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四
止堂集 别集类三【宋】
提要
【臣】等谨案《止堂集》宋彭▯年撰。▯年字子夀，清江人，乾道五年进士，歴官焕章阁待制，知江陵府，迁湖北安抚使，坐事落职，寻复官，以寳谟阁待制致仕，卒，諡忠肃，事迹具《宋史》本传。▯年官右史时，面折廷诤，劘切人主，有古直臣之风。集中所存奏疏劄子尚五十余篇，敷陈明确，多闗于国家大计。其论光宗不朝重华宫疏，凡三四上，至于伏地叩额，血渍甃甓，光宗亦为之感动。又尝事宁宗于藩邸，有旧学之恩，即位后数进谠言，拳拳恳到。因风雷示变，极陈小人之窃权，及朱子以论韩侂冑被绌，▯年又上疏请与同斥。今诸疏并在集中，其严气正性，凛然犹可想见。史称其学识正大，议论简直，善恶是非，辨析甚严，故生平虽不以文章名，而恳恻之忱与刚劲之气，浩然直达，语不求工而自工，固非鞶帨为文者所得絜其长短也。《宋史·艺文志》载其集四十七卷，世久失传，今从《永乐大典》所载，益以歴代名臣奏议所録，共得文二百二十三首，诗二百二十二首，依类编次，厘为十八卷。虽较原目所存只十之四，而其一生建白之大者，已略具于是矣。至若祝语诸篇，本非文章正轨，今刋本概从删削焉。乾隆四十九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臣】陆 费 墀
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四 《止堂集》 别集类三【宋】提要 臣等恭谨考察：《止堂集》为宋代彭▯年所撰。▯年字子夀，清江人，乾道五年进士，历任焕章阁待制、江陵府知府，升任湖北安抚使，因事获罪而降职，不久恢复官职，后以寳谟阁待制的身份退休，去世后谥号忠肃，事迹详见《宋史》本传。▯年任右史时，当面折服权势、在朝廷上直言进谏，切直规劝君主，有古代正直大臣的风范。集中保存的奏疏、札子还有五十多篇，陈述明确，大多关系国家大计。他论述光宗不去重华宫朝见的奏疏，前后上了三四次，甚至伏地叩额，额头的血染在砖石上，光宗也因此受到感动。他又曾在宁宗藩邸任事，受到旧日师学的恩遇；宁宗即位后，他多次进献正直的意见，拳拳之心恳切周到。后来因风雷显示灾变，他极力陈述小人窃取权柄的情形；朱子因论说韩侂冑而被贬斥，▯年又上疏请求将自己与朱子一同斥退。如今这些奏疏都收在集中，他严正的气节，至今仍凛然可见。史书称他学识正大，议论简明直率，对于善恶是非，辨析极其严谨。因此他一生虽不以文章著名，但恳切悲悯的情怀和刚劲的气概，浩然直达，文章不刻意求工却自然精工，本来就不是那些专门雕琢辞藻作文的人所能相比的。《宋史·艺文志》记载他的文集有四十七卷，世间长久失传。如今从《永乐大典》所载内容中辑出，又补入历代名臣奏议所收的篇章，共得到文章二百二十三首、诗二百二十二首，按类别编次，分为十八卷。虽然比原目录所存只剩十分之四，但他一生所提出的重大政见，大略已经具备于此了。至于祝颂一类的篇章，本来就不是文章的正道，现在刊本一概删去。乾隆四十九年十月恭谨校订进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止堂集卷一宋 彭龟年 撰奏疏乞留侍御史刘光祖疏【绍熙元年四月上，时为太学博士】臣等备数学官，素餐无补，事有职守，不敢越思。惟念国家开设学校，所以涵养天下公议之原，而臣等谨以课试文艺，苟求塞责，诚不足仰称明旨，日夕忧惧，不知所为。适有一事，偶闗士气之消长，臣等傥顾出位小嫌，缄黙自爱，揆之初心，实所不忍。臣等伏见殿中侍御史刘光祖，近除太府少卿，士论纷纷，皆谓因论吴端除授之故事之始末。疎逺小臣不能尽知，或是或非，皆不敢决。然臣等窃以为不可者，偶留近幸而遽迁台臣，其于国体所系甚大臣等尝窃观祖宗借重台谏之意，揆之古昔所未见闻。刘安世劾胡宗愈至二十余章而不以为渎，贵重大臣如文彦博，因唐介一言为之亟罢而不以为横，盖所以优假直臣，奠安国势，其为计虑至深逺也。今光祖论端，其言必不如安世之切，陛下偶然进端，亦未必宠任如彦博也。而祖宗处之如彼，陛下处之如此，比而观之，孰得孰失，当不待人言而后喻矣。陛下嗣登大宝，始初清明隆寛，尽下迈迹三五，岂容有此瑕玷传播四方，宁免疑惑？况天下士气方患不振，今日之事，朝路借借皆以为不可而告陛下者，曽几何人？平居则仰屋窃叹，遇事则缄黙不言，陛下既未有以兴起斯敝，而敢言者复不得伸，臣等深恐言者自此不敢言，而不言者亦以言为戒，甚非国家之福也。臣等私忧犹不止此，陛下所以迁端者，止念其服役之久，而言者适然攻之太亟，陛下亦适然拒之太坚，小人不知，必谓其徒得君如此其专，据势如此其固，附声托影，寖成骄横，则他日将有不胜忧者。当是之时，臣等恐陛下尤费区处，不止如今日也。陛下天资恢廓，以虚受人，于天下事初何容心？其始本无亲昵近幸之意，而遽进端，其终亦无厌薄台谏之意，而遽疎光祖，然疑似之迹未能昭明，羣情共忧，所当深虑。昔韩维因论台官进退，有曰：「自古圣王优待谏诤之臣，虽甚狂直，必加含忍。其势非不能黜也，以为黜此一人，则伤众多之心；遂此一失，则败天下之事。故不为也。」老臣忧国，其言恳切，深中事情。臣等欲望陛下平心定气，更加审处，少抑近幸之恩宠，以伸台谏之公论。仍留光祖，俾复其位，使天下晓然知陛下圣德光明，本无偏倚。自此无复顾虑，各罄心腹，以不负陛下任使，实宗庙无疆之福。臣等冒犯宸严，罪当万死，不胜俯伏俟命之至。乞寝罢版行时文疏【绍熙元年四月】右臣待罪太学博士，昨准国子监开备，准尚书省劄子，臣寮上言：士子不阅经史子集之文，而专意于时文；不阅旧来典实之文，而专意近日虚浮之文。朝廷方以程试取士，欲其不习时文，固不可得。如旧来之典实足矣。今欲一洗其敝，当自成均始。乞令监学官公共精择旧来时文，谨严而有法度，精粹而有实学者，经义、词赋、论策各若干篇，许之版行，以为程式。奉圣旨依劄，付本监。本监开臣及监学官详臣寮劄子内事理，将新旧时文分官精择去讫。臣窃详臣寮申请，乃是父兄教子弟之法，而非太学教天下士之法。虽曰救文之敝，而臣恐滋文之敝，实自此始，不可不虑也。请为陛下画一陈之。臣闻三代取士，皆本德行；隋唐而降，始尚文词。至于本朝，循而不改。夫以德行取士，犹开目取物，既能识其大小，又可辨其美恶；以文词取士，犹闭目取物，大小美恶，无所不收，左采右获，庶几一中。所以忠厚浮薄，色色有之，盖为是也。先正有识之臣，率以为病。故司马光谓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事，其次艺能。近世以来，专尚文词，文词乃艺能之一耳，未足以尽天下士也。邹浩尝论科举，谓上自辅弼之大臣，下至州县之小吏，皆佐陛下行道者也，非欲其若司马相如、枚乘、沈佺期、宋之问之属，以文词供奉而已。而乃取之不以道，用之不以实，谁与成天下之务哉？然则取士以文，已愧于古，况教以时文乎？此不可一也。自古文士多出东南，东南之士不患乏词藻，惟患不笃实。今居东南之地，用东南之人，犹病其不文，可不深究其所以然哉？臣寮所谓不阅经史子集之文，而专意于时文，是也。夫旧日典实之文，乃根本乎经史子集；
译钦定《四库全书》《止堂集》卷一 宋 彭龟年 撰 奏疏 请求留任侍御史刘光祖的奏疏【绍熙元年四月上奏，当时任太学博士】臣等充任数名学官，平日尸位素餐，毫无补益；职分所在，不敢越权妄想。只是想到国家开设学校，是为了涵养天下公议的根本，而臣等却谨慎地只以考课试文艺为事，苟且求得敷衍塞责，实在不足以仰承明白的旨意，早晚忧惧，不知如何是好。恰逢有一件事，偶然关系到士气的消长，臣等如果顾虑越职的小嫌疑，缄默自守，按照最初的心愿，实在不能忍受。臣等伏见殿中侍御史刘光祖，近日改任太府少卿，士大夫议论纷纷，都说这是因为他追论吴端授官一事的前因后果。疏远的小臣不能全部知晓，其中的是非，不敢断定。然而臣等私下认为不可的是，偶然留用近幸之臣却突然升任台臣，这关系到国家体统，意义非常重大。臣等曾私下考察祖宗借重台谏的用意，按古代的情形看，也是从未见闻的。刘安世弹劾胡宗愈，奏章多达二十余篇，却不认为这是烦渎；贵重的大臣如文彦博，因为唐介的一句话便立即罢免，也不认为这是专横。这是因为优待、容忍正直之臣，以安定国家大势，其谋虑实在深远。如今光祖论劾吴端，他的话一定不如刘安世那样切直；陛下偶然进用吴端，也未必会像任用文彦博那样宠信。但祖宗如此处置，陛下却这样处置，两相比较，谁得谁失，本来不必等别人进言才会明白。陛下继承大位，刚开始政治清明、宽厚隆盛，几乎赶上三代圣王，怎么能容许有这样的瑕疵流传四方，使人免不了疑惑呢？况且天下士气正担心不能振作，今天这件事，朝廷内外众人都认为不可而告诫陛下的，能有几个人？平常便仰面对屋叹息，遇到事情又缄默不言；陛下既没有办法振兴这种弊病，而敢于直言的人又不能伸张，臣等深恐从此以后进言的人不敢再说话，不进言的人也把进言当作戒忌，这实在不是国家的福分。臣等私下忧虑的还不止这些。陛下之所以升迁吴端，只是想到他服役日久；而进言者恰好攻击得太急，陛下也恰好拒绝得太坚。小人不知道内情，一定会说他的党羽得到君主如此专擅的信任，凭借的势力如此牢固，于是附和声势、依托权势，渐渐变得骄横，那么将来会有无法承受的忧患。到那时，臣等恐怕陛下更加费力处置，不会只像今天这样。陛下天性宽宏，能够虚心接纳别人，对于天下的事情原本哪里会存有私心？起初本没有亲近宠幸吴端的意思，却突然进用他；最终也没有厌弃台谏的意思，却突然疏远刘光祖。然而这些容易引起疑惑的迹象未能昭然明白，群情共同忧虑，这是应当深思的。从前韩维因论述台官的进退，说过：“自古圣王优待进谏诤言的大臣，即使他们非常狂直，也一定加以容忍。不是形势上不能罢黜他们，而是认为罢黜这一个人，就会伤害众人的心；顺遂这一错误，就会败坏天下的事情。所以不这样做。”老臣忧虑国家，他的话恳切，深深切中事情的实情。臣等希望陛下平心静气，再加审慎处置，稍稍抑制对近幸之臣的恩宠，以伸张台谏的公论。仍请留任刘光祖，使他恢复原职，让天下明白知道陛下圣德光明，本来没有偏私。从此以后大家不再顾虑，各自尽情吐露心腹，以不辜负陛下的任用，这实在是宗庙无穷的福祉。臣等冒犯天威，罪当万死，惶恐伏地等待命令。请求停止刊行时文的奏疏【绍熙元年四月】臣任职太学博士，昨天接到国子监开具的文书，又依据尚书省札子，臣僚上言说：士子不阅读经、史、子、集的文章，却专心于时文；不阅读旧来的典实文章，却专心于近来虚浮的文章。朝廷正以程试取士，想使他们不学习时文，本来就做不到。像旧来的典实文章这样就足够了。现在若想彻底洗除这种弊病，应当从太学开始。请求命令监学官共同精心选择旧来的时文，选择谨严而有法度、精粹而有实学的文章，经义、词赋、论策各若干篇，准许刊版发行，作为考试的程式。奉圣旨依札子办理，交给本监。本监召集臣和监学官，详细研究臣僚札子中的事情和道理，将新旧时文分派官员精心选择完毕。臣私下详察臣僚的申请，那是父兄教导子弟的方法，而不是太学教育天下士人的方法。虽说是为了挽救文章的弊病，臣却恐怕加深文章的弊病，实际上正是从这里开始，不能不加以考虑。请允许臣替陛下完整陈述。臣听说三代取士，都以德行为根本；隋唐以后，才开始崇尚文辞。到了本朝，沿袭而没有改变。用德行取士，就像睁开眼睛取物，既能看出大小，又能辨别美丑；用文辞取士，就像闭着眼睛取物，大小美丑，没有什么不收取的，左边采到、右边得到，希望能有一次碰中。因此忠厚的、浮薄的，各种人都有，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前代有见识的正直大臣，大都认为这是弊病。所以司马光说，取士的方法，应当以德行为第一，其次是经术，其次是政事，其次是技艺。近世以来，专门崇尚文辞；文辞只是技艺中的一种，不能够涵盖天下士人。邹浩曾论科举，说上至辅弼大臣，下至州县小吏，都是辅佐陛下实行治道的人，并不是要他们像司马相如、枚乘、沈佺期、宋之问之类，只以文辞供奉而已。然而选取他们不依据治道，任用他们不讲求实效，谁能与陛下共同完成天下的事务呢？既然如此，以文辞取士已经愧对古人，何况还用时文教育他们呢？这是不可行的第一点。自古文士大多出自东南，东南的士人不担心缺少辞藻，只担心不笃实。如今身处东南之地，任用东南之人，还要忧虑他们不善作文，难道不应当深入探究其中的原因吗？臣僚所说的不读经史子集文章而专心于时文，正是这种情况。旧日典实的文章，是以经史子集为根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