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堂集卷一

译今日虚浮的文章，则是由时文败坏而来的。如今不教育他们研究穷究古今、依据义理来涵养根本，反而又教他们时文，这就像厌恶地势潮湿，却让人住到下游去，这是不可行的第二点。之所以称为时文，正是因为它随时代而有高下，本来没有固定的制度。前一时期或许认为是正确的，后一时期又或许认为是错误的；今天或许从这里取出，后来又或许从那里取出，只随着一时的取舍来判定能否。现在寻求义理精深、文字浑厚的文章，能有几篇？即使得到一二十篇，它们的格调大多又与今日不同。舍弃它们，就失去了甄别选取的本意；保存它们，就破坏了近世文字的体制，这是不可行的第三点。有人一定会说：朝廷正以时文取士，如今说时文不值得学习，那就应当连时文也一并废掉才行，哪里能算通达的议论？臣认为不是这样。天下的人才不能用同一种标准取用。朝廷设置科举，只是为中等资质的人设置的；要使资质高的人可以降低身段来就范，资质低的人也可以努力达到，难道是说天下士人都能凭科举文章得到吗？唐代韩愈说：“我来到京师，看见有参加进士考试的人，大家多看重他们，便向他们求取应试的方法；有的人拿出礼部考试所用的诗、赋、策等文章给人看，以为不必学习也能做到。” 由此看来，有司所取的文章，天下本来就有人认为不值得学习。天下虽然不可能人人都是韩愈，但难道可以轻视天下没有韩愈吗？朝廷取士，本来是希望他们像韩愈，而不是希望他们不如韩愈。如今却一概用时文来教育他们，编成书册，公私刊行，凡是应进士试的人家家都买来。父亲教儿子，兄长告诉弟弟，以为朝廷取士不过如此，早晨读、晚上想，只有这个需要学习。经史子集将要被弃置到酱瓿底下，臣恐怕天下文章会更加凋敝，一定又比今天严重。先朝各位大臣都想崇尚德行来挽救文章的弊病，如今却想选择时文来教育应试士子，对于根本和末节，岂不是太相违背了吗？这就是臣知道它不可行的原因。臣听说先朝曾经想重新规定四场考试的取舍，发布指挥时，邹浩任颍昌府教授，便沿着工执艺事的旧例进谏，正直地上疏论列。如今臣任学官，职分所在，明知不可，却因为成命已经颁下，忍住不说，虚伪地随顺苟从，这是不忠，实在辜负臣的志向。因此臣不避斧钺诛戮之刑，放胆陈述自己的狂妄愚见，希望圣慈将臣这篇奏章同臣僚的意见一并核订得失。如果臣的意见可取，请将近日精心选择时文的指挥特意停止，只命学官对公私场合的试文精心考校，以义理明正的为上，学问广博的次之，文采华美丰富的为下。如果不符合标准，即使考中，也不许刊行。取舍既然明确，士子的趋向自然端正；应试者的文章将不必专门追求典实，却自然会成为典实文章。臣冒犯天威，内心惶恐至极，伏地等待命令，谨录此疏上奏，恭候敕旨。

译论雷雪异象是阴气盛而侵凌阳气的征兆的奏疏【绍熙二年二月】臣伏见二月某日，国子监接到尚书省札子，完整奉行圣旨如此如此。臣官任博士，本不应越职思虑。然而自二月庚辰忽然见到这种异象后，便曾广泛考察经史，推究天人关系，只是积累忧惧，不敢上奏。等到看见朝廷访求正直意见，甚至已经问及馆职人员，启发君主的议论应当又有不少能够施行了。天意自行转回，但到现在已经十天，灾气还没有消散。辛卯那天晚上，狂风大作，已经又下起雪来。到了壬辰，日光已经出现，雪却仍不停，阴气盛而侵凌阳气，竟达到这种程度。圣心忧伤，必定比先前更加深重。臣履行陛下朝廷的职务，享用陛下的俸禄，怎么能不忧虑陛下所忧虑的事情？忧虑却不告诉陛下，这叫欺骗君主；越过职分进言，也属于冒犯上级。既不欺骗又不冒犯，前人的训诫已经说得很明白，臣岂敢借口职务文书的错误而辜负侍奉君主的道义？何况秦代设置博士，掌管通晓古今，到了汉朝也承袭其职，接受君主疑问。既然如此，采集古今的事情，以弥补国家的缺失，正是臣职分所当然的事。臣谨先取经史记载的雷雪异象，开列如下：一、按《春秋》记载，隐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并震雷闪电；庚辰，大雨雪。《公羊传》说：“大雨并震雷闪电，为什么要记载下来作为异象？什么异象？因为下雨不合时令。庚辰大雨雪，为什么要记载下来作为异象？是什么异象？是灾异太严重了。”何休注说：“这是桓公将要发怒并杀害隐公的征象。”胡安国传说：“震雷闪电，是阳气精华的发作；雨雪，是阴气的放纵。周历三月，是夏历正月。雷本来还不应当出现，电本来还不应当显现，却大震雷电，这是阳气失去节度。雷已经出现，电已经显现，雪就不应当再次降下，却大雨雪，这是阴气放纵。阴阳的运行有常规而没有差错，凡是失去常度，都是人的行为感应而成的。如今阳气失去节度而阴气放纵，正是公子翚谗言的征兆，也是钟巫之难开始萌发的征兆。一、按《西汉书·五行志》：‘隐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大雨，是雨水；震，是雷。刘歆认为，三月癸酉按历法是在春分后一天，正是开始震雷闪电的时候。本来应当下雨，却不应当大雨；大雨，是久雨之罚。在开始震雷闪电的八天之内又大雨雪，是久寒之罚。刘向认为，周历三月就是今天的正月，本来应当下雨水、下雪，夹杂着的雨雷闪电却还不应当出现。” 既然已经出现了雷电，雪就不应当再次降下，这些都失去了时节，所以称为异象。一、按《晋书·五行志》：‘吴孙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电，乙卯下雪而且大寒。’按刘歆的说法，这时应当下雨却不应当大雨；大雨，是久雨之罚；在开始震雷的第二天又下雪并大寒，是久寒之罚。刘向认为，既然已经震雷闪电，雪就不应当再次降下，都是失时的灾异。上天告诫说：君主做事失时，奸贼之臣将要兴起。先有震雷闪电而后下雪，是阴气看见空隙，兴起而战胜阳气，弑逆的祸患将要形成。孙亮没有醒悟，不久就被废黜。又元兴三年正月甲申，霰雪和雷一同出现，雷与霰同时发生，也是失去时节的应验。四月丙午，江陵下冰雹。当时是安帝防尘，右臣把这些全部开列在前面，都是经史原文，没有另外删改润色。其中虽然有许多忌讳的话，不应当在盛大太平的时代陈述；但如果不取前代的灾祥，凭什么帮助陛下警惕戒惧？只是上天降下灾异，本来各有征兆，而征兆在人事上的表现也不完全相同，难以执守一条来穷尽天意。自从《春秋》记载鲁隐公时雷雪的变异以来，解释者都认为这是公子翚的应验。从此以后，大体都依据这种说法来验证灾异的征兆，虽然不能说完全错误，但含义却不够广泛。拿它来对照圣人的训诫，恐怕并不是这样。书中说：“上天有显明的道理，那些同类的事情都很明显。所以探求天意，必须按照同类推求。”又说：“只有先使君王受到感格，端正他的事情；所以应合天意，必须随着事情而加以匡正。”臣观察雷震之后又下雪，只是因为阴气强盛而侵凌阳气；如果能够全面探求阴气强盛的原因，才可以看见阳气衰微的变化。臣曾俯察近来的事情，仰观天灾，得到其大纲的有三项，推演其具体条目则有十三项。什么叫大纲有三？一是阳德没有修明，二是小人的道路在增长，三是战争的端倪已经显现。什么叫阳德没有修明？臣听说上天以刚健为本，所以能够居于万物之首；君主以刚健为本，所以能够主宰各种事物。但所谓刚，并不是说独自专擅威福、不可阻挠；没有牵制叫刚，没有沉溺迷惑叫刚，没有屈曲枉曲叫刚，没有放纵懈怠叫刚。陛下自登大位至今两年，宽仁如商汤，善美恭敬如周文王，但裁断事物似乎稍少刚决，难道不是在前面所说的几方面有所不足吗？臣近来听说群臣有人以刚决的道理劝勉陛下，臣不知道他们的说法究竟怎样。臣只看见陛下近日亲自裁决机要事务，过分自任，其中难免有得有失。比如斥逐李棣，不因众人进言，出自陛下独断，这是刚决的正确一面；大臣有罪，台臣只上一道奏章便径直罢免降职之人，建节全台共同论劾也不回转，这是刚决的错误一面。刚健之大德，必定以明察为根本；中庸所说的三种德性，智慧先于勇敢。一定要先了解他贤能，然后才能任用而不怀疑；一定要先知道他邪恶，然后才能罢斥而不迟疑。因此先臣司马光说：“听到别人的话而能辨别其中的是非，所以称为聪；看见别人的行为而能辨别其中的邪正，所以称为明。是非已经辨明，邪正已经分开，奸邪不能迷惑，谄佞不能改变，所以称为刚；取正确而舍错误，诛除邪恶而任用正直，确然无所疑惑，所以称为断。那么所谓刚断，难道是指独自专擅威福、不可阻止抑制吗？”这就是臣所说的阳德不修的第一条。国家尊崇奖赏台谏，把他们作为耳目，正是担心人情向下壅塞，奸邪在内萌发。如果没有刚正之臣，必然会有重重仇怨的顾虑。用言论责问他们，尚且担心他们有所顾望；既然进言又受到阻挠，谁还会再来切直规劝？陛下优容正直之臣，本来是盛大的德行；

译但对于刚直的议论有所忌讳，仍然有令人疑虑的迹象。臣观察近日台谏的进言，渐渐不能奏效。虽然听取采纳的固然也不少，但有的没有实行，有的受到训诫，有的只是宣示晓谕便停止，这样的事情也不止一件。至于整个台省共同弹劾攻击，近来很少听闻。即使他们发言轻率，更应当勉力承受，以维护朝廷的纲纪、树立刚直的风气；谋求长远利益，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难道只想让政令一经发布就无人反对、人人不敢违逆吗？臣深恐轻视台谏，实在不是国家的福分。这就是臣所说的阳德不修的第二条。臣私下认为，经筵讲读的官员，实际负有古代保傅的责任。因此程颐说：“天下最重要的职任，只有宰相和经筵。天下的治乱系于宰相，君主德性的成就则在于经筵。”然而辅养圣躬的方法，难道只在讲论短短几个时辰吗？所以轮值夜直、从容侍奉宴饮闲暇时，不只是共同探究义理的精微，也是想暗中改变君主放纵安逸的空隙。臣私下听说近日宣召夜直，大多在第二天早晨。臣不知道在蜵蜎游息之时，凭什么作为涵养夜气的方法？阳明之气上升，德性自然发挥；阴浊之气盛，物欲必然流行。保持清明、防范欲念，还有什么能比义理更好？臣听说唐代宦官仇士良曾教他的同党说：“千万不要让天子有闲暇，要经常用奢侈靡丽的事物娱乐他的耳目，使这些享乐日日增多、月月兴盛，让他没有空闲顾及其他事情，那么我们就可以实现自己的志愿。千万不要让他亲近儒生；儒生看见前代的兴亡，心里知道忧惧，那么我们这些人就会被疏远斥退。”可见小人陷害君主使他陷入恶行，也是有方法的。既然如此，君主想要远离小人，怎么能不知道这些方法呢？从前禹厌恶美酒而喜爱善言，美酒既然疏远了，善言才能接近。应当深思大禹的策略，正好与仇士良的阴谋相反。这种事重了，那种事就轻；这种事衰退了，那种事就增长，怎么能只顺从一日的快乐，反而交换终身的忧患呢？这就是臣所说的阳德不修的第三条。臣听说轻视财货而尊重德行，然后才可以成为天下之主；在下位彰明德行、堵塞邪僻，然后才可以统治百官。臣近来从道路传闻得知，封桩库下库所收藏的宝器，陛下已经下令取入宫中。收藏在内府和收藏在外府，本来有什么区别？但前朝之所以把它们一并放在外府，是有道理的。听说象簟之类，是没收入官的器物；四圭有邸，是祭祀上天的器物。这些东西难道可以放在内府吗？过去收藏在外府，大概是尊崇德行之义、履行堵塞邪僻之训；而陛下一旦把它们纳入宫中，这种损害难道是小事吗？至于封桩库的钱，最初创立的制度规定，非军事之事不得支用。寿皇圣帝在位时，偶尔有下令取用，大概是为了在内庭检阅武艺、准备犒赏，所以确实按照犒赏的数额取用，并不是假借名义。如今陛下沿袭旧例取用，而人们以此进言，是因为取用时只有这个名义，实际使用却并非如此。古代天子没有私有财产；到了汉代，虽然有少府的储藏，也不敢侵用大司农的费用，正如今天州郡有军资、公使之分：若以公使之名使用军资的钱，就会违碍条法。陛下既然是天下之主，怎么能不以自身率领天下？内帑的费用不加裁减，却只从封桩库取得补足吗？陛下虽然曲从近臣的请求，后来不再取拨，但前日陛下之所以这样做，必定是因为内帑钱财缺乏。如今如果想保留封桩库的钱，就必须大力节省内帑的费用。费用如果不节省，钱财必定不能接续，那么陛下能保证日后不再取拨吗？万一不能免除取拨，臣下又再次执奏，那么陛下能保证像今天这样听从他们的请求吗？这就是臣所说的阳德不修的第四条。天子的禁卫，上应天象，所以防守周密，正是为了显示名分的尊严。按照法式条例，夜间开启宫殿和城门，都必须使用墨敕、鱼符；接受诏敕的人要详细记录所开启的门，并一同送交中书、门下。自监门卫士、将军以下，都要到阁门复奏；得到允许后，才请验合符契，开启锁闭。监门官司先严格整顿门卫仪仗，所开启的门内外都列队站立，点燃火炬相互查验，符契相合后才开启。实在因为王者居所，体制上应当持重；祖宗制定法令，自有深远的谋虑。臣私下听说近日水门的禁令开闭不按时，这不是通常开启的门，更应当谨慎守住制度，有什么紧急情况竟可以自行松弛防备？臣听说仁宗朝时，兖国公主深夜入宫，吕诲立即上奏弹劾公主宅使臣以及皇城司经历门户管当人，请求依法查取审问，认为宫门钥匙必须严密管理，按时开闭，是为了防备非常情况。这样的事尚且不禁止，日后如果发生盗窃变乱，凭什么防备抵御？先臣忧虑国家深远到这种程度：公主是君主和父亲最亲近的人，非规定时间入宫，尚且受到查劾，何况地位低于她的人呢？这就是臣所说的阳德不修的第五条。什么叫小人的道路在增长？臣观察今天的形势，正直之人与邪恶之人相较，邪恶者必胜；朝臣与宠幸之臣相较，宠幸之臣必胜；士大夫与吏人相较，吏人必胜。请允许臣分别明白地说：侍奉君主应当遵循正道，却有人说不如随顺世俗；处理事务应当依据法律，却有人说不如依从惯例。士大夫本来知道世俗不可以违背正道，惯例不可以违背法律，但最终守道的人困顿，随俗的人显达，遵守法律的人受到阻碍，援用惯例的人却能够办成。以至于议论中有是非，非往往战胜是；事情道理中有义利，利往往战胜义；人情中有公私，私往往战胜公。仔细考察民间，上至朝廷，往往都是这样。不知道世道的变化，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这应当使上天因人事而感动，恐怕不是一个人的行为造成的；然而陛下尊居高位，是宗主神灵和百姓的君主，就不得不亲自承担责任。所以说，正直之人与邪恶之人相处，邪恶者必胜。这就是臣所说的小人之道增长的第一条。臣听说君主以法律守护天下，士大夫以法律守护官职。君主的行为稍有超出法律，士大夫就竭力争辩，不是为了自身，而是为了法律；不是为了法律，而是为了国家。周昭只是一个医官，为什么竟使陛下破坏法律，并让臣下说出“一切违碍都免除”这样的话？既然说是违碍，就是说不合于法律；给事中、舍人执意争辩，是官职所当然的事。可是陛下不听从他们的意见，为什么周昭能使陛下屈从而破坏法律，给事中、舍人却不能使陛下屈从而守住法律？这道门一旦打开，以后谁来堵塞它？所以说，朝臣与宠幸之臣相较，宠幸之臣必胜。这就是臣所说的小人之道增长的第二条。吏人的势力兴盛，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的。

译州县的吏人只能控制百姓，中都的吏人竟能控制官员，台省的吏人甚至能够控制朝廷。州县吏人之所以能控制百姓，是因为他们同监司的吏人相通；中都吏人之所以能控制官员，是因为他们同台省的吏人相通；台省吏人之所以能控制朝廷，是因为他们同权幸相通。请允许臣用近来的事情说明。陛下为防备计，所记录的裁减项目其实只是细枝末节；当询问裁减项目、牵涉省吏事务还没有施行时，他们却在外面散布说“要削减各军的雪寒钱”，这是想借此动摇军心罢了。幸好事情的真相显露，不能迷惑众人；但最终那些怨恨诽谤的话上达圣听，似乎已经听说了。陛下也后悔这项举措，却不知道如今困乏到了这种程度。如果不节制开支，凭什么理财？小事尚且如此，大事更不必说了。所以说，士大夫与吏人相较，吏人必胜。这就是臣所说的小人之道增长的第二条。什么叫战争的端倪已经显现？如今士大夫交游谈论、聚族议论，特别忧虑北朝。北朝并不足以忧虑，所需要担心的是：那里一旦有边境警报，恐怕会有豪杰从中间起事。万一出现这种情况，不仅会成为北朝的祸患，也将成为我们的祸患。因为成为北朝祸患的首领，必定会借助我们作为借口。到那时，我们将如何处置？接受他，就会同北朝成为敌人，而我们又没有办法安置他；攻击他，就等于替敌人除掉祸害，而我们最终又得不到利益。这就是臣所说的战争端倪显现的第一条。国家之所以能够在东南自我巩固，是因为有蜀地；蜀地之所以能够自我巩固，是因为有剑外的军队。如今剑外的军队，何止像贾谊所说的那样大腿比腰还粗，又苦于▯盭，实在也无可奈何。如今的策略，只有宽缓两蜀百姓，以此作为强化根本的办法。但今天两蜀的事权四分五裂：制置司主管民政，总领主管财赋，戎帅主管军队，茶司主管马政。军队不能缺少，粮食和马匹不能没有根本，因此总领不能没有财赋；而制置司又不能不体恤百姓，这也是形势所迫。听蜀地士人说，两蜀百姓已经贫困到了骨髓。百姓过于贫困，祸乱就容易兴起。这就是臣所说的战争端倪显现的第二条。二广盐法和盐禁，制度屡次更改，大体不过官搬和客贩两种说法。官搬有利于广西，客贩有利于广东。广东的盐专靠贩运到西路，如今广西既然使用官盐，广东的盐必然滞销而无法流通。如果朝廷催逼销售盐钞，任事的人稍稍借机营求财利，祸乱就要发生了。广东向来有私贩盐的祸害，祖宗时江西客贩尚未通行，官盐很少运到赣州各县，那里都食用广东私盐，朝廷为此非常费力处置。今天淮盐已经通行，固然没有从前的祸害；然而赣州偏远的各县，如龙南、安远等地，仍然像过去一样食用广东私盐。广东摧锋一军以及大奚山一带的人，都靠贩盐为生。官盐既然不能流通，必然把罪责归给私贩。一旦禁防稍微严密，盗贼便会兴起。这就是臣所说的战争端倪显现的第三条。蜀地的黎、雅，广东的宜、融，湖北的辰、沅、靖，都有戎獠之患。只有蜀地黎雅，朝廷留意镇抚各戎，又经历过败仗，近来颇为安定，不值得过分忧虑。至于宜、融、南丹的部族，辰、沅、罗鬼的部族，都曾深入省境，扰动边疆；而几州的边防听说很是简陋，甚至徒有寨栅的名义，却没有士卒守卫，仓促发生变乱，凭什么支撑应付？唐代李绛说，受降城的兵籍原有四百人，到了天德交军只剩二十五人，武器只剩一张弓；以今天的情况概括，往往也是如此，这难道能不加以忧虑吗？这就是臣所说的战争端倪显现的第四条。近日防子流通，胜过现钱，官府和民间都觉得便利，似乎看不出弊病；但臣像杞人一样忧虑眼前，私下对此一直担心。会子不过是几寸纸罢了，却能与钱币相等而流通，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官府允许把它当作现钱交纳，而市井中兑换、通融的人稍微多了一些。如果遇到缓急，富人收兑会子的钱铺私下没有可以兑换交易的地方，臣恐怕在仓促之间未必不会造成骚乱。近来湖北已经稍稍显现这种情况。因为湖北会子本来只应在湖北京西界内流通，襄汉戍卒每月领取粮饷，全靠客商贸易；然而会子到了鄂州便只能兑换，官府没有办法使它保持价值，总司收纳时又与市场价格不同。现钱每一贯，防子只能当五百左右使用；会子既然贬值，商旅就不再往来；商旅不往来，军人所得的防子就更加难以兑换流转，而会子也就更加贬值了。各军人心汹汹，颇以此事进言，只是尚未有出征行动，不敢发作罢了，这难道能不预先谋划吗？这就是臣所说的战争端倪显现的第五条。推究这些来寻求原因，当然不止这些，姑且把其中重大的逐条列举上报。陛下登临帝位以来，五谷顺利成熟，四方没有忧患，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灾异极少；但人情起初并不因此欢喜，如今忽然出现这种异象，才不过几天，人们却无不忧虑，不论贤愚，不问贵贱，各自根据所见推测阴阳，上天在上面发生变动，人民在下面忧虑，这是什么缘故呢？难道不是心志不足以胜过气质吗？臣观察今天的形势，正像一个衰弱的人，天气和暖、气候温燠时，左右顾虑，尚且担心不能避免疾病；忽然遇到风寒雨湿的变化，使他受到感触，形成疾病，难道不是很容易吗？在这种时候，仍不谨慎调节饮食，精心调理起居，以此作为保养身体的办法，臣不知道怎么可以。臣愚昧地希望陛下以德修身，以任用正直之人来修养德行，亲近儒生以讲明治国的根本，奖赏进用君子以抵御小人，大力彰明公道以端正风俗，提高台谏的地位以加强朝廷，节省用度、爱护百姓以使天下富厚，选拔良好的守令以振兴内部治理，广泛求取将帅以巩固疆域。这样以后，天变就可以弥补，人情就可以舒缓；保卫国家、安宁家庭，关键正在今天。臣的区区之意，还有没有说尽。君主之道，没有比修养德行更优先的；人臣爱护君主，也没有比修德、爱身更紧要的。臣下向君主献纳忠诚，也没有比修德、爱身更急迫的。臣私下想，寿皇圣帝辛勤治理天下二十多年，精神没有衰退，志气仍然强健，却把大位交给陛下，大概是希望亲眼看见圣明的皇子使天下达到太平。陛下既已登上大位，四方的人无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盼望陛下的德业日益更新、声誉日益隆盛，以此仰报寿皇圣帝托付之重。

译可是道路上的流言都说，陛下在宫中宴饮似乎稍稍失去节度，这件事是真是假，本来还不能确定。然而万一确有此事，那么对于修养德行、爱护自身的道理，岂不是有所亏损吗？酒这种东西，伤害性情、败坏德行，没有什么比它更严重。普通人沉溺其中，尚且足以丧身败家，何况君主呢？臣私下听说，仁宗皇帝在位时，灾异多次出现，有日食、地震，江淮水势腾涌泛滥，风雨损害庄稼。司马光上奏认为这是宴饮过度所造成的，于是请求全部停止宴饮，以解除上天谴责告诫的威势。日食、地震、江淮水沸腾、风雨损害庄稼，按照阴阳感应的道理推究，怎么会与宴饮有关？但司马光却直截了当地这样进言，大概是因为君主自身在上可以与天相通。司马光所说的，正是《洪范》关于庶征的微妙旨意。既然如此，臣所说的按照同类推求、随着事情而加以匡正，并不是臆测。希望陛下念及上天警戒的急切，念及祖宗创业的艰难，念及寿皇委托的重大，念及天下寄望的深切，谨慎反省以应对灾异，改正过错而不吝惜。如果陛下今天能够选择一两件关系到众人耳目的过失行为，先行改弦更张，然后命令两府大臣全面更改弊政，内外听到这些消息，谁会不欢喜呢？这样一来，什么灾害不能消除，什么变异不能平息？就能永远保全百姓，享有大福。臣的性命轻如蝼蚁，言语却涉及乘舆，已经铺草席等待诛杀，不敢指望获得赦免。臣下内心战栗恐惧至极。缴进宣取《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奏疏【绍熙二年十月】右边是《续资治通鉴长编》一部，共一百五十四册，用黄帕三幅封好进呈。外臣查对这部书，原来有两套：一套是焘任泸州知州时进呈的，其中有些地方还不完备。焘任遂宁府知府时，另外逐篇删修了一套进呈，与泸州的版本相比，最为详细严密。焘又有一套，书名为《长编举要》，摘录全书大纲，更可以相互参考考订。由于本监所抄录的只是泸州本，遂宁府进呈的版本及《长编举要》现在收藏在秘书监。希望圣慈一并下令取来，或许可以备供陛下在乙夜阅览。谨录此疏上奏，伏候敕旨。论述优先升迁台谏、压制忠直之臣弊端的奏疏【绍熙三年】臣听说，言论渠道是否畅通，关系到天下的治乱。言路畅通，即使天下混乱也容易治理；言路闭塞，即使天下太平也容易转乱。抬头查考前代的鉴戒，典籍记载清清楚楚，臣岂敢不为陛下详细陈述吗？臣恭敬地看到，陛下自登上皇位以来，宽厚地对待臣下，广泛阅览、兼听各方意见，拿古代来衡量，还没有能与之相比的。然而近来台谏官中，稍有刚直敢言的，大多不能久任，往往用升迁官职的办法把他们调离。臣不知这是什么缘故。用升官来驱逐进谏者，是近世最弊病的办法，陛下为什么屡屡采用呢？消磨精锐、压抑忠直，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台谏官都是朝廷选择后任命的；如果他们的言论能够实行，就是称职，应当留任而不应升迁；如果言论不能实行，就是不称职，应当罢去而不应升迁。然而如今举措颠倒，是非错置。臣不知陛下用来劝善惩恶、治理天下，究竟是什么办法。恭敬地想，本朝尊崇、奖掖台谏，列代圣主相承，视为祖宗家法。傅尧俞曾说：‘言事之官，可以根据传闻进言。’祖宗的诏令，对他们多方保全，超过通常情理。既允许根据传闻进言，难道还能都要求有确实证据吗？既赐予多方保全，是希望他们把所知无不说尽。这样要求他们，尚且恐怕还不够。臣看南渡以来，台谏官的忠诚耿直，大多赶不上祖宗盛世。当有所进言时，也不过上三五道奏章就停止了，哪里有像刘安世那样上二十三章弹劾胡宗愈、上十九章弹劾章惇的呢？全体台谏弹劾而皇帝不听，也就罢了；哪里有奏章上达而没有答复，便率领同僚进见，在御座旁列拜，如孙忭议论温成典礼那样的呢？听到皇帝宣谕，便唯唯诺诺接受，哪里有被召到都堂听宣谕，却仍照旧据理争辩，如傅尧俞论张舜民不应罢免那样的呢？言论不合，只要得到一个美官，便保全自身离去，哪里有把离去本身作为进谏，希望皇帝有所感悟，如程颢不接受提刑、司马光不接受枢密、傅尧俞不接受吏部侍郎那样的呢？臣不知道前代正直的大臣刚强果决、勇于担当，竟到了这样的程度。若说他们没有把皇帝放在眼里，那么近世爱戴君主的，没有超过这些大臣的；若说他们是沽名激进、喜好声名，那么忠诚真实、恳切悲悯的，也没有超过这些大臣的。而祖宗容纳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仿佛唯恐伤害他们，难道不是因为朝廷是纲纪所在，不能不慎重；这是关系社稷宗庙的大计，本来就应当如此吗？陛下试取前代正直大臣的奏议，反复详细阅读，然后就会知道祖宗的宽大，以及臣下没有不尽情进言的情形。如今台谏官全没有前代正直大臣那样的直言。陛下如果能够舍弃自己的意见而听从他人，像舜改正过错从不吝惜，像汤不但听取别人的意见，还引导他们进言；不但容纳别人的直率，还激励他们更加直率，臣尚且担心士气消沉已经很久，不能一下子振作起来，更何况还要因而阻挠它呢？因此臣知道，士气不可不伸张。奸邪之人，哪个时代没有？只是凭借台谏官的威严，才能折服他们的萌芽；而台谏之士所以能够震慑奸邪，只是凭借君主听取、采纳他们的意见，借给他们声势。如今台谏之士受到如此消沉压制，臣恐怕内廷的奸邪会乘此机会侵蚀内部，外面的奸邪会利用此机会动摇外部。陛下即使想高枕无忧地睡觉，也不可能了。况且臣曾仔细观察台谏官屡屡触犯陛下的原因，确实是有缘由的。这并不是因为陛下自身有失德行、憎恶正直进谏，像前代拒绝谏言的君主那样；只不过他们攻击权贵宠臣，不合圣意罢了。权贵宠臣的恩宠不能施行，不过是一个人怨恨，而怨恨归向台谏；台谏的言论不能施行，却能使天下人怨恨，而怨恨归向陛下。陛下为什么不能忍受一个人的怨恨，却偏偏承受天下人的怨恨呢？这就是臣痛心疾首，想在陛下面前说上一番，不能自已的原因。臣反复思考，如今陛下只有引导人们进谏，才足以挽救这种局面。臣还担心声势已经形成，不容易一下子扭转，正需要陛下扩大圣明的胸怀，扫除心中的芥蒂，依照仁宗召回唐介的旧事，选出过去因进谏而离开京城、并非由于他人言论而离去的人，提拔任用一两个，向天下显示听取纳谏的机会。对于入朝应对、议论忠诚正直的臣僚，稍加表彰区别，向天下显示听纳谏言的实际。这样或许可以使圣德更加昭明，使众人的疑虑得到消解，臣不胜庆幸。《止堂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止堂集》卷二 宋 彭龟年撰 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