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山集卷之十一　　序

译正德辛未年春天，工部尚书李公退休回到陇郡，路过武功时，看到他的志向高远而崇峻，内心悠然自得，仪容端庄谦逊。于是对他说：“您的才华极高、声望极盛，身居高位而年纪又长，却有这样的气度和志趣；即使这样延续千万年，又有什么可以增加的呢？希望您珍惜并保持这种品德，使后来的年轻人能够以您为榜样。”又过了两年，癸酉年春天，李公的儿子守经来商议与马氏的婚事，我趁机详细询问李公的起居，才知道能够发扬并延续李公高尚德行的人，正是守经。于是感叹说：“大臣的声誉和声望所寄托的，难道只是谨慎地遵守官场规范、恭敬地奉行职守吗？如果有贤能的子弟从旁辅佐、匡正并拓展他的事业，那么能够使他的德业显扬、得到扶助的，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张魏公得到敬夫，范文正得到景文，他们最终达到的成就又该是多么高呢？李公能够如此安乐闲适，正是这个道理使然。”又过了一个月，李公来时身体更加康健、精神更加旺盛，比辛未年所见时更胜一筹。我于是举酒为李公祝寿，说：“您之所以能这样，固然是因为自身美好的德行与和顺的气度所汇聚而成；但有守经这样的儿子，又能承顺您的心意，使您心中没有怨恨忧痛。”至于前代久远的功绩姑且不论，自国家建立以来，大臣中凭才德、声望而受到时代重视的，哪里数得过来？尹公做太守时，明敏博通，古人也没有谁能超过他；但因为得不到子弟的顺从，竟至于连自身的名誉也被玷污。如今从尹公的胸襟和志趣来比较，即使登上太华山也不算高，踏入沧海也不算深。尹公难道真的被玷污了吗？李公的才德和声望不亚于尹公，却独能守成其位、完成其事业，在朝廷面前无愧，在乡里也不招人怨怒，这不能说没有自身修养的原因。四月十六日，正逢李公的生日，士大夫们都在家中作歌赋诗为他祝寿，并嘱托我写序。我首先想到，《洪范》所说“爱好德行，最终得享天年”，以及《诗经》所说“子子孙孙不要废弃并延续它，孝子的孝心不会穷尽，求上天把福泽赐给你的同类”，古人很早就已经重视这种意义了。因此，我便把自己所羡慕并乐于称道李公的地方写下来，交还给他。李公拍掌笑道：“这正是我的孩子用来劝诫我的话啊。” 《代癸酉乡试录序》正德八年，正值天下举行大比之年，汇集八郡三边的士子，共一千几百人，围在棘闱中经过三场考试，依照制度规定的名额录取六十五人。按照旧例，应当刻录他们的姓名和文章以便流传，而我因为担任考官，冒昧为它写序。士人生活在世上，那些才智英敏、锋芒锐利的人，外物是无法阻隔他们的。何况经过多次考试、反复考核，即使只是空泛的言辞而尚未落实到行动中，他们细微曲折的才性也已经文采斐然地显现出来了。主考官因此得以选拔并提升他们，这时难道只有各位士子自己欢喜，主考官也有充分的理由深深感到喜悦。可是，难道可以不知道自行谨慎吗？士人凭言语文章进身，想要为时代所用，大概没有不学习孔氏所讲仁义的。然而他们取得职位、办理政事，有时却与孔氏不同，并不是学习得不精、谈论得不善，而是他们用功的程度不如孔氏。各位士子早起晚思，每天进步，历经两个月，对于自己应当用功的地方，本来一定不肯不如别人。但我仍然担心他们取得职位、办理政事之后会走样，实在是因为操守难以坚持，而只看得见表面的矜持和循规蹈矩。过去贾谊、董仲舒、诗公孙弘、谷永、杨雄，都凭文学才华被汉朝任用；他们的议论谈说，在当时受到称许，后世也奉为法式，这难道不是美好的成就吗？考察他们实际所做的事情，像谷永和杨雄这样的人，到了最后，他们的言论竟然过于乖戾。言语是内心的声音，学问显现在阐述修身治人的道理上，大概就像拿着冰来说寒冷，拿着火来说炎热一样。可是，为什么会使言论如此乖戾呢？这并没有什么隐秘难解的原因，只是尊重口头言辞而轻视亲身实践罢了。即使天天讲述孔氏关于修身治人的仁义，又有什么用呢？我国家造就士人、培养人才的道路，士子生来就由此受到教化，已经将近一百五十年；这种渐渐浸润、蒙受教化所达到的程度，即使三代盛世也无法超过。圣圣相承，到了当今皇上，更是一切以亲身实践为先；从前所树立的法则和供人仿效的榜样，难道只是言语文章而已吗？固然不能成为谷永、杨雄那样自相乖戾的人，却又岂能以董仲舒、贾谊、公孙弘一流的成就为满足呢？《易经》说：“飞龙在天，大人出现。”如今诸位士子有幸遇到圣明的天子在上位，在上面造就、提拔你们。伊尹、周公的事业，难道不应趁此时赶紧谋求实现吗？如果不这样做，岂不是自己抛弃自己？从典籍记载来看，那些训诰文章也不过都是他们所说的话。然而伊尹、周公难道只是徒然说这些话吗？各位士子应当警醒地反省这一点，知道自己应当谨慎的地方。《吕母太孺人王氏寿诗序》

译我的朋友兵科左给事中吕道夫，有母亲太孺人王氏，享年六十三岁。监察御史孟君望之、中书舍人何君仲默写信给我说：“道夫与我们交情深厚，如今亲眼见到太孺人盛德而安闲娴静，具有古代女士的风范。道夫因为蒙受国恩，得以推恩封赠太孺人；她穿着华美的衣裳和褕翟，享受着皇恩荣光。上天给善人赐福降祥，常常就是这样。我和士大夫们将作歌赋诗为她祝寿，希望您为我们申述其中的意义。”太孺人嫁到吕家并没有很久，吕氏便去世了；那时道夫才九岁。太孺人抚养他、教育他直到今天，所受的辛苦难以尽言，实在令人不忍说起。幸而道夫能够安慰她的心，向着正道、守持志向，使先君子在地下没有遗憾，从而更加彰显太孺人的德行光辉。这如果不是出于真诚的孝心和恻隐深情，是无法做到的。《易经》说‘观察脚下所行而考察吉祥’，说的正是太孺人。言语，是记载事迹、使事实流传久远的东西；没有美善的言辞，德业就不能昌盛。士大夫们所作的诗赋，正是能够使善行彰显并流传的美善言辞。这样一来，用来宣扬太孺人的福祉以及德教的深厚，使之可信地流传于后世和远方，毫无疑问是可以做到的。又何必等待我这个不肖之人的言语呢？” 然而，太孺人的德行之所以能在士大夫和缙绅之间光明显著，是因为道夫是她的儿子。道夫如果没有所谓真诚孝敬、恻隐深情的心意来努力成就自己的事业，那么太孺人将会一直处在屈辱、愤恨和怨怒之中，哪里能够使太孺人的心感到喜悦呢？从太孺人的心愿来看，她一定希望道夫成为君子，使美名盛誉传到远方和将来；她本来就不会把区区一个官职品秩、一次封赏当作满足。如今道夫君子的声誉遍布国内，气节足以坚定他的志向，学问足以阐明他的义理；他不染苟且偷安的习气，也没有倚恃放纵、张扬奢侈的姿态。这对于太孺人来说，还有什么没有得到的呢？长寿的道理，是心中有所快乐而没有惭愧，然后精神得到滋养，所以能够长寿。凡是能够增加太孺人寿命的事情，没有什么比先让她的心感到喜悦更重要；而使她心情喜悦的办法，就是我们道夫的责任和事情。《诗经》说：‘没有谁不能有好的开头，很少有人能够有好的结局。’道夫，你要努力啊！道夫学习古人、信守正道，是我一向敬重而且交情深厚的人，在我的朋友中没有谁比得上他。因此我对道夫寄予这样的期望。不过，做人儿子的道理，必须达到这样的程度才算可以。《送白贞夫序》我居住在浒西山房已经二十七年了。客人来拜访我的，大多因此成为宾客和朋友，彼此相识而结为长久的交情；但若不是卓然有道义的人，我不与他交往。今年夏天，我同泾野吕仲木、南里杨用之一起经过彭麓山房，眺望南山，游览普缘。普缘原是故仙游宫所在的地方，群山回环，水流围绕，气势磅礴，景色葱郁明丽。宋代东坡苏子瞻大概认为这里的景致奇异，曾多次来游览。从前我和仲木多次约定来这里，正德壬申年到达时却被雨阻隔，直到今天已经十三年，才实现这次游览。我们向北到彭麓，带着轿夫，准备乘轿前往。这时洛原白贞夫从晋阳来，经过关中，远望华山，眺览黄河，观看周、秦、汉、唐的遗墟，领略丰、镐、岐、雍的盛况，正从鄠杜拜访渼陂王敬夫后向西行进。他听说我和两位朋友在彭麓，立即跃马赶到彭麓，与二人一道沿着黑谷到达普缘，周遍观览，远眺四方，尽情欢乐。下山观看子瞻塔的背阴处，又谈起游览的景物，记述并题写姓名。过了一会儿，他感叹说：‘这次总算没有辜负普缘了。事情没有按照先前的约定，却忽然在一天之内共同完成，难道不是命数吗？’第二天午后，仲木向东出发，用之因为在渭川精舍有事，贞夫与我一同向北走，顺道拜访浒西，随后离去。平湖屠氏赠给我的文章，贞夫这次出行大概并没有抛弃我。然而我逃避世俗、离群索居已经二十年，守礼法的士人没有不憎恶我的。贞夫又为什么愿意与我交往呢？住了几天，贞夫北行完毕，过了两个月又来拜访我。第二天正逢我生病，他和我的弟弟德充眺望黄山，游览武川，访问邰墟，涉过山涧；我详细讲述庆善的来由，吟诵《生民》之雅，兴致已经非常高昂。第二天我的病稍稍痊愈，才得以用甜酒为贞夫斟饮。这时南充任少海恰好到来，于是三人一同坐到半夜才离去，约定第二天一同经过浒西。恰逢大雨，未能实现；当夜仍在世爵堂共同宴饮。贞夫、少海是当世两位俊杰，如今又这样相遇，确实也是奇事。第二天贞夫向我辞行，我看他神情悠然，似有脱俗的思绪。于是握着他的手对他说：‘如今士大夫崇尚浮名，追逐末务，偶然作成一首好诗、写成一篇文章，就自我夸耀、四处炫示，眼中再没有整体的事物；即使上追屈原、宋玉，中比班固、司马迁，也不过是文艺上的成就罢了。何况还有摹仿剽窃，文章和实际德行都很少，这种是文人的鄙陋习气，不是国士的宏大操守。国家用崇高的官职、优厚的爵禄来供养天下士人，是担心百姓还没有安定，各种教化还没有完全施行。像这样又是为什么呢？’贞夫谈论事情，滔滔不绝，足有万言，条理没有一点错误，他所保存的志业和见识实在深远。宣扬美善功业、表达人的性情，古人没有不用诗文来做的；而我的意思，是只求诗文表达作者的志向罢了。《诗经》说：诗，是用来表达志向的。如今作诗的人，果真是在表达志向吗？全面考察并试着反省一下，便可以想通一大半了。贞夫，去吧！我这个乡野之人的话，只是希望不要辜负我的贞夫罢了；并不是刚刚居住在这里，却忽然逃走。贞夫说：‘这就是我的志向。’于是我写下这些话送给他。甲午年八月戊戌日作序。《杨氏族谱序》

译邃庵先生命他的儿子□芳到滇地考察族谱，回来后，便嘱托欧宁、谢纯编次成谱，用来流传久远。族谱编成，先生命我在卷首作序，将要刻板印刷流传。按族谱记载，杨氏本是关西的后裔，后来有人迁到黔中；他的子孙世代居住在安宁，不再迁徙，于是成为黔中的望族，历代都有闻名之人。长者到了明代，兴化州公凭文学起家，科举考试与人同榜，取得显要官职，卓然有美名。庆泽深厚，源流绵长，终于生出了我们的先生，成为一代大儒；他历任内外职务，近六十年，文武之道、将相之业，光耀当今而超越古人，向上培植国家亿万年的根基，向下开启士大夫千百世的事业。绍芳又能扩展心志、遵行孝道，以此开导后代，可以说昭明宣扬而没有失坠。族谱先列世系，次列传记，再次列皇帝恩命，末尾附上士大夫赠送的文字；彰明姓族、合聚宗族、扩充孝道、启发德行，一切都完备了。我认为先生建立宗族、亲爱亲属，是为了敦厚根本、区别疏远，其道理极其严正。到了周朝衰微时，典籍散失，诸侯在内部互相猜忌，《世本》已经败坏，所以司马迁叙述三代直到列国，谨慎编修世系表，正是遵循这一道理。晋室东迁以后，夷族与华夏杂居，冒用姓氏、扰乱宗族血统，已经没有办法加以分别。唐、宋以来，这种情况又更加严重。如今能够看见的，也不过是宰相世系表，实际上只是亿万分之一罢了。我大明以仁孝开国，天下太平日久，正思考合聚宗族、推广孝道的方法，于是天下追溯本源、追念始祖的人，已经有一大半文雅而有条理地这样做了。这对于世道人伦，难道不是一件大幸事吗？从前先生曾对我说：‘我修订家谱，只怕遗失、减损先兴化州公的德行；即使刻成美玉般的文字，也会像磷火一样消失，那么终身的志愿就会空虚。’先生今天所做的事，记载在太常，公布于史册，足以使我宗族的光辉万世无穷。兴化州公的德行，又有什么遗憾呢？啊，美好啊！这部族谱一经刊行，那么从兴化州公以上直到讳宽的祖先，以及他们的子孙，天下人打开来看都能全部看到，就像欧阳氏、苏氏的族谱一样，直到今天仍然保存着。有人认为欧阳氏、苏氏的族谱是他们亲自撰写的，而这部族谱托付给门人编写；但它的体例和义例都是先生制定的，这话确实如此。难道因为推重文辞而废弃先生的志向吗？这样哪里足以看出这部族谱编纂的意义呢？《奉寿孟母太夫人孙氏八十四岁序》陕西布政司参政信阳孟公望之把母亲太夫人孙氏接到官署奉养。今年二月二十七日，正逢太夫人八十四岁生日。布政使孙公、唐公，参政杨公、罗公，将在太夫人的庭院中举行礼仪。此前，他们托人请浒西山人康海说：‘我听说，政务相同、志趣相合，是同僚的情谊；事情同心同向，是朋友的感情。我自从在关中做官以来，与望之同为僚属，忽然已经数年了。彼此切磋所得到的益处、相互支持所结成的契合，我自以为古人也不过如此。如今亲眼看见他的太夫人在省城享受荣华长寿，年纪这样高而身体又这样强健。《诗经》歌颂鲁侯时，一定先说贤妻和寿母，这本来已经说明当时列国的君主不可能人人都有这样的福分。然而如今士大夫身居显要，而母亲不能享有这种福寿的，处处都是。太夫人鹤发童颜，??俞祎辉耀，实在是我所希望见到的。如果不只是为望之感到喜悦，难道不也应当为士大夫感到喜悦吗？在政务上与他共同修治，在学问上与他共同引导，对正确的地方与他共同敦促，以坚定他前进的道路；对不正确的地方与他共同改正，以聚集他的善行。这就是望之把我当作朋友的原因，我们情分融洽、交谊深厚，并不是像如今所谓偶然相遇、随意结交那样。希望您为我叙述这些心意，到太夫人的庭前为她祝寿，这实在是希望您不要吝惜笔墨啊。’康海反复读完这封信后，对诸位公先生的言辞深有感触，说：‘唉！望之的行为不辱没他的志向，以此承受母亲的教诲；他的交游不愧对幽隐的本心，以此扩充孝道。太夫人教导望之，担心他的学问不端正，操守不严谨，做官时又担心他对天下国家有所亏欠，使某个男子或女子不能获得应有的生活。因此望之既在行为上笃实，又在事业上宏大，并且把这种德行推广给邻里，正是遵循美善的教诲、发扬孝道。所以太夫人在奉养中感到快乐，能够享受安宁、行事顺遂，年老了仍然强健，地位崇高而心境安泰，都是有原因的。’于是我恭敬地把诸位公先生的心意陈述在太夫人面前说：‘希望太夫人善于保养自己的德行，承受和气、纳受福庆，诚笃地生养出贤能的儿子；他做官不愧对自己的学问，行动不违背义理，承欢母亲、使母亲心意愉悦，孝道显明，贤能胜过尧佐的母亲，而她的儿子又不能与孟公相比。这是太夫人第一件应当长寿的理由。诸位儿子、孙子科举功名相继，文采相承，福庆在仪容庄重的门庭中日益增长，而际遇又不同于常人。这是太夫人第二件应当长寿的理由。年岁极高，气骨刚健，举止没有违失；儿孙都已年长，三品官的奉养从不减少，装满箱笼的美味珍食也不使她厌弃朴素生活；她享受的丰厚超过毛义奉母，却心志不骄溢。这是太夫人第三件应当长寿的理由。在乡里，姻亲和乡人都仰望她的仪表；在官府，各衙门都称颂她的美善盛德。’ 孟公望之与士行的亲人一样同享声誉，而太夫人的名望又得到荣耀；这是太夫人无论处在什么地方都适宜长寿的又一个理由。谨再拜叩首，献上祝愿太夫人千岁的心意。愿太夫人高龄长存，增厚和顺、增添福享，直到无穷。于是孙公、唐公洗净酒爵依次上前，又加献镶嵌黄金、绘有彩饰的鞋子，以及像雪堆、山谷般丰盛的肴馔；诸位公先生也按照次序洗爵交替进献，有的献上碧玉、丝绸、冰纹般的饰物，有的又增添翡翠和杂色刺绣的褕衣。又饮了许多爵酒后退下。太夫人回头看着望之笑道：‘有这样的事吗？我如今才知道，自己没有辜负先君遗留下来的期望。你要努力啊，要奋勉啊！这样我将来还能更多地看到诸位公先生对我的美好恩惠，直到无穷。’嘉靖六年，岁在丁亥，春二月二十一日戊辰作序。《姜武功使台旌劝册序》

译武功，是西安最小的县邑。县邑虽小，却处在交通要道；百姓贫困，而各种开支繁多。做这个地方的长官，实在也很困难。广安姜侯以进士身份来担任武功知县，访察百姓的疾苦并加以治理，于是百姓和乐地响应他。因此不到一年，武功的治理政绩就卓然成为关中第一。从巡抚、巡按以下，到台省诸公，都接连上章表彰举荐他，送来礼物加以优厚劝勉，几乎没有一天间断。姜侯治理这个县，又为什么这样容易呢？武功的诸位生员私下相互说：百姓把县令和县长当作自己忧乐的寄托。如今百姓服役不受过度侵扰，财物也不因赋税而困乏，这是因为县令县长的德行深厚，所以治理清明，政令通达，属吏不改变法度，百姓也不改变正常的生活轨道。我们与诸位亲自受到他的教益，又亲眼看见他的政绩已经形成，如果不把这些写下来传给后人，就是不明白长者的情谊，也堵塞后来人的效法之路，不是用来考察、诵述古代事迹的办法。于是把巡抚、巡按以下直到台省诸公向姜侯所作的荐举、论述和劝勉，写在册子上，并用实际事迹加以充实，用歌诗加以颂扬。册子编成后，便到我这里请我在卷首作序。我反复读了三遍这部册子，不禁感慨而增加了怀想。名声与实际相互契合，依靠响应迅速而功效长久，和鼓槌敲鼓有什么不同呢？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木；风吹过草上，没有不倒伏的。我自从戊辰年以前因先太安人的丧事归来，如今在家务农已经二十年了。百姓苦于租税徭役一年接着一年增加。身居要职的君子都知道忧虑百姓的疾苦，可是对于怎样处理这些疾苦，却很少听到有实际作为，这是为什么呢？我听到他们的议论，没有一次不郑重地叹息，认为百姓的不幸竟然到了这样的极点。如今姜侯治理武功，衡量田地肥沃或瘠薄来确定租税，比较丁口强弱来分派徭役；实行不到一年，百姓便安居，家庭和乐，修习礼义，厚植风俗，唯恐给官府留下怨怒。即使姜侯面对三代的百姓，也不过如此罢了；他的行动难道不是响应极其迅速，而成效又长久不衰吗？租税和徭役，是国家赖以维持的重要事务，也是百姓性命所系的根本。身居要职的君子不能探究根本，只是获得一件事情、发现一个弊病，就说自己的志向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政令已经通达了，这是不加思考的过错。如今百姓的忧乐，难道只是一件事、一个弊病吗？发现问题就顺势处理，发现弊病就加以革除，还要担心另有其他问题，何况根本没有可以依据的事情，也没有可以革除的弊病呢？所以即使日夜奔走，也只是加重车马劳顿，对百姓没有益处。至于各地民情和土俗，天下如此广大，我也不能全都了解。从我们关中的事情大略来看，也可以说明其中的道理。强悍的百姓依仗积蓄而扰乱法令，奸猾的胥吏甘心接受贿赂而任意改变政令，所以富人更加安逸，穷人更加困苦；这种局面由来已久，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姜侯到任后加以整治，把约束法令明白地告示百姓，以丁力的强弱定其负担，废除里门分派徭役时的压榨勒索，不杀一人，百姓的心志都感到满足。我曾催促姜侯把筹划计算的办法写下来，刻在坚石上留给后来的贤哲，使百姓永远享受这项恩惠。姜侯却谦让推辞，没有来得及办理。如今诸位生员能够乐于称道他的美好政绩，并且这样具体描绘、歌咏感叹，他们所说的‘见到善行就好像赶不上’，不正是这样吗？于是我便把姜侯首先为百姓考虑的事情写下来交还给他。至于断案像流水一样迅速，揭发隐伏的罪状像光照一样明察，那只是姜侯处理政务的余事，本来不能在这里全部记载陈述。如今做县令县长的，怎么能人人都像姜侯一样，使百姓自己的愿望得到满足，像我们武功这样呢？按户编排的百姓听说姜侯将要升官离去，都露出忧色，认为等到自己被编排服役时，已经不能享受到他的治理。姜侯难道还可以谦让不去办理这项筹划吗？嘉靖六年，岁在丁亥，夏四月十二日戊午作序。《送杨克承序》恒斋杨君以进士身份担任西安推官，已经三年了，将要到吏部接受考核。西安知府广川赵君、兴同知东谷王君都写信给我说：‘杨君内心通达，待人融洽；行为端正，做事正直。在西安三年，无论事情大小，都能迎刃而解，隐秘和显露的情况都处理得当。他说话不违背内心，操守不改变志向，遇到平坦或险恶都不惊慌，始终遵循正道而没有越轨。我与他交往，从他那里得到的、可以互相砥砺而有所增益的地方很多。如今皇帝振作精神治理天下，想得到辅佐国家、忠诚正直的人来帮助自己治理百姓。杨君这次出行，一定会被留在朝廷侍奉皇上，辅佐天子，哪里还能再回来启发我，使我每天都得到资助和增益呢？希望您替我们把这番心意告诉杨君，以光耀他的行程。赠人以言，是为了彰明交友之道，申明长久的交情；再用政治道义来加重所赠之言，是为了使赠言更加厚重。这正是我们向杨君表达忠心，并把他所给予我们的砥砺和益处还给他的方式。如今又得到士大夫所作的若干歌辞，更应当请您不要吝惜言辞，来表达我们的心意。’我自戊辰年从西安归来，忽然已经二十年了。凡是担任西安推官的人，都可以对此加以评论；推官厅中的杰出人才，确实很少有远远超过别人的，只有我们的杨君罢了。广川、东谷的话，确实没有偏袒自己所喜爱的人，论事公正而义理正直；他们所说的关于杨君的事情，也就是我从众人那里听到的情况。朝廷通过科举来等待天下豪杰俊才，天下的豪杰俊才即使平居处世，也何尝不以伊尹、周公的事业自我期许？然而稍微达到显达高位，就往往自负起来。这难道不是杨君所应当引以为戒的罪过吗？自丁卯年以来，天下的事情大概像堆叠的鸡蛋一样岌岌可危，外表危险而内部尚且安定，所以百姓还没有怨恨的意愿。有见识的人仍然说：‘这是被佞幸之人蒙蔽了。’七位执掌法度、主持纲纪的大夫，仍然像弘治年间的旧臣一样，难道还会有所畏惧吗？到了辛巳年，皇上以恭敬、节俭、仁爱、孝顺治理天下，天下人无不以尧舜之治来寄托希望，盼望把自己从水火之中救出。然而士大夫反而以空泛的言论和危险的议论相互激发，像吃蜜、饮醴一样日益滋长，崇尚虚浮放纵的节操，安于苟且的见解，终于导致君臣彼此离心，愚昧佞幸之徒借此找到了口实。这样下去，事情将发展到什么地步？难道不怕辜负自己吗？从前管仲辅佐齐桓公，使诸侯称霸，匡正天下。孔子称颂他的功绩说：‘如果没有管仲，我恐怕就要披散头发、穿左衽衣服，成为夷狄了。’在那个时候，竖刁、易牙、开方这些人也从未有一天离开齐桓公。管仲却不把他们看作妨害自己，反而急切地攻击他们，完全是因为把更大的事情放在前面罢了。士大夫不致力于更大的事业，却竭力计较小的事情，我恐怕他们上负皇上的德意，下负自己所学，这并不是合乎义理而可以安心的做法。杨君不久将升任台谏官，与皇上讲论治理政治的道理，希望他用我的愚见自我思考，使上下彼此相忘而同心，愚昧佞幸之徒不能作乱；这就是他对天下最大的恩惠。我的弟弟河与杨君同榜中进士，有通家之谊，而且杨君又多次以道义勉励我，所以我特意只用这些话赠给杨君，何况还有广川、东谷的请求呢？这是我这个乡野之人的至诚心意，是心中悲愤、不能忘怀的事情，希望杨君记住它。我在这里对杨君寄予期望。《送东谷子序》

译西安太守广川赵侯写信给我说：‘东谷调任户部员外郎，在长期滞留之后终于得到升迁；有像您这样的知己，实在值得高兴。如今有饯行赠别的文章，要烦劳您来写，这正是希望您不要推辞。’东谷子自从进入关中，我就同他交往，到现在已经十年了。他用来切磋砥砺我、弥补我不足的地方，比之古人，大概有颜回、子路那样的情谊。然而东谷子操守严谨而内心坦荡，志向远大而外表正直；贤能的人仰慕他的义气，不肖的人嫉妒他的才华，所以做官十五年，才有今天这个职位。这不是他的谋虑不长远，也不是遭遇不通达，而是嫉妒他的人陷害了他。东谷子约束自身、治理百姓，裁减费用、节省开支，崇尚根本、推重实际，盩厔和泾州的百姓没有不怀念他的。他笃实履行职责，谨慎做官，穿粗劣衣服、吃蔬菜粗粮；这正是先人留下的教诲，也是他平生的志向，哪一样不是美善的呢？如今皇帝以仁孝治理天下，怎么知道东谷子不会由此充分实现自己的志向呢？士人本来就有开始时受挫而最终伸展的。东谷子的名声，义士、士大夫、平民百姓和年轻人，人人都能说出来；即使有厌恶他的人，也不能对他有所增加损害。根据这些条件继续前进，他用来报答时代、回报皇恩、把恩惠流布给百姓的一切事业，都可以充分施行而没有差错。东谷子，去吧！君子的志向在于自我奋发、永不停息；一旦停息，精神就会衰馁，这不是君子所看重的。从前我与东谷交谈，常常每晚到了半夜还不能离去，当然不是像世俗之人下棋、赌博，在酒席之间流连，而只是为了探究天地运行的变化，彰明豪杰俊才的事业罢了。天下的事情，没有内心没有主宰而能够成功的，何况还把或有或无的心思掺杂其中？所以治理的日子常常少，混乱的日子常常多，这是士大夫的过错。广川凭借英伟卓越的才器，处在纷繁复杂、事务剧多的地方，他应对事务绰绰有余，处理事情又都恰当，正是因为他内心有这样的主宰。孔子说：‘三个人同行，其中必定有可以做我老师的人。’孔子尚且要等待观察别人已经做过的事情，以此弥补自己的过失和不足来勉励自己，即使走遍天下也是可以的。东谷子，去吧！希望你默默体会我的话，最终不辜负广川的情谊；这样，广川和诸位赠给东谷的东西，便都得到光彩了。东谷子，去吧！《寿刘母太夫人董氏七十诗序》享有卓越显赫荣誉的人，一定具有高厚的德行；具备安宁和顺福庆的人，根本在于深广浩大的器量。因此姜姓、姒姓兴盛周朝，百般祥瑞都由此极盛；孟母陶母启发俊才，列代史书都详细称赞。古今相承的事例，可以大略这样说。何况经历困厄、饱尝辛苦，承受累世的宗族血统，承担家族中衰后的德业呢？从前我任官在朝廷时，天下有名的士大夫，没有不希望同他们交往的。然而形势不断变迁，能够坚持苦节的常常很少；接受教诲不深厚，实际行为往往违背初心。我未尝不感叹豪杰难以同道，英雄难得一见。当时麻城刘子凭乡试举人身份在国子监中，便来拜访我，谈论古今不同的时宜，阐明天地宏大的教化。我平日所见的人中，确实没有能比得上他的。于是我们结下伐木求友的情谊，重申王贡之间的友好。不久刘子考中进士，渐渐将被重用。当时等到我西归，刘子已以监察御史巡按关内，声名所到之处，不愧于从前的谈论；他所施加的整治和抚恤，确实有益于国家的教化。不久奸邪宦官兴起谗言，贤哲之人被捕。关内百姓呼天悲号，声音震动九嵕山，拦住车辙哭泣挽留，以至于站在那里两鬓斑白。使者惊惧失色，苍天惨淡而失去光辉。刘子反而更加检点自己、更加恭敬，临危而不恐惧，有郭巨源般的从容，没有陈公干般的急迫。于是我反复思考前代典章，追忆往日的欢乐，才知道刘子的操守根本来自慈母的教诲，丈夫的志向大多由母亲成就。正值今年夏天，刘子又以按察副使的身份在这里提督学政；他的仁孝志向上达皇帝的内心，皇帝所赐的表彰和教化，比从前在关内任职时更加丰厚。今年九月某日，正逢刘子之母董太夫人年满古稀，关中缙绅如张君时济、许君伯成、胡君承之，都是刘子巡按时所举荐的士人。他们感念欧阳修、苏轼的知遇，申述陈曾之间报答知己的情谊，于是各自作诗赋，遥向太夫人祝寿，并请我在卷首作序。《洪范》所说的各种福气，最终以长寿为归宿；《内则》所说的五种教诲，功效起于保姆的仪范。太夫人凭借美善娴雅的德行辅佐先大夫，使他由著名进士起家；他的经纶大志虽然只完成于丰城，但循良的声誉已经先行记载在班固的史书中。何况如今还有专祠祭祀，其感戴之情超过召公甘棠的典故，声誉也高过宰相的赞誉呢？如今刘子上承先人的事业，下启后代的贤能，他身上的一丝一毫，都是太夫人的教诲。这正是太夫人光耀前人、??谷后人的地方，实在可以继承姜姒的美德，超过孟母、陶母的严格教诲。今天的寿诞，难道不是上天用来报答有德之人、彰显贤能之人的方式吗？诸位君子的诗篇美好，详尽陈述吉祥之事，充分阐明美善；我又哪里足以增饰它们呢？因此我只是取用刘子已经实行的事情，来说明太夫人之所以享有荣华、具备福庆，是因为他的行为这样长久，事理这样彰明。若要说：福气和福祉，要看他的行为；恭敬或骄傲，取决于母亲的教导。诸位君子说：‘这些话足以为太夫人祝寿千年了。’于是写下这些话交还给他们。《王荆山奏议序》荆山公以兵部尚书的身份起用，负责督理三边军务。丙戌年春三月，他驻节固原，询问百姓疾苦，淘汰冗员和懦弱者，统一法令，谨慎修治烽火台和边防堡垒。不到一年，士卒和战马充足，粮饷丰饶??谷，于是人人都想作战。今年夏六月，敌虏长驱直入侵犯边境，荆山公派遣将领奋力讨伐并平定他们，敌虏全部逃走，这大概是近来所未曾见过的战果。进士杨君经搜集荆山公前后所写、关于筹划边务和论列时政的各篇奏疏，汇编成册，题名为《荆山奏议》。按察副使帝丘桑君汝公将要刻板流传，托我在卷首作序。杨君的用意，难道不是认为这些奏疏都是荆山公精神心术的流露吗？如今能够建立大功、树立美名，考察他平日所论，大体都是如此。从前荆山公以监察御史治理关内，他处理事情、推行政务的方式，见过他的长者已经把他看作辅弼之才。那时我正暂代翰林职务，荆山公从陕西回到京城，我多次与他交游，感叹那些长者竟能如此看出他的盛德。如今桑君刻印此书，又把自己希望看到的内容给我看，怎么知道天下希望看到荆山公一贯议论的人，不会与我有同样的心情呢？事情成就于见识，而根源在学问，所以能够切中事理，推行起来有准则，行动起来有善效。自古以来，圣贤如周公、孔子也不能违背这个道理。如今皇帝在上面振作精神，正需要老成而受到时人敬重的大臣在朝廷上建言明理；在君臣彼此赞许、进谏应答之后，将使天下的□都受到尧舜之政，直到无穷。这又不只是三边百姓独自得到的幸运。公认为如何呢？百姓如今本来就已经在盼望您了。嘉靖六年丁亥秋九月六日庚辰作序。

译《姜武功平贼序》从前我在正德戊辰年归来时，看见好几处地方的风俗，便感慨叹息、心中有所感触，说：‘唉，秋天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这一定将有深重的忧患和潜伏的祸乱，逐渐发展下去而不会停止。否则，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呢？’过了几年，果然一天比一天变得不同。我说：‘唉，深重的忧患和潜伏的祸乱将要形成，已经不远了。哪里能够得到贤能而有才干的人，把这些话告诉他们呢？只要一辆车、一名皂隶的力量，就可以把祸乱排除。’后来我得到巡抚都御史蓝公文秀、巡按御史王公子衡，两人先后到任。我说：‘这就是我所说的贤能而有才干的人啊！如果错过这个机会而不说，福祉又从哪里来呢？’于是写信给两位公说：‘某地的事情，十年之后必定会有大忧患，关系到百姓的生死，我不敢沉默；只希望二位公寻找几位倡导者，略加治理。’这样一来，那群人便涣散离去。两位公说：‘是，是。’于是把这件事下达给地方长官；长官不了解其中的旨意，喧闹混乱，竟借此想把事情办成自己的功劳。那群人纷纷行动，便用贿赂向其他官司申诉。其他官司喜欢他们丰厚的贿赂，两位公的意图也因此被搁置。又过了八年，干州有个狂人叫樊伸，家资丰厚而喜欢荒诞之说；各地荒诞的方士都聚集在他门下，迎合樊伸的心意，对他阿谀奉承，说樊伸应当大贵。于是这话传遍远近，所谓的好几处地方，几乎全都欣然跟从樊伸；樊伸于是自己也深信不疑，每天召集无赖男子练习战斗、修习武艺，来的人聚集如云。他又命妖人用照水法迷惑众人，使他们没有反叛的意志。到第三年，暗中相互结聚的有十几万人，于是在嘉靖乙酉年秋天聚集党徒，侵犯干州。幸亏州中的士大夫以及守臣奋力抵御，他们在午后逃走，奔向南山，聚集银兵，又谋划向北侵犯。郡县震动，形势仿佛不能保全；幸亏武功姜侯平日练兵有素，百姓才没有感到恐惧。消息传到武功，姜侯下令说：‘樊伸一伙都是膏粱子弟，只是被妖师煽动迷惑。如今他们的党徒本来就是乌合之众；如果果然向南奔往镰场，一定要经过立节桥头。凡是沿水的各个村落，都应当占据船只，严密等候他们到来，共同出力攻击，贼人就可以全部擒获。’第二天天刚亮，贼人果然到来，各村落的人拿着棍棒抵抗，贼人全都涉水逃走，官军缴获了马匹和器物。村落把马匹送来，姜侯立即用这些马赏给捕获者，说：‘能够捕获贼人，赏赐不只值这些。’于是人人奋发，想着捕捉贼人。中午果然有人押着贼人来到，缴获了樊伸发给他们的号牌文帖，上面已经署有伪官职，于是立即在市中将他处以磔刑，并重赏捕获他的人。凡是泾、咸、兴、醴各地被贼人迷惑的愚民，全都不敢向南行去响应贼人。贼人驻扎在铁炉庵五六天，等不到响应的人到来，才决定赶往镰场。又过了两天，贼首全被于敖等人擒获，没有一个逃脱。因此贼党全都被平定了。等到贼寇向东献降时，割下的贼首还说，并不是武功县的防守使他们受阻，不能抵达这里。于是守道、巡抚、按察等诸位君子都把功劳推归于侯公，在庙中为他记功，并以箭【疑字】图画来彰显，这实在是奇事。武功县的许多老人相互率领着说：“干州攻破了，我们县即使遭祸也还可以稍缓；干州若不破，贼军聚众南下，一定先向我们县发泄。我们县若不是有侯公，形势必定大坏，哪里还会有今天？”于是绘制图画，请我作序，把这件事写在前面，以报答侯公保全全县的功劳。浒西子说：“我早就知道伸之为敖氏一党设下巧计，善于捕获他们；然而一开始就遭到挫败，难道不是因为姜武功没有事先整治军队吗？”等到他匍匐涉过渭水，意志已经完全灰灭了。老人们的请求，大概也有所见识吧？所以我郑重对待此事，用它来告示各位当事者。《奉寿邃庵先生诗序》我的邃庵先生以盛大的德行和博大的学问，成为天下人的楷模。关中人亲自受到他的教诲，每天都更加看重他。因此，他们感恩戴德、欣喜仰慕的感情，到了不能自已的地步。这不是私情，而是因为他们所得的教益深厚，所以报答也十分丰厚。即使先生本来要吝惜这些报答，也是不可能的。今年冬天十二月十七日，正是先生初度的生日；到这时先生的寿数已经七十四岁了。这难道是上天要让先生长寿吗？国家必定先产生具有光明德行的臣子，再增益他的寿考，使他处在高位，让他辅佐圣明的君主、帮助天地的大化。我们的都御史、灵夏人马公宗大，召集关中士大夫中曾经在先生门下游学的人，对他们说：“我们这些人之所以没有辱没先人的训诫，能够自立于天地之间，都是先生教诲恩泽的结果。如今先生年岁日高，而我们离开先生也越来越远。七十岁古来已属稀少，更何况又增加四岁？即使借此年岁有所作为，能够在先生堂上祝寿，那么距离百岁也只剩二十六年了。”我昊不敏，现作祝寿之辞，愿和诸位同赋，以献给先生；想来诸位的心意也不会与我这个不敏之人不同。士大夫们说：“这正是我们想表达心意却不能做到的事，幸亏您能教导我们。” 于是各人分别写出自己所作的诗辞，交给宗大。宗大准备了青白色的册子，寻求善于书写的人。第二天册子写成了，他回头对海说：“必须请您把士大夫们的心意写成序，放在卷首。”海得到册子，读了三四遍，于是起身叹息说：“古今以师道感化、使天下人心悦诚服的人，在孔子、孟子、程子、朱子之后，直到先生，才有五位而已。其他人虽然多得数不清，却都不能与他们并列。这五位，正是以深厚诚挚之道结交、凝聚君子之心，哪里还需要取巧呢？孟子说：‘用善行使人心服的，还没有能够真正使人心服的；用善行感化良善的人，然后才能使天下人心服。’又说：‘像七十位弟子服从孔子那样。’仔细体会这些话，那么士大夫们对先生感恩仰慕，是因为受到的教养深厚，所以感戴仰慕先生的德行，到了不能自已的程度，正是如此；这同七十位弟子服从孔子有什么不同呢？如今皇帝在上面励精求治，先生以元老身份辅佐朝廷，正值天下仰受皇帝深厚仁德、达到至治的时候。先生暗中扶助百姓，既深厚又稳固；神明鉴察着这一切，先生将要和上天一样长久，永远辅助淳厚的教化。区区百岁，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宗大说：“这正是我不敏之人隐约的心意。”于是命人把这些话写下来。士大夫们在作歌诗之前，先用这篇序来引发歌诗的意义。嘉靖六年丁亥冬十一月丙子作序。《奉寿毅庵【缺字】先生八十序》

译成化、弘治年间，关西有两位君子，一位叫毅庵先生，【缺字】另一位叫谷庵先生。两位先生都是榆次寇氏族人。当时【缺字】在榆次读书，各位提学每次考试，总把二寇列为首选，说：“关西有两位寇氏。”他们的文章和品行义理，同辈人没有敢于企望的。后来【缺字】谷庵考中进士，任大理寺副。毅庵最终在科场失意，应贡进入太学，授任定州判官。凭借他的儿子、如今任陕西巡抚都御史的子惇显贵，父子二人都被封为应天丞。毅庵在国子监时，海的叔父长洲公恰好同他交游。海每每听到事情，凡是涉及此事，都特别敬仰先生的名声德行，认为这是世间不常有的。可是先生最终仍困顿于仕途。德行深厚的人，影响本应长久；品行高尚的人，前途本应通达，难道上天唯独对毅庵先生吝啬吗？如果不应在他本人身上，也应应验在他的子孙身上。否则，《诗经》《尚书》所说的天人关系，难道都荒诞而没有根据吗？不久，我的朋友子惇考中进士，官位显达。又过了十八年，侄子子立中了解元，考中进士，任户部主事；他的孙子洋与子立同榜中举。诗书传家的后代，在大江以北，曾有这样一门的吗？天人之间的关系，难道不值得相信吗？今年先生的寿数应当是八十八岁，某月二日正是先生初度的生日。子惇迎接先生和他的母亲夫人来到关中，举杯为先生祝寿。海隐居在浒西，实在高兴听到这件事，于是带着一坛屠苏酒，远在子惇的行台为先生祝寿。于是对先生说：“以先生的名声德行，达到丙魏那样的将相事业，本来唾手可得；但您早年却遭受困厄，不能稍稍施展胸中的抱负。我的朋友子惇既然使先生登上青云之位，把所谓‘对上为君主树立德行，对下为百姓办事’的一切，都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先生的志愿可以说没有辜负了吧？谷庵不幸早逝，把遗孤托付给先生；先生抚养他、教育他，使他成为善人。子立果然奋发迅速，成为贤才；而那个不肖的孙子，正因为父亲作、儿子述【缺字】，用来歌颂周洋温和恭谨、勤奋求学，不久便考中进士、承受美好的恩宠，那么先生的孙子也不能说不是贤者。子惇用三品俸禄奉养先生和夫人，夫妻共同养老，尽心尽意供给精美饮食，不能把先生的奉养看作平常之事。寿期已经到来，从节度使、镇守等大官，到藩司、臬司重臣，以及关内公卿大夫，没有不在堂上向先生拜寿的。先生身体康健、年寿高长，面对这些人毫不疲惫，当然不能说不是荣耀，也不能说不是福气。” 人能够凭自己成就的，不过是品行义理和文章学问；而这几种才能中只要有一种，没有上天便不能得到。上天之所以使这些才能集中于一人，是因为先生端正自身的德行，能够与上天契合而不违背。子惇笃厚孝顺，谨慎修养一身，因此像先生的志向一样，将来必能看见他暗中扶助百姓的功德更加深厚，而上天赐给先生的福寿也更加无可限量。愿先生努力承受上天的美好福泽，千岁之中常逢吉祥；于是我举杯三次，为先生祝寿。先生说：‘愿一切如您所赐教的那样。’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祝寿之文。先生序。【原文末署名层次疑有脱误】《赠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蓝公序》志向宏大的人，器量宽宏；才能深厚的人，德泽广大。这是古今通行的道理。正因为器量宏大，所以听取多方面意见、广泛任用人才，小利小害和眼前的劳苦，都不能扰乱他。正因为德泽广大而深厚，所以持重而不夸耀，处在显赫职位、建立宏大功绩，也不会动摇他。这两者所做的事不同而道理相同，道路虽有分别，归根到底却是一致的，都是俗儒难以理解的。因此天下无事时，可以凭借美善的谋略使政治清明；天下有事时，可以平定祸乱，使百姓安定。这就是所谓天下一日也不能缺少的人才。明朝兴起一百五十年，学士大夫口中不断诵读诗书，心中没有停止经世治国的想法；他们并不是没有志向，才能也并非不长进。然而用这些才能处理事务，事务有时反而违背；修治学业，学业有时反而荒废，是因为器量不够宏大，才能不过数百人，而敌人很容易被擒获。当时掌权者一旦失去时机，事情便逐渐发展到无法收拾；延续五六年，贼寇越来越强盛，攻打也越来越困难，合三省全部力量，仍不能取得一半功效。这其中的原因，并不是军队疲弱、将领败退。后来刘齐等盗贼兴起，中山、山东、山西以及河南、徐淮等地，所到之处都被残害焚毁，连锅和炉具也没有留下；男女老幼都被掳掠，老弱者遭到杀害。江西各路贼寇又乘着余势，越发骄横凶悍，难以制服。在那个时候，皇上大概多次以平定祸乱的功勋，责成那些以功业名誉著称的臣子。锐进的人有时缺乏持久坚守，迟钝的人有时错失时机，本来应当明察的人有时过于轻忽，昏暗的人有时不明白谋略和事理。这四种情形，都不是用兵、广泛施劳的道理。然而当时也有能够消灭贼寇、安定疆土的人，确实是那些志向宏大而器量宽宏、才能深厚而德泽广博的人，他们暗中在其中维持局面，消除变化，平息祸患。承受诏命治理蜀地时，三省的军队以关中最为强盛。自从彭公西行以来，他奋勇作战的士卒不过几千人。对于盘踞多年、滋蔓而难以制服的贼寇，不必等彭公到来，它们便不敢再窥伺汉水、沔水，掠夺关南百姓。这其中的道理，不是靠夸大游说来威慑使贼寇的意志消沉，而是防御有其方法、持守有其谋略，得到了长者真诚恻隐的守护，安抚怀柔百姓之心，使防线坚厚巩固，贼寇自然不敢窥伺。因此我曾私下评论说：‘蜀汉的【缺字】，若没有蓝公，便不能成就擒获彭公的功劳；若没有彭公，也不能显出蓝公的【缺字】。’这可以作为百世不磨灭的定论。如今听说皇上任命蓝公为南【缺字】刑罪侍郎，公即将在行在赴任；然而平定蜀地的功勋，自始至终有许多是由蓝公完成的。我们关中百姓之所以能够保全房屋、田地和田界，细微之处无不承受蓝公的恩赐。因此把您所说的这些话写在篇中，赠给蓝公，使那些切切以功业名誉自任、凡是应当对皇上承担责任的人，都知道应当自我奋进，而不要把百姓推入沟壑；只是他们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送朱升之序》

译折断坚硬之物、砍断强劲之物，剖开犀角、削磨美玉，无论面对什么都无往不利，这是良剑的作用。经过淘洗、清洁、熔铸、锻炼，精光更加新鲜，这是兼金的材质。所以士人不因显耀声誉而得到当权者赏识，就像良骏没有异于常马的脚力，走上道路便能显出妙处；君子的节操，难道可以用凡夫俗子的琐屑眼光来限制，用乡里浅陋的情感来衡量吗？葛藤生长在高山之上，并不是它的才能超过了木兰、楠木、松树、柏树。犀牛、大象潜伏在深曲的水渊之中，也不是它们的体质本来低于猿猴、麋鹿。只是高下的区分已经确定，而所凭托的形势不同。所以观察士人，不应看他的细小处，而应看他的宏大处；识别才能，不应只看已经显露的，而应考察隐藏的。这两点，是权衡豪杰、窥见英才妙质的方法。然而五羖大夫在秦穆公时显名，臧【缺字】在威王、宣王时留下事迹，这两位君主识别人才明察，权衡任用恰当，大小事务无不顾及，隐显也没有错判，所以世俗的议论不能束缚他们，浮泛的言辞不能蒙蔽他们。至于【缺字】居其位，死于郑武；伍员尸身盛在鸱夷革中，难道真是他们没有得到君主理解，世人的议论没有用尽心智吗？只是君主疑心，谗言乘隙而入，所以志向受阻、事业停滞，最终身死而才用废弃。过去凌溪子任关内提学，勤勉诚恳，仿佛将要使风气一下改变而达到正道。再加上年岁增长，求学者诵读学习的力量，难道会稍稍逊色于浮梁君吗？小人倡导这种风气，众人跟着附和，于是洁白者被玷污，纯粹者被挑出瑕疵。假使圣明天子和公卿的明察比秦穆公、威王、宣王稍有亏损，那么凌溪子怎么能逃脱众人的非议呢？如今依附权势、积泥成俗，苟且立论，并不是一天形成的。因此偏私的人蒙受赞誉，受宠爱的人得到提拔；违逆者被贬斥，异于众人者遭到遣弃。他们只是把太阿剑假借给曹侯，把宏大的枢机交给硕儒【疑字】，这些都不是事实。士大夫，是公论所系之人。如今异端之说全都出自缙绅，而公论又不以古代训诫为依据，这就像仲尼在卫国被视为邪伪、伯夷叔齐在周代被视为昏昧的时代。即使有才美之人居上位，又从哪里听闻他的才能？即使有奸邪蒙蔽君主，又从哪里察觉？所以有志之士甘愿受辱，豪杰长叹而远离世俗，并不是他们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卞和、许由身上，也不是他们轻视伊尹、周公，而是形势已经无所容纳，命数本来就不能改变。廉洁清正、修身自持、行为纯备，是班固称道李育的原因。如果仔细观察凌溪子，李育哪里还敢乘四马之车与齐国并驾，和周代贤者并肩而行呢？然而凌溪子却正好相反。我听说凌溪子改任治理滇南，所以得以私下写这篇序赠给他。这是求学者共同看得见的事实，也是当权者应当谨慎对待的事啊！甲戌年夏五月作序。《送太复先生还信阳序》大复先生在关中居住四年了。今年夏六月，他因病请求离任，上下都坚决挽留，但没有成功。他的属官以及正学书院的诸生，不愿立即同先生分别，知道我与先生交好，于是请我代他们作言，赠给先生。师生之间的关系，是教化的根本；居于这个位置，实在很不容易。追求名声的人，开始时先害怕结交，后来才遵循法则；不明白道理的人，崇尚虚饰而缺少精实经典。这两种人开始时看见先生，仿佛亲自受到感动，仿佛跳跃着爱慕，仿佛一天也不能离开；但到了最后，却喧扰不安，生出怨恨。鹤在九皋鸣叫，声音能传到天上；事物真诚而形体自然，本质充实而枝叶茂盛，都是自然的回应，不能勉强造作。上面用虚伪欺骗下面，下面便用欺诈蒙蔽上面；在教化兴行的地方，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哪里会有尽头呢？大复先生来到我们关中，说：‘教化废坏，是因为上下都安于旧习而不肯改变。’安于旧习而不改变，教化当然会废坏，也就无法挽救。难道不能有所作为而使它更新，振作而使它兴起吗？于是他制定科条约束，说明施行程序，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督促；实行严格要求，同时又以宽恕推行。开始时，人们怀疑而不相信，害怕而不亲近；到了中途，人们突然醒悟，充沛地顺从起来，说：‘求学之事原来可以这样，那么我们先前为什么那样惶恐戒惧呢？’因此，浮泛的人全都安定下来，傲慢的人全都和谐相处；尊重实际而摆脱虚伪，把做事放在前面、功效放在后面，颇有董生所说的意思。诸生想赠送大复先生回去，而我只是把事情大略说到这里；至于内心情意而不详说，是因为先生同诸生凭道义相合，而承担教化责任的道理本来就应当如此。有人说：‘轻视功名、排斥声誉，这本来就是先生已经做到的事。如今皇帝即位之初，首先重视教化，后来又把他全部升用，可先生却因病离去，难道孔孟的屈退真是这样吗？’我说：‘出仕与退处，是圣贤的大节，也是先生所谨慎的事。哪有高宗作为君主，而傅说终身留在傅岩的道理呢？’大概是有病而归，德行相合便出仕；君子也只是实行自己所应做的事情罢了。这样又有什么可怀疑先生的呢？诸生说：‘这正是储弭夫子所命令的。’于是请我按次序写下这些话，赠给先生。《送陈禹学序》

译曹郡人陈禹学任陕西按察使，刚满三个月，发生了甘州之变。朝廷上奏公卿商议后认为，能够巡抚甘肃的，没有比陕西按察使更合适的人。于是任命陈公为佥都御史，巡抚甘肃各处。皇上批准奏议，颁下玺书；临行前，按察司诸位大夫对我说：‘您与陈公同年，又交情深厚，应当由您作言赠他出行。’我答应说：‘过去肃州的事情，不是陈公一人就能办成的。如今又要请陈公前往任事，这样便可以获得治理甘肃的守臣了，怎敢不恭敬承受诸位先生的心意呢？’于是我根据诸位先生的意思告诉陈公：‘过去我曾详细听闻传记中的记载。聪明的人能听见无声之声，明察的人能看见尚未成形的事物。事情发展的苗头刚刚出现时，形势通常隐微，而它显现出来又极其困难。因此君子审察征兆、预见趋势，贵在先觉察它必将到来，预先采取措施；这样才能应对各种情况、处置恰当，少有临时仓促、拘泥成法的祸患。卫武公的警戒，才刚从洒扫庭院内部做起，却突然谈到修整车辆、马匹、弓箭、兵器，以戒备戎事、震慑远方蛮族，为什么呢？因为他考虑长远的忧患，并不遗漏眼前的祸患。蛮夷侵扰中原，唯独要说西北，是因为西北的力量与其他蛮夷不同。控制防御的道理，朝廷一向忧虑它。’ 然而其中的关键在于谨慎用人。夸夸其谈的人很少有实际才能，容易败坏事情；勇猛的人缺少谋略，不能建立功劳；儒者软弱委靡，只会因循守旧。这三种人都不是边疆的福气。汉、唐的策略中，只有赵充国对羌虏的谋划，差不多能够做到先觉察而预先施行。然而虚浮夸大的人还认为这种办法不便实施、难以议论；这样的人哪里容易得到，世上又有谁能完全相信呢？过去肃州发生变乱时，我在弘治末年已经忧虑它了。幸亏宗社神灵圣明，直到此时才使它发作；这正是上天用来等待豪杰的安排。贼虏暗中越过中国边境，已经二十多年，长期不习边事的人容易把它当作常态，纵容奸豪，只贪图小利，昧于大略。即使甘泉以南没有失守只是侥幸，更奇怪的是，今日竟在腹心之内受到这样的控制；那些官员所听到、所见到的情况究竟在哪里？只是蛮夷愚蠢，没有乘机进攻罢了。因此朝廷的谋划，特意托付给陈公，是因为对边疆忧虑深切而且考虑周详。过去陈公在顷刻谈笑之间平定肃州之变，当时番汉千百万人的性命，仿佛反掌之间。俗话说：‘看后面的人，要观察前面正在行走的人。’今天的事情，如果不能看得审慎、决断得果断，即使司马穰苴、韩信也不能完成。皇帝即位之初，之所以震耀四方、控制万国，那远播的威势和显著的德化，确实要从甘肃开始。〔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万人〕 所以诸位先生对陈公寄望特别深厚，我才敢这样恳切地对他说。陈公认为怎么样呢？【卷之十二】序三 【序三】《横渠先生经理窟序》《送东谷序》《东谷子草堂诗序》《赠佥都御史翟公往抚宁夏事序》《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平蜀诗序》《送东冈子序》《存笥集序》《张舜卿东征诗序》《赠杨秉衡序》《送张闇夫序》《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往治甘肃序》《送潚川子序》《送沈仁夫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马公平蜀诗序》《送王克承序》《浚川文集序》《送桑华州序》《对山集卷之十二·序》《横渠先生经理窟序》这是我横渠夫子的精微言论，也是门人所记录的。因此题名为《经学理窟》。如果认为这是各种道理汇聚之处，深邃如洞窟，而其中的道理无穷无尽地涌出，也可以。以前我曾仔细玩味其中的言辞，认为它对于天下的道理，就像指着黑白、比较坚硬与脆弱一样明白；言语不虚浮逾越，而道理都探究得很深，落实到实际事务中，没有不能通达的地方。宋代儒者谈论治理要务，能够亲身实行的很少，反而多有粉饰华丽之辞。像夫子这样的人，大概是孔子之后一代【缺字】而已。我友陕西按察副使、山阴人贾君成，先前镇守凤翔，因为郿县是夫子讲学之地，想要表彰弘扬他的道统。适逢巡抚都御史滦江王公汝温巡视诸郡来到这里，分守参政石冈蔡君承接此事，详细陈述横渠祠堂破旧狭小、不能整治，请王公重新修缮扩建，以供后人瞻仰。王公欣然同意，于是把此事交给蔡君以及分巡佥事王君济川和成君办理。成君后来又说：‘祠庙的形貌，是一方人所仰望的；而著述，则是万世所赖以传承的。《东西铭》《正蒙》《语录》，世间有的盛行流传；而《经学理窟》和文集中的《经说》，即使士大夫也很少见到。何不寻求这些书来刊刻，使更多人能够看到呢？’石冈君说：‘我幸而有《经学理窟》，可以抄录。’ 于是石冈君拿出来给成君看，便将它刊刻。刊刻完成后，成君来信嘱托海在卷首作序，大概是为了记载刊刻时的事情，使后人知道这部书从何处开始流传罢了。至于夫子的言论，读者应当亲自从书中领会。从宋代到今天，学士大夫所发表的议论多得说不尽。如果不切实探究其中的根本道理，却说自己能够知道夫子的道，便只是道听途说罢了，哪里是能够亲自进入夫子门墙的方法呢？君子不取这种态度。嘉靖二年七月癸酉谨慎记下。《送东谷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