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集卷九

译天以太阳为主，地以水为主，就像人体以精神、气血为主。天与火相同，地与水相类。雷电相合便显明，泽中含有水，所以先天、后天的四个方位可以相互交换。至于雷的感应，是以风来承接而由艮居其位；泽的感应，是以山来承接而由巽居其位。风实质上是天气，而坤居其位；山实质上是地质，而乾居其位。这是最深的道理，不可不察。山中含有泽，所以能够蓄积和疏泄，雷的气也由此感应；风助长雷，所以能够吹拂发动，泽的润泽也由此运行。因此靠近山的地方多雷，靠近海的地方多风。《周官》说东方日影晚而多风，西方日影早而多阴，说的就是这个。天气至刚，接近地面就变柔，万物孕育化生，于是风反而成为地的风箱和钥匙；地质至柔，接触天就变刚，气息升降，于是山反而成为天的关锁和收藏。《洪范》把风归属于土，古人登山而升中，也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后天的卦交错居于先天的位置，各自都得到适宜的位置。水浸润土地，就使土地舒展浮华之气，因此生木；火炙烤土地，就使土地收缩而凝聚精实之气，因此生金。若木燃烧而火发出，金滋润而水流出，就都不能看出土的功用。再把五行分布到四时来观察：木温、火热，是阳胜阴；金凉、水寒，是阴胜阳。土是调和之气，处在阴阳之中。一年的次序中，阴气增长而且超过一半，阳气也开始增长但尚未达到一半，这是阴胜于阳，属于秋冬，配金水；阳气增长而且超过一半，阴气也开始增长但尚未达到一半，这是阳胜于阴，属于春夏，配木火。只有冬春、秋夏交接之时，阴阳消长正好各半，这就是《易》所说的泰卦、否卦。因为处在阴阳之中，所以配土。吕氏把它列作中央，却少列了一个；京氏把它列作四季，却多列了两个。因此说到五行的意义，也没有比后天更精密的了。论说后天自然的次序，那么震、坎、艮、乾应当居于北方、东方，巽、离、兑、坤应当居于南方、西方。长幼次序既已排定，乾生、坤成，不是很好吗？然而震一定要与乾交换，兑一定要与坤交换，这正是造化的妙处。乾居于东方，确实是开始，却不是大始；以终结作为开始，像圆环一样没有端点，然后才叫作大始。坤居于西方，确实是成就，却不是使万物生成；一年的养育功夫全部完成，然后才叫作生成。况且亥月雷气尚未发动，未月泽气尚未充盈，怎么能使造化的功用各得其所呢？人们知道天心发动，是变化的开始，却不知道寂静而不动、冲和空寂而没有形迹，才是生命延续的根本。圣人所以仰慕天的地方，就在这里；贤人所以仰慕圣人而未能达到，也在于不能通达这一息的道理。啊！文王的德性光明显著而纯粹，我从他的图位中看到了这一点。然而仍然说“战吗？乾”！所以圣人不废弃克制自己的功夫，直到完全没有自我，然后才能与天地相似。艮的德性最接近乾，因为它安静而无我；巽的德性最接近坤，因为它能够制约潜伏的阴气，并且都顺应刚健之气。因此先天艮、巽的位置，后天由乾、坤居之。艮的德性虽然最接近乾，但它之所以能够安静而无我，是因为此前已有震的发动、坎的反复涉险，所以说“战乎乾”，又说“自强不息”。巽的德性虽然最接近坤，但它之所以能够发动而惠及万物，是因为最后有离的光明、兑的喜悦，所以说“万物都得到养育”，又说“包容万物而使化育光明”。震之后是离、兑，是阳迎娶妻子；巽之后是坎、艮，是阴生育儿子。迎娶妻子便成就父亲的职责，所以接着是乾；生育儿子便成就母亲的职责，所以接着是坤。这是先天的次序。有长男，就有长女与之匹配，所以震、巽居先；诸娣随后，所以接着是离。有嫡妻、有娣妾，母亲的职责就具备了，所以接着是坤。其余则属于妾御之流，所以接着是兑。由此有了继嗣，成就父亲的职责，所以接着是乾。坎、艮是尚未长大的儿子，长大后又成为震而主持家室。这是后天的次序。天尊贵、地卑下，是君主与辅相的位置；日东、月西，是卿士、师尹的职分，负责纲纪朝政；雷、风、山、泽，宣布传播号令，承接引导德政，以镇守安定四方，是岳牧的职责。这是先天的方位。君主无为而治，好比北极星安居其位，众星环绕着它；臣下负责办事，为君主养育万物。震、巽首先承受君主命令，离、兑随后竭尽功效，坎、艮最后报告事情完成。这是后天的方位。因此图象一设立，常道和伦理次序就排列清楚了。乾为头，是五官所共同尊奉的部位；坤为腹，是四肢所依托的部位；震为足，是阳气发动的地方；巽为股，是阴气潜伏的地方；坎为耳，是内在的光明，也是魂魄得以承载的地方；离为目，是外在的光明，也是魂神运行的地方；艮为手，位次接近震的阳，能够运动却不离开本位；兑为口，位次接近巽的阴，欲望通过它显现于外。养护身体的人，引导阳气从震、艮开始，所以手拿东西、足以行走，都是希望它们运动；约束阴气从巽、兑开始，所以男女饮食，都希望它们安静。头部姿态正直，身体姿态端正，然后天地各得其位。看时要想着明察，听时要想着聪敏，这样日月就不会失度，四时也不会差错。圆，是天的形体；方，是地的形体。凡是事物都有端点，圆却没有端点，所以说不可把它作为首端。它的意义必定取用九，是因为圆的根在中心，取坤的二而使之聚合。所说“乾元用九”，知道乾元没有首端，就知道所谓心的妙用了。凡是方形便有所止，所以说有终点。它的意义必定取用六，是因为方的根在角，以乾的一而使之正直。所说“直以方也”，知道直方，就知道所谓德的边界。凡圆形最大，方形次之，所以说“大哉乾元，至哉坤元”；但积累方形也可以广大，所以又说“直方大”。一点只能形成一个点，两点形成一条线，三点才开始形成一个面；推及各种形体，也没有什么不能贯通的。一加一仍是一，不能分割，所以它的形状是圆，代表天。二乘二为四，分界已经清楚，所以它的形状是方，代表地。又可形成三角形，在圆中用三来代表天；形成斜弦，在方中用二来代表地。因此，一、四是天地的本体；三、两是天地的作用。假定这里有一百个数，洛书中的九与一相对，八与二相对，七与三相对，六与四相对，五没有外在的对应，而是自相为对，这大概是开方之术的根源。

译大衍之数为五十，而它实际运用四十九，大概是因为从一到五推演为五十五，除去天一、地二这两个作为数之始的数不参与推演，推演三、四、五的数便是五十。三推演为勾，四推演为股，五推演为弦。三数相加又不能形成方，所以实际运用四十九。四十九是七的推演，七是三、四相合之数。三、四是勾股的比例，所以也是方圆的比例。凡是由圆的内外生成方、由方的内外生成圆，其面积总是圆为四、方为三，因此四十九的面积属于方。内部包含圆的面积三十八，半方为十四，圆为十一；又内部包含方的面积二十四，半圆为十一，方为七。三，是圆形天的数；四，是方形地的数；五，是三、两相合的数，是人的数；七，是三、四相合的数，也属于人的数。从河图、洛书来说，五居于中央；五的中心还有一个数，更是中央的中央。从大衍来说，中心的一个数，也是在中央之中央。大概河图、洛书和大衍都有奇数，奇数必定居中，所以河图、洛书的中央，一个数代表人的位置；大衍的中央，一个数也代表人的位置。《易》说：“《易》简易而天下的道理就能获得，于是人的位置便在其中确定了。”《尚书》说：“建立皇极。”《易》又说：“挂一以象三。”说的都是这个道理。挂一象征三，又与余数相合来象征闰月，为什么呢？回答说：象征两、象征三，是一个道理；象征时令、象征闰月，又是一个道理。如果从象征两、象征三继续推演，那么四数揲蓍、归纳余数，就应当象征万物的变化；如果从象征时令、象征闰月追溯根源，那么分二、挂一，始终是岁时积累的起点。所以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此以后，连巧妙的历法计算也不能穷尽，这是一个道理。又说：“一周年有三百六十六日，用闰月确定四时而形成一年。”这是另一个道理。圣人各自举出其中一端，来包含两个道理。唐代一行说：“人处于天地之中，以观察盈虚变化。”如果想把这两种说法合为一谈，就不对了。比如下文既以蓍策对应周年日数，又以蓍策对应万物数目，难道也可以合为一种说法吗？一行的大衍历与孔子的本意颇不相同，大略是把分二看作象征二气，挂一看作象征闰月，分二是分岁，四数揲蓍象征一月的四个弦日；至于左右两边的余数，却又不以它们象征闰月，这就是它与古义不同的地方。后人沿袭这种说法，认为只有第一次变化挂一象征闰月，第二、第三次变化有余数而不挂一；遇到没有闰月的年份，所以说五年再闰，于是两次归余之后才挂一。仔细探究其中的道理和方法，也很疏略宽泛。因为它把一策当作一个月的实弦日数，还不到七日半，而挂一所象征的闰月余数有十一日多，就超出了蓍策数。挂一所象征的十一日多，只是第一年的积余，却仓促地把它当作有闰月的一年，于是连一个月也还没有形成。闰月的数出自四时的余数，如今却说在四数揲蓍之前先挂一，又失去了历法的次序。这不仅不合经文之意，而且它自己的说法难道不也不严密吗？刘歆的三统律历，也都是牵强附会之说。如今改变一行的说法而加以疏通：分二，是把一年分为两部分。觉察到成数有余而预先除去它，于是挂一象征气盈。按每月四个平弦来计算，每一弦整整七日半，那么四数揲蓍就象征四时十二个月。把气盈与月朔的不足合起来积成闰数，把挂一的奇数归入余扐，以求得爻数。所以挂一和余扐合在一起，都象征闰月。现在历法中一天采用九十六刻，大概得到了《易》的真正数目，是八卦六爻彼此相乘的数。以十二辰作为节度，白昼最长不超过七分，黑夜最长也不超过七分；这是天地的中正，是阴阳的正气。超过这个范围，就属于天地之外的区域，是阴阳偏斜之气。因此先天图从复卦开始反推其积数，阴为七分，阳为五分；从姤卦开始反推其积数，阳为七分，阴为五分。这是二至昼夜的极限。从同人与临之间的比、遯之间反推其积数，阴阳各为六分，这是二分昼夜的平均状态。

译《景行摘篇附记》《祭诸葛武侯文》【李兴代刘弘所作】天子命我来到沔水以北，听着战鼓而长久追思，希望承接前代贤哲遗留下来的光辉；登上高山远望，以此瞻仰诸葛亮的故乡。大概神奇之物能够应合时机，伟大的器用没有固定的形态，通达的人没有滞碍，伟大的德性不拘常规。因此谷风吹起，驺虞便长啸；云雷蒸腾，潜藏的鱼龙便跃动。挚从三次聘请中脱去布衣，孔尼得到征召便提衣而行；管仲受命后如豹变般焕然一新，子贡感激而追随君王。徐生发现宝物的才能不同寻常，卧龙从深藏中被释放出来；刘氏倾盖相交实在伟大，赞美您的德行周备。大概有知己的君主，才有竭尽生命效命的良臣。正因为如此，您为我汉室分定三分天下，跨连我汉室的边疆，纵横于北面，驰骋于魏国疆域。英伟啊，您独自承受上天的灵气，难道是神的精华，难道是人的精英？您的思虑多么深远，您的德性多么清纯！身处异代却在梦中相通，只恨不能与您同时出生。推演您的八阵图，不在孙武、吴起之下；木牛的奇巧，也足以仿效般氏；神弩的功效，何等微妙！千口水井整齐砌筑，又是多么神秘精要！从前处在颠沛动荡之中，有声名而没有形迹，谁能比得上我们这些人？良好的筹谋、精妙的规划，臧文子已经死去，只凭言论获得称誉，仍不如您的言行都能相互验证。管夷吾反复登堂，乐毅功业未终，哪里能和您相比？您明智通达而守持冲和，临终接受托付；谦让超过许由，背屏而临朝处理政事；百姓的言论没有流弊，刑法施行合于郑国，教化之美胜过鲁国。蜀地百姓知道羞耻，黄河、渭水一带安定无事；如果不是皋陶，就是伊尹，哪里能与管仲、晏婴相比？难道只有圣宣公才如此吗？他常常慷慨叹息。从前您隐居时，占卜决定只住在这所宅院；仁者、智者所居之处，难道不能使它更加宏阔吗？日月运行，时光渐渐陨落到黄昏，谁能不死？可贵的是留下了遗范，这都是您的功勋；移风易俗流传后世，歌咏着您遗留下来的典范。懦弱的人将因此奋发，路途遥远而久长，您的规范多么卓越啊！凡是像您这样的人，实在难以穷尽地探究。从前我们相隔万里、道路各异；今天我来到这里，得以看见您的故居。汉高祖的魂魄归于丰沛，姜太公到第五代才返回周地；我想象着那若有若无的身影，希望形迹和声响还能有所遗留。您的神灵如果有知，难道会不知道这些吗？祭祀韩文公的祭文【李翱作】孔子一系说：应当远离杨朱那种放纵妄行的学说。孟轲拒斥它，后来却被成戎之风所败，华夏与异端学说混杂，形成了横行无忌的风气。兄长常常辨析这些问题，孔子之道因而更加明白。建武以来，文章日益卑下，质朴的内容丧失；文气衰萎，体制败坏，剽窃雕饰而互不相让，以骈偶华辞争奇斗艳，颠倒次序，彼此压倒。到了兄长作文时，能够感动鬼神，除去浮华而取得根本，开合变化奇异惊骇，气势如驱使波涛、涌起云气。兼采刘向、越王、嬴秦等以来的文章，与武帝、殷商六经之学相抗衡，使中断的传统重新焕发，学者终于有了归宿。文章发生了巨大变化。兄长做官，从不逃避艰难；上奏屡屡遭到斥退，离职之后又再次升迁，升降始终不改其正道，直言屡次被人听见。贞元十二年，兄长在汴州任职，我从徐州游历而来，才得以与兄长结交。您看不起我的无能，却仍以朋友相待；同我讲论交游、剖析道理，使我获益深厚。二十九年之间，竟不知时间已经这样久了。兄长因病休职，我病卧在室中，您三次来看望我，谈笑终日不止。为什么让荒地长满而不去耕种呢？以一个人的心防范外物，贪生之人都把它当作凶恶的话。兄长病重时，便安然等待生命终结，顺应变化而尽其天年，内心毫不迷惑；想要同您诀别，千言万语似乎永远说不完。临到丧事，我放声大哭，肝胆仿佛都已裂开。老聃说：形体虽死，精神和名声并不灭亡。兄长的声名光辉，如同星斗。我撰写了兄长的行状，送交太常；声名震动天地，谁说它不会长存？灵车来到东方时，我正在庐江任职；君命森严，使我不能亲自去见兄长的丧事，只能派遣使者奉奠酒。百般酸楚搅乱心肠，您的声音容貌仿佛还在眼前，什么时候才能忘记呢？汉、唐之间，能够辅佐君王的人没有出现，而这种文章之道也随之衰亡。程颐、程颢和朱熹认为，差不多可以与三代英杰相比的人，汉代只有武侯，唐代只有文公而已。李翱、李观二人的文章，推重并发挥这一道理，尤其到了极致，所以特别将它们收录下来。王仲淹曾说：千年以后，如果有人能够修明周公的事业，我也无法亲眼见到；千年以后，如果有人能够继承宣尼的事业，我也不能同他并列。唉！仲淹的志向确实宏大，然而他的名声和事迹若明若暗，深奥之处引起许多疑问。像武侯、文公那样，他们的事业和文章却清楚地昭示于天地之间。后世读到这些，可以受到感发。周子赞【朱子作】道统丧失了一千年，圣人远去，言论也湮没了。若没有先觉者，谁来启发我们这些人？书籍不能完全表达语言，图象不能完全表达意旨。风月无边，庭院里的草木交相映翠。程颢、程颐向周敦颐求学，却从未推尊他为道统的继承者；难道是因为孟子说愿意学习孔子，所以暂且舍弃子思的意思吗？到了朱子，才尊奉周敦颐为先觉者，把继承前代、启发后人的道统归属于他。《祠堂记》中叙述此事，推崇尤其充分，大概把他比作河洛之间开天辟地般的盛举，又推说五星聚会是应运而生的符瑞。文末说：见到而能够认识它的人，有程氏，于是把它扩展开来并加以阐明。由此，道统的源流就清楚了，万代学者都像知道宗主并奉祀他一样，如同面对高山而仰望北斗；朱子的功劳实在太大了！现在考察伏羲画卦，从阴阳开始；大禹叙述洪范九畴，从五行开始。大概道理和本性本来不能用图形来描绘、用形象来表现；能够把它们画出形象，是从周敦颐开始的。至于太极的本体，本来就是天地之所以广大之处，并且超然存在于阴阳之上。它落实到人和万物身上的部分，也同天地一样广大，丝毫没有亏损。虽然由阴阳二气交错而成，却同样超然，不受形体和气质拘束，也没有丝毫杂质。唉！如果不是见道明白、能够认识本性并认识天道的人，谁能达到这种境界？绘制人物的本性，只画一画还不够，于是再增加两画，似乎显得烦琐。然而天地把本性赋予人，父母把本性传给子女。父母距离我们近，天地距离我们远，所以侍奉父母是人人都知道的，侍奉天地却是人人都不知道的。如果沿着由气和形变化而来的学说向上推究，那么在人类初生之时，谁是他的父母呢？那时人与乾坤混合而没有间隔，即使不是圣人，也有人能够认识这一点。这又是周敦颐指示得最亲切的地方。张载的《西铭》，大概专门阐发了这个意思。然而周敦颐和张载终身未曾相见，著作也从未彼此传闻。这大概是心意和道理相契合，所谓如同符节相合。唉！这不正是所谓书不能尽言、图不能尽意吗？程伯子赞【朱子作】仪态如山岳挺立，容色如玉，声音如金；元气充盈而无亏，浑然天成。瑞日祥云，和风甘雨；龙德居于正中，它的恩施于是普遍降临。程叔子赞【朱子作】圆规画圆，曲尺画方，墨线笔直，水平端平；这才是真正的君子。美好啊，大成之学！像布帛一样有条理，像菽粟一样有滋味。懂得这种德行的人很少，谁能认识它的珍贵？对于程伯子，赞美他德性的完备；对于程叔子，赞美他学问的平实。瑞日祥云、和风甘雨，对人的感受深；规矩准绳、菽粟布帛，对人的救济大。它们都是急切需要的、长久存在的，彼此不可缺少。张子赞【朱子作】

译早年喜爱孙武、吴起，晚年远离佛教和老庄；勇于撤去讲席，一变而达到至道；精心思考，努力践行，微妙地契合道理，迅速写下《订顽》的训示，向我展示了广大的居处。张载当时登上讲席，讲授《周易》，道已经有所成就。有一天见到二程，便撤去了讲席。谢绝学生，回到关西，又努力学习十多年，此后学问醇厚、道德高尚。程子说，孟子以后，儒者没有人能赶得上他。难以克服的，是自我的私心；难以明白的，是个人意见造成的遮蔽。从贤者以下，没有人能够完全避免这些。张载远胜常人的地方，不只是撤去讲席这一件事。看二程兄弟同他往来论学，攻错切磋，直率诚信，仿佛是二程把这种态度施加于门下弟子；而先生却充分接受，如江河决口般毫无阻碍。唉！这不是大贤不能做到的。先生是二程的表叔，年龄又比他们大一倍，名声也早在撤去讲席之前已经形成；二程那时才二十岁左右。邵子赞【朱子作】上天造就了人中豪杰，英姿卓绝，盖世无双；驾驭长风，鞭策雷霆，遍览天地而没有边际；手探月窟，脚踏天根，在闲适中贯通古今，在醉意中包容乾坤。邵子的《易》学，精深地探究阴阳消长的关节；而他对后世学者的功劳，在于传下先天卦图。所以特别用探月窟、踏天根来赞美他。月窟、天根，就是姤卦和复卦。司马文正公赞【朱子作】专心求学，努力实行，清正自守，苦守节操；有德行，有言论，有功劳，有功业。身穿深衣，系着大带，张手拱立，缓步而行；遗像仍令人凛然生敬，可以使品行浅薄的人肃然自省。温公居住在洛阳时，考察古制，制作深衣和幅巾，闲居时穿戴它们。○按：程子说：我见过的人很多，能够不夹杂异端的有三人：张子厚、邵尧夫、司马君实。程子又说：世上博闻强记的人很多，但他们最终没有不归入异端学派的；能够独立自守而不迷惑的，只有子厚、尧夫罢了。大概二程推许的人，首先是张载，其次是邵雍；至于温公，他们本来佩服他的躬行实践，也承认他的德行，但仍略有微词。《周易原象赞【朱子作】太乙开始分判，阴气下降，阳气上升；阳以一画施展，阴以两画承接。伟大的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奇画和偶画既已陈列，两仪于是设置。由主干而生枝条，一画各自生出两画，阴阳交错，从而建立四象。奇画上再加奇画，叫作阳中的阳；奇画上加偶画，显明阳中有阴。偶画上加奇画，阴在内而阳在外；偶画上再加偶画，阴与阴相重。两个一画系统分开后，每一画又生出两画，三才显现在眼前，八卦掌握在手中。奇奇奇，第一卦是乾；奇奇偶，第二卦是兑；奇偶奇，第三卦是离；奇偶偶，第四卦是震；偶奇奇，第五卦是巽；偶奇偶，第六卦是坎；偶偶奇，第七卦是艮；偶偶偶，第八卦是坤。最初的一画成为仪，中间的一画成为象，最上面的一画构成卦，关于人伦的道理于是明朗。将八卦重叠，每卦一贞八悔，六十四卦由内向外形成；交易是它的体，往来彼此是它的作用，变易是它的用。时而静止，时而发动；从帝王时代降至王者时代，流传于夏、历经商代，只有占筮而没有文字，百姓的使用还不明显。文王为卦作彖辞，周公为爻作爻辞；考察这八卦，二卦纯一、六卦交错，于是乾为父，坤为母；震、坎、艮为男，巽、离、兑为女。离在南、坎在北，震在东、兑在西；乾、坤、艮、巽分据四维，确立方位，设置官职、建立师法、发布命令，这部书就叫《周易》。孔圣传承了它，成为《十翼》；虽遭秦代焚书，却没有被烧尽，到宋代才重新彰明。邵雍传下伏羲的卦画，程颐阐发《周易》经义；卦象陈列，数理铺开，言语把道理说尽，义理也得以显现。即使经历亿万年，也永远是显明不变的常法。开头所叙述的，正是邵雍《易》学中先天生成卦的方法。康节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出这种说法；人们通常认为圣人画卦时，先确定乾、坤，再使它们交错而形成六子，却不知道一画各生两画的奥秘，这大概是千年以来未被揭示的道理。然而这种说法其实具备于孔子《系辞传》中，只是人们没有察觉罢了。他把震以下各卦的方位分配看作文王的学说，也极有道理。真正深于《周易》的人，自然应当知道这一点。朱子的这篇赞完全发挥了这种说法，而所谓邵雍传下伏羲卦画，大概确实是可信的。《述旨赞》【朱子作】上古时代，社会质朴，百姓淳厚，是非不能分别，利害不能分辨。风气逐渐开化，于是产生了圣人；他们聪明睿智，超出众人。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开始画出奇画、偶画，教人占筮，以判断可行与不可行。圣人作为君主和老师，为百姓开凿门户、打开眼界，使民众不再迷惑，拥有恒常的守则。到了中古，时代变化，风俗转移，淳厚日渐浇薄，质朴逐渐丧失，百姓的欺诈日益增长。穆穆然的文王身陷大难，却安于土地、乐于天命；考察世间的忧患，于是根据卦义作成彖辞。到了周公，借六爻来设教，根据事情建立教诲，反复叮咛，详尽周密；只要合乎中正，就会亨通而吉祥。对儿子说的是孝，对臣下说的是忠；探究幽深、阐明隐微，如同正午的太阳。到了末流，学者沉溺于术数，拘泥于曲折的句子而形成欺妄，连黄裳也被误解。伟大的孔子晚年喜好这部书，竹简编绳已经断了多次，便排除八种杂说，作成彖、象和《十翼》，专门运用义理，发挥经文的意义。静居时省察卦象和卦辞，行动时考察变化和占断；存亡、进退、上升、下降、飞翔、潜藏，无不在其中。一点一滴都不差错。假如再给我几年时间，大概就不会有大的过失了。恭敬地想，三古的四位圣人一心垂示卦象，光明照耀千年；我们所面对的，正是这个道理。学者如果不追溯它的本源，面对文辞、卦象、数理，有的放纵，有的拘泥。可叹我这个小子，既微小又浅陋，终身钻研仰望，哪里能够测知、穷究其中的奥妙。不是比喻，反而使荒疏更加严重；不是诚实，也使遗漏更加增多。只能暂且保存疑问，哪里敢说自己能继承后世？这篇赞写得极其精粹，不可不深入思考、潜心玩味。○汉代以来，解释《易》的人只说圣人作《易》，是专门为了说明阴阳消长，泄露造化的奥妙罢了。他们虽然知道《易》取资于卜筮，却不认为卜筮是它的本旨。到了朱子，才开始认为伏羲作《易》，正是为了卜筮而设。当时风气尚未开化，民俗淳朴，不知道趋吉避凶，于是只教他们知道应当趋向什么、避开什么。到了中古，淳厚朴质流失，欺诈虚伪滋长，人们趋吉避凶更加机巧，却只知道吉凶而不知道义理，这就失去了伏羲教人的本意。所以文王、周公作彖辞、爻辞，向人显示中正仁义的归宿，因而说：难道是衰世的心意吗？大概是因为风俗教化衰败而加以补救，使它重新淳厚。然而文王、周公的深意没有人能够阐发，因此《易》的卦象虽然保存下来，大义却逐渐偏离，慢慢沉溺于术数。孔子于是极力推究文王、周公系辞中最隐微的意义，把道德、性命阐发在《十翼》之中，这才知道《易》果然不是占卜的小术，而是阐明义理的微言。由此说来，伏羲教人趋吉避凶的心意，就是教人舍弃恶行、遵从善道的心意；文王、周公中正仁义的教诲，就是使人不迷失于吉凶悔吝的教诲；孔子发明文王、周公的心意，阐明义理的根本，就是泄露伏羲的奥秘、极力发挥其前代作用的道理。时代经历三古，教化随时代施行，但它们的用心难道有两个吗？

译沉溺于文辞的人，没有察觉立象的根本；拘泥于象数的人，又不能合乎典礼的中正。《易》的道理昏暗纷乱，几乎就要熄灭了。如果不是周敦颐、二程阐发其中的义理，邵子传下其中的卦象，朱子又推究卜筮的本旨，使《易》恢复其原初教化，那么即使想知道四位圣人的心意，又从哪里去求取呢？然而直到今天，仍有人执着于朱子所谓三位圣人的《易》各不相同，想要分别按照自己的意思去求取；这种弊病比放纵和拘泥还更加严重。他们大概没有善于观察朱子的学说，反而犯了以言语损害文辞、以文辞损害意旨的错误。所以这篇赞叙述三古的源流彼此衔接，最后说四位圣人一条心，这可以看作朱子的定论了。《警学赞》【朱子作】读《易》的方法，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心，容貌严肃，席位端正；专心安坐，如同面对上帝；对卦和爻要小心翼翼，如同占筮已经得到结果，把那些卦象、卦辞作为自己的规范。字要依照训释来理解，句子要逆推其语气，事情要根据其中的道理，意旨要合乎平正。说否、说善，就像亲眼看见；说停止、说行动，就像亲脚践行。不要因为宽泛而粗略，也不要因为过于细密而困窘；不要固执己见却自以为可取，不要把一切都看成必然却强行解释为通达。平易从容地由表及里，等到贯通之后，万事就归于一个道理。道理确定而成为实体，事情到来时还处于虚的状态；运用因应开始出现具体形态，整体的根本却没有可考的固定迹象，实体必须依托虚而存在。以体统摄用，以古代驾驭今日，由静制动；清明、纯洁、精微，这就叫《易》。把这种道理落实到自己身上，行动就常常吉祥。从前二程继承周公、绍述孔子，深奥的旨意和宏大的纲领如星辰陈列、北斗环拱；只是其中还有未被开启之处，等待后人。我这个小子狂妄而浅陋，冒昧地把它述说出来并加以申明。这一章论述读《易》的方法，最为警醒恳切。大概是以卦辞为主：字要寻求训释，句子要逆推语气，不可因为宽泛而粗略；事情要根据道理，意旨要合乎平正，不可因为过于细密而困窘。不可宽泛粗略，所以不要固守浅陋而自以为正确；不可过密困窘，所以不要强行穿凿而自以为通达。至于由表及里并贯通为一体，那么这两种弊病就都消失了。道理确定而本体无形，这就是清洁纯净；圣人凭此洗涤心灵，退藏于幽深之处。事情到来而作用相应，这就是精微；达到极精、极其善于变化的境界，是圣人穷极深奥、研求事物几微之处的方式。程子的著作，对于宏大的纲领、深奥的旨意已经完备，但不免把《易》当作专门说理的书，这仍然停留在实的一面，而有所谓虚中涵摄、贯通曲折、旁通无碍的妙处；必须等朱子依据《易》的本义加以述说和申明，才没有遗憾。然而今天诵读朱子留下的话，看到他对于《本义》还有许多想修改却来不及修改的地方，难道仍有所等待，只是苦于年岁不足吗？所以孔子说：再给我几年时间；王仲淹说：圣人对于《易》，终身都在其中罢了。《敬斋箴》【朱子作】端正衣冠，庄重目光，专心安居，仿佛面对上帝；双脚举止一定沉稳，双手举止一定恭敬，选择落脚之地而行，转身回旋也要像绕过蚂蚁封土那样谨慎。【这就是程子所说的整齐严肃、无事时的敬：前四句是静中的静，后四句是静中的动；专心面对上帝，是内心的功夫，选择落脚之地、转身回旋，是外在的功夫。】出门时如同会见宾客，承办事务如同举行祭祀；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轻慢；守住嘴巴像瓶口封闭，防护意念像守卫城池；诚恳专一，不敢有丝毫轻率。【这也是所谓整齐严肃、有事时的敬：前四句是动中的静，用来巩固内在的存养；后四句是动中的动，用来谨慎外在的发用。】不向东而以为西，不向南而以为北，遇到事情便专心存守，不到别处去。【这就是程子所说的主一无适、无事时的敬。“不东以西，不南以北”，心就能常在中正；心存于内，所以没有别的去向；“当事”就是随处随事。】不要把心分成两份，也不要分成三份；专精专一，以此观察万般变化。【这也是程子所说的主一无适、有事时的敬。“勿贰以二，勿参以三”，心就能常常专一；虽然应对外界万般变化，主守却不失，所以说“监”。】从事于此，就叫作持敬；无论动静都不违背它，表里相互端正。【无事是静，有事是动；而在动静之中，各自又有动静、表里之分。】片刻之间稍有空隙，私欲便会千头万绪；不曾燃火却感到炽热，不曾置身冰中却感到寒冷。【这里说的是在静中存养：只要有片刻不敬，私欲就会乘隙而起，如凝冰、焦火、深渊、飞天，转瞬变化，没人知道它会到哪里。】细微处稍有差错，天地便会倒置；三纲既已沦丧，九法也会废弛。【这里说的是在动中发用：公私、义利之间的细微关头，如果没有敬来察辨，极小的差错就会造成天地般的谬误，甚至导致三纲沦丧、九法废弛。】唉，年轻人啊，要记住，要恭敬！墨卿掌管警戒，谨此告诫你的心灵。【“灵台”就是心。】这篇箴言虽然讲的是敬，但开头所说的“防意如城”，第二段所说的“万变是监”，后段所说的“毫厘有差，天壤易处”，正是《中庸》所说的在隐微之处也必须谨慎，这属于义的功夫。敬与义虽然相对而言，但敬通常是主导的，所以《中庸》所说的戒慎恐惧，是敬；所说的谨慎独处，也同样是敬。这篇箴言所说的，就是《中庸》义理的疏解。《克己铭》【吕与叔作】凡是有生命的事物，禀受的气相同，形体本为一体，为什么却不能仁爱呢？只是因为我存有私己，把自己同外物分别开来，划出界限，争胜之心横生，于是纷扰而不齐一。大人保存真诚之心，以天帝的法则为准则；起初没有吝啬、骄傲等私心来作我的祸害。以志向作为统帅，以血气作为士卒，奉天之命出征，谁敢欺侮我？一面作战，一面招徕，使私心退却、欲望止息。从前它们是仇敌，如今便成了臣仆。正当还没有制服它们时，它们使我的家庭困窘，婆媳争吵不和，哪里还顾得上其他事情？既已制服它们，胸怀便广大而通达，洞彻八方荒远之地，天下万物都在我的心门之内。谁能说天下不会归于我的仁爱？他人的瘙痒、病痛、疾苦，全都如同切在我身上一样；一旦遇到这些事，没有一件不是我的责任。颜回算什么特殊人物呢？只要向往并努力学习他，就可以做到。〔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朱子把“己”同“理”相对而言，吕氏这篇箴言则把“己”同外物相对而言。然而下文说：“心以天帝的法则为准则，说奉天之命而行”，这就正是所谓的“理”。因为天理之中本来没有私我，忘掉自我、忘掉物我之分，天理就在其中了。而且从同外物相对的角度来说，对“仁”的体会尤其真切。《小学题辞》【朱子作】

译元、亨、利、贞，是天道的常理；仁、义、礼、智，是人性的纲要。【天地的四种德性，人性都具备，这就是所谓“天命之谓性”。】凡是人性最初的本然，没有不善的；和善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随着感应事物而显现：亲爱父母，敬重兄长，忠于君主，敬爱年长者，这叫作秉持常性，只有顺应而没有勉强。【人性没有不善的，所以情感受外物感动而发动时，各自都有条理，这就是所谓“率性之谓道”。】只有圣人的本性，广大如苍天，不增加一丝一毫，万种善德都已完备；普通人懵懂无知，被物欲交相遮蔽，于是败坏了人性的纲要，甘心沉沦自弃。只有圣人对此感到悲悯，建立学校，设置老师，用来培育根本，伸展枝条。【性是根，道是枝；小学用来培育根本，大学用来伸展枝条，这就是所谓“修道之谓教”。】小学的教育方法，是洒扫、应答、待人接物，在家孝顺父母，出外恭敬长者，行动没有一点违背；行有余力，再诵读《诗经》、阅读书籍，歌咏舞蹈，思考也不越过正道。【洒扫应对、在家孝顺出外恭敬，是培养诚实行事的功夫；诵诗读书、歌咏舞蹈，是启发明智知识的功夫。先防止小的过失，才能保持真淳而不流于浮薄；先使智慧见识尚未开启，所以教育的次序如此。】穷究事理、修养自身，这就是大学的学习；天赋的明德显明无比，内外没有隔阂。【穷究事理、获得知识，就没有不明白的善理；努力实行、自我修养，身体就没有不诚实的地方。大概到了成年，聪明才智已经开启，而克制私欲成为要务，所以教育的次序如此。上天赋予人的明德，是我与万物共同获得的；自身既已诚实，就能兼以成就万物，于是内外之道合而为一了。】德行崇高，事业广大，于是恢复本性；从前并不是有所不足，如今哪里是有所增加呢？【成就自己，德行就崇高了；成就万物，事业就广大了，但这并不是在本性之外有所增加；尽自己的本性，尽万物各自的本性，正是恢复本来的状态罢了。性好比根，散开而成为万理万事的枝条；到了尽己性、尽物性，使各自都得到自己的本性，就像枝叶结成果实，又返回根本。果实成熟，只是恰好像它的种子罢了，哪里有什么增加呢？】时代久远了，人也相继亡故，经书残缺，教化松弛；防范和培养不得其正，日益增长浮华靡薄之风；乡里没有善良的习俗，世间缺少优秀的人才；利欲纷乱争夺，异端言论喧嚣。所幸这种人的常性同天一样长久，不会坠失，于是辑录格言，希望使后世子孙觉悟。唉，年轻人啊，恭敬地接受这部书吧！这不是我这个衰老之人的言论，而是圣人的谋略。【小人没有受到至善政治恩泽的防护，所以乡里没有善俗；君子没有听闻圣道的要旨，所以世间缺少良材；下层人沉溺于功利习气，所以利欲纷纷争夺；上层人沦陷于异端教说，所以异端言论喧嚣。】这篇辞文，就是概括《大学》序言的宗旨而写成的。《榕村集》卷九。钦定《四库全书》。《榕村集》卷十。大学士李光地撰写。序一。《进读书笔录及论说序记杂文序》。康熙十九年闰八月初五日。皇上退朝之后。皇上在乾清门召见并询问我家中所作的若干文章，臣惶恐万分，回去后收拾旧日文稿，大体都是经生家的言论，不足以呈给皇上乙夜批阅，又不敢用空疏之文来应付皇上的清问，谨将读书笔录数十条，以及有关学问的论说、序、记十篇，缮写成一卷进呈，并恭敬地为它作序说：臣认为，学问对于天下是极其重大的。自古以来，最早谈论学问的，是殷高宗和傅说。傅说所说的广泛听闻、学习古人，时时勤勉、谦逊自守，以及教与学相互促进，始终不忘努力，又说：“知道它并不困难，实行它才是困难。”这些都是后世聪明才智之士所不屑于留意的地方；而殷高宗作为天生圣明的君主，傅说作为上天赐予的辅佐，却勤勉努力地互相勉励，仿佛唯恐赶不上。因此，君主继承成汤，在殷国施行美好的政治；臣子则同阿衡相媲美于商朝。学问对于治国之道的重要性，就是这样。古今谈论学问的人，无不说帝王的学问同儒生不同。臣认为并不是这样。沉溺于技艺，拘泥于章句，以华丽辞藻自娱，以浮泛涉猎相互夸耀，难道只有帝王才会如此吗？即使儒生，也不应以此为所崇尚的事情。至于穷究性命的本源，研求精微深奥之理，探究六经的旨趣，周知当代的事务，这难道只是儒者所用心的事情吗？帝王的学问又怎么能超过这些呢？大概高宗所说的恭敬沉默而思考，就是性命的本源、精微的归宿；他所说的学习并有所收获，就是经书训诂的精微。他所说的明察而不犯过失，就是当代的事务。这是古今谈论学问的宗旨，也是古今为学的准则。因此，我 皇上天生姿质卓异，神明般地获得见识，生而知之又喜好古道，近于圣人而且多才多艺。然而这些技艺都只是学习后便能运用而不滞留于心，经历过便随即化去。诗文、书法、历法、算术以及各种工艺技巧，没有不精通其道的，却没有一样滞留在心中。至于他潜心思考实体之理，早晨听讲、晚上诵习，积年累月而不懈怠，寒暑风雨也不停止，是因为不是尧舜之道，就不让它陈列在面前；不是关于天、人、性、命的书，就不让它在心中游息。臣愚昧无知，私下认为 皇上所学习的不是汉、唐以来的学问，而是唐虞三代的学问。臣是穷僻海滨的末等儒生，受到聪明才智不足的蒙蔽，又局限于见闻孤陋，四十岁还没有成就名声，至死都以此为耻。如今在太阳光下，烛火更加微弱；我抱着书卷踉跄前行，惶恐失措，无地自容。然而臣所学的东西，却是仰承体察 皇上的学问：近处不敢背离程朱，远处不敢违背孔孟；诵读老师的学说，遵守经书章句，信奉儒者，摒弃异端，那么这一卷书中，或许可以看见臣区区的志向。臣又考察道统同治统的关系，古代二者出于一，后世二者分为二。孟子叙述尧舜以来直到文王的历史，大约每五百年就有一位圣王承接统一，这说明道统与治统出于一。孔子之后五百年到了建武，建武之后五百年到了贞观，贞观之后五百年到了南渡。东汉以后风俗发生变化，到了贞观，治理成效几乎赶上成康时代，但若以纯粹的王道衡量，仍不能没有惭愧。孔子出生在东迁之后，朱子处于南渡时期，上天大概把这道统托付给他们，但他们都没有遇上相应的时代；这就是道统与治统分为二。自朱子以来，直到我 皇上，又经过五百年，正应合王者出现的时期，亲自学习圣贤之学；上天大概将要重新开启尧舜的时代，使道统与治统重新合一了吧？伏望 皇上承受上天的命令，担负起这道统，以登上伟大的治道。臣虽然无知，或许还能够依附皇上的余光，听闻大道的要旨。臣内心恭敬诚恳，不能自已。

译《进〈易论〉序》。臣认为，《易》这部书，从大的方面说，是六经的源头，是天地鬼神的深奥道理；从切近的方面说，人的一动一息、一言一默、应对万物、处理事务，都应当依照它而行，依照它就吉祥，违背它就凶险，大概片刻也不能离开它。然而这部书起始于卜筮的教法，根本在于阴阳之道。所以玩味卦爻辞，必定以观察卦象为根本，不作苟且的言论；占断事情，必定依据穷尽数理，不作苟且的运用。并不是只把象数放在首位，因为象数之中本来就包含理义。唉！《易》难道是容易学习的吗？钦敬地说 皇上讲习学问，勤于政事，孜孜不息，这是合于乾卦运行不息的德行；德行厚重、仁爱深厚，把百姓看作受伤的人一样体恤，这是合于坤卦的道理；进用君子，斥退小人，这是明察否泰转化的关键；忧虑盛满、警惕光明将极，这是符合太阳运行到正中的戒意。皇上体察《易》的道理，可以说已经达到极致了。以神明般的威武而不轻易杀戮，这一点已经体现在施政之中。上天保佑他，吉祥而无所不利；如今也已经得到显著的报应。皇上运用《易》的道理，可以说已经神妙了。近来 特意命令儒臣依据这部经书每天进讲，仰见圣明的智慧默默运行，上接三代古圣相传的心法。历数近代以来，从未有人像我 皇上这样留心性命的本源、思考天人与性命的关系。臣学习《易》将近二十年，在幽居中潜心玩味之余，也不是没有一点心得。然而臣天资愚钝、见识蒙蔽，不足以窥见绝学的全部，间或把所知道的札记下来，分别系在每一卦每一爻之后，作为日后精心思考、明辨义理的依据。中途遭逢寇乱，未能完成这项事业，只有《易论》数篇，大体都是探讨理义、象数的源流，即《易》所以产生的根本。恭逢 圣明的时代，不敢把这些稿子私自隐藏。譬如微弱的萤火、烛光面对太阳，虽然不能为太阳增加光明，但积聚草薪、添加油膏的勤苦，也将借此使自身熠熠发光；这就是臣今日献书的比喻。伏望 皇上裁定这些内容是否可取，并决定取舍。我又考察《易》的《序卦》《杂卦》，都以《未济》作为篇末，并不是希望终止于《未济》，而是说即使处在事情已经完成的时候，也常存尚未完成之心；这就是所谓“惧以终始”，是《易》的道理。所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终日乾乾”。伏望皇上留意。《进〈大司乐释义〉及〈乐律论辨〉序》。臣认为，古代的君王治理确定、功业成就之后，就一定要制作礼乐。这并不是苟且制作繁文来装饰视听而已。礼乐片刻也不能离开自身，也不可以一天不在天下实行。因此，尊卑上下截然有制度。民心安定、谦逊礼让的风气流行，这是礼的实质；君臣父子之间和蔼亲爱，人心和谐、敦厚的风俗形成，这是乐的意义。充实礼乐的实际内容而举用其形式，厚重礼乐的意义而修明其节文，礼乐的作用才会显著；通过礼乐的节文来探求其实际意义，礼乐之道才能保存。自汉代以来，礼乐崩坏，同三代本意不合已有二千多年，而音乐尤其严重。即使是各部经书所记载的节奏、篇章、器物数量、律吕等明显内容，各种纷杂的说法最终也不能统一，更何况那精微深奥的宗旨，也就是所谓与天地同样和谐的境界呢？臣逃避战乱，居住在空山之中，只携带十三经，闲暇时参照采择经文中涉及音乐的内容，汇聚编成一书，深思苦索，追寻古人制作音乐的根本，以及各家言论相互会通之处，其中大概有可以互相发明的地方。从大舜以后皋陶，直到武王、周公，彼此如同符契相合；可见伟大的音乐必定容易制作，而今天的音乐源自古代音乐，这话并没有欺骗我。我曾经另外编成《乐理》《乐节》《乐章》《乐舞》《乐器》《乐律》六篇，以各部经书的文字为主，以《史记》《汉书》《淮南子》以下诸家的说法为辅，准备形成一家之言，上供有关部门采择。文章的条理已经具备，但润色尚未完成。已经脱稿的部分，就是《周官大司乐释义》和几篇论说，我不自量力，缮写成一卷进呈。伏望 皇上纯诚至孝，这是舜感动神明的原因；威武显赫的王师，这是武王寻求安定天下的方式。文德武功，巍峨光明。如今四方大体安定，考察古代礼制文教的事情，势必应当接续兴起。从前鲁国的两位老儒说礼乐要一百年才能兴盛，臣私下对此表示怀疑。大概两位老儒知道汉高祖轻视儒术，所以用这话来逃避征召罢了。至于礼乐，难道可以一天不在天下实行，却一定要等待一百年这种不可知的教化吗？如今四海风俗衰靡，风气声誉败坏，等级威仪没有分别，而奢侈僭越无法禁止；亲属关系没有法度，争斗也无法遏制。奢侈僭越，是冒犯上位的阶梯；争斗，是造成动乱的根本。由此说来，辨明上下以安定民志，教导亲爱以引导和谐，这才正是礼乐的实际和意义。对这些进行讲求，怎么可以有一天缓慢呢？《礼记》说：“没有根本就不能树立，没有文饰就不能施行。神妙而明白它，是根本；举而施行它，是文饰。”应当广泛访求名儒，乃至通晓古今的学者，向上考察夏商，近处考察汉唐以来的制度，考订斟酌，制定一代的大典，以使天下受到善化，为万世树立规范。臣虽只是浅陋的末学，也将拿出自己的见解，同诸位儒者共同讨论衡量。至于达到中和极致的境界，是君主一人的事情；专门掌管礼乐事务、精通其技艺的人，则是世代官职所守的职责，这不是微臣所能了解的。

译《诸史提要序》。恭敬地说，我 皇上考察古代、喜好学习，从不遗漏巨细之事。因此，对于六经经传的正统训释，以及洙泗、濂洛诸家的精微言论，已经潜心研究，获得了千百年前圣贤的心法。至于处理万机之余，则对历代正史、诸子、专门名家以及文辞诗赋，无不深入探究。下至编纂言论、记录事实、汇集分类的著作，也一定广泛搜求、博采资料来补足缺略，讨论考订来纠正瑕疵错误。实在是因为文治武功之道，无论大小都应当认识；孔门的学问，既要博又要约。这样将使学习古代的人不必忧虑典籍残缺散失，使修治文辞的人有所取法和折中。这对于天下和后世的嘉惠，实在无穷无尽。皇上考虑到六经之外，只有史学最为切要；史学中醇正的学问，以朱子为宗。因而对于《资治通鉴纲目》一书，已经时时勤勉地阅览，亲自指示、授意翻译，使满汉臣工知道将它奉为治理乱世的明鉴。如此说来，各部史书的精粹，难道还有超出这部书的吗？这部书大概取法韩愈《纪事提要》的宗旨，采录司马迁以来直到五代的材料，截取篇章、摘录句子，加以训释。三千多年间的言语和事实，以及旁及民间俗谚，都清楚地杂然呈现、交错出现，所以称为“提要”。皇上把它交给故大学士臣张英，略加增补，缮写成完整的书。十年以后，张英的儿子、洗马臣张廷玉请求刊刻这部书，以使它更加隆重。皇上下令办理并最终完成此事，但张英的遗志认为这部书的规模体例还不足以配得上 皇上的御序，于是转而奉上 皇上谕令我等使臣，各自用言辞为这部书写序。我认为，各种史书中重要的内容，如历代明君贤臣所谋划议定和建立的事业，以及治乱兴亡的变化、人物典故的详尽情况，司马氏、朱氏的著作已经完备。这部书的编成，大概只是约略搜集摘取，用来帮助学习者扩大见闻。虽然不能超出正史鉴戒的范围，但也可以说是补缀缺漏、收取散佚的一部书。皇上在二更时分仍勤奋劳作，即使是散佚的编册和稗官野史，也没有不周遍阅览的。正如日月不嫌弃萤火和火炬微弱的光芒，山海不拒绝尘土露水的细微。因此，即使本书所记只是片言只语，似乎与大体无关，但考察其中的言语行为，可以看见人的内心和行迹，从而了解其为人；听取其中的风谣，可以考察当时的风俗，评论那个时代。大概没有什么不可以用来弘扬圣明智慧的光辉，使之更加显著的。以此来使皇上的治道更加真实充实。臣光地谨作序。《大学古本私记》旧序 《大学》旧本，自二程先生分别有所更定以后，朱子又因循其说加以密切订正，编定为今本。然而五百年来，不只是持异议的人不能心悦诚服，即使金华诸儒、元代叶丞相、明代方学士，以及蔡虚斋、林次崖几位先生，都恭敬地守持朱学，但各种疑问仍纷纷兴起，先后都有窜改，不能使学者心中的疑惑完全消除，其中补写《传》的部分尤其如此。我读朱子的书将近五十年，凡是《易》的卜筮、《诗》的正变、周子的“无极”之说、邵氏的先天之传，那些喋喋纷争，至今没有停息的议论，都能用理智照察而不被迷惑，年老以后反而更加坚定。唯独对这部书，也只是勉强随声附和，并不是真正心领神会、默契相通。间或考察郑氏注本，寻求经文的本意，私下疑心旧有的体例仍然是文辞与义理相互贯通的；何况“知本”“诚身”二义，尤其是作《大学》者所保存的枢要，似乎不应混杂在众人眼前，以至于使陆王学派的人得以挽袖握腕，自称依据经文诘问《传》，来推售自己的私见。我遥想朱子一生在这部书上下的功夫最多，持守这一见解已经多年，却仍迟疑不决、搁置不论。又想到朱子的道，并不是一时一世的道，而是要取信于天下万世的道。自当时晚出的浅陋之人挟持疑难、竞相诘问，像江河决口一样浩大奔流，没有人加以阻拦拒绝，那么今日我胸中的疑惑已经明白，而援引《鹑火》之说也已经相去甚远，正应当直陈自己的见解，等待将来的朱子来加以折中裁定。《大学古本私记》序 《大学》古本，自二程兄弟更定以后，已经与原来不同；朱子考订之后，又有所不同。学者尊奉采用，虽然时间久了，但自元、明以来，各位谨守朱说的儒者都不能在心中完全认可；至于重新编排增置、形成异论的人，也没有什么值得叙述的。我想，朱子所补的，只是“致知格物”这一《传》罢了；可是“诚意”“致知”“正心”“诚意”等部分的缺失仍然如旧。那篇《诚意传》的文字，解释体例与前后各章截然不同，后来的学者产生疑惑，也是有缘由的。余姚王氏恢复古本，名义上固然很好，但所说的义理却相违背，还不如守旧本来得安稳。想要替残缺的经文寻求可信的依据，不是很难吗？程朱之学，若能掌握其中的大旨，把它看作孔孟之传，这大概是定论。程子关于格物的说法、朱子关于诚意的说法，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改变；而余姚王氏却都反其道而行。至于编简末节的小事，又哪里值得谈论？文章制度，古今体制不同；若拿后世的文体去读古书，往往会有许多误解。为什么呢？古书在详略、轻重、离合、整散方面的安排，不可以只从行文墨迹中求取，必须深入探究它的本旨。所谓《大学》的宗旨，归结于诚意、格物、明善；它开头讲的，只是选择方法和处理事务。朱子也已经说过这些，但对于篇章离合、文字整散之间仍不能没有疑问，所以有所改编缉定。如今只要不把经文和传文割裂开来，而是贯通地阅读，那么旧本本来就是完整的，并没有所谓缺失错乱。如果大义完全以程朱为依据，却不至于阿附自己所喜爱的说法，或者有人认为这是在习惯性的心念进入之前所说的，那就是不懂得这番话的人了。

译《中庸章段》序 《中庸》的宗旨，朱子追溯到唐尧、虞舜相互传承的道理，已经说得很完备了。他又考察《汤诰》说：“伟大的上帝把中正之性降给下民，使他们具有恒常的本性。”所谓“衷”，就是中正；所谓“恒”，就是常久。中正而且恒常，大概是上帝降下的命令，人民顺承它而把它作为本性。《周诗》又说：“上天生下众民，万物各有形体，事物各有法则；人民秉持常道，喜爱这种美德。”那么“则”也是中正，“彝”也是常道。这首诗所说性命的道理，与尧、汤的道理归于一处。正因为人承受天地的中正而出生，并且有恒常不变的本性，所以这种本性显现在事物的运行和日常生活中时，无不符合它原本的状态，这是由于本性中正的缘故。因此，道也是中正的，并没有高远难行的事情；又因为本性恒常，道也恒常，并没有新奇可喜的迹象。圣人的教化之所以建立人的最高准则，使万世不能改变，难道不是以此为根本吗？子思先生写这部书，大概预先知道异端的学说将要兴起，而正确的性与道将要分离。因此第一篇传给孟子，孟子便显著提出仁义之说，用来抵抗杨朱、墨子和告子的学说。然而仍然不能阻挡其冲击，直到周朝衰落，诸子借乱而起；到了汉、晋以后，佛、老学说相继成为谈论性命的宗旨，求道的人除了这条路便没有别的可走了。程朱二位先生出生在一千多年以后，踏入《中庸》的庭院而进入它的内室，于是佛、老二氏的道逐渐停息，而孔子的道才渐渐显著。大概孟子在孔子之道将要灭亡之前挽救了它，程朱在它已经败坏之后保存了它；由三位先生所建立的功劳如此之大，更能知道子思先生的忧虑是多么深远。二程关于《中庸》的著作尚未完成，但朱子的道就是二程的道。首章的意义，正是朱子用来继承中断的学统、承接圣人传统的地方。学者如果能够由此认识它的源流和旨趣，那么历代圣贤相传的道理就可以明白，对于全篇的义理也就能够思考过半了。我读《章句》五十年以后，才终于明白首章的说法。反过来考察近代讲解之所以产生错误，大概从宋、元之间就已经失去了本意。这竟然是在七十子尚未终老之前大义就已经乖离，说明道理是如此难以明白、却又如此容易昏暗吗？这部编书在章段的分合之间，虽然颇有连接和断开的安排，但义理的来源，都是私下取自朱子一生的意思。对此有深入研究的人，也许能够谅解我。只是我的学问不及，实践也没有修养，恐怕不足以把先哲遗留下来的思想发明出万分之一；这正是我内心惭愧和恐惧的地方。〔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年〕 《中庸余论》序 所谓《中庸余论》，是不敢把自己的议论附丽到经文上的意思。全书共四十六条，大概虽然推求经文的旨意，宗奉并叙述前代儒者的学说，但也附带加入了自己的意见。又称作《闰秋录》，是因为过去壬申年夏天杂记所得，命名为《初夏录》。如今增删改定为《中庸余论》，到完成时，已经是庚寅年又一个七月了。唉！从前意气仍然旺盛，认为五十岁学习《易》还不算晚，所以称作《初夏录》。如今年老衰弱，岁月已经到了秋天；读圣贤的书，自知不能成为继承先贤、续接遗音的人，只希望日月的光辉能够接续以微弱的蝉鸣，四时的纲统能够用余下的时日缀续。到了迟暮而奇特困厄的年岁，来完成自己始终不忘的志愿，所以又把这层意思寄托在书名中，命名为《 《诗所序》古代学校所教的四种技艺，以及孔门的教育，都把《诗》放在首位，因为它最接近人的性情，可以考察伦理；等到达到最高境界，便能光照四海、沟通神明，这一切都从《诗》开始。以诗言志的意义，开始见于《虞典》和《夏南》之间；诗在其中没有概括记载，难道是因为时代久远、篇章残缺吗？还是因为忠厚质朴的时代，发之于文辞的作品很少呢？周朝自文王有所创作，周公继承发展，文采繁盛，到了这个时期最为兴盛。如今考察《诗经》三百篇，出自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期的有一百零二篇；《周南》《召南》是南方风俗的来源，小雅是治理政事的经常之道，大雅是德行的根本和天命的符验，周颂是功业的完成和教化的极致。各篇都以文王为冠首，只有周公的诗自成《国风》，笃厚周世的事业，勤劳王室之家，大概周室安危的关键，能够与文王相配。自《邶风》《鄘风》以下的诗属于风，自《六月》《民劳》以下的诗属于雅；王者的德行由此下降，政治和风俗由此衰败。然而下层有抚慰自身、诉说哀伤的声音，上层有忧虑国家、陈述善政的作品。大概人的性情不可遏止，文王、武王的教化存在于人心之中，所以这些诗都可以用来感发意志、观察社会、和合群体、表达怨情；近处可以用来侍奉父亲，远处可以用来侍奉君主，最终归结于“思无邪”，原因就在这里。朱子关于郑、卫诗的说法，许多儒者认为不对；如今我独自相信它，是因为不这样就不能看见祸乱从哪里产生，也不能作为《周南》《召南》的旁证。即使它的流弊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其中仍有秉持礼义、懂得道义、没有文王却能自我奋发的人；这样以后，才可以穷尽“无邪”变化的范围。至于《节南山》以下属于东迁时期，《楚茨》以下属于豳地的雅诗，《载芟》以下属于豳地的颂诗，这是前代儒者尚未确定、如今我创立的说法。孔子说：“我从卫国返回鲁国以后，雅、颂才各自得到适当的位置。”如今观察《大雅》的时代，就很清楚了。《小雅》混乱而没有头绪，几乎无法考察。像毛氏的传说，三百年间所传的诗篇才七十多篇，其中出自幽王时期的将近三分之二，这难道足以相信吗？孟子说：“诵读它的诗篇，一定要评论它的时代。”如今时代已经失传，便又依靠诗篇还存在，可以推求而知道，还可以从旁征引来得到线索。既然知道篇章归属和安排的意义，然后逐章考求其先后，逐句揣摩它的情感；作品名称虽然幽深难解，却不可厌弃，文辞反复重叠，却不可因此混乱。它从夫妇之间的细微情感开始，考察到天地的高深；从人的恒常情感发端，最终达到天道运行的微妙。这样一来，《诗经》三百篇的繁复言辞和“四始”的宏大纲领，就能大小兼顾了。孔子教人学习《诗》，近处在于不使人面墙而立，远处在于使人能够出使四方；概括地说其旨趣，就是“可以兴”，要求它的功效，就是“可以言”。唉，把这些道理反过来落实到自身，难道不可以吗！

译《洪范说》序 《洪范》这篇书，文字虽然不多，却与四位圣人的《易》一同流传。前代儒者解释《洪范》为大法，认为《顾命》所谓“火训”和《河图》一同陈列的东西，就是它。那么它的时代就很久远了，圣人所说的天道和王政，难道还有超过它的吗？经过秦、汉以后，它的义理没有显明，所以刘歆、班固只依据它来说明灾异吉祥而已。近世才稍微觉察到这种做法的浅陋，从宋代王荆国、曾子固、苏明允开始，都有著作论述。后来蔡氏以师门的学问传授它，但仍然没有穷尽。我从开始读它时，就私下对此有所怀疑。中间曾凭自己的意思撰写解释，但思考还不成熟，信与疑各占一半。后来读到西山真先生的《衍义》，其中解释文意的地方竟然与我的浅见相同，于是心中豁然，义理顺畅，有真实获得、符合我心意的感叹。不过，他对于经文的本意已经掌握，至于追溯《洛书》的出现，以及九畴产生的数目与《易》卦相同或不同的根源，却有先生尚未阐发的地方。其他繁复的文辞和琐细的义理，前辈也有许多疏略。我想到自己用心勤苦，已经历经三纪，旧稿还在箱笥中，不忍抛弃。庚辰年曾经把它交付保定署中刻印，不敢多给人看，遇到志同道合的人，才时常拿出来请其指正。后来又觉得其中的词句漫漶不清，不合乎解释经文的体例；而且在九畴各目中分别禹、箕的地方，也没有审定妥当。我便在闲暇时稍作增删，依照文字加以训释，大概想使它接近平实简洁的风格，但又苦于未能做到。书稿完成后，仍把旧稿一并保存下来。唉！先圣之所以叹息而询问，反复陈述的道理，其中精微的宗旨哪里容易窥见呢？我也借此寄托自己终身钻研仰慕的志愿罢了。《周官大司乐章注》序 三代的道理流传到今天的，只有书籍。经书所说的，都是当时施行事务的事实。如果把它落实到事务上却不能成功，推求到道理上又不相符合，那不是经书的过错，难道不是求学的人失去了正确的理解吗？礼乐的作用最终相同，但乐的根本、标志和末流，学者大概难以说清。我根据它宣发幽隐、解释疑滞的作用，以及使人和谐的功效，大致已经可以知道了。至于它之所以难以言说，难道不也是因为钟律的损益、累黍的推求和灰管的验证吗？这也可以说是对根本缓慢、对末节急切，舍弃极其明白的道理，却专门追求不可知的东西。记载说：“伟大的乐一定平易，伟大的礼一定简约。礼乐，是天地的实情；它的作用片刻也不能离开人的身体，它在人身上成为职分，在万物上成为器具，大概就是把这些道理全面施行罢了。”我悲叹这篇文字，大概是因为乐已经崩坏而只残存，经书已经亡佚而它却先行保存下来，流传将近二千年也没有人考察，以至于各种律吕旋宫的学说、五声八音和乐的条文，大都符合空泛的言语而不适合实际应用，只是徒然纷纷争论，难道不可惜吗？所以我讨论《周官》的旨意，参互考察它的文字，保存其中可以知道的内容，以为后来的作者若想追求先王施行音乐的踪迹，并且由此使它神明显著，大概也不过如此。其中有与前代儒者不合的地方，就以经文为依据；经文无法考见的地方，就从义理中寻求依据。乐的失传虽然已经很久，但世上喜好古代、深入思考的人并没有断绝，谁知道后世不会有足以作为证据的发现呢？《礼记纂编》序 礼有经有传。《仪礼》是礼的经，《礼记》是礼的传。凡是文王、武王、周公的道，其尚未坠失于地的部分，就在这里。然而《仪礼》残缺不全，《礼记》繁杂而没有次序，学者为此苦恼已经很久了。这部《礼记》的兴起，在汉代中期，戴氏兄弟在灰烬残余中搜集、补缀；戴圣所得共八十多篇，其中夹杂秦、汉人的言论；他的弟弟对它有所删损增益，于是更加精粹，渐渐如同孔门的咳唾珠玑。然而也不能说全都醇正。我曾经阅读这些篇章，苦于它们繁多而混乱，难以熟记，也难以讲贯明白，所以替它约略编排并列出次序，只是为了便于温习罢了。古代小学的教育，是成人教育的开始，所以先列《曲礼》《少仪》《内则》三篇；人的道德没有比冠礼、婚礼更先的，所以接着列《冠义》《婚义》。慎重对待死亡、追念远祖，是民众行为的大事，所以丧礼、祭礼又列在后面。谈丧礼的共有八篇，附以《檀弓》《曾子问》《杂记》；谈祭礼的共有三篇，附以《郊特牲》。由此推广到乡党、州闾，于是接着列《乡饮酒》《投壶》《射义》；由此推广到朝廷、邦国，于是接着列《大传》《明堂位》《燕义》《聘义》。由此而周备于衣冠、冕、佩的制度以及行礼时的容仪，于是接着列《深衣》《玉藻》。从《曲礼》到这里，属于《礼记》内篇；《礼运》《礼器》以下，到《学记》《乐记》以上，有的通论礼的意义，有的泛泛铺陈杂文，有的讲君子成就德行的方法，有的陈述王者施行政教的事务，总之对于修身、齐家以及使天下公平的道理，没有不加以讲述的，属于《礼记》外篇。唉！三代用礼治理天下，是如此盛大。即使到了千百年以后，湮没残断的简册只剩少许，但宏大的经典和根本要旨仍可考察而知；用来端正圣人的功业、振兴太平，从这里取得就足够了。不过，我所改变的只是篇章次序。我曾经认为，戴氏所编的篇章既不是周、鲁的旧本，当日采集编录时，对于章句文义也有所选择却不够精当；如果能够详尽讨论条理，形成一家之言，或许仍然只是前人尚未完成的事业吧？我私下有此志向，却不是承担它的合适人选。《礼记考定篇目》《曲礼》《少仪》《内则》《冠义》《昏义》《丧大记》《丧服小记》《间传》《问丧》《服问》《三年问》《丧服四制》《奔丧》《檀弓》《曾子问》《杂记》《祭法》《祭义》《祭统》《郊特牲》《乡饮义》。《投壶》《射义》《大传》《明堂位》《燕义》《聘义》《深衣》《玉藻》。以上是内篇篇目。《礼运》《礼器》《经解》《坊记》《表记》《儒行》《缁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文王世子》《王制》《月令》《学记》《乐记》。以上是外篇篇目。附录《大戴记》四篇。《武王践祚》《曾子大孝》。《曾子疾病》《曾子天圆》。

译《礼学四际约言》序 古代礼制已经湮没废弃，不能全部知道，而且很多礼制在当今世代也无法施行，所以追溯考察它们十分困难。大概《仪礼》残缺不全，《礼记》错乱而没有次序。自从朱子想要把经和传相互配合，编成礼书以来，仍然苦于规模太大，未能完成这项事业。既然如此，后世想要研究这门学问的人，不是更加困难吗？我姑且选择其中大的、重要的部分，大略依照经传的体例，另编为四际八篇，用来记载礼的纲领。那些详细而琐小的内容，暂时还没有时间处理。又在开头采录小学的仪节，在末尾附上王政的大法，并总括说明：“四际八编是什么？就是冠婚、丧祭、乡射、朝聘。”《易》说：“有天地万物，然后有男女夫妇；有男女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上下君臣，于是礼义才有施行的地方。”三代的学问，都是用来彰明人伦的。有冠婚礼，夫妇的分别就明确了；有丧祭礼，父子的亲情就亲厚了；有乡射礼，长幼的次序就确定了；有朝聘礼，君臣的关系就严肃了。夫妇有别，然后父子亲厚；父子亲厚，然后长幼有序；长幼有序，然后君臣严肃。从闺门推及乡党，从乡党推及邦国朝廷，大概一天也不可废弃。因此，先王制定礼制，是用来纲维五种常伦、根本归依于五种本性，贯通四时，配合五行，以阴阳为根本而顺应天命。有冠婚礼，夫妇便有分别；夫妇有别以后，才可以求取智慧。有丧祭礼，父子便亲厚；父子亲厚以后，仁爱才可以守持。有乡射礼，长幼便有次序；长幼有序以后，礼才可以施行。有朝聘礼，君臣便严肃；君臣严肃以后，义才可以端正。先王的礼制，使哀乐的情感无不合宜，使悲伤和舒缓的节度无不得当。因此它纲纪人道的始终，使天地和平，四种灵瑞全部到来。学者所学习的就是这些：洒扫、进退并不是粗浅小事，穷尽本性、达到天命也不是高远空泛之事。小学用来开始，大学用来完成，都是为了彰明人伦。这部书虽然不能包括先王全部的典章，希望探求礼学门户的人，能够从中得到入门的端绪。《历象要书》序 《历象》这部书，我从年少时就以好奇的心情学习它。时间久了仍然茫然，因为这门学问近来没有老师传授，而且我又没有学习方圆勾股、乘除等计算，所以要融会贯通非常困难。七八年间，我往来思考，始终不能放下。乙巳年冬天，我利用读书的余暇，重新探究这门学问，搜罗穷尽其中繁杂纷乱的内容，摘取它幽深微妙的部分。三月间在空山之中，才远远看见了它的端绪和条理。追想自羲皇、轩辕以来，人们迎受天时、推演历法，这种技术便兴起了；三代衰落以后，关于吉凶征兆的学说中途废弃，所以秦以前的情况，好像逆流追溯昆仑山一样，只能姑且知道它的源流罢了。太初年间以后，显著卓越的历家将近十多家；其中枝蔓琐碎、细密繁杂的内容，各家都把它说得深广无边。这是推步筹算家的智慧和数术；然而要取其合于天行、沿革异同的大要，又怎么可以不考察呢？所以我编纂各家的要旨，附带用其他书的说法加以论证；相合的地方，准备汇成一家之言，但仍然有待继续考察。这部编书还有许多未详、未能确信的地方。《卜书补义》序 古代卜和筮都有专门的书。卜书并不是《易》。《洪范》说：“卜的五种方法，用其中两种来占验。”《易》中关于阴阳的道理已经完备了，只有五行学说，在卜书中说得详细，而那些典籍已经废失。从前孔子赞述《易》，而《八索》驱除卜书的亡佚，或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吧？下至汉、魏以来，京房、焦延寿、管辂、郭璞一类的人，仍然能够阐明五行之学，用来推求吉祥、推演灾变。如今这种遗留下来的技术往往还有保存，但兆象的体例没有流传，所以勉强把它附会到爻卦上。由此蓍草和龟甲的占法便混乱了。我读《洪范》《周礼》而有所感触，广泛考察各种书籍，心中明白其中的意思，然而距离那些年代已经很遥远，没有人可以为我作证。现在阐发它的次序，陈述它的大概，等待后来好古的人取舍裁定；如果能使蓍草与龟甲的用途不相混淆，那么卜法虽然亡失，也还可以保存一些。《离骚新说》后序 我九岁时，叔父把《离骚》教给我，所以直到今天仍能熟读，连一个字也没有忘掉。长大后阅读各家的学说，其中的是非得失也只是漫不经心地查看。至于那些极其荒诞、茫然、没有情意的说法，偶尔也会进入思考。逐句谈论、逐字辨析，因为力量和时间有限，还没有做。前些年曾经说，秦、汉古辞没有比屈原、魏人《离骚》《参同》更加奇特深奥的，想创作一部贯通章句、联成一编的书。后来又选取汉代以下历代诗歌，想追溯《风》《雅》开始发生变化的源头，把它们接续在《骚》之后，希望能够表达《猗那》那样的志意。岁月逐渐流逝，最终仍停留在构思之中。这次在船上，友人催促我完成《骚说》；正值盛暑，又在疾病中辗转，只为它粗略疏通文意罢了。词语训释还有不完备之处，何况其中深奥的意义呢？唉，屈原处在什么时代啊！千古以来的乱世，在那个时代达到了极点；而他所说的话不违背经义，又以诚恳之心来表达，所以历代都珍重他，即使大贤人也对他眷眷不舍。古人开始学习时，夜间演习《小雅》中的三篇，是想让他们早早懂得君臣之义。屈原具有《有》《四牡》《皇华》那样的才华，却偏偏遭逢不合时宜的时代，他的声音不和谐、不纯正。然而拿它与周朝衰落时大夫们忧伤时局、思念祸乱的诗相比，即使面对十月繁霜，也没有什么能增加它的哀痛了。学者读他的书，评论他的时代，难道不也会对人生的大伦感慨，从而受到感发吗？我们这些人出生在明盛时代，却想描写幽深的情思，穷尽寄托于物的意蕴，就好比没有疾病却呻吟。居住在陆地上的人把遥远的岛屿画成烟雾中的市镇，本来就不能得到它真实而具体的情状。姑且保存我的感受，等待世上了解屈原的人来理解它吧。

译《九歌新说》后序 旧说认为，楚国南郢之地、沅水湘水之间，风俗相信鬼神而喜好祭祀；祭祀时一定奏乐歌舞，用来取悦诸神。屈原被放逐以后，逃窜隐伏在这一带，怀抱忧愁思虑，出门看见当地人祭祀的礼仪和歌舞音乐，大概觉得其中有鄙俗猥亵而没有文采的地方，于是创作了《九歌》的曲子。王逸的序就是这样说的。然而王逸所解释的屈原本意，夹杂错乱，牵强附会，很多地方言语不合义理。我逐条加以辨析订正。自《东皇太一》以下各篇，都用侍奉神灵的恭敬来比拟侍奉君主的敬意，用神人与人神相接时的疏远来比拟君臣交往的困难。只有《山鬼》一章，是把自己比作鬼，而把人比作君主；用这个意思来读它，大义就可以明白了。我认为屈子大概是蛮荆地区的一人，北方学者未必有人能超过他。《离骚》一篇，陈述古代义理，切实论说治道，三代的名臣又有谁能超过它呢？至于它寄托言辞、取譬设类，上至日月星象、风雷云雨，下至地域山川，中间错杂着人伦、族氏、草木、禽鸟的芬芳与灵异，以及与《易》取象命名、与《风》《雅》借物起兴，都没有不同。自从解释者发生乖谬，于是出现引喻失去本义、放言没有章法的说法，那不是屈氏的本意。依此类推，《九歌》就是《离骚》之外篇。因此，天神尊贵居上，就用来比喻君主；司命是太乙的辅佐，湘君、河伯不属于天神一类，就用来比喻臣子。玩味其中的言辞，潜心探究其中的意义：凡是庄重严肃、礼乐威仪完备的，属于君主一类；凡是互相赠答亲昵、游玩交往欢宴的，属于臣子一类。其间包含怨恨忧苦的离愁，却也不失尊卑的体统，有轻重浅深、远近久暂的次序。唉，按照作者的本意去揣摩他的志向，这样才算得到它的意义。《离骚》中说到高女、下女、佚女，最后又把意思寄托在少康身上，这一点尤其可以从《湘君》《东君》中看出。当时楚襄王已经继位，谗佞之臣声势高张，和过去没有改变；屈原的拳拳忠心仍然如此，大概没有一天不希望他的君臣能够有一次醒悟，使国家重新兴盛。如果逐句都认为是在怨恨旧君、怀念过去而心怀怨愤，那么屈原正为自己羁旅西方而悲哀不暇，哪里还有工夫施行怨恨呢？所以如今略微重新确定它的文意，根本依据是性情的教化，等待有识者来理解。《参同契注》旧序 《参同契》，就是说三种道理相互符合。《三相类》，就是说三种事物彼此相类。三种道理，就是《大易》、黄老、丹经。魏伯阳作《参同契》，用歌辞叙述《大易》，承袭黄老的旨趣，阐明丹经的要旨。又自己认为书中有所缺略、只是仿佛约略说明，细微处还不完备，所以又作《三相类》一书，互相参证说明；篇章意义，繁简相互补充，根基和枝蒂相齐，叶与枝相应，大概是一部首尾完整、未经缺乱的书。道门中浅薄的人不能通晓其中的文理，动辄又增添支离的内容，采集流末的陋说，推演古人的言语，这与魏氏检束、防卫异端的旨意正好相反。近代好事的人又纷纷著述，自己不能通达的地方，便想窜改旧有简册来迁就偏见，于是这部书的坊刻本几乎没有完整的。学者深受迷误的大端，有几条：第一，略知此书前后辞理多有相同，却不知道原本是两部书，互相演绎阐发；第二，知道另有《三相类》这个名称，却不懂它为何以此为题，于是凭意妄说，甚至有人改作《五相类》；第三，知道魏氏有三道之说，却不知道分书为三篇；即使知道有三篇，也不知道两部书各自都有三篇。第四，有人强行把它分成三篇，却不知道三篇之外还有语、有辞、有直指丹火要旨的文字，以及序言说明著作缘由的文字；因此把本来混杂的内容强行区分，文辞便不相类。第五，知道魏氏是为了丹火而作此书，却不知道它兼有阐明《易》道的内容，所以从两部书的首篇开始便杂入炉鼎等繁琐说法，把调和治理大道的内容搁置不论，显然与序文的意思相违背。第六，知道书中假托的谬误名号都有所指，却不知道其中有很多是借物作比、寄托寓意；即使是那些坎坷杂乱的名字和称谓，也都有譬喻，文字虽然像碎片而且幽僻，意义却不难寻求归属；如果曲意杂凑，反而会增加谬妄。这六条，是其中的大概；至于细微的言语和琐碎的义理，各自存在于本篇之中，不能全部列举。至于这部书被道藏重视而不被儒者抛弃，考察它的源流，也有几件事：第一，邵氏的学说，朱子认为秦、汉以来已经失传，而世外丹灶之家却秘密相互传授，似乎是有所指的。我考察魏氏谈《易》，六卦对应月份，十二辟卦对应时令，大概就是汉人纳甲卦气的旧说；实在不知道它与康节的先天之学是否相同，但不能说它们不相类似。第二，乾坤就是心学。自魏、晋以来，拘泥于君臣的说法而失去了它的本义，成为空言；把阴阳看作没有可以取譬的对象，也是错误的。从魏氏关于魂魄的指说，可以省察身心的要旨；顺应性命，统摄万事万物，其中的道理极其深奥，所谓龙虎，本来就是《周易》龙马之类偏旁的说法。第三，书中所说都属于清静的宗旨，是修炼形神的事情，并不与世间的道义相违背。其中至为精要的言论，对后来的学者有很多警戒。我开始读这部书时，没有任何契合领会之处。后来为躲避战乱而住在荒山中，又反复研读；有一天诵读所谓千周万遍的内容，在幽忧无事之中依照它的意思仿作，用来代替歌谣。时间久了，似乎才渐渐通晓它的文意。中间曾与人谈及这些内容，却常常被人嘲笑，说我没有守持实践，没有老师传授却擅自开启玄妙的门径，确实足以招来斥骂。但我最终还是喜爱它的文辞，想把它和《离骚》一同作注，只是苦于没有时间。到了今年春天，才在友人的催促勉励下完成此书。篇次采用《汉魏丛书》本，看起来似乎比朱子本更接近古本。至于篇题，是浅薄的人所分立的，朱子本中原来没有这些篇题。如今把两部书从中间截断，分别划分篇章，界限清楚，便于观看，灿然如同恢复旧貌。中间断句偶尔有错乱，也稍作移动安置，仍然分别在下边加以注明，以重现古书的变化。

译《参同契章句》序 所谓《参同契》，就是把各种内容参合起来而彼此符合。《三相类》，只是对“三”字意义的疏解。魏氏作《参同契》，用歌辞叙述《大易》的文字，承袭黄老的旨趣，阐明丹经的要旨。又认为其中有所缺略、不够完备，于是再作《三相类》一编，互相解释发明。如今寻求它的文意，已经很清楚了。然而两千多年间竟没有人知道，正是由于心智不能通达，于是有人窃改旧简来迁就浅薄的见解。因此这部书独独没有完整的编本，所见的几种本子都差异很大，不仅篇章极为破碎，连句子也被重新错乱了。只有《汉魏丛书》所载的本子似乎接近原本，偶尔有窜改错乱，数量不多。只是它不知道要从中间截断两部书，也不应截取另立标题，这些同样是庸陋浅薄之人的妄作。两部书的结尾，又各自叙述传授的源流，以及对学者秘密要领的指示和嘱托；正是这些内容被误认为三篇的文字，因而引导人误解其宗旨归宿。阅读者都没有仔细审察。所以我替它厘定章句，稍加疏释，等待后世有魏氏一样的人再来询问、订正。《榕村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榕村集》卷十一 大学士李光地撰写 序二 《韩子粹言》序 韩子的文章和学问，难道不是汉代以来，直到周朝衰落之时，最切实讲求孔氏之学的人的学问吗？所以说他继承孟子，不只是文章家如欧阳修、苏轼称赞他，即使二程也这样说。然而自濂、洛之学兴起以后，真正的儒者接连出现，到今天更加光明了。把它比作太阳运行，韩公就是启明星吗？把它比作旌旗前行，韩公就是没有忧虑了吗？至于文章这一方面，他达到最高处时，简洁质朴、明白锐利，与西汉最有才华的作者相比，远远超过他们。八百年来声息稀少、影响断绝，已经无法追及了。韩公说学习圣人之道从孟子开始，我也说学习古文从韩公开始。虽然如此，韩公平生并不把自己局限为文人，而他的学问却是从文章进入的。所以他平日以玩赏嬉游为乐的文字，也一并流传到今天而没有废弃。朱子所说的浮华放浪的习气、追求富贵功名的欲望，韩公大概并没有自行掩饰。如今摘取韩公的文章传授给子孙后辈，只选择那些发明义理、能够济事的篇章；而且其文章的简洁质朴、明白锐利，也似乎不是其他应酬文章所能相比的。想让后生知道文章的正确准则，同时发明韩公高雅的志向。唉！韩公想删削孙樵、扬雄等不合的文章附在经书之后；如果有人能够按照韩公的意思整理韩公的书，那么成就一定远远超过班固、司马相如，应该不止一点。我浅陋无能，不能承担这件事。《二程子遗书纂》序 前年任视学官时，曾经刻印《朱子语类四纂》，用来给学生阅读。又担心读者苦于南北方言的差异，所以替它分开句读，略加批注解释。然而在取舍之间，遗漏仍然很多，直到今天还因自己的轻率妄为而惭愧。《程氏遗书》我读得尤其久，亲手纂录的内容，也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了。即便如此，它的取舍不能做到精细详尽，问题仍是一样的。因为先前已经把朱子书刻印出来，子弟们说姑且一并刻印，可以减轻儿童求学的困难，也可以减轻读者的劳苦。这次的句读和批释比朱子书略为详细；至于其中精深的意蕴，即使不敢自称与原书相类，也还是随意阐明一二。至于程氏师友之间的渊源有明有暗、议论有出有入，后学指为疑案的地方，也颇多凭臆测量，但并不能概括断定一定正确。韩愈说：“编纂言论的人一定要探求其中的玄妙。”自韩子去世以后，看不到他所说的那种纂言之书，可见整理前人言论实在太难。若能得到精通这门学问的人不嫌弃我，和我一起讲论并加以订正，那就更幸运了。《朱子语类四纂》序 我从开始读《语类》时，就苦于它篇帙太多，于是删去冗余，重新录取精要，以备遗忘；取舍不够适中之处，后来渐渐有所察觉，有时增补，有时删省，到这时已经四年前了。此前我的弟弟们请求在楚地刻印它，我说：“这部书非要读上千遍不可。”所以没有答应。任畿辅视学时，朋友中有人想把它刊布，说：“把它按门类和部分简略编排，便于查找，也方便士子进修经书。”更低一层的用途，是用它来铺陈议论、写作对策；有关官府也可以借此抑制空疏而追求根本。我既然担心保存的记录还不够妥当，而且常有儿童向我索取书籍，却无法应答，于是勉强接受请求，刻印出来送给他们。至于要想长久完善，即使终身反复研究其中的道理，我仍担心还有未能窥见的地方。《榕村讲授》序 我家的子弟读完各部经书以后，就让他们稍微诵读近世儒者先贤讲说义理的文章。如今的学者虽然不推重这些文章，但人的志趣取舍往往与此有关。我厌恶那些晚出的学者被世俗驱使，年纪还很小便已经嘲笑宋人，说他们腐朽而浅陋。这件事关系很大，并不只是讲解文字之间的问题。虽然如此，前代成化、弘治年间的先辈，没有不学习这些文章的。前代风气的醇厚、人物的盛大，一定要说成化、弘治年间最为突出。那些喜好标新立异的人不能改变这个评价。那个时代的讲解文章，难道是从这里产生的吗？还是像后世一样，来自诸子、史书、杂书，并旁及异说呢？义理如果与圣人的文章相违背，与经书相违背，古人就称它为不雅正、不驯顺。所以先不论圣人的义理，汉、唐和宋代的文章，能够与经义相合的有谁呢？圣人的文章也不容易和它们并列引用、相互配合。王守溪把韩愈文章中已经成句的文字与《论语》中的语句相对论说，就是恰当的。除此之外，勉强配合就会彼此不类。那么，后起的文章并不是厌恶它们采集诸子、史书、杂书的文字，再把后代语言附会到经书上，而是厌恶它们彼此不类罢了。词句尚且如此，义理又会怎样呢？讲解文字所涉及的关系如此，志趣取舍又会怎样呢？这部文集所编的，就是前辈用来配合经书的文章。因此儿童的讲授，就从这里开始。《古文精藻》序 我起初衔 我奉命巡视学政时，便想选刻唐宋四大家的文章略本，用来惠及偏远地区那些无法得到书籍的士人。防友人出任江西官员，请他完成这项工作。不久以后，因忧恤而离世的稿本也在其中。考校士子一年，甸南地区已经考察完毕；我常见下属州县偏僻村落的士人，果然受限于荒远闭塞，无法得到书籍，有的又没有拜师求学的资财，终身不曾见过一篇古文。即使见到了，也不知道哪些应当诵读。那么，我前篇序文所说的，只能从村塾和书商那里得到剽窃割裂的文章，因而文气卑陋平庸，几乎不能归咎于才质不足，难道不也是教导者的责任吗？如今想扩大刊刻范围，却力量不足，而且又担心读者每天用于读书的时间不够。于是选取自《史记》《汉书》以来六十多篇具有笔势和文采的文章，刻印后赠给他们，使年幼及晚出的读者读了便知道爱好古文；这样他们自然会进一步寻求通读全部作品，广泛体会其中旨趣，精心搜求，熟读研讲，也就不必依赖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