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山集卷之十三　　序

译我居住在浒西的别业，已经三十年了。除开凿井饮水、耕作饮食之外，我所知道的只是农圃、药医这些琐事，对于所谓的道与器，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的朋友湛甘泉先生寄给我《格物通》和《学训》，我才知道君子之道不是没有高明境界就不能安居于其中，我过去的荒唐更加可笑了。后来端溪王若又把《海樵子》寄给我，书中谈论义理，辨析意义，精密详尽而恳切，具有甘泉先生的风格。反复阅读三遍之后，我才知道它原来出自甘泉先生。圣明天子用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的道来教化天下，士大夫中以道自我标榜的纷纷而出，不下几十人；而敦厚踏实、合乎义理的，只有甘泉先生师友之间的几个人罢了。端溪君正当盛年，在澶渊之滨研习大学，乐于此道，却没有乘时建立功绩、光辅大业，由此便可以知道他的志向了。唉！怀抱洙泗的学艺，却甘心居处在箕山、颖水之间，这足以看出唐虞时代人才的盛况了。因骆生请求，于是写下这篇序来介绍《海樵子》。嘉靖十七年戊戌春正月己丑作序。《休庵诗集序》【以上四篇序文，马氏刻本都没有收入】故兵部尚书王庄毅公的《休庵集》共三卷。巡按御史对霍李君交给临洮陈君刊刻流传，嘱托我作序，于是在文后记下年月。我认为，公刚正方直、正大严明的气概，即使在千百世之后，听说的人仍然会凛然起敬，何况当时呢？我的亡友、山西按察副使马公顺道，对公的履历了解得最详细，认为关中山岳般的气象，确实集中生成于公身上。过去山阴成质夫巡按时，大概已经刊刻过他的《戆庵集》。《休庵集》则是公亲自撰写的，文辞严整，义理正大，浑厚典雅，读它可以使人振奋志意，使懦弱者立定志向，使贪顽者廉洁自守。只是直到今天，木刻版仍难以刊成。对霍君极力称道公说：“当代名臣，关陇豪杰。”看到这部集子后，确实知道浩然正气是公一向修养所得，所以他的事业和文章都以此为根本，真是深知其言啊！从前韩昌黎的文章，直到后代，才因欧阳永叔而知其美并流传下来；他们的道理是相同的。如今对霍君对于庄毅公，正如同代而较晚的人对于前辈，他们精神上的契合与韩愈、欧阳修有什么不同呢？谨慎地写下这些话，告诉后来的君子。嘉靖丁酉冬十月乙未作序。《送樊子谕序》【此篇序文马氏刻本没有收入】蜀地有一位博学而笃厚恭谨的君子，姓樊。子谕过去我曾认识他。鄠杜有一位博学而笃厚恭谨的君子，姓王，字敬夫。樊君以教谕身份居住在鄠杜，与敬夫交往深厚。因此我到鄠杜拜访敬夫，因而得以同樊君交游。所以我了解樊君，正如王君了解我一样。后来樊君因家中丧事离开鄠杜，我每次到鄠杜，王君一定称赞他说：“怎么才能得到樊君，和他同坐论道呢！”他受到君子如此怀念，由此便可以知道樊君了。几年后，樊君又【缺字】任泾阳教谕。我有族人住在泾阳，于是又多次同樊君交游，因此更加知道樊君是表里如一的长者。今年夏五月庚午，知泾阳吴君某是我的同年，他命族侄康生来，带信对我说：“樊君受浙江聘请，将前往校阅试卷，希望您能写些话赠给樊君。”以进士为考试，是为了使士人显达事业；以文章为依据，是为了显明才华；以校阅为职责，是为了辨别贤能。所以士人不经过考试就无法推进事业，没有文章就无法显现贤能，没有校阅就无法辨别士人，这些是天下治安所依赖的【缺字】。君主和宰相所应当谨慎寻求、不可轻易对待的，就是这种人才。浙江的士大夫和君子已经知道樊君的贤能，所以远道勤恳地求请樊君，大概也是对樊君有所期望罢了。如今天下物产丰盛的地区，以浙江为首；谈论【缺字】的，也只把浙江放在最前面。自从高皇帝建立国家以来，那些凭借文武才干辅佐建国、创造事业的人，如括苍刘公；那些用儒者之道为文章树立规范的人，如天台方公。这几位君子的声名和德行都高大显赫，首先在昌明、开发事物的开端发挥作用，他们流传下来的风气和余韵，天下人没有不仰望他们、如同亲眼看见的。何况这是他们的桑梓之地呢！如今浙江的士人日益兴盛，得到任用的成效也日益闻名天下。那些怀抱学业前来应试的士人，又像鱼鳞和鸟羽一样成群聚集于考场之间。如果不是积累学问、践履真实、眼光深远、见识广博，难道还可以轻易应付这里的考试吗？所以浙江方面聘请我樊君，实在是希望他能够做到这些。文章之所以用来考察士人，自古尧、舜以来都把它放在首位。因为没有微妙的言辞就无法显现志向，所以考察文章，是要探求他的学业。短短几句话之间，内心的邪正、学问的真伪、事业的高下，全都显露出来而没有隐藏。有些负责校阅的人却未必能做到这样，只是凭借衡量取舍来观察表面的华饰，得到的不过是他们自己所认定的收获，而不是我所说的真正收获，这种情况很多。难道这是文章和百姓的幸运吗？樊君应当对此有所考虑。谨以这些话回复吴君；至于彼此离别久远、稀少相见而产生的怀恋之情，吴君自会有所体会。至于道理，并不是我所能完全达到的。嘉靖元年，岁在壬午，夏五月二十六日辛未作序。《陕西壬午乡举同年会录序》

译我读考传记中的记载，关中的风气习俗，淳厚宏伟，刚毅强奋，具有古代的道德风貌。前朝以前的事姑且不论。明朝兴起后，像先尚书文简马公、御史高公、司马王公、端毅司寇宋公，他们在仕进时，有的立德立言，操守明亮，建立功业，使朝廷昌盛，名闻当时；退居之后，又敦厚根本，厚待族人，和睦乡党，尊重风俗。直到今天人们追思他们，仍使人激励奋发。孟子所说“听到伯夷的风范，贪顽的人会廉洁，懦弱的人会立定志向”，难道不可信吗？然而习惯久了便会讹误，风俗远离正道便会衰败。如今的士大夫，果真能够不辜负几位君子的期望吗？这是我深深忧虑的事，怎么才能召集关中的士大夫，对他们说上一番话呢？为什么呢？抛弃质朴而趋向末流，淳厚就会被侵蚀；专务琐细博杂，宏伟就会消散；圆滑随波，刚毅就会消亡；即使【缺字】而践履虚伪，强奋也会熄灭。关中士人之所以闻名天下，正靠这几种品德；如果它们已经被侵蚀、消散、消亡、熄灭，又怎么还能称为关中呢？所以说，这正是我深深忧虑的事，怎么才能召集关中的士大夫，对他们说上一番话呢？正好今年参加乡试的某等士人，与我弟弟河以及我的外甥张之榘、德光同榜中举，举行聚会，并且将把这件事记录下来流传，便请我为卷末作序。这正是我想要告诫乡里士大夫的话，难道还要再请我说什么吗！于是我进一步陈述其中的道理，告诉诸位说：君子之道，不过是增进德行、修习学业罢了。所以孔子在《干》卦九三爻辞中说：“君子增进德行，修习学业，因此身居上位而不骄傲，处在下位而不忧虑。”这取决于自身，而不依赖外物，所以困穷时不丧失志向，显达时不背离正道。如今诸位将要得到时代的任用，那么在行动和做事上，如果有一言一事超过了这个原则，就不是所谓进德修业的本意，反而会产生顾虑、执持和怀疑的迷惑；由此将会说出不该说的话，做出不该做的事，难道不是孔子所要摒弃的吗？国家用来对待士大夫的，是深厚的礼义，这些诸位有幸亲自看到了。自监临以下直到各位执事，难道不希望从诸位身上得到选用人才的成果吗？关中前代修习学业的人所做的一切，我特意再三叮咛诸位，希望诸位谨慎对待。今天诸位的聚会，正是为了修明同年之谊，成为我们关中的光彩。在这里如果稍有不同，就不能再说是同年了。诸位努力吧！嘉靖元年壬午秋九月八日作序。《何仲默集序》明朝兴起一百六十年了，文章发展得多么遥远而盛大啊！作者前后相接于国中，致力于敦厚古道、远承先王，人人都能做到。然而义理意旨繁杂拥挤，充溢于前代训诫；模仿铺陈远离事实，我仍认为这是过分了。弘治年间，皇上兴起教化，重视文章，士大夫纷纷响应，比过去更加兴盛。当时仲默任中书舍人，我依次任翰林修撰。一时能写文章的士人，凡是我交往的人，多得数不过来。但我唯独认为仲默最难得。仲默当时才二十岁左右，我每次读到他的作品，都叹道：“唉，文章大概就在这里了！”叙述事情以明辨事理，最重要在真实；论辩事理以考察义理，最重要在明晰；文章辞句用来表达，这两者的要点，在于接近它们的本意。仲默所写的文章，这三点都具备。因此我赞叹仰慕，并不是出于私心。武宗皇帝正德三年，我因服丧罢免修撰职务回乡。正德十三年，仲默以提学身份来到关中，多次因公事来拜访我，拿出他所论述撰写的数万字文章，全部切合事实而不加雕饰，可以上比屈原、宋玉，下比贾谊、董仲舒，也有司马相如、司马迁的风格。然而世上没有了解他的人，只说：“何先生有诗人的遗意。” 这种看法实在浅薄。仲默难道只是擅长诗歌吗？所以仲默的名声传遍天下，却没有真正了解仲默的人，原因就在这里。汉、魏以来，直到开成年间，时代已经变迁，声调节奏也随之不同。擅长修辞的人，能够不厌恶这种趋向，就已经很好了；又能够把它引向上古而不沉溺于流俗，这样的人，根据典籍所见，像仲默这样的难道不是很少吗？嘉靖十六年秋，仲默去世；又过了三年，我编次他的文章为若干卷，先是赋，其次是诗，再次是文，分别按照文体编排，编成各卷，题为《何仲默集录存》，收藏在家中书箱里，以等待后来的人。读他的文章，思考他的事迹，就可以知道我所说的意思了。仲默才华高超而意趣宏大，品德纯正而见识深远，荣辱毁誉，一点也不能动摇他的内心。我另有传记，这里不再记载。我正编次仲默文集时，遇到张子时济来访，他的看法与我十分相同，于是又和他共同审定，编成了这部集子。嘉靖三年二月甲子作序。《贺太子少保礼部尚书李公七十序》【马氏刻本没有收入】

译大臣按照礼制退休时，往往年纪还不大、身体强健，却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国家建立一百六十年来，能够这样退休的，不过三五个人而已；能够安闲自得地遵守礼制、依循义理，以饮食宴乐自娱，不受外物牵累，内心也不为外物动摇的，自汉代疏广、疏受以来，尤其不多见。如今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南庄李公，正是这样的人。往年我以侍从身份在朝廷，公任通参议，我私下认为他从容端雅，具有大臣镇重持守的风度。等到亲眼见到他的仪表，听到他的言论，心中更加敬重他，认为这就是所谓难于进仕而容易退处的节操。凡是使贪顽的人能够廉洁、懦弱的人能够立定志向的，谁知道不是听闻公的风范而受到激励呢？正德戊辰年，我遭遇先母丧事，回西方故乡后，听说公受到震动；而公凭借声名德行和宏大才干，居于辅佐、掌管军政的重要职位，于是专心以镇静安定为务。天下有见识的人，没有不认为公难得的。假使朝廷中的臣子都能像公一样，上天子又何必长期辛劳，日夜忧勤于荒僻之地呢？唉，这实在太难了！丙子年，公升任礼部尚书，掌管通政司使之职。公多次上书请求免职，都受到皇上温和的诏旨挽留。第二年丁丑，公再次上书，认为这些话全是肺腑中的真情；如果是托病求取名声，臣应当万死不辞。又如果本来没有才能，却想求取声誉，暗中相互勾结以保固俸禄，表面上却显示出淡泊退让的样子，那是我深以为耻的事，即使死了也不会这样做。皇上知道公的志向一定不可夺，于是下诏答应公的请求，加授太子少保，发给驿传让他回乡。啊，多么美好！礼、义、廉、耻，是国家的四条纲维，也是士人凭以自立的根本。那些只凭声音笑貌等末节求取名声、买取赞誉、巩固职位、夸耀荣宠的人，接近于所谓名公，实际上欺骗天下、蒙蔽后世，世人都把他们当作正确而没有察觉；唯独公慨然把这种行为看作妇女般的行径。公慷慨激越的节操，超逸豪迈的气概，究竟是多么高峻啊！今年正月初一，是公七十寿辰。我不能登上公的厅堂，举杯为公祝寿，于是借这篇文章，通过公的姻亲张廷仪氏，遥遥向公祝寿。即使不能详细说尽公的高明，但对于君子的操守，也大概可以由此考察了。还要向公表达我的心意：今年公的力量仍然强健，步履安稳平和，希望公保重身体，珍惜自己，使乡里的后生小子以及天下仰慕敬仰公的人，能够永远有所瞻仰；使先帝宠爱眷顾、情意深厚的心愿得到实现，使君子坚贞光明的事业在后世彰显。这样，天下后世称颂公时便有实可说，赞美公时也不会惭愧，难道不是刚毅大丈夫的事业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于是用诗说道：南山高大巍峨，是人们所仰望的；君子万年长寿，为什么不垂训后世呢？汾水浩荡地向东流去；君子万年长寿，是人们所尊奉的。南庄的游宴，君子感到快乐；国家的光彩，由君子建立。君子建立了功业，愿永远把福泽赐给你的后代；子孙众多而兴盛，世世代代都受到训诫，万世更加受到训诫。君子的祥瑞，福禄前来庆贺；君子的光辉【缺字】。嘉靖四年乙酉春正月初一庚申作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元日〕 《书幸庵赠卷后序》【马氏刻本没有收入】这是幸庵先生归乡时，公卿大夫【缺字】赠送给他的诗。先生的功勋、声名和事业，昭然在人们耳中，天下人没有不知道、没有不仰望的。后人如果读到这部诗集，也许可以从中窥见先生在百【缺字】之后的心意。西安太守赵侯奉命任司马大夫，与先生交情很深；他看见这部墨迹诗集，欣喜之下刊刻流传，认为我应当为后人记述，于是把年月写在这里。啊，先生归乡已经两年了，但陶然的胸怀、浩然的气概，仍和过去一样。难道不是像赤松子、黄绮公那样的人，出仕时施展才绪以济助时局，归隐时返归本真以敦厚教化吗？嘉靖乙酉夏四月壬寅，谨记。《沜东灵药记序》我认为，造化的变化，其中的微妙难以轻易用语言说明。佛道两家之流，把心力专门放在这些事情上，哪里说得完呢？然而实际往往不足以与名声相称，虚夸放大的意图很多，奔驰追逐的习气太深；用这种方法去诱导培育，很少有不昏聩的。我自戊辰年归田以来，士大夫中偶有来访者，往往称说金谷、石鼓一类的方术，炫耀夸张，考核起来却不相符合，天下人都仿效它，却没有一个取得成效，难道是方术本身错误吗？由于想象猜疑，再加上脱离实际，凭一张利嘴怎么能不造成困难呢？从前我曾玩味土宿的论说，探究宝藏的言论，才知道草木金石彼此相须，就像医药中君臣佐使相互配合而成药剂一样，这是自然的道理，聪明人不能增加它，愚钝人也不能减少它。魏伯阳所说以同类辅助自然，确实不是欺骗人的话。闲暇时，我取各家所收录的材料，删去诡异偏僻的内容，按照通常所见加以约束，汇集成一编，名为《沜东灵药记》，用来收藏在家中书箱，姑且备作省察观看；贯通变化而寻求它们，仿佛都呈现在眼前。事情虽然幽深昧暗，道理却实在简约便利；在格物研究之外，或许可以扩大辨别事物的见识，当然不是徒劳，只是不能拿来妄求非分之物罢了。至于金谷、石鼓另有奇妙之处，则难以一概而论。壬午十月十三日，太白山人作序。《赠渔石子序》

译渔石子凭借御史这一名望被推举为陕西提学副使，从壬午年到今天已经六年了。关中的名士，凡是接受过渔石子教诲的人，无不逐渐受到德行感化；迟钝的人奋发起来，锋利自负的人也感到畏惧。于是关中士人文质彬彬，比过去更加勤勉。我看到这种盛况，和渔石子交游，不曾不拍着大腿感叹，认为渔石子善于教化我们关中，大概就是这样吧。这一年东方二月甲寅日，皇上认为山西的狱讼之事不能没有有声望的大臣专门负责，于是特意选派我渔石子。西州士人张某、秦藩曹士奇等二十多人来拜访我，拿出这册诗集，请我在书签上题字。我读了其中的诗，感受到他们的心意，于是对他们说：“这些人对于渔石子的眷恋恳切，哪里只是婴儿对于母亲的感情呢？文辞婉转而思绪深长，意旨【缺字】而感情深邃，这并不是一般所谓在先生长者面前只作声音笑貌的应酬啊。”我将把这些人的心意写成序文放在卷首，告诉那些观察德行的君子，或许也有可取之处。从前渔石子来到关中时，我认为他一定能够振作兴起，使我们西部土地上的士人得到增益。天下担任这种官职的人，并不是不想使士人全都向善；然而有时心意达不到，胸怀不能长久，于是行动起来便忽然跌倒，前进以后又重新沮丧。所以即使整天辛劳，所做的事和所施加的影响仍不能使人改变，教导他们也不能使他们驯服；那些不屑于向善的人，仍然重拾旧习，借此在妻子、子女和乡里之间文饰自己。士人安于习见，拘泥于平素听闻，即使受到特殊奖赏和勉励而进步，也把它当作儿戏而不相信，回头看看又自己怀疑。这是士人难以向善、道德和风俗缺乏敦厚风气的原因，君子对此大概私下很忧虑。先王在礼制方面安排得好，一切都有等级，就是为了显示轨则，明确界限，使聪明人不能逾越，愚昧人也不能被压杀。至于贤与不肖的区别，却混混沌沌地施行一些琐碎错乱的办法，指摘参杂谬误，这就难怪贤者自己怀疑、不肖者借此作口实了。这是胸怀不能长久、心意达不到的过错。渔石子涵养启迪人的心意，不违背古代精神，而一举一动恰恰与此相反，因此关中的士人无论聪明愚钝、贤能不肖，无不各自钻研自己的学业，安定自己的内心，惩戒自己的过失，拓展自己的志向。这一切只是因为渔石子能够使他们心服，使他们谦逊地收敛志气罢了。人情纷纷，每天变化，就像手握散沙、追逐影子一样，谁能使它们不违背、抚摩它们而使它们全部聚合起来？哪有像这些人对于渔石子这样的呢！我曾同渔石子约定：“将来你离开这里，我一定送你。”如今因为儿女私事不能前去送行，看到这些人的心意，更加感到耿耿于怀。后来的君子如果想考察渔石子在关中的政绩，也许可以看看这些人所陈述的情况。嘉靖五年丙戌冬十二月己巳作序。《赠雨山子序》【此篇序文马氏刻本没有收入】

译君子对于天下，不过是顺应它的弊病加以挽救，顺应它的利益使它更加有利罢了。所以矫揉造作的人很少有功效，顺应百姓的人福泽广厚。《传》说：“百姓所喜爱的，就喜爱它；百姓所厌恶的，就厌恶它。”孟子说：“百姓想要的，就替他们聚集起来；百姓所厌恶的，不要施加给他们。”这说的是圣人善于顺应百姓来施行教化。所以说：“这就叫作百姓的父母。”明朝兴起一百六十年，天下安定，百姓富足，礼教兴盛推行，恩泽深厚，可以在上超过成周，在下使汉唐相形见绌，正是实行这条道路的结果。古代天子巡视四方，赏赐或责让诸侯，察看百姓疾苦，所以庶民得以彰显，常伦得以有序。中叶以后，继承帝位的人德行不能与先王相比，上面的威仪轻慢了，下面的人就不来朝见；上面纵情享乐，下面的人就会叹息怨恨。因此先王用来厚待百姓、敦厚教化的道理，竟至于对当世没有益处，这不是法令本身的过错，而是后来继承实行的人不能做到、只有形式而没有心意的过错。太祖皇帝鉴察前代得失，把巡视地方的事务交给负责风纪的官员，每年命令御史分赴天下巡按。职责重大，责任深重，法令完备，训诫详明。士大夫要在当时施行道术、报答皇上的地方，只有担任这种官职才能做到。所谓吏治的盛衰、民生的疾苦，只有这些官员能够综合考察、衡量处理，除去百姓所厌恶的，给予他们所喜爱的；察知他们所不想要的，施行他们所想要的。一年任用了合适的人，一方百姓就能享受十多年的利益；一年任用的人不合适，一方百姓就要承受十多年的弊害。这就是士大夫的资质禀性和学问修养二者相互需要、相互补济的原因。陕西北面控制三边，西面接连戎狄，馈运军饷繁重，百姓疲惫困敝，属吏舞文弄法，强横百姓蔑视法令。再加上正德末年，权贵宠臣骄纵放肆，征求索取细到锱铢，毒害遍及街市。如果不是两三位君子在其中相互周旋，百姓就没有留下子孙的希望了。嘉靖乙酉冬天，雨山子以执事身份来到关中治理政事，正逢干、泾、兴、厔等地新近有盗寇之忧，贼党虽然捕获，但受冤牵连的人很多。雨山子和镇守、巡抚、藩司、按察司诸公竭力为他们平反纠正，处在危险疑惧中的百姓才开始有了重新获得生机的希望。等到揭发奸恶、查究隐伏，铲除弊病、兴办有利之事，崇尚义理、诚信施教，官吏畏惧、百姓喜悦，当时诸公没有谁能超过他。大凡行为端正的人不偏激，修习常道的人舍弃妄为，这些如果不是根植于资性、又由学问培养，就不能贯通。雨山子独能从容达到这种境界，他一行动就有功效，一施行便使万物受到感化，实在令人惊异。从前我听说雨山子的义行，那时还遗憾不能同他相见；后来又亲眼看见我的百姓受到雨山子的恩泽。第二年雨山子巡按部属经过我这里，我又亲自看见他的为人，不仅与先前所见所闻没有遗憾，而且确实如此。他的相貌高大而恭谨，行为严肃而【缺字】，言语有条理而合乎义理。他的气概浩大，他的内心宽厚，他的文章文采斐然。这虽然根本上来自天资，但学问所给予的涵养也不能抹杀。百姓容易接受命令，却难以取得他们的信任。雨山子下达命令，百姓就信服；教化到达，百姓就顺从。他办事始终以百姓为出发点，顺应他们的利益便和他们一起兴办，顺应他们的弊病便和他们一起革除。如此而已。圣人不违背人情来制造义理，不违背风俗来求取名声，都是这个道理。今年秋七月，我从华山归来，经过长安，因为忧病之事，滞留了两旬。雨山子多次前往问候我，间或和我议论，考察古代制度，说明当时的适宜之举。这是我自居住山中以来，难得的一次会见。冬十二月辛亥，雨山子写信向我告别，向东返回京师。于是随意写下这些话赠给他。士大夫所学习的，祖宗所制定的，一切都是为了百姓。如今士大夫如果固然有人羡慕虚夸放大的节操，损伤淳朴古厚的教化，那么百姓的疾苦又怎么能止于口头议论呢？把浮华施加于行为，把虚誉强加于实际，这不是天下对士大夫的期望，也不是士大夫应当用来要求自己的标准。士大夫羡慕仰慕雨山子，都是因为这一点。雨山子何不也把自己已经实行的事情拿出来说明并告诉他们呢？这就是我对雨山子的期望。那些寄赠、唱和、答谢雨山子的诗文，也都附列在左边，那么这篇话又仿佛可以作为它们的引子了。《刻台史集序》【此篇序文马氏刻本没有收入】这也是浚川子任御史时所撰写的作品。文章宏大奔放，辨析广博，典故繁富而文辞华美，各方面无不具备。实在是世间少见的伟大文章，也是通达之人的独到造诣。浚川子把前面的《沟断集》同这部集子一起寄给我和无涯子，说：“《沟断集》已经刊刻了，这部集子难道还有不能流传的吗？”念觉听后说：“我虽然不敏捷，但对于先生长者的著作，本来就不愿让它不能兴盛。天下愿意求学的人，都应当共同诵读学习。希望您记下年月，使我们浚川先生的美好教训得到扩大，也使我们无涯先生公之于世的盛举得到完成。”我于是抚摸书卷叹息说：“从古到今，文章之士用来表达自己志意的作品，并不只是传记中所称述的那些。如果士大夫没有公之于世的心思，没有人加以扩大流传，那么古代散佚的作品，难道只有《南华》《由丽》吗？作者的本意，不过是抒发自己的胸怀，并不一定想要流传到无穷后世。士大夫如果真像念觉这样，不愿埋没前贤细微的著述，那么《连山》《归藏》即使流传到今天也不是不可能。念觉，努力吧！”工程始于这一年正月戊子，止于这一年二月丁丑。嘉靖丁亥三月丁酉作序。《送文谷先生序》

译我在壬辰年冬天再次来到长安，文谷子前来拜访。我见到他的为人，听到他的言论，知道他是一位诚信笃实的君子。当时来拜访我的各位君子，没有一个能像文谷子，于是我同他订交。凡是我向文谷子谈论的事情，别人都不能理解，唯独文谷子能够迎刃而解。他说：“如今的士大夫大多把文章、口耳之间的琐事当作全部，只要能说出一句话、发表一种见解，就轻视万物，认为没有什么比得上自己。这是因为他们从未反过来在内心求取，所以才像那样奔驰追逐。然而对于言辞学说的末节，他们也并没有真正领会。左氏、《国语》是一个时代的言论，精粗虽然不同，但大旨都没有违背事实，所以即使偶有出入，也不妨碍它们成为有实际内容的言论。如今的士大夫偷取其中的语言，表面相似却没有通晓它们的大旨，于是浮泛空荡，一旦得到一个可以依凭的地方，便自以为是，这大概是好古过度的结果。唉，这些话，哪里是平常人所能理解的呢？”孔子说：“花言巧语、装出和善脸色的人，很少有仁德。”仁，是内心的德性。学习如果不在内心求取，只把言语文字的细节当作一切，懵懵懂懂地整天认为道就在这里，难道不是离道很远吗？今年我共四次会见文谷子。他启发教导士人，全都从内心出发而求得义理，因此士人充沛振作起来。那些只凭言语文字争强的人，这时都退缩得仿佛什么也没有。难道不是文谷子的教化吗？听说文谷子因为考选贡士不合条例，被降职去治理郡县。如今皇上振作精神谋求治理，朝廷诸公正虚心寻求天下贤才，辅佐弘扬教化，怎么能让像文谷子这样的纯正儒者长期留在郡县等待，而不赶快提升到朝廷呢？对此我对文谷子深有所望。关中诸位君子都作诗赠给文谷子。佥事南溟子认为我可以作序，所以我把从文谷子那里得到的体会写在卷首。甲午八月戊午作序。《王舜夫集序》从前王舜夫在山东督【缺字】时，寄给我五言古诗二首，才情的美妙，近来很少见到。后来我看到陈伯行刊刻的诗集，虽然增加得很少，却足以看出他写诗的情况。唉，舜夫的才华典雅华美，无不具备，构思和格局也非同寻常，实在是作者中的俊杰。不幸早早去世，志向没有完成，士林都为之惋惜。近来我从华山归来，路过长安，遇到伯子直夫，他拿出舜夫的全集，请我作序说：“这是亡弟舜夫的作品。舜夫的精力大多用在这里，幸好没有同他一起消亡，也依赖这些作品保存下来；我等将要刊刻流传，只希望您作序，以告知后世。”我认为，天地清明淑美的精气，间或聚集到某个人身上，却往往刚刚给予他又把它夺走，所以郦炎、李贺使百世之人兴起悲悯，鲍照、谢朓则为千古所共同珍爱。大概上天不是吝惜宝物，却吝惜人才；神明不是不爱才，却忌惮俊杰。所见典籍中的记载，大略可以证明这一点。明朝兴起一百七十年，文章之士没有比弘治、正德、嘉靖年间更兴盛的；其中奇特而超逸的人，光芒却不能长久，仲默、昌谷就是这样。道理随时变化，通达的人对此大略能够明白。世人所称长寿和显贵的人，百年之后往往寥寥无闻；而郦炎、李贺、何仲默、徐昌谷虽时代不同、年代相隔，却仿佛同在一日。他们所得与所失、重要与轻微之间，相距很远，不能相提并论。我对于舜夫又有什么可悲伤的呢？集中收有诗若干首、文章若干篇，共十几卷。舜夫的创作宏大而丰富；他的行事记载在志传中，列在卷首，我不再赘述。嘉靖十二年甲午冬十月朔日作序。《送太守凫溪公入觐序》【此篇序文马氏刻本没有收入】天下的大府有六个，即开封、平阳、真定、济南、兖州，但都不如西安。因此吏部推选这些地方的长官时，对西安太守的选择尤其谨慎。陕西北面控制三边，西面环绕羌族聚居地，转运粮饷等事务，虽然一概依赖西安，但才力稍强的人也能够办理。至于三边八府的政务，凡是经过省会的，无论大小，全都归西安处理。而在筹划三边事务、斟酌得失的时候，又只有西安太守能够参与。若不是具有宏博的才识、明达深远的见识，就不能胜任。凫溪公来任西安太守，如今将满两年了。他端正自身，率领下属，遵循正道、整饬事物，州县官吏不敢放纵而超越法度，污秽暴虐的行为没有发生，百姓的心志因此安乐。经历饥荒之后，接连获得丰年，修治弊政，振兴废弛，与过去相比面貌大为改观。总制渔石公、巡抚南皋公都十分推重他。藩司、臬司的事务尚未完备，还需要依靠凫溪公完成，因此荐举他的奏牍都称许他卓然具有国士之风。他身系地方安危，竭力扭转否塞与通泰，这并不是空话。今年春天，我因孙女的事情在长安偶然遇到他，承蒙他格外厚爱，几次听到他的美好言谈，更加赞叹佩服。我认为，假使秦地再生一个余秦，也不会超过他。两位大人推重他，难道是偶然的吗？既然已有考察他的言辞，即使世代不断增加，也确实会更加得到认可；姑且慢慢等待，又岂止于此呢？明年是天下各司朝觐的时期，凫溪公将先行一同北上。西安士大夫写信给我，请我撰文为他饯行。他忧劳百姓，竟然这样深厚；官吏和百姓对他的期望，是希望凫溪公赡养他们的生活，竟然这样专一。分别不过数月，只如片刻而已。百姓却愁苦叹息，仿佛失去了乳哺，这是什么缘故呢？百姓穷困到了极点，过去还把这种处境看作命中应当如此，到如今连一箪饭、一瓢饮也都看作自己的所有物。贪官不敢肆意妄为，奸民也不敢再施行吞噬百姓的行为。在府中任职一天，就能使百姓获得饱暖而不受侵夺，怎么能不如此依恋呢？如今皇帝振作精神治理国家，访求百姓的疾苦，多次下达优厚的诏札，诏令守令。按照先朝的旧例，清廉善治而政绩优异的人，朝廷赐宴嘉奖，用来劝勉在官任职者。谁知道不会把凫溪公列为首位，赐宴于朝廷呢？在接受顾问之后，又谁知道不会把凫溪公留在朝廷，置于钓衡、鼎弼之位，使他共同完成天下的政务呢？这样说来，百姓的忧虑并不过分。谨将百姓的心意写下来为凫溪公饯行，也借此答复西安士大夫的请求。嘉靖十三年甲午冬十月庚申。《奉寿南庄先生八十序》【此序马刻未收】

译嘉靖乙酉年，南庄先生当时七十岁，海曾经撰写文章和诗歌为先生祝寿。如今又过了十年，先生的寿数大概已到八十岁，海正想写些辞章为先生祝寿，而先生的女婿、绛州张主簿钦请我写序来祝寿。海认为，大臣的道义是：在朝任职，就恭敬和顺地辅佐教化；退居在野，就从容自得地【缺字】风俗。所以周公吐哺，谋划国事的人都来到他的门下；二疏接受黄金，趋炎附势的人都为自己的求进而惭愧。因此，先生建立功勋于当世，流芳声于【缺字】今昔，世人所称赞的，没有什么能够超过他。南庄先生过去凭借【缺字】保之贵，掌管国家礼仪，声望隆重、德行尊崇，经营治理的才略没有穷尽，归田二十多年，清正的风操和高尚的节义更加【缺字】而且更加新明。大臣的道义、始终如一的操守，只有先生没有【缺字】。七十岁的寿数，古人认为已经稀少，何况年过八十，身体康健而精神不衰。传记称天下所【缺字】考察品德、衡量贤能，难道不是确实如此吗？钦父庭仪处士海，是我相交三十年而不拘形迹的朋友。他偶尔来访我时，常常详细谈到南庄先生的起居情况，我没有一次不敬仰先生的美好风范、遥想先生高尚的操守。长子伯音任侍御，次子仲南为太学生，才华谋略过人，声名闻于一时而为世所罕有，承蒙他们不弃，屡次遣人致意。他们在家庭之间，早晚侍奉父亲，先生看着他们的行为，欣赏他们的成就，内心没有不合志愿的地方，外在没有违拂心意的事情，安乐而和悦。或许汉代疏氏那样的人也太少了。本朝大臣能够在年富力强时脱离荣宠而追求道义，本来就不多见；即使被遣退之后，仍不能安心息驾，窥伺征召举荐的机会，到处都在盼望。考察先生的风范、追念先生的作为，如果还有不羞惭得面红耳赤、惭愧而死的人，那也就不是人之子了。因此先生八十寿辰，海由衷感到羡慕，认为这足以作为榜样教化百世，本来不敢以自己鄙陋放纵日久为借口，推辞钦的请求。《秦安县志序》【此序马刻未收】可泉方伯编成《秦安志》时，汾西亢君正任秦安县知县，于是请求刊刻。刻工报告书版完成后，便派使者来请我为卷首作序。我读可泉的志书，想到山川清美纯厚的气息，必定要凝聚到人物身上，所以圣贤君子的诞生，往往使山川也因此获得名声。秦安处在陇右群山之中，而贤人君子的出现，历代都不乏其人；若不是清美纯厚的山川之气承受时运、播布灵秀，怎么能这样呢？可泉因此为它编写志书，用来记载当地的文献，不过也有不能推辞不写的内容了。全志共八篇，首先是建置，其次是地理，再次是职官、礼制、学校、人物、田赋、艺文，末尾载录权文公的文章二十三篇。也就是说：文章和事业并不只是今天才如此，在唐代已经这样了。亢君治理秦安，官吏敬畏，百姓怀念，教化兴盛，西部各郡县的官吏还没有谁能超过他。即使从这部志书中，也可以看出他所办的事务，绝不是琐碎地处理簿【缺字】期【缺字】而已。啊，他真贤能啊！啊，他真贤能啊！嘉靖十四年乙未五月丁亥序。《樊子少南诗集序》【此序马刻未收】我过去在翰林院任职时，阅读历代诗歌，自汉魏以后，却唯独喜爱初唐诗歌。它的辞藻虽然繁丽，但气势雄浑质朴简约，保留着《国风》的余韵。三十年后，正逢信阳樊子少南拿出他的诗作，又听到他的议论，大概是初唐诗人中杰出的一类了。然而体裁随着时代而改变，世道有升有降，声音也都随之变化，这也是自然的道理。少南生在初唐八百多年以后，能够摆脱近世的习气，不断深入诗歌的奥妙达到这种程度，难道不是所谓豪杰之才吗？有人说：‘唐初承接六朝绮靡的风气，不用对偶便不说话，不工巧便不能流传，实际上只是雕虫小技的末流罢了。您为什么还把雄浑质朴简约归给它呢？’我说：‘正因为它承接六朝之后的风气，却能够突然振作自己的气势，辞句有时稍稍沿袭旧有形式，而格调却努力摆脱了绮靡。’有人说：‘那么盛唐还不够好吗？’我说：‘这就是所说的用礼乐来文饰文章，并考察它最终成就的道理。’少南把自己所作的诗编成若干卷给我看，请我为卷首作序；我因与少南偶然相合，又喜爱他的体裁，所以将这些话归于他。学习初唐而得到初唐的风格，学习汉魏而得到汉魏的风格，学习古代君子，如果都能像少南这样，这难道就可以成为我大明的盛事了吗？嘉靖十五年丙申春二月丁亥序。【卷之十四】序五 跋 记一 【序五】赠少参陈君平凉遗惠序 翟母太夫人王氏身后旌表诗序。《林泉清漱集序》赠抚台寇公转少司寇比上序 《汤泉集序》《送袁介夫序》《鲁斋先生集序》《云将军哀挽录序》《太微山人张孟独诗集序》《对山集》卷之十四　　序 赠少参陈君平凉遗惠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