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敏公遗集卷五

译《心史》序 《吴中水利全书》序 《农政全书》序 《金刚经疏芥》序 《上鲁监国古中兴任贤从谏录序》《张爱泉七秩序》《陈肖峯八秩序》○《心史》序 史，是有文辞的记载，用来扶持纲常、辨明正统、辅助讨伐的穷困之处；心，是精神和精诚，用来树立天理、确立人的准则、代天命讨伐的大道理。《春秋》一书，是史书之外传述圣人之心的要旨，它的意义在于尊崇君王、贬黜僭越者、诛讨叛乱之贼，并大力报复仇敌。所以说：“后裔不可谋害夏，夷狄不可扰乱华夏”，这是万世都应戒惧的防线。五胡、北魏接连骚乱，但中原的正朔仍有所属。自从蒙古取得统治，便都沦为左衽之俗。每当读《元史》，我都遗憾没有人秉持《春秋》的法则贬斥蒙古。想不到宋朝遗民郑所南的《心史》，早已先得到我的心意。吴门张氏□氏拿来给我看，叙述其中的事情十分奇异。我读了以后，看见其中关于正统的论述，始终严格辨明名分，守护夷夏之防，不禁多次站起来说：“这难道不是先圣作史的法则吗？”他的序跋、传记以及诗赋，无不恳切地恢复正统，依恋故君；热血时时抛洒，忠肝仿佛将要碎裂，没有一处不足以使鬼神哭泣、天地震动。他的著作终于至元二十年，但每篇仍冠以德祐年号；即使没有少康，也仍奉戴夏朝不改；即使枝微势弱如昭烈帝，思念汉室却更加坚定。他起草檄文、建立盟约，完全贬斥胡元的统治，似乎符瑞与预言相互印证，发誓要重新开启大明的天空。这种精诚大致像愚公的锐志，确实能够感格上天，获得果报。我朝开启国运，正好直接承接宋朝的正统。综合而论，《春秋》是衰周时代的心史，所以通过笔削裁定，万年的伦理纲纪不会混乱；《心史》是故宋的《春秋》，所以褒贬严明，九世的仇恨终于得以报偿。它确实足以为百姓建立立身之心，难道只是成全自身的忠孝而已吗？我平日常常凭吊文信国；他的精忠大节，千古无二，可是前代史书的记载中，间或有舒缓拖沓、未能摆脱弱宋气息的地方，我私下对此很惊异。如今看到这部书，才知道是忌讳它的人加以涂饰造成的。假使当时有人执笔记载，事情就会显明，虽死九次也没有遗憾。然而恐怕触犯忌讳，结果这部史书和作者本人一同毁灭，只会白白断绝真实传信。因此他宁愿妥善收藏，等待后世。三百五十多年不被水浸、不曾消灭，确实是信国公等英魂在护佑它。执笔的君子，应当赶快取来，用以补足前史中孤忠的真实记录，关键正在这里。唉！那些误国投敌、以此求取富贵的人，早已尘消灰灭，遗留下的污秽却无法洗清；而董狐式的史笔刚刚出现，井底的麒麟也在世间放出光彩。郑公讨伐贼人的志愿当时未能伸张，却在千年之后得到伸张。我查阅地方郡志，知道郑公是福建人，却披裘行走在吴地；料想这里一定还有忠义之士，曾彼此悲歌慷慨、在泽畔吟咏，却湮没无闻、不见记载，实在可惜！如今海内文章和节义，没有比吴门更突出的；这部史书一出，竟像历历可数、伸手可触的星斗那样，成为昭示后世的文章，恐怕后人还会记述它。应当把它藏在名山，传给真正值得传授的人。我尤其惊异于九渊能够收藏它，又赞美诸位君子确实都是值得托付的人。于是付梓刊刻，并写序置于卷首。○《吴中水利全书》序

译我曾翻阅历代史书，考察农田和贡税，发现自唐宋以来，赋税就偏重吴中。我朝沿用元代的户籍税额而稍加增加，数额将近翻了几番。到宣德年间，周文襄周忱任巡抚，称说土地均平则情况确实如此。姑苏、云间两郡，每年的赋税几乎占天下一半，毗陵次之，润州又次之。我私下认为，土地肥沃，顷亩可以收获一钟粮食，家家露天堆积，户户都有粮仓。等到我登上仕籍，赶赴王事，沿松陵北上京江，踏看各处原野高地低地，极目所见一片汪洋；太湖汇聚其中，跨越三州，容纳百川。低洼的田地，农民却诉说贫困。偶逢丰年，每亩收入一儋一石，还要有一半交给官府；歉收时便仰着屋梁空坐，枯槁度日。自万历成申以后，十年中常有八年遭灾，愚昧的百姓已经耗尽膏血。我起初听说这些还不相信，近来奉诏书来到此地任职，才看见乡里富户凋残，劳苦的歌声也已经断绝。追征欠税的案件在有司那里堆积如山，官员停发俸禄、削降品级，尚且来不及补救过失。即使数百万漕运粮饷，也要靠对百姓严加催逼才能取得。我为此心痛，急忙接见乡里的士绅，召集乡中三老到庭，询问过去为什么富足丰厚，如今为什么困顿窘迫：难道守令不贤良吗？催收赋税时没有抚恤安抚吗？还是你们家族奢靡，用度没有节制呢？众人都说不是这样。只是吴地处在水乡，百姓以田地为命，田地又以水利为命；水利不便就会造成灾害，如同堵塞咽喉、阻塞肠胃，堵住水流归宿。连续十多天的淫雨，使震泽波涛上涨，水势漫延，低湿之地遍布，三农束手无策；起初还把瓶罍里的水倒尽来栽种禾苗，随后又耗尽筋骨力量完成耕耘；到了秋收，即使有如玉的米粒，也只能空着肚子仰望上天，转眼又要催征赋税，只能忍受剥肤之痛、急得以头抢地。长久以来承蒙圣明关怀东南水利，只是恩泽壅塞在下层，眼看吴地百姓走向死亡；我们这些小民头顶皇恩，即使忍受饥寒，也不敢铤而走险。我更加惭愧，正值奔走军务之际，得到一点空闲，便挑灯翻阅旧文书，考察上下千百代的典章事实，汇辑成《水利全书》，将要交付刊刻。于是整理衣冠起身说：昔日大禹平治洪水，疏通九条河川，修筑九处陂泽；从荥阳向下引水，于是宋、郑、陈、蔡、曹、卫以及汝水、泗水在楚地会合，西面通往汉川、云梦，东面通往鸿沟、江淮，齐地疏导淄水、济水；蜀地开凿一条河流通向吴地，于是贯通三江五湖，既可行船，又可灌田，百姓享受它的利益，水利学说也由此兴起。司马迁著论讲河渠，班固推广沟洫，水利之书于是形成。郑国开始开渠，秦国因此富足；宣房堤没有堵塞时，汉朝就不能支撑。这就是水利利害的大概。吴地有太湖水流涌动，开通沟渠可以吞纳江水，接纳汉水，流出大荒，通向东海，水面浸润之广没有比它更大的。试看土壤映照原野，田间小路环绕城郭，水来时仿佛承接在盘中，水势到来又如从高处倾倒而下。”曲阿的水道开凿于东晋，苎溪疏浚于元嘉年间；大业年间开始兴工，贞元年间继承其事。经历唐朝更替，到钱氏统治时广泛设置疏浚清理的工程。自宋至元，伪吴更加勤于挖土修渠。南渡偏安时，常平仓仍然充满；割据草窃的势力虽然只有一雄，但坚壁中的粮饷也很充足。国家富强无敌，粮食丰足多年。把盈余节省下来修缮城墙、桥梁、学校和官署，这些都是往事的明确证明。到了我朝熙朝，永乐初年，特命夏忠靖夏原吉治理水利；宣德年间，周文襄继承办理。粮食充足，各属县建立济农仓，减少赋税、在耕作时发放救助。列位圣帝以来，水利屡次修治。神宗朝中期，上等庄稼连续丰收，一斗米只值一铢。如今的价格何止增加三倍？议论的人都把责任归咎于水政废弛。幸赖皇上圣明，曾召见臣下在平台问答，直到上奏章后降下旨意，殷切垂问东南水利。一再说：“不要扰民。”皇上这种如同伤在自身的体恤实在伟大，只担心本想养民，反而劳扰了百姓。因此我所辑录的这部书，首先恭敬奉列皇上的谕言，其次附录臣僚前后所上的条陈奏议，以及官府相互考核的移文。凡是可以考察水利利弊的材料，无论正史、野抄、碑刻、札记，还是士绅的辨析议论、百姓的歌谣，都搜罗得十分完备。上溯古代，下及今日，时代与事情的异同，意旨与见解的离合，都一一加以考察。有的花费很少就能完成，有的耗费金钱却没有实际效果，也都可以借此观察、摹拟、鉴戒其成败。至于水性的顺逆，也就是所谓因势利导的道理，我便追溯源流、分条疏解，并绘图使其纵横曲直都清晰如实。在巡察汛地、检阅军队、操练水军、乘坐战船的时候，我亲自指示勘察、按验地形区域，并附录复核说明。因而想到肃皇帝癸卯年，先臣吕光洵以御史巡按吴中，奋力编作水利图考，辛苦经营超过一年，却因为任期届满而未能完成。后来苏州太守王道行续成此书，文字已经流传而图却有错乱，吕光洵对此很遗憾。我身居镇抚之职，突然得以完成这项工作，来弥补长期空缺，是多么幸运啊！虽然如此，众议纷纷，朝廷营建宫室，又因为时运困窘、收入不足，物力不能充分供应，我难道没有反复审慎考虑吗？只是亲眼看见这些百姓，如果再次遭受灾害，不论六军的军粮，还是内府的供给运输，势必都无法办理，只能仰求皇上的仁慈，商议减免赋税、发放赈济，所费将不可计量。这样看来，水利工程的成败得失，彼此相差实在悬殊。况且我朝二百七十年间，多次奉敕命派官员办理疏浚，这部编书列举了已经办理的成案，便于设法施行，旧有遗迹也可以仿照遵循。那些习惯于苟且应付眼前的人，一定会说先开支河、暂时修筑田埂；这种引流挡水的办法，应当与大规模疏浚开凿同时进行，这是古人所说的：“开江、治浦、园田三者，缺一不可。”如果急于治理支流而忘了根本，只能抵御小水灾，哪里能够排走洪水？即使河岸高得像城墙，怎么能抵挡突然高涨到寻丈的水势？况且土质一向容易崩塌，堤防高不过几尺，空谈之人所说的仿佛传闻，并不是我敢于承认的。乡绅蔡藩参懋德，过去曾伏在宫阙之前上言水利，深切用心考察，实在与我共同编次此书。至于参照考核、督促出力，则交给嘉定县令万任办理；苏州庠生王焕如为此作序。崇祯九年腊月，在苏州官署待旦堂题写。○《农政全书》序

译班固《艺文志》把《农书》列为诸家之一，后世沿袭了这一做法。隋唐时期收录的农书只有十九家。宋代《中兴书》扩展到六十四家。郑渔仲博览精通典籍，他搜集到的也只有十二部四十七卷。其中最著名的，如汉代议郎泛胜之的《书》三卷，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十卷。又有李淳风续写贾氏《齐民要术》的若干卷。李氏的书当时已经失传，贾氏的书流传到宋代便成为秘本，非劝农使者不能获赐。民间传抄多有错误，不过是伪本罢了。而贾元道《农经》、王珉《要术》以及何亮《本书》流传最广。下至《禾谱》《耕织图》，以及花、木、竹、药等各种谱录，各自经好事者之手，开辟新的领域、标举奇异，合起来都属于农家之言。如今有人从事末业奇巧之事，一天制作，却要五天食用。农夫终年劳作，却不足以养活自己。这样看来，百姓舍弃根本的农业而从事末业，田地荒芜、国家贫困的祸患，究竟由谁来承担呢？所以说，凡是从事农业的人，往往每月不足而一年有余。古语也说：“农民的气象，明亮时如同登上高天，幽暗时如同进入深渊，泥泞时如同身在大海，困顿时如同只剩下自己。” 因此，这种民气不能只靠方术来制止，却可以用德政使它安定；不能只靠呼喊来召集，却可以用声誉和善政来迎接。如果不提出八政、四术的要旨，用安抚聚集和招徕百姓的办法来治理，那么百姓常常挨饿，民情常常窘迫，又怎么能够只用仁义去教导、用刑罚威慑呢？况且人们之所以厌恶雀鼠，是因为它们有抢夺偷窃的行为；雀鼠之所以疑惧人，是因为它们以为人怀有盗贼之心。上位者用食物来侮辱下位者，下位者又因食物欺骗上位者；上位者不得不厌恶下位者，下位者不得不欺骗上位者，各自都有切身的苦处。那么为什么不把他们平日所苦恼的事情提出出来，预先加以训诫，又替他们谋划、制定策略呢？所以《无逸》开篇就陈述劳苦艰难，《王制》把储蓄粮食作为最急迫的先务。《思文》说养育百姓，上位者便可与昊天相配；划分土地、利用天时，便能厚重地确立人的纲常。下至霸国的辅佐者和推行尽力耕作教令的人，无不辨察黑土、坚土、沙土、坷垃等地形，查究蛴螬、蛆虫、稂草和穗实等农事。因此说：“才智如禹、汤，不如经常耕作；圣明如宣尼，不如从事农圃。”这是因为各有所用。国家开始经营治理时，首先应当重视民生，把农桑之事责成各郡县，把屯田耕种责成卫所，合并文官、武官、百姓和士兵的力量，总的都纳入滋养源头、巩固根本的范围之内，这正是王业逐渐昌盛的由来。高皇帝有志于恢复古代井田制，对于考验丁口、限定田亩，斟酌古制而参照今情，既严禁田地荒废，又深恶侵占田地；对于各郡国的水利，还设置了专门官员。他确实看到了：池塘、陂坝、蓄水堰没有蓄水之利，沟渠、田界和水道就没有可以划定的防护；水利不能兴办，却想掌握农政的要领，这是一定办不到的。江南自古以来被称为乐土，不只是因为江河湖泽广阔、能够阻隔战马，即使有鲸鲵、封豕那样的凶恶敌人，也没有地方任其驰骋。至于适宜生产的物产和税赋的来源，没有一块土地不耕种，也没有一个农民不缴纳贡赋。假如能够施行惠政、安抚百姓，使有利于民生的措施广泛兴起，还可以让他们疲惫的脚步稍稍停歇，再让他们承担重担。如今却像一个病弱的人，每天行走百里，巾箱和囊箧都背在身上，面对深渊喘息流汗，却还不停地鞭打呵斥，不让他稍作停息，唉，也太危险了。我先前刊刻有《水利全书》，那是所谓病情紧急便先治标、根据病症开药；现在又得到徐少保的《农政全帙》，这就是所谓病情缓和便治理根本、悬拟药方以救治疾病。云间陈卧子，以经纶天下的大手笔辅翼经学，博采群籍，尤其留心于经世济民的书。这部书经过他的阐发润色，提纲挈领、探取精要，关于农政的论述纤细周详，无不具备。我的同年方君镇守松江，扶助衰弱、振兴弊政，按照有效的方剂治理，想把它公之于同道，于是谋划请我刊刻。 我读后欣然欢喜，冒昧写下几句话作为序，交给刻工。现成的典范就在这里，也只希望渔阳、蒲亭那样爱民的长官，能够切实把它施行起来罢了，难道只是列在书签上、插在书轴中，夸耀它是百家著作之一而已吗？崇祯十二年仲秋题于苏州官署待旦堂。《金刚经疏芥序》

译我自从离开科举学业后，做官二十多年，起初困顿于文书事务之中，焚烧谏诤草稿，最后三次疲于传递军书，半生漂泊流离。林任先太史，是我的鲍子；他每次寄寓书信，都以性命之理相互勉励，只是事务繁忙，没有闲暇。遗憾古人关于世事牵动心神、人的天分有限的说法，自己白白感到惭愧。未秋时我遭遇疾病，回头看这二十多年全都像梦一样，一切嗔怒怨恨都抛弃了，只遗憾没有早些接受朋友的教诲，所以才走到今天。这真是上天借给我回头反省的时机。读《易》之余，偶尔读佛典，常常感叹自己如同面对大海而不知边际。到维扬会见德宗上人，他教给我七日打坐的方法，并且约定以后相见的日期。我依照他的话实行，逆着河流而行，巨浪高接云天，竟然毫无察觉。七日打坐期满后，我展开阅读《金刚经》，粗略产生了一些见解，对广泛向人讲说佛法的意义很有感触，便想作批注；不读前人的集注，只在经文本身上探究。身在囚车中不能办理笔墨，偶有所领悟，便记在心里。入狱后才完成这部书。不久便得到释用之的邀请，特意命我拿着疏解去请教任先。任先说：“注释《金刚经》竟有这样的报偿吗！”立即答应刊刻流行，只因当时王事紧迫，未能实现。返回维扬会见德宗，恰好符合先前约定的日期，他拍掌大笑，读我的《金刚注疏》说：“七日打坐的功效竟然如此吗？可以广泛向人宣说了。” 乙酉年，在扶侍之余，我才从箱笼中取出此稿交给刻工，并自题说：“为什么题作《芥芥》？这部经讲说佛法时用筏子作比喻，我惭愧自己见识如管中窥天，便取芥子作船的比喻，用来说明它是不可乘坐的。筏子尚且应当舍弃，那么这不可乘坐的芥子船，为什么不舍弃呢？”又说：“我是在诠释经文义理吗？不过是想淘汰心性中的无明，借此作为捕鱼的筌、登山的蹄罢了。谈论心性，没有比孔孟更精微的；然而达到至理之后，推求起来没有不相同的，斫轮也关涉精妙的道理，何况十二部佛法的法印呢？这部书不必合并前人的集注，也不必与经文合刊，只求能够使守持孔孟之道的人通达而已。当我凝神静思、心门稍微开启时，失意困顿的情怀不知从何处消散，那么对于在患难中行走也会有所帮助；甚至可以把这部书所诠释的内容，当作在患难中立身行事的心法。”客人说：“如果确实这样看，就可以不舍弃它。不过，您大概是有一颗芥子般的心吧？”我说：“修养心性，难道贵在说大话吗？关于精微危险的心法，千圣之祖《易经》说：‘整天勤勉不懈，到了晚上仍然警惕。’《诗经》说：‘不要在声音和脸色上表现得盛大张扬。’六经都表达了同样的意义。瞿昙氏演说大乘佛法，教人发起广大心愿，本来可以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宗旨相通。但末世之人只是一味追逐玄妙，却没有证得真实；高明者放任自流、浩荡自恣，浅陋者猎取事迹而转生妄念，种种心思都局促如蜗牛角间，又像在南柯梦中争战，把小的误认作大的，也实在可悲。” 人的身体和自我本来都是空的，有时彼此相对而心意欢悦，有时并无冲突却在自己心中产生抵触，这些都不是算术能够推知的；即使是施加于我的人，也不知道它从何而来。这不是人为的，而是天意。眼前一切人，都是奉天意来对我或顺或逆；而我所遇到的人，也都是我奉天意来使他们获利受济的人，应当像对待同一身体那样爱护敬重他们，哪里敢存有一丝一毫的骄慢呢？这部经向人显示获得福报的方法，首先是持戒。所谓戒，就是小心谨慎。经中说持戒能够生起信心，正是因为把这种谨慎作为真实功夫。迦文佛讲同体之感，真是苦口婆心、用心深切了。小心谨慎可以种植善行，可以忏悔罪过，可以处顺境，可以习惯险境，可以侍奉君主，可以信任朋友，可以守护先王之道，也可以证得无生。以“芥”作比喻的意义真是重大啊！我正惭愧自己还没有芥子般谦谨的心。但如果有人因为我谈论芥子，便把我看作“芥人”，那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乙酉年清和月题于白云洞遂初斋。《上鲁监国〈古中兴任贤从谏录〉序》

译臣国维曾经读书，首先看到虞廷的话说：“任用贤人不要三心二意。还要说：你不要当面顺从，退下后却另有议论。”商、周之际，只有保衡说过：“任官只任用贤能的人，左右近臣只用正直的人。”只有周公旦说过：“古代的人，还能彼此训诫告诫，彼此保护安惠，彼此教导教诲。”臣反复思考这些话，私下伏地叹息，认为其中的道理真是美好啊！二帝三王的盛治，大概就在这里吧？当君主统治万里疆域，居高而不必下堂，集中听觉、明察视力，以总览各种政务时，没有不锐意清除奸邪、侧身远离谄佞的；然而心力劳损、明察疲惫，越是摇动，政局越加衰败，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明辨是非很难，而舍弃自己的主见、听从他人的道路又有所缺失，所以受到蒙蔽。自古圣人知道这一点，因此八元被举用，穷奇、浑敦一类的人便被废弃；一位贤相被任用，迎合贤者、依附权势的徒众便熄灭；直到有直言进谏便立即采纳，以丹书刻铭，无不认为大纲一旦端正，其余事务便可以不费力而树立，何况中叶国运衰替、天纲已经崩坏，一个姓氏重新兴起，如果不是依靠有名望有德行的人，考击钟鼓、振动木铎来进取天下人的言论，又怎么能凭一个人的防备思虑胜过亿万变化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兴之朝与开国之后，武力相同而形势却有三种困难：创业者结缨束发、身着戎装，与群雄争夺长短，艰难困苦已经历尽；至于帝室的后裔还没有在外面经历劳苦，想要开明振作就困难；创业者驾驭豪杰，能够与平民握手而有亲近之欢，情谊本来宽放，如果大臣制定册命，而前朝功臣旧族在外的势力超过朝廷内部，想要使他们服从就困难；创业者得到天命人心，趁着锐气而任用，可以一战称帝；如果经历多年再回来，人材和物力都已经衰败朽坏，想要筹划来振作疲钝、集中精锐整饬军政，就困难。因此，匡正恢复的时机多要借助臣下的功劳；出谋划策、动员众人，事情虽然比不上神武之君，但如果确实能掌握驾驭的道理，选择贤能之人并把事情托付给他，那么他就能吸纳四方意见，行动常常满足人心，侥幸投机者面色沮丧，谄媚进谗者无路可走，天下人将奔走不息地归附我而谋求财富，哪里还需要费力诛除呢？臣正是用这两点来考察前代的事迹，几乎百无一失。何况主上开国承家，正当更张旧制的开始，应该扫除前代的痕迹，承流唐虞；三代以下本来不应再加以称道，臣却比较其道义、赞扬其功业，因时势而把它们附会配列到夏、商以来，采录六朝；六朝之中列举八位帝王，认为中兴成败的规律，就在这里。其间天下已经丧失而又重新得到的有两人：汉世祖、唐肃宗；丧失后只恢复一半的有两人：晋元帝、宋高宗；君主虽徒有虚名、统治断绝而天下仍安然无事的有三人：周宣王、汉文帝、汉宣帝；天下本来无事，而当时却被认为实现复兴的有一人：殷高宗。臣得以考论并编次这些时期，殷宗近似武王、汤王那样圣明，后来又像孝文帝重用西伯；光武帝近似盘庚，大概是接近圣人的人吧？周宣王能够驾驭将领、任用官吏，真是大贤吗？他们大体相当。晋元帝像老师在霸陵，却没有才干；唐肃宗接近杜陵，却没有学问。宋高宗与唐肃宗相比，难道不是后者更困难吗？参照这些法式和鉴戒，便可以简要区别为一句话：任用贤人、听从谏言，是贯穿其中的纲要。有人责问我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北方敌人南下，夹水驻军，您竟然还披甲著书来告诫明主，难道不是过分了吗？”臣私下在这件事上有所取法。我曾考察宋臣真德秀进献《大学衍义》，借机对皇上说：“上天厌弃夷狄的德行已经很久了，陛下如果能够敬慎修德来迎接天命，中原终究会成为我国所有。”臣考察这部书进献之时，是宋代宝历六月；当时元兵南下，朝野惊惧不安，真德秀在甘泉烽火之秋陈述正心诚意之道。【下文佚失】《张爱泉七秩序》如今说到一方地域的灵气、山岳河流的精气，倏然降临于某个人身上：品德厚重，是因为他的寿命长久吗？容貌美好，是因为他的际遇优越吗？品性善良，是因为他的德行高尚吗？如果一概没有表彰树立，只把自己的身体当作木桩，便不过是被树枝缠绕的木头。头发花白、牙齿脱落，却因为无才而保全性命，说这是上天所遗弃的百姓。至于喜好修身、磨砺善行，清白自守，也已经享有福禄而难以衰老；但如果穿着短衣、背柴负薪，名声不能通达显贵，这也还是造物主没有完全成就他。近来我观察宗族中爱翁先生，越看越觉得艳羡。老人年轻时淳厚谨慎，通晓世故，知道做博士弟子的学业不是自己的事情。他督促奴仆，努力耕作田亩，不游走于权贵门下，不奔走于少年嬉游场所，凡是蹴鞠、轻薄游荡之类的行为，坚决不为其所动。步履稳重徐行，一切遵守礼法。对兄弟亲戚和乡邻，和蔼融洽，如春风一般，庄重而没有争竞之性。他喜爱俭朴，即使多次迁居，也总是简朴节省，没有一点奢侈浪费，唯独喜欢宾客。客人到来，便下棋论诗，剪取溪涧水洲边的草木，以青州从事佐酒。听到海鸥上下飞翔，便谈论山中的荔枝有多少、桂树松树的树荫怎样，挺立的树木是否有百亩之多。修养德行而息除机心，自认为已经胜过羲皇时代的人了。他尤其重视诺言，无论大小事情都必定诚实，没有不让人信服的。人们都说老人亲近族人，而他赈济宗族乡里的贫困者，空着钱袋也不感到厌倦。环绕丰足人家的房屋，常常为他们准备生火的柴薪。他慷慨地应对急难，人们喜欢行义助人，大多就是这个样子。他对家中井灶等琐事不肯细细操心，一概委托给夫人；而夫人很有内在的德行和治理家务的才能，各方面都能按照义理辅佐老人。因此，几位兄弟烤小羊、呼卢赌博，仍然像孩子小时候一样，这在近来尤其难得见到。远近人等都恭敬地称他为长者，美好的声名极为显著。掌权者多次在他家门上加封表彰，又屡次派人邀请他，使他光临宾宴。全国的缙绅大夫和文人学士，无不长歌短诗，投赠作品，数不胜数。如今儿孙满堂，子孙如兰芽桂萼般兴盛，文采和才德斑斓，与万石君家族争相辉映，难道是主管冥冥鉴察的人看到了他的德行，所以使他的后代丰盛吗？近来老人年纪已经接近八十，耳目、筋力却都如壮年男子，将要从容进入期颐之境，年纪越大而精神越不衰。这真是汇聚了一方山岳河流的精灵，又被造物主完全成就的人。各位亲友何不前去祝贺说：“桃源的石头化作松树，紫洞的岩石一呵斥便化作羊，请老人扶着鸠杖，咳嗽几声，也称作羲皇上人吧。”老人欣然举杯痛饮，听着天上的音乐和羽衣歌舞之声，又何必到瑶池去求蟠桃，或把大椿树移到漆园，才算快乐呢？这篇文字就作为紫霞的助兴之作。《陈肖峯八秩序》

译如今淮水、泗水一带骚动，天子显然震怒，下诏命令各道出兵。我接受诏书，督察京口，日夜戒惧，一切应酬都推辞不受。事情办完后，侄孙世龙才奉他岳父的请求，来征求我的文字，为陈公磻溪祝寿。我回答他说：“我的才力远远比不上古人，能够上马击贼、下马起草檄文吗？能够在江边斟酒，横槊赋诗吗？”于是再三推辞。后来想到陈老人就是我侄媳妇的外祖父，亲属关系极为亲近，虽然戒严期间没有闲暇玩弄文墨，但举杯祝寿、歌舞祝贺，怎么能够停止呢？我喜爱阅读唐宋史传和遗文，唯独寿序很少见到。诵读《南山》诸诗，其中的意义没有比《诗经》风雅更完备的。然而赞美一个人的长寿，必定要推究他所以能够如此的原因，说是和乐，说是安乐。和乐而安乐，是情感中接近敦厚的状态。绳子太细就容易断裂，丝织物太薄就容易穿破，这是自然的道理和形势，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董仲舒说：“寿，就是能够长久。自己走在可以长久的道路上，他的寿命也会与长久相称。”《易经》说：“观察脚步，考察吉祥，回转而来便大吉。”陈老人性情坦率平易，没有棱角，不喜欢与人争辨分别，和世人少有经营争逐；他辞谢尘世喧嚣，退居溪涧之间，像李愿居盘谷、元亭有畦园一样，以此享有长寿。大概是得到了舌头柔软而能够保存、牙齿刚硬反而折断的教训。古代六十岁可以在乡里扶杖，八十岁可以在朝廷扶杖；老人耳聪目明，饭量健旺，行走如常，坐着不用凭靠，行走不借助羽翼，真是精神矍铄，虽已处于耄耋、期颐之年，却还没有衰老止境。再说，老人的儿子和孙子能够继承他的美德：有人读《孝友传》，有人敦厚亲睦、任意施恤，有人勤奋敏捷而喜爱学习；将来他们昂首凌云、挺立山谷，都是老人和乐安乐的报应。我详细考察老人的事迹，上下联系古人，读《汉书》时看到颍川太邱长陈仲弓，他淳厚谨慎、质朴诚实，受到乡里推重；人们宁愿受到刑罚，也不愿被陈君指责。有六个儿子，陈纪、陈谌最为贤能；某孙长文小时候，仲弓常常惊异他说：“这个孩子一定会振兴我家宗族。”后来封为武亭侯，升任尚书。他的事迹往往与老人相似，为什么前后竟有这样的符契呢？我奉诏负责进剿军务，事务匆忙，无暇计较文字的工拙，便让世龙向郭君复命，姑且写下这些话，略表嵩山祝寿之意罢了。至于老人进一步达到耄耋之年，再进一步达到期颐之年，我将请天禄阁、石渠阁的诸位公卿记载老人的人瑞之事，收藏在秘阁中，使其长久流传。《张忠敏公遗集》卷六 东阳张国维止庵著 序二 记 ◆序二◆ 《天水赵氏谱序》《安文陈氏谱序》《稠州朱氏宗谱题后》《姚氏宗谱题后》《赠葛建丰将军序》《赠葛鼎铉将军序》《天水赵氏谱序》我承乏担任本兵，正逢国家多事，思求像廉颇、李牧那样的人才。我的朋友瑞芝赵君担任元戎，因为内举人才不避亲属，得以任用贤能；后来与我一同休假居家，时常往来，亲切地谈论旧事。他每每叹息自己的父亲早逝，而子孙分居各处，不能像公艺、田真兄弟那样具有和睦相处的高尚义行，我没有一次不由欢笑转为流泪。我原以为瑞芝只是一个磊落的大丈夫，哪里知道他竟是一个有深厚孝思的人？他思念父母如《白华》《南陔》所表现的那样，难道不比古人逊色吗？于是拿出千金建造宗庙，家谱也焕然一新，完全合乎法度。他把家谱拿给我看，我读后感叹道：果然如此！兰草有自己的兰畹，荪草有自己的幽谷，谁说醴泉没有源头呢？从前太史公叙述世家，只以诸侯王的世系为标准，没有听说以德行作为标准。晋、魏专门重视门阀等级，天水赵氏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以来，成为诸侯王的多得不可胜数，而那些累世显贵的人更不必说了。大概宋朝以忠厚开创基业，历经三百年，而簪笏之族仍然延续到改朝换代。即使鸿胪公赵积洪，迁居到有东的降祥里，日积功德、累积仁厚，从没有一天懈怠，仍然遭逢家门多难；但有孙子瑞芝，晋升元戎，受封侯爵，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功业。他的父亲东山公以游击将军的身份殉于登州之难，母亲刘夫人不到三十岁便成为未亡人，为了抚养遗孤，甚至割股为婆母治病。唉！世道如江河般变迁，而人心没有泯灭，为什么天地灵气所钟爱，使忠孝节义偏偏集中在这一家呢？《易经》不是说过：“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没有什么不利”吗？价值连城的璞玉如果不剖开，必定会有泣血之人来相互告知；而由后人传布天下，本来就是它应有的归宿。又有话说：“没有前人替他开创，即使美好也无法彰显；没有后人替他传述，即使兴盛也无法流传。”赵氏家族到如今，大概已经有能够彰显祖德的人了。后来的君子，只要能够承担重任，使它更加光大、更加显明，继续承继世代的恩泽，就可以了。《安文陈氏谱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