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山遗文卷一　　　　　　元　郑玉　撰序

译《胡孟成文集序》把文章当作学问，古代并没有这种说法。六经都是文章，却不以文章命名。尧、舜、周公、孔子都是文章家，却不以文章圣人自居。所以他们所说的话全都是文章。春秋战国时期，文章这个名称还没有显著流行。到了汉朝兴起，司马子长开始凭文章传续家学，然而仍然借事来记载事实，不像后来那样只写空泛的言论。从此以后，学者听到风声纷纷兴起，前后相接，形体一立影子便随之而来，一人倡导百人应和。三国、晋、宋直到隋代，又没有听说有什么成就。唐朝盛世，韩昌黎、柳子厚都以文章闻名，震动一世；而杜少陵的诗，实在是《三百篇》以后从未有过的作品。所以当时同游的士人，至今流传于世、永不磨灭的，多得不能用一两个来计算。大概韩昌黎终于振兴了八代以来衰落的文风，文章创作才由此开始广泛发展。唐朝灭亡后，天下于是大乱，士人的气节更加卑下。诗歌崇尚晚唐风格，文章采用俳体。宋初，欧阳子首先表彰韩文，眉山苏氏接着兴起；黄鲁直、陈无己都凭借诗名充塞天下。人们甚至把他们同杜少陵相提并论。这一时期，像曾子固那样擅长文章、像张文潜那样精于诗歌的人，以及以下各家各等，灿然森列，多得可以用车装、用斗量，却无法逐一计算姓名。这样说来，欧阳氏又挽救了五代以来衰落的文风，文章体制重新振兴了。南渡以后，典雅如叶水心，豪迈如陈同甫，丰厚如洪平斋，杰出如江古心，浩瀚如刘漫塘，跌宕如谢叠山，尖新秀丽如方秋崖，都是文士中最优秀的人。诗人则有杨诚斋的奇特，陆放翁的雄大，范石湖的整齐，尤遂初的和平。承担文章责任的人不是没有，但亡国之音已经兴起。皇元统一天下，五星聚于斗宿，文运趋向光明，文体也因此发生变化。然而像韩公、欧公那样挽救衰微、补救弊病的人，最终还没有出现。于是学者各凭自己见识所达到的境界、力量所能做到的程度，各自治学，各自为师，在世上发声，等待后世出现韩、欧那样的人来订正他们。我的朋友胡君孟成，也是其中一人。孟成的文章奇崛而有气势，诗歌深远而没有瑕疵，是善于学习古人的。但奇崛的文章应当逐渐变化而趋于平易，深远的诗歌应当使意思更加明白；这还要靠孟成长期积累功力，时机到了，自然会改变文章的骨力。我曾把这些话告诉孟成。后来他的门人洪生斌亲手抄录孟成所作诗文若干篇，请我作序，我便把曾对孟成说的话告诉他，这也是朋友之间忠实劝告的道理。洪生，请你把这些话拿去询问孟成。《琴谱序》琴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始于伏羲。琴谱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我不知道它的起始。可以知道的，只到舜而已。总之，有琴就有琴谱，只是那些不为人知的没有流传下来罢了。舜的琴谱，除了‘阜财解愠’四句话之外，便没有听说过了。后来到了商周的诗歌，《三百篇》中所说的‘用之邦国，用之乡人’，就是琴谱的大成。然而在那个时代，士人君子没有不学习并且能够演奏的，并不足以称奇。到了伯牙一类的人，才开始凭琴艺在当世显名；但他所弹的‘高山流水’曲调，又穷尽幽深高远的情趣，却没有涉及百姓日常生活的常情以及人伦性命的正理，这就是古今琴谱的变化。律从黍粒开始制定，音调由律来确定，所谓‘同律度量权衡’，不过是使天下的音调归于同一标准罢了。然而今天弹琴的人，有江西调、浙调、中原调，南北的声音又不相同。至于融会古今琴谱，校正南北音调，使‘南风’之歌、‘杏坛’之吟重新在当世听见，这件事确实不能不寄希望于今天善于弹琴的君子。胡德昭酷爱琴，爱到深入骨髓，弹琴时忘记睡眠和饮食，搜集古今琴谱二三百曲，编成一卷。我不会弹琴，却为此作了《琴谱序》。《送汪德辅赴贡试序》新安士人的学习风气，只有婺源最为兴盛。每三年举行宾兴，州县士人仰望传来的消息而应试，士子像云一样聚集、像回声一样响应。休宁次之，歙县又次之，绩溪再次之，祁门和黟县则是最差的。偶尔有子弟稍微知道把读书当作正事，众人便一起嘲笑他，乡邻把他当作怪物一样厌恶地看待。然而自科举以来，凡是捷报传到、四方士人寄予希望的地方，只有婺源而已。去年我的父亲调任祁门，我因为侍奉父亲住在他身边，汪生德辅每天跟随我交游。他天性敏锐聪悟而志向坚定，我非常惊异于他。今年正好赶上大比，有司选拔士人，便让他充任赋生。他想推辞而不敢接受，我勉励他前去应试。等到出场时，士子中自负、认为自己必定能考中的人，以及同辈中不敢与之争胜的人，仍然只有婺源士子而已。过了一个月，汪生传来考中的消息。山东出宰相，山西出将领，鲁地多君子，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风俗能够这样改变人。至于王豹的歌唱、绵驹的歌谣、陈良的学问、庚桑子的畏垒，却不仅不会被风俗改变，还将反过来改变当地风俗。这样看来，被风俗改变，是人情容易做到的；改变风俗，却是人情难以做到的。莫非上天将要开启祁门，使它文教昌盛，而让汪生成为这种昌盛的先兆吗？所以对于这次考试，我不只是为汪生祝贺，也是为祁门人祝贺。如今汪生将要赴春官，在朝廷大庭上对策，出发的日子已经临近了。他经过我这里，请求我写几句话，我便把其中难易的道理这样告诉他。既是勉励汪生，也是勉励祁门人。

译《送张伯玉北上序》张伯玉将要前往京师，我举起酒杯告诫他说：京师是天下的都城，也是四方贤士大夫时常聚集的地方。你此行壮阔啊！人生在世，难道只是白白活着吗？一定要听到奇异的见闻，才可以使耳朵有所用；一定要有奇异的见解，才可以使眼睛有所用；挥笔运墨，才可以使手有所用；跋涉道路，才可以使脚有所用。见不到王公大人，奇异的见解从哪里扩展？听不到高谈阔论，奇异的见闻从哪里而来？不能歌咏当世之事，议论古今得失，写作文章流传后世，那么即使手里拿着笔墨，所写的也不过是闺门中的柴米账目罢了。不登临名山大川来尽览天下奇景，即使跋涉道路，也不过是在经营钱粮利益罢了。你去吧！渡过淮河向北，泛舟黄河，足以激发我深远的思绪；登上太华山，足以开启我高明的见识；历览汉、唐遗迹，足以激发我悲歌慷慨的情怀；看见帝城的雄伟壮丽，足以成就我博大宏远的器识。然后去拜见朝廷的王公贵人、两院的学士大夫，同他们议论当世之事，铺陈古人的得失；若能得志归来，就一定不会同庸碌之辈相提并论。虽然我身份低微而且贫穷，从未到过京师；那里山川道路的情况，按照地图查找，固然可以说出一些，但即使更换仆役来计时，也说不完。至于朝廷中的名士胜流，我又没有全部认识他们，更不能同你详细陈说并一一介绍。只是听说燕南有位澹张公，曾任平章政事，如今已经辞官居家，大概是古代社稷之臣一类的人。你何不去拜见他呢？这样你的行程就更加壮阔了！《方氏族谱序》自从宗法制度废弃，先王用来使族人亲睦的意旨最终再也看不见了，只能依靠族谱保存下来，世代次序还可以考察。然而如果不是世代显贵、声势足以震动乡州、恩德足以惠及后世的大家族，那么族谱又往往不久便亡佚，使其子孙在服丧期限尚未结束时就已经如同路人，难道不值得深深叹息吗？我家迁来居住在西溪之上，至今已有十二代，甚至以姓名给村子命名，族谱历历可考，坟墓也没有遗失；并非依靠显达官员的权势或豪门巨室的财力，而是世代把务农看作重要事业，却能这样保存不坏，我曾暗自庆幸，认为祖先积累的根基深厚。等我看到方氏族谱，更加有所感慨。方氏在江南是大族，居住在睦州、歙县之间尤其兴盛，大概是从汉和帝时的真应黟侯开始的。他以贤良方正身份应对策问，名列天下第一；死后当地为他立祠享祭，所以居住在那里的人都奉他为祖先。即使是以博学多闻著称的虚谷使君，也自认为是他的后裔，这确实不是虚妄。方君的族谱所记世代已经很久远了，而且把源流和德行事迹又完备地记录下来，用来彰明始祖。它大概也懂得亲疏尊卑的等次，并且尽到了亲亲的道理吧！我常常奇怪世上的奸人侠士，随意攀附前代名公卿作为祖先，自夸自己是遥远的华贵后裔，以此欺骗祖先、辱没自身，像郭崇韬拜祭子仪墓那样的人，实在也该诛杀了。至于有人认为族谱所能记载的世代有限，到了高祖、曾祖以外便不再记载，却不知道先王按照亲情制定丧服制度，后世编写族谱是为了考察源流，这两者的意义实际上不同；像苏明允为族谱作序那样的做法，也未免太狭隘了。方公的族谱完全没有这种弊病，可以说很善于掌握编谱的体例。或许还可以再说一层：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是人们用来思念祖先的方式；使自己完整地归返于正道，是人们用来孝敬父母的方式。然而修德是为了使自身显达而使身心无不完整，以道保全自身则德行无不修明；大概修德然后才能保全自身，保全自身正是为了修养德行。因此，思念祖先、孝敬父母，也不是两条不同的道路。方氏的祖先中有许多闻名之人，他们的子孙应当更加进学，寻求使自身显达、修养德行的方法，以光大门庭，使家声重新振兴；这样这部族谱的流传才不会中断。这就是族谱之外的意思。方氏子孙要努力啊！方君名某，在这部族谱上特别用心，且有德行义行。《王居敬字序》王怀德请求说：‘怀德是我的小名。按照礼制，男子二十岁举行冠礼并取字。我已经举行冠礼，却还没有改名。得到字的朋友中，有人根据您“若愚”二字给我取名为奭；又有人认为应当保留“存善”这个名字，把“居敬克明复初”作为字。希望您选择一种来教导我，使我能够以此警戒自身、修养德行。’我认为，三代以后，学者只是因为不知道用居敬来保持善性，所以学问废弛而本性远离。既然要以“存善”为名、以“居敬”为字，就应当认真推究其中的意义。孟子说：‘人的本性没有不善的。’程子说：‘敬，是圣人之学有始有终所凭借的。’这两种说法都本于《商书》所说：‘只有皇天上帝把正直的本性降给下民，这就是善。’《虞书》随即说‘敬慎吧’，这就是圣学。秦、汉、晋、唐以来，文章之士相继兴起，并不是没有学者；但为什么要说‘孟轲死后，千年没有真正的儒者’呢？因为他们不知道在这里用力，却沉溺于训诂辞章的习气，所以即使成为专门名家，也不足以称为学问；头发白了还穷究经书，却不足以知道道，只能算是儒者中的罪人。近世学者，忠恕之道不必等到别人呼唤才答应，性与天道难道一定要到老年才听见吗？然而只是把它说出口、听进耳朵，弊病反而更加滋长；知道了却不实行，那又成了秦汉晋唐以来诸儒者中的罪人。’ 如今你对于“居敬”二字，不只是说“专一而不旁骛”罢了，还一定要探求能够专一而不旁骛的根本，在于保存善性；不只是说“我的本性本来是善的”罢了，还一定要努力去除恶念来保存善性。别人告诉你名字时，你就想到恢复自己的本性；听到别人呼唤你的字时，你就想到充实自己的学问。这样一来，名字和字对你的作用就很大了。否则，人可以使名字美好，却不能使自己美好；名字即使美好，又有什么益处呢？

译《送王伯恂序》至正八年春，朝廷把天下乡贡的士人集中到礼部参加会试。考官得到新安王伯恂的试卷，既惊讶又喜悦，说：‘这是天下的奇才，应当列为第一。’并把他的试卷放在身边，等待发榜。没过多久，同考官中有人说王君是南方人，不应当列为第一，想把他屈居第二，并且把第二名空出来等待其他考生。有人说：‘我们比较才艺，应当依据文章评定高下，难道还要区分南北吗？如果一定要把他屈居第二，我宁愿放弃这一名额而不录取。’争论了好几天，始终没有定论。发榜日期逼近，主考官才拿别的试卷来补足名次。王君最终没有被录取。发榜那天，考官们相互争辩责备，士子们也相互惭愧叹息说：‘王君落第，怎么向公众舆论交代？’于是商议举荐王君为宣文阁检讨，但王君已经飘然南归了。冬十二月，我经过钱塘，在旅舍遇见伯恂，他已经按照常规调任为温州瑞安学正，正催促行装准备出发。他回头对我说：‘学官职位虽然卑微，俸禄足以供养父母，能够实现我读书的志向。’我听后更加敬重他。伯恂落第受屈，声名震动京师，却始终没有怨言，这是安于义命；得到一名学校官职，捧着任命文书便高兴，这是以荣禄奉养双亲。他的进退，也可以说合乎道义了。得失祸福，哪里能够动摇他的内心呢？将来他的造诣，不容易估量。近世参加科举的人，在得失之间用尽心思，考中便沾沾自喜，落第便忧愁悲伤；以至于头发白了还穷究经书，始终不能闻道，更严重的甚至丧失本心、失去志向，这样的人也有。听到伯恂的事情，难道能不感到惭愧吗？趁他启程之际，写下这篇序为他送行，希望有人听到他的风范而受到感动醒悟；这也是我们同道之间互相劝勉行善的方法。《送画者邵思善远游序》休宁人邵思善，因为供职于本县县大夫、吴兴唐侯〔即唐子华〕，每天侍奉笔砚、学习丹青，大概已经有所心得。如今他将要远游四方，来扩大见闻，请我写几句话为他的行程壮行。有人说：新安是山水的胜地，这种赞誉在前代就很著名；想要知道山水的妙处，除了我们的新安还能到哪里去呢？我说：这种话正是迷惑邵生、促使他远游的原因。天地广大如同一幅巨大的画卷，地域广阔，四方山川没有一处完全相同。巴蜀的山峻峭挺拔，水势险急，江水、汉水在那里发源；吴楚的山秀丽，水流深缓，五湖在那里汇聚；齐鲁的山多有独自突起的山峰，众水归流于此，东海在其旁；幽燕的山多绵延横亘，水流都是支流，滦水、潞水夹在其间。画家是替山水描写精神的人，如果不是走遍四方，尽情体察它们的形态，穷尽它们的情性，那么生长在巴蜀的人便不知道山水的秀丽深缓，生长在吴楚的人便不了解山势的峭拔、水势的险急，他怎么能够穷尽山川的妙处呢？邵生这次出行，收集山川的形势，化为胸中的丘壑；将来归来后，闭门解衣，放怀盘桓而不出一室，却能穷尽天下的胜景，这些都将从这次游历中得到。难道只有司马子长的文章才是这样吗？《赠吴云隐序》〔医者〕 任用贤能、使贪婪者和聪明者各尽其职，使愚笨者和勇敢者各尽其能，使有功者和有过者各得其用，这是良将的本领。只有医道兼有这些作用。参、苓、朴、术，在平时用来保养身体，使邪气不能侵害正气，并且使元阳旺盛，百病不生，这就像任用贤能之人而达到太平之治。至于各种疾病一齐发作，身体虚弱的就补益，邪实有余的就攻防。巴豆、大黄，责成它们负责攻伐；官桂、附子，供给它们粮饷。这就像十万军队，虽然有贪婪、愚笨、聪明、勇敢、有功、有过的不同，却能使它们在百战创残之后取得必胜，把天下安置得像磐石一样坚固，其关键只有一个。将相和医生虽然有贵贱的区别，但他们能不能胜任，又哪里相差很远呢？云隐吴君是方外之士，精通医术，善于用药，掌握保养、补益和攻防的方法，凭借这种医术在江海之间救济人。我身体瘦弱、元气不足，平素多病，一生病就去请教医生。我拿将相之事询问医生，他们不是惊愕，就是张口大笑说：‘你的说法多么迂腐，言辞多么拙劣，把人和不相类的事物相比。’后来我拿这些话询问云隐，他却独能回应我的话，可见他在医术上确实有所心得。因为他有所请求，便写下这些话赠给他。《荆山乡饮酒序》古代有乡饮酒礼，如今已经亡佚了。风俗怎么会懂得敬重谦让？百姓怎么会受到孝敬父母、敬爱兄长的教化呢？乡饮酒礼，是用来教导百姓敬重谦让，使他们遵循孝悌之道的。所以孔子说：‘我观看乡饮酒礼，便知道王道很容易实行。’虽然如此，古代的道术已经遥远，古代的礼制已经废弃，古人也不可能复生。只要有人能够根据当地风俗所接近的事情来实行，又不违背礼义，君子也就应该赞许他罢了。县城东面的坦头汪氏，每年暮春，都率领乡里的子弟，带着酒器和俎具，装载酒食，聚会于荆山惠果精舍。饮酒完毕，分韵赋诗，并且把这件事命名为‘乡饮’。这是为了融洽朋友之情，讲求乡里的友好。后来他们又请我的朋友曹志行来，请我为所赋的诗作序。我合上书卷叹息说：‘乡饮酒礼废弃已经很久了。这次举动难道不是根据风俗所接近的事情来实行，却又不违背礼义吗？假使乡里的人知道古人举行乡饮酒礼，并不只是为了饮食，而是宾主有作揖谦让的礼仪，乐歌有进退出入的节度，听取政事有坐立的区别，笾豆陈设有多少的规定，其中各自都有意义。在酬酢往来、议论交谈之间，尊长用来告诫卑幼，年长者用来教导年少者，一定要能够阐明敬让之道，激发孝悌之心，那么也就差不多可以了。’ 至于拿饮食彼此夸耀，用嘲笑言语互相轻慢，不知道根本在于敬让、归结于孝悌；更严重的是沉溺于酗酒而没有节制，放纵游荡、忘记回去，那也只是世俗所喜爱的事情，是君子应当戒除的，并不是我所希望看到的。曹君，请你试着用我的话去叩问他们。

译《郑氏石谱序》郑姓居住在歙县，号称繁衍兴盛，以郑姓命名的村庄有四五处，然而每个村庄各自编有族谱，彼此不能贯通。考察我家的族谱，始祖从睦州迁来，居住在城北的栗村；经过几代，又迁到城西的官塘。高池府君最初迁到现在居住的地方，世世代代把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和努力务农传给后人。传到第四代枫树府君，产业更加富足，于是凭借资财成为乡里的富户。本朝至元初年，祖父凭借保全全城的功劳，出任乡邑长官；去世后百姓思念他而不忘，朝廷把他列入明祀，称为郑令君庙。先父继承祖业出仕，官至休宁县令，以操守品行著名，学者私谥为贞白先生，有司把他的居所表为贞白里。我郑玉不肖无能，加上同族诸兄弟势力单薄，不足以承继先人的功业；又眼见世上的宗族，服丧关系一尽，尊卑便混乱，贫富不平等，彼此因利害相互欺凌，却不知道起初本来同出一人。于是我把高池府君以下直到族中曾孙，共十五世，辑录编成这张世系图，刻在祖父墓碑的背面，使我们的子孙如果知道追溯源流、寻访根本、尊敬祖先、亲睦族人的道理，或许可以有所考察。唉！如果能把高池府君的心作为自己的心，那么本来只是同一个人的身体，哪里会有一百几十人的分别呢？哪里还会有紊乱和相互欺凌的祸患呢？后世的人还要努力啊！至正十五年，岁在乙未，十二月朔日，郑玉再拜记。《记》《见梅堂记》唐仲敏用‘见梅’为自己居所的堂取名，并对我说：‘我住在山旁，在山麓种了梅树。先祖父以“梅癯”自号，表明他特别喜爱梅花。乙未年遭遇火灾，梅树也被烧毁了。从此三十二年没有再见到梅花，虽然多次栽种，却始终不能茂盛。到了泰定丁酉年，所栽的梅树才开始开花，我因为看见它而高兴，又想到先祖已经无法再见，于是用“见梅”给堂命名。’我说：‘人由父祖而生，父亲是自己所从出的根源。万物始于春天，梅花是春天生机开始显著的象征。见到梅花便想到祖先，这是由物及情而感受得很深了。请让我再进一步谈论，可以吗？’《复》卦的卦象，是一阳生于五阴之下。圣人赞说《复》卦，便说：‘复卦，大概可以看见天地的本心吧？’复卦本身并不是天地的本心，却足以使人看见天地的本心，因为天地以生育万物为本心，而复卦正是万物生长的开始，所以足以由此看见天地的本心。现在一阳初动，万物还没有出生，没有声音、气味、形色可供听见或看见，但生生不息的机兆已经出现了，这难道不是天地生育万物的本心可以显现吗？北风呼啸，寒气凛冽，阴云密布，群芳凋谢，千林枯败，严寒凝结、肃杀之气达到了极点；梅花却在这时出现，这难道不是《复》卦卦象的体现吗？所以我对于梅花说：‘梅花大概就是《复》卦卦象的显现。’唉！观察《复》卦而看见天地本心，是圣人对《易》的体会；看见梅花而知道它是《复》卦的象，是我对敏仲这座堂的体会。良夜寂静，清风明月，浓霜已经降下，残雪还没有消融，敏仲手持一卷《周易》，焚香坐在堂上读它，应当能够看见我所看见的道理。《亦政堂记》鲍观兄弟长期跟随我交游，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声誉在乡里传扬。乱世之后，他们修筑一座堂来奉养父母，请我给它命名。我取孔子的话，命名为‘亦政’，他们又请我作记，只是我一直没有空闲写作。后来我被拘禁在郡中，死亡的日期已经不远。鲍观拜谢并哭泣说：‘诸生游学于先生门下，没有谁不曾得到先生赐文的荣耀。将来我们尊重所听到的道理，实行所知道的道理，也仍然像侍奉在先生左右一样。可是鲍观不能得到先生一句话来自我警戒，死了也不能瞑目，子孙将来必有遗憾。先生幸而怜悯我。’我告诉他说：‘你侍奉双亲并居住在这座堂里，做到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兄长像兄长、弟弟像弟弟，丈夫像丈夫、妻子像妻子，在家庭中树立法则，并使乡里受到教化，这也就是治理政事罢了。何必一定要享受君主的俸禄、处理百姓的事务，然后才算治理政事呢？你们兄弟要努力做到这些，这才是不辜负我的教诲。’鲍观的弟弟名偕，他们的父亲名叶，字君茂，是我的老朋友。戊戌年七月二十五日，某记。《庙岭磨崖记》歙县人郑玉，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做过县令，只有郑玉不愿做官，在乡里的师山筑屋居住，以耕田、垂钓为业。四十岁时，自己在休宁县庙岭选择了墓地，营造墓穴，使自己死后便打开墓穴安葬，又记下年月，刻在溪边。《晴旭楼记》我的堂兄陈寿卿与我郑玉，都是出自曾祖父的叔祖一支，从陈氏这一代开始才分为异姓。他家在城西一带，曾经在住宅南面朝向东山建了一座楼，请我向乡里的王仲履先生求取楼名，王公题作“晴旭”，并且为它写了诗和赋。题字和诗都收藏在陈家。他又曾托我写一篇记，至今已经十年了。我的兄长已经隔于幽明两界，而这篇记还没有写成。侄子陈礼又来请求，我因感今怀昔，眼泪不禁流下，抱着陈礼哭道：“我难道还能忍心记述这座楼吗？”“晴旭”，就是清晨的太阳。太阳刚刚升起时，天地开朗明亮，万物都清晰可见，就像人身在清晨之际，尚未接触外物，气息清和明净。如果能够因这清晨之气而充实自身，在早晚之间不至于被拘束而丧失本性，那么人的私欲就会净尽，天理就会流行了。这就是王公给这座楼命名的本意。我听说泰山顶上有一座日观台，我曾经想买一叶小舟，备好杖和鞋，到齐鲁的旧地，登上泰山的绝顶，在清静的夜里吸纳浩然之气，在扶桑观望旭日，用来扩充平日所认可的道理。然后回来躺在楼中，阅读先世遗留下来的书籍，考察前代贤哲已经成就的法则，把它收摄到自身，在实际行事中加以验证，以此涵养清晨时的浩然之气，或许可以防止“晴旭”所寓之功荒废。可是我的脚已经到了九原，不能再活过来了，能够跟随我的人，除了你又是谁呢？陈礼拜着哭泣说：“叔父有话，我已经听从您的命令了。”于是我写下这篇文字交给他。后至元六年庚辰岁春三月十五日，郑玉记。题写西山钓石 我一向喜爱灵山的胜景，后来被拘囚在郡城中，鲍伯原的儿子鲍葆又告诉我，最近发现了西山钓石，想在它旁边为我建一座草堂；但我将要死去，已经没有时间前往观看了。于是让人把这件事刻在石头上，留给后来喜爱山水、好事探寻的人，使他们有所考察。戊戌七月二十五日，郑玉题。黄山汤池题名 本邑人郑玉，字子美，过去曾在山下寺中读书，后来迁居紫阳南阜，于是耕种在师山南面，在岑山北面钓鱼。过了很久，天子知道了我的名声，取出内府的酒和丝帛，派使者南下征召我担任翰林待制。我因德行浅薄而辞谢征召，没有得到允许，于是跟随使者到了海上，因病返回，又游览山中，访寻旧日的馆舍。当时经过战乱，旧日建筑大半已经化为灰烬，只有河流依旧流淌、山峰依旧耸立，一切没有改变。于是我沐浴汤泉，在石上题写姓名后离去。当时陪同我的有吴诜、胡焱、鲍观、鲍禧、谢真、保吴阳复。元至正十七年春二月辛未日，郑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