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山集卷三　　　　　　　元　郑玉　撰序

译《春秋经传阙疑》序 唉！孔夫子汇集众位圣人的大成，《春秋》显现了孔夫子最大的作用。它体察天地之道而没有遗漏，具备帝王之法而有事实为证。对于事情，可以沿袭的就沿袭，可以变革的就变革；对于人物，可以褒奖的就褒奖，可以贬斥的就贬斥。它作为纲领，就是尊重周王而鄙弃霸主，亲近华夏而排斥夷狄；它作为条目，就是依据讲求信义、修好睦邻、救灾恤患的事情，来形成朝觐、聘问、防备盟约、侵伐等文字。它的主旨，在于诛杀乱臣、讨伐贼子；它的成效，在于阻遏泛滥的人欲，使已经消亡的天理得以保存，使乱世恢复正常，斟酌损益四代的制度，写成不可磨灭的经典。所以说：“了解我的，大概只有《春秋》吧？责怪我的，大概也只有《春秋》吧？”了解它的人，是知道它与天合而为一；责怪它的人，是责怪孔子以平民身份行使天子的职权。孔子又说：“我想把道理寄托在空泛的言语中，不如在实际事情中表现得深切而明白。”所以《易》《诗》《书》说明其中的道理，《春秋》记载其中的事情。有《易》《诗》《书》而没有《春秋》，就都只是空话罢了。因此，明白它的人，尧、舜、禹、汤的治理就可以恢复；不明白它的人，桀、纣、幽、厉的灾祸立即就会到来。拥有天下和国家却不知道《春秋》的道理，又凭什么治理天下和国家呢？然而在当时，左氏已经不能再补充一句话。至于三家传，《左氏传》虽然似乎详于记事，缺点在于夸张；《公羊传》《谷梁传》虽然有时明白义理，缺点在于浅陋。再看它们著作的意图，似乎是故意制造不同的说法，并没有确定而不可改变的论断。两汉专门名家的学问，又拘泥于灾异祥瑞和征兆感应，不知道经典的最大作用。唐宋诸儒，人人自立一说，家家各成一书，纷纷如同聚讼，彼此各有得失。程子虽然领会了经典的根本宗旨，可惜没有完整的著作；朱子间或评论事情的是非，又没有专门著述。如今的办法，应当广泛采集各位儒者的议论，阐明圣人的宗旨。经文有残缺，就考察各家传文来补足遗失；传文有错误，就查考经文来验证其谬误，使经典的根本宗旨清楚地重新显现于世，彰明历代帝王的大法，开创万世太平，这样才足以完全发挥这部经典的作用。而我并不是这样的人，只是偶尔不自量力，曾依照朱子《通鉴纲目》的体例，以经文为纲，用大字列在上面，再以传文为目，用小字疏解在下面。叙事专取《左氏传》，并附取《公羊传》《谷梁传》；与经文相合的，就采用。立论则以《公羊传》《谷梁传》为先，并参考历代儒者的说法；与义理相合的，就采用。有时经文脱漏错误而无从考证，就宁可留缺等待有见识的人，而不敢勉强作解释。传文有不同说法而没有考据依据，就宁可两说并存，而不敢擅自取舍。至于诛讨之事，尤其不敢轻信传文，曲意附会。一定要审理得合乎实情，事情完全符合事实，因为经文的写作正是由此而来。其他平常的事情，直接记载，意义自然显现；重大事情必须改变文辞，意义才开始明白。《春秋》有鲁国史书旧文，也有圣人特意写下的笔法，本来就不能像苛酷的狱吏判刑那样逐字寻求意义；但记载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像史官的实录一样。圣人的经典，文辞简约而意义深奥，本来不是浅见臆说所能窥测的。又经过岁月长久，残缺很多，哪里是凭空想象就能补缀的？与其强行解释本来不能解释的地方，以至于被当世人讥笑，哪里比得上对应该缺的地方保留空缺，以等待后人理解呢？程子说《春秋》的大义有几十条，像日月星辰一样光明，难道没有可以阐明的义理吗？朱子说，开头一句“春王正月”便无法解释，本来就有应当存疑的地方。我写这部书，是折中两种说法而制定义例；之所以文辞重复，不避繁琐，是因为凭普通人的心思去窥测圣人的心意，反复推求阐明，还怕不能领会他的宗旨，何况敢于吝惜言辞吗？然而也姑且只是为了便于查阅，补备失传罢了，并不敢说能够阐明经典宗旨、传之后世。读者幸请宽恕我的僭越。

译《周易大传附注》序 伏羲画出八卦，文献于是产生，所以《易》在各经中居首。秦朝焚烧典籍后，只有《易》保存下来，所以《易》相比各经最为完整。天地万物的道理，古今万事的变化，《易》无不具备。吉凶消长的原因，进退存亡的规律，《易》可以预先知晓，因此它成为清洁精微的教化，向人显示开启万物、成就事务的道理。我难道可以一天不讲习《易》吗？我从中年起就立志研究这部书，只是学问浅陋、见识卑下，不敢有所论著。至正壬辰年，蕲州、黄州的红巾军攻陷我的郡县，祸及祖宅，世代收藏的书籍没有一张纸保存下来；向亲友求取，也全都烧成灰烬。即使想得到一本《周易》的白文来读诵，也不可得。三年后的乙未年，我被召到四明，才从友人胡伯仁那里借得程子、朱子的传义，回到山中，每天诵读一卦，似乎有所领会，于是折中二位先生的说法，合成一书，命名为《程朱易契》。其中偶尔有一两处是自己已经见到的道理，不敢附入，才产生了僭越论著的想法；又因为没有书籍可以考据而停止。丁酉年秋天，我再次避乱到淳安的梓桐源，在山涧林壑之间出入，上下行走，寂寥无事，心境澄澈。于是想到，天地就是一部《易》，古今就是一部《易》，人物就是一部《易》，而我的身体也就是一部《易》。从天地收摄到自身，《易》的本体无不具备；从自身推演到天地，《易》的作用无不周遍。再从自身来说，心就是《易》的太极；血气就是《易》的阴阳；四肢就是《易》的四象；进退出处的正当与不正当，以及吉凶存亡所由以应验的地方，就是《易》的作用。这样从近处取法自身，《易》的道理就没有不能穷尽的了。即使没有书也可以，没有卦画也可以，又哪里需要传注呢？又何必考据呢？况且伏羲创作卦画，文王作卦辞来说明卦，周公作爻辞来说明爻，这就是经。孔子作《彖》《象》《文言》，用来解释文王的卦辞；又作《小象》，用来解释周公的爻辞。那些关于源流纲领、不能附在各卦之下的论述，便作总论，题为《系辞》上下篇。各卦意义尚未穷尽的地方，又在《系辞》中阐发凡例；又作《序卦》以说明次序，作《说卦》以说明卦象，杂卦篇杂论其意义，这些就是《易》的传。如今的人舍弃孔夫子的《易》传，却想阐明文王、周公的《易》经，这难道不是没有明白阐明《易》的道理吗？于是我取文王、周公的文辞作为经，列出孔夫子的文辞作为传；其中孔夫子传文的意义有的深奥难解，便附上注释说明，命名为《周易大传附注》，希望三位圣人的著作不用繁琐的解释，意义也能自然明白。唉！四位圣人的心，就是天地的心；三位圣人的著作，用来阐明天地的精微、乾坤的深奥。这哪里是浅见薄识所能窥见万分之一的？这部书写出来，只能显出我的狂妄荒诞，不知道自己的分量罢了，对《易》有什么补益呢？虽然如此，文王、周公的经和孔夫子的传，本来就足以互相发明；有些地方不必论著也能明白，这也是千古不变的确论。读者请试着从这里求取。《送赵典史序》典史，是县里的幕职官。他接受行省的檄文，品秩为从九品下。职责是查核、登记和注销簿书，拟定判决。俸禄微薄、职位卑下，事务繁多而责任重大。一县的得失，方圆百里的利害，往往都要经由他处理。官员凭借他治理百姓，百姓也凭借他接受官府治理，而处在官府和百姓之间的，就是典史。对上要奉承长官而不懈怠，对下要抚慰教养而不懈怠。他的职务，难道不是很难吗？因此催征赋税稍有迟缓，簿书稍有失实，长官和副长官就责备我；刑政稍微严厉，期限稍微紧迫，吏民就责备我。只有虚心应对事务，做得好就归功于别人，有过错就归在自己身上；宣扬长官和副长官的恩德，把它施加给吏民，使吏民的颂扬归美于长官和副长官，这样才可以免受责难。宣城赵显甫任淳安县典史，任满解职后向东归去，举出这番道理赠给他，并且写在送行诗卷的开头。《送黄子厚序》星源人王仲履凭借明经教授诸生，在诸位老先生中，文学和德行尤其卓越，和我交情很深。他曾对我说起乡里的黄君子厚很贤能，但我还没有见过他。至治癸亥年秋天，我和仲履一同在有司那里应试，当时子厚任于潜县主簿，也奉檄来到试院。几天以后，我们才在钱塘的旅舍相识。他的气质平和，容貌宽厚；听他说话，平易而正直诚实。我既验证了先前听闻并非虚妄，又为仲履能够这样知人而高兴。第二年，我又在新安驿舍遇见子厚，一见面就像平生好友一样欢洽。我们一起谈论古今，上至经史，下至名诗法帖、刑名术数，没有什么不谈论研究的，始终兴致勃勃而不疲倦。我又因此知道子厚的学问有根基，而施行起来有次序。我还听说子厚在于潜时，凡是簿职权限内能够做的事，没有不做的；凡是权限内不能做的事，也无不尽心竭力地辅佐长官县令，并且尽力惠及百姓。子厚的政绩当然比世俗官吏贤明。不过，以善道引导，使不善的人受到感化，是古代良好的教化；表彰有才能的人，使没有才能的人受到勉励，是后世良好的治理。于潜虽然小，刘女子遗留下的烈行、洪平斋留下的文章典籍都在那里。子厚，请替我寻访两家后人，向他们请教并保存这些遗迹；这样将会看到子厚的政务不用劳苦就能治理好。将来你回去告诉仲履，仲履也会替我高兴。

译《送徐推官序》士君子处在天地之间，只有出仕和退处是人生的一件大事。观察一个人出仕或退处的操守，就可以知道他的贤与不肖。不过，在出仕和退处之际，祸患到来时，往往有无法躲避的，君子也只说“听凭其中属于天命的部分罢了”。所以观察一个人，不只是评论表现在外面的得失，还一定要考察他内心保存的是非，然后才可以评论他的出仕和退处。从三代以上说起，孔子、孟子遭受羁绊、穷困和厄难，这是圣贤出仕和退处的事，不敢妄加评论；姑且只从唐代以来说几位君子。平章事陆贽敬舆，吏部侍郎韩愈退之，宋朝丞相司马光君实，龙图阁学士苏轼子瞻，苏轼的弟弟黄门侍郎苏辙子由，太史黄庭坚鲁直，徐州教授陈师道无己，这些人都有事业建立于天下，文章流传于后世，是读书人共同知道的。敬舆因进言政事触犯宰相裴延龄，被责罚授予忠州别驾。退之说迎佛骨不对，被贬斥安置，死罪减等，驱逐到岭南。君实凭借正直之道和正直的言论，被称为大德元勋，却遭受诬陷羞辱，姓名被列入党籍，受到严酷禁锢；到了他的子孙，子瞻因与章惇不合，被安置在儋州。子由被贬到雷州。鲁直作《承天寺记》，议论者认为其中言辞涉及讥讪诽谤，被流放到宜州。无己只因给苏公送别，也获罪而被免官。这几位君子，有的甚至被除名削籍，颠沛流离到了极点，却不妨害他们出仕和退处的正当。这难道是把外界加给自己的东西当作荣辱吗？聊城徐公敏夫以江浙行省都事的身份来到我们郡任推官，审理案件，复查判决，使人们没有喊冤的。他利用闲暇召集儒生，讲说《诗》《书》，饮酒赋诗，没有一天空过。他也确实是君子。泰定元年四月，他因被弹劾而受到连坐，离职而去，士人朋友甚至有人为他流泪，但徐公处之泰然，好像得失都与自己无关。我因此更加有所感触。在他回去时，我详细叙述前代诸君子出仕和退处的事迹，以解除士友的忧虑，来赞颂徐公的行事，又写下来作为送行序。《送鲍国良任职巢县诗序》鲍君国良和我出生在同一个乡里。我观察他平日闲暇时，沉静简朴，好像不善言谈；行走时步履端正而缓慢，像是身体柔弱得不能承受衣服。父母都健在，子孙众多；家庭内部有孝顺、友爱、慈爱，处己待人都合乎法度。我常常敬重仰慕他。后来他接受调任巢县主簿，从京师回来，经过我这里来告别。我知道鲍君能够以自身的表率感化别人，把在家庭中实行的原则施行于政务，那么治理巢县就没有什么困难了。不过，古人认为治理县最难，所以特意把县称作“县滩”，说人治理县，就像船只通过险滩急流一样。但这只是针对县令而言。古今制度不同，古代县令独自掌管一县事务，主簿只分掌簿书罢了。如今的制度，县令和主簿共同坐在一堂之上，遇到诉讼案件，要共同议定、审定文书后才作出判决和发遣。何况一县的事务从下级上报，必定先经过主簿；主簿如果可否判断不合适，政事就不会公平。所以如今主簿的职责，比古代更加困难，责任也更加重大。鲍君这次出行，承接上级、联系下属，一定会想着尽到自己的心力，不要只说“寄身棘丛不是我的志向，我不过等待调任罢了”。我将看见鲍君成为淮右最有政绩的官员，巢县百姓也会享受他的福泽。他出发时，乡里的俊秀才士以“蛟龙得到云雨，雕鹗处在秋天”分韵赋诗，来加重这次送别的情意。因为我曾向四方贤士大夫学习学问和政事，他们便请我作序，我不能推辞。《送唐仲实赴乡试序》唐仲实将要随众人赴有司参加试艺，因为他的尊府君正在分水主持教育，所以提前出发，绕道去拜见省视父亲。临行时，他请我说几句话作为告别。我说，科举的设置已经很久了，唐、宋兴盛时期，著名公卿大多由此出身。我国家延祐初年下诏实行科举，到现在已经二十年。马伯庸任御史中丞，许可用任中书参政，欧阳原功任翰林学士，张梦臣任奎章学士。科举出身的人，在台省、馆阁中往往都有，不可谓不兴盛。科举取士的方法，考经书疑义和经义，用来观察学问的根底；考古赋、诏、诰、章、表，用来显现文章的华美；又以经史和时务策问考察，以检验他们服务世用的才能，也已经严格而周详了。然而朝廷不认为这样就足够，必定还说乡里称赞他孝顺友爱，朋友佩服他的信义，然后才能参加这一选拔。这难道不是把德行作为根本，把文章作为末节吗？我和分水君是忘年之交，承蒙他厚爱，最为深切；我知道仲实的才干超过常人，学问也出类拔萃。如今将要到有司那里应试，却还先去拜见父亲，亲自履行省觐之礼，尽到孝友的实际，可以说知道事情的先后了。他的言语和行为，一定符合当今贤良有司的要求，不会有愧于科举的盛况。所以写下这篇序为他送行。《送汪仲罕主簿序》称隐汪先生，比我的先父早出生一年。两人的道德学问，实在相辅相成；出仕、退处和做官，又有先后之别。因此两家的子弟相处如同骨肉，乡里称两位父亲为乡先生。先父去世后，我奉他为父亲并承受他的教诲，只有汪先生一人。每次拜访先生，必定到他的内室，在先生床下行礼，然后起身侍立。看见墙壁上所写的文字，无非是警诫求学者的话；其中关于戒酒的训诫，尤其恳切，似乎是专门对他的仲子罕说的。罕擅长书法，善于绘画，嗜好饮酒，整天陶然自得，世间的荣辱利害从未有丝毫挂在心上。他所到之处醉后挥毫，墨迹淋漓，人们争相索取，把它当作奇异的玩赏之物。去年冬天，侄子潜来，说罕戒酒很严格，我没有相信。今年春天，我去拜见先生，出来后和罕谈话，并且说：“我被酒困扰了二十年，如今戒酒，岂只是不会耽误事情，连精神气色也清爽了；对于养生之道，大概有所收获。这都是我父亲的教诲。如今我要到丽水任职，你和我有兄弟般的情谊，将用什么来教导我？”我对他说：“从前刘玄明说，傅翙做县令，只每天吃一升饭，不饮酒，这是第一等的办法。你如果能够遵守家训，更加严格地戒酒，那么你的明智能够洞察事理，勇气能够担当事务，仁惠能够爱护百姓，威严能够驾驭下属；对于从政来说，还有什么困难？又何必等待我的话呢！”罕说：“我就要出发了，请把这些话写在我的衣带上，作为佩带的警戒。”

译《王仲履先生诗集序》先生姓王，名仪，字仲履，是新安婺源人。幼年聪颖敏悟，勤奋学习超过常人，各种书籍无不阅读；古文造诣很高，尤其擅长诗歌。他从年轻时起，每天写一首诗，稍有不妥，便吟咏到半夜而不睡。因此他的诗直追古人，近世作者没有能与他相比的。然而他的格律高古，用意深远，如果不是笃爱古学、不愿流于世俗，并且深深领会诗的妙处，就不值得和他谈论这些。延祐元年科举初次实行，当时还没有陈腐习气，所取多是山林间有实际学问的人，所以先生最先被选中。羁旅困穷、艰苦度日，又过了十七年，才得以担任池阳儒学教授。不久因遭逢父母丧事离职，第二年先生便去世了。五年以后，我向他的儿子征集，得到诗七百六十六篇，刻印成书来扩大流传。至于他的文章流传，还要寄望于志同道合的人；所刻诗集只是依据家稿中保存的作品，若能旁搜博采，续成外集，使其没有遗失的遗憾，这也是同志者应做的事。郑玉是先生的学生，先生常把我当作兄弟看待，还说我的诗像邵康节，又像陈希夷。唉，先生去世到现在已经七年了，我的诗歌有没有进步，哪里还能起先生来评论一番呢？《罗鄂州小集序》文章和天地相始终，随着世道的升降而有盛衰。自从天地分判、日月星辰依次运行、五行交错产生，文章的形迹就显现了。伏羲画卦，人文开始开启；文王赞说《易》，文章更加完备。到了两汉，司马相如、司马迁、扬雄、班固，有的把事迹记载在史册上，有的把歌颂功德的文字刻在金石上，文章的创作才开始像水源一样流出。此后每一代兴起，必定有一代的制度，文章也因此显现出来。难道只是足以传述功业，还可以借此观察治乱吗？所以唐代兴盛时有韩愈、柳宗元，宋初有欧阳修、苏轼；南渡以来，又是世道的一次变化。当时受到称誉的，有我州的罗氏二公。六朝、五代，大概寂寂无闻。这样看来，三代以上，圣贤相继兴起，他们的著述被尊为经典，并不是专门从事文章，却不能没有文章；两汉以下，文人才士相互论著，流传下来成为史书，必须擅长文章才能写成文章。今天的文章，属于两汉以来的这一类。大罗名颂，曾任郢州知州；小罗名愿，曾任鄂州知州。鄂州的文章尤其缜密古雅，可惜他的全集没有流传下来。如今流传于世的，是鄂州通守刘清之的儿子刘澄所刻。鄂州去世后，刘澄便依据自己所见搜集编成一书，题为《鄂州小集》。和他的完整文集相比，大概只有十分之一。年代久远以后，《小集》也不再保存。我曾从藏书之家得到它，读后喜爱，于是谋划刻印，来扩大传播。跟随我游学的，有洪氏兄弟斌、杰、宅，有鲍氏叔侄元康、深乐，他们共同出资完成此事，并请我为它作序。我从先生长者那里听说，南渡以后文章有先秦、西汉的风格，新安罗氏二公就是这样的人；其中《淳安县社坛记》尤其受到世人称颂。依我看来，《陶令祠堂记》《张烈女庙碑》义理严正、文辞流畅，读它们就像登上殿堂，听到钟磬雅乐之声。至于评论成汤的惭德，则是用来抒发千古圣贤的心志、阐明万世纲常的正道的，这又怎么样呢？它们应当在当时受到称誉，流传到后世。只是朱文公常想把自己的姓名附在文集之后，最终没能有所评论和著作。反观我是什么人，竟能为它作序？这既是鄂州的不幸，也是我的大幸。因此我叙述天地经史上下、古今盛衰变化，使读者知道它的由来，而不至于草率看待；这也算是求学的一点帮助。鄂州，字端良，号存斋，是乾道二年进士。《送郑照磨之南安序》本朝制度，各路设置三名首领官，总领六曹，掌管文案，称作宾幕；他们和郡侯、别驾分庭抗礼，不敢把他们当作属官对待。这些官职叫经历、知事、照磨。照磨最初称提控案牍，由行省以版籍授职，后来改为兼任照磨、承发、架阁，才由朝廷任命，列为第九品。如今铨曹因为员额多，虽然正、从八品，也都借注为照磨。又兼管对同承发、检举、勾销，以及图籍的收藏、案牍的保管。另有印章，地位虽然低于经历、知事，事务却更加繁重。法令规定，凡外地各司署理文书，都从下级逐级上报，所以一整路的事务，必定从照磨开始。照磨认为可以，就签署后呈送府中，然后下行州县；照磨认为不可以，就搁置而不能施行。因此一郡的祸福、众务的得失，都在照磨签署的一刻。照磨签署得当，一郡就会享受福泽；照磨签署不当，一郡就会受到危害。照磨的职务，难道不能说既重大又繁重吗？同姓的兄长仲贤，原由文学掾借注为巡检，已经具备武职经验；后来又被征召为广东帅府掾，尤其擅长吏务。考核期满应当升为八品，铨曹因为没有空缺，借注为南安照磨。出行日期将近，亲族都在，设宴为他饯行。郑玉举杯嘱咐他说：“不要因为官职卑微就轻视它，而要勤勉办理事务，这是古人施行善政的原因。我兄长任南安照磨，每来一件事，必定考虑是否合宜，合宜以后才实行，不合宜就一定不实行。每审阅一份文牍、商议一件事情，必定尽心尽力。要知道：钱粮是百姓的脂膏，刑名是百姓的性命；诉讼得不到公正处理，百姓就会生怨；铨选不公，官吏就不会受到劝勉和警戒。这样做，哪里还会有不合宜的事情呢？我将看见南安的官吏安然尽职，南安的百姓在道路上歌唱赞颂。这岂只是南安的幸运，也是我们宗族的荣耀。”

译《燕耕读堂诗序》我十八九岁时，跟随胡先生绿槐学习。第二年，先生和乡里人一起参加乡试，我因为年龄不符合资格，不能同行。先生的朋友张子经，正好和他同去。不久，子经从杭州先回来，带着先生的书经过我这里，我才得以和他相识。书中有“超过元城，不可不见刘忠定公”的话。如今已经三十年了，子经才来到乡里，横置经书，开设讲席，诸生得以听到从未听过的道理，其中只有我得到的最多。所以三月七日，暴雨刚刚停歇，天气清明，我带着酒到鲍氏耕读堂，和子经叙说旧交。这天参加聚会的有项子闻、鲍仲安，以及他的侄子伯原、以仁、伯尚；能够侍奉在座的学生有鲍安、鲍葆。他们正好与郑老志趣相投，分韵赋诗，留下我作序，我却不能作诗。我只是感叹今事、追忆往昔，俯仰之间不胜感慨。当年我跟随先生交游时，年少气盛，勇于求学，所以先生说出“元城刘忠定公”这样的话，是对我的期望极高。如今我头发斑白，年纪已经到了默默无闻的阶段，学问也日益荒疏，这说明我辜负先生太深了。我本来已经没有脸面见子经，将来又凭什么到地下去见先生呢？因此写下这篇序，来记下我的惭愧。《颂叶县丞平金课时估诗序》我一向没有什么才德。金朝至元年间，山民在山涧谷地淘得黄金，数量像糠秕一样多，但核定的采金数额并不能抵偿劳作。事情不久就被献上，贪利者欺骗上级、加害百姓，于是传令规定每年收入黄金五十二锭。郡中既不产金，百姓又无从得到金子，狡猾的官吏和豪强便到其他郡购买，等百姓急需时再卖给他们，又索取费用，连同买卖差价甚至达到原价两倍。官府称他们为揽户，事情被发觉后，便按加倍的数额以赃罪论处。官府每月根据民间使用的价格平定其价值，逐级报送主管部门，称为“时估”。揽户害怕事情败露，便请托官吏抬高时估，等事情被查觉时用来逃避罪责。长官和县令在文书末尾签署后报送府或行省，却一概不察，成为常态。至正五年，市场上黄金的价格按钞计算才五锭多，却被抬高到十锭。恰逢中原饥荒，议论者请求按黄金折收钞币，作为救荒办法。歙县丞叶君因其他事情在行省，知道折收的价格和金价相争，县中呈文说：“这难道可以让我们的百姓更加困苦吗？”立即把文书上报。府中郡守哈剌公、别驾王公都贤明爱民，惊讶地询问缘故，到市场上查求金价，最终改按实际价格征收。百姓因此没有受害。虽然这是两位长官的善政，实际上是叶君促成的。他用心良苦而贤明啊！我过去留在京师时，见两都实行和买法，凡民间价值一钱的物品交入县官，就可以得到价值两三钱的物品。事情办成后，官府并不强行索取，因此百姓富裕而国家用度充足。江南州县距离京师遥远，不知道朝廷的恩德，只害怕官府亏损，所以常常使百姓疲困来供奉上级。百姓困苦而官府不加体恤，这难道是法令本身的罪过吗？古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必定先使百姓富裕。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用度不足，便搜刮百姓财物来补足它，就像割下四肢的肉来充当口腹之食，难道能够长久吗？叶君曾在朝廷任职，知道国家治理的大体，所以能够推行我君主爱护百姓的心意来爱护自己的百姓，真是当今的良吏。假使天下都有叶君这样的官吏，百姓哪里还会有困苦呢？士友已经作歌诗来颂扬他，又请我作序。《送葛子熙之武昌学录序》临川葛君子熙将要到武昌记录学务，带着太史危君太朴的书经过黄山脚下来看我，逗留了好几天。将要告别时，他请我说些话作为赠言。我对他说：“我家乡是新安朱子的故乡，你家乡是临川陆子的故乡。请我们各自诵说所听闻的学说，可以吗？”当年两位先生相继兴起，都以倡明道学为己任。陆氏称朱氏为“江东之学”，朱氏称陆氏为“江西之学”。两家的学者各自尊重所听闻的学说，各自实行所知道的道理。如今二百多年过去了，最终仍然没有人能够使两家完全相同。依我看来，陆子的资质高明，所以喜欢简易；朱子的资质笃实，所以喜欢深邃周密。大概他们各自依据自己的资质所接近的方向来求学，所以进入的途径有所不同罢了。等到达到最高境界，三纲五常、仁义道德难道会有不同吗？何况同样尊崇尧舜，同样反对桀纣，同样尊奉周公、孔子，同样排斥佛、老，同样把天理看作公，把人欲看作私。根本道理和通达之道，难道有不同吗？后来的学者不探求两家相同的原因，只探求两家不同的地方。江东一派指责江西一派说“这是怪诞的行为”，江西一派指责江东一派说“这是支离的学说”，于是两家的差异更加严重。这难道是善于学习圣贤的人吗？朱子的学说，是教人求学的常道；陆子的学说，是高才之士独自领会的妙处。两家的学问，也各自不能没有弊病。陆氏学说的流弊，像佛教徒谈空说妙，最后流于草率粗疏，不能完全做到致知的功夫。朱氏学说的流弊，像世俗儒者寻章摘句，最后变得颓惰萎靡，无法收到身体力行的成效。然而这难道是两位先生立言垂教的罪过吗？只是后世学者形成的流弊罢了。唉！孟子去世一千四百年后，周子才出生；周子的学问亲自传给二程先生，本来没有不同。等到二位先生出现以后，道学的传承才开始有了不同。周程两家的相同之处在于《太极图》，朱陆两家的差异也在于《太极图》。从一图的异同之间，两位先生的学问就可以看出来了。你在武昌教人，究竟是讲朱氏的学说呢，还是讲陆氏的学说呢？希望你诵说所听闻的道理来教教我。

译《心田道院设醮诗序》本朝的制度是，士大夫做官做到七品，都可以推恩于自己的亲属，亲属的爵位俸禄视其子而定。至正七年五月，新安鲍同仁因任职年久升为七品，授从仕郎，任邵武路泰宁县尹，因而归家。第二年，他任职于泰宁，按照旧例上状请求朝廷。至正九年十一月，诏命下达：同仁的父亲景文先生，周封为从仕郎、徽州路黟县尹；母亲和妻子都封为宜人。诏命下达那天，景文先生正好八十岁。他想到朝廷以爵禄宠荣自己，造物主又赋予自己长寿，却没有什么可以报答效劳的。此前，先生已经在城南叶氏之地预先卜定墓地，并在旁边修筑房屋，居住道士来守护。正一道教主、天师、大真人为它题名“心田道院”。至正十一年二月，就在这里设醮三日，既用来答谢上天的恩赐，又用来报答国家的恩德。举行醮事时，云中【原文疑字：▯】、钲鼓之声震动山林峡谷，步虚、散花的乐韵萦绕云汉。先生穿着盛服进入，走到自己的位置，俯伏在地，诚敬而恐惧，就像上帝亲自降临在面前一样。九次礼仪完成后，直到四更鼓声响起，天地才豁然开朗，星辰明亮清晰，于是举行三献酒礼。醮事结束，坛场拆除，神人都很欢喜，便表现在歌咏之中。道士黄师玄首先作唐律诗一首，来说明这件事。子弟、宗族、朋友以及交游之人，轮流唱和，积累成一大卷，乡里传诵，把它当作美谈。一天，师玄带着诗稿来拜访我，请求我为卷首作序。这些诗体现了《天保》诗所表达的心意，也写到了虎拜稽首的礼仪，都是我喜闻乐道的事情。何况我郑玉同先生是世代通家子弟，执笔为此书写，又有什么可推辞的呢？《师山集》第三卷。钦定《四库全书》。《师山集》第四卷，元代郑玉撰写记文。《淳安县学修建杏坛记》。至治元年十二月，淳安县尹李侯修建杏坛完工，教谕王克明君接连请求我写记。我说：“《春秋》的笔法，是圣人向人显示用意，十分严密。凡是兴办工程，不论大小都详细记载，是为了重视民力。唯独僖公修建泮宫，简略而不记载，是为了表明这本来就是应当修建的事情。不费一字而褒扬赞美，已经表现得如此明显了。那么李侯修建杏坛的举动，也可以不记载。然而，世道衰败、风俗浇薄，教化日益下降，本应当做的事，人们反而认为迂腐空疏；不记载的事，人们一定认为不值得记载。圣人的大经大法到了这种时候，有不得不改变的地方了，那么把它记下来也可以。”于是为此写道：“坛在县学墙门外的西面，高一丈一尺，宽度与此相称，深度增加五尺有余，用石头堆砌加固，前面种杏树，后面盖屋。这是旧有的制度。李侯因其破旧而重新修整，和旧制相比没有增加或减少。按工程计算若干，按钱计算若干。百姓不知道自己被役使，官吏也没有诉说劳苦。过了两个月，工程便完工。李侯名思明，字元亮，世代居住在睢水，是当地人。他治理此县，外表柔和而内心刚正，把百姓看作子女，诚信施于人，人们也信任他，难怪做这件事并不困难。” 《小金山记》。我十七八岁时，向东到京口，登上多景楼，远望金山在扬子江心，巍然像横亘江中的砥柱，心想一定要登上山顶，饮一饮中泠泉，来享受平生的一件乐事，最终却因其他事情耽搁，没能成行，到现在大概已有七八年了。等我听到“小金山”这个名称时，便有所触动。新安江从率山发源，向东流三百里到达淳安县；还未到县城十里处，江心偏向南面稍稍向西，这座山就在这里。山的东北面江面宽一百多丈，西南面只有一条小溪环绕，形如衣带。大旱时有时可以涉水而过，其他四季没有船就不能渡过。古树萧瑟，出现在烟霭、苍水、黄沙之间；山石颜色险峻不平，苔藓如同刺绣。山上有佛寺，从前极为壮丽，年久以后渐渐倾圮，僧徒四散，如今没有什么保存下来的，只有几间破屋。然而这座山的景色却没有改变。渡过江岸向南攀援到山腰，有三个石洞，高大如厦屋，大的可以坐二三十人，中等的可以坐十几人；此外又有一处岩石特别高峻嵌立，像佛教徒塑造的观音像盘坐在那里。站在石上向东望西洲溪，只见溪流分成两道，居民房舍密集排列，黄花、翠竹，以及果树、桑麻之类，茂盛青翠，无所不有。旁边有一块石头从滩濑中露出，形状像乌龟，逆流而上便叫作龟石滩。向西走离锦沙村才一二里，燕石岩与之相对而立，仿佛楼阁的飞檐伸出，临近水面；大概一县山川的胜景都聚集在这里了。在方圆百里之内，没有能和它相敌的。唉，山作为一种事物，不过是一拳大小的石头；它本身大小固然不值得论说，至于景物的多少、胜景的优劣，也有不得不加以评判的地方。这座山所缺少的，只是中泠一泉罢了；至于幽深的岩洞、锦沙燕石的胜景、西洲龟石的奇观，都是金山所没有的。试着约请两座山的山灵，让它们相互比较一下高下，而忘掉它们大小的不同吧。我住处向西一舍的地方，近来有座山从水中突起，名叫岑山，气象大致和这座山相似。我曾想用这个名字称呼它，却没有实现。如今就先替它命名吧，我将回去题写“小焦山”。《燕乐堂记》。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关系有五种，朋友关系居其中之一。所以即使有父子之间的亲情，也没有彼此责求行善的道理；有君臣之间的义理，却存在彼此隔膜的困难。何况兄弟和悦相处，家人严肃相待，违背它就悖逆天性，触犯它就违拂人情。从开始到终了，从年少到年老，增长我的志向、成就我的才能、辅助我实行仁德的，只有朋友可以依赖。人活一生，大概有不敢告诉父母却可以告诉朋友的事，也有父母不允许说而朋友可以说出来的话。这样看来，朋友这一伦虽然不是天生的血亲关系，但在人情上却最亲近而且最密切，难道可以一天忘掉它吗？剑溪的徐成大，距家向东五百步，在溪流上面建了三间屋子，四根楹柱，后面向两侧伸出建成轩，两根楹柱，使朋友来访经过的人可以住在那里。一天，他因我的朋友洪君探防【原文疑字：防】请求我给它命名并作记。我取诗人的意思，将它命名为“燕乐”。成大不认为不妥，于是告诉他说：“燕乐，是朋友之间的情谊，其中也包含着义。朋友是因义而结合的。根据我的命名来寻求朋友的情谊，又根据我的记文来寻求朋友的义，也是可以的。否则，欢乐到了极点，必然产生乖离；这不只是辜负我命名的本意，也同样违背天伦的美德。” 于是我写下这篇记交给他。剑溪在淳安县西南面，从县城西面的双桂源流入这里，全长四十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