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山集卷八　　　　　　　元　郑玉　撰表　志　状

译《鲍仲安墓表》仲安名元康，是我朋友鲍景曾的儿子。我同景曾交往时，仲安正在家塾读书，从未同人交往。我又因担负薪劳之役，奔走四方，无暇居家，所以仲安并不认识我。然而仲安勤奋读书，除经籍之外，诸子、诸史，以及山经地志、岐黄医书、孙吴兵法，还有佛教经典、神仙家延年长生的学说，没有不加以研究的，尤其把修养品行、实行义理放在首位。等我终于能够辞去奉养亲长的责任，优游于山林之间时，仲安以故交子弟的身份来向我求学，一见面就说：‘从前所学的全都错了，我从今以后才得以听到圣贤的正学。’于是他每天研习五经四书，尤其在《易》上尽心。他每天读一卦，读完六十四卦后重新开始；有所玩味探索而获得心得，便随即用笔记下。他还说：‘《易》的《上系辞》《下系辞》，是孔子用来辅翼《易》的文字。程子、朱子的学说严谨简约，大概只是有所引导而没有完全说破，学者应当尽心玩味，使自己的理解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彼此贯通，做到每一个字都有归宿，才算有所收获。’他曾对人说：‘自从我跟随先生游学，能够体认道理，认识到所谓活泼泼的境界，于是懂得了在处理事务、应对变化时运用经权的方法。’ 景曾晚年时，仲安还年幼，却已经能够施展才智谋略，辅佐家政。景曾遭逢大变去世后，仲安服丧期满，便说：‘先人辛劳苦心创立家业，大概是想积累有余，以便周济别人；何况聚敛而能施散，是礼经所说的善教。元康怎敢不努力！’于是按照每年收入的十分之几来分配：三分用于供养老人、幼儿及各种家用，三分用于缴纳公家贡赋和官府的各项费用，二分储蓄起来以备水旱灾害，一分救济族人、亲党、姻亲和乡邻，按照亲疏远近各有等差；另有一分另行储存，用来救济亲友中遭遇患难的人，依据困难轻重、自己的力量给予周济。为孤女置办嫁妆，收养孤儿，只要是合乎义理的事情，知道了没有不去做的。休宁有个事务官因亏欠课粥，把两个女子卖入倡家，他想尽各种办法赎出她们，使她们重新成为良民。他设立社仓，按时出入粮食，救济乡里的贫困者，并免除利息不予收取。又曾想设置药局，储备良药来救治疾病，却被不愿行善的人阻挠。朱文公过去有祭田一百亩，被族人中无所依靠的人盗卖了。朝廷已经在婺源建立朱文公的祠庙，向有关官府申诉，几年都没有裁决，官民相互指责。景曾曾对仲安说：‘将来稍有盈余，我应当把田价交给百姓，把这些田归还给祠庙。’ 到这时，仲安追忆景曾的话，卖掉了那座山上的木材，得到中统钞一万五千余贯，朱文公的祭田才得以恢复。其他救济百姓、造福万物的事情，多得即使屡次数说也说不完。他侍奉母亲程夫人，尤其孝顺谨慎。在山林水泽中寻找新鲜食物，到苏州、杭州求取珍奇物品；按时安排她的饮食，体察她对寒暖的需要，没有一件事不尽力满足她的心意。至正十二年二月，红巾军到了饶州，仲安和乡人召集壮丁，编结保甲，捐出财物、拿出粮食供给军费。等盗贼到了婺源，他知道官军都败退逃走，估计百姓的力量无法支撑，于是登记乡里贫困的人家，按人口发给粮食，让他们带着老幼进山躲避。四月，郡城陷落，盗贼急切地搜捕我，我将要死于其手。仲安同诸生谋划说：‘家业毁了还可以重新营造，先生一旦死去，世上哪里还能再找到？我要倾尽家产来解除这场灾难。’于是派他的侄子深和我弟弟琏设法向盗贼行贿，我才得以免死。九月，大军收复失地，仲安和深、琏首先组织义兵响应，出入山谷，劳苦成疾，病势将危，胡言乱语中只有‘杀贼’二字。十一月十日去世，享年四十四岁。我们县里的人，远处的赶来奔丧，近处的沿街哭泣，全都像失去了自己的亲戚骨肉一样。我让深主持丧事，这个月二十日，把仲安的灵柩移到外面，等待选择墓地安葬。过了三天，盗贼再次到来，家宅于是被焚毁，唯独灵柩没有受损，人们都认为这是积善所得的报应。仲安天资高超卓异，见识超过常人，从幼年求学时起，就已经不同于流俗。等到跟随我交游后，讲习经义更加精熟，实行道义更加笃实，于是率领同门为我修筑师山书院，聚集学者在那里学习。我正要把讲授学问的事情托付给仲安，仲安也将有所不能推辞，却突然去世了，难道是上天要夺走我吗？难道是上天要夺走我吗？于是叙述他的生平大概，立碑在墓上，以此记下我内心深重的悲痛。

译《周荣之墓表》泰定年间，我的先父任祁门县尉，闭门不与人交往。遇到有疑难的案件，便单独召见县史周荣之同他商议，直到半夜也不离开。我曾经对此疑惑而询问，先父说：‘这个人用心公平宽恕，而且熟悉法律，不肯随便把人定成有罪，所以我特意向他咨询。’等先父去世，荣之也不再任州县官，谢绝人事，彼此不通音问达数年之久。后来听说郡中有位杰出士人叫周原诚，操守很笃实，却没人知道他是谁家的儿子。等他来拜见我，才知道是荣之的儿子。过了不久，郡城陷于盗贼，盗贼平定时，荣之已经去世了。原诚于是请我撰写铭文和诔文。周氏祖先本是休宁人，荣之的高祖名尚文，最初迁居郡城中，成为歙县人；曾祖名凤翔，在端平二年考中进士，授将仕郎、袁州司法，却不喜欢追求仕进，辞官经营产业，家业因此资财丰厚，田地几乎占到郡城的一半，号称‘周半州’。祖父名元仁，父亲名中大，都在郡学任职，世人称他们为儒先生。周家的家业在荣之这一代以前已经衰落，又困于徭役，并且受到强暴者侵凌，他慨然想要自我振作，于是起任县史，主管文书案牍。歙县有豪强权势者诬陷百姓有罪，县里把案件具文上报府中，荣之知道其中实情，便向上下级申明，替被诬者平反。御史崔显卿公当时任推官，大为惊异，说：‘郡中竟遗漏了这样的人才。’荣之由此知名。知事李友谅公推荐荣之任黄山巡吏，荣之不屑就任，李公说：‘古人因为贫困而做官，从来不挑拣俸禄。’荣之笑着接受了。没过多久，两个首领魁杰诬陷仇人为盗，荣之把魁杰拘捕送往大府，仇人因此得以洗清罪名。部使者巡视到郡里，选拔能干的属吏来协助处理簿书，荣之在入选之列。部使者多尔济巴勒公一见便觉得他非同寻常，于是补任他为祁门县吏。当时县里有奸猾之徒买通府中公文，征收百姓的纸张，比其他县多一倍，想借此牟利；荣之到府中陈明此事，使二十万份征额被免除，百姓赖此得以苏息。调任休宁县时，县令丁某专门用严酷苛刻的手段统治下属，想使人依附自己。有一天，他带着两个囚犯到庭下，准备把无罪的人定罪；荣之正直地以大义向他说明，毫不退让屈服，县令却不肯醒悟。不久案件上报，郡里揭发了他的奸恶，县令才惭愧认错。县中有个僧人同他的徒弟不和，便用贿赂买通上下，诬陷徒弟犯死罪，送给荣之白金一百两。荣之斥责说：‘拿钱财来杀人，我不忍心做这种事。’ ‘我将依法查明你的事情。’僧人惭愧害怕得要死。后来荣之调任黟县，府里委派主簿毛文卿审理疑难案件，荣之立即查核囚犯的冤情，为他洗清罪名，囚犯因此免于一死。府推张飞卿公听说后说：‘没想到州县的簿书事务之间竟有这样的人。’听说他到了，便倒穿鞋子出来迎接。至正三年癸未，年五十五岁，他慨然叹息说：‘我年过知命，儿子已经授徒，足以供养我，我还为什么要做官呢？’于是闭门谢绝亲友，每天以栽种松竹、整理菜圃为乐，即使邻里也很少见到他的面。至正十二年，他到城南山中躲避盗贼，手里拿着高祖、曾祖的遗像，盗贼见了不忍加害他。这年秋天，王师收复失地，他才回到旧居。当郡城被盗贼攻陷时，盗贼来到他家三次，放火三次，邻里都被烧得一片荡然无存；火势烧到荣之的房屋时却立即熄灭，仿佛有神明救护，人们认为非常奇异。第二年四月二日，他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五岁。荣之幼年聪颖清秀，不喜欢嬉戏玩闹，长大后操守尤其端正谨慎。四岁侍奉祖父，就懂得畏惧谨慎。父亲去世时，他七天滴水不进。他对待亲族一律施以恩惠，叔父瑾去世后，他抚养其四个孤儿，直到他们长大并全部完成婚嫁。家中缺粮时，他卖掉簪钗耳饰，借贷钱财供养他们，脸上没有丝毫吝惜的神色。按照《春秋》的法则，卿大夫以下的人，姓名不载入史册；但如果有贤德行为，就特意记载。国家的制度是，三品以上官员可以请求赐谥；如果学问和品行特别卓异，太常也会特别议定谥号。我之所以写文章为荣之的墓作表，是因为要依照《春秋》特意记载贤者的法则和太常特别议谥的意义，不因他的身份低微而埋没他的善行。这样既能使世上行善的人知道受到勉励，又能说明先父确实善于识人。《师山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师山遗文》卷一　元·郑玉撰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