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山集卷二　　　　　　　元　郑玉　撰论

译唐太宗论 父亲拥有天下，把它传给儿子；儿子拥有天下，尊荣归于父亲。这是古今通行的道义，是帝王一贯的法则。尧把天下交给舜，没有听说舜以瞽瞍为理由推辞；太王把国家传给季历，也没有听说季历以太伯为借口推辞。大概在天下离乱之时，只要德行在自己，就应当起而顺应天意人心，在水火中救济百姓，又哪里有闲暇推让给父兄呢？从前隋炀帝暴虐无道，超过桀纣，百姓遭受的祸害比陷入水火还严重，天下怨恨他超过怨恨仇敌。于是盗贼蜂起，战事遍地，讨伐隋朝的军队不约而同地会合。然而这些人都只是陈胜、吴广一类的人，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商汤、周武王。唯独太宗聪明果断，见识器量超过常人，看到隋朝正处于动乱之中，暗中已有安定天下的志向。当时豪杰都归心于他。人们议论他，说是应时而生的才俊。太宗心中也一定以汉高祖、汉光武自许。这大概已经接近商汤、周武王了。众人的议论本来还没有达到汉高祖的程度，而汉高祖的志向也不足以达到这个境界。假使太宗趁天意厌弃动乱，顺应人心思治，把天下的忧患作为自己的责任，一举义旗，豪杰如云涌般归附，凭此兴起吊民伐罪的军队，施行放逐桀、讨伐纣的事业，乘虚进入关中，向天下发布号令，数说隋炀帝的罪恶而诛杀他，取代隋炀帝的地位并恢复正确的政治。然后采用汉代太公的故事，尊奉他的父亲为太上皇。半年之间平定天下，成就帝业。死后把帝位传给儿子，前面可以避免挟持父亲的名声，后面可以避免杀害兄长的罪恶。商汤、周武王的事业，又在后世重现。唐朝的治理，也可以追及三代了。然而他却拘泥于父子名分之间，孜孜不倦地计较细微的议论和安排，不估量父亲的才能，偏要强行把天下的重任加在父亲身上。他向父亲进言而父亲不听，便抓住父亲的过失来胁迫，以祸福来诱导。等到义兵已经兴起、大事已经成就，仍然自行加以特殊礼遇，直到九锡。他既没有在征伐之事上使自己与商汤、周武王相同，却在名义上暗中取用禅让授受的名号，降低自己与王莽、曹操相同，也没有听说太宗对此说过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太宗的才能超过德行，见识赶不上志向，最终造成骨肉相残的祸患，陷入篡夺、弑杀的罪名，都是最初谋划错误造成的。有人说：高祖身为唐公，掌握兵权，不是汉太公所能相比的。假使太宗自行举事，高祖一定会起兵杀他。现在根据史书考察，太宗最初劝说高祖时，高祖大概想把他捉拿后告发了；第二天太宗再次劝说，高祖便认为他的话很有道理，并且说：“今天即使家破身亡，也是因为你；把家业变成国家，也同样是因为你。”等到裴寂询问他时，高祖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还能怎么办？正应该听从他。”从这些话来看，太宗举事，高祖又怎么能杀他呢？何况当时的太宗，上天帮助他，人心归附他，即使他的父亲有瞽瞍那样的暴虐顽固，有母亲帮助，设计填塞粮仓、挖井陷害舜，也不能伤害他，何况高祖呢？高祖必定不肯违背天意人心来杀害自己的儿子。太宗这件事，是千古遗恨。那种说法又哪里足以替太宗开脱呢？张华论 唉！圣人既制定经常之道来安定天下的常理，又制定权变之道来穷尽天下的变化，于是常经和权变相互补益，如同身体和作用。有了这样，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不可作为的了。君主，是天下义理的主持者；义理所在，天下共同奉他为主。假如义理离开了他，他就只是一个普通人，怎么还能成为天下的主人呢？臣子侍奉君主，幸运地遇到明智的君主，固然应当尽职奉公，竭尽忠诚侍奉君上，守住常规本分，不可有所凌犯。不幸遇到昏庸愚昧的君主，放纵情欲、暴虐横行，肆意制造祸乱，毒害百姓，倾覆危害宗庙社稷，作为他的大臣，就应当以义理权衡处理，实行伊尹、霍光那样的事业。君主尚且如此，何况太后呢？如果说君臣上下素来有确定的名分，等级威仪不可逾越，拘泥于俗儒的常谈，谨守普通人的小节，坐看祸乱发展到危亡却不去拯救，那么还要宰相这样的辅弼做什么？我读《晋书》，对于贾皇后造成的祸患，不能不深深责备张华。张华是晋室的大臣、天下的元老，在晋武帝时，就以文学才识闻名而受到当时的重视，议论者认为他应当担任三公。朝廷把他当作法度的依据，宗庙社稷依靠他来安定，四海之内都寄托希望，万民都归心于他。何况晋惠帝愚昧痴呆，国家的大计难道不正是独独寄托在大臣身上吗？贾后专擅政权，淫乱暴虐，诬陷元舅谋反并杀死他，又废黜太后为庶人并幽禁她。这是大逆无道之事，人与神都共同愤怒，王法必定诛讨。假如不能讨伐，祸乱必然发生。况且贾后做妃子时，曾经用手推掷有孕的妾，武帝曾想废掉她，诏书已经具备。张华如果能倡明大义，废黜贾后，端正名分，使局势安定，那么太后可以复位，太子不会动摇国家根本，国家安定，天下自然安定，这正是拨乱反正的办法。他却不这样做，反而议论说：“太后偏党她所亲近的人，不能在圣明时代尽母亲之道，应当依照汉代废赵太后的故事，称作武皇后，让她居住在别宫。”这是什么话？董养说得好：“公卿议论竟到了这个地步，天理人理已经灭绝，大乱将要发生了。”等到贾后杀害太后并把她的灵柩覆殡，贾模、裴頠谋划废黜贾后，张华还想让贾模、裴頠从中调停劝戒，认为只要不至于大大违背常理，天下就不会乱，还可以安稳度过一年，却不知道什么叫大大违背，什么时候才叫大乱。等到贾后谋划废掉太子，刘卞请求趁太子入朝之时，在金墉城废黜贾后，张华还说：“天子处于朝廷正位，太子是天子的儿子，双方一起这样做，就是没有君父，并以不孝示范天下。”最终使太子被幽禁废黜而死，国家根本一动摇，天下就乱了。孙秀的奸谋由此而起，赵王伦的篡逆由此而成，逐渐导致骨肉相残，凶恶之人乘隙而入，宗庙社稷迁移流离，中原不再是原来的中原，这究竟是谁的罪过呢？张华全族被灭、自身死亡，也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了。唉！张华从前竭力赞成平定吴国的策略，是多么勇敢！如今却竭力阻止废黜贾后的谋划，是多么怯懦！大概张华本是平庸之人，只专注于诗书名物、制度文饰这些末节，才能不足以控制变乱，学问不足以合于大道，哪里知道天下的大义和圣人的大用呢？像张华这样的人，只不过是所谓具备官位而没有实际才能的臣子罢了。孔子说：“可以同他共同立身，却还不能同他一起权变行事。”张华尚且不知道所谓立身，哪里知道所谓权变呢？

译狄梁公论 有人问：“狄梁公，是唐朝的社稷之臣，有人讥讽他侍奉女主，这种说法对吗？”我说：“不对。”公山弗扰据费地反叛，召孔子想让他前往，还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我就要使这里成为东周吗？”佛肹据中牟反叛，召孔子想让他前往，还说：“不是说坚硬吗？磨它却不能使它变薄；不是说洁白吗？染它却不能使它变黑。”这正是孔子通权达变、合于圣人之道的地方。武曌【音照】以一个妇人的身份灭掉唐朝、篡夺帝位，完全占有天下，面向南方称帝临朝，没有人敢对她怎么样，这是古今从未有过的大变局。改朝换代之时，百官、宗室外戚、百姓和四方夷族，异口同声劝她登进帝位的有六万多人。当时人心和天理，大概已经荡然无存了，哪里还知道男女内外的定位、君臣上下的大伦呢？李昭德虽有姑侄相互篡夺的话，不过是用诡计夺取武承嗣的权力；吉顼虽有请求迎还庐陵王的话，不过是替张易之、张昌宗二人谋求长久保持富贵的策略。如果没有狄梁公心存王室、志在恢复唐朝，智慧见识足以破除他们的奸谋，至诚足以揭穿他们的欺诈，忠言直论足以阻止他们的邪念，委婉曲折的言辞足以兴发武曌的善念，最终迎还中宗，又举荐张柬之等人诛除奸恶，成就反正的功业，那么天下就会成为周朝，唐室将不再有被夺取、侵攘、篡弑的祸患，反而会兴起诛讨征伐的战争。百姓遭受祸害，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唐朝的宗庙社稷，又哪里还能享有二百多年的祭祀呢？我曾经说，狄梁公侍奉女主、恢复唐室这件事，合于圣人通权达变的原则，难道只是不能讥议而已吗？说这种话的人，大多可见其不知轻重。然而，我对狄梁公仍有遗憾。孔子担任鲁国司寇，代理宰相职务，七天便诛杀少正卯，孔子难道是急于杀戮的人吗？大概是担心错过时机，使罪人侥幸逃脱。武曌篡位到狄梁公去世，已经十七年了；狄梁公入朝为相，也已经三年了。当时中宗在房州，尚且担心相距遥远，万一事情不够严密，就会使祸害成功。如今中宗已经回到东宫，早晚都在身边，只要振臂一呼，难道会有不响应的人吗？然而狄梁公却迁延犹豫，始终居于相位，一定要等张柬之等人来完成他的志向。狄梁公去世时已经七十一岁，他所举荐的张柬之也已经八十多岁。假如上天不赐给他们年寿，难道不会耽误而失去时机吗？何况狄梁公的才能见识有过人之处，假使他亲自处在诛杀奸恶的时机，一定会有所作为，后来决不会有五王被诛杀并剁成肉酱的祸患。这难道只是狄梁公一个人的过失吗？也是由于当时教化不明，不知纲常已经沦废，不明白武曌是贼而失去了诛讨她的道义，所以才到了这个地步。传记说：出兵没有正当名义，事情就不能成功。明确说明对方是贼敌，才可以制服他。《春秋》的义理又说，乱臣贼子人人都可以诛杀。所以陈恒弑杀自己的君主，孔子请求讨伐他，唯恐落在后面。武曌之所以被天下尊贵，天下之所以奉她为主，是因为她作为唐室后裔、天下之母。如今武曌改变唐朝国号，灭掉唐朝社稷，废弃唐朝宗庙，驱逐唐朝君主，篡夺他的帝位，那么她就是唐朝的贼，又怎么还能再做天下之母呢？朝廷中的臣子，都曾经面向北方侍奉她，只知道她从前是天下之母，不知道她如今已是唐室之贼。为什么这样说呢？武曌迁往上阳宫时，姚崇呜咽流泪。张柬之说：“这难道是您呜咽流泪的时候吗？”姚崇说：“从前跟随诸公讨伐奸恶，是做人臣的道义；今天辞别旧日君主，也是做人臣的道义。”以姚崇这样的贤臣，尚且只把她当作旧君，在其他人那里又怎么能知道她是贼呢？假使当时朝廷大臣中有一个人的见识能够达到这一点，明确她是贼，声讨她的罪行并发动讨伐，纲常一旦明白，人心自然振作，豪杰纷纷起兵，不久就能诛杀她了。又怎么会使后世像今天这样留下遗憾呢？近世胡氏列举她的九项罪行，遗憾当时没有立即诛杀她，后来也没有追废她的尊号，可以说痛快而切中要害。然而仍然没有端正名分，明确称她为贼。因此我阐明胡氏的意思，端正武曌为贼的名分，使纲常的分别在天下大大彰明。后世太后借口垂帘听政，暗藏祸心，图谋不轨，像武曌这样做的，忠臣义士应当防微杜渐，不等一天，趁其阴谋尚未成功时就加以阻止；如果已经成功，就要将其诛杀。这样或许可以使篡逆的谋划止息，使祸乱的根源堵塞。所以我特别责备狄梁公。

译读欧阳公《赵盾许止弑君论》我看《左传》所记载的，都是鲁国史书的旧文，明白而可信。到了左丘明稍加删削整理，并附上议论，事情的真相于是被湮没，是非也发生乖谬，《春秋》的微言大义开始有了无法考察之处。后来《公羊传》《谷梁传》确定了义例的说法，只要有不合之处，就说这是圣人的深意，一概舍弃事实而到空洞的言辞中寻求，使圣人笔削的精妙，降低到刻吏玩弄法令的文章，孔子的志向也再不可见了。这样看来，《春秋》不能明白，是三传遮蔽了它。现在从赵盾、许止的事情来看，经文都写作“弑”，根本没有“不讨贼”“没有尝药”的文字。自从左氏假托君子之言，托称为孔子的说法，二传又跟着附和，赵盾、许止弑君的实情才开始模糊，诸儒的议论也由此产生。距离当时一千多年，最终没有人能够驳破这种说法。直到欧阳子才评论并辨析它，真是杰出的论说。然而欧阳子凭借高才伟论，不用考察事实的始末，二人弑君的实情已经无法逃避。按照常情来看，如果不考验事实、证据明确，也不容易轻易相信而不怀疑。晋灵公想杀赵盾，赵盾于是谋划弑杀晋灵公，最终使赵穿在桃园发动攻击，这是事实。谋划既已确定，赵盾便出逃以等待行动；事情成功后，又回国来成就这场祸乱，这是踪迹。赵盾大概是主谋，赵穿只是听从他罢了。所以太史记载说：“赵盾弑杀他的君主。”这是诛责首恶。赵盾认为自己不是亲自杀君，可以掩饰自己，想争辩以求苟且免罪，于是史狐回答说：“您身为正卿，逃亡却不越过国境，回来又不讨伐贼人，不是您又是谁？这正是替您找借口，却证明您是谋划弑君的主谋。”何况赵盾回国后，不只是不能讨伐贼人，在听到史狐的话以后，又让赵穿迎立公子黑臀，事情的真相和踪迹更加明显。左氏只拘泥于“不越境”“不讨贼”的说法，却没有察觉“不是您又是谁”这句话，所以说史狐只是因为赵盾不讨贼而给他加上弑君的罪名，后来又把这种说法托称为孔子的意见。可惜赵盾不能越境逃避，二传又沿袭这种说法，于是奸臣贼子的真情实迹开始得以自我隐讳而侥幸逃脱。许悼公患疟疾，喝了太子止进献的药而死，太子逃到晋国。喝了他的药而死，这就是进献毒药来鸩杀父亲；父亲死后逃走，这就是弑君而逃避讨伐。假如不是他弑杀父亲，父亲死后，他居丧继位，自有通常的礼法，哪里有抛弃父亲的丧事而逃到别国的呢？左氏因为史书没有“弑父”的文字，却有进药的说法，于是又推论说：“尽心竭力侍奉君主，即使舍弃药物也可以。”这样一来，《公羊传》《谷梁传》更加能够放肆地发表支离的说法，而许止弑父的踪迹几乎湮灭了。所以我说：“《春秋》不能明白，是三传遮蔽了它。”程子说：“应当用经文来证明传文的错误，用传文来补足经文的缺漏。读《春秋》的人按这个方法探求，不合之处就少了。” 赵苞论 君臣关系，是天下最大的道义；母子关系，是一个人的私亲。因为私亲而忘记大义，固然不可以；因大义而杀害私亲，难道合乎人情吗？这就是赵苞在君主和母亲的变故中不知应当如何处理、无法决定从哪一方面的原因。贼人之所以劫持他的母亲，是因为他的儿子担任太守；太守之所以受到贼人控制，是因为他身负守城的责任，进退两难。在这种时候，如果献城投降贼人来求得母亲活命，就是不忠；如果守城抵抗贼人而导致母亲被杀，就是不孝。替赵苞筹划，只有在贼人面前自杀，使守城的责任归于副职，破坏贼人挟持他的谋划，断绝他们觊觎城池的念头。母亲在贼人手里，就成为可以舍弃的对象；一个老妇人，杀了她又有什么好处？贼人一定会把她丢下离去，不再想用她来换取城池，母亲反而能够自行活下来。赵苞这样死，难道不是保全了人的完整吗？可惜赵苞只知道君臣不能相互背弃，却不知道母子也不能彼此残杀，最终仓促交战而杀死了自己的母亲。等到赵苞已经埋葬母亲，随即吐血而死，这说明他当时没有死而仓促交战，并不是爱惜自己的生命，只是出于仓皇急迫，一时思虑没有想到，见识没有达到罢了。然而母亲既然已经死了，赵苞又因母亲而死，那么他的死也只是白白送死了。可惜啊。李璀论 凡是人处在君主和父亲之间，遇到重大变故时，既然不能使两方面都圆满，就应当各自尽到自己的职责罢了。像李璀这样的人，大概就是对此有所体会吧？当怀光将要反叛时，李璀陈说顺逆的道理，尽到了进谏诤言的职责。他知道父亲的心意已决，无法改变，便向德宗进言，使朝廷有所防备，表明君主的恩德不可背弃。等到怀光败亡，他便自杀来殉父，表明父亲遭难也不可违弃。看他说：“臣听说君主和父亲是同等重要的，只是如今陛下没有诛杀臣父，而臣父却足以危害陛下，所以臣不能不进言。虽然正处于重大变故之中，但君臣的伦理仍然清楚分明。”他又说：“臣父不是不爱臣，臣也不是不爱父亲和宗族，只是臣的力量已经竭尽，不能回还罢了。虽然身处大难之中，但父子之恩仍然深厚。”等到德宗问他自我保全的办法，他回答说要和父亲一起死。他既不背弃君主，又不遗弃亲人，这才是忠孝两全。君主是臣下的纲领，父亲是子女的纲领，难道不是各自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吗？按说免除怀光一个儿子的死罪，让他收葬父亲，那么怀光仍然有后代。李璀这样死去，就可以没有丝毫遗憾了。致堂胡氏说，德宗如果想保全李璀，就应当预先诏令马璲，说明怀光反叛的罪责只追究他本人，念在他曾经勤王，特别赦免他的儿子；让怀光父子知道这件事，那么怀光一定会使李璀不死，李璀也可以不死了。依我看来，即使有德宗的诏令和怀光的话，李璀也一定要死而后止，哪里肯借此求得自我保全呢？即使迫于君主和父亲的话，暂时不死，这颗心难道能够安定吗？也一定要死了以后才会安心。李璀所说“如果让臣出卖父亲来求生，陛下又怎么会任用这样的人呢”，大概正是他的本心。李泌说“假使让他不死，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尊贵的了”，确实说中了他的本心。可悲啊！

译论汉昭烈帝的顾命 五帝把天下作为公器，三王把天下作为家产，他们的制度本来就不同。然而圣人难道容许在其中夹杂丝毫私意吗？也不过是把天下公之于天下罢了。立嫡子为继承人，是三王不改变的常道。但如果是为了天下而得到贤能之人，也兼用把天下授予贤者的办法。所以太王舍弃太伯而立季历，文王舍弃伯邑考而立武王；他们希望天下安定、宗庙社稷不至断绝，目的只有一个。汉朝拥有天下四百多年，桓帝、灵帝无道，僭越和叛乱四起，曹操、曹丕父子于是篡夺帝位。昭烈帝作为汉室后裔，拥有益州的军民，三次到草庐拜访孔明，于是确定了君臣名分。二人共同披荆斩棘，冒犯霜露，同生共死，共享甘苦，历经十七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全都是为了兴复刘氏。昭烈帝哪里是在为自己谋划？孔明实在是社稷之臣。如今刘禅昏庸愚弱，即使有伊尹、阿衡、周公这样的贤臣辅佐，也必然要等到危亡才会停止。即使有一百个孔明，又能怎样呢？这里幸好还有一个办法：既然说是兴复刘氏，那么凡是高祖的子孙都是天下共同的君主，何必拘泥于一定要让刘禅继承帝位，然后汉室的祭祀才不会断绝呢？昭烈帝临终托付遗命，应当说：“朕和丞相之所以经营天下，都是为了兴复刘氏。如今上天夺走了我的志愿，我又病重不能起身，继承人如果可以辅佐，就辅佐他；如果不能辅佐，就选择刘氏中贤能的人立为君主。”孔明有辅佐君王的才干，一定能够处理好这件事，刘氏的社稷就又会兴盛起来了。可惜昭烈帝的见识达不到这里，却说：“如果不能辅佐，你可以自己取而代之。”把孔明置于受人猜疑的境地。想要行使权力而选择贤者，又怕天下人因昭烈帝的话而怀疑自己；想要遵守常道而不改变，又苦于刘禅昏庸愚弱，无法有所作为，最终天下三分，不能统一。孔明死后，刘禅终于被擒获捆缚；等到他进入魏国，遭受了种种屈辱，却丝毫没有惭愧羞耻之色。岂只是刘氏的宗庙社稷没有后继，竟使高祖、光武也在地下含羞，抱有无穷遗憾。古人说“出师未捷身先死”，不只是上天没有给孔明足够的寿命，使他不能完成大事，实在也是由于昭烈帝顾命时说错了话，后继者不是合适的人，终于亡国。可悲啊。论子陵没有向光武帝屈服 有些士人隔了百代才出现一次，能够使万乘之尊屈服来抬高自己，世人都说他是有道之士，我却说这不过是洁身自好而扰乱伦理罢了。从前严子陵和光武帝一同游学，等到光武帝即位，严子陵便改名换姓，隐居不出。光武帝思念他的贤能，派人访求他的踪迹。【原缺一页】《资治通鉴》《纲目》记载说：“征召处士周党、严光、王良到京师，周党、严光不肯屈服，其义节也就显现出来了。”读者应当仔细体会这句话。《师山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师山集》卷三　元代郑玉撰写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