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山集卷之十二　　序

译东谷子由昆山改任盩厔，在盩厔居住三年，才因考核政绩上京师，路过我这里与我告别。又过了十三天，我到思政轩为东谷子饯行，看见近事，追想往事，不禁感慨而生情怀。于是作诗悲歌赠给东谷子，诗写成后，便作序题写在诗卷上。唉！士人处在平常环境中，没有不以天下的道理为是非标准，认为事情应当像契约一样可以确定；然而天下的事情，常常超出精神思虑之外。大概有本来正确的，后来却可能显出错误；本来错误的，后来又可能显出正确。于是圣人的道理不能被天下人相信，奸诈之徒反而常常做了不该做的事，获得了不该得到的东西。所以小人扰乱君子，夷狄侵扰中原，终于使士大夫张口说话时，连善事都不知道应当肯定，恶事都不知道应当否定。周公、孔子那样的圣人，尚且有处士横加议论，在当时遭受怀疑，这难道是一日之间逐渐形成的吗？关中各郡县的官吏，崇尚廉耻、遵循德义的，不过一两个人，往往被众多议论所憎恶；贪婪侥幸之徒，反而得到荐举文书。这不只是当权者的过错，也是习以为常却不加察看、安处其中却不生疑问的结果。自弘治末年，大体都是这样。东谷子以著名进士身份出任两处重要县令，不幸正处在这种流俗之中，志向贞正、操守清白，上级却不知道；百姓安定、治理兴盛，声誉却没有随之达到。出仕十年，贫困艰难、忧愁困顿，不能把多余的力量推及仆从；毁谤越积越多，而操守越发坚定；处境越是困厄，内心越是舒展。由此看来，他岂止可以在关中官吏中居于首位，即使放在天下官吏中也可以。〈易经〉说：‘震动惊骇百里之内，却不丢失匕鬯。’东谷子从吴地到秦地，路过数千里，所遭遇的事情与所坚持的操守相互符合，正如合上符节一样，因此能够独自保持没有污点。他处在毁誉和忧患纷纷来到面前的情形中，内心却丝毫没有动摇。这一点，即使古人也很难做到。如今士大夫把古人难以做到的事情都加在一般人的才能上，又因为一时的喜怒而加重对人的责备，偏离其本意。这样一来，即使周公、孔子站在面前，也没有不被非议的。这种非议并不是真认为周公、孔子不对；只要一个人的名字不是旦、丘，即使有一百个周公、孔子，也没有什么不能非议的。我在彭麓有别业，听取百姓间的议论，广泛考察他的政绩，亲眼见到他的为人：有美德却不自夸，有才能却没有得到施展。他的过错究竟在哪里呢？东谷子要走了；然而天下广大，士大夫众多，没有像我以及渼陂、石冈、东岩、泾野、太微这样深知东谷子的人。何况东谷子并不是为了求得别人了解自己才这样做；如果为了求得别人了解而这样做，便另有企图，也就不是这种行为了。秋天已经如此，别人知不知道，难道是东谷子的志向吗？他的诗说：‘悲伤地远行，走上漫长的道路，使我的心劳苦。您若走到道路岔口，请握手相别，扬起清越的声音。您实在是一位素心之人，闲居自守，实在令人钦佩。世俗重视雷同，浅薄的风俗少有规劝。今天送您离去，遥望南山的山峰。秋风激发志士的心志，心情常常苦闷。您如同天上鸣叫的鸟，我却像道路旁的朽木。不能长久徘徊，只会使情思一缕一缕不断。您出行已经十月，回来应当赶上春天。大道直如弓弦，我的心意却难以再次陈述。昌盛的朝廷珍惜贤达，君子思念经世治国。愿您申明从前的心愿，辅佐君主，使百姓蒙受隆盛的恩泽。’ 《东谷子草堂诗序》王明叔题写他的堂名为《东谷草堂》。士大夫有作记的，有作赋的，有作歌的。我虽然不能坐在他的堂中、亲历它的盛况，但读到所谓的记、赋、诗、歌，那么东谷子已经确实把有关的意思表达得毫无遗漏了。于是明叔把作序的事托付给我。我考察命名此堂的意义，原来只是沿袭近代的习惯，以名来立字，以字来定号；这也就是借堂名来表达意义，从而表达恳切心意罢了。名，是实的宾客。从道理来说，德性刚健属阳，柔顺属阴；而“明”所对应的阳光，大概接近于容易被看见的部分，因而借此显出它的无穷。为什么呢？“旸”就是太阳。天地的形体如此广大而深远，它的运行又如此无穷。若不是阳的德性，万物便会止息而不能生长；而以阳光作为它的光明依附，阳光又是阳气的精华。所以它的光辉随着运行而扩展，没有不能照到的地方，最终使万物各自得到成长而没有遗漏。因此给王子取字“明叔”，是为了彰显阳光的德性。阳光的德性光明，它的作用又使万物各自得到光明、成长而没有遗漏，这个意义似乎已经完备了；但还要用“东谷”来标识它，因为东方的阳光正在升起，昏暗的东西融解，停滞的东西前进，生发出来的事物更加光明，时间越久便越广大。它的意思似乎谦逊，而实际上又归结于根本，体现了有始有终的道理。周公解释《乾卦》初九“潜龙勿用”，就是把它比作阳光尚处在深重的水渊之中。到了九二在田野，光明渐渐照入山谷，天下已经能够看见它的文采光明，所以说“利见大人”。正因为具有文明的德性，天下人见到他都觉得有利。明叔的“东谷”，它的意义难道不也像九二在田野吗？如今明叔已经列入仕籍，升到显达高位，遇到尧、舜一样的君主，可以施行自己的志向；逆境中不沉溺，顺境中不骄纵，平坦险阻都不怨恨，毁谤赞誉都不能侵扰他。他刚健的德性，又合于《乾卦》前进不息、守正不变的道理，也就是自强不息的意义。啊！阳刚，是上天的德性，也是君子的道路。明叔要谨慎啊！君子的道路，正因为没有污垢才尊贵，正因为不止息才光明。士大夫的诗文，已经都表达了他的志意、彰显了他的德行；我这些话，只是用来申述士大夫们的心意罢了。愿明叔更加充实自己之所以光明的根本，使光明向外照耀这个世界；上面照耀君主，下面照耀百姓，近处照耀天下，远处照耀后世，让所有人都受到这种光明而没有穷尽，那么“东谷”这个称号将与天地日月并立不朽了。这难道不是君子最大的愿望吗？明叔说：“我不才，已经受到您的感动，终身从事此道而不厌倦。然而哪里可以只说到这里就算了呢？”于是写下这些话，作为《东谷子草堂诗序》。《赠佥都御史翟公往抚宁夏事序》

译圣明的天子使天下的政事焕然一新，认为治理天下没有什么比任用巡抚、巡按之臣更重要的。巡抚、巡按任用得人，政事就通达，百姓就和谐，境内就时常安定。所以对于巡抚、巡按的人选，皇上特别费心；在各边疆地区，选择更为谨慎。承平日久，武备懈怠松弛，若不是得到老成而熟悉事务的人，便无法振奋士气、洗除改变旧习。宁夏巡抚职位空缺，于是吏部在朝廷内外广泛寻求有明德的人，选拔陕西按察使翟公，授予敕命将要前往。按察副使江公请我作序记述此事，借天子的美好命令为翟公饯行。翟公初入仕时，我就非常了解他的名声。等到他担任洮岷长官，关内人仰望承受他的治理，对他屡次感佩，愿望已经很深，何况又有诸位公卿共同请求我作序呢？我年轻力壮时，也曾有志于天下事务，看见当时用人之道重视内地而轻视边疆，心中暗自认为这是狭隘的。内地政事通达、事务熟悉，只担心水旱，没有兵革之忧；边疆法令禁约长期废弛，处理伸缩多有错误，府库不充足，士卒便没有战斗意志；骁勇之士不满，土地便有其他忧患。要革除积习的弊端，倡导勇敢的风气，如果不是对内政谋虑素来成熟、对外部世故长久熟悉，就一定不能临机应变，恰当地协助处理事务而不迷失。使寒地的毡裘得到安置和供给，正是安定边疆、攘除祸患的福气。过去翟公在岷地，安抚众人而严格，惩治恶人；直到今天，继任者仍安睡而享受成效，居住当地的人也仰天叹息，感念他的恩惠。那些只靠一时的声音笑貌来诱取人心的人，能够做到这样吗？俗话说：想走得稳，就要仔细察看旧路。翟公这次前往宁夏，如果把治理岷地的办法用于那里，只需稍作转变即可。圣明天子遵循旧有章程，官吏谋求新的教化，对士大夫所希望的，只是使百姓得到安定的福泽。宁夏自庚午年以来，公私力量都疲惫了；安定它的方法，唯独要看休养生息做得怎样。士大夫从初学直到壮年，谁不能谈论休养生息的办法？等到实际施行和安排，锐进的人被求速之心拖累，迟钝的人又迷失于筹算；即使内地尚且困难，何况边疆呢？这不能不引起九重之上的忧虑。翟公肩负天下人的期望，将来要谋划治理四方，难道只有了解他的人才这样期望他吗？应当等待士大夫们全都以此期望他。翟公认为怎么样呢？《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平蜀诗序》自己巳年以来，蜀地百姓不得安宁，地方没有安定，天子震怒，于是下令讨伐平定。川、汉之间，军队和马匹充满各地，财力耗尽、百姓困苦，贼势却更加蔓延。一时奉命出征的臣子，耗尽精力、竭尽思虑，文臣武将都尽力而为，却不能消灭贼寇，刚刚安抚便再次反叛。于是皇上命太子少保右都御史彭公前往完成平定的功勋。当时彭公已经平定山东、中山、河南的贼寇，于是率领原有的将军，击鼓进军来到蜀地。二月辛丑，他从保宁发兵；群盗正逃往汉中、绵州，势焰高涨，人心疑惧，内部谋划将要屈服。彭公说：‘这就像捣毁鼠穴，应当先堵塞旁边的洞穴。大夫只要把旁洞堵住，还有什么地方不能捣毁呢？’从三月壬申到丁丑，诛杀、俘获的贼寇以万计，蜀地于是安宁，川、汉全都安定。陕西巡抚都御史蓝公嘱托我作序，庆贺彭公。用精锐而不在数量多，用军纪而不在宽纵，这是用兵的常道。我过去听参加征蜀的将士说：‘蜀中多险峻山岭、绝壁，贼寇又善于攀山登壁；即使千人持矛、强弩齐发，万人也不能抵挡。当地草木、洞穴、低洼之处很多，军队不熟悉地形，往往会落入伏兵。平坦开阔的野地，又多稻田田埂、水沟堤堰，骑兵不能驰骋，步兵不能奋进；一旦相互拥挤依靠，跌倒起来就像山崩。再加上当地气候低湿，粮饷和饲料不足，士卒和战马很快死去大半；仓促间使用骑兵，一百匹马中也选不出一匹合用的。’这些话确实如此。然而当时士卒也有很多建立首功的，难道不是设置机宜、应对变化不够好吗？或许只是失去了用兵的常道。蓝公说：‘彭公刚开始进军时，先发布檄文，命令各路填守要害；原先往来的道路既已截断，又分别设置专职使者，粮食供应常常接续，军队得以经常吃饱。其他关于军纪的事情，也更加申明、更加严格。攻击的不得掠取，负责掠取的不得攻击；奇兵自为奇兵，正兵自为正兵，刀锋箭镞交错，却不许有任何改变。坚持这样做，即使天下也可以平定，哪里只是蜀地呢？’彭公英明爽朗、刚强坚毅，再加上平日修养深厚，理应能够先觉察到这些事情。功业成就得如此迅速，像影子随形、回声应声一样，当然不是偶然。蓝公与彭公共同任事、共同建立功勋，却能这样欢喜地谈论、乐于称道，难道只是出于私交偏爱吗？我为彭公祝愿说：‘愿公凯旋之后，把从蜀地得到的经验上报天子，仔细寻求安定、镇抚蜀地的办法，使蜀地的父老百姓像从前一样各自保全房屋、田地和田界，至死不做盗贼；这样，公对蜀地的恩德就不只是万万世了。’公认为怎么样呢？《送东冈子序》

译皇上阐明教化、厚待邦国，励精图治天下事务，每天寻求安定天下的道路，没有什么比屏退诡诈投机之徒、尊崇任用贤俊良才更重要。于是吏部把湖广按察使的姓名上报，皇上便让东冈子前往完成他的功勋。任命文书已经下达，东冈子正因任职之事滞留陇西数月，才得以回到官署，安排出行。回来后，他常常路过浒西康子的住所，同康子饮食告别。于是康子对东冈子说：‘我过去从老师那里听说，坚硬的东西不可磨损而失去棱角，洁白的东西不可污染而变黑。您怀抱德行、履行正道，凡是能够阻碍您的事情，都不能夺走您的操守。难道上天对这样的人没有安排，竟使您遭受这样的艰难和疾病而不能消除吗？上天生下这样的人，是要通过他达到厚待天下的道路；所以既要有贤圣的君主在上面主持天下，又必定要有明哲而能辅弼的大臣在下面任事，这样政治才能安定、功业才能完成，百姓才能厚实、风俗才能美善。’自丁卯年以来，权臣凭借刑罚和威势把持国政，天下沸腾而不能安宁。幸亏依赖天子圣明，将他们诛杀并改变政局，明诏接连下达。然而掌管法令的官吏仍沿袭旧习，以喜怒决定刑罚轻重，所以皇上虽然为治理天下忧劳勤勉，功效却还没有显著。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官吏不遵守法度，百姓不相信法律。工匠有所作为，官吏却用轻重改变它，这是向百姓表示无所适从，却又想让百姓有所适从。百姓怎么能相信法令，官吏又怎么能守住尺度呢？刑罚关系到百姓的生命，是风俗的根本。稍有不得其平，奸邪之徒便会借此谋利，侥幸者习惯于看见这种情形，众人便一同仿效放纵。即使有一百个皋陶，也不能治理一个县，何况天下呢？所以风俗日益偷薄、礼乐不能兴起，是因为法令在下层受到破坏，而上面却不知道。湖广是三楚地区，是强盛的地域，土地广大、百姓混杂，号称最难治理。各处承接蜀汉之地，又水旱灾害和兵火接连不断，百姓苦于运输粮饷，百人之中不能支撑一人。当地风俗因此转变，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呢？所以皇上派您前去按察治理。您所掌握的权力极重，而要维系的事务又极其繁多。凭您的才德和声望之盛，本来足以使湖广父老子弟安定富厚而没有困难，何况如今湖广百姓无不把希望寄托在您身上。您还是快些前往吧！东冈子笑着说：‘这些本来就是我平日筹划的事情，我将要去了。’于是我按次序写下这些话，赠给东冈子。正德八年癸酉秋八月十一日丙午作序。《存笥集序》《存笥集》是凌溪朱子升所作的。作品清新俊逸，具有《国风》那样的才华。然而凌溪子谦逊自守，仿佛无所求取，而士大夫们却人人都愿意见到他的作品。既然如此，凌溪子怎么可以吝惜作品而不使它流传呢？言辞能够流传到久远的，未必一定出自尊贵的官员或高寿之人。诗歌只要语言精美，能够带来讽咏、兴发的益处，即使出自乡党闾巷也可以。何况像凌溪子的作品这样，思想深刻、义理成熟，情感和事理都完备呢？县令刘侯是濮地人。他喜爱这部书而加以刊刻，将要把它推广给志同道合者。我赞许他能够昌明君子的言论，于是在书后记下这些话。《张舜卿东征诗序》正德六年，山东、河北盗贼起事，官军前往围剿的有数万人，贼势反而更加猖獗。于是皇上大怒，命右都御史长洲陆公前往治理此事，又增调辽东、宣府两边的军队作为他的前锋。陆公出发后，便命武选主事灵夏人张舜卿统率宣府军剿灭西路贼寇，命参将统率辽东军剿灭东路贼寇。十一月中旬，张兴、张旺率众侵寇长清、章丘、邹平、高苑、寿光、博兴、昌乐各县。张舜卿料定贼军一定会在夜里抵达高丽镇，于是在贞观镇埋伏军队，等待他们熟睡时袭击。高丽镇距离贞观镇十五里，四更时先命人砍下榆树、枣树，堵塞巷口和道路，又分派八百人扼守要害，其余军队全部作为游击部队，约定五更时击鼓呐喊进攻。贼军仓促前来侵犯，我军全被榆树、枣树挂住；我军在街道集市之间奋力作战，斩获的贼人多得数不清，两个贼首也被消灭。于是张舜卿下令说：“贼中本来有被胁迫随从的人，我们的良民不可一概杀掉，先投降的应当让他活命。”于是俘获男女老幼八百人，骡马一千多匹，以及龙凤旌旗、轿子和各种兵器杂物三千七百多件。十二月壬寅日，贼人刘六、刘七、齐彦名包围茌平，张舜卿率精兵一百人和儿子一起击破包围，斩获凶悍贼人几十名，没有损失一支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匹〕 捷报上报后，张舜卿因功升任武选员外郎，他的儿子授任百户。缙绅大夫听说此事，都作诗歌来赞美张舜卿的功绩，题名为《东征大捷诗》。昨天张舜卿拿着少保右都御史彭公的奏章来，并谈到平定蜀地的事；他经过时拿出诗卷给我看，我深深感叹张舜卿是文士，却能在武事上取得这样的成就、具有这样的勇气。我听说齐彦明、杨虎、刘六、刘七，都是巨盗大贼。他们正在猖獗时，老将和久经谋略的人都唯唯诺诺，甘愿退让，不敢抵挡他们一击。张舜卿能凭一百人解救被严密包围的军队，这已经很伟大了。至于高丽镇的胜利，张兴、张旺是与刘六、齐彦名势均力敌的盗贼；他们侵犯淮安时立即失败，掳掠兵备、知府刘祥，不到一年已经聚集到数千人，直达直隶、山东、徐州、淮安等地，所过之处都遭受残害，没有人敢于抵挡他们。张舜卿一战便将他们彻底消灭，使他们一个也没有留下；如果不是具有熊罴虎豹一般的勇力而且善于谋划、能够料敌先机的人，谁能做到这样呢？谁能做到这样呢？如今蜀地全部平定，张舜卿的功劳又不知增加了多少；从今以后，他所任用、授予的职位和权力必将更加重大。然而盗贼的兴起本来是有原因的，那些原因张舜卿都亲眼看见、心里完全明白，难道朝廷之上可以默然不言、不设法治理吗？鄙俗的谚语说：“治理在稍稍安定时便会败坏，疾病稍有好转便会加重。”如今正是病情将要痊愈却突然加剧的时候。若有了过失却不加治理，后来还怎么收拾呢？我和张舜卿同年登科，又有深厚情谊如同兄弟，所以读完他的诗后，在诗卷卷首写下这些话。正德甲戌年春正月丙申日作序。《赠杨秉衡序》

译德行应当同地位相称，才干应当同本性相合；并不是因为外在名物和等级不同，才使其中的道理如此。所以上古的明君审慎任官，使各种事务得到治理；以法责成臣下，以制度作为准则。凡是做得好的，我便跟着加以尊重：凡是增加俸秩、提高爵位、增加食禄、授予足够职权的，都属于尊重。凡是做得不好的，我便跟着加以治理：凡是罢免、废黜、贬退以及其他处置，都是治理。所以明智的人不会因为地位而贬低德行，也不会因为才干而掩盖本性；明君不会因为私情而蓄养人物，也不会容纳腐败、使其滋长。明白这六件事，就可以治理天下了。因此，表彰外物、区别等级，是天子公正的权柄，也是天下公正的行为。高而耸立的，有山岳、土山、冈陵的区别；深而低洼的，有江、河、湖、海的区别。这并不是说高就偏爱山岳，说深就偏爱大海，而是它们的等级各不相同。因此，明君所要做的，在于掌握法度、确定制度。因为法度完备以后，才可以用法度要求臣下；制度确定以后，臣下才有准绳可循。所以先有这两项，然后根据地位来培植人才，随着治理情况来审慎任官。这样，即使有侥幸取宠、诡诈求进的人，也不能混杂其中、冒然升迁；这并不是靠严刑来驱逐他们。贤能的人尚且要一个个加以表彰辨别，不遗漏其大小功过，更何况不贤的人呢？所以说：“商汤拥有天下，举用伊尹，不仁的人就远离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的朋友杨秉衡镇守汉中三年，吏部认为他应任浙江按察副使。府中僚属请我用这些话来祝贺他。杨君清廉的德行、显著的声誉，那里的士大夫没有不知道的。我之所以向君表达这番意思，是因为从中可以看出我对皇上任用贤能、治理天下之道的认识，即使尧、舜和三王再世，也不能超过它。所谓法度制度，是皇上掌握它来观察臣下的。杨君在汉中时，凡是用来综合治理、维持秩序的事务，凡属于法度制度的，从未有丝毫遗漏废弃。按照明主表彰人物、区别等级的原则，参照他的功绩，使君一天之内连续升迁三次，也不算过分，更何况仅仅如此吗？杨君在汉中时，广泛推行教化，使百姓生活富足。这两件事，人人都难以做到；又加上战争和饥荒，军粮运输供给，从未有一天稍微宽松。这种情形，即使让古代的良吏龚遂、黄霸、朱邑、召信臣来做，也不能在一天之内承受得了，何况还不是为了苟且安居而召用他们。行走远路的人没有不是从近处开始的，登上高处的人没有不是从低处开始的。这样继续下去，君的地位应当更加显赫，所承担的责任也应当更加重大。天子日夜勤劳政务，想必早已殷切地盼望着君了。君还应当记着这些。《送张闇夫序》

译辽阳人张闇夫以户部郎中的身份奉诏整顿督理关中粮食储备，供应三边。过了一年，事情几乎办成了。恰逢诏书到达，宽免拖欠的赋税，张君于是返回京师。诸位公卿先生各自作诗赠送给他，于是请我在诗卷开头作序。诸位公卿先生的诗，用来表达深厚情意、赞扬张君此行的美德，已经无微不至了，又哪里需要我的话呢？我听说，前人已经做到的事情，可以指明列举；前人没有做到的事情，却很难预先断定。其原因，在于能否认识、推测事物消长逆顺的规律而已。自从奸臣专权以来，仓库日益空虚，国家的用度越来越艰难，难以充足。不能察知这种已经出现的情势，即使施行严刑峻法，那些能够寻找空隙逃避的人，也都可以欺骗官府。既然能够寻找空隙逃避的人都可以欺骗官府，那么弊端就会越来越多，法令越来越严，国库越来越空，用度越来越不足。即使有一百个桑弘羊，也不能供给一个镇，何况天下这样广大呢？张闇夫到任后，严厉治理顽强抗拒的人，却对疲敝困顿者从宽治理，所以百姓都欣欣然，仿佛慈母已经抚慰了他们，严父已经教导了他们。事情之所以不能办成，都是因为强悍的百姓相互结伙、彼此支撑抗拒。官府的命令下达到百姓那里，百姓承受官府勤勉不懈的催促，早晚都震惧恐慌，只是害怕官府的命令还没有先到而已。那些强悍的百姓想要逃脱赋役，就散布谣言以误导众人，使他们不要前来；想要从中取利的，就攀附县官，向户部报告运输之事，借机把所征取的物资当作奇货。二者虽然不同，却同样在侵蚀、败坏国家的用度，劫夺小民的性命。负责此事的人有时不知道应当追查治理，有时虽加以治理却没有追到真正的原因，于是顽固者更加顽固，疲困者更加困倦。这本来不是国家法令本身有弊病，也不是百姓故意抗拒玩忽职守。张闇夫深知其中弊端，专门治理最严重的部分；这样做，事情怎么会办不成，教化怎么会不能推广，影响怎么会不能远及呢？他又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弊端形成的原因，所采取的处理方法只有一个，却能够合乎先王之道，使那些能够寻找空隙的人无法任意施展奸计，不屑于停留在条文、禁令和刑罚治理的末节上；他老练慎重的气度，又足以符合内心的存养。沿着这条道路，即使治理天下也可以，哪里只是关中呢？钱粮之事，我国自祖宗以来交给司农掌管，其中的道理大概可以看出来。后世执行法令、办理事务的臣子，往往自作聪明，扰乱成法，在百姓身上吹毛求疵，以求获得显赫的名声；轻浮浅薄的人又跟着仿效，渐渐形成风气，所以赋税一天比一天严酷，用度一天比一天不足，百姓一天比一天困苦。若已经不能支撑却还不改变，那么病苦的人就要死了，这不只是贾谊所说的痈疽而已。张闇夫回京见到皇上，希望能把自己所见所行的事情陈述在皇上面前，使祖宗旧有的制度全部恢复，使贪婪而窥伺机会的人无从得逞。若能按照他的志向任用他，这也就是张闇夫成就事业了。张闇夫，努力吧！天下的百姓，如今都在盼望着你。《奉赠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彭公还朝序》。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彭公，已经再次平定蜀地盗贼，又接连治理土鲁番西部边境的奄奠。于是皇上写信召彭公回朝。彭公经过省会时，陕西镇守、巡抚诸公以及藩司、臬司诸位君子，派使者来请我作序赠给彭公，说我深知彭公，凡是他们想向彭公表达的意思，我或许能够说出来。至于《崧高》一诗，吉甫能够承担赞颂之责；《江汉》一诗，是周王朝所依赖的。彭公崇高的功勋和美好的功业，有耳有眼的人都能够说出来。至于探究成就功业的关键、追溯事情的根源，那么有道之人有时尚且不能明白、不能宣说，我怎么能够胜任呢？布政使李公写信责备我说：“彭公身负盖世功勋，应当受到皇上的礼遇和重视，这是大丈夫得志、君子之道兴盛的时节。”诸公说要赠送的，应当以文章为贵，不包括其他礼物；所说的文章，又应当以你的文章为贵，不包括他人的文章。〔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里〕 谈论美德、彰显国家的美好，是君子所做的事，也是儒者所看重的事。你怎么可以推辞呢？于是我就依照诸公先生的意思献上这篇文章。彭公说：“大明兴起以来一百五十年，仁德渐渐滋长，义理不断磨砺；天地所覆盖承载、日月所照临的地方，没有不尊敬、亲近、爱戴大明的。这是周代尚且难以做到、汉唐也没有过的事，从传记中考察也不可欺罔。”陛下承继太平的统绪，沿袭治理太平的成果，人民安康，万物丰足，还有什么恩惠没有施行呢？本应使百姓趋向道义，向往教化，彰显至仁的恩泽，扩大太平治理的事业。可是他们竟然动用兵器、违犯教化，侮辱顺从者、抗拒恩德；正当他们横行时，杀死勇将，掠夺名城，转眼之间行进千里，快如疾风。这同夷狄有什么不同？皇上既然屡次下诏优待安抚，他们本应赶快亲自上表陈述，匍匐奔走、捶胸顿足，祈求万分之一的幸免，以顺从皇上的仁德之心；可是他们仍然任性昏昧，终于招致天罚，凶恶首领既已尽数被诛，党羽也没有遗留。致使陛下成就神武的声名，公卿阐明平定叛乱的功劳，血流千里，士卒疲惫多年。这难道是陛下最初的意愿吗？所以夷狄即使极其无礼，尚且可以推脱说：‘这是王者不加以治理的地方，距离遥远而风俗不同。’百姓也是如此，本来不是冠带文物之地，却反而在教化上落后于夷狄。长久拉紧的弓弦，必定要长久放松；百姓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也必须使其休养，这不是那些老成之人的常论吗？鄙俗的谚语说：“手持火的人可以说明什么是热，握着冰的人可以体会什么是冷。”这是说，处理事情以亲身经历和亲自观察为最好。保佐之位，是辅弼朝廷的关键位置；皇上一定希望彭公参与共同治理。这正是一乱一治交替的时期，改变旧弦、颁行新政的事情，如果没有彭公，还有谁来谋划呢？盗贼起于百姓贫困，而官吏不整顿风俗，这是由于法令松弛，罪罚不相当。夷狄祸患发生在内部，是因为治理疏忽、外部防守疲弱。这三件事，当权的人都略过而不谈。百姓贫困，不能供给自己，平常的劳役尚且无法承担，却让他们无所不役，怎么会不成为盗贼呢？有才能的官吏，专门罗织罪名来求取功劳，掠夺百姓而不留余地；没有才能的官吏，则养成奸邪、助长恶行。二者虽然不同，却同样是在驱迫百姓。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上面的法令松弛，下面失去了执行法令的责任。法令松弛，纲常就不能振作，教化受阻废弛；即使每天让一百个孔子到百姓中去引导他们向善，也不能做到。下面失去执行法令的责任，就会看见上面所下的命令而轻慢、不服从；稍稍受到督责，反而因此产生怨恨，于是谣言兴起，正理颠倒。凶悍的百姓各自统率乡里，国家法度不能深入下层；如果把先王之道施加给他们，就像把油脂浇在铁上，连铁也不能被烧熔。因此皇上虽日夜忧劳，与公卿百官耗尽心力，却不能取得功效，这是因为没有预先确定治理的意旨，行动又失去了先后次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十里〕 《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往治甘肃序》

译潚川子已经奉有浙江宪使的任命，于是同潚川子交游的人都思考用什么来赠送他，有的作辞赋，有的作文章，文采斐然、气势郁盛，连老前辈也未曾见过。对于潚川子这次出行来说，不也是很盛大吗？康子说：‘这样只是丰厚美好罢了，可以说盛大，却还不能说达到了道。’所谓道，是实践所能达到的境界，也是士人所立志追求的境界。对人只用言辞，却不能达到道，芬芳的文章、华丽的篇什，有什么补益呢？搜罗奇异、穷尽瑰丽，又有什么可以流传呢？夸张铺陈、浩大宏博，又有什么关系呢？”潚川子是有道之士。工匠赠人以器物，商人赠人以珍宝，士大夫赠人以言语；言语如果不能达到道，就如同没有说话。想要赠送潚川子，哪里比得上用道来赠送他呢？事情一产生，没有不挟持自己所抱有的东西，睥睨世人的，认为凭这些就可以光明俊伟、无所不及。可是能够实行的，千百件中没有一两件，难道是说他们的志向全都错了吗？这近乎诬陷。难道士人认为他们所学的全都错了吗？这叫作违抗超越，不能通达教化。然而君子轻视这种人，是因为他们内在不足而外表有余，是因为他们混淆正确、遂行错误，是因为他们表现得空阔宏大，窃取道义来资助自己的名声。所以他们的名声即使看似贤能，也仿佛没有听见；他们的行为即使看似有利，也仿佛没有得到。这不是谈论道的方法。哪里比得上谈论潚川子所实践、所达到的境界呢？从前潚川子被罢黜退居乡里时，悠然研习先王之道，仿佛准备终身如此，因此处境穷困也不损害他的志向。在御史台任职时，他舍弃别人容易做的事，而崇尚别人难以做到的事，所以国事的是非由此得以彰明。他镇守府州时，略去别人喜欢做的事，而把百姓畏惧的事情放在首位，所以民生因此得到安宁。任按察使时，他树立善行、铲除狂妄，急切地把自己听闻的道理付诸实行；在是非、生死、祸难之间，没有悔恨。所以在士人持守操行方面，他有伟大的功业。过去的事情是今天的鉴戒，志向是行为的根基。潚川子到了浙江，为什么不仍然如同过去那样实践，而不要改变呢？掌管宪法的官员，是百姓性命和风俗的根本。只因有所不作为，所以上面疑惑，下面不畏惧，百姓每天走近刑罚和杀戮，无法迁善、敏于修德。这并不是官职有所不能，而是治理没有依据事情施行，行为没有依循道理。早晨制定，晚上便再次改变，因软弱而不加校正，反而使秋季更加强硬。这叫治理不以事情为依据：用伸缩、谄谀、攻讦来损害教化，用迎合旨意来废弃实际，因而滋长怨愤。这叫行为不以道理为准。这两件事，是百姓在道路上积结怨恨而上面却不知道的原因。百姓积结怨恨，凶恶的人肆意放纵，这难道是国家的福气吗？所以说这是愚昧。庸俗的人扰乱狱讼而固守成见，奸诈小人逃避刑罚、放纵盗寇，天下百姓惴惴不安，任由齐人般的强暴者加以践踏；因此治理的日子总是少，混乱的日子总是多，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只有有道之人深知这必然的道理，所以根据内心来观察事物，参照多方面的听闻来扩展实情，果断决策来杜绝妄言，执守准绳来纠正偏斜。用力并没有增加多少，成效却长久；刑罚并没有增加多少，教化却得以推行。舜对待四凶，孔子对待少正卯，就是这样。那么潚川子认为应该怎样呢？有人说：天下人没有不伸长脖子盼望潚川子的，希望他辅佐天子，扩大雍熙太平的治理；而你用这些话来告诫他，却只涉及刑法、宪令和禁令之事，怎么足以称为道呢？我用道来赠送潚川子，说：流水这种东西，不填满坑洼就不会向前流；在这里不足，就不能通到那里。我没有见过不如此而能流行的事。我听说，君子的言语不舍弃眼前近处而越过遥远之处；由此一步步做去，即使治理天下也可以像在掌中指点一样，怎么能说这些话不足以赠送潚川子呢？《送沈仁夫序》沈君在关中任职，共五年，所以沈君多次来拜访我，我也因此能够熟悉地了解沈君的为人。如今沈君奉任为宪使，前往滇南；沈君写信给我告别。我因患痃癖不能为沈君饯行，于是把那些勉励沈君的话赠给他说：“骐骥、骧騄之所以称为良马，是因为它们的德性足以到达远方。士大夫之所以称为善于治理，是因为他们所成就的事业存在于自身，广大而坚固。如今天下百姓之所以困顿跌倒、忧愁困苦而不能休息，是因为天子曾经下令让百姓苏息安定，申明告诫有关官员赶快施行，而这种困苦反而一天比一天严重。难道本来征收赋税的命令就不完善吗？为什么施行了一百五十年，到如今却独独到了如此紧迫的地步？如果不改变近来实行的办法，即使全部废除征收赋税的命令，百姓也会更加贫困，为什么呢？禁令不明，刑罚不当，奸吏舞弄文法而欺骗蒙蔽，豪强百姓倚仗势力而吞噬弱者，所以贫困的人只能抑制志向、委曲内心，甘愿成为别人的役使；而追逐利益的人却洋洋得意地横行于下而无所顾忌。从前沈君在关中，曾经寻求这些问题并加以治理。后来何道亨任职，也只是寻求这些问题并加以治理。两个人治理才一年，关中的百姓就已贫瘠得如同破旧的麻絮；上级官员空谈浮夸而缺少实际，只图姑息，忽略制度的关键环节，百姓怎么会不这样呢？” 所以我曾经认为，教化之道在于使百姓富足、使人才充裕；使百姓富足、使人才充裕的方法，在于明确法令禁制，审慎判定罪行，使刑法禁令明确、罪行审定而刑罚适当。这样一来，礼乐还有不能兴盛的吗？我从前在何君出行时，已经把这些话告诉过他，知道何君所居守的事业广大而坚固，可以实行而不会跌倒。所以在沈君出行时，我又把这些话陈述出来，只是不再繁复。沈君、何君的道理是一样的。长期畅通的市场必然会产生偷盗，长期拉紧的弓弦必然会变脆，这些都是不必等待前人的教训就能知道的。治理奸吏豪民不能严厉，却只拿区区小过、细枝末节来盘问磨治，这不是在法制之外寻求治理的方法。如今议论的人说：‘权贵近臣的科派骚扰，使官吏头痛心苦却无法拒绝那些最大的负担，而他们只要索取一次便停止。奸吏却借此谋取五倍的利益，豪强又乘机抢先催逼追索，彼此辗转倚靠，所以十份赋役中只有一份上交。那些权贵近臣本来就不能马上停止，难道因为他们借权贵近臣来祸害百姓，我也就不能停止吗？’孔子在鲁国做官时，鲁人猎取禽兽会互相争夺，孔子也参与争夺；但孔子先整顿簿册、端正祭器，这正是使他们自行废止争夺猎物的办法。奸吏豪民在下面无法遂行自己的心愿，那么即使那些权贵近臣再凶狠贪得无厌，看见求取变得困难，也知道事情不能等待再次索取，心里已经厌倦了。我姑且举这一件事告诉沈君。沈君爱护百姓，相信法令，崇尚德行，敦厚行义；关中任职的人，我很少见到有这样的。百姓眼巴巴地盼望上级治理自己，如今已经好几年没有看到成效了。我不对沈君寄予希望，又能对谁寄予希望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马公平蜀诗序》

译正德辛未年，现任右副都御史马公以佥事身份分巡川南。当时蓝鄢等贼在蜀中为患已经两年。贼人被诛灭后，后来又有廖麻子在川北起兵，正在四处蔓延；李崖井各自拥有十多万人，攻破玛瑙关，攻陷南川、綦江，直逼江津，窥伺重庆。各路军队望见贼锋便溃败，没有人敢抵挡。都御史林公俊驻军江津，因为马公和副使何君有攻取泸州的胜利，于是发檄文命马公巡察川东，川东各项军务都交给他，说：‘贼人不是你就没有谁能平定。’马公于是同何君约定说：‘副使李君用施南的军队扼守綦江道路，我们应当跟随其后，在大垭逼迫贼军，与他夹击，这是最好的策略。’于是俘获、斩杀一万多人，贼人害怕而逃走，马公便追到永澄土、曹东乡坝、摇橹箐等地，斩获多得无法记数。于是贼人日夜逃窜，不敢回头，自己践踏而死的尸体像堆积的柴薪；自从用兵以来，这是一次重大创伤。然而当时山路险峻，粮饷接续不上，冰雪凝结，又加上士卒冻饿不堪。马公亲自徒步冲过险路，慰劳勉励士卒，所以士卒感动喜悦、奋勇效命到了这种程度。贼人渡江向北，川、湖两地的土兵因长期服役而思念归家，林公召集诸公急忙回来征集兵力，唯独马公带领数千民兵袭击贼人后方。贼人攻打梁山，窥伺新宁，马公赶往保卫新宁，贼人于是逃走。方四正率军道中败亡，马公击牛斟酒犒劳士卒，说：‘我们应当乘胜追杀，他们仓促之间还没有弄清我军人数，必定要急忙攻击他们，这样可以取得成功。’众人说：‘遵命。’于是进军追击到陶溪和凤凰山，接连击破贼军。贼人逃往广利、宁羌，只顾掠夺财物而已。廖麻子在汉中听说这些事，因而内心恐惧，请求招抚，军中的诸公相信他是真心的。马公说：‘这就是所谓危急时请求招抚，得到援助后又重新叛乱。我不能让全蜀的百姓受贼人的侮辱。’于是放纵军队在清风岭、歌阳寺追击，大败贼军。于是方四的贼军归附曹甫，前来请求招降，而自行逃散的已经有数千人，川东的贼势开始微弱。廖麻子更加恐惧，于是杀死曹甫逃走，马公率兵追击，斩获多得数不清。贼人于是渡江转入川西，往来于汉城、成都之间，以危急的言辞索取临江市。主管此事的人认为我军已经疲惫，议论招抚更加坚定；马公极力争辩不可，只是整饬军队、警戒士卒，筹划进攻讨伐。恰逢临江市父老兄长聚集子弟数万人，抵抗贼人而不接纳他们。贼军驻扎在新梁，双方相持一个多月；新梁百姓又想谋变，贼军于是离开新梁，再次在汉州横行，势力蔓延扩展，已经难以支撑。皇上于是命今任太子太保彭公前来视察军队。马公首先陈述平定贼人的策略，彭公感到惊叹，说：‘不这样做，贼人不能平定。’于是调出潼川、梓潼的军队会合，汉州一战，廖麻子的党羽便被消灭。喻贼带着一千多人从小路向东逃奔，所经过的都是穷山绝谷，行动快如闪电；三天之内，追兵从未追上，只有马公埋伏的军队多次截击他们。恰逢诏令升任马公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把军务交给他。马公接受任命后，更加痛切地自我责勉，明确赏罚，严肃纪律，体恤士卒，谨慎守护要害，贼人于是不能再向西逃。于是又整顿军队，砍断马岭一带的道路，阻断贼人向东逃跑。马公命副使曹某、都指挥韩某，全部用精锐军队轮番进攻贼人，自己已经从高坪、铜铃出发，经过平桑，抵达烧刀溪，截杀渠魁七人。贼人的计策穷尽，才开始有意请求投降，派两个首领到军门。马公同他们约定四五日后投降，过了两天，贼人已经相继前来，而喻某却逃走，不久被捕获斩杀。蜀地盗贼全部平定，捷报上报后，马公升任右副都御史，皇上赐给他玺书、金帛，优厚赏赐。平定蜀地的功劳，我因为在乡里获罪，曾多次听闻此事，所以知道马公前后的详细情况如下。国家太平日久，豪强百姓和贪婪官吏得志，肆意妄为，使穷人遭受荼毒困苦；奸猾之徒常常起兵制造混乱，贼人又窥见军队戒备松弛、玩忽职守，且每每要求招抚，缙绅大夫不察其真伪，往往也相信他们，所以贼人更加无所顾忌。观察汉中和临江市两件事，不是马公怎么能够做到呢？林公看清事情而信任马公，彭公采纳策略而决断时机，不是明智之人不能做到；这些都是计策奏书中所包含的内容，难道这些谋略是从前早已储备、预先确定的吗？不久，内江人骆松祥作乱，部众达到数万人，有关官员商议发兵讨伐。马公说：‘贼人最初只有一百人，其余都是被胁迫随从的良民，不可以全部杀掉。’于是整顿军队驻守边境，上报檄文晓谕他们，众人果然散去。遂宁的奸民挟持三里的百姓，逃避劳役已经四年了，仍在山中弄兵，胁迫有关官员。马公命人捆绑十几个首领，其余百姓像以前一样服役。那些见识浅薄的人对此应当怎样看呢？茂州羌人倾尽全众包围城池，城中水源用尽，包围十分紧急；马公派人向羌人说明朝廷的威势和恩德，并让人入城传授凿井的方法，以等待解除包围，茂州人因此称那口井为‘马公井’。如果换作别人遇到这种情形，早就驰马报请调军了。至于用兵之事，是圣人所慎重对待的，所以相关学问很少流传。马公从读书人起家，却有久经战阵的老将也难以做到的本领，这不是可以用一般的风声气习来概括评论的。《易经》说：‘长子统率军队，是因为他行事合乎中道。’说的不就是马公吗？我听说渠县有凶恶之人，曾经杀害当地居民，合家都死在那里；过了好几年，有关官员置之不问，不敢追究。马公到任后，把他们全部捆绑起来治罪。他正匆忙整顿校阅军队、行军布阵，又明确法令、彰明禁令，使教化之道清楚显著。不是坚定确实的长者不能做到。陕西按察使邵君文实，拿四川诸位君子的书信给我，说我从前任史官时同马公有管仲、鲍叔牙那样的交谊，应当作几句话，引出《百代奇勋》诗册的开头，所以我根据这些事实，私下议论一番。《送王克承序》

译王先生任关中方伯已经三年了。使者、师生因为王先生多次不被众人议论所理解，认为承接上级政令、宣扬教化的官员，应当没有人能比得上王先生，于是更加尊敬礼待王先生。凡是在关中任职的人以及关中士大夫，起初都不了解他的用意所在，只认为使者贤明，能够独自识别王先生。自明朝兴起以来，我在关中只见过两位承接政令、宣扬教化的官员：高密李承裕和王先生罢了。然而他们都正直而不屈挠，清廉而不污浊，独自守持操行而不受世俗影响，安然自得而不愧对内心；那些人又哪里足以知道谁能使他们内心欢喜、配得上他们的赞誉、经得起他们的毁谤呢？等到他们向王先生有所请求而没有得到满足，便又寻找能够让自己甘心的理由，于是又说王先生不可取。凡是在关中任职的人和关中士大夫，都认为使者不才，说：‘这个人只是用市井之心窥测长者的气度，最终只会暴露自己奸谀、诡诈、阴险的行迹罢了，这对事情有什么益处，又能损害王先生什么呢！’于是王先生奋然说道：‘我知道自己谨慎恭敬地办理职事，私心顾虑没有一点差错。人生年华如同风吹飞箭般奔驰，我怎么可以因为自己的清白而改变污秽，因为处境安定而改变对危险的防备呢？’ 于是王先生竭力陈述自己的志向而归去，皇上和大臣都无法挽留他。王先生于是放声高歌登车，向宾客作大礼告别，又欣然说道：‘种田就种田，钓鱼就钓鱼，我只不过得以返回原来的生活罢了；我又怎么知道所谓毁誉荣辱是什么东西呢？’凡是在关中任职的人和关中士大夫都说：‘像王先生这样，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仁人长者；增加他也不能使他更崇高，降低他也不能使他更卑下。他哪里会把这些当作有无得失呢！’于是人们称颂谈论王先生，长久不止；平民百姓和孩子们赤着脚追赶，前前后后哭喊相送的人，多得无法用万来计算。浒西子听说后感叹道：‘王先生用来要求自己的，就是这样清白洁净。豪杰之士不会因为困居山野、面临死亡，就向平庸之人稍稍屈服，何况王先生这样的人呢！这就是王先生之所以成为王先生的地方。’于是我依次叙述这些事情，赠给王先生。《浚川文集序》浚川子巡按关中时，把所作《浚川稿》九卷给我看。我得到后读了其中的作品：赋四首，乐府二十四首，五言古诗二十六首，七言古诗十首，五言律诗三十六首，七言律诗四十九首，五言绝句二十二首，六言绝句二首，七言绝句十一首，杂文三首，奏议五首。我叹息说：浚川子的文章竟然如此盛大吗？言语，是内心的声音；文章，是言语的文采。士人从开始学习直到年老，没有不是专心追求道的；道不能没有彰显，没有不是把文章作为事业的。君子把自己的心志传播给天下后世，靠的就是文章罢了。天下后世的人读他的书，就可以考察他的德行；考察他的德行，就可以认识这个人。这就是文章之所以成为文章的原因：凭借学问而不是夸耀，凭借实际能够达到的境界而不是仅仅听说的内容。因此周公、孔子、孟子的文章，当时的人诵读，后世的人仰望，其体制就是这样。因为它可以守持而美善，可以长久而不敝，所以称为经。经，就是常道，是穷尽人伦常理的东西。因此浊世不能侵蚀它，盛世也不能增加它；巧诈之人不能粉饰它，聪明之人不能改变它。从前浚川子同我在翰林交游，穷究古代圣人的事迹，贬斥诸子百家的谬误。当时同游的人没有不认为君有才能的。然而他探究道理的极致、穷尽变化，发掘精微；学问广博却能简约，文辞华丽却能合乎法则。像浚川子这样的人，大概是当今独步的，执笔作文的人没有谁能同他并列。文章有三等：圣人所不能改变、而学者还没有完全熟悉的，是最高一等；上等文章，惠及谋略、开启功业，如同唐尧、虞舜君臣咨询应答的美善；中等文章，弘扬道义、推广训诫，如同孔子、孟子删定、编次文章的精微；下等文章，叙述道理、通达变化，如同《雅》《颂》诗篇托事讽谏的精妙。三者不能兼备，即使是文章又有什么可观之处呢？原因在于滋养它的根本深厚而不混杂，纯正而不驳杂罢了。浚川子的涵养，可以无愧于这三点，那么他的文章所达到的境界，在这三者方面又有什么不足呢？我为如今作文的人感到悲哀，他们特别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读他的文章后附带写下这些话。这些话可以用来告诉后来的学者。正德壬申年冬十月十二日作序。《送桑华州序》

译桑使君治理华州到第二年，正逢考核述职的期限。冬十一月吉日，使君将要启程北上朝见天子，说明自己的政绩，陈述百姓的疾苦。山东大参东谷张君刚刚罢省，居住在华州，因为使君优礼士大夫、爱护百姓、谨慎施政，有古代循良官吏所不能及之处，而且又重视同使君分别，于是请我写话赠给使君。我和东谷往来游历华州，承蒙使君礼遇，至今也将近两年了。我从所见所闻中得到的感受，确实已经不能尽述。正想撰写文章赞美使君，使天下治理郡邑的人都充分知道他的贤能，东谷却把这件事托付给我。祖宗认为天下不可以由一个人治理，于是广泛设置官府，区别枢要辖制，严格规定郡邑制度，首先确立守令的法则。一百五十年来，教化推行，风俗美善，百姓富足，修明礼义，笃厚仁爱，可以与三代的盛治相比。然而政事的宽严交替有其规律，否泰的运数也交替运行，所以长治久安之后，有时弊病滋生，巧诈兴作，奢侈穷极，宏大的教化忽然违失。因此一定要有所振作兴起，使懒惰者振奋，洗涤污秽，拓宽狭隘，抑制浮文，使一切归于义理，使旧有的事物恢复【缺字】引，这样就够了。天下治理郡邑的人，如果不能像从前那样做，于是便有困苦的百姓和浇薄回旋的风俗。皇上虽然极力谋求治理，功效却日益遥远，成效更加难以取得，这难道可以说是法制疏略、规模宏大吗？《中庸》说：“文王、武王的政教，都记载在典册上；有那样的人在，政教就能兴举，也不过是求得那样的人罢了。”关中的郡县在天下首屈一指，百姓的瘦弱困损，天下也没有可以相比的地方。华州又处在东方交通要冲，使者车马接连不断，百姓爬行着运送物资，迎送等候就像经历纺织机的经轴一样。再加上冗杂的征税和摊派，早晚交替不止，百姓疲惫而生病，官吏昏聩而不知道其中名目。即使有贤能之士，也无法彰显并施展他们豪杰的事业，扩大并发挥他们宏大的才用，何况庸碌之流和中等才干的人呢？桑使君到任以来，约束官吏有法度，役使百姓合乎常典，办理事务有章法，繁简劳逸各有等级。因此官吏畏惧而百姓喜悦，人际亲和而政令通行，力量不必长期劳苦，财物不必经常征发。使者没有受到苛扰，居住的百姓也不动摇。经过他的辖境，便能知道他的功绩；看见当地风俗，便能了解他的政事。啊！假使天下守郡的官员都像桑使君这样，就可以符合天子的德意了。请把这些话作为赠给桑使君的文章，怎么样？东谷君说：“这正是桑使君独有的成就，足以用来赠给我们的桑使君了。”正德十四年冬十月望日作序。【卷之十三】序四 【序四】《送中丞安崖公往治淮浙盐法序》《韩汝庆集序》《海樵子序》《休庵诗集序》《送樊子谕序》《陕西壬午乡举同年会录序》《何仲默集序》《贺太子少保礼部尚书李公七十序》《书幸庵赠卷后序》《沜东灵药记序》《赠渔石子序》《赠雨山子序》《刻台史集序》《送文谷先生序》《王舜夫集序》《送太守凫溪公入觐序》《奉寿南庄先生八十序》《秦安县志序》《樊子少南诗集序》《对山集卷之十三　　序》《送中丞安崖公往治淮浙盐法序》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安崖黄公巡抚陕西，已经三年了。百姓安定，盗贼平息，刑罚清明，政事兴举，官吏和百姓既敬畏又爱戴，豪强也收敛屏息。朝廷认为这很难做到，士大夫正盼望安崖公长久留在关中，以庇护百姓。我只是看到东南盐法大坏，国家财政不能流通，公私都告匮乏。圣明的天子对此忧虑，于是命令吏部推举一向有才干和力量的大臣前去治理盐法，众人一致把安崖公的名字上报。诏令说：“就是他。”命令送到，临行之际，陕西布政司参议郄文范君因为过去任晋省参议时，曾深受安崖公知遇，便写信给我说：“安崖公仰承圣明诏命，逐渐得到任用，这正是古人所说明君与贤臣相遇的时机。我不肖而欣喜仰慕，爱戴欢悦之情无法自持，只希望您能说几句话来壮行。这位公勤勤恳恳赡养百姓的事业，将由此使天下贤人君子人人都乐于称道了。”我认为，所有政事没有比废弛已极的事务更难治理的；各镇没有比关中更重要的。安定百姓、辑和民众、补救偏失、挽救弊病，如果没有老成而通达事理的人才，必定不能成功。因此天子不因关中是重要的锁钥之地而吝惜借用安崖公前往治理，大概是在考察安崖公深微隐约的品德，仿佛说：“有清苦自守的操介，那么什么事不能做；有能屈伸应变的才干，那么什么弊病不能挽救。”啊，这道理多么明白！盐法的弊病虽然已经有几十年了，但法令制度都还具备，豪右的干扰、请托的蛀蚀，不过十分之一罢了，并没有完全败坏。新年里，士大夫奉命任事的人超过定额，掠夺百姓而增加赋税，竞相博取声誉，于是终于大坏，商人逃窜躲避，边疆军饷很少得到支援。这正是我曾拍着大腿叹息的事。公将要出发了，我因此对公寄予很深的希望。圣明天子的光明已经照察到这里，这是筹划长远治理的谋略。公竭尽心力报答皇上的一切作为，这件事或许就是其中之一。公应当思考并谨慎行事啊！嘉靖十五年丙申秋九月朔日作序。《韩汝庆集序》生命，是天地最大的恩德。然而能够使万物生存，有时又不能使它们达到成就。《中庸》说：“天地是如此广大，人仍然有遗憾。”难道圣人与天地本来就也有不能完全做到的事吗？我因为韩汝庆先生去世，于是为天地的恩德有所不能完全施行而悲伤。难道生存是理，而不能尽其生是命数吗？汝庆名邦靖，是朝邑人。他和兄长汝节一同考中正德戊辰进士。我与鄠杜王敬夫结交，私下认为，文武事业和安民济世的才器，真正就是这样的人。十多年后，汝庆以西参议的身份死于家中。我急忙前往哭吊，撰写诔文抒发哀痛。我说，上天保佑人才，国家正要依靠他的才干，为什么又夺走他呢？天地间的精气聚集到他身上，有时不能长久留存；好不容易聚集，又被夺去。天道究竟为何如此！听说汝节汇集了他的诗文若干卷，收藏在家中的书箱里。我痛惜汝庆的光芒已经充分显露，却不能长久；事业将要完成，却忽然中止。幸好还有这些作品，可以在后世显现他的才华。读他的诗，便思念他这个人，也能看到他的志向。唉！汝庆可以说没有死去。古今诗人，我不知道有多少。曹植以后，只有杜甫、李白这三个人，他们经世济民的谋略积蓄在胸中，充沛洋溢，却郁结而不能施展。所以在写作辞章方面，只要受到触发就能应声而发，声色气味越是运用，越显得奇特。法度【缺字】然而志意并没有受到损伤，这与那些模仿剽窃、远离事实的人完全不同。我担心读这部集子的人，只喜爱他的文辞而不能理解他的志向，徒然把汝庆看作区区辞章末流之人。因此写下这篇序放在各篇之前，托临潼赵伯一氏刊刻流传。嘉靖丁酉春三月七日丙戌作序。《海樵子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