榕村集卷十

译《韵笺序》近来作诗作文的人，避开繁复沉重，趋向简省，大都买书商刊印的小本韵书来求取声韵规范。只有唐律专用韵部的书，至于古诗、古赋、铭、赞、歌篇，却只依据近代浅薄错误的说法，有的说可以通押，有的说可以转韵，错乱颠倒，甚至连齿音、舌音、唇音都无法再分辨。古代诗歌的用字，以今天的韵书来校验，固然有许多可以通押；然而从今天看来是相通的，古人却各自有韵部归属和类别，哪里有什么相通呢？如今把古人从未通押的韵部强行通押，上不合于古法，中不合于唐韵，像把水土混杂的声音搅乱天地间真实的音调，怎么可以因为习惯已久便不加改变呢？古韵与唐韵有出入的地方，其源流是有根据的。例如“风”是闭口字，本应归入侵部却在东部；“令”是抵齿字，本应归入真部却在庚部，这是唐人的错误。如今因为一两个字的错误，便说抵齿、闭口两部和鼻音都可以通押。大概是中州士人百姓偶尔把书版寄到荆蛮之地，后人便据此认为齐地、楚地的音韵完全相同，岂不是差得太远了吗？近来只有长洲顾炎武宁人，能够在古韵方面心领神会，又引据极其广博，足以加以考证。因此我摘取他的韵谱，凡唐韵中可以通押、不可通押的，都分别注在本韵目下面。书中说可以通押的，是古法；说不可通押的，是当时的错误。又因为坊刻本收字太少，脱落遗漏很多，而且平、上、去三声都使用的字，只收在一处，尤其草率简略，不便查考。如今所收的字几乎达到《广韵》的一半，学者把它放在书案一角或书箱中，也可以用来检索辨别，正如韩昌黎所说的“略识字”的意思。《易义前选序》前朝选取士人崇尚经义，研治经书尊重师说。《易》的先儒传注和义理并行，后来才独用朱子的学说。有人问我：“只用朱说可以吗？”我说：“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兴起之后，《易》道才得以彰明；朱子的著作承继发挥四家的学说，参酌探寻方外之说，又有自己的心得，再用卜筮之说加以申明。”有人说：“现在攻击朱说的人，对卜筮旨意的诋毁伤害尤其严重，这是为什么？”我说：“三代所尊崇的学术，只有《诗》《书》《礼》《乐》四种。《易》的典籍掌管在太卜手中，不是一般学者所从事的。因此到了秦汉之间，《易》与种树、医药之类并列，流传下来成为占候风雨之术。大概那时距离古代还不远，彼此相沿成习。若把《易》看作阐明性命之理的书，并置于六经之首，这正是我夫子阐发伏羲、文王蕴义、惠及万世无穷的地方。然而孔子难道曾把卜筮的旨意杂入其中，凭空说教吗？自王弼以来，说《易》是用空泛言语进行教化，连大儒也不能免。自从朱氏学说流行，才知道《易》是讲象的，依据象类来说明吉凶而已；《易》又是讲占的，系属于占决，用来断定违逆或顺从而已。若把讲义理的文章来读，就会彼此抵牾、义理疏略；若按照象和占的意义来求取，就会觉得简明易懂而义理自然显现。他的学说几乎与孔子的学说相互完备，怎么可以诋毁呢？” 明代经学的专精程度比不上前代，关于《易》的一经，剿袭旧说尤其多。然而正当明代学术盛行之时，讲习贯通并未衰落，制举文章繁盛而颇有可取之处。讲说卦爻的人知道《易》足以包容天下万事万物，解释《系辞传》的人知道《易》足以统摄天下的变动。其中选择文辞义理醇正的，也有汉魏学者未曾发明的地方。明人用功不如汉魏，但醇正却超过汉魏，难道不是受先觉者深厚渊源的熏陶吗？所以即使是“性与天道”，也可以得到并听闻。至于一个时代文章的盛衰，从经学师说便可以看出它后来弊病的根源。署中想选编《易义》，苦于没有底本，便从坊刻本中搜集文章若干篇，选取其中若干篇，供参加科举者学习；因此编选文章兼顾华美与充实，又追述它们源于研治经学的原因，以告知子弟们。《名文前选序》制举文章可以流传吗？答：可以。它的源流大概出自义疏一类的文章，只是稍稍融合了骈俪文体。它的写法虽然兴起于熙宁年间的新学，但考察洛学、闽学以来的训义讲说，采用这种体式的已经很多了。大概穷究经书的学问以剖析为功，所以谈论经书的文章也不以句式整齐相对为弊病。由此看来，制举文章如果能够发明圣贤的旨意，有助于儒者先贤的学说，即使与义疏、注解一样辅助六经，也是可以的。前代从洪武、永乐年间设科取士，以经义为首要。到了中期，王氏、钱氏等诸家相继出现，这种学术才开始兴盛。如今选择其中最好的，不过是熟读章句，或者研读《四书大全》等书，专心精研先儒的学说而已。因此它们取材十分雅正驯顺，不是洙泗、濂洛的精华便不收录；立论十分恭敬谨慎，不是孔子、孟子、程颢、程颐、朱子的声气便不摹写；传达神韵十分细密，不是圣贤的语言脉络和文意，便不敢牵合控制、纵横驰骋。后来的读者把它们作为准绳，正如成周末年有人说先进是鄙野之人一样；若以经义最初的标准衡量，这些文章已经文质彬彬到了极点，没有什么可以再增加的了。嘉靖、隆庆以后，异说盛行流传，师承废弃，取材则兼收并蓄，至于谈论经史，则出入于秦汉之间。更有严重的，便只是佛、老学说遗留下来的糟粕罢了。至于破坏文体、败坏法度，跳脱践踏、颠倒错乱，更是韩愈所说的杂乱无章，并且互相夸耀诋毁，把奢侈放纵推到了极点。他们不知道经义设科的本意，原来并不是这样。我 朝开始重新表彰经学，尊重儒家先贤，程朱之书废而复用；这种文化学术的运势，大概要超过前代了。然而，考察前代制科由盛转衰之际，大概就是古人所说的采集民间风俗、观察乐官所掌的正乐与变乐，以考察政治治乱的征兆。读者难道可以不加辨别吗？这部选本，收入正德、嘉靖以前的文章较多，隆庆、万历年间尚未流于衰败的义理文章，也附录在后。此为《名文前选》。

译《己丑墨选序》己丑年礼部会试余承 命主持这项工作，中途忽然得病，疮疥癣癞遍身，坐起都很艰难，只能勉强完成任务，因此不够详尽精密，违背了最初的意图，至今仍为此自责。然而文章的大体情况，我已经同共事者详细讨论了取舍的原则，所以诸位士子的文章仍然文采斐然，值得诵读。子孙们以考察风气为请，于是请我选取其中最清新丰润的几十篇交给他们，并告诫说：“人的才力和心思本来是一样的，然而文章有高下、质朴与文采，时运却有迁移和极端，变化竟如应时的鸟兽昆虫，哀乐发出的声音各不相同，这是为什么呢？大概是文化文章的气运有晦有明、有通有塞所造成的，并不全是考官和士子自身的过错。虽然如此，平日学习，学业便有基础；选取文章，衡量便有一定标准。考量不审慎，学习又不谨慎，难道不也是考官和士子的过错吗？”汉、唐、宋、明兴盛之时，没有不受益于经学，使文章雅正驯顺的。因此，这对当世是最大的祥瑞，对上则是国家和谐的响应。然而归根到底不出于经明行修；只要经明行修，文章不用刻意追求醇厚，自然会醇厚。《易》说：“咸，是感应；恒，是长久。”转移变化的机缘非常迅速，但长期沉浸于深厚醇郁之中的效果，正是所谓美善成就于长久；这种道理不可不加以涵养。如今 国家教导士人的方法已经极为完备，国家对待士人的待遇也已经十分优厚。士人若能明白这种至高的教导，并且能够厚重地要求自己，他一定会从文章的根本开始。草木的花实虽然细微，但观察它们的人可以据此推测春秋。若能精心选择、坚守正道，舍弃低洼浅陋而接近根本要旨，剔除枝叶花饰而保存本根，沐浴在长久之道的教化中，便没有谁不能自我修饰完善。这样，科举文章即使与礼乐同流，也是可以的。《己丑前后场合选序》己丑年会试，我和共事者极力想使文章恢复清正淳厚，同时又想借此观察士人的学业积累；如果不兼取后场文章，便无法完全做到，所以命题较长，延长夜间考试时间，想使每个人都竭尽才力，并告诫阅卷者谨慎搜求。我中途身患疾病，未能完全实现最初的意图。虽然如此，事情结束后，士友们议论，已有把文章清正淳厚归功于此次考试的人。文章达到极清纯淳厚的境界，必定是通晓经学、研习古文，义理明白而气势充盛；如今学者是否已经达到这种优长，我还不知道。然而他们的心声和平端正，正是有所作为的征兆，大概 国家长久以来的治道已经浸润人心，人文事业正在兴盛，而 皇上考察古代，端正正学，纯粹地用孔子、孟子、程颢、程颐、朱子的道理教导磨炼士人。因此士人潜移默化，蒸蒸日上，发生豹变而自己并不知道；如果由此继续前进而更加提高，难道不是韩愈所说的，上天将调和他们的声音，使之歌颂国家的盛德吗？子侄们从事这一事业，想约略选取文章加以揣摩，所以检取前场、后场文章若干篇交给他们，使他们略知文风趋向而进一步端正志趣；这并不是闱场选文的全部。

译《戊辰武闱试录序》科举制度始于《周官》所说乡大夫的职掌，即每三年考察士人的德行和道艺，用礼节礼遇宾客，把贤能之士的名册献给君王。德行有六项，道艺有六项，射箭只是其中之一。考察古人取士的方法，在泽宫试验，其中很多人被选为俊士；参与祭祀，升入朝廷成为宾客，兴起之后，又用五种事情询问众庶，难道只凭射箭便取用吗？我查考经义，国家在大定之日，也已经厚重崇尚文教，士人文质彬彬地趋向教化了。搜田、驻营之事，寄托在百姓身上；祈求爵禄、兴举贤能，则施用于士人。用礼乐加以文饰，用祭祀加以郑重，以仁义中和、孝悌姻睦作为根本，而最终也不废弃文武并用的旨意。所以《诗经》说：“我说有奔走效力的人，我说有抵御侮辱的人。”《尚书》说：“有熊罴一样勇猛的士，有不怀二心的臣子，保卫安定王室。”大概帝王用来治理国家、保卫邦国、收取贤才、培育人才的原则，古今是一致的。我 国家鉴戒古代而制定制度，文、武两条仕进道路沿袭旧制而不改变。然而考察历代，考试制度实行久了，有时便被视为具文，武科尤其如此。皇上亲自削平大乱，亲自带来太平。治道和法度的精微之处，没有不洞察研究的；天下的利害，没有不周密了解的。凡由主管官员考取的文、武进士，大概 皇帝临轩亲自发问策题。皇帝在御园张设帷幕，校阅技艺、订正文章，必定亲自参与，必定十分谨慎。我在这个时代担任匮乏之际的职务，翰林院长官由我担任，平日已经常常反省自己学识浅薄，早晚都惶恐不安。戊辰年秋天，恭敬接受主持武闱考试的 命令；国家大典关系重大，我战战兢兢，屏息再三。于是，在前场考试的前一晚，我同副考官臣阜、同考官臣焯、臣仪杰、臣本立、臣若琛等互相告诫，期望做到详细、谨慎、公正无私，不辜负皇上的使命，大概上是为了 国家选拔人才，这是司马臣职分所应当承担的；下则是为了安慰自己往日的心愿，即使想要忽略、懈怠，也有所不敢。既遵照旧例，选取文章义理优良通达、符合名额者中式，谨慎抄录其中若干篇献上，并在篇首说明这些道理，告诫众多士人。深思我国家教育士人的厚重、任用士人的谨慎，并不是只记录他们一日的才艺长处，姑且使他们获得荣誉而已，而是要借文章观察品行，依据才质考察德行。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心，然后才可以成为士人；一定要心系国家、心系百姓，然后才可以任职做官。文职和武职虽有不同，功效却是一致的。没有不能献身效命、捍卫牧场边疆而可以称作文官的；也没有不能宣扬德意、辅助皇上仁政而可以称作武官的。先办事而后取食，这是圣人的训诫；忠诚、仁爱、廉洁，是臣子的常道。有的人对百姓疾苦充耳不闻，不与百姓同甘共苦，使百姓怨恨官员，最终使士卒苦于统帅，这叫作助长贪婪以聚敛怨恨。有的人只知有百姓而不知有军队，只知有军队而不知有百姓，没有一体同公之心，造成彼此受害的局势，这叫作崇尚胜负以树立私党。聚敛怨恨、树立私党，不是封疆之福，也不是 朝廷让文武诸臣依法治理国家的本意。一支军队的驻守、一处关隘的防守，虽然是最切近的小事，但用廉洁来约束，用安静来镇定，用严肃来施行，士卒便会和睦，百姓生活便会安定，盗贼便会止息。这样，在百里之内三种善政都具备了。推广到一方，一方就安定；推广到天下，天下就安宁。最终达到万里之内炊烟安静、没有击鼓报警的惊扰，安然得甚至不知道用兵为何物，也不知道百姓为何要受兵事困扰。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文武官员各自履行职务，以及公正忠诚、以国家为本所产生的功效。我 皇上待士人十分优厚，抚恤军队、体恤百姓也达到了极点，各位诸生已经亲眼见到了。皇上的德行运行在穆清的高位之上，教化奔驰到绝塞穷岛的地区，连二帝三王时代不曾宾服的地方，各位士人也已经听闻了。把过去所学用于今天，施展过去的志向于当今，真可以说是千年一遇的时机。各位士人努力吧！《诗经·小雅》反复诵习三篇，大概是对初入仕途者告诫不要懈怠、不要不及的道理。我沿着这个意思妄加称说，竟忘了自己的言语实在惭愧。这次任事，知武举者是原任兵部侍郎、如今降五级候补的臣成其范；监试者是御史臣钱三锡、郝惟谦，按例可以一并记载。

译《辛未武闱试录后序》国家时运昌盛，政治安定，教化广泛，我 皇上的武功显赫，文德深厚。远方异域仰慕义理、向往风化的众人，觉悟心志，归服诚心。九州之内幽暗险阻、偏僻深远的地方，也都接受皇上的德教。自近古以来，文明盛大而广泛覆盖、使万物蒸蒸变化，未有像我 皇上这样光明伟大的人。士人生于这个时代，能够凭经学进身，私下依附古代以礼礼宾、荐举贤能的意义；《小雅》的歌声、《大观》的景象，都是从前所讽诵、欣赏、玩味的，如今亲身见到，难道不能说是千年难逢的隆盛际遇吗？而承受任事、主持典礼的臣子，因而能够仰承皇上乐育人才的教化，献上贤能之书并把自己的名字列在末尾，又是多么幸运呢？辛未年，在礼部考试天下士人。皇上命臣玉书、臣廷敬主持此事，又以臣光地和臣士祯作为副手。接到命令那天，工席上不断传来颂歌，荣耀宠遇使人惊惶眩目，随后又接连屏息。我私下想，我只是滨海的卑贱士人，像无用的樗树一样微小，恰逢 圣朝的天光照耀抚育，得以陪侍禁近之地，屡次升入卿大夫的行列，早晚发誓尽心报恩，却没有地方可以报答。前一年戊辰，主持武进士考试，已经承受 皇上特意派遣我主持衡量文章；这次又恭敬承受 皇上简拔任命、主持考校士人的命令。春官按照职分办理事务，抚摩自身，感激惭愧交集。进入考场以后，门锁都已关闭。于是我们几位大臣轮流互相告诫。古代卿大夫替天子选择士人，一定要取得他们德行、道艺的实际情况，不能容许私心。科举设置誊录试卷、糊名等办法，曲折地设置防范，本来就是为了坚守臣子之耻。如果又把私下凭外貌、门第等取人的意图施加到誊录、糊名之中，这难道不是辜负君主、辜负天下士人吗？也就是辜负自己明亮的良心罢了。砥砺臣节，没有比谨慎对待幽暗独处时的私心更重要的；端正士习，没有比慎重对待初次进身的意义更优先的。在冥冥之中堕落品行，万事便会像瓦片一样破裂，既已误害自身；而那些凭关系得到进身机会的士人，日后又会败坏操守、营私舞弊，彼此援引，认为自己从前进身本来就是如此。这不只是自误，也会贻误天下人才；如果真有鬼神，又能逃到哪里去躲避罪责呢？所以今天这场考试，关系到臣节，也关系到士习和风尚，怎么能不谨慎呢？虽然如此，我们几位大臣也只是知道爱惜自身罢了。至于学问有所不及、见识有所不周，实在不敢自信必然正确。白天结束便接着点灯，竭尽二十个昼夜的力量，大体上只求义理得当，而且切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日〕 文辞崇尚雅正而醇厚；文体宁可端正而不争竞，气势宁可安静而不喧嚣。我们私下希望使天下士子的心安定下来，对和平的政治略尽微薄的辅助，这就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我们的学问和见识本来就有所局限，士人的文章和品行又未必彼此相称。因此想要为 国家得到人才并符合皇上简拔任命的本意，实在不敢自信必然能够做到。我查考经书训释，《易》中“萃”和“升”两卦都有“有诚信才能用禴祭”的意思。大概是说，引导士人进用的人，必须精诚无私，选拔地位卑微的人才，就像举行禴祭一样，表达恭敬洁净之心，采集水陆之蔬菜来进献。《渐》卦说：“以正道进取，便可以端正国家。”大概是说，士人初次进身，如果能够安守义理和命分，不失正道，便能奉公尽职，端正自身而教化百姓。国家开门选拔俊才，山林草泽中的士人无不振奋心志，这难道不是所谓贤才聚集而得到升用的时代吗？我虽然愚昧浅陋，当然不敢不和诸位大臣一起竭尽举行禴祭那样的诚信。至于众多士人的进身，本来就从今天开始；还应反复体会“以正道进取”的文辞，思考鸿雁渐进的警戒，以学习不欺骗为根本，以操守不受污染为准则，坚定独立，不奔逐于权势之路，职责上思考自己的忧患，不经营非分之事，知道自己生逢 圣明时代，游处在道德光华之下，不能自我放弃；那么他们听到主管官员的言语，必定会有所警惕吧？他们不把空文章看作一回事，砥砺志向而不回头，清正自守而坚定不移，勤勉不懈，使德业、品行和义行有所成就，真正可以不玷污科举名声。将来宣扬《诗经》中棫朴、菁莪所歌颂的美德时，还将根据这些人来评论他们所处的时代，而主管官员也确实会因此获得荣誉。

译《己丑武闱试录序》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年，在礼部会试天下举人。皇上不因臣光地无才，命我和臣廷枢担任考官，主持考试事务。我恭敬地想，国家培养士人将近七十年，正道长久教化而成，正当人文极盛、俊彦不断产生的时候；这一年又因推恩而扩大名额，召集三百名贡士到朝廷，因此我能够竭尽精力思虑，以人才侍奉君主，难道不是幸运吗？只是我学问狭窄浅陋，既不足以衡量人才的轻重，身体又因疾病衰弱，不能周密处理细微事务；事情做得不详尽、不精密，实在惭愧悔恨，惶恐不安。事情办完后，按例应当把试卷中优秀的文章录出进呈。供皇上阅览，又可以进一步推 述国家教育培养士人的本意，作为训诫士人的话，写在篇首。我文章和品行都不能成为诸位士人的榜样，正是古人所说的“瓶满而罍空”；因此反躬自省便产生惭愧，想扬声劝说又言语艰涩。虽然如此，亲自承受 圣明的训导，不能说不勤勉；答复、宣扬天子的美好诏命，不能说不多次。根据我在今天所见的情形，考察古代所听闻的道理，虽然已经年老而行动迟缓了，也愿意和诸位士人共同勉励罢了。大概进身和退处的关头，圣贤都十分重视。古代至近代的名臣伟士，后来能够建立丰功伟业，他们深厚的器识和远大的见识，无不在初次进身时便已确定。求学在于自己，际遇在于上天。知道天命，便知道幸运不可强求；爱惜自身，便知道行为不可苟且。《易》说：“井水已经淘清却无人饮用，使我心中悲伤；它本来可以汲取。君王明察，便会一同受到福佑。”所谓“我”，不是井，而是行路人的自称，是行路人说的话。行路人替它悲伤说：“这口井清澈甘美，已经可以汲取了。幸而遇到明君，我们难道不能一同享受它的福泽吗？”所以天子进一步解释说：“行路人为它悲伤，是因为希望遇到明君；能够得到福泽，是因为明君。”这是说行路人的怜惜非常深，祈愿非常切。如果让行路人自己悲伤、自己寻求，那么井水又怎会清洁？即使再次汲取，又有什么福可以希望呢？后世士人学业积累浅薄而未被任用，便产生怨恨责怪；更差的，没有依凭却向外奔逐，于是什么事都可能做出来。公卿大夫是士人的表率，尤其不应急切地希望子弟掌握迅速求成的办法，以致损害他们的学业根基、丧失他们的志气。难道这就是所谓爱护他、保护他，等待他成熟后再让他发挥吗？做士人的既然凭这种方式进身，主管官员又把这种方式作为彼此先导。积习长久以后，有人竟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有人想纠正这种风气，反而被视为不近人情，被怀疑是不可信。这不是他们待人浅薄，而是他们自我要求太轻薄。初次进身已经如此，却还想让他们日后立身行事，在仕途末路上砥砺自己而不负所学，怎么可能呢？圣明天子任用人才的使命，足以使人知道它的艰难。诸位士人今天离开简陋的茅屋而突然通达显贵，难道没有高远的议论和长远的谋略可以互相谈论吗？然而我仍然细细追论初次进身之事，因为今天的士人就是将来的公卿大夫，今天被选取人才的人就是将来选取人才的人。能够坚定守住一节，当然是好的。万一有一两个人在细微处沉溺于世俗风气，难道不应当更加深刻地反省自己，免得最终成为不可改变的过错吗？既玷污自身，又贻误天下英才，使他们以不正当方式进身，也使国家不能得到修养士人的功用。这种关系，实在不是小事。况且我还见到世上那些靠请托求进的人，没有不表面听从、内心反对的。可见正直之道存在于人心，终究不可泯灭；那么又何必隐藏躲闪、曲折经营，树立这种无法告人的恩情呢？韩愈送别齐皥时说：“我知道齐生将来一定是优秀的主管官员，能够恢复古道。”这是在他尚未显达时，便以鸿雁渐进、羽仪成就的事业相互期许，可以说是正直诚信、古代所称的益友了。昨天 天子临轩选士，慨然看着群臣说：“三百人之中，不知道优秀的士人能有几个？” 圣上的训示诚恳详尽，我不敢全部写出，只把它告诉诸位士人。诸位士人也一定有所听闻吧。生 在圣明时代而受到知遇，就应当厚重地砥砺自己，上报皇上造就人才的恩泽，下又不留下科举名声的羞耻，这难道不是美事吗？我既然爱护诸位士人，希望他们终身如此，尤其因晚年节操而自我忧惧，所以动容发言，或许可以达到诗人所说“安守你的职位”的相互勉励之心。

译《家谱序》我家遵循宗法礼制，有四件事保存着古代遗风：主持祭祀执鬯的人，有时依据宗子身份，有时依据爵位，有时依据年龄和德行。然而祝祷和祝福的辞文，则以宗子为先，大概也如同宗法中宗子所掌握的权力。有显达的人，便以他的官秩举行祭祀；没有显达的人，便用祖传田产来置办士礼，大概也如同世代俸禄制度的变通。宗庙奉祀远祖，不奉祀附近的亲属；但有尊贵的人、贤能的人，或者对祖宗有勤劳功绩的人，便升入配享，大概也如同宗族尊重有德者的道理。以前祭祀只在春秋两季，先君子考察伊川的家庙制度，在冬至祭祀始祖，在元日祭祀先祖，依此仿行，以合乎气之始、形之始的意义，大概也如同古今祭礼的变化。因此说：“鲁国一变，便接近道了；礼制的缺失还差得远。”我们宗族的做法，大概接近古代吧？至于设置家谱，是为了救济宗族的困乏。我家的家谱，其善处也有三点：根本依靠宗法连接，使长幼亲疏各有次序，这是尊重长辈；标明爵位命服以彰显荣耀，这是尊重贵者；联系传记纪事以彰明事迹，这是尊重贤者。三者齐备以后，昭穆次序便清楚，名分便严明，劝善惩戒也便彰显。唉！自朴祖以来二百多年，维系联结而没有日益疏远，历代都有修订明正，其中功劳难道还少吗？革命前后四十年间，宗族之论逐渐离散，世家大族日益衰落，衣冠宗庙留下的遗物、谱牒中世系承继的记录，都在兵火和流亡所到之处焚毁、消散、沉没。然而这全靠我们祖先的恩泽，根基仍然存在，文献也足以互相证明。族人离散后又重新聚集，诗书学业中断后又重新兴盛。先君子恭敬承继祖先的志愿，刚从大难中出来，还没有家室，首先经营宗庙。神灵既已安妥，恩泽便推广到宗族。于是搜集散失的家乘，请仲父着手创始。这部家谱在癸丑年冬天完成，却遭逢闽地大乱，未能刊刻颁行；先君子对此始终念念不忘。到了己未年夏天，仲父、季父两位长辈翻检旧文，振作精神，向宗族老人咨询以完成此事，反复修改研磨，使内容更加完备精良。兄弟和外亲中有力能干、通达敏捷的人，也共同校订完成。族人踊跃出资，工匠于是精良，家谱和宗族两方面都焕发光彩。光地读后欣然兴起说：宗谱的修订或废弛，是家族兴衰的征兆。家族因乖离而衰替，因聚集而兴盛。宗族和家谱就是用来聚合离散之人，使他们有所统属的。因此进入宗庙或观看家谱的人便会有所认识：懂得尊长的意义，便知道怎样尊敬祖先；懂得尊贵的意义，便知道怎样尊敬君王；懂得尊贤的意义，便知道怎样尊敬圣人。能够尊祖、尊王、尊圣，而人才不繁盛、家族不壮大的人，我从未听闻。唉！祖宗如同昆仑山脉，子孙如同河、淮、江、汉之水；水脉合而又分，分散到最终无法再合，如果不是有疏导者为它们疏浚引导，水势最终必然相互冲击、激荡、侵蚀、碰撞，四处漫流而无法止息。所以亲疏没有次序，恩义没有修明，败坏伦理、毁坏宗族，最终离散乖违，这与水势失治有什么不同？由此说来，修订宗谱的功劳，不在大禹治水之下，也是值得效法的啊！最终也是不可忘记的啊！《榕村集》卷十一 钦定《四库全书》《榕村集》卷十二 大学士李光地撰 序三 《南溪书院志序》尤溪，是朱子出生的地方。朱子本是婺源人，先祖父客居做官，在闽地生下朱子，于是便在这里安家。朱子年轻时因依靠刘氏兄弟，居住在建阳，又在崇安求学。后人不忘记他的出生地，所以尤溪有韦斋朱子的祠堂，以及所谓毓秀亭。南溪书院则是宋理宗赐予的匾额。光地曾一两次经过这个县，登上城墙远望文公山，山势高低起伏都非常相似。堪舆书又记载，婺源祖坟中有一处，术士预先占断说：“那里将生出一位大贤，聪明如同孔子。”然而也知道他将远离家乡，在别处显耀。唉，这难道是偶然的吗？旧有《南溪书院志》，记载当地山川的奇特胜景、朱子幼年嬉游之处、成年后往来的事迹，以及祠堂亭阁的兴废；历代直到如今，记述吟咏的人又增补其谱系传记，搜集材料编成一书，但对于崇建之事仍有未完备之处。朱子的后裔族人居住在这里的也很多，如今奉祀博士以及祠庙的敕额都在此。天子推恩，涉及建阳和婺源等地；至于文公山的踪迹，光地曾承受皇上询问，奏述得颇为详细，前任巡抚臣道觐曾 赐下匾额和符命，悬挂在尤溪祠宇，却仍把匾额留在建阳。大概尤溪偏僻，不是交通要道，奉命办事的人调查得不确切，而他本人也随即雕零去世了。如今大吏又依据县中文书上奏请求。新赐的匾额将用来修葺祠堂亭阁，表彰朱子旧址。代理县政的通判杨君，已经独自重修毓秀亭，又考订《南溪志》，增删修订后重新刊刻。杨君笃信正学，如今执政有德于百姓，而对于文献又如此勤勉。司马迁自称通晓《易》象，认为《春秋》本于《诗》《书》《礼》《乐》，所以到了东鲁，进入孔庙，仰望高山而生出敬慕，徘徊不忍离去。上下千年，有志之士难道没有同样的心意吗？恰逢我居住在乡里，杨君来索取序文，所以我乐意为它作序。《无欲斋诗钞序》诗的格调，历代屡有变化。然而说到它的最高境界，便不离《虞书》所说的抒发志向和《庄子》所说的表现性情。假如志向高远、性情深厚，即使不善作诗，本来也是所谓风雅的宗主。汉魏以后，陈思王、陶靖节的诗独自流传千古，是因为他们所处时代都不得志，而二人的志向非常高远，性情非常深厚；忠孝从内心流出，节义在外表显现，慷慨深情交织而不可遏止。因此，他们超迈的气势、淳厚古朴的质地，不是那些搜求华辞、摘取艳句的人所能企及的。唐代则张九龄、杜甫的诗由此成为杰出之作。声病之说兴起后，抒发志向的功用便隐藏了；格律严密的体制盛行后，性情之道便微弱了。君子认为删定《诗经》之后便没有诗了，大概是有感于这种情形才这样说，难道真是说天地之间生来厚重的常性和秉赋可以断绝吗？明末前辈、忠臣节士鹿公，纯粹忠诚，极其孝顺，苦守节操，清正自修，平日尤其勤勉讲学问道，教化流行于乡里。如今他的子孙收集遗稿，其中有古体诗、律诗若干首，无不是至性大义的流露。诗人想把诗写好，便刻画风物，深挖肺腑，清晨整理构思，直到太阳西斜才写成文章；然而想求得一句深入人心的话却不可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胸中本来没有这些内容。读鹿公的诗，仿佛拿起笔便直抒胸臆，却又曲折委婉、情意深至，使读者仿佛亲自看见听见其中的义理和神情，感受到愤懑的声气、深厚的情感和远大的气概；即使如此，仍足以长久地敦厚浇薄的风气、振作怯懦的精神。韩愈说过，这才真正得到诗的意义。其余外在的缤纷辞藻都只是次要的，所以我说，评论古今诗歌的高下，只应当根据诗人的为人来判断。孟子所说“诵读他的诗，了解他的为人，评论他所处的时代”，是不可改变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