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川文集第十
大和五年十月中,半夜时,舍外有疾呼传缄书者。某曰:“必有异。”亟取火来,及发之,果集贤学士沈公子明书一通,曰:“吾亡友李贺,元和中义爱甚厚,日夕相与起居饮食。贺且死,尝授我平生所著歌诗,离为四编,凡千首。数年来东西南北,良为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复得寐,即阅理箧帙,忽得贺诗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与贺话言嬉游,一处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觞一饭,显显焉无有忘弃者,不觉岀涕。贺复无家室子弟得以给养恤问,常恨想其人、咏其言止矣。子厚于我,与我为《贺集》序,尽道其所来由,亦少解我意。”某其夕不果以书道不可,明日就公谢,且曰:“世为贺才絶出前。”让。居数日,某深惟公曰:“公于诗为深妙奇博,且复尽知贺之得失短长。今实叙贺不让,必不能当君意,如何?”复就谢,极道所不敢叙贺,公曰:“子固若是,是当慢我。”某因不敢辞,勉为贺叙,然其甚惭。
皇诸孙贺,字长吉,元和中韩吏部亦颇道其歌诗。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陊殿,梗莽丘垄,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乃贺所为,无得有是!贺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今古未尝经道者,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补梁庾肩吾宫体謡》,求取情状,离絶逺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
贺死后凡十某年,京兆杜某为其序。
注孙子序
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为夫子之徒,实仲由冉有之事也。今者据案听讼,械繋罪人,笞死于市者,吏之所为也。驱兵数万,橛其城郭,系累其妻子,斩其罪人,亦吏之所为也。木索兵刃,无异意也;笞之与斩,无异刑也。小而易制,用力少者,木索笞也;大而难制,用力多者,兵刃斩也。俱期于除去恶民,安活善人。为国家者,使教化通流,无敢輙有不由我而自恣者。其取吏无他术也,无异道也,俱止于仁义忠信智勇严明也。苟得其道一二者,可以使之为小吏;尽得其道者,可以使之为大吏。故用力少者,其吏易得也,功易见也;用力多者,其吏难得也,功难就也。止此而已,无他术也,无异道也。自三代已降,皆由斯也。
子贡讼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逺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近者。”季孙问冉有曰:“子于战学之乎,性逹之也?”对曰:“学之。”季孙曰:“事孔子,恶乎学?”冉有曰:“即学之于孔子者,大圣兼该,文武并用,适闻其战法,犹未之详也。”复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曰武,离而俱行。因使搢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
周公相成王,制礼作乐,尊大儒术,有淮夷叛则出征之。夫子相鲁公,会于夹谷,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叱辱齐侯,服不敢动。是二大圣人,岂不知兵乎?周有齐太公,秦有王翦,两汉有韩信、赵充国、耿弇、虞诩、段颎,魏有司马懿,吴有周瑜,蜀有诸葛武侯,晋有羊祜、杜公元凯,梁有韦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韦孝寛,隋有杨素,国朝李靖、李绩、裴行俭、郭元振。如此人者,当其一时,其所出计划,皆考古校今,奇秘长远,策先定于内,功后成于外。彼壮健轻死善撃刺者,供其呼召指使耳,岂可知其由来哉!
某幼读《礼》,至于四郊,多垒卿大夫辱也,谓其书眞不虚说。年十六时,见盗起圜二三千里,系戮将相,族诛刺史及其官属,尸塞城郭,山东崩壊,殷殷焉声震朝廷。当其时,使将兵行诛者,则必壮健善撃刺者。卿大夫行列进退,一如常时,笑歌嬉游,輙不为辱,非当辱不辱,以为山东乱事,非我辈所宜当知。某自此谓幼所读《礼》,眞妄人之言,不足取信,不足为教,及年二十,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十三代史书,见其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圣贤材能,多闻能识之士,则必树立其国也;壮健撃刺不学之徒,则必败亡其国也。然后信知为国家者,兵最为大,非贤卿大夫,不可堪任其事。苟有败灭,眞卿大夫之辱,信不虚也。
译大和五年十月中旬,半夜时分,屋外有人急切呼喊,说有书信传来。我说:‘一定有奇异的事。’连忙取火来,打开一看,果然是集贤学士沈公子明的一封信。信中说:‘我已故的朋友李贺,在元和年间与我情谊极厚,早晚同起居、共饮食。李贺将死时,曾把平生所作歌诗交给我,分成四编,共有一千首。几年来我东奔西走,实在以为已经遗失。今晚酒醒后不能再睡,便整理查看箱笼,忽然找到了李贺先前交给我的诗。回想往事,凡是同李贺谈话、嬉游的情景,一个地方、一种物候、一个日夜、一杯酒一顿饭,都鲜明地呈现在眼前,没有一件被忘掉,不觉流下眼泪。李贺又没有家室子弟可以供养和祭问,我常常只能思念他、吟诵他的诗句而已。您与我情谊深厚,请替我作《贺集》序,把他的来历缘由详尽说清,也稍稍排解我的心意。’我当晚没有果断答应这件事,认为自己不能胜任;第二天到沈公处道谢,并且说:‘世人都认为李贺的才华远远超过前人。’于是推辞。过了几天,我深思沈公的话:‘沈公对于诗歌深奥精妙而奇特博大,又完全了解李贺的长处和短处。现在如果我来作李贺的序,实在不能满足您的心意,那该怎么办呢?’ 我再次到沈公那里道谢,极力说明自己不敢为李贺作序。沈公说:‘您既然一定这样说,就是在怠慢我。’我于是不敢再推辞,勉强为李贺作序,但内心非常惭愧。皇帝的宗孙李贺,字长吉。元和年间,韩吏部也很称道他的歌诗。云气烟霭连绵不绝,还不足以形容他的姿态;流水迢迢不息,还不足以形容他的情思;春气盛大和畅,还不足以形容他的和韵;秋天明净清洁,还不足以形容他的格调;风中桅樯、阵上战马,还不足以形容他的勇气;瓦棺篆鼎,还不足以形容他的古意;时花美女,还不足以形容他的艳丽;荒废的国土、倾圮的宫殿、丛生的荆棘和荒芜的坟丘,还不足以形容他的怨恨悲愁;鲸鱼张口、鳌鱼腾跃、牛鬼蛇神,还不足以形容他的空幻荒诞。大概他是《离骚》的后裔,思想道理虽然赶不上《离骚》,文辞有时却超过它。《离骚》中有感慨、怨恨、讽刺和愤懑,谈到君臣关系和政治治乱,有时能够激发人的心志。然而李贺的作品没有这些内容!李贺能够探寻前代的事情,因此深深感叹古今从未有人说透的事,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补梁庾肩吾宫体谣》,探求其中的情状,远远超出一般笔墨和写作路径,实在也难以理解。李贺二十七岁就死了,世人都说:‘假使李贺没有早死,再稍微增加一些思想理致,即使让奴仆来命名《离骚》也可以了。’ 李贺死后过了十多年,京兆杜某为他的诗集作序。《孙子》注序 战争,就是刑罚;刑罚,就是政事,是孔夫子门徒所应做的事,实际上也是仲由、冉有所做的事。如今据案审理诉讼,给罪人戴枷上锁,把人鞭打至死于市中,是官吏所做的事。驱动数万军队,挖毁城郭,拘系他们的妻子儿女,斩杀罪人,同样也是官吏所做的事。木枷绳索与兵器,没有不同的意旨;鞭打与斩杀,也没有不同的刑罚。事情小而容易控制,所用力量少,就是木枷绳索和鞭打;事情大而难以控制,所用力量多,就是兵器和斩杀。二者都以除掉恶人、使善人安宁生存为目的。治理国家的人,应使教化流通,使人不敢擅自不遵从我而任意妄为。选拔官吏没有别的办法,也没有不同的道路,都止于仁义忠信、智慧勇武、严正明察。假如只掌握其中一两项,可以让他做小官;全部掌握这些道理,才可以让他做大官。所以用力少的事情,官吏容易选得,功效也容易显现;用力多的事情,官吏难以选得,功效也难以完成。道理只有这些,没有别的办法,也没有不同的道路。自三代以来,都是如此。子贡称颂孔夫子的德业说:‘周文王、周武王的道统没有坠落在地上,而是存在于人身上。贤能的人认识其中宏大而深远的部分,不贤的人只认识其中细小而浅近的部分。’季孙问冉有:‘您关于战争的知识,是学习来的,还是天性通达而知道的?’冉有回答:‘是学习来的。’季孙说:‘您侍奉孔子,是从哪里学到的?’冉有说:‘正是从孔子那里学来的。孔子是大圣人,兼收并蓄,文治武功一并运用;我只是适逢听到他的用兵方法,却还没有详尽了解。’后来不知从哪一代、哪一个人开始把道分成两条,称为文道、武道,分离开来各自运行。于是使缙绅士人不敢谈论兵事,有的甚至以谈兵为耻;只要有人谈论,世人就认为他粗野暴戾、异于常人,不把他列入士人之中。唉!丧失根本,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周公辅佐成王,制定礼制、创作乐章,尊崇儒术;淮夷叛乱时,又出兵征讨。孔夫子辅佐鲁公,在夹谷会见齐侯,说有文事必然要有武备,并斥责羞辱齐侯,使齐侯服从而不敢妄动。这两位大圣人,难道不知道用兵吗?周代有齐太公,秦代有王翦,两汉有韩信、赵充国、耿弇、虞诩、段颎,魏有司马懿,吴有周瑜,蜀有诸葛武侯,晋有羊祜、杜公元凯,梁有韦叡,元魏有崔浩,周有韦孝宽,隋有杨素,本朝有李靖、李绩、裴行俭、郭元振。这样的人,处在各自的时代,他们提出的谋划都考察古今,奇妙隐秘而深远长久;策略先在朝廷内部制定,功业后来在外部完成。那些强壮勇健、轻视死亡、擅长搏击刺杀的人,不过供他们召唤指使罢了,哪里能知道其中的由来呢?我年幼读《礼》,读到‘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时,认为这部书确实没有虚妄之说。十六岁时,我看见盗贼在方圆二三千里内兴起,拘捕杀戮将相,灭族诛杀刺史及其属官,尸体堵塞城郭,崤山以东崩溃,巨大的声势震动朝廷。当时如果让将领带兵出征诛讨,必定是强壮勇健、善于击刺的人。卿大夫们在朝廷行列中进退,一如平常,照旧谈笑歌唱、嬉游玩乐,丝毫不以此为耻;不是应该羞耻却不羞耻,而是认为山东的乱事不是我们这些人应当知道和承担的。我从此认为幼年所读的《礼》,真是妄人的话,不值得相信,也不足以作为教诲。到了二十岁,开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和十三代史书,看到那些能够建立国家、使国家灭亡的事情,没有一次不是由战争造成的。主持军务的是圣贤、才干之人以及博闻强识之士,国家就一定能够建立;强壮勇健而只会击刺的无学之徒,国家就一定败亡。这样以后我才确实知道,治理国家时,兵事最为重要;如果不是贤能的卿大夫,不能承担这项职责。假如国家败亡,确实是卿大夫的耻辱,这话的确没有虚妄。
因求自古以兵著书,列于后世,可以教于后生者,凡十数家,且百万言;其孙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后凡千岁,将兵者有成者、有败者;勘其事迹,皆与武所著书一一相抵当,犹印圈模刻,一不荖跌。武之所论,大约用仁义,使机权也。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剰,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曹自为序,因注觧之曰:“吾读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深矣!”然其所为注觧,十不释一,此者盖非曹不能尽注觧也,予寻魏志,见曹自作兵书十余万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意曹自于《新书》中驰骤其说,自成一家事业,不欲随孙武后尽觧其书;不然者,曹岂不能耶,今《新书》已亡,不可复知。予因取孙武书,备为其注,曹之所注,亦尽存之。分为上、中、下三卷。后之人有读武书予觧者,因而学之,犹盘中走丸,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议于廊庙之上,兵形已成,然后付之于将,汉祖言指踪者人也,获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当知。”君子曰:“叨居其位可也。”
送薛处士序
处士之名,何哉?潜山隐市,皆处士也。在山也,且非顽如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盖有大知不得大用,故羞耻不出,寜反与市人木石为伍也。国有大知之人,不能大用,是国病也,故处士之名,自负也,谤国也,非大君子,其孰能当之?薛君之处,盖自负也。果能窥测尧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张不穷,则上之命一日来子之庐,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辈居则来问学,仕则来问政,千辩万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则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处士,虽吾子自负,其不为矫欤?某敢用此赠行。
送卢秀才赴举序
治心、治身、治友,三者治矣,有求名而名不随者,未之闻也。治心莫若和平,治身莫若兢谨,治友莫若诚信。友治矣,非身治而不能得之;身治矣,非心治而不能致之。三者治矣,推而广之,可以治天下。恶其求成进士名者而不得也?况有千人皆以圣人为师,眠而食,一无其它,唯议论是司。三人有私,十人公私半,百人无有不公者,况千人哉。古之圣贤,业大事巨,道行则不肖惧,道不行则不肖喜,故有不公。今进士者,业微事细,如成其名,不肖未所喜惧,寕不公邪?故取之甚易耳。
卢生客居于饶,年十七八,即主一家骨肉之饥寒,常与一仆东泛沧海,北至单于府,丐得百钱尺帛,囊而聚之,使其仆负之以归,饶之士皆怜之。能辞。明敏而知所去就,年未三十,尝三举进士,以业丐资家,近中辍之。去岁九月,余自池改睦,凡同舟三千里,复为余留睦七十日,今之去,余知其成名而不丐矣。
杭州新造南亭子记
佛着经曰:生人既死,阴府收其精神,校平生行事罪福之。坐罪者,刑狱皆怪险,非人世所为,凡人平生一失举止,皆落其间。其尤怪者,狱广大千百万亿里,积火烧之,一日凡千万生死,穷亿万世,无有间音谏断,名为“无间”。夹殿宏廊,悉图其状,人未熟见者,莫不毛立神骇。佛经曰:我国有阿阇世王,杀父王篡其位,法当入所谓狱无间者,昔能求事佛,后生为天人。况其它罪,事佛固无恙。
梁武帝明智勇武,创为梁国者,舍身为僧奴,至国灭饿死不闻悟,况下辈固惑之。为工商者,杂良以苦,伪内而华外,纳以大秤斛,以小岀之,欺夺村闾戅民,铢积粒聚,以至于富。刑法钱榖小胥,出入人性命,颠倒埋没,使簿书条令不可究知,得财买大第豪奴,如公侯家。大吏有权力,能开库取公钱,缘意恣为,人不敢言。是此数者,心自知其罪,皆捐己奉佛以求救,月日积久,曰:“我罪如是,贵富如所求,是佛能灭吾罪,复能以福与吾也。”有罪罪灭,无福福至,生人唯罪福耳,虽田妇稚子,知所趋避。今权归于佛,买福卖罪,如持左契,交手相付。至有穷民,啼一稚子,无以与哺,得百钱,必召一僧饭之,冀佛之助,一日获福。若如此,虽举寰海内尽为寺与僧,不足怪也。屋壁绣纹可矣,为金枝扶疏,擎千万佛;僧为具味饭之可矣,饭讫持钱与之。不大、不壮、不髙、不多、不珍奇瓌怪为忧,无有人力可及而不为者。
晋,覇主也,一铜鞮宫之衰弱,诸侯不肯来盟,今天下能如几晋,凡几千铜鞮,人得不因哉?文宗皇帝尝语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间吾民尤困于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
译因此我搜求自古以来以兵法著书、能够流传后世并教给后人的著作,共有十几家,合计将近百万字;其中孙武所著的十三篇,自孙武死后约一千年,带兵的人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考察他们的事迹,都与孙武所著的书一一相合,如同用印模刻成一样,丝毫没有差错。孙武所论,大体是运用仁义来施行权变。孙武所著的书共有几十万字,曹魏武帝删削其中繁冗的部分,记录其精要切实之处,共成十三篇,编为一卷。曹操亲自作序,并为之注解说:‘我读过的兵书战策很多了,孙武的书深奥精妙!’然而他的注解,十篇中连一篇也没有解释完。这大概不是曹操不能全部注解,而是我查考《魏志》,见曹操自己作兵书十多万字;各位将领出征讨伐,都按照他的《新书》办事,听从命令的就能取胜,违背教令的就会失败。我猜想,曹操已经在《新书》中驰骋发挥自己的学说,自成一家事业,不愿意跟在孙武后面把他的书全部解释;否则曹操难道做不到吗?如今《新书》已经亡佚,不能再知道了。因此我取来《孙子》,为它作了完备的注解,曹操所作的注解也全部保存下来,分为上、中、下三卷。后世有人读孙武的书和我的注解,因而学习用兵,就像盘中滚动的弹丸;弹丸如何在盘中滚动,横斜圆直,都要根据临阵时的情况,不能全部预先知道;但有一点一定可以知道,就是知道弹丸不可能滚出盘外。在朝廷上商议,军队的形势已经形成,然后把任务交给将领;汉高祖所说的‘指示踪迹的是人,捕获兔子的是狗’,就是这个道理。那些做宰相的人如果说:‘兵事不是我的职责,我不应当知道。’君子会说:‘白白占据那个职位,倒是可以吗?’ 送薛处士序 ‘处士’这个称呼,究竟是什么意思?隐居在山中、藏身于市井的人,都可以称为处士。处在山中,并不是像木石那样顽钝;处在市井,也不是像普通市民那样愚昧。大概是有大智慧却得不到重用,所以以出仕为羞耻,宁愿反过来与市人、木石为伍。国家有大智慧的人却不能得到重用,这是国家的弊病。因此‘处士’这个称呼,既是自负,也是讥刺国家;如果不是大君子,谁能担当得起呢?薛君的隐居,大概是出于自负。假如他果真能够窥察推测尧、舜、孔子的道理,使指挥和制约都有方法,宽弛与收紧都能运用不穷,那么朝廷的诏命一旦来到您的草庐,您就会一日之间立于朝廷之上;我们这些人在闲居时会来向您求学,出仕时会来向您请教政事,千般辩论、万般探究,您都能滔滔不绝地回答。如果这样,当然是好的。假如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却仓促地自称处士,即使您是自负,难道不也是矫饰吗?我冒昧用这些话为您赠行。送卢秀才赴举序 修治内心、修治自身、修治朋友,这三方面都修治好了,却求取名声而名声不随之而来,我从未听说过。修治内心不如平和,修治自身不如谨慎,修治朋友不如诚信。朋友修治好了,如果自身没有修治好,就不能得到这样的朋友;自身修治好了,如果内心没有修治好,就不能达到这个境界。三方面都修治好了,再推而广之,就可以治理天下。厌恶那些求取进士名声却得不到的人,难道还会有吗?何况有一千多人都以圣人为老师,睡觉吃饭之外别无他事,只专门从事议论。其中三个人有私心,十个人公私各半,一百个人没有一个不公正,何况一千人呢?古代圣贤,事业大、事情重要;他们的道行得以施行,不肖之人就害怕,道行不能施行,不肖之人就高兴,所以其中有不公。如今进士所从事的事业微小、事务琐细,即使成就了进士名声,不肖之人也没有什么可喜可怕的,难道还会不公正吗?因此选取他们实在很容易。卢生客居饶州,十七八岁时,就承担起一家人的饥寒,常常和一个仆人向东漂渡大海,向北到达单于府,乞讨得到百钱、一尺丝帛,便装入袋中积聚起来,让仆人背着回去,饶州的士人都怜悯他。他善于辞令,聪明敏锐,知道应当进退取舍;不到三十岁,曾三次参加进士考试,靠这项事业乞求资财来养活家庭,近来因接近中第而停止乞讨。去年九月,我从池州改任睦州,和他同船行了三千里;他又为我留在睦州七十天。如今他要离去,我知道他将会成就功名,不再乞讨了。杭州新造南亭子记 佛经说:活人死后,阴间收取他的精神,考核他一生所作所为的罪与福。因罪受审的人,所遭遇的刑狱都怪异险恶,不是人世间所能做到的;凡是人在一生中稍有举止失当,都会落入其中。其中最怪异的,是那座监狱广大到千百万亿里,堆积着火焰焚烧罪人,每天有千万次生死,穷尽亿万世,没有片刻间断,因此名为‘无间’。夹着宫殿的宏大长廊,全都画着这些情状;人只要稍微看见,就没有不汗毛直立、心神惊骇的。佛经又说:我国有阿阇世王,杀死父王而篡夺王位,按法律应当进入所谓无间地狱;但他过去曾求道事佛,后来转生为天人。何况其他罪过,事奉佛当然就可以没有祸患。梁武帝明智勇武,创立梁国,却舍身为僧人之奴,直到国家灭亡、自己饿死,也没有听说有所觉悟,何况地位低下的人本来就容易受迷惑。做工商业的人,把好货和坏货混杂,以内里虚假而外表华美,买进时用大秤大斛,卖出时用小秤小斛,欺骗掠夺乡里的愚民,积少成多,直到富足。掌管刑法、钱粮的小吏,操纵出入而掌握人的性命,颠倒隐没,使簿书条令无法查考;他们得到钱财后买大宅院、豪奴,像公侯之家一样。大官有权有势,能够打开府库取用公款,顺着自己的意愿任意行事,别人不敢说话。这几类人心里都知道自己的罪过,于是全都捐出财物供奉佛,希望得到救助;日子久了,便说:‘我的罪像这样多,贵显富足却正如我所求;佛既能消灭我的罪,当然也能把福赐给我。’有罪的罪被消灭,没有福的福降临;活人所关心的不过是罪与福,即使田间妇女和幼童也知道趋福避祸。如今权力归于佛,可以买福卖罪,就像拿着契约,交接双方当面付讫。甚至有穷人,孩子哭着要吃奶,自己没有东西喂养;得到一百钱,必定请一个僧人吃饭,希望借佛的帮助,一天之间获得福报。假如这样,即使把天下全都变成寺院和僧人,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屋壁上绣饰花纹就可以了,还要做成金枝繁茂的形状,托举千万尊佛;僧人准备有各种滋味的饭给他吃也就可以了,吃完后再把钱给僧人。对于不大、不壮、不高、不多、不珍奇瑰怪的东西都忧虑不已;凡是人的力量能够办到而没有去做的,没有一件不做。晋是霸主国家,仅仅一座铜鞮宫衰败,诸侯就不肯来会盟;如今天下能够有几个晋国、几千座铜鞮宫,人们难道不受其影响吗?文宗皇帝曾对宰相说:‘古时候三个人共同供养一个农民;如今再加上军队和佛,一个农民竟要供养五个人,其中我们的百姓尤其困于佛。’皇帝想到佛教根基牢固、势力庞大,不能最终除掉它。
武宗皇帝始即位,独奋怒曰:“穷吾天下,佛也。”始去其山台野邑,四万所冠其徒,几至十万人。后至会昌五年,始命西京留佛寺四,僧唯十人;东京二寺。天下所谓节度观察,同、华、汝三十四治所,得留一寺,僧准西京数,其它刺史州不得有寺。出四御史缕行天下以督之,御史乘驿未出关,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刓之。凡除寺四千六百,僧尼笄冠二十六万五百,其奴婢十五万,良人技附为使令者,陪笄冠之数,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口率与百亩,编入农籍。其余贱取民直,归于有司,寺材州县得以恣新其公署传舍。
今天子即位,诏曰:“佛尚不杀而仁,且来中国久,亦可助以为冶。天下州率与二寺,用齿衰男女为其徒,各止三十人,两京数倍其四五焉。”着为定令,以徇其习,且使后世不得复加也。
赵郡李子烈播,立朝名人也。自尚书比部郎中出为钱塘。钱塘于江南,繁大雅亚吴郡,子烈少游其地,委曲知其俗蠧人者,剔削根节,断其脉络,不数月人随化之。三笺干丞相云:“涛壊人居,不一焊锢,败侵不休。”诏与钱二千万,筑长堤,以为数十年计,人益安喜。子烈曰:“吴、越古今多文士,来吾郡游,登楼倚轩,莫不飘然而増思。吾郡之江山甲于天下,信然也。佛炽害中国六百岁,生见圣人,一挥而几夷之,今不取其寺材立亭胜地,以彰圣人之功,使文士歌诗之,后必有指吾而骂者。”乃作南亭,在城东南隅,宏大焕显,工施手目,髪匀肉均,牙滑而无遗巧矣。江平入天,越峯如髻,越树如髪,孤帆白鸟,点尽上凝。在半夜酒余,倚老松,坐怪石,殷殷潮声,起于月外。
东闽、两越,宦游善地也。天下名士多往之。予知百数十年后,登南亭者,念仁圣天子之神功矣,美子烈之旨迹。覩南亭千万状,吟不辞已;四时千万状,吟不能去。作为歌诗,次之于后,不知几千百人矣。
池州造刻漏记
百刻短长,取于口不取于数,天下多是也。某大和三年,佐沈吏部江西府。暇日,公与宾吏环城见铜壷银箭,律如古法,曰建中时嗣曹王皋命处士王易简为之。公曰:“湖南府亦曹王命处士所为也。”后二年,公移鎭宣城,王处士尚存,因命工就京师授其术,创置于城府。其为童时,王处士年七十,常来某家,精大演数与杂机巧,识地有泉,凿必涌起,韩文公多与之游。大和四年,某自宣城使于京师,处士年余九十,精神不衰。某拜于床下,言及刻漏,因图授之。会昌五年歳次乙丑夏四月,始造于城南门楼。京兆杜某记。
池州重起萧丞相楼记
萧丞相为刺史时,树楼于大厅西北隅,上藏《九经》书,下为刺史便厅事,大历十年乙卯建。会昌四年甲子摧,木悉朽坏,无一可取者。刺史李方玄具材,刺史杜牧命工,南北溜相距五十六尺,东西四十五尺,十六柱,三百七十六椽,上下凡十二间,上有其三焉,皆仍旧制。以会昌五年五月毕,自初至再,凡七十一年。丞相讳复,实相徳宗皇帝焉。京兆杜某记。
同州澄城县户工仓尉厅壁记
县之所重,其举秀贡贤也。今之自外诸侯之儒者,旷不能升一人,况尉乎?次乃户税而已。《史记河渠书》曰:“自征引洛水至商颜下商颜,山名。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即此地也。征者俗讹为“澄”耳。其地西北山环之,县境笼其趾,沙石相礴,岁雨如注,他皆淫灔不测,征之土适润,苗则大获。天或旬而不雨,民则蒿然,四望失矣。是以年多薄,复絶丝麻蓝菓之饶,固无豪族富室,大抵民戸高下相差埒。然岁入官赋,未尝期表鞭一人。因征其来由,耆老咸曰:“西四十里即畿郊也,至如禁司东西军,禽坊龙廐,彩工梓匠,善声巧手之徒,第番上下,互来进取,挟公为首缘,以一括十。民之晨炊夜舂,岁时不敢尝,悉以仰奉,父伏子走,尚不能 当其意,往往撃辱而去。长吏固不敢援,复况其养秩安禄者邪?加以御女官多,盘冗其间,递相占附比急,热如手足,自丞相、御史咸不能与之角逐,县令固无有为也。非豪吏真工联纽相姻戚者,率率解去,是以县赋益逋。征民幸脱此苦者,盖以西有通涧巨壑,叉牙交吞,小山峭径,驰鞍马、张机罝者,不便于此,是以絶迹不到。兼之土田枯卤,树植不茂,无秀润气象,咸恶之而不家焉。民所以安活输赋者,殆由此,傥使征亦中其苦,则墟矣,尚安敢比之于他邑乎。”
嗟乎!国家设法禁,百官持而行之,有尺寸害民者,率有尺寸之刑。今此咸堕地,不起,反使民以山之涧壑自为防限,可不悲哉!使民恃险而不恃法,则划土者宜乎墙山壍河而自守矣,燕、赵之盗,复何可多怪乎?书其西壁,俟得言者覧焉。
宋州寜陵县记
译武宗皇帝刚即位,独自愤怒地说:‘使我天下贫困的,是佛教。’于是开始拆除山林台观和乡野寺院,共有四万所,给僧徒剃发的人将近十万人。到会昌五年,才下令西京只保留佛寺四所,僧人只留十人;东京保留两座寺院。天下所谓节度使、观察使治所,以及同州、华州、汝州等三十四处治所,各自只能保留一寺,僧人数量以西京为标准;其他刺史州不得有寺。派出四名御史分道巡行天下监督此事;御史乘驿车还没有出关,天下的寺院已经被拆到只剩屋基并被耕作铲平。总共废除寺院四千六百所,僧尼还俗二十六万零五百人,他们的奴婢十五万人;被寺院强行附会为役使者的良人,其数目与还俗僧尼相当;良田数千万顷,奴婢每人分得百亩,编入农籍。其余低价取自百姓的财物,归还有关官府;寺院的木材,州县可以任意用来修建和更新官署、驿舍。当今天子即位,下诏说:‘佛教尚且不杀生而讲仁爱,而且传入中国已经很久,也可以利用它来辅助治理。天下各州大体各给两座寺院,选择年老体衰的男女作为僧徒,每寺各留三十人;两京的数目在此基础上加倍,约为其四五倍。’把这写成固定法令,以顺应世俗习惯,同时使后世不能再增加。赵郡李子烈李播,是朝廷中的名臣。他从尚书比部郎中出任钱塘刺史。钱塘在江南,繁华广大,仅次于吴郡;李子烈年轻时曾游历那里,曲折详细地知道当地危害百姓的弊病,于是剔除根节,截断脉络,不到几个月百姓便随着教化改变。曾三次上书向丞相进言:‘江潮冲坏民居,若不全部修筑坚固,破坏和侵蚀就不会停止。’朝廷下诏拨钱二千万,修筑长堤,以作数十年的打算,百姓更加安定喜悦。李子烈说:‘吴、越自古以来多有文士,来到我郡游览,登楼倚轩,没有不飘然兴起思绪的。我国的江山冠绝天下,确实如此。佛教炽盛,危害中国六百年;如今亲眼看见圣人一举几乎铲除它,如果不取寺院木材在胜地修建亭子,以彰显圣人的功业,让文士们为之歌咏作诗,后来一定有人指着我责骂。’于是建造南亭,在城东南角,规模宏大而光彩显著;工匠施展全部技艺,发丝均匀、肌肉匀称,牙齿平滑,已经没有任何技巧没有施展了。江面平远直入天际,越地的山峰像发髻,越地的树木像头发,孤帆白鸟点缀其间,仿佛全都凝聚在高处。半夜酒意稍退时,倚着老松,坐在奇石上,沉闷深长的潮声从月亮之外传来。东闽、两越,是适合出仕游历的地方,天下的名士多到那里去。我知道百十年后,登临南亭的人,会想到仁圣天子的神功,也会赞美李子烈的美好功绩。看着南亭千姿万态,吟咏不尽;四时呈现千般万般景象,吟咏也不能离开。后来作歌写诗、依次题写在亭后的,不知会有几千几百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百人〕 池州制造刻漏记 一百刻时辰的长短,取决于口传而不取决于数字,这是天下常见的情况。大和三年,我在沈吏部手下任江西府属官。闲暇时,沈公与宾客、属吏环城察看铜壶银箭,刻度符合古法;他说,这是建中年间嗣曹王李皋命处士王易简制作的。沈公又说:‘湖南府的刻漏也是曹王命处士制作的。’两年后,沈公调任宣城镇守,王处士还在,于是命工匠到京师向他学习技艺,在城府创制安置刻漏。王处士还是儿童时,王处士已经七十岁,常到我家来,精通大演数和各种机械技巧,知道地下哪里有泉水,开凿必定涌出,韩文公常与他交游。大和四年,我从宣城出使京师,处士年纪已经九十多岁,精神却不衰。我到他的床下拜见,谈到刻漏,他便画图传授给我。会昌五年,岁次乙丑,夏四月,才开始在城南门楼制造。京兆杜某记。池州重建萧丞相楼记 萧丞相任刺史时,在大厅西北角建楼,上层收藏《九经》,下层作为刺史处理日常事务的厅堂,建于大历十年乙卯。会昌四年甲子毁坏,木材全都腐朽,没有一件可以取用。刺史李方玄准备材料,刺史杜牧命工匠建造;南北两边屋檐相距五十六尺,东西相距四十五尺,共十六根柱子、三百七十六根椽,上下总共十二间,上层有其中三间,全都仍旧依照原来的制度。会昌五年五月完工,从最初建造到再次建造,共七十一年。丞相名复,确实曾辅佐德宗皇帝。京兆杜某记。同州澄城县户工仓尉厅壁记 县里最看重的,是举荐秀才、贡纳贤能之士。如今外地诸侯所辖的儒者,长期不能选拔一个人,何况县尉呢?其次才是户税而已。《史记·河渠书》说:‘从征引洛水到商颜山下。商颜,是山名。开凿水井,深的有四十多丈。’就是这个地方。‘征’字俗讹为‘澄’。这里西北面群山环绕,县境包围着山脚,沙石相互冲击;每年下雨如同倾注,其他地方全都积水无从测量,唯有征地土壤恰好湿润,庄稼便大获丰收。天气有时十天不下雨,百姓便焦急憔悴,四面望去都失去希望。因此年成多半歉薄,又断绝了丝、麻、蓝、果实等物产,根本没有豪族富室,大体上各户百姓贫富相差不多。然而每年缴纳官府赋税,从未有过期满还要鞭打一人的事。询问其中缘由,老人们都说:‘向西四十里就是京畿郊外,至于禁军各司的东西军、禽坊、龙厩、彩工、梓匠以及善歌巧手之人,轮番上下,交替前来索取,常常以公务为名,拿一分便索取十分。百姓早晚烧饭舂米,一年四时都不敢品尝,全都拿来供奉;父亲伏地,儿子奔走,仍不能满足他们的心意,往往还遭到殴打辱骂后才离去。长官本来就不敢援助,更何况那些享受俸禄安逸生活的人呢?再加上宫中女官很多,盘绕混杂其中,互相占据攀附,事情一紧急便彼此声援,势焰炽烈如同手足;从丞相、御史都不能与他们争胜,县令更没有办法。’ 不是那些有势力的官吏和真正的工匠彼此联结、互为姻亲的人,大多都会被排挤离去,因此县里的赋税更加拖欠。征地百姓有幸逃脱这种苦难,大概是因为西边有通连的深涧巨壑,交错如牙、互相吞接,小山和陡峭小路使骑马奔驰、张设弓弩和捕兽网都很不方便,所以那些人绝迹不来。加上土地枯燥盐碱,树木长得不茂盛,没有秀美润泽的气象,大家都厌恶这里而不来定居。百姓之所以能够安稳生活并缴纳赋税,大概正是由于这些;假如征地也遭受同样的苦难,那这里就要成为废墟了,哪里还敢把它和其他县邑相比呢?’ 唉!国家制定法令禁令,百官执掌并推行;凡是有一分一寸损害百姓的,通常就有一分一寸相应的刑罚。如今这些法令全都坠落在地,不能发挥作用,反而使百姓把山中的涧壑当作自然的防线,难道不可悲吗?假如百姓依靠险阻而不依靠法令,那么开辟土地的人也应当筑墙围山、挖壕沟隔河来保卫自己了;燕、赵的盗贼,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把这些话写在西墙上,等待得到有识之士来观看。宋州宁陵县记
建中初年,李希烈自蔡陷汴,驱兵东下,将收江淮,寜陵守将刘昌以兵二千拒之。希烈众且十倍,攻之三月,韩晋公以三千强弩,渉水夜入寜陵,弩矢至希烈帐前。希烈曰:“复益吴弩,寜陵不可取也。”解围归汴。后数月,希烈骁将翟辉以锐兵大败于淮阳城下,希烈且蹙,弃汴归蔡。后司徒刘公玄佐见昌,问曰:“尔以孤城,用一当十,凡百日间,何以能守?”昌泣曰:“以负心能守之耳。昌令陴者曰:‘内顾者斩!’昌孤甥张俊守西北隅,未尝内顾,捽下斩之,军士有死志,故能坚守。”因伏地流涕,司徒刘公亦泣,抚昌背曰:“国家必以富贵尔。”
天寳末,淮阳太守薛愿即故起居郎弘之祖、睢阳太守许远、眞源县令张巡等兵守二城,其于穷蹙,事相差埒,睢阳陷贼,淮阳能守,故巡、远名悬而愿事不传。昌之守寜陵,近比之于睢阳,故良臣之名不如忠臣。孙武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斯是也。大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将仕郎、守尚书司勲员外郎、史馆修撰杜某题。
淮南监军使院厅壁记
淮南军西蔽蔡,壁寿春,有团练使;北蔽齐,壁山阳,有团练使。节度使为军三万五千人,居中统制二处,一千里,三十八城,护天下饷道,为诸道府军事最重。然倚海壍江、淮,深津横冈,备守坚险,自艰难已来,未尝受兵。故命节度使,皆以道徳儒学,来罢宰相,去登宰相。命监军使皆以贤良勤劳,内外有功,来自禁军中尉、枢密使,去为禁军中尉、枢密使。自贞元、元和已来,大抵多如此。
今上即位六年,命内侍宋公出监淮南,诸开府将军皆以内侍贤良有材,不宜使居外。上以为内侍自元和已来,诛齐诛蔡,再伐赵,前年诛沧,旁撃赵、魏,且征师,且抚师,且诰且谕,勤劳危险,终日马上。往监青州新附,卧未尝安,复监滑州,边魏,穷狭多事,今监淮南是且使之休息,亦不久之,故内侍至焉。
监军四年,如始至日,简钓寛泰,明白清洁,恕悉军吏,礼爱宾客,举止作动,无非典故,暇日唯召儒生讲书,道士治药而已。内侍旧部将校,多禁兵子弟,京师少侠,出入闾里间,俛首唯唯,受吏约束。故上至相国奇章公,下至于百姓,无不道说内侍,称为贤人,此不虚也,宜其侍卫六朝,声光富贵。
某谬为相国奇章公幕府掌书记,奉内侍命为厅壁记,某再谢不才,不足记序,内侍曰:“掌书记为监军使厅壁记,宜也。”某惭惶而书,时大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记。
樊川文集第十一
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
伏覩明诏诛山东不受命者,庙堂之上,事在相公。虽罇俎之谋,筭昼已定,而贱末之士,蒭荛敢陈。伏希舍其狂愚,一赐听览。
某大和二年为校书郎,曾诣淮西将军董重质,诘其以三州之众,四歳不破之由。重质自夸勇敢多筭之外,复言其不破之由,是征兵太杂耳。徧征诸道兵士,上不过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旣不能自成一军,事须帖附地主,名为客军。每有战阵,客军居前,主人在后,势羸力弱,心志不一,旣居前列,多致败亡。如战似胜,则主人引救,以为己功,小不胜,主人先退,至有殱焉。初战二年已来,战则必胜,是多杀客军,及二年已后,客军殚少,止与陈许、河阳全军相搏。纵使唐州军不能因雪取城,蔡州事力亦不支矣,其时朝廷若使鄂州、寿州、唐州祇令保境,不用进战,但用陈许、郑滑两道全军,帖以宣、润弩手,令其守隘,即不岀一歳,无蔡州矣。
译建中初年,李希烈从蔡州攻陷汴州,驱兵向东,准备夺取江淮;宁陵守将刘昌率二千士兵抵抗。李希烈的军队将近十倍于宁陵,攻打了三个月;韩晋公率三千强弩兵,连夜涉水进入宁陵,弩箭射到了李希烈的帐前。李希烈说:‘如果再增加吴地的弩兵,宁陵就无法攻取了。’于是解除包围,退回汴州。几个月后,李希烈的骁将翟辉率精锐军队在淮阳城下大败,李希烈处境窘迫,放弃汴州回到蔡州。后来司徒刘玄佐见到刘昌,问道:‘你凭一座孤城,用一人抵挡十人,在一百天之内,凭什么能够守住?’刘昌哭着说:‘凭借狠心才能守住。刘昌命令守城女墙的人说:“回头向城内看的人斩首!”刘昌的外甥张俊守在西北角,从未回头看城内;我把他揪下来斩了,士兵便有了死战的意志,所以能够坚守。’说着伏在地上流泪,司徒刘玄佐也哭泣,抚摸刘昌的背说:‘国家一定会让你享受富贵。’ 天宝末年,淮阳太守薛愿,即后来故起居郎弘的祖父,与睢阳太守许远、真源县令张巡等率兵守卫两座城池。他们所处的困窘,事情大体相同;但睢阳陷于贼手,淮阳能够守住,所以张巡、许远的名声高悬,而薛愿的事迹没有流传。刘昌守宁陵,近来可以和睢阳相比,因此贤良之臣的名声不如忠贞之臣。孙武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劳。’刘昌的事正是这样。大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将仕郎、守尚书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杜某题。淮南监军使院厅壁记 淮南军在西面遮蔽蔡州,驻军寿春,设有团练使;北面遮蔽齐地,驻军山阳,设有团练使。节度使统率军队三万五千人,居中统制这两处,辖地千里、三十八城,护卫天下粮饷运输的道路,是各道府中军事最为重要的地方。然而它依靠海堑和江、淮,深水渡口与横亘的山冈,防守坚固险要,自从艰难时期以来,从未遭受兵灾。因此任命节度使,都选用有道德、有儒学修养的人,往往由卸任宰相前来担任,离任后又登为宰相。任命监军使,也都选用贤良勤劳之人,他们在内外都有功劳,往往从禁军中尉、枢密使任上而来,离任后又回任禁军中尉、枢密使。自贞元、元和以来,大体多是这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千里〕 当今天子即位六年,命内侍宋公出任淮南监军使。各地开府将军都认为内侍贤良而有才,不应让他长期居于外地。皇上认为,自元和以来,内侍曾诛讨齐州、蔡州,再次征讨赵地,前年诛讨沧州,又从旁攻击赵、魏;既要征集军队,又要安抚军队,既要发布告诫,又要晓谕众人,劳苦而危险,整天骑在马上。他先前监领新近归附的青州,躺下也没有安稳睡过;又监领滑州,与魏地接境,地方狭窄而事务繁多;如今监领淮南,正是想让他休息,也不会太久,所以才让内侍来到这里。他任监军四年,仍像刚到任那天一样,简朴宽厚安泰,明白清正廉洁,宽恕并体察所有军吏,礼待爱护宾客,一举一动无不合乎典章旧例。闲暇时只召儒生讲书,召道士制药罢了。内侍旧日的部将校尉,多是禁军子弟和京师少年侠客;他们出入民间时都低头恭顺,唯唯听从,接受官吏约束。因此上至相国奇章公,下至百姓,没有不谈论这位内侍、称他为贤人的。这并非虚言,他本来就应当侍卫六朝,享有声名光荣和富贵。我惭愧地担任相国奇章公幕府的掌书记,奉内侍之命为监军使厅堂作壁记。我两次谢绝,说自己没有才能,不足以作记叙;内侍说:‘掌书记为监军使厅堂作壁记,是合适的。’我惭愧惶恐地写下此文,当时是大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樊川文集第十一 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 我恭敬地看到了皇帝诏书,要诛讨山东不接受命令的人;在朝廷之上,这件事全在相公您手中。即使说是宴席之间的谋划,计策也已经在白天议定;但我这个卑微末士,仍斗胆像樵夫那样陈说意见。希望您舍弃我的狂妄愚昧,赐予我一次听取、阅览的机会。我在大和二年任校书郎时,曾到淮西将军董重质那里,问他为什么凭三州的兵力,四年还不能攻破蔡州。董重质除了自夸勇敢、足智多谋之外,又说不能攻破的原因,是征调的士兵太杂。各道征来的兵士,多的不过五千人,少的不到一千人。既不能自行编成一军,作战时就必须依附当地军队,名义上叫作客军。每逢交战,客军在前,主人在后;军势单弱,心志不一,既然处在前列,多半会导致败亡。若战事似乎要胜,主人便引兵来救,把功劳算在自己名下;稍有不胜,主人先行退走,甚至造成全军覆灭。开始两年以来,每战必胜,这是因为杀伤了许多客军;到了两年以后,客军已经消耗殆尽,只能同陈许、河阳的全军交战。即使唐州军不能趁雪攻取城池,蔡州的力量也已经支撑不住了。当时朝廷如果让鄂州、寿州、唐州只守护本境,不出兵交战,只使用陈许、郑滑两道的全军,再配以宣州、润州的弩手,让他们守住险隘,那么不到一年,蔡州就会被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