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对山先生集》序 制策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后序 【序】张治道 刘储秀 《对山先生集序》诗歌被六朝绮丽的文辞败坏了，陈子昂改变了这种风气，使诗歌归于雅正；文章在八代萎弱的习气中衰落了，韩昌黎振兴了它，使文章恢复古意。创作大抵是普通士人承袭学问，而伟大人物则如虎变一般焕然一新；如果不是承担这样的责任，文道又从哪里来呢？这虽然是人情风尚的变化，实际上也关系到时运。自从五胡乱华，中原动荡，斯文的元气凋残丧失。到了元、宋更替，作者接连出现，诗歌并非不兴盛，却形成了粗劣浅薄的习气；文章虽有人创作，气势风骨却没有振作起来。直到我明神祖阐明教化，列位圣君振兴文章，文人名士纷纷打开门路。国初的作者还算浑厚，到了弘治年间，气势渐趋纷杂浮靡，争奇斗巧，埋没前贤，竞相追求一韵的艰难，争论本字用得巧妙。上面倡导，下面应和，百人趋从一人，等待后来者行动，谁还能称为作者呢？上天厌恶这种弊病，特意降生了一位深沉明智的人，既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又开启了文章的运运。三唐不能限制他的踪迹，两汉也不能窥见他的境界；他驱驰于屈原、宋玉之间，凌驾于班固、司马迁之上，洗涤近代的鄙陋，形成一家之言。若不是才识高远、秉承灵秀之气的人，怎能做到这样呢？所以孝宗临朝，拍着大腿求贤，在策试七人中得到康公，列为第一，朝野都欣然瞻仰，如同群鸟归向凤凰。皇上欣喜于得到人才，宰执却嫉恨他的声势太盛。贾谊、董仲舒登上朝堂，绛侯、灌婴也瞪目相视。当时信阳何仲默、关中李献吉、王敬夫，被称为海内三才，而康公尤其独步天下，即使这三位也要让出雄长之名。当时人说：“李献吉倡导诗歌，康对山振兴文章，文章因此有了掌舵者，学士们尊奉他为标准。”他向前挽救了作者失传的局面，向后开启了英明的文运，难道不是横断颓波、笔力参入造化的人吗？这还只是说他的文章。至于经纶天下的学问、辅佐君主的才干，向上可追及伊尹、周公，向下则使管仲、晏婴都显得浅陋；假使他稍稍收敛锋芒，不作高论，他的功业必定显赫，那时文辞反而会被遮掩。然而他的德才没有遇到时机，祸患反而能够造成诽谤；石头压住美玉而被弃置，鸢鸟驱逐凤凰而高飞。两位君主已经去世，何仲默、李献吉又遭困厄；造化嫉妒才华，难道能责怪人的谋算吗？有人说：“文王被囚，才推演出《周易》；孟子退藏，才写成七篇。上天想让康公树立文章、表率世人，垂示训诫、成为法则，所以使他身受困屈，不让他过分显耀。”康公去世六年，正值中丞东厓翁公巡抚关中，搜集他的文集，交给西安守六泉吴君刊刻流传。此前洪洋赵公也曾想刊行，嘱我作序，并移文藩司，却中途废止没有办成。如今东厓公刊布此集，六泉君欣然承办，也算是有其命数。唉！我同先生交往相厚将近二十多年了，期间一起游览山水、讨论文艺，没有一个月不是如此。过去他曾偶尔对我说，要我为他校订文集并作序；如今果然为他的文集作了这样的序，唉，真是悲痛啊！嘉靖二十四年乙巳春正月乙巳日，太微山人张治道作序。《刻对山先生集叙》翰林修撰对山康先生的文集，共有若干篇，编次刚刚完成，曾托他的朋友、比部张太微重新校勘，并请他作序。先生已经去世了，他的话仿佛还在耳边。此时太微正谋划刊板流行，恰逢中丞翁东厓访得此集，已经抚卷长叹，于是发文命令西安吴守六泉刊刻流传，并且嘱咐我作跋。我私下认为，对山的各篇作品，驱驰于屈宋之间，凌驾于班马之上，已经在太微的序中充分说明了，我还要再说什么呢？只是追念他一生的遭际，感慨更加深切。为什么呢？从前宋代学士王梅溪，和人共同称为儒学宗师，并不只是考中状元而已；他去世几十多年后，文集还藏在家中。后来刘共父任建康帅，因他的儿子刘闻诗来到府中，多次请求在文集卷首作序，仍不敢承当，转而请晦翁代笔。直到刘闻诗任浮光守时，才把文集在江陵刊刻。考察事情的始末，不知已经过了多少年。如今对山去世不久，就遇到两三位知己共同促成刊刻此事，这样回头看王梅溪，不能说不是幸运。然而梅溪虽然生在宋代末世，仍遇到孝宗诸君，特赐进士及第，充任馆职，升为侍御史，召入权任吏部侍郎而未拜官，出任四郡太守，又入朝任太子詹事，进为直龙图阁学士，最后才退休。所以他的功业文章在当时显赫一时，他所作的奏议数十篇，尤其为人传诵。对山生逢明世，又正值我孝宗朝崇尚文治之时，擢升为多士之冠，词林都心悦诚服。然而自任修撰以来，十年没有升调；到服丧回籍时，哀伤毁瘁超过礼制，这确实是严守做官的准则，少有能与他相比的人。言官不知道这些，也就罢了；反而因为他是逆瑾的同乡，便议论他，使他终身罢官。公论在人，自然不必辩解。假如他后来能够复出以图报效，更加竭力侍奉帷幄，便能整理圣学；若掌管制诰，便能文饰皇帝的政令，那么功业文章将可以同梅溪媲美了。只是他老年退居山林，没有机会显露才华，在士大夫赠答唱和之外，不是笑傲乾坤，就是品评风月；那些笔墨门径，恐怕还未能【原文疑误】。所谓形成一家之言，看到这里就更加可信了。其他乐府、传奇作品，也都可以收入，只是各有别集，已经流传于世。嘉靖乙巳年夏六月癸未日，西陂山人刘储秀作序。【制策】制策

译臣回答说：臣听说天下有不可改变的道，而常常取决于君主有没有不敢改变的心。天下的事情，没有舍弃道而能够成功的，而道本来就是不可改变的。内心的趋向，关系到道能否弘大。一旦有所改变，那么用来修养自身的力量必定不能完全施展；道在自己这里，认识便不明白，守持便不坚定，刚迁移到这里，又转到那里。即使想勤勉努力以求得治理天下，在张弛、给予和剥夺方面也会完全没有依据。窥伺时机、挑拨滋事的人便会共同起来乘隙而入。即使有贤人君子立于朝廷，也一概不相信；更严重的甚至斥责罢黜他们，不肯任用。天下的治理将凭借什么完成呢？只有真正知道道不可改变，使内心常怀忧勤警惕，不敢让丝毫苟且轻率的念头杂处其中。选择人才一定要精审，执守原则一定要坚定；使用人、取用善策，都各有确定的规则，贤能与否不能扰乱我，君子和小人也不能彼此混淆。既然得到人才并把事情交给他，那么政事没有不能兴举的，法令没有不能振作的，天下废弛的事业应当没有不能成功的。古人没有不通达这个道理而能实现治理的，也没有只是通达这个道理却最终改变初心、还能没有弊病的。伟大的皇帝陛下凭借至圣的德性，治理着丰足成功的时代。十五年来，百姓安宁，万物丰盛，即使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功业，也不过如此；可是策试士人的诏书，仍然殷切地把教化不够弘大、治理不够周遍作为忧念。陛下难道真的是还没有通达这个道理，所以仍然有所疑问而来询问吗？臣私下观察到，圣心对于道，本来就有不自行改变的地方。臣曾说，古今豪杰之士如果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即使是子思、孟轲一类的人，也只能徒然如此；而臣这样庸陋昏昧的人，却有这样的际遇。臣怎敢有所隐讳而不说呢？臣认为天下深重的忧患，在于长久安定、治理极盛之后，事情的机括和隐患没有被发现，也没有人为之忧虑。陛下日夜兢兢业业，想要弘扬教化、治理天下，这种忧虑本来是应当的。然而依靠自己不如借助人才，求取今人的办法不如取法古人。古代君主的心纯粹合于道，从不敢认为道可以改变，所以他们任用人才、施行政令，有些是后世不能相比的。例如启在接受禅让、继承禹的事业之后，以敬慎守成，任用伯益始终没有间断，因此从禹那里得到的道没有被废弃或搁置。中宗、高宗一概信任陟、扈、傅说等人，又以严肃恭敬、谨慎畏惧和恭默思道的心为根本，成就了商代的治理。这难道是没有依据的吗？殷朝的顽民夹杂在管叔、蔡叔、武庚掌握的地方，武王的恩泽还没有普遍施行。假如他们不是在周公那里悔悟，在君主那里笃信，即使有成王、康王继承先业而不忘记祖训，明辨善恶的意旨，礼乐教化又怎能像《诗经》《尚书》所说的那样呢？程颐说：“圣王把求得并任用辅相放在首位。”欧阳修说：“君主圣明，在于辨别君子和小人。”政事依靠人才而兴举，人才存在，政事便没有偏失、弊病和废弛不举的忧患，天下的治理就可以实现。陛下想求得数位古代君主那样的治绩，难道可以舍弃这个而另求其他吗？也只是要有不敢改变道的心罢了。天下的政事，哪一样不是出自君主的内心？何况任用人才，正是政事的根源所在。圣上制诏所说“选取贤人为辅佐，任用君子而不被小人迷惑”，确实洞见了其中的必然，忧勤之心不能自已。大君是天地的宗子，必须有大臣作为宗子之家的辅相；辅相的职责，是辅养君德、帮助成就政教，是天子一日也不能缺少的，难道只有忧虑商、周时才如此吗？皋陶、夔、稷、契这类人，即使在尧舜时代，也不可缺少。至于他们贤能还是不贤，必须先辨别清楚，然后才可以在后来任用他们。如果辨别得不清楚，任用得不恰当，那么天下的祸患反而【原文疑误】不可言说。为什么呢？以大臣的卑微身份，却在上面同天子共同处理政事，操纵、取舍和施夺，凡此种种无不被天下人承受。假使他的心术不正，学识不纯，那么他所败坏的就不是【原文疑误】的一节一端而已。因此，必须先有不敢改变道的心，然后修养自身才会处处真实。修身真实以后，从我这里发出的事情没有不正当的，人的邪正自然无处隐藏。于是选择贤能者任用，辅相便得到了。臣在今天，难道忧虑的是得不到人才吗？只是担心对待人才的方法不能做到罢了。臣在民间听说，朝廷任用一位大臣，必定极为轰动，认为他将成为咨询谋划、亲近信任的人，必有不同于常人的作为。如今在京师，上面有时却未必如此。臣希望陛下礼贤下士，务必取得他的真心，使他尽到职责。凡是长远谋略、大政方针，不要被群议屈服；每一项政令，都一定同他深入讨论、极力论辩后再发布，那么小人即使想放纵其无所顾忌的私心来迷惑圣听，他们的实情也已经先被察觉了。大概小人的心情，不过是趋利避害，舍弃所厌恶的而求取所喜欢的罢了；但也一定会加以掩饰，不会过分显露，所以利益到来时，有时还谦逊推辞，祸害来到时，有时又把它当作自己应分得的而急忙承受。如果推辞不坚决，得到利益时就不会坚定地接受；推辞不坚决，祸害来临时也不会果断地离开。到了利害关系不可避免的时候，就应赶快取舍，唯恐落后。正当他们勉强作伪时，最终不能掩饰的实情，已经在甜言蜜语、和颜悦色之间跃然显露；就从这里试探他们，小人的真情还能再次逃遁吗？既已得到他们的实情，就应当赶快罢斥；罢斥得不迅速，有时便会被其他巧计所中，仍免不了受迷惑。随时发现，随时觉察，随时罢去，如此而已。这样，君子和小人便不会互相归罪；君子小人不互相归罪，行动就没有阻碍，天下事务自然没有凝滞不举的忧患。臣请就圣制所涉及的几件事来说：礼乐一日也不能没有，这是万古不变的论断；然而礼乐兴起虽应专注于本质，也从未因此完全抛弃形式。臣私下看到，近来所实行的礼仪疏略放纵，即使所谓仪式文饰的末节，也没有真正施行。音乐残缺废坏，即使所谓声音仪态的细节，也没有完备。这是因为没有掌握根本，却安于苟且迁就的习惯，本来就会如此。如果学校教育能够振作兴起，那么人心自然没有不能停止的欲望，情感自然没有不和谐的流露。

译凡是在宗庙、朝廷、乡党之间表现出来，自然能够去除疏略放纵的弊病，补救残缺废坏的不足；那时不必等到进退升降、节奏钟鼓羽龠，礼乐就会和谐。礼乐难道还有不能兴盛的吗？至于教化所在，其关键系于君主之心，而应验则关系到天下广大民众。聚集英俊之士，使他们共同游学于学校，读书穷理，尚且未必能使天下发生变化；想驱使天下愚民全都归于礼让和乐的境界，本来就很难。不如先由君主在上面亲身实行恭敬、节俭、忠诚、厚重，不被声色、土木、货利、玩好所改变，然后慢慢把这种风气示范给天下。天下正安于【原文疑误】奢侈放纵，一旦听见看见这样的行为，内心也必然惊惧而思考，清醒而自省。假如一两个世家大族顿然醒悟并倡导改变，那么乐于跟从的人就多了。至于选拔、考核的办法，臣对此深感惋惜。祖宗对于士人，用道义养育他们，用赏罚取信于他们；任用时不加拘束，考核时则根据政绩优劣分别等第，所以人人都努力于职守，精通于事务。近来稍有兵荒，纳粟买官的人已经充满吏部的簿册了。即使有才德的人因任用期限而被耽搁，尚未得到任用，头发已经斑白，能够以壮年气节自我激励的，又有几人呢？何况黜陟施行时，只看出身等级。如果不是科甲出身，高官和名门就不肯轻易授予，那么这些人内心没有可以羡慕的东西，对外又怎么会有所顾忌呢？臣希望严格禁止侥幸钻营和非分觊觎，使那些冗庸怯弱、不称职的人一一离去。选人只看才干，不必完全拘泥于出身等级；根据才干授予官职，根据实际政绩考核。正如苏洵所说：“某人是清廉的官吏，有某件事可以证明他的清廉；某人是能干的官吏，有某件事可以证明他的才干。”然后依据政绩优劣施加赏罚。天下人如果希望凭才干自我显现，也就知道应当改变什么了。赋税的弊病，大抵是冗余耗费太多，而掌管会计的人没有为此省察。并不是掌管会计的人不省察，而是形势使他无法做到。单从京师说，京师所需食粮仰赖江南，每年数百万；而权势之家蓄养的、无所凭借的人员，对国家没有丝毫益处的，竟达到百千之数，借着空名消耗实际费用。遇到水旱灾害和饥荒，又加倍向江南百姓征取。臣听说，土地日益被挖空就会陷落；江南百姓已经极其贫困，江北难道可以安然不顾吗？何况如今边境的骚扰还没有完全安定，前些日子榆林、大同的战事，马匹死亡、粮食匮乏，所费不知几千万；而无用的军队又坐食边地、山西、陕西百姓的供给。运输丁夫的办法无不全部施行，老幼妇女和孩子都流离迁徙。外患尚未除去，内地已经困顿，难道不值得恐惧吗？臣想要除去冗余耗费的无用支出，革除权门招集人员的弊病，使江南百姓得到休息，从而巩固根本。边境的骚扰，只交给良将处理，不要使用统制一类的官员，免得牵制扰乱；不要让侥幸之徒消耗军粮，同时恢复屯田的实际功效，减少运输丁夫的痛苦，这样军需自然不会不足。对军队，应当首先在生养、安息方面深谋，使他们不受私门役使，能够保持仰俯进退、奋迅刚烈的气概；又必须经常振作激励，使他们不至于沮丧。如今立下一级军功，却被大姓右族呵斥夺去，连头都不敢抬起，将靠什么来养成他们自我奋发的心志呢？何况新旧逃亡流散的士兵，正被官法逼迫重新入伍，连锅灶炊具都无从补充；他们居住之处没有亲戚往来的接济，想离去的心已经很强烈了。卫所官员又用严刑和深文周纳来搜取他们所有的东西；他们本来已经有离去之心，官员又驱赶他们使之离去，既然被驱赶却不离去，难道合乎人情吗？想使军队强大，却对这两方面特别不加详察，这正是臣深深忧虑的。至于刑罚，应当洞察人情物理而不被欺骗。明察的人都足以做到这一点，而刑罚轻重则应有一定的制度；既然查明了实情，就一定作出裁断，使贵贱受到相同的施行，使豪强与弱者得到相同的判决。这样，命令一经发出，就没有不服从的。天下的奸邪，必定会随着禁令而革除。天下都是天子的百姓，刑罚期望一定诛戮有罪，赏赐期望一定得到，不必等到命令下达以后才知道。豪强之徒有所倚仗，能够自行脱罪，而贫弱之人却成排地走向死亡。人的常情，谁不怕死而寻求自我脱身的办法呢？这尤其是陛下应当放在心上的。上述几项政务，斟酌古制而施行于今，本来应当有不可改变的原则，可是弊病仍然如此。圣制所谓除去弊病并救治它，使教化施行、政事兴举，像祖宗创业之初那样，与前代相比肩，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也只是取用人才罢了。孔子说：“治理政事在人。”启以下几位君主，不过是中等才智的君主，一旦得到合适的人才，尚且足以实现治理，何况陛下天纵神圣，远远超出寻常呢？然而臣对此私下还有话要说。政事虽然由于有人才而兴举，但自身修养却是取用人才的根本。所以孔子又说：“取用人才要以自身为准。”想得到人才却不先修养自身，那么内心所存必然轻忽率易，不能不受到爱憎私情的牵累，于是会出现任用了不该任用的人、舍弃了不该舍弃的人。臣希望陛下急切修身，以端正取人的准则。然而修身又不是勉强矫饰所能达到的，必须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一直到行动、静止、说话、沉默的每件事每个行为之中，常加警戒畏惧，向内反省：果真合乎道理而没有违背吗？果真不是本来应有的准则，却只是习惯于外物诱惑吗？使天理纯粹明白，私欲完全净尽，那么自身没有不修养的，道理没有不穷尽的；应酬斟酌，自然不会错于天下的是非。假如任用人才，任用必定恰当；假如施行政令，政令必定精审。治理的功业崇高，一定能够追配祖宗、超越古昔，并有《诗经》《尚书》所未能记载的成就。汉、唐、宋那些小小补救的治理，又哪里值得谈论呢？然而臣又听说，治理不忧虑开始时不能得到人才，却难在最后能有继承。伏愿陛下常存不敢改变的心，以守住这一不可改变的道，那么国家天下的幸运，不只是臣的幸运。

译臣承受不尽殷切忠诚爱戴的心情，谨此回答。我经过浒西对山，曾经同我谈论文章说：“文章以道理为主，以气势为辅；从身心中产生，施用于事业，加惠于百姓，对百姓有益，这样才可以称为可贵。”如今看这篇策文，切合政务，曲尽情理；假如能够施行而不止于一代，即使百代实行也可以。它论说君子、小人，尤其说出了常人不能说的话；关于不要任用统制一类官员的主张，更是安定边疆的要务。它论述财赋、兵政两方面的弊病和补救办法，都确实可行。谁说对山只是文士而不熟悉政事治理呢？【卷之一】琴曲 四言古诗 五言古诗一 【琴曲】《太白操》《当歌绝弦》《握手歌》《对山集》卷之一　琴曲 《太白操》太白啊，你为什么这样？太阳当空啊，放射光辉。苍天啊，多么明亮。我陈述心意啊，谁来听取？徘徊不前啊，道路已经穷尽。回头看自己啊，内心悲伤。《当歌绝弦》我怀念美人啊，山川把我们隔开；正当歌唱却断绝琴弦啊，我心中多么悲伤。美好的年华不会重来啊，容颜光彩容易衰老。唉，时运命数如此啊，唉，又能责怪谁呢？《握手歌》春日迟迟啊，阳光明丽。鸟儿啾啾鸣叫啊，阳气盛大。和你握手啊，彼此相伴。前面越过飞坂啊，后面是山冈。同心相交的声音啊，自会长久。发誓直到半夜啊，仍未到尽头。【四言古诗】《送阎公甫》《赠杨秉衡》四言古诗 《送阎公甫》我的表弟、刑部官员公甫，因公事顺道到马嵬扫墓，便来浒西别业拜访我，住了五天，彼此情谊十分融洽。忽然就要分别了，公甫说：“弟弟才思敏捷，希望兄长有所教诲，使我能够少犯过错。”我过去同公甫交谈过，他的见识高而不矫饰，处卑而不卑下，意趣高远却不荒诞，指说近事却不浅薄，哪里还需要等我的话之后才能少犯过错呢？然而公甫的心意，却谦逊得好像一无所有。于是我为他说明道理说：“唉！如今所谓士大夫，对于古人的道理，没有不诵习爱慕、想终身佩戴的；但到哥哥亲身行事时，却同古人相距如秦越，彼此完全不相及。这没有别的原因，是没有得到古人道理的旨趣，临事仓促，自己不知不觉反而迷乱。因此，对远大的道理便驰骋于荒诞，对眼前的事情又拘滞不通。只是想把抗拒作为高尚，把污下作为卑劣，又怎么能同古人相似呢？”公甫，你要努力啊！《中庸》说：“修养自身，道就能确立；亲近贤人，就不会迷惑。”想要自己确立其道，如果不亲近贤人，就不能得到道理，道理昏暗便会迷惑；一旦迷惑，所到之处就没有不闭塞的。我深深遗憾世上的士大夫，只偷取古人的行迹，放纵危险峻急的言论，却不能就近探求其中的宗旨，因而使自己陷入闭塞。所以再次同公甫阐明这个意思，只是希望公甫努力实行罢了。听说公甫在京师所交往的，都是长厚敦朴之士，那么如今所谈的道理已经大体显现了。公甫，你要努力啊！孟子说：“君子说话，哪怕只到衣带以下，道也存在其中。”道本来就没有远离人；如果故意使道远离人，以为这才是道，就是子思也不取的。士大夫有什么畏惧，而要作危险峻急的言论，以至于离道如此遥远呢？公甫说：“我阎溥虽然不敏，请把兄长的话终身奉行，从今以后或许可以少犯过错了。”于是又用诗系在后面说：“从前我追念先祖，嘉许你的祖父；他开导德行、践履仁义，能够继承先人的武功。文德端正而显祥瑞，娶我的大姑为妻；忠诚恭敬而严肃，自求多得福祉；光耀德行，使朝廷昌盛，声名可与伊尹、傅说相比。像羽毛坠落于中行，谈笑之间毫不顾惜；如明珠藏在深渊，光焰越发远扬。沐浴清风、享受美善，贤良之士都来归附；遗留下的文章编入典册，声名传遍道路。凡是我们这些后辈，都完全遵循他的步迹。所遵循的是什么？不只是他的文章，而是信守道义、毫不修饰。虽和顺却不结党，大雅之道已经衰亡，光明的典范仍然存在。顾念我这个小子，于是察看前人的闻见；即使才性相合仍属有愧，耳濡目染也必定敦厚。到了我将近二十岁时，追随者如云。嘉许我的弟弟，他学习能够勤勉；从童年起就不断变化进步，没有什么不能达到。马公善于鉴识人才，曾说在科第方面还稍显不足，应当更加涵养，必能同古人相配。我的一切话语，你都应当相信并珍视；不要认为我会使你显达，难道肯因为我而使阎家中途受挫吗？我的忧虑实在殷切。你要光大时代、继承祖业，最终振兴家门；显赫光明，卓然拥有美好的孙辈。分署。” 西曹任职，持守公平，没有迷乱，安静恭敬；修养坚贞清白，必定辨明武事。既不吐露柔弱，又何必先行宣说？树立声誉而长久，君子都羡慕。奉诏向西而行，事务没有不能熟练办理的。我驾车向东，恭敬承受清宴，回旋进退十分美好。纷乱的事务由此剖断；回想马公的话，难道没有见识吗？天子明圣，正致力于安定，想匡正他的谋略，若没有你，谁是贤能之士？我思念古人，温和恭敬而确实充实，希望弟弟你记住过去。即使如图画一般，那些贤哲之士，前人的轨迹极其显赫；能记念便如此，不记念便或许【原文疑误】。贤人君子，无不以此为准则；说话不合尺度，抛弃安逸的轨道，长久忧苦而未能融通。只隐居守静、任其颠覆，又有什么益处？安居本位吧，回到旧日官署去。天子的使者，替你除去繁琐细务；确实要敬重自己的职位，不要显露狂妄浮华。坚定操守、遵循义理，以光大你的祖先，完成最初的志向。浒西山势高峨，漆水沮水浩荡；握手高歌，这种风气长久流传。用大斗斟酒，以犀牛角杯祝福你。你不要以我为羞，仍当反复吟咏，不要忘记。《赠杨秉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