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舟集卷九　　　　　　　宋　李石　撰论

译释教与老氏之教论 天下的人都可以引导他们行善，这已经很久了。人们听说佛氏的寂灭、老氏的清静，就仰慕它们。大概是因为它们将要诱导天下人进入善道，即使圣人也不能破坏这种作用。况且中国圣人尧、舜、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理，以三纲五常为准则，可以修养自身，可以治理他人，人伦秩序灿然完备。佛、老二氏本来是超出世俗、以自身为主的学说，起初完全无意于世事；然而他们不主动接近人，人却主动接近他们，为什么呢？人性乐于行善，佛、老二氏恰好可以成为圣人的助力，帮助很多。凡是趋向福分、躲避祸患，爱惜生命、厌恶死亡，都是人情共同具有的；他们的门徒便借此求取信众，说：“我可以使你得到福，我可以使你获得生命。”凡有所求，没有不能得到的，于是开始与我们的道相抗衡。有些人跟从他们，使这种学说更加兴盛，纷纷而来，连我们儒者也有很多。佛氏起源于秦汉时的金狄；他的书籍开始由张骞、傅毅、蔡愔翻译梵语，使之成为华言。那些书虽成为中国的书，但其中的真伪、有无并没有辨明。老氏起源于黄帝，孔子还曾向他询问礼制；他的文章有五千字，孔子从未谈及。到了秦汉的君主时代，他们的门徒得以用巧言鼓动天下，于是佛、老二氏的教法流传开来。假如中国仿照他们的教法来建立治理，使人处于寂寞而自得、清静而无为的状态，没有乱兵扰乱耕种收获，没有繁苛刑罚滥施杀戮，驱使天下百姓进入善道，即使尧、舜、文、武、周公、孔子重新出生，也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种学说。为什么还要同它相互矛盾，使它时而兴盛、时而废止呢？可悲啊。有人说：佛出生在鲁庄公时代。从前有人说：“平常的星辰看不见，夜晚却明亮起来，就是这种情况。”老子、孔子前后出生，都在周朝末年。三位圣人几乎同时出生于相近的时代，这是多么兴盛啊！回答说：这难道就是三教相互抗衡吗？假如三位圣人互换时代出生，他们一定不会默默无言、忘记发表主张，都能够倡导教化，成为百代人的老师。孔子以六经为依据，追述并遵循尧、舜、文、武、周公的道统，都是大中至正的道理；纯粹合于帝道就能成为帝，纯粹合于王道就能成为王，贯通天地，穷尽古今，是万物共同由此出入的道路。老氏担任周朝藏室史，和彭籛相接为史官。孔子虽然知道有这个人，列子、庄子却共同为他的学说增饰羽翼。后来流为虚无的学说，并不是老氏的本心。至于佛氏穿着左衽衣服、剃发祝发，抛弃五常、废弃人伦，难道不是同世俗大相违背吗？但全天下却安然接受它，他的门徒如今又都成了我们的百姓，那该怎么办呢？文中子说：“佛，是西方的圣人，也是以书籍作为凭信的。”大体说来，穷究道理、穷尽本性，使学习的人进入道，这与《周易》很相合。确实能够去掉其中不相合的部分而采用相合的部分，那么教化就可以贯通了。孔子用六经阐述尧、舜、文、武、周公的道理，以辅助完成中国的治理。他所说的“攻异端”，是担心异端损害治理。汉、唐诸子因为六经所出，尊崇孔子的教化，并且取佛、老二氏加以排斥，韩愈就是这样的人。他说：“如今谈论人性的人，是夹杂着佛、老之说来谈论的。”佛、老二氏是引导人把恶当作本性吗？还是把空寂虚无夹杂进来了呢？他又说：“老子的道德之言，我有取用之处；至于他断绝礼乐、捶打仁义，我没有取用之处。”唉！墨翟主张尚同兼爱，韩愈尚且取用他的说法。佛教难道不主张尚同吗？佛教难道不主张兼爱吗？他徇从偏曲的私意，却忘记公道；执着于小的瑕疵，却废弃大的方面。取用墨家而排斥佛教，那么韩愈在谈论人性方面，也同样偏颇。设置祠庙和塑像，自黄帝、周公、孔子以来就有，不只是释、老的寺观才有。佛氏的祠庙，起源于鸿胪寺，用来接待四夷宾客；后来流传为白马寺，佛像则是铜狄遗制。老氏的祠庙，起源于周穆王化人的宫殿，后来形成蓬莱三山金玉之阙。到了唐代，以李氏所尊奉的祖先为玄元皇帝，建立庙宇，称为太极、洪禧，分布于各郡各国，让各自的门徒充任其中，称为道士、僧人。只是他们的教法因此在世间大为振兴，不仅有丹青金碧的美丽装饰，又取山川岳渎的胜景之处来扩建居所。只是君主的好恶和取舍没有常规，至于风雨不能动摇、按时举行俎豆祭祀，唯独我们孔夫子的祠庙比佛、老二氏的祠庙逊色。考察《唐六典》：道士观总计一千六百八十所，其中居住着法师、威仪师、律师、炼师；僧寺总计五千三百五十八所，其中居住着禅师、法师、律师。僧、道分男女，以有修行功业的人充任住持，主持寺观事务；官府发给受五戒者的祠牒。有人违背教法，官府便依法纠察。离开世俗、居于方外，防止贪爱名声而出家，最后还把他们列入法令之中，这对于佛、老二位圣人来说，难道不值得羞愧吗？有人问：“佛以寂灭、老以清静，作为治理气息、涵养心性的办法，用来修身就已经足够了。他们所说的‘息门、桑门’，息是胎息的息，桑沙是息的讹音，本来出自佛氏。所谓‘神人’‘至人’‘异人’，后来流为神仙、转丹炼气、按摩导引，出自老氏。把这些同鬼神混合起来，以福业来实行；老氏本来以灵宝十斋作为度世之法，又说‘三十三天、二十八天、三清上境、三十六宫、无极至尊、不可思议’，究竟是什么说法呢？佛氏以六波罗蜜作为戒定，又说三千大千世界、十八天、八万四千由旬，这些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实，究竟是什么说法呢？”凡是佛、老二氏的这些说法，如果要采用他们的教法，就去掉其中空虚诡幻、对自身无益而对教化有害的部分，这样就可以了。朋党论上

译朋党之说，往往由小人首先提出，而与君子无关，为什么呢？君子具有无所偏私之心，小人则怀有私心。无所偏私，就不计较是非利害、胜与不胜；小人怀有私心，则一切都相反。他们对极小的财物也要计较，在极细微处争高下，竭力求胜，以求胜来寻求争斗。争斗时找不到对手，就像狂犬、蝮蛇一样，不能放肆施毒，便一定要咬土木、吞草棘，发泄怒气后才罢休，这就是私心。因此争斗不止，胜利常在小人一边，不能取胜的常是君子。这就是小人指称君子结党的说法，出于私心。君子当然不会因此怀疑小人，不会因为侥幸取得一次胜利就自处，而是出于无所偏私之心。《易经》中“涣”卦，意思是涣散。君子不结党以对付小人，而以使其涣散为主旨。初六说“用马来乘坐”，是逃离将要到来的党徒；九二说“凭借几案”，是拒绝正好来到的党徒；六三说“使自身安定”，是求得保全自身而不留下悔恨。到了六四则说：“涣散他的群体，涣散而形成丘陵，这不是常人所能想到的。”为什么呢？因为不得已，君子同小人处在同一职位上，内不招揽权力，外不借此求取名声，处在高明的地位上，从容自在，对于是非利害不作取舍，不因小人险恶而怀疑他们，只是用无所偏私之心来处置罢了。由此可以知道，朋党之论，往往是小人为了陷害君子而兴起的。假使君子也因此指称小人为党，那就是把他们当作敌人了。世上的君子少而小人多，争斗之心一萌发，仇视君子的人就多，而小人往往取胜，君子往往不能取胜，于是便把胜与不胜作为区别。箕子的说法很好：“只有君主可以制造福，只有君主可以施加威，只有君主可以享用美食，臣下不得制造福、施加威、享用美食。”这威福的大权，不能有一天假借给臣下。那么小人之所以能够窃取并玩弄它，导致朋党之祸，正是因为如此。假如君主在上面掌握大权，分别是非利害，即使阴阳也不能任意施展变化，何况小人呢？这样一来，就能防止祸患萌发、杜绝祸患渐长，汉、唐的祸乱也就不会发生了。朋党论下 由治理转为乱世，往往从无形之处发端，最后形成有形的祸患，这就是朋党之论。当天下正处于治理之时，谁会想到它一定会乱呢？所谓无形，就是君子和小人没有得到辨别。君子指称小人为党，小人也指称君子为党。开始时，好恶是非的名目各不相同，朋党兴起而互相附和，日积月累，便由无形预兆有形，天下因此遭受祸患。之所以称作朋党，是因为好恶没有区别，是非得以在无形之中混杂揉合，这就是由治理产生乱世的原因。等到已经乱了，天下后世出现了公正的议论，说这是君子、那是小人；君子本无党，小人却指称君子为党，那就已经太晚了。它隐藏在无形之时，离娄不能用眼看见，师旷不能用耳听见，孟贲也不能凭力气夺取。只有君主能够掌握威福的大权，公正辨别君子和小人，阐明是非的道路。像尧、舜、禹、汤、文、武的时代，从未有朋党这个名目，是因为威福大权独自掌握在君主手中。马和鹿都是有形之物，本来极容易辨认。赵高却指鹿为马，把相似可疑的东西强行说成马的形状，以此收取秦人的权力；御史不敢呵斥，谏官不敢议论，正是因为他先以横加议论为罪杀害处士，堵塞能言者的嘴，才达到这种地步。汉代的田蚡、窦婴各自任用自己的党羽，有人称他们为两个秃头老翁，却不敢正面说出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这是秦朝遗留下来的习气，也是汉代朋党的萌芽。弘恭、石显杀害萧望之，刘向极力进言，认为君子一定没有朋党，于是汉代朋党的根株形成了。杜乔、李固伸颈受戮，甚至使人心甘情愿地仰慕他们，踏上死亡之路来获取名声，这是为什么呢？朋党的名目既已出现，又称作“李杜之党”，并写入《党锢传》，汉代朋党便成了树林。况且从治理产生乱世，从无形预兆有形，由萌芽发展到根株，最终形成树林，等到斧头也来不及砍伐，天下人都可以借此为口实，正式把它命名为朋党之论，正是从汉代开始。到了唐代，一治一乱，而朋党总是先出现，因为党派从多个门路产生。妇人包容奸邪，宠幸之人诱导势力，宦官凭恃威权；奸邪之事使小人污蔑君子，势力使小人胁迫君子，君子袖手旁观而没有办法，随后便有流放、逃窜和诛杀。比如所说的牛僧孺、李宗闵之党，唐人中究竟有多少，难道只是牛党、李党吗？张九龄说：“小的如果苟且求得，变化一次就成为阿私；大的如果区分名义，变化两次就成为朋党。”又有文帝说：“除掉河北的贼容易，除掉这种朋党却困难。” 把朋党同贼寇相比，朋党还有更严重的地方，难易也各不相同啊！唉！汉代因为朋党预兆并造成了王莽、董卓的祸患，唐代因为朋党预兆并造成了藩镇的祸患，都是由治理产生乱世，从无形预兆有形。那么朋党之论的影响真是重大啊！应该怎样除掉它呢？我私下认为，汉、唐两代可以用来说明这个问题：可以使局面像汉代，却不能使它像唐代。为什么呢？因为汉代正直的议论能够取胜，唐代正直的议论不能取胜。两种情形又彼此混杂。正直的君子倚仗它而无所畏惧，不能取胜的小人也倚仗它而无所畏惧，于是归结说：上天等待天命所确定的结果，之后才替人谋划；不然，即使在上位的人也无可奈何。论时势与人才 天有逆境和顺境，人有离开和趋就。逆境就离开，顺境就趋就。难道能够凭人力胜过天意吗？也只是顺应时势罢了。时势，是上天的机要。君子探察其中的机要并加以运用，以此选择是非利害，说明祸福荣辱的由来。顺应机要而审察时势，也就足够了。小人却相反，把逆境当作顺境，离开顺境而趋就逆境，违背天意而求取人力。大概有人侥幸在最初取得了成功，所以同类之人纷纷低头跟从。到了最后，往往落得失败倾覆，终于被天下后世讥笑唾骂，不能免祸。这是因为违背上天的机要而求取胜利，却自称彼时与此时不同。因此，把一切交付给自然的命数，依照各类情况来维持世道，也就够了。

译《传》说：“否卦和泰卦反而属于不同的类别。” 况且泰卦未必全是君子，大概只是通常处在君子一边，而变化发生在小人一边；否卦也未必全是小人，大概只是通常处在小人一边，而变化发生在君子一边。“汇集而前进则吉祥亨通”，“汇集而守正则吉祥亨通”。说“前进”，说“守正”，这是自然规律，不能执着，也不能改变。况且世上哪里有永远是君子、永远是小人呢？各自根据当时的形势来评论，那么彼时如此，此时如此，人才便判然不同。尧舜在上时，十六位贤臣同四凶共处；文王、武王在上时，十位贤臣同管叔、蔡叔前后相接。这就是通常处在君子一边，而变化发生在小人一边。商纣在上时，箕子、比干同飞廉、恶来共同任事；汉成帝在上时，萧望之、刘向同弘恭、石显同朝。这就是通常处在小人一边，而变化发生在君子一边。譬如天地的寒暑，是阴阳二气的运行，是自然的规律。寒冷时不能使蛰虫出来，暑热时不能制造冰。世上所谓时势中的人才，大概也随着时势的离去和到来而进退。孔子说：“任用我就出来做事，不任用我就退藏起来。”若不了解这层意思，就会以为出来做事或退藏是做什么特别的事；可是孔子唯独赞许颜子能够同他实行，曾参、闵子骞以下却不能参与，为什么呢？大概各位弟子跟随孔子，有的出仕，有的不出仕，并不取决于是否被任用，这并不是孔子所说的出仕和退藏。至于孔子和颜渊之间，只差一线，不能有丝毫间隔；他们有一套处理这种情形的道理，变化的是这套道理，不变化的也是这套道理，又不是时势的彼此不同所能限制的。孟子也说：“行走在天下的大道上。”又说：“得志时就同百姓一起实行大道，不得志时就独自实行自己的道。”既然说不得志，那么不知道大道怎样才能独自实行呢？这是圣贤共同的原则，起初并不取决于时势是否任用。至于所谓“时才”，时势正崇尚武力，他就高谈将略；时势正看重吏治，他就专门钩考簿书；时势正谈论财利，他就竭力经营储积；时势正崇尚文章，他就专门从事章句；时势正任用严刑峻法，他就刻意钻研刑狱。凡是我们的道所说的无偏无党、建立皇极，都是汇合众人的长处而加以任用。那些人随着时势变化，以求侥幸取得富贵，君子少而小人多。否、泰的往来变化，就是治理少而混乱多的原因。崔浩、高允论 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总想求得贯通，所以求学也希望广博。对事情通达、学问广博，就一定会想压倒众人、取得名声。名声归集之处，责任也由此产生。一个人自身尚且有不得安稳的地方，何况想凭这些去谋划天下的事情呢？所谓“通”，对于文武之道说，就是文武兼资；对于儒、墨之学说，就是兼收并用；对于三才说，就是无所不知；对于六艺说，就是无所不习。想压倒众人，径直超出他们之上，这是好名所带来的牵累。却不知道古代的君子，有了善行却不据为己有，所以能够兼具众人的善处；舍弃自己的智谋而不专擅使用，所以能够汇合众人的智慧。他们对于名声，总是退让自抑，不敢独占美名。最终天下反而把名声归给他们，他们才淡然接受，又从容辞让，好像实在出于不得已。能够安处这样的名声，这正是他们得以安身的原因。把安身所余的力量推及天下的事情，那么也就宽裕有余、没有什么难处了。崔浩、髙允这两位大臣，在魏国从燕代兴起、称霸中原的过程中，二人的功劳占了很大部分。他们对事情通达、学问广博，几乎如同一体。崔浩免不了杀身之祸，髙允却独能保全自己；史官在崔浩传中没有详细记载这件事，在髙允传中则详细说明了崔浩所以致死的原因。我请求把二人合在一起评论。谈论军事，会有战败受挫的祸患；撰写史书，会有泄露机密的祸患；占候天象，会有窥测天意的祸患。三者之中只要有一项做到了极致，就足以招致杀身之祸。何况想把三者合在一起，在三方面争取名声呢？既想在这三门学问上无所不通，又想无所不博，难道还想凭此侥幸躲过乱世的灾祸吗？崔浩固然是自取其祸，髙允也有侥幸免祸之处。魏国从燕代兴起，用兵于中原，崔浩担任谋主，在帷幄之中便能决胜，所到之处都有防勲；髙允也曾参与乐平王的军队向西攻破杨难当，这说明二人懂得军事相近。崔浩以三公身份主持国史，髙允奉诏分掌此事。崔浩虽然专任其职，但髙允出力很多，这说明二人撰述史书也相近。崔浩起初精通以风角占候天象，并用来防备敌人；髙允却认为律历只是浅近之学，以此诘难崔浩的说法，这说明二人在占候天象方面也相近。把三种学说合在一起看，二人确实相似；然而崔浩最终因此丧命，髙允却侥幸免祸，并且始终保全了美名，这是有原因的。况且二人都是凭儒学而知兵，崔浩事奉魏国三位君主，考核功绩、裁定赏罚的事情做得很多。髙允在崔浩看来是后进之士，恰逢时局少事，得以从容参与礼乐祭祀，不必靠战场功劳取得名声。至于占候天象、星历、灾异、五行等方面，二人的学问不只是相近，世人还认为髙允超过了崔浩。崔浩位居三公，髙允刚刚凭著作郎起家，与崔浩共同主持国史；所记载的太祖以下三朝史事，多出自髙允之笔，崔浩只是主持其中的纲要而已。崔浩最终因此遭受灾祸，髙允独自依靠景穆的庇护才没有死去，这本来就有侥幸成分。可惜啊！大体说来，把经历的事情多看作通达，把涉猎的学问多看作广博，崔浩则以自满来承受这些，又被郄标一类人误导。例如把国史刻在石碑上，以彰显自己直笔书史；又例如说五星聚于东井，不愿向东征伐，却又援引汉元年十月的占辞来为自己辩解，反而使事情更加混乱。他同髙允反复辩论，髙允虽然明白灾异之学，却不肯在人前谈论；又知道崔浩必然不能免祸，便预先在言语中显露出来。髙允之所以独能保全美名、长寿到老，难道不是因为他防备着求取名声吗？崔浩平生把自己比作子房，君臣之间互相吹捧，认为彼此近似。假如他果真有明哲保身的考虑，那么就应当跟随封留侯张良的做法，隐退如赤松子；否则也应当勇于在急流中退身，不以名声压倒众人，这样或许还差不多。唉！士大夫的心术，平日所处的学问和富贵，都涉及性理之道，不可不自我厚重。崔浩不信佛，也不谈老庄，这本来没有妨碍。他的妻子迷信佛教，崔浩便拿来佛书撕碎，投入厕所之中。佛书是用华言表达的梵学，不过是与中国书籍同文的一种学问，哪里是粪便污秽所能玷污的呢？再加上他残酷杀害李顺一事，其报应也清清楚楚了。髙允的心术所感召的结果，确实与崔浩不同。髙允曾经做过僧人，所作《塞上公诗》中有“齐得髙允忘物我，浩然世外之意”之句。他巡视各州狱讼事务时，常常怜悯宽恕，多有减免释放。凭借髙允的平日声望，他又挺身而出，说明自己所判的罪责多于崔浩；皇帝震怒，反而免除了他所治罪的僮仆以及数十、上百家人的罪责，免去五族诛杀，这哪里只是救活一千多人而已呢？因此我看到史官记载崔浩、髙允同罪而刑罚不同，便把二人合在一起评论，把这作为君子不要压倒众人、争取名声的鉴戒。

译《巧宦论》君子做官，仕进时说这是有道义，退处时说这是命运。道义在自己身上，就审察自己所奉行的道义有深有浅、有大有小，以此作为仕途所得的升降标准，不苟且求进。命运在上天，就安于上天给予自己的厚薄，不固执地把它看成自身的牵累，说：“这是上天的安排，我有什么可干预的呢？”这样一来，君子做官时进退的分寸就确定了。至于小人做官，却正好相反：把仕进看作命运，把退处说成道义。谈到命运就说：“我本来就应该得到它。”谈到道义就说：“既然不合意，就离开。”所以弄虚作假、阿谀奉承、倾陷他人、阴险狠毒、侥幸钻营、玩弄权术，都是善于做巧官的人所擅长的。把虚妄荒诞装饰成真实，叫作“伪”；把阿谀媚谄奉为聪明，叫作“佞”；蒙蔽众人以取得名声，叫作“倾”；开启祸害以谋求私利，叫作“险”；制造许多端倪以便占卜，叫作“幸”；设置机谋权术以欺罔君上，叫作“术”。这六种名称虽然不同，巧诈却是相同的。只得到其中一两种，已经足以成为闻名一时的小人，何况兼有六种巧诈的人呢？他的祸害哪里说得尽、禁得住不谈呢？什么叫“伪”？只装饰外表而忘记内里，只登上浮华而没有实际，把死人的尸体说成璞玉，把蜡制的棰子拿来冒充鞭子；鲧用表面恭敬欺骗尧，少正卯用虚伪的行为欺骗鲁国，这就是把虚妄荒诞装饰成真实。什么叫“佞”？顺从迎合君主，还自以为聪明；缺乏刚直不屈的操守，没有忠诚明亮的节操。祝鮀在卫国求取君主的欢心而侥幸免除祸害，梁丘据在齐国取得宠爱而对事情没有任何可否判断，这就是把阿谀媚谄奉为聪明。什么叫“倾”？专门陷害别人，以便在朝廷争名；像用美丽的锦缎覆盖陷阱而想让人不知道，像含沙射影而想让人不醒悟。王导杀害周伯仁以求取得金印，禇渊出卖袁粲以求取得富贵，这就是蒙蔽众人以取得名声。什么叫“险”？面貌凶狠而刚愎，内心凶恶而暴戾；别人知道他可恶，却无法胜过他，别人想杀他，却没有机会抢先下手，就像蝮蛇口含毒液、鬼车煽动怪异之事。卢杞奸诈诡谲而君主不知道，王莽篡逆而君主不醒悟，这就是开启祸害以谋求私利。什么叫“幸”？他的言论在内里晦涩不明，气势在外表凌辱轻蔑；像甘酒适口，像美色悦目。公孙▯多方陈说事端，冯道得以脱身而长期占据官位，这就是制造许多端倪以便占卜。什么叫“术”？挟持君主来做交易，不顾君主的利害，拿君主的事情来试验自己的权术。小的可以扰乱一国，大的可以扰乱天下，这是操弄权术而不仁。踊跃抬价的商贾希望别人受刑，经营棺材的店铺祈求别人遭遇瘟疫，这些都是凶恶的权术。苏秦用权术扰乱六国，张仪又用他的权术在燕国把他车裂；晁错用权术削弱七国，袁盎利用他的权术使他在汉廷被杀戮，这就是设置机谋权术来欺罔君上。可叹啊，做官求禄的人，名声所在之处，正是君子和小人共同想要得到的。君子有道义来安定命运，小人则靠巧诈来求取功名。只要趋向这六种巧诈，患得患失，不顾利害和是非，忙忙碌碌地谋求可以用来求取仕进的途径，其中必有一项的，便是真正的天下小人。孔子对于惩治小人极其严厉，也令人畏惧。战国时期，游说之士大多怀有这六种巧诈的心志，孔子想要对这种风气作大的矫正和扭转。他说：“如果先行学习礼乐而后出仕，假如要任用我，那么我宁可做乡野之人，也不做所谓君子。利害和是非，都遵循我的道义；生死则交给天命而已。”他把史鱼看作正直之人，把蘧伯玉看作君子。又说：“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够遵循正道而行，专门在于惩治那些在仕途上玩弄巧诈的小人。”有人说：“有些人本是君子，却仍不免于使用巧诈，这种人也就是小人。”靠巧妙杀人来争取当世名声，难道是遵循正道的君子吗？这正是孟子所说的“弯曲一寻而求伸直一尺也是可以的”。叔孙通凭借五百名弟子替自己援引辩护，却不能掩盖自己比二位隐士更感惭愧的事实。董生以儒学闻名于世，却不能掩盖杀害主父偃的羞耻。姚元崇没有为武氏而死，后来做了宰相，又假装生病来陷害魏知古；他的巧诈还要向谁寻求呢？所以我把这些事详细加以评论，作为小人的鉴戒。《蜀边论》天地的远近难道可以穷尽吗？古今的见闻难道可以穷尽吗？明知不可穷尽却硬要穷尽，以眼前的近处来推测那遥远的地方，说这是天地的界限；明知不可穷尽却硬要穷尽，以自己的见闻去承接别人的见解，说这是古今的事情。这就是面对四夷时情况各异、控制驾驭的方法也各不相同的道理。况且，天地远近既然有一定的界限，见到一处、听到一处也就够了；而古今控制驾驭的道理有不可穷尽、不可尽知之处，用这一角来反推其余三角，仍然是同一个道理。所以远近之外还有远近，见闻多到不能再承受，却还想把它们穷尽、尽知，四夷控制驾驭的变化，全都积聚在这里。我蜀地西南的夷族，只是由于中国所能接触到的远近和见闻，自先王以来，往往把秦、汉当作祸乱开始的征兆，渐渐到了唐人时期，便遭受祸乱了。蜀地不能没有，西南夷也不能断绝；那么开拓土地的所得，与承受祸乱的损失相比，究竟哪一个更值得呢？秦国凭司马错打通蜀地，谋划宏大，后来修筑长城以防备胡人，并波及其他地方。汉初困于匈奴，武帝征讨大宛，又征发和威服番禺、夜郎、昆明、獩貊，于是车马在四夷之间践踏，刀锋箭镞交相纵横。中原向他们显示了可以前来的道路，又以必争的气势使他们屈服，这就像拿着棍棒想杀死对方，对方难道能不反过来咬人吗？况且武帝元鼎六年已经开通西南夷，这一年改年号，又攻打滇王，寻求良马。元封六年，越巂设置为姚州，又设置为益州，这些都是夷、越之地。《其国志》所说的“九能传实祚”之地，如今已成为云南六诏，有时分离，有时合并。况且云南与吐蕃以六座城作为间隔，本来就是聚合并不长久的国家。越巂距离吐蕃不过几座山，可以使它们分离，却不能使它们合并；这正是中原利害得失的关键。唐代开元以前，云南从未背叛汉人；自从鲜于仲通、李宓贪求边疆功劳，以至于制造事端，吐蕃与蛮夷合兵仇视我们，五十六年不能解脱。閤罗鳯入侵成都，就是这种情形。大历年间，云南请求再次归附，张延赏鉴于过去的祸患，拒绝了它的请求。到了韦臯，才开通戎州道路，允许它前来；而且从前越巂属于唐人的疆域之内，所以韦臯能够不断拓展土地。我们恭敬地想到国家放弃清谿闗以外的土地来疏远它们，这正是关闭玉门关的时候。如果韦臯再开通一条道路，就像打开了蚂蚁穴的缝隙，不必担心它们不来。贪图它们归附时带来的财物，却开启它们从内部侮辱中原的野心，这种祸患哪里说得尽呢？唉！任用制造事端的人，却希望他不制造事端；任用贪求功劳的人，却希望他不贪求功劳，天下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应当从上体察艺祖所以放弃土地、安抚远方的用意，选择合适的人任用，这样蜀地边疆就可以长久相安无事了。

译《淮蜀论》言论本来就有大小之分。说得大了，就会显得迂阔；说得小了，就会显得局促。应当衡量时局的安危、事情的是非，来决定言论大小的尺度。当今天下的形势应当怎样呢？谈到它而说淮、说蜀，是不得已才这样说。譬如考察建造一座大房屋，让子孙世代居住，在其中修葺并繁衍生息。长期分裂破坏之后，要支撑倾颓的墙垣、坠落的台阶，大半时候就应当衡量自家的力量，逐日修补、逐日修葺，以求恢复原来的样子。今天下的形势，所说的淮、蜀，就是今天可以合并经营的形势。说得小，又不敢过于局促；说得大，又不敢过于迂阔，这也是不得已而发这样的议论。况且夸张荒诞而不切实际，浮泛争竞而没有止境，只为苟且取悦皇上的心意、窥探君主的态度，甚至到了眼神表示赞同而内心违背、口头顺从而腹中非议的地步。樊哙希望得到五千兵马，横行匈奴境内，季布却想斩杀他。臧宫希望得到五千骑兵，在匈奴那里建立功劳，光武帝听了却讥笑他。这两个人的言论说得很大，却不切合实际的用处，必定有能够懂得其中道理的人。贾谊说：听取言论的办法，必须拿实际事情来检验它。何况要根据天下的形势来谈天下的兵事，难道能不衡量言论的大小，并决定哪些意见可以听取、哪些不可以听取吗？在风涛汹涌之中摇摇晃晃地漂在水流中央，只能侥幸希望船和船桨能够渡过难关。唉，听取意见的人如果不加审察，说话的人就可以侥幸免受责任。如今士大夫相互习惯于说大话，已经很久了，不能不拿实际事情来折服这种风气。所谓攻守，虽然兵家早已有所说明，但守淮、守蜀这两件事可以合在一起，却不能分离，也不能偏重其中一方，这是确定不移的论断。且借三国时期的形势来说明。诸葛孔明进入蜀地时说：曹操挟持天子来号令诸侯，难以同他争雄；吴国孙权可以作为援助，却不能图谋吞并；荆州连接吴地，扼守巴蜀，是可以用兵的国家；益州沃野千里，高祖凭借它成就帝业。按照诸葛亮的话，合并吴、蜀的形势，正是今天淮、蜀应当合并经营的确定论断。至于说利用荆州出兵宛、洛，利用蜀地窥伺秦川，霸业就可以成就，孔明的话难道不想把它说得更大些，说可以收复中原、统一三国吗？但他却局限于一方而自行防守。这样才是正确的。张华对羊祜说：“吴国有贤明的君主，即使有百万军队，长江也不是可以轻易越过的。”这就是守淮的说法。然而，难道上天真的把南北截然限制开了吗？我们的疆土和土地，要枕着兵器而不忘战事；形势上以防守为主，心志上以进攻为务。防守必须依靠合适的人，作战必须等待时机，不能只取用别人的空泛言论，而要考察他已经试验过的实际事情。事情能否成功，必定有无法掩盖的迹象。唉，人心其实就是天意。如果凭泛泛的言论而轻率采用，把天下的成败交付给一次冒险，岂不是轻率举动而丢失了最重要的东西吗？所以我举出淮、蜀可以合并而不可分离的道理，把它作为东西两面不可轻举妄动的鉴戒，说明守卫淮、蜀是当前应当办理的要务。《建康形势论》我认为，治理天下首先要使它形成有利的形势，然后再用道来运转它。譬如善于下棋的人，使用的棋子不多，却已经取得广大的优势。今天的建置和日后的补充完成，应当像丝线贯穿、绳索联结一样，看不出可以被乘虚而入的空隙，然后天下大势才能确定。正因为大势确定，所以四方的耳目都会趋向势力所重视的地方，以此决定功业能否建立。六朝以来，进取中原的人并不少；然而他们只知道进攻，却不知道如何安排后方的谋划，就像驱使子弟到四通八达的道路上去争斗，一旦不幸力量耗尽，回头看自己的家园，已经遥远而无法求救。殷浩、陈庆之不值得一提。桓温、谢▯、刘裕、吴明彻都有势如破竹的攻势，却不知道如何托付重任、巩固后方，所以一旦形势涣散，从前的功劳便全部废弃。世人常说项羽攻取关中以后，却退兵定都彭城，因而留下“沐猴而冠”的讥笑。我认为项羽并非没有谋略，只是醒悟得太晚，所以后世才可以只凭成败来评论他。正当项羽杀死会稽假守、取得会稽之时，假如让他略微建立根本，然后派心腹渡江，自己占据崤山以东，观察中原的困顿，慢慢起兵乘机进取，那么霸业早已成功了。项羽刚强急躁，想要速成，刚得到会稽，主客关系还未确定，便驱使别人的子弟渡江。攻取关中以后，他自己觉察到寄居外地的困难，于是又把重心转回崤山以东，但已经来不及了。如今全天下的形势中，最应当托付重任的地方是什么呢？长江以南，以建康最为重要，近年来常有希望皇帝临幸的意图。临安驻跸已经超过三十年，军队、百姓、井邑最终都还不能动摇；但若用它来接应江淮，却又似乎迂回迟缓。我常常观察太宗皇帝统一天下的心意，他首先让真宗皇帝掌管开封府事务，并不只是要使他了解民间的利害而已。监国抚军，是用从容准备来缓解紧急局势，圣明的谋划深远，谁敢提出异议？又如宋元嘉年间，王▯谟认为彭城是水陆交通的要地，请求让皇子担任刺史。到了魏佛貍扬言要渡江时，建康的驻军列置绵延达七百里左右，使佛貍不敢轻易进兵的，是臧质驻守盱眙、武陵王骏驻守彭城。如今建康左边控制姑孰，右边牵引京口，自古以来守御取胜的形势就像用胶粘住琴柱来调弦一样固定；如果不是合适的人，空谈这些又有什么用？恭敬地想到修复陵寝本来就是皇家大事，亲王既已出阁，希望把建康留钥的权力交给他：对内增加帝室的威重，对外联系民心，使之统一；再慢慢观察晋、宋两代经营彭城形势的办法，使将来能够利用崤山以东而逼临中原，那么广陵、淮阴以东就可以列置相望的驻军，在这里加以控制了。凡是天下的事情，在眼前谋划，都不如先确定一种不可战胜的形势。我们拥有不可战胜的形势，那么敌人想求取胜利，反而会成为促成我们必胜形势的因素。对内遵循太宗的神妙谋略，对近处采取彭城制胜的办法，把重心归于建康，这难道不是最先应当做的事吗？

译《以守养战重方面论》我听说，东晋是外表弱而内部强，所以江淮形成了分区守御的形势；李唐是外表强而内部弱，所以河朔成了养成心腹之忧的地方。外表看似弱小，但守御有确定的方略，就没有不强的；外表看似强大，但控制驾驭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就没有不弱的。懂得守御，然后才可以谋划作战；如果连守御的地方都没有，那么即使作战百战百胜，又怎能长久呢？东晋虽然作战力量不足，但守御坚固，因此聪勒、苻坚的强盛，也不能实现南渡的企图；李唐虽然作战力量有余，但守御不得力，因此赵、魏之地常常沦为盗贼的场所。天下的形势，根本在于守御，而应对在于作战。由此可知，想要远攻，必先近守，这一点不可忽视。刘宋元嘉七年，到彦之等率水军从淮水进入泗水，逆河西上，碻磝、滑台、虎牢、金墉四镇列兵分别守御。魏主命令全军向北渡河，诸将无不庆贺，只有王仲德认为，敌人仁义不足而凶狡有余，如今收拢戍卒北归，必定会合兵力全部集中；如果河冰已经封冻，他们还会再次南来。到了十一月，四镇果然又陷落，以檀道济的威望谋略，也不过只能保全军队而已。这就是前事留给我们的鉴戒。从前北人归还河南五路时，有人传说北人的谋划，说要想进入四川并不难，只要把陕西放弃，三五年后南方军队一定会来；守御道路已经熟悉，一旦发动进攻，必定夺取川蜀。由此可知，他们是故意显示弱小来导致我们的骄傲，假装败退来诱使我们进兵，留下残破之地让我们夺取，以此分散我们的兵力，用和好的言语约束我们，使我们相信它而出乎意料地行动。他们先前使我们失败的原因，仍然如同元嘉年间一样。鞭子虽然长，却打不到马腹；强弓射到末程，连鲁国的薄绢也穿不透。六朝时期，河南之地随着得到又随着失去，大概因为那里地势平坦开阔，敌军可以在内部畅通，淮南又从外部隔开，而制胜的关键，有时还要从遥远的大江以南作出决断。即使得到河南之地，多派兵则粮运难以通行，少派兵则不足以自守；大军稍微远离，士气便会怯弱，这些都应当忧虑。我认为，今日长久的忧患，关键在于守御以等待作战。两淮之地，地势不能互相呼应，希望仿照六朝兼任督察的制度，派重臣分别驻守，每人所辖不过数州，使诸将能够分区屯驻，并听从节制。如庆历年间分别委任韩琦等人，使他们加重方面之权，同时以《春秋》中责备将帅的义理申明责任；无事时谋划守御，有事时则总归于府中统筹。这就是所谓以守御来培养作战力量，以暂时的弱小来培育强大。分重地委任心腹论 我听说，着眼于长久之计的人，把眼前的事看轻，把意料之外的事看重。因此，聪明的人不会用所看重的事情去换掉所看轻的事情。凡是人有所特别喜爱，或有所不愿意接受，都是人情。感情用在所喜爱的事上，所以眼前轻松的事，有时就享受其安逸；感情忽视了所不愿意的事，所以意料之外的重大忧患，有时就因劳苦而被废弃。这岂只是人情自己没有察觉，也是私欲压倒理智而自己不知道罢了。孙武斩杀宫女，穰苴刺杀庄贾，魏绛诛杀杨干，这就是所谓激励他们使其奋发；大概是因为善于权衡轻重，深知劳逸的道理。处在轻松安逸之中却不自行忧虑，这是孙武、穰苴所不能容忍的。如今的天下，轻重的权力由上面控制；眼前的忧患，有时没有分担天下重任的人，而意料之外的忧患却常常施加给那些不受重用的人，所以承担重任的人有时反而没有激昂奋发的意志。我私下曾羡慕安逸，也曾奇怪东晋那些清谈风流的人，如温峤、庾翼、谢尚、谢安父子，在朝廷中从来不缺少萧然出尘的意趣，但到了统军临敌、制服强敌时，却总是先于武夫，使武人信服。温峤能够制服陶侃，谢尚能够安抚姚苌，庾翼能够识察桓温，谢玄能够驾驭牢之，他们难道没有平素折服其心的办法吗？六朝守御的重要地方，如淮阴、雍丘、合肥、钟离、历阳，虽然外面受到强敌逼迫，却多半穿着轻裘、宽缓衣带前往镇守；如今反而把这些地方全都责成疏远之臣，有的还远远隶属于大府，这在轻重、劳逸的安排上，或许值得议论。六朝的重地，其重要性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镇守之地有时从江陵迁到上明，有时从巴陵迁到武昌，只是根据地势来确定其重要性罢了。如今侍从官以上的人，难道没有像从前温、庾、王、谢那样的人才吗？只是他们的功名还没有建立罢了。我希望把今天的重地分别委任给他们，允许他们各自设置亲兵，并各自授予兼任督察的权力，以分担边防的忧患；数年以后，必定会有卓异而值得观望的成就。这就是权衡轻重、劳逸的办法。如今天下所谓重要而劳苦的事务，往往到了事情紧急时才托付给并非心腹的人，那么他们不怨恨就必然懒惰。着眼于长久之计，就应当先托付给我们平素所亲爱信任的人，然后才可以。使战守的形势形成确定的论断 我听说，明主用来制约习俗，是不受习俗制约；大臣用来掌握形势，是不被形势所掌握。怀抱大有作为的心志却受习俗制约，就无法施加忧虑；辅佐大有作为的事业却被形势牵制，就无法建立功业。天下的习俗，喜欢安静的名声，却养成姑息的实际，于是形势因而不能振作。因此用它治理军队，军纪便松弛；用它治理百姓，百姓便懒惰；用它推行教化，人们便玩忽。他们一定有人流于这种习俗而自己不知道，又相互把持天下的形势，庆幸我们不能建立功业。这是圣明之主应当禁止的，也是大臣应当治理的。天下无事时，关于用兵的议论即使到了朝廷，也未曾普遍进入有官位者的耳中。所以没有练习过而听到它的人必然惊骇，不乐意而被任用的人必然忧虑。众口纷纷，谁肯承担罪责？这种积弊的形成，自然有其来由。制约习俗的办法，没有比无私更重要；掌握形势的权力，没有比不存成心、更能审察的。天下所要守护的，是百姓；和百姓共同守护天下的，是士大夫。喜怒不影响判断，听取和观察就会公正；毁誉不进入内心，取舍就会确定。如今的各种议论，如果不能完全取得一个士大夫的真心，天下人的耳目就必然有所疑惑而不相信。如今想要达到富强，并不一定非要决战取胜以后才算富强。远远望去，应有隐然不可测的威势；走近它，又有隆盛而不可侵犯的气势。譬如富贵人家的大宅，壮健的儿子、受宠的弟弟、强悍狡猾的奴仆，各自处在适当的位置，那么即使开门邀请盗贼，谁肯轻易进入它的深处呢？我希望制止彼此异同的习俗，使众志归于一致；掌握战守的形势，使其形成确定的论断。天下人如果各有见解，就让他们各自充分表达，然后培养成可以任用的人才，形成不可改变的定论，那么人心自然会获得安定，天意也会重新恢复。这难道不是保全胜势的办法吗？

译合四种形势以使天下强盛论 我听说，天下这样广大，也不过依靠我们拥有形势罢了。百姓，是用来保全这种形势的；财富，是用来养护这种形势的；军队，是用来维持这种形势的；将领，是用来运用这种形势的。把这四者合而为一，关键在于上面。因此可知，有形势就强盛，没有形势就弱小。天下有天下的形势，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形势，一座城有一座城的形势。诸葛孔明不镇守汉中，却在梁、蜀交界的崎岖之地活动，是不善于效法汉高祖。刘裕设置东秦州，却背负着西北方面的期望，是不善于以项羽为鉴。天下的事情，一旦取得这种形势，就可以依靠百姓、使用财富、役使军队、任用将领，总之都在于有把赤诚之心置于人腹中的办法。贪婪就会失去财富，怯懦就会抛弃百姓，偏私就会使军队离心，昏暗就会败坏将领。因此可知，形势所在，莫过于使归属和重心统一。唐代的藩镇，议论者说这是把太阿之柄交给别人。我认为不对，胜者所用的，是败者的棋子。假如今天能够恢复唐代藩镇的形势，那么就分地守御，得到一寸就把一寸交给他，得到一尺就把一尺交给他，将依靠他们的守御来成就我们的事业，又有什么可疑虑的呢？从前汉高祖对张良说：‘我想把函谷关以东捐弃掉，谁可以和我共同建立功业？’ 这话说得多么伟大！他不说‘把函谷关以东交给他’，而说‘捐弃它’；他把割据权印看作不应授予的人，成败之间的距离，难道仅仅像眼前和睫毛之间那样近吗？我曾认为唐人的制度，例如以宣、歙、池为观察区，以岳、鄂为节度区，小的有时不过三四州，却能自行使用当地百姓，往往有办法自我巩固。如今江淮距离战事较近的地方，权力和声望都很轻，如果稍微仿照唐代藩镇的形势，不要把他们的权力全部限制住，使他们能够自行使用自己的军队和百姓，那么将来能否恢复中原，就要看那些有功之人了；以汉高祖的心意来做，也就可以了。如今江淮各州，相距有的达七百里，像蕲、黄这样偏僻而小的地方，遇到缓急没有办法自固，必定要等有事发生后大将才出现在其郊外，那么民心早已惊惧危急了。若想合并四种形势来使天下强盛，难道能不考虑这一点吗？钦定《四库全书》《方舟集》卷十　宋李石撰书 上宰相书 我听说，天下的形势藏在天下的风俗中，而风俗的变化形成于士大夫的爱好和崇尚。形势不能靠虚伪造作，风俗也不能突然改变。圣人并不是认为改革困难，而是认为倡导改革困难。天下事物的道理，只因为不能彼此整齐一致，所以必须从不一致之处探求最神妙、最隐密的根源，以激发形成不可改变的形势。形势所激发的结果，究竟是怎样导致的呢？太平时代，圣明的君主垂衣拱手在上面，宰相率领百官在下面，习惯于宽缓和易的环境，希望天下没有扰乱。他们内心积累的意念、口中宣说的话语，都要以此使整个时代成为君子长者的世界才罢休。这种用意，难道不是非常善良吗？然而天下人所喜欢的、整个时代所安于的事情，其中必然会隐藏着没有预料到的变化，于是形势就逐渐形成了。天下人只看见形势似乎应当如此，却追寻缘故而不能得到，唯独不思考从前所喜欢的和今天所安于的，都是长期习惯而变得玩忽，放纵松弛而不努力，于是积累形成了必然的形势。所以君子处在这种情况下，只应凭借自己平素的抱负，设法振兴天下的形势；这样将会不言而风行，不动而声势如雷，使天下欣然改变往日的旧习而焕然一新。同时又担心所喜欢、所安于的习惯已经成熟：喜欢发展到过度，安逸发展到松弛，那么谁来承担事务？如果按照名义责求实际，直到使人皱眉不安，又不是盛世道德深厚、功业密成的本意。恭敬地想来，真正的宰辅如同主持造化，天意潜藏而神妙运行，那么今天的形势也许会有一种不知其所以然而自然发生的变化，自己革除偷懒怯弱、苟且敷衍的风俗。石虽然不肖，哪里敢议论到这里？然而再三想到，今天的治理，天下士大夫都应当竭尽精力、耗尽思虑，无论事情大小，都应当随所处之地，努力从事于当务之急。只是习惯于所喜欢、所安逸的生活，眼看着时光偷走日子，彼此一概告诫不要多事、不要作为，那么我们的君主和宰相未必会认为这样做无害。圣人治理天下，并不以习俗风气本身为忧，而是忧虑纲纪法度不能建立。纲纪法度存在于天下，其所寄寓之处极其细微，若连丝毫也不加戒惧，那么促成这种形势的因素就会留下许多意料不到的后悔。从前熙宁、元丰年间的盛况，发展到宣和、政和年间的大过失，执事只是不了解纲纪法度所在，一概从事于空虚的文饰，以此夸饰天下人的耳目；形势既已积成，风俗便像平地上的大水，放纵溃决而发泄出来，要追究它为何发展到这一步却找不到单一原因，因为彼此激发、相互促成，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也不是一夜之间造成的。恭敬地想来，自绍兴、兴元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繁衍人口、积聚财富、施行教化，忠厚的恩泽用来浸润天下百姓的肌肤血肉，不能说没有达到极点。石私下的忧虑和过度的筹划，难道唯独没有涉及天下的形势，而只归因于风俗吗？从前汉文帝时代，在位者都以长者著称，天下也没有事情，却同样有值得忧虑的形势。贾谊因此独自用把火放在堆积的柴薪下作比喻，火还没有燃烧就说它已经安稳。贾谊通晓国家大体，一定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汉文帝宽厚，而大臣们都以长者自居，谁肯和天子一起承担严厉执法、保存天下法度的责任呢？长者似乎仁厚，但长者一流若流于乡愿，是不可不畏惧的。如今天下的风俗用来造成天下的形势，似乎不可忽视。通达其变化，使百姓不感到疲倦，也许今天士大夫中已经有人疲倦了。齐威王奖赏即墨大夫、惩罚阿大夫，虽然不能同盛世忠厚相比，但对于今天天下的形势，似乎应当这样，然后才能振作起来。石孤单而身处偏远，职位又小，动辄议论这些，实在担当不起死罪。然而我任一官职已经很晚，眼看将近五十岁，饥寒冻馁之类的忧虑，本来不宜说出口；但既然说出来，似乎也不是随便说说的。天下的事情，有时在山林泽野中思考，却在朝廷市井之间变得明白。石尚且有敢于说话的地方，执事请加以察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