民间因水旱、疾病、瘟疫而需要祈祷祭祀的事情。众人说，忠烈王从唐代直到如今，因功劳享受血食祭祀，祈祷应验如同回声。马侯记在心中。第二年春天，连绵阴雨损害麦子，百姓将要忧虑饥荒。马侯向僚长报告，率领官属到祠庙下斋戒祈求。第二天天气晴朗，麦子于是获得加倍的收成。忠烈王的陵庙在郡城以北七里云郎山中，马侯前往拜谒致谢时，看到左边倾斜、右边坍塌，风雨不能遮蔽。马侯叹息说：‘我们这些人凭借赏善罚恶的权力，在阳间施教；忠烈王掌握雨晴祸福的权力，在阴间辅佐，实在关系着一郡生灵的祸福。陵庙破败却不修缮，是守土官员的责任。’于是首先捐出自己的俸禄倡导修建，凡在任官员也各按品秩出资多少不等。命歙县主簿韩世杰主持此事，过了一个月便报告完工，内外焕然一新。士人百姓前来祈求神灵，没有不肃然起敬的。韩君来找我，请我写文章刻在石上。我想到隋朝灭亡时，天下像沸水一样动荡，歙、宣、睦、杭、婺、饶六州的百姓却独独没有遭遇兵乱，在大乱之中就像处在太平时代一样，这全是忠烈王的力量。难怪他千年享受血食祭祀，报答祭祀永无穷尽。考察歙县有古代墓葬共三处：晋代新安太守程元谭的墓，在我居住的贞白里中，如今只有石人【原文疑字：防】可以辨认，然而也几乎全沉没在土中。陈朝仪同程灵洗的墓在郡城西南，名叫黄墩，相传就在墓上筑坛，因坛建庙，如今也不知道墓在哪里。唯独忠烈王凭借丰功伟绩，活着时有拯救时世、惠及万物的恩德，死后还能调和雨晴水旱的适宜，所以从唐代直到如今六七百年，前有庙、后有陵，巍然不废，功德深厚。汉代因为秦隐王有诛灭秦朝的功劳，设置三十户人家守护他的坟墓，禁止砍柴放牧。五代乱世时，吴越钱氏保有两浙，后世也为他建寺观守护坟墓；这些都是古今良好典章所凭借、用来劝善惩恶的。马侯凭聪明才干，历任中朝官职，所以他出任外郡辅佐官时，懂得重视民生事务，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值得记载的。赞助这次工程的，还有前推官庐陵欧阳齐贤侯、知事东平王士钧。马侯名桢，字干臣。他的祖父璘曾任江淮行省参政，父亲泽任广平路总管，大概是世代仕宦之家。四年二月庚午记。《耕读堂记》。鲍生在住宅前面建了一所房屋，作为堆放物品的地方，闲暇时就在里面弹琴唱歌，命名为“耕读”，请我作记。我一时没有什么可记的。有位客人对鲍生感到疑惑，问我说：“耕田，是农夫和乡野人的事情；读书，是士君子用来求学的事情。鲍君想把二者相比并列，不也是很困难吗？”我说：“唉！你的话错了。古时候，一个男子领受百亩田地，没有不耕作的士人；家中有塾，乡党有庠，地方有序，没有不学习的人。秦朝废除井田制，开通阡陌，焚烧诗书，坑杀学士，先王之道于是灭亡。汉朝兴起，虽然达到盛大太平的治理，最终也不能恢复淳朴古风，于是士人与农民分开了。这样一来，从事学习的人便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从事农业的人便不知道礼义从哪里产生。后世有人能够白天耕田、夜晚读书，尽到人的常道，人们反而把他当作奇异之人来称赞，这距离古道更加遥远了。鲍生跟随我交游【原文疑字：防】，大致懂得喜爱古人的道理，所以能够耕田来奉养父母，读书来修养自身。假使相邻各家的人都像鲍生一样，都尽力耕田，都有读书的功业，那么人情自然会厚重，风俗自然会淳朴，即使恢复三代的制度，也不会困难。” 你还有什么可疑惑的呢？”鲍生上前说：“先生这番话难道不就是记文吗？请写下来刻在屋壁上。”

译《修复任公祠记》。新安郡城以北四十里有一座寺院，名叫任公寺，梁代太守任公彦升的祠堂就在这里。祠堂废弃已经很久，只有罗尚书汝楫所作的碑文完整保存下来。我趁空闲日子和两三个朋友、学生经过那里，于是谋划兴复。鲍元康仲安、元康的侄子深伯、原观以仁、洪斌、节夫都愿意出钱供给费用。又得到乡人许绍德、字华，亲自承担这件事。四明张【原文阙字】可久任监税，松源竭力赞助其完成。县令张侯听说后，详细叮嘱并勉励他们，使他们不要违背我的意愿。于是与寺僧思睦、诚真商议，他们都乐意听从请求，这才得以奉祀任公。在法堂右边恢复旧有的祠堂。事情完成后，报告郡府。郡府下檄文命张侯到祠堂处理事务。父老前来观看，欢喜鼓舞，都说应当有文章刻在石上，昭示后世，于是请我执笔。我们郡在晋武帝太康元年以“新安”为名，到现在至正八年，共一千六十九年。郡志中记载的太守有二百五十一人，其中贤能而被百姓建祠祭祀、后世祭祀不废的，只有任公一人罢了。况且祭祀【原文阙字】本来在礼典中有规定，世代更替，迁移远祖神主也有一定时限；即使富贵到了极点【原文阙字】制度，那么人被子孙祭祀，也有终止的时候。哪里像任公这样，凭借善政施及百姓，死后仍受到祭祀，千年在这里不废？这既足以看出任公恩德在百姓心中深厚，也可以看出我们新安百姓报答、侍奉长上的心意无所不至，而风俗也因此厚重了。至于任公的德行、文学以及治理政事的详细情况，都记载在本传和前面的碑文中，这里不再重复。姑且记述祠堂兴复的经过，使后人继续修缮，不敢使它废弃坠落罢了。张侯名灏，字君用，是济宁人。《三乐堂记》。我才疏学浅，在世上没有什么用处，于是退下来亲自耕种田地，打算靠此养活自己。间或有朋友来相从讲学，于是在师山上建造房屋，作为学习的场所，使英才得以施展他们的道理。于是取孟子的话，把堂命名为“三乐”。父母都健在、兄弟没有忧患，是由上天决定的；仰头不愧对天地，低头不愧对自己，在于自身；喜爱得到英才并教育他们，则取决于他人。如今我，属于上天的事情已经不能指望必然得到，属于自身的事情又不能完全尽到，最终只能寄希望于他人罢了，那么我的惭愧实在太多，又凭什么得到快乐呢？即便如此，在这座堂中学习的人，应当及时尽力，再加上百倍千倍的功夫；看看我悠悠度日，不能完全尽到自身责任，直到老年才后悔，竟然要寄希望于他人的样子，以此作为警戒，从而更加努力。这也是师生相互成就的道理，本来就是我对后学的期望。《小毋堨记》。乡里人把草木投入溪涧之中，用沙土压住，截断水流筑成堰，再开渠引水灌溉田地，称作“堨”。小毋堨在我居所西面二里处，它的水源发自灵山，从水源到堨只有十里，是早晨水满、傍晚便干涸的溪流。每年农家等到雨停，准备好草木要兴工时，水流已经干了，所以从来没有享受到灌溉的好处。后至元某年冬天，我的侄子绍谋划用石头和木梁改建它，打算使它永久存在；向农民征集劳工，怨声四起，有人认为这件事困难，绍却没有停止。于是砍伐大松树，排列放置在水中，纵横铺在上面，铺石作为底部，卷石作为拱盖，又取碎石杂乱地填在拱盖下面，使其中充实，用捣碎的石灰填塞缝隙。石梁建成后，横跨连接两岸，平整如磨刀石。然后立木为柱，铺板为闸；山洪暴涨时就打开闸门来泄去水势，溪流恢复平缓后就关闭闸门来阻挡泛溢。农民免除了反复修筑的劳苦，田地享受了灌溉的利益，人们才开始歌颂他。甚至有人想祭祀它，绍又割出三亩田，让人收取田租，用来供给春秋祭祀以及堨每年的费用，把余钱积存起来等待修缮。于是堨的事务才完备，可以永久流传下去了。“堨”读音为“褐”，只是吴楚一带的方言。按照韵书，“堨”有“揭”“竭”“遏”三种读音，却没有读作“褐”的，韵书都说它是堰。柳子厚《袁家渴记》虽然说读作“褐”，但他所使用的是“渴”字。我们郡的旧俗相传，使用韵书中的“堨”字，却读音如柳子厚《袁家渴记》所说；现在姑且依从习俗，希望便于阅读观看。《邵武路泰宁县重建三皇庙记》。泰宁县的三皇庙最初建在县治西面，当时只是草创，按照县令的命令，地势低下，房屋简陋，不符合尊崇、彰明祭祀的本意。至正二年，前任县令王成吉君利用废弃的佛庵，把三皇庙迁到县溪南面二里处，并且收取佛庵田地的收入来供给祭祀。然而规模和位置大多沿用佛庵旧制，不能符合礼制；又因溪水阻隔，来往要跋山涉水，官民都认为不便利。至正八年，现任县令鲍君刚到任，顺应官民的愿望，又把庙迁到县治南面的罏峰山下。正殿三间，两侧用重檐作翼，椽木和屋桷向四面伸出。前面是五间门屋，匾额题为“开天之门”。门前又有三间棂星门，东西各有一座庑廊，每座庑廊四根楹柱。地势高爽，规模宏壮。既免除了跋涉之劳，也符合尊崇的意义。有人写信托我作记。我从夫子那里听说：庖牺氏开始创作八卦，用来沟通神明的德性，类比万物的情状；神农氏砍削木头制成耜，揉曲木头制成耒，用来教导天下；黄帝垂衣裳而天下得到治理。这三位圣人开辟天地、确立准则，创制器物、建立法则，流传给万世。世上人类能够相互收容、相互养育，以至于今天，全是他们的力量。凡是生长在天地之间、头发覆盖牙齿含于口中而成为人的，都应当无穷无尽地报答祭祀他们。何况是拥有土地、拥有百姓，取法三皇之道来治理的人呢？隋朝以前，这种礼仪还没有举行，实在是礼制上的缺典。唐玄宗天宝年间，诏令才开始在京师建立三皇庙，由有关官署举行祭祀，郡县仍然没有庙宇。我们国家从朔方兴起，治理崇尚简约，淳朴风俗接近上古，于是才开始重视三皇的祭祀。这样一来，郡县都可以建庙；每年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太守、县令各自穿着官服，谨慎举行祭祀，这是为了报答根本。鲍君的这一举动，可以说是知道根本所在。我和鲍君同乡，曾经共同讲学，知道他内心的修养一向有根基，却不知道他施行政务会怎样。近来我的堂兄璿从闽中回来，听说泰宁人都称颂县令的贤能，说即使风纪之司也不过如此。这样我更加相信鲍君过去同我在家中讲论的道理并非虚妄。因此我乐意把所听到的这些话写出来，让人刻在丽牲之石上。鲍君名同仁，字国良，是新安歙县人。我也是他的同乡，郑玉。

译《富登钓台记》。歙县南面的山水最为优美，淛江就发源于此。从淛江源头向下百余里到达县境，有个地方叫富登渡。一块巨石巍然耸立在江面上，形势仿佛要飞入江中。我曾经过妹夫吴虎臣的住处，多次往来于这里。每次登临，有时坐着，有时垂钓，总是徘徊不能离去。人们因此把它命名为“郑公钓台”。石淮阃余廷心的篆书隶书天下无双。他听说我有这样一块石头，便大书“郑公钓台”四字寄给我。至正十六年秋八月，我因被征召而辞职归来，留住在虎臣家。开始取出余公所写的字，刻在钓台前面；又记述它得名的缘故，镌刻在后面的石头上。乡人鲍叶替我在旁边建了一座草堂。虎臣字道威，叶字君茂。这月辛未日记。《师山集》第四卷。钦定《四库全书》。《师山集》第五卷，元代郑玉撰写记文。《绩溪县三皇庙记》。本朝的制度是，天下通行可以祭祀的只有三皇、社稷和孔子罢了。大概治理始于三皇，学问达到极致于孔子；农业方面的功劳由后稷显著，所以祭祀是为了崇尚德行、报答功劳，不忘记根本。绩溪县原来有孔子庙、社稷坛壝，每年按时由有关官员依照常礼举行祭祀，唯独没有设置三皇庙。在此以前，县令不知道这是礼制上的缺失，部使者多次把这件事作为意见提出。至元元年，现任达鲁花赤某对众人说：‘县境方圆百里，和古代公侯的封国相当；三皇庙不建，做长官的不知道治理的根本，做百姓的听不到古代盛世的道理，这固然是我们县令的责任，也是你们百姓的羞耻。’众人说：‘是这样。’于是选择日期，考察地势，在县治某处得到一块地，召集工匠、估量材料，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施工。殿堂、门屋、庑廊都依照其他县的制度建造，但更加雄伟壮观。建成后，在九月九日举行释奠礼，文武官员都参加献酒。父老聚集观看，感叹不已，彼此说道：‘使我们这些人能够听到古代的盛典，知道礼制的伟大，是县令的力量。难道可以不记载吗？’于是磨治石碑，请我写下这件事。我想，伏羲、神农、黄帝开辟天地、确立准则，创制器物、建立法则，流传万世；天地还有不能做他们所做事情的地方，何况人呢？” 何况后来的圣人呢？所以即使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盛德盛治，也不过是因循三皇的治理，根据时代有所损益，并没有超过三皇。三皇受到天下祭祀，永远享受报答祭祀，是应当的啊！朝廷的良好制度、县令的盛大心意以及父老所说的话，都值得记载。因此我没有推辞，写下这篇记。《养晦山房记》。树木能够在春天生长，是因为在天地闭塞、万物蛰藏的时候，它能够收敛花朵、反归果实，聚集精华并纳入根部。等到天地发生变化，雷雨奋发而作，然后芽萌发、外壳裂开，生机冲涌而出，不可遏止。人作为人，也是这样。年幼时求学，壮年时施行。大概年幼而不学习，就无法穷究天下的道理、达到自己的知识；等到壮年，如果不探究所学的实际用途，那么又凭什么称为学习呢？没有实际作用却不以学习为根本，学习而又不能落实到实际作用上的人，在学习时好像对世间没有什么作为，人们便认为他处于晦暗；等到他发挥作用时，人们因为他有益于世，便称他为显达。《易经》用龙蛇蛰伏来作比喻，说精微义理深入神妙之境，用来比喻学习，十分贴切。伊尹在莘野耕作，姜太公在渭水垂钓，最终辅佐汤、武这样的圣明君主，成就商、周的大业，这就是先晦后显的人。孔子、孟子作为大圣大贤，在当时却没有得到任用；然而他们的道贯通天地，恩泽遍及古今，这是在一时晦暗而在万世显明的人。显达和隐晦虽然有穷困通达的不同，但对于圣贤本身并没有关系。这大概就是我借隐晦来培养自己的原因，也是山房得名的原因吧？我年轻时爱好读书，自认为能够记诵，稍稍长大后涉猎世事，出入忧患之中，越发使内心惊恐、身体劳苦，渐渐导致健忘，药物也不能治愈。我思考恢复精神、振作志气的方法，于是游历黄山，向祥符寺主持借了一间空屋，加以扩建，在其中整日静坐，把天下的书都取来阅读，以求探寻圣贤所说的道，潜心努力学习，希望接近董仲舒不窥视园圃、陈烈闭门读书的境界。从前紫阳夫子行冠礼时，屏山刘先生为他祝辞说：‘树木在根部隐藏，春天便繁花灿烂；人把自己隐藏起来，精神便在内心充实。’夫子能够运用这句话，继承往圣千年失传的学问，成为百代宗师。唉，夫子已经逝去了，我难道是他的门徒吗？” 《尊己堂后记》。汪氏在新安是望族，自隋唐以来直到今天，历代都有闻名人物。七八百年来，家族的仕宦传统和诗书教化没有衰落，反而更加振兴。城南角的汪氏宅第，宋淳熈年间，乡先生伯举和他的弟弟伯虞、伯言筑堂居住，在其中读书。兄弟之间互为师友，以顺应天命为乐，不借助外物来求取荣耀。因此，尚书金忠肃公为它题名“尊已”，已邕州呉文肃公为它作记。朱文公曾亲书“尊已堂”三个大字，悬挂在堂上门楣之间，光彩照人。当时的名士，如鄂州罗公，都有诗文流传吟诵，天下传诵，人人喜爱。此堂在景定元年庚申遭火灾，后来重建它的是他的孙子某人。元贞元年乙未，郡城意外发生火灾，此堂又遭灾。当时只是草草搭建，低矮、漏雨、潮湿狭窄，与旧堂相比很不相称。这样因循苟且了二十一年。延祐二年乙卯，五世孙晞圣，字一清，才改建并扩大了它。堂宇高敞明亮，地势干爽，宏伟华丽而幽静深邃；屋檐椽角如鸟翼飞举，窗户开阔通达。前面有乌聊山相迎，后面有披云山环抱。山仿佛增高了，地仿佛开阔了。凡是登上这座堂的人，心中仿佛有所感悟而通达，眼前仿佛豁然开朗而明亮；探究事物、穷究义理，仿佛有所发现而获得；拿起笔来构思文辞，仿佛得到助力而写成。一清说：“我并不是敢于扩大房舍、奢侈游观，而是为了承继先人的志愿，彰显祖先的德行罢了。”于是请同乡郑玉为它作记。郑玉想，这座堂的营建、命名题匾以及作记赋诗，都是当世儒学先生和德高望重的长者所为。我能把自己的名字置于墙壁之间，借此求得不朽，本来就是愿望。但这篇记既然是因为朱文公而把重任托付给两位公，二位谦让都来不及，那么我郑玉是什么人，竟敢赞说一句呢？只是这座堂重建，不能不记，所以姑且只记它的重建罢了。唉！堂还存在，名声就存在；名声存在，“尊已”的意义就存在；这样一来，一清的先志便不会孤独，四位君子的言论也有了考证。又哪里还用等待别人来作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