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集卷八　　　　　　　宋　李石　撰论

译鬼神论。“无”，是“有”的极致，也是《易》变化的开端。君子能够探究这个开端而达到认识，以此知道“无”由何而来。所谓“极”，天地万物也各自有其极；会通各自的极而归于无，那么鬼神之道便可以由无而有。况且《易》的开端在于无，是气。太始，是气的开始；太素，是气的本质；太极，是气的无形状态。天地万物因气而有开始，因开始而有本质，因本质而有极。极归于无时，便空阔寂然，最终归于无形；而凡有气的事物，鬼神也就无从隐藏其形迹了。能够由鬼神达到认识，便可以认识人。人是天地万物中的一种，因气而有形；有形最终归于无形，这就是气。《系辞》说：“精气凝聚而成为物，游散的魂魄形成变化，便可知晓鬼神的情状。”在那幽暗空漠、毫无征兆而不可测知的境域中考察，游魂的形态仍然像人的形态。由此可知，人的生死由上天主管，而气则由《易》统摄。自从伏羲画八卦而加以探究，便有了《三坟》。先儒说，人开始出生时，升腾到天上的光，就是《连山》的艮卦；艮为小石，陨石便成为星气，这就是所谓“精气为物”。文王根据八卦的探究，把它重叠为六爻；上下卦的亏盈，犹如月亮有魂魄，正是月魄的变化；变化分为上下弦，这就是所谓“游魂为变”。这两位圣人都懂得《易》的变化，借鬼神来使道理显得神妙，以此告诫天下后世。不说鬼神而说卜筮，是把其中的神妙寄托在蓍草和龟甲上。所以孔子在《乾》卦“大人”一爻的解释开头就说：“与天地合其德，与鬼神合其吉凶。”因此，凭借《易》的蓍草和龟甲，就能知道人怎样成为鬼神。请以卦爻的象来考察：有称“上帝”的，有称“以神道设教”的，这些是神的概况；有称“鬼方”的，有称“载鬼”的，有称“伐鬼”的，这些是鬼的概况；有称“先王”的，有称“祖考”的，有称“庙”的，有称“社稷”的，这些是天人之间所说的鬼神；有称“牛”的，有称“牲”的，有称“禴祭”的，有称“荐”的，有称“享”的，有称“祀”的，这些是鬼神所食用的东西；有称“史巫”的，有称“祭主”的，有称“二簋”的，有称“匕鬯”的，有称“用茅”的，有称“用圭”的，这些是鬼神所用的器物。凡是人向卜筮有所求，蓍草和龟甲便把吉祥或凶兆告知他，使民心警惕，知道敬畏的对象。因为相信蓍龟而相信卜筮，因为相信卜筮而相信鬼神，因为相信鬼神而相信《易》，这样《易》的道理就没有剩余未尽之处了。况且《易》的开端在鬼神：活着就是人的形体，死后就是鬼的气；卦象所寄寓的，广大无边，都是圣人的教诲。这就是《易》探究开端的意义。至于子路询问侍奉鬼神之事，孔子回答说：“还不能侍奉人，怎么能侍奉鬼呢？”诸子没有能够深入窥见孔子的圣意，于是说孔子“不谈鬼神”。他们说孔子“不谈怪异、勇力、悖乱和鬼神”，却不知道孔子是针对春秋诸侯祭祀非其所属的鬼神、违逆祭祀次序，以及郊祭、禘祭不合礼制的行为而说的，并不是把这当作鬼神之教。因为读《易》，知道五经谈论鬼神的开端都源于这里，因而有所感触。所以把这些备加论述，用来破除世人谈论鬼神的迷惑。

译《龙虎论》“象”以“像”为意义；卦爻的画，没有不是用它的形象来比拟的，万物的形体也就都具备了。伏羲画三画，却具备五行，用来建立天地之数；以三为五，六种形体就已经具备了。一为奇数，二为偶数，到三便成五；以五再乘五，就是天地之数。天地之数具备，五行之数也就具备了。有时刚爻乘在柔爻之上，有时柔爻乘在刚爻之上；初与四、二与五、三与六彼此相应而发生作用，于是象中的形象便形成了。云从龙，是水木之象；风从虎，是木金之象。乾卦是纯阳之卦，却有龙虎风云的形象，这是二、五两爻君臣相应、精神变化以及阴阳奇偶发生作用的缘故。把二作为阳中的偶爻，乘在初爻之上、承在三爻之下，便形成离；把五作为阴中的奇爻，乘在四爻之上、承在六爻之下，便形成坎。水火相会，二、五的中气混合，便隐约包含了五行的形象。所以“云从龙，风从虎”的形象，已经具备于乾卦六画之中。以乾卦与坤卦相比，取象仍是如此。坤卦六画都是阴，却取母马为象；马是属火的牲畜。上六取龙相战之象，因为龙属于阳类。说天地间的杂乱为龙战，是阴气逼近并与阳气相抗。乾坤两卦取象，可以作为其他卦的例子；一切都是形象的变化，因卦爻而寄寓其形象。鳞类、甲类、飞禽、走兽，以及各种蠕动、细小、尖长的动物，凡有眼睛、有足趾的，没有不具备这种乾坤卦例。除乾坤取象之外，其他卦提到马的，共一卦一爻九处，即晋、屯、贲、大畜、明夷、睽、涣、中孚八卦；提到牛的，共一卦一爻七处，即离、无妄、大畜、遯、革、睽、旅、既济八卦；提到猪的，共一卦三爻，即大畜、睽、姤、中孚四卦；提到虎和豹的，共一卦一爻五处，即履、颐、革三卦；提到羊的，是四爻，即大壮、夬二卦；提到狐的，是二爻，即解、未济二卦；提到鱼和鲋鱼的，共一卦四爻，即剥、姤、中孚、井四卦；提到龟的，是三爻，即颐、损、益三卦；提到鹿的，是一爻，即屯卦；提到鼠的，是一爻，即晋卦；提到雉的，是二爻，即旅、鼎二卦；提到隼的，是一爻，即解卦；提到鸿和鹤的，是二爻，即渐、中孚二卦。这四十一卦中，在乾坤、龙、虎、马、牛之后所称的物类只有十六种，都是根据卦爻所占的位置来区别其形象。刚柔、缓急，以及巧妙的比喻和精微的譬喻，万物没有能够逃脱其情状的，全都受到天地五行之数的范围。不是《易》，谁能把这些完备地表现出来？不是圣人，谁能知道这些呢！至于还有可以比拟、议论的，如《说卦》所记载的，先儒几乎都认为是占筮之学的内容。没有深入通晓《易》学的人，会有三点疑惑：为什么呢？第一，说伏羲探究八卦，却不涉及文王；其他卦与经文所引用的说法相反。第二，八卦所对应的物类总共只有八种：以震为龙，不以乾为龙；以乾为马，不以乾为龙；坤为牛，不为马；震有马的四种象，坎有马的五种象。第三，兑为金，而乾也为金；巽为木，而乾也为木。如果果真说坎是木之多心，离是木之上端枯槁，艮是木之坚硬多节，那么五行的数就没有定准。把这些施用于卜筮，便会穿凿附会、迁就解释，似乎不能拘泥于一端，巫祝也就能够拿来与圣人的说法相抵牾，这确实不能不令人疑惑。可是先儒因为它们丛杂琐碎，就把它们全归入卜筮，难道可以吗？其中本来有涉及性命气血的内容，如坎为耳、为加重忧虑、为心病；震为果断急躁，巽为躁动，卦象似乎同《素问》中黄帝与岐伯的问答相通。不然，自从伏羲使用《易》以来，黄帝、尧、舜、禹、汤所学习的专门出自《易》，用来治理自身和天下，难道会没有一句话涉及《易》吗？只好坐等文王、孔子之后，才把这部书完整起来，并同学《易》的人辨析这些问题。

译《利涉论》《易》以卦象为主，而卦象又以卜筮为主。卜筮所达到的地方，就是意义所达到的地方；意义已经达到，卦象也就可以忘掉。运用《易》时，君子各自凭自己的心意探求《易》；先进行卜筮，把它作为对自己有利或不利的征验；至于吉、凶、悔、吝所关联的，犹如接受父母的命令、听受师友的教诲。这样，卦象便可以专门发挥作用，使人相信它，并契合人的心意；心意既已领会，卦象就可以忘掉。况且所谓“利涉大川”，卦象以水为险，难道是取需卦的坎象吗？意义却不在这里。卦象把舟楫看作行险、涉险的工具，所谓“利涉”是否取自涣卦的坎象呢？意义也不在这里。若以坎水为象，那么凡卦中有坎的，都可以说“利涉”或“不利涉”；但重重险阻的重坎卦却不说“利涉”或“不利涉”，可见它从卜筮开始所取的意义，确实另有所在。考察经文，卦辞说“利涉大川”的有七卦：需、蛊、大畜、同人、益、涣、中孚。卦辞说“不可涉大川”的，只有讼卦一卦。爻辞说“利涉大川”的有两处：颐卦上九、未济卦六三。说“用涉大川”的有一处：谦卦初六。说“不可涉大川”的，只有颐卦六五。这里说的是卦辞和爻辞。起初如果把卦象作为主旨，那么意义既不在坎水，也不在舟楫的用途，更不在重坎的险阻。一卦一爻各有确定的卦象，用来寄寓利与不利，似乎各有意义，只在于君子怎样运用它。需卦取的是有所疑惑而等待；蛊卦取的是事有弊病而有所作为；大畜卦取的是蓄积德行以成就伟大；同人卦取的是树立志向而与人同道；益卦取的是迁善改过；涣卦取的是困难消散而可以前行；中孚卦取的是极其诚信而能够感通。至于讼卦，天与水相违，两方都以刚强和险恶相争而成讼，这不是卦辞所取的意义。每卦有六爻，每爻具备六种形象，所寄寓的六层意义不能一概而论。颐卦六爻，意义有可以和不可以的区别。颐卦以守正为养生之道；自身未正，却违背他人而求养，不如上九养正而得吉。上九警惕地居高位而自危，这就是两爻可与不可的区别。未济卦把六三越过常道而导致凶险视为忧患，谦卦则把初六获得吉祥视为福分，这就是爻辞的意义。大体说来，《易》是一部讲忧患的书，卦辞和爻辞都是文王的言辞；说“利涉”或“不利涉”，不过是选择有利、避开险阻，在世间周旋以求免除忧患罢了。六十四卦中，说利涉的卦有七个；三百八十四爻中，说利涉或可以涉的爻有四个，都是借卦象寄托意义。君子如果能够领会意义所优先指向的内容，便可以不依靠卜筮，而卦象也可以忘掉。天下的险阻不只是水，即使行走在平地上，乘坐安稳的车、缓缓驾驭马匹，也有不能避免的险阻。我将以自己的无心，去感应卦爻的无心，这就是圣人领会意义而忘掉卦象的方法。《大人论》圣人把立言作为法则，并不是随意为之。“大”是由“小”积累而成的。《易》从三画开始，八卦彼此相重，三画重叠而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易》因此确定卦象、建立言辞，圣人也因此制定法则，取其变化无穷，用来推究积累所产生的功效。这不是一天的功力，都是长期学习而形成的。

译《传》说：“人的本性彼此相近，后天习染却使人彼此相远。” 这说的是人的变化来自习染。卦辞说“大人”，主管一卦的意义；爻辞说“大人”，主管一爻的意义。称为“大人”是相同的，但他们据以确定卦象、建立言辞，并因言辞制定法则，却有所不同。乾是六十四卦之首；二、五是六爻中尊贵的位置。乾卦统摄天，就成为天的大人；二、五两爻代表君臣的大人。用这些调和天下，使万物生长发育，把它落实到事业中，并关系到百代之后，都是大人的职责。积累这些而临御有作为之事，是大人的圣；积累这些而鼓舞不可测知的变化，是大人的神。凡《易》所说天的阴阳、人的性命，以及探究幽深、索求隐微、穷极深奥、研察细微的内容，都是大人圣神的运作；总而言之，就是《易》道的变化。文王重定《易》，说“用卦辞立言”，明示忧患的由来，并以此说明“大人”始于乾卦的爻辞。所以孔子解释“大人”的辞义说：“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秩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达到这种极致，无论先于天而行动还是后于天而行动，连天也不能违背。这样由小积大而成为圣、成为神，其广大便无法称量。文王的说法、孔子的说法，只有孟子懂得。从“可欲之善”到“有诸己之信”、到“充实之美”，再到“光辉的大人”，已经分为四个层次。都是由小积累而成大的次序，因此圣与神果然是《易》道变化的结果，这是毫无疑问的。况且文王身处忧患时，都是因卦寄托卦辞，因卦辞寄托意义，用“大”作为“小”的对称称谓。大人能够容纳小人，小人却必定不能包容大人，难道只是相差五倍、十倍、百倍、千倍、万倍而已吗？《否》卦六二说：“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所谓“否”，是闭塞不出之意；这说的是大人容纳小人，包容承受、含忍一切，以此避开祸患罢了。《革》卦九五说：“大人虎变。”上九说：“小人革面。”开始时，大人发挥其伟大之处来接纳小人；小人自然应当悔罪、改变面貌、听从命令，已经来不及了。大人只是取其顺从上位而不加责罚，从而保全他们。所以说：“大，是相对于小而言的称谓。”处在讼的状态便争斗，处在巽的状态便顺从，这就是以小来承受大的方法。处在困境中，就守正以等待时机；处在蹇难中，也没有终身困蹇而不能振作的道理。这些话说的是大人能够养成自己的广大德业，以承受天下小人的托付，但也要等待时机。这里所说的“时”，是处于忧患消长之际的时机，即上天的时机。至于萃卦，是文王受命的符征；假设祭庙、使用牲畜，正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时机。对萃卦的卦象说：“君子因此整治兵器，戒备意外之事”，这是为文王设立的。至于升卦则说：“不要忧虑，向南征伐”，那时文王是西伯，纣王仍在上位，太公尚未归来。说“大人”，是为纣王和太公而设，如同乾卦的九二、九五，不能因为把纣王视为独夫便忽略他。文王把这一道理传给武王，武王任用十位有乱世才能的辅佐之臣，君臣彼此相应而有利于显现，如同乾卦二、五两爻。至于解释离卦的卦象，则明确说：“大人继承光明，照耀四方”，这是说明武王作为儿子，继承他的父亲西伯的光明，光明重重相续，既大显明又大继承。周取代商，《易》的大象中说到“大人”的，和爻辞不同，只有这一处。然而这样看来，作《易》者所经历的忧患，正是文王亲身实践而深思熟虑的忧患。孔子专心研究文王，孟子愿意学习孔子；他们推明其中的次序，积累的过程不能越级跳跃而达到。“圣”“神”这两个称谓，文王的爻辞、卦辞从未提及。考察《彖传》，其中说：“圣人观察卦象的卦辞，便说神道……”而《系辞》所说的圣与神，仍是说自从伏羲画卦以来，到文王、武王相互传授，以圣圣相承、神神相继的方式，使《易》道在天下达到神妙，这正是用来立言、制法的意义。所以说：文王的心意，孔子懂得；孔子的心意，孟子懂得。《世数论》《易》由八卦构成，这是明白的。用两次探究而形成六子，这是伏羲画卦的方式。《三坟》之书，起初并不必等到文王重卦以后才完备。文王只是依据原有的八卦，探究其变化而把八卦两两重叠。从八卦以下，以阳随从刚爻的奇数，形成阳的一类，称为阴中的阳；以阴随从柔爻的偶数，形成阴的一类，称为阳中的阴。阴阳、刚柔交错综结而成文，六十四卦便具备了。也并没有对《三坟》之书增加、减少、损益什么。只是从《连山》《归藏》中取出所谓《易》的内容，依据乾坤而确定卦名。由八卦以下，八八相重而进行探究，形成卦辞和爻辞；孔子作《彖传》和大象、小象。以文王的《易》为正统，确定名称为《周易》。所以说：“我得到了坤、乾。”《三坟》并未亡失，却说要赞美《易》道而排斥八卦探究，这是为什么呢？况且以乾坤为父母，以六子为子，子又各自有子，父为昭、子为穆，是传承世代的法则。卦的世代必定从其父母开始。父卦乾探取震、坎、艮，是儿子随从父亲；母卦坤探取巽、离、兑，是儿子随从母亲。总之并没有超出八卦探究。八这个数，在《三坟》中实质相同而名称不同。虽然孔子也有所取法，但解说者却认为它完全出自刘牧，似乎没有通晓其中的道理。刘牧的说法不过是：乾卦探取乾而重叠为第一世，乾卦探取震而重叠为第二世，探取坎为第三世，探取艮为第四世，探取巽为第五世，探取离为第六世，探取坤为第七世，探取兑为第八世，这就完备了。以乾卦六爻为例，那么其他七卦的八世，也可以概括为八卦探究的方法。按卦分为四维的阴阳，各自划分类别，再依据《河图》的数来考察，似乎还可以把三十年作为一世，即人伦昭穆的世代。但《易》所说的世，难道仅仅是三十年吗？大范围运用它，它就大；小范围运用它，它就小。星占家和历日家也不能完全知道，天地万物全都不逃出乾坤二篇策数所规定的世，这就是运用这种世。大的方面，是日月星辰的运行、璇衡和律度，以古代来考察今天，千年的统系和世代传承如同一体；小的方面，是一年四时寒暑的更替，圭和黍的尺度也没有违背。大体以卦为主，以阴阳刚柔随着所运用的对象而变化，作为世的变爻。以卦的变化为气，一气运转，这就是《易》道神妙变化的运行，哪里会有穷尽呢？

译《岁月论》《易》中有日月，是由于阴阳的分别。六阴六阳确定一年，各自承担自己的职分。阴与阳各有类别，共同开始成就一年的功业。一卦主管六日，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于是可以按照日月运行的度数，测量它们所达到的程度，以及刚柔消长、吉凶祸福的变化。所以说，《易》中有日月，是因为阴阳有所分别。况且从子开始到巳结束，是六阳；从午开始到亥结束，是六阴。这就是一年十二个月，用来建立日月的经度；以六日配一卦，作为纬度。有时按卦计算，有时按爻计算，这就是日、月、年的次序。说到“终日”的卦有三：乾、豫、既济；说到“三日”的卦有三：蛊、巽、明夷；说到“七日”的卦有三：复、震、既济；说到“月”的卦有一：临；说到“三年”的卦有七：同人、习坎、困、渐、丰、既济、未济；说到“十年”的卦有三：颐、屯、复；说到“三”却不说岁、月、日的，共八卦：需、讼、师、比、解、损、革、巽。卦辞说“三”的有两处：豫、晋。现在试按次序论述：阳气在子时产生，是复卦初九。卦辞说“七日来复”，从中孚卦六日到复卦初九，正好是七日，以一卦一爻来计算。阳气正在到来，要会合朔日、迎接节气，这是阳气前进。到了四阳的临卦，又担心阳气已经超过时令而被阴气压倒，所以预先告诫说“八月有凶”。九四的阳变成六四的阴，便是八月。这是把卦作为月份。乾卦说“终日”，是以乾卦九三一爻计算；说“不终日”，是以豫卦六二一爻计算。这是把爻作为日期。蛊卦所说的三日，是说天下的事情到了弊坏的程度；即使像乾卦所说能够治理家事的儿子，尚且要逐渐整治，何况天下的事情呢？“先甲”“后甲”，是巽木发布命令，犹如风吹山林而使树木凋落；“先庚”“后庚”，是巽木与兑金，兑、巽交换位置，金木彼此更替其旺衰。从巽到兑，这是把卦作为爻的日期来计算的例子。丧失贝和丧失茀，所丧失的东西很轻微，不值得追赶，只需坐等它自行回来。一卦六爻的变化，最终能自行获得。所谓三年，有时在下卦的上爻，有时在上卦的上爻，有时在初爻，有时在中爻，有时在终爻；一卦取三爻，是三年的例子。所谓十年，是一卦六爻的变化：颐卦守正，师卦自作主张，屯卦女子守贞，复卦自己迷失，这是一卦取四爻的例子。那些不以岁、月来计算而只说“三”的，都是三爻奇偶之数，可以类推。大体说来，《易》道以数为根本，六阴六阳分别承担一年的作用；震、离、兑、坎分别在四个仲月当旺，其余六十卦归入奇数而成为闰。三百八十四爻，说年、说月、说日，都像指着手掌一样清楚了。《君子论》《易》这部书，文王最初撰写卦辞和爻辞，我的老师孔子又增加大象，统摄一卦的意义，写成以“君子”为主题的言辞；这里的“君子”，是天下后世对君子的共同称呼。大体有三种说法：第一是实行大道的君子，第二是修养自身的君子，第三是治理天下的君子。《易》在实际运用中的内容，尽在其中。伏羲以三画探究而成八卦，文王据八卦重叠成六十四卦，孔子作十翼加以系述、辅助。它包容六极，统摄三才，把这种学问倡导给后世。大凡《易》的道理，都以三位圣人为根本，是五经的祖源；这说的是行道的君子。穷究性命，通达生死，洗涤德业，研求极其细微的变化；以咸、恒来平息谬误，用心于其中；以损、益来选择可以做的事情；以六气调节，以四时推移；出仕、退处、说话、沉默，没有一样不在其中；这说的是修身的君子。五常所记载的原则，三王所崇尚的制度，文质各不相同，刚柔各有差异，礼乐法度、律历法象、治乱的方法、安危的征兆，越取越多，接受天命如同回声响应；这说的是治世的君子。这三种君子，都是天下后世对君子的共同称呼；他们施用于《易》的方面很公允，但行道、修身、治世各有区别。我的老师孔子因此统摄一卦的整体，先总括其数，命名为“大象”；六十四卦中说君子运用《易》的纲目，只有五十三处；爻辞中所谓君子的，共十爻，另有八卦没有涉及。这是因为一卦用来总括整体，一爻用来分散表现具体作用，不能一概而论，没有一样不是有次序的。《礼记》说：“洁净精微，是《易》的教诲。”文王的深厚美德，孔子五十岁学习《易》而没有大的过错，君子先体察《易》道的广大，用它来规范此世；收敛到自身便用来修身，推展开来便用来治世，而体察它并付诸实践，没有一处不在其中。所以大象所统称的君子之外，还有称“先王”的七处，称“后”的三处，称“上”的一处。况且从伏羲到周文王、周武王，制作已经十分完备；所称“先王”，可知是周代的王；所谓告命、巡视四方，也可知是周代之后的王。“上”这一称谓，是以上对下为意义。周朝衰微时，君子少而小人多，犹如剥卦五阴剥落一阳，没有什么困难，所以说君子容纳小人而成为屋舍，小人承载君子而成为车舆，上下彼此供养，只求相安无事，如同春秋战国时代。孔子读《易》而感伤周道衰微，因此不再用“君子”来统摄卦象，而改以上对下为言。唉！天下后世的君子已经全都包括在这里了。自伏羲画《易》以来，五帝三王、周公、孔子，凡是从《易》中有所获得的人，不论有无职位、做君主还是做臣子，都可以共同称为君子。比如《诗经》所说的君子，往往指君王；《左氏春秋》所说的君子，则指臣子。有时把孔子称作君子，《论语》则把子产、子贱称作君子，这就是君子的共同称谓。至于《易》所谓君子，往往间或与小人相对而言，这是为什么呢？君子与小人的辨别，也是天下后世共同忧虑的事情。文王忧虑它，孔子也忧虑它。文王把这种忧虑写在卦辞、爻辞中，孔子写在大象、小象中。他们忧虑世道的心情是相同的。对于否、泰两卦，他们阐明君子和小人的离去、到来、消退、增长的趋势。对于遯卦则说：“君子因此远离小人，不憎恶他们却保持严正。”至于《春秋》删削文字、褒善贬恶，对君子和小人黑白分明、泾渭有别。《易》阐明其中的道理，《春秋》施行其中的法则。这又专门出自我的老师孔子的心意，他对世道的忧虑又超过文王。

译《四德论》道出自天，以乾为本体；德出自道，以仁、义、礼、智为作用。以天统摄于道，那么一气分为阴阳而成为四时，称为元、亨、利、贞，由乾统摄。以道分化为德，称为仁、义、礼、智，以信会通它们。由此开创乾道的分化，四德便具备了。文王说：“元，是善的首长。一气的运行，从元开始，犹如春天使万物萌动发育。亨，是美好的会合，是万类相见、盛大繁茂的时期，犹如夏天使万物盛大而会合。利，是义的调和，气机收敛肃杀，不可以过度，犹如秋天裁制万物而收获其利益。贞，是事情的根干；贞就是止于正固，犹如冬天终结一年而完成它的事务。”这些本来是文王的言辞，孔子再次加以解释，于是知道四德就是四时。而以乾统摄它们，会合于一元；人所得到的，则是五常，即仁、义、礼、智，并以信把它们合起来。我私下曾概括说：“天只是勉强命名的称呼，又有什么德可以命名呢？因为天而称乾，因为四时而称元、亨、利、贞，因为阴阳而称道，因为道而称德，因为德而称仁、义、礼、智。”这是近世刘牧的学说。刘牧的学说不过是把道看作德，取其与人心相合、体同而作用不同的方面来命名，所以以元为仁、以礼为亨、以义为利、以智为贞；这是依据文王的言辞，按照孔子的意思加以叙述和解释。有人说：“天依据自身的自然状态，与人的人为活动相合，所以把一道称为德，把四德称为仁、义、礼、智的分别，这些都只是勉强为天与人命名。”这种说法不对。天与人本来就是自然相合的，人难道有从外部灌输而来的天性吗？孔安国解释子思的话说：“天命所赋叫作性，顺着本性叫作道，修明道叫作教。”这是说，天人与生俱来的气质自然融通，没有阻碍，没有间断，趋向是相同的。天以阴阳为道，赋予人而成为人的本性；性就是道从天显现出来的东西，已经相距不远了。天以五行分为四时，并把鼓舞万物、不可测知的神妙寄寓其中；四时的旺衰进退，来时没有端倪，去时没有踪迹。木之神产生仁，火之神产生礼，金之神产生义，水之神产生智，所以顺着道而成为教。这是以四德合起来统摄乾，以四端合起来统摄信。《易》中的“中”和《中庸》中的“中”，都是自然如此，并不是勉强矫揉才能达到的。况且六十四卦中具备四德的卦共有七个。如果不是乾统摄天，使它与五行之土相合；把元、亨、利、贞归属于乾，把仁、义、礼、智归属于信而成为五常；再以土之中与信之中相合，以应合五行，那么六卦所说的四德都可以与乾德抗衡，而天也就失去统摄。所以乾卦的四德确实不同于其他卦的德。从坤卦以下来说，它与乾相配而具备四德，只说“坤，元亨，利牝马之贞”罢了。其他卦的四德，都根据本卦的大小来称说其德。一气有所分化，便不足以等同于天；一卦有所统摄，便不足以等同于人。从四德以下，有的具备三德，有的具备二德，有的具备一德，有的没有；有的先说，有的后说；有的吉，有的凶。离析文辞来取义，会合卦辞来取意，都采用这个例子。唉！在天叫作道，在人叫作神。《易》所说的自然，真是广大啊！《时义论》时，是上天的时机。天可以规定时，人不能制造时。人处在天地先后变化之中，顺奉时机而周旋，这就可以了。况且世间有治有乱、有安有危。小则是一身，大则是天下，所遭遇的时机各不相同，难道是人力造成的吗？这是上天的时机。只有君子能够驾驭时机，探究上天的玄机，因时而改变；这就是《易》所谓的“不常”。所谓“义”，就是适宜；没有什么地方不适宜。所谓“用”，就是通达；没有什么地方不通达。以义权衡适宜，以用寻求通达，总以适应时机为正道。正如天的四时：春天使万物生长，夏天使万物成长，秋天使万物收敛，冬天使万物收藏。根据卦来取得时机，随着《易》的变化而行动，就属于人的事情了。所以君子对待《易》，先讲时，其次讲义，再次讲用。乾卦说“驾驭六龙以御天”，始终只在于时机。君子处世而遭遇忧患，思考其义，选择其用，说：“时机无论处在何处都适宜，无论处在何处都能通达。”把祸转化为福，消长盈虚的道理，凡是属于上天命定的，人都可以凭努力战胜它。若不是圣人君子，谁能做到这一点呢？还可以这样说：吉人即使遇到凶事，也能使凶事转化，便不能说是凶；凶人即使遇到吉事，也能使吉事转坏，便不能说是吉。这就是祸福相互依存、彼此转化的道理；只有圣人能够在《易》的变化中体会大道，知道天与人的征验。讲“时义”的卦有五个：豫卦，是担心它成为安逸享乐的“豫”；随卦，是担心它成为诡诈苟随的“随”；遯卦，是担心因逃避而自我恐惧；姤卦，是担心因相遇而自我屈服；旅卦，是担心把漂泊当作居处。这五卦都应当权衡其义是否适宜，这正是它们伟大的地方。讲“时用”的卦有三个：坎卦，险阻是应当畏惧的，但它的亨通可以依靠，是因为内心；睽卦，乖离是令人厌恶的，但它的和同可以通达，是因为志向；蹇卦，艰难是应当避开的，但其中仍有有利之处，是因为智慧。这三卦都应当寻求其作用的通达，这正是它们伟大的地方。至于时势最为重大的情况，都是天道预先确定而不可改变的，没有什么义可以权衡适宜，也没有什么用可以求得通达，只能听凭天运罢了。这类卦有三个：大过卦，没有一处不过度，天下正处于动乱之中，是上天使它动乱；解卦，没有一处不解除，大难正要消散，是上天使它消散；革卦，没有一处不变革，天与人混合幽冥，治世中会发生乱，乱世中又会出现治，只有上天的时机已经确定，不是义和用所能拘束的，所以特别说“时大”罢了。大体说来，每一卦必有其时，时必联系于天；而《易》的道理出自天，以神妙地推动变化。其他卦把天的神妙寄托在默然之中，所以不以“时”明说；唯有十一卦独自明说“时”，是因为我的老师孔子把自己的忧患同众人的忧患联系起来。适合于义的有五卦，通达于用的有三卦。说到时而不涉及其用的，也有三卦。其余五十三卦不说时，在圣人的《彖传》《象传》中自然没有隐晦未明的言辞。

译《古君臣论》孔子整理经书，把断限从唐尧、虞舜开始，一直到三代，却不涉及伏羲的书契。伏羲画《易》，孔子作《十翼》；《彖传》《象传》谈古代君臣，却不涉及帝，而只说王者时代，这是为什么呢？文王在忧患中重定《易》，孔子传承文王的心意而从《易》中有所获得，所以取古代的君臣，专门涉及王者时代，以说明所学习、传授的内容并非来自别处。先用文王来说明：文王以西伯的身份重定《易》，商王受在上位，西伯被囚于羑里，所以有忧患，应当称西伯，不应称王。卦象所说的君，果然是文王所疑虑的事情。提到帝乙、高宗、箕子，我知道说的是商代的君臣。说到王者，知道是指文王；那么周公追尊文王为王就毫无疑问了。韩宣子到鲁国，看见《易》象和《春秋》，说：“周礼全都在鲁国。”我于是知道周公的德行；后来把西伯追写为王者，果然是周公的著作，因为这是以儿子尊父亲为王的礼法。太史公说：“人间更替经历三位圣人，时代历经三古，把一位圣人配于一个时代；到了文王却遗漏周公，这是以儿子统摄父亲的道理。”又说：“王用亨于帝，王用亨于西山。”孔子解释说：“顺从事奉，知道文王以西伯的身份事奉纣王，以臣子的身份事奉君主，惴惴不安，不敢稍微触怒纣王的心，所以能够凭借西山的基业拥有天下，并自行达到亨通伟大。” 孔子对于《易》确实专心研究文王，因此有所获得。卦象中有文王，孔子的《彖传》就说文王；卦象中有箕子，孔子的《彖传》就说箕子；卦象中有汤、武，孔子的《彖传》就说汤、武。有相应的言辞，就述说这些言辞；有相应的意义，就思考这些意义。大体说来，孔子因文王的创作而有所述作，犹如周公、文王父子二人的文章前后相接，共同构成完整的经书。至于《系辞》所说的十三卦，以卦象寄托制器之象，那么伏羲、神农、黄帝、尧、舜都有所制作。一卦对应一器，五位圣人先制作器物，然后分别把它们寄托于卦象，用来描摹说明；这就是孔子传述卦辞而形成义理。再以“帝乙归妹”为例，泰卦六五，是以五爻的阴向下与二爻的阳相应，形成震、兑的互体，所以说“归妹”，这是卦象。至于雷泽归妹，则是以震卦的长男娶兑卦的少女，同样是二、五相应；说“须”、说“娣”，则是因爻的阴阳而寄托卦象，并不专门取互体。互体之学未必出自刘牧，自从画卦以来就已经具备。刚柔变化，交互发挥作用，这正是《易》道神妙的地方。如果一定要把它夺去，那么汤、文、武、箕子的爻辞和卦辞就会彼此相悖，也会使古人把箕子说成箕荄的说法得以开启，实在是愚昧。所以说：“有相应的言辞，就述说这些言辞；有相应的意义，就思考这些意义。”施用于《彖传》《象传》，圣人的心传大概是相通的。有人说：“卜筮，是使《易》道神妙的方法。圣人运用《易》，以卜筮作为开始，是可以的。文王身处忧患，表现在日常行动中：说‘王用’，说‘南征’，说‘南狩’，凭这些制服纣王而取得天下。说‘得其大首’。至于‘公用圭’‘公用射隼’，其中的‘公’必定是周公。至于复卦一卦，则涉及圣学的美善和性命的极致；说到‘不远复’，文王的仁从中得到体现，孔子的仁从中得到体现，颜子的仁也从中得到体现。《系辞》在后面追述解释它，难道只是卜筮而已吗！” 《御寇论》《易》的道理之所以难以推行，是因为人情有时失于隐秘，有时又伤于过分明察。隐秘的人希望别人不知道，明察的人希望事情必定施行。要通晓人情的变化，使这两方面都得到妥善处理，以求通达，这就是它难行的原因。为什么说难呢？不知道的人希望使其能够被知晓，必定要施行的人却希望使其不要施行，使人的情性各自适合于教化，在不可预测的境域中受到鼓舞，所以君子能够使《易》的道理神妙地施行于天下。荀子说：“伤害善良叫作贼，窃取财物叫作盗，贼盗都是寇。”而隐秘地使人不能知晓的，大致有三类：凶险狠毒、嫉妒乖戾，陷害善良，希望别人不知道；欺骗诈伪，矫饰虚假，以此沽取、掠夺名誉，希望别人不知道；贪婪地接受贿赂，苟且贪图货财，希望别人不知道。这三类人，怀有穿凿钻营的奸邪之心，乘着骄横放纵的气势，其实都是寇。他们凭借隐秘行事，我凭借明察对付他们；他们依靠隐秘使人不知道，我依靠明察使事情必定施行，势必逐渐发展到争斗兴兵，成为招致祸乱的根源。这是研习《易》的君子深深忧虑的事。孔子说：“不预先猜测欺诈，不凭空臆度别人不诚实，但也能事先觉察，这才是贤明吗？”这种神妙教化的运转，孔子学习《易》而知道它，已经很久了。孟子也知道这一点，说：“所经过的地方就受到感化，所存留的地方就显出神妙，君臣上下与天地同流。” 只有依靠神妙的教化和鼓舞，达到与天地同流的境界，才能使百姓不做盗贼。抵御寇盗的益处，还有比这更大的吗？况且《易》中用于抵御寇盗的卦有两个：一是“防”，一是“渐”；招致寇盗的卦也有两个：一是“需”，一是“解”。“防”卦上九爻，因为昏昧而养成寇盗，就应攻击并驱逐他们；“渐”卦六二爻，因为阴气增长而养成寇盗，就应顺势取除他们。这就是抵御寇盗的益处。“需”卦九三爻，占据了不当的位置，因为刚强而不得中，犹豫不决，因而招致寇盗；“解”卦六三爻，取用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下卦之体负载车乘，失去中道，因而招致寇盗。既因“防”“渐”而逐渐养成寇盗、助长他们，便不能保证他们一定离去；又因“需”“解”诱使寇盗到来，这必然会成为争斗之寇。一旦争斗，天下就会乱了，这正是我研习《易》时忧虑的地方。君子对此，难道不也应当思考如何解除这种争斗吗？顺应人情的变化而使教化神妙地发挥作用，也一定有其方法。况且高兴时就亲近，发怒时就疏远，这是人情的变化。于是我又从三个卦中有所领会：一是“屯”，一是“睽”，一是“贲”。“屯”的艰难、“睽”的乖离、“贲”的无所装饰，都是人情极其变化、使《易》的道理难以施行之处。我却能使人高兴而不发怒，亲近而不疏远，使仇敌之间如冰炭般不能相容的关系，合成为姻亲之间如胶似漆的关系。把寇盗变成婚姻对象，这就是《易》的神妙之处。卦辞说“不是寇盗而是婚姻”，就是这个意思。从前季康子担忧盗贼，孔子回答说：“如果您自己不贪求，即使奖赏他，他也不会偷窃。”古代用无欲来治理百姓，只有尧、舜能够做到，所以能够以仁德覆盖天下，使家家都可以受封，哪里只是使他们不偷取所赏赐的东西而已呢？那三类人，也全都可以成为能够受封的百姓了。唉，哪里能够得到善于运用《易》的君子，与他共同实行尧舜的治理呢？钦定《四库全书》《方舟集》卷九　宋代李石撰写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