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堂集卷四

译论车驾长久不过宫、无法履行记注职责的疏【绍熙五年五月】臣冒着万死，仰面陈述忠诚恳切之情。臣本来没有才干学术，却错误地掌管记注。近来多次上奏议论过宫稀少，难以执笔记载。记载它，就显得臣不知道爱护君主；不记载它，就显得臣不知道恪守职务。记与不记，臣都有罪。因此臣上章自我弹劾，请求放逐。圣恩宽大，使臣恢复原官。威严的命令一下达，臣战战兢兢地就职。陛下既然不准臣离职，臣怎能不重新履行本官职责？所以冒昧列举一两件事。陛下侍奉亲长，礼制有固定的规程。假如寿皇有旨免于到宫，臣还可以记载。四月二十二日根本没有免到宫的圣旨，而陛下不出宫，使臣怎样记载呢？平常问安偶然免于到宫，还可以记载。五月七日既然因为寿皇圣帝圣体不安，已经派官员奏告了，随即又有旨免于到宫，使臣又该怎样记载呢？不过初八日免于到宫，既说是有寿皇圣旨，尚且可以记载。这个月十五日根本没有免到宫的圣旨，在朝群臣多次请求问候疾病，车舆已经驾起，道路也已经清理，而陛下又不出宫，使臣又怎样记载呢？十九日因为寿皇服药而大赦，天下连续多日，京城百姓仰望皇帝车驾出行，不亚于盼望丰年，而陛下安然不动，使臣又怎样记载呢？然而这些只不过是从官方关报中看见的粗略情况罢了。至于道路上的流传，甚至有些话不堪入耳，臣虽然无法把它们记载下来，但料想一定会有野史记录。那些话只会添油加醋，绝不会有所隐讳，流传到后世，必将严重连累圣德，臣实在替陛下痛惜。臣私下看见，近来请求陛下过宫的群臣不止一人，有的顺势劝导，有的正言规劝，有的设法消除疑虑，也不止一人。他们言语忿激，援引同类，讥刺轻慢，几乎不可宽恕，但陛下承受这些话时却从未显露难色。一进入内庭，陛下的心意就改变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一定是有人误导了陛下。然而误导陛下的人，不只是离间陛下父子而已。父子之间的事情，是人们难以开口的；如果不是群臣忠诚爱护陛下，谁敢谈到这些？如今陛下表面上接受他们的话，内心却违背它，这一定是有人说群臣全都不值得相信。说群臣全都不值得相信，就是又在离间陛下与群臣的关系。群臣只是看见寿皇年事已高，常常接近医药，担心陛下因循拖延而不能相见，或许造成无法挽回的悔恨，所以劝说陛下急速过宫。小人知道陛下父子出于天性的亲情终究一定会恢复，只害怕群臣的话传入陛下耳中，使陛下的天性恢复，所以更加深地误导陛下。想来他们的说法不止一种。臣观察近来寿皇出游，而陛下没有前往效劳；寿皇服药，而陛下没有及时省问，陛下难道忘记这些了吗？这些都是内侍们过分爱惜自身，只怕陛下怀疑他们擅自传递重华宫的消息，所以不敢告诉陛下，致使陛下侍奉亲长的礼数稍有亏缺。如今小人又想借此离间外廷大臣，使外廷大臣闭口不敢发言，那么陛下父子终身都不能相见了，难道不可痛惜吗？那些小人，既离间陛下父子，又离间陛下君臣，使陛下孤立在上，内外不能沟通，祸乱也无法听闻，他们究竟想做什么？陛下还不能醒悟吗？像这样的事情，法律都不利于陛下自身，陛下却冒险去做，臣实在痛心疾首，不明白其中缘故。以陛下的聪明睿智，细微之处都必能察觉，为什么唯独对此完全没有省悟？大概是小人误导陛下已经很深了。他们只使父子之间的恩情一天比一天减少，如同踩在淤泥里，一步比一步陷得深；这样下去，不必再加上诋毁离间的话，陛下自己就无法停止了，难道不可以说是惨痛吗？然而依臣看来，父子的天性出于上天的赋予，怎么可能最终一直乖离呢？只担心圣心不肯改变罢了。圣心一旦改变，臣认为处理这件事就很容易。树木的根本本来没有衰败，只是有蛀虫便衰败；除去蛀虫，树木就恢复原样。父子本来没有乖离，只是有了离间便乖离；除去离间，父子就能恢复如初。陛下如今如果突然悔悟，把平日制造离间的人在朝廷上公布出来，明白地按罪惩处，那么过去陛下父子之间稍有做得不够的事情，自然有人承担责任，又哪里足以连累陛下呢？臣愚昧，希望陛下平心静气，稍微察看身边亲近的人，不要等到父子恩情断绝后才后悔，等小人的离间得逞后才醒悟，等天下祸乱发生后才谋划，那就来不及了。希望陛下赶快为宗庙社稷考虑。臣担任右史，竟然谈到陛下父子之间的事情，自知一定会触犯天威而获诛；然而陛下的心意如果不改变，臣的职责终究无法履行，所以任凭心意极力陈说，没有任何隐瞒，只希望陛下宽赦臣的愚昧，酌定采纳或停止此事。附日记说：这一年五月癸未，后殿问安，臣请求直接上前奏事。閤门官报告说停止引见，只引梁侍郎入内问安。彭舍人另日宣召引见。臣于是想到连续三天不能直接上前，便不离开班位，鞠躬奏道：“臣是右史，却不能直接上前；有忠言却不能传达给皇上，只有叩击龙阶，以表明臣的心意。”于是伏在地上长久叩头，额头的血染在龙阶的砖上。后来起身奏道：“臣启奏陛下，事情紧急了！陛下被人误导。陛下既然不采纳臣的意见，臣应当拜辞宫阙离去。”于是从袖中取出奏札，放在龙阶上，拜了两拜，准备离开。知閤门事韩侂胄传旨，命舍人上殿奏事，臣于是快步出去换鞋，前往班列，侍立等待宰执奏事退下，便登殿奏道：“臣是卑微如虮虱的小臣，仰面触犯圣上威怒，罪当万死。仰蒙陛下宽仁，又赐予引见应对的机会，容臣奏事完毕后，下殿谢恩。”皇上说：“朕一向知道你忠诚正直，你究竟要奏什么事？”臣奏道：“今天的事情，没有比过宫更大的。臣从三月十九日以后，多次上奏议论此事，都没有蒙受开纳。如今又有奏札陈说。”皇上说：“很好，逐段陈述。” 皇上认为臣所说的都对，并且说：“必须过去。”臣奏道：“陛下在外廷同群臣谈到过宫的事情时，圣意完全没有抵触，而且还同他们约定了日期。可是刚一转入御屏之后，这个意思便改变了。这一定是有人误导陛下，否则不至于这样。”皇上点头表示赞同，但圣意最终还是没有改变。这天，我的同知也因陈说过宫的奏疏，含着眼泪告诉皇上：“刚才像右史彭龟年那样叩击龙阶，以表达忠诚恳切之心。臣子到了这种地步，难道是出于自己愿意吗？他说得非常恳切。” 明堂大礼议【绍熙五年六月】

译六月二十八日，接到吏部公文，承接绍熙五年六月二十六日都省奏札、礼部太常寺的申状，并依据尚书省奏札：六月二十三日，三省枢密院共同奉行圣旨说：“今年郊祀大礼，属于大行至尊寿皇圣帝丧事之内，可以改作明堂大礼。”礼部、太常寺查考本朝典故，发现没有梓宫尚未发引以及尚未祔庙而亲自举行明堂大礼的礼例，想请求朝廷下令侍从、台谏、两省官员和礼官共同详细议论施行，恭候指示。六月二十六日奉圣旨，依令到御史台集合议论。臣听说此事后认为：《礼经》说，天子举行尝禘、郊社、五祀等祭祀，祭器已经陈列，如果有大丧，就停止祭祀，这是为了专心服丧。等到已经入殡，只有天地、社稷的祭祀可以越过灵柩的绳索而举行，因为天地社稷是死者所尊敬的对象，不敢因为身份卑下就废弃尊敬它们的礼仪，这是为了完全实现专心服丧的意义。恭敬地思量，大行至尊寿皇圣帝升遐至今已经二十一日，而皇上还没有到重华宫为丧服成服，天地的道理尚且不能成立，又怎么能举行郊祀、明堂之礼呢？况且天子的丧事，灵柩覆盖龙輴，綍是龙輴上的绳索；所谓越綍，是说天子在灵柩停殡期间，本来没有一天离开灵柩左右，只有祭祀天地社稷时，才允许越过綍绳前往行事。” 如今皇上尚且没有到重华宫临丧，又有什么越綍可言？越綍尚且不合礼制，却竟然要讨论郊祀、明堂大礼应当遵从哪一种礼仪，臣实在不知道这样做怎么可以。臣认为今天的集议，应当先议论如何仰承天意，使皇上亲自出宫过宫，以完成丧礼；等丧礼完成以后，再议论这件事，这样才大致妥当。谨此议论奏闻。请御殿施行事项的条目疏【绍熙五年七月】臣冒昧有一些愚见，不敢请求单独应对，谨列成条目奏闻。一、臣私下听说，御殿已有日期，这件事必须先写一份奏疏，奏知太上皇。因为陛下即位将近一个月，父子还没有相见，想来圣心也不可能有一天安宁。只须连续一两天送进一份问安奏，至于能否传达，不必过问，只让泰安宫提举官收在一起，置于太上皇身边。若有一天圣体平和，看见陛下思念父子的心意如此勤切，也必定会受到感动。如今已经拟好一份问安奏，恳请就在明日赐下亲笔札子，派人送到泰安宫奏报问安，伏望陛下明察。一、陛下如今将在正殿接受朝见，群臣今后应当把过去出殿过晚作为戒鉴。前些日子车驾出朝前往泰安，自宰臣以下站立侍候殿廷，已经觉得时间稍长，这一定是内侍沿袭旧弊，先报告催促班列，等班列齐整后才回来奏知，所以造成这种情况。希望陛下下旨，御药院、閤门遇到朝殿时，等车驾进入后幄，才鸣喝排列；等宰臣已经到达班位，才鸣喝班齐；车驾立即御殿，仍然驾车出行。车驾起行的早晚也应预先确定一个时刻，比如五更车驾起行，集众入殿，使内外都以此为准，不再有早则过早、晚则过晚的失误，那就非常幸运了。一、陛下即位以来，群臣的章疏早晨上奏、晚上便能传达，下情不被堵塞，确实是天下的福气。但听说近来臣僚的章疏也有不下发的；如果已经送达御前，言论不合圣意，也应该交付外廷，让群臣议论可否，不应扣留而不下发；如果还没有送达御前，那一定是有人隐匿了。这样的事情难道可以不立法防范吗？臣愚昧，希望陛下下旨，通进司每天把臣僚所上的章疏，当晚列成一份清单进呈，逐项开列：如某人的奏札留在宫中，请御批一个“留”字；如某人的奏札发出，则不必批示，只把这份清单封好交给三省枢密院查核，以免被小人堵塞圣上的聪明，进一步损害盛德。现将清单格式一并奏闻，伏请下发给通进司，每天依照此格式开列进呈。一、臣僚上殿，有时会进呈奏札。臣私下听说，旧制是臣僚奏事完毕、车驾起身入内时，内侍官立即收取奏札，当着皇上的面放入一个黄袋，封存在御屏之后，随即请皇上押字，然后送给掌管记录的内人，等候进呈，以免遗失、泄露的祸患，伏请陛下明察。一、御殿以后，希望陛下下旨，閤门按日期轮流引见侍从、台谏官各一人奏事，等侍从、台谏官引见完毕，再按日期引见卿监、郎官以下官员。以及转对官，这样差不多在朝班中的臣子都能有机会仰望圣颜。虽然这是登极以后旧有的惯例，但如果特地下旨施行，不仅是有关部门请求，也更能显示圣明君主不厌倦接纳臣下意见的心意。以上谨此具奏进呈，伏候陛下裁决。辞免中书舍人札子【绍熙五年七月】臣本月十二日接到省札，七月十二日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任命臣为中书舍人，限日到职。臣听到命令来自天子，惶恐得无地自容。臣私下认为，右掖代行诏命的职位，政务依靠的是明白一贯之心，何况正值圣明君主继承帝位之初，更应当任用文采卓异的人，使诏令言辞温厚，必定要依靠通晓道术学问的人。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只会成为拖累。臣想起自己近来侥幸登科，不仅一向缺乏雕琢词章的才能，又哪里懂得起草诏令的体制？只是因为末学浅陋，曾经附属于潜邸讲读之列，由此得到升迁，恐怕误了朝廷的选择。仰望皇帝陛下刚刚登上大位，广泛招揽群英，难道没有能够治理国家、修饰文告的人可以任用吗？何必像古代最初进用庸才那样来充备官职？希望陛下仁慈，赶快收回成命，改授贤能之人，以使师法圣言和教化得到和顺。所有这项恩命，臣不敢只管接受，伏候敕旨。再次辞免中书舍人札子【绍熙五年七月】臣七月十三日接到省札，因臣辞免新授中书舍人的恩命，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不予批准。威严的命令接连降下，臣不胜惊惧。臣近来经常进见应对，亲耳听到皇上的声音，知道作为潜邸旧人，按照恩例应当等到寿皇圣帝祔庙完毕以后再施行。臣已经仰承并赞助陛下即位之初向人显示不徇私情的意思；如此看来，臣曾经担任潜邸讲读，今天忽然得到这个任命，如果冒昧接受，就是违背陛下前日宣谕的美意，实在是从臣开始的。臣之所以迟疑退避，就是不敢恭敬接受。臣此前多次上札请求出任外职，朝廷一直没有施行。希望圣上慈爱，特地下达圣旨，收回新授的恩命，给臣一个外任差遣，这样可以使天下知道陛下任用人才出于公心，不让新政受到牵累，臣将非常荣幸。伏候陛下裁决。三辞免中书舍人札子【绍熙五年七月】

译臣本月十四日接到尚书省札子，关于臣再次辞免新授中书舍人的恩命，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依照已经下达的指挥不予批准。臣恳切陈辞，仍未得到允准，不顾冒犯天威，再三冒昧烦扰。臣近来在陛下登极之日，便听到关于初政的宣谕，说应当首先召集、任用人才，如朱熹、陈傅良都应召回。第二天臣同沈有开进见应对，又再次谈到这件事。臣私下赞叹，陛下初政清明，任用天下所望之人；如果任用人才总是如此，何必担忧天下不能治理？从此以后，召命、升迁、任免每天都有，确实很能慰藉人心，本来没有什么可说的。可是十二日，潜邸讲读官五人一并得到升迁，臣也在其中，于是舆论便产生了。臣私下看见，自古君主即位之初，正是大力施行善政的时候；很多时候潜邸旧人攀附争先求进，最终导致给事中、中书舍人封还驳正，台谏官上疏论列，内则损害君主德行，外则扰乱朝廷纲纪，所涉及的关系并不小。因此英明睿智的君主一定会首先对此留心。臣私下听说，唐太宗即位后的第二个月，房玄龄想提升秦王府旧人，太宗认为不可以，说：“君王应当极其公正而没有私心，所以能够使天下人心服。设置官职、划分职责，是为了百姓，应当选择贤能的人任用，怎么能把新旧关系作为先后标准呢？” 像唐太宗这样，才可以说是把天下放在心上。臣自从充任讲读官以来，难道只是希望陛下做到唐太宗所做的吗？如今如果贪图荣华、羡慕俸禄，导致陛下在唐太宗面前感到惭愧，那么臣的罪过就大了。希望圣上慈爱，查阅臣前面的奏疏，早日赐予处置。如果陛下不能俯听臣言，从今以后必定有人援引这个先例来请求任用；陛下拒绝不给，他们就会有借口；如果答应他们，那么打开侥幸求进之门，实在是从臣开始的，臣不忍心这样。希望陛下留心思考，依从臣的请求来堵塞侥幸之门，臣将非常荣幸。伏候陛下裁决。请求入内朝见奏事札子【绍熙五年七月】臣冒昧有事奏禀。臣看见本月二十七日以后，外廷臣僚多次上表请求陛下御殿。臣因为陛下即位以来将近一个月，还没有一次得以亲见圣颜，实在无法抑制臣子恋慕的感情。希望圣上慈爱，允许臣入内朝见，这样既可以奏报事情，也能陈述过宫定省问安的礼仪，臣实在十分荣幸。

译论君主用心、立德、用人、听言四件事的疏【绍熙五年八月，上疏时任侍讲】臣仰望思量，陛下初政清明，早晚勤劳谋求治理，用心恳切。与古代有志于治国的君主相比，也没有什么可多加称赞的了。众口一词，都说太平可以立即实现；但臣区区的一点愚见，却独自有所忧虑。臣听说伊尹告诫太甲说：“如今大王继承先王的德业，祸患往往不在初始阶段。”召公告诫成王说：“君王如今开始执政。譬如孩子出生，善恶无不决定于最初的出生阶段，自己造成的明哲命运也由此开始。”上天现在命人明哲，命定吉凶，命定历年。臣认为今天的政事，正是陛下的开始。譬如孩子出生，或善或恶，都决定于今天，难道可以不战战兢兢、勤勉谨慎地自我保存这明哲的天命吗？人的用心有义和利，立德有真诚和虚伪，用人有邪与正，听取言论有是与非，这些正是吉凶、年数长短所由产生的地方。陛下对于当前政事，应当审慎取舍，只要有一处不谨慎，吉凶就会由此分开。臣斗胆为陛下一一列举陈说，希望陛下垂听。臣所谓用心有义和利，《大学》推明光明的德性并使之彰明于天下，归根结底不过是端正内心；而心正不正，就取决于心中所存的是义还是利。什么叫义？就是出于内心的真诚，却不能自我停止的行为。什么叫利？就是不是出于内心的真诚，却有意作为而去做的行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口〕 比如孝敬父母，是内心不能自已的感情，这就是义。如果因为不孝敬父母会受到父母责备、受到天下人讥议，之后才去孝敬，那么这是有意做给人看，而不是义。至于亲爱亲族、尊重贤人、把百姓当作子女、治理天下，也无不如此。因此臣希望陛下凡有举措，都凝神熟思；果真不是有意做给人看，那么内心的发动无不是义，应当涵养并推广它，不使它中断。如果确实是有意做给人看，那么内心的发动无不是利，应当遏制、停止、断绝它，不使它显露。这样的事情时时都有，只应当使一天之内，出于一念而有意作为的事情逐渐减少，没有刻意作为而自然行动的事情逐渐增多；积累日久、习惯成熟，自然就离王道不远了。什么叫立德有真诚和虚伪？真诚就是实际的道理。凡事按照实际情形去做，就是诚；不按实际情形去做，就是伪。《尚书》说：“实行德行，内心安逸而日益美善；弄虚作假，内心劳苦而日益笨拙。”实行德行之所以日益美善，是因为真实；弄虚作假之所以日益笨拙，是因为不真实。正因为真实，所以在患难中表现良好，在安逸享乐中也表现良好。事情开始做时不需要勉强，不做时也不必刻意防范，这就是日益美善。正因为不真实，所以暂时能够表现良好，事情久了便会忘记；见到别人时表现良好，没有人在场时便忘记。即使勉强去做，最终也会废弃；即使刻意防范，最终也会失败。这还不只是如此，真实的人常常自处于不足，所以听取言论、采纳劝谏，总担心来不及；不真实的人喜欢向别人显示自己有余，因此掩饰过错、粉饰错误，无所不用其极。臣仰望思量，陛下纯厚真实的性情，出于天赋，臣等前后同陛下交谈都可以证明，这本来就是具有帝王资质的表现。然而今天既登上大位，就不能同从前相比了。声音容易放纵于耳，声色容易放纵于眼，安逸容易放纵于肢体，精美食物容易放纵于口腹。耳目口体的欲望一旦放纵，就只怕行为留下痕迹而被人知道，被人知道而受到议论，那么陛下从前的真实反而可能变得不真实，这一点不可预知。臣对此最为忧虑。因此臣认为，陛下想保全从前的真实，必须杜绝今天的欲望。欲望不放纵，君主之道就真实；君主之道真实，天下就安定。什么叫用人有邪正？臣听富弼说：“君主没有别的职事，只有辨别君子和小人是自己的职责。不能辨别君子和小人，君主的职责就废弃了。”然而自古以来的君主，谁不想亲近君子、远离小人呢？最后却各自把自己的臣下当作贤能，自己还没有察觉，反而把君子当作小人，把小人当作君子，像汉元帝这样的情况很多。仰望思量，陛下在潜邸为王时，本来已经知道识别人是困难的。臣曾记得陛下问臣：“究竟应当怎样辨别君子和小人？”臣告诉陛下：“《中庸》所说的以自身来取人、以道来修身、以仁来修道，就是识别人的根本方法。”因此君主必须先治理自己的性情，然后才能了解别人的性情。自己的性情接近君子，所任用的必定是君子；自己的性情接近小人，所任用的必定是小人。君主想辨别君子和小人，没有什么比治理自己的性情更急迫。所谓治理性情，就是臣前面所陈述的道理。什么叫听取言论有是非？言语实在难以听辨。有的被认为有利，有的被认为有害；有的被认为善，有的被认为恶。君主究竟该怎样辨别呢？众人共同听取某种意见时，可能显得明智；一个人独自听取时，可能变得愚昧。听取言论的人能够用这个道理来考察它，思考就已经完成大半了。所以说：“公正共同的言论容易辨识，偏私独断的言论难以相信。” 《传》说：“公正就产生明察，偏私就产生昏暗。” 又说：“偏听会产生奸邪，独断专任会造成混乱。”政事正是如此。如今君主出朝，和宰执商议政事；议定之后，还有给事中、中书舍人、门下省审核以及台谏官论列，怎么会不公正呢？若入内和近侍讨论政事，入内以后却只按照一个人的意见施行，宰执不能挽回，给事中和中书舍人不能封驳，台谏官不能论奏，那怎么会不偏私呢？陛下上天赐予睿智，远远超过历代帝王，刚登大位，想来不会有这种弊病。但舜那样聪明，尚且还受到谗言的蒙蔽，这对陛下来说就不能不谨慎了。臣前天亲耳听到圣上的声音，宣谕讲筵之事，说内侍们有因服丧而停止讲学的说法，陛下却拒绝而不听。这正是叶公所说的“不因小谋而扰乱大事”，是国家的福分。臣希望陛下听取意见，每件事都如此，那么还担心天下不能治理好吗？虽然臣所陈述的虽然说是四件事，实际上根源只有一个。陛下如果能够确立以义为本的心，那么修养德性一定真诚，任用人才一定公正，所听取的言论也一定没有不正确的。所以臣认为陛下今天最要紧的事情，只在于以义来立心而已。然而义最难精确把握，心最难端正。陛下现在增置讲读官，努力发扬圣学，希望能和诸位儒臣深入研究，每天进步、每月有所成就，把它作为造福天下的根本，臣不胜庆幸。

译论君主应当调理性情的奏疏【绍熙五年九月】臣听说，君主没有比调理自己的性情更重要的事；性情调理好了，王道就完备了，天下也就可以治理了。从前汉元帝即位之初，匡衡首先把这件事作为劝说内容，说：“调理性情的方法，必须审察自己哪方面有余，再加强自己不足的地方。聪明通达的人，要警惕过分明察；见闻少的人，要警惕闭塞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要警惕过于暴烈；仁爱温和的人，要警惕没有决断；沉静安逸的人，要警惕行动迟缓；胸怀宽广的人，要警惕遗忘。必须审察自己应当戒除的方面，再用义来使它均衡，然后中和的教化就会应验，巧诈虚伪的人也不敢结党营私、谋求进身。”调理性情本来是君主的事，匡衡却又谈到巧诈虚伪的人，是因为正直的人知道君主性情有偏，就会感到忧惧，从而加以匡救纠正；巧诈虚伪的人知道君主性情有偏，就会感到高兴，从而迎合奉承。所以想要调理性情，就必须懂得天理；想要懂得天理，就必须了解人情。若能识别巧诈虚伪的人而不受他们迷惑，性情就可以得到调理了。像匡衡这样，可以说是懂得言论实质的人。臣仰想着陛下圣明，性情质朴正直，极其诚实而没有虚伪，这是夏、商、周三代贤明君王所难以具备的，也是汉、唐以来贤君所没有的。只是陛下有时过于急切，臣在潜邸侍奉讲读的空闲中，常常以此进言，也承蒙陛下和颜听纳，并不认为臣说得不对。如今既然登上帝位，那么一颦一笑之间，关系到政治的安危治乱，更与从前不同。今天如果急躁，所造成的伤害就多了。《易经》称说君德：“用学习来积聚德性，用询问来辨析事理，用宽厚来安居，用仁爱来施行。”《尚书》称说舜：“以宽厚驾驭众人。”称说商汤：“能够宽厚，能够仁爱。”宽厚正好与急躁相对。君德崇尚宽厚，那么急躁就不是君德；舜、汤都称道宽厚，那么急躁就不是舜、汤所崇尚的。因为言语急切就难以取得信任，行动急切就难以持久，命令急切就难以使人服从，政事急切就难以作出判断，这怎么能不警戒呢？臣私下观察陛下即位以来，每件事都从容处理，只有近来在进退人才之际，稍稍流露出急切，人民就已经不安了。等到考察贬黜和升迁的先后，似乎早有谋划；对人的控制、取舍，似乎又有机巧和算计。在急切的伤害之外，又损害了陛下质朴正直的性情，臣恐怕有巧诈虚伪的人误导陛下。臣曾恭敬阅读学官的诏令，其中说“不要树立朋党”，这和这番话有什么关系呢？这一定是有所由来的。自古以来，小人想要掏空一个国家，必定先提出朋党的说法。陛下还记得潜邸时讲过的元祐、绍圣年间的事情吗？能够指斥别人结党的人，这个人自己必定有党，只是想先贬斥君子的朋党，然后自己的党羽才可以进用。这话一说出来，就令人寒心。陛下亲自处理政务还不到两个月，小人已经能够用这种说法迷惑陛下，那么一定是因为圣性急切。急切就容易轻信，轻信就容易受惑，受惑之后小人的计谋就会得逞。臣希望陛下从今以后遇到事情，不要用急切的心情面对，而要以宽厚的态度加以考察；这样自然会以聪明洞察真伪，那么近来的举措是对是错，不必等到辨析就会自行判明了。臣充任劝讲官，职责首先在于培养君主的德性，偶然有些愚拙的见解，不敢不把直话说尽。臣言语狂妄率直，罪当万死，内心惶恐不胜，等待命令到来。

译论君主求取言论、询问学问应当务实的奏疏【绍熙五年九月】臣听说，君主之道崇尚实际，君道务实，天下就安定；君道不务实，天下就危险。恭敬地思量陛下继承大统以来，凡是发布的训词，人人都传诵，而陛下质朴正直的性情又是天性所赋。过去在潜邸时，陛下曾亲自书写司马光《务实》的论说，早晚披阅玩味，圣心所存，大概由此可以看见。唐虞三代的治理，人们根据君主所说的话来推测他的内心，知道他一定能够达到那种境界，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臣今天仍然要说务实的话，也是有原因的。臣看近来求言的诏书已经下达，士大夫所上密封奏章一并交给后省审阅，命令选择其中可行的上报。三省如果不把它当作空文，那么陛下求取言论本来确实是想务实的。但如今已经一个月了，从臣僚们的密封奏章中究竟得到过什么事情？臣近来曾请求再次命令后省选择其中有益于圣德的内容，逐一编类，以备陛下阅览，却也没有得到施行，那么求言的务实程度似乎还不够。讲筵开设已久，应该讲读的日子，早晚各进讲一次；不讲读时，则每天轮值两名官员，以备陛下询问，那么陛下询问学问本来确实是想务实的。然而自从开讲以来，值日的官员还没有听说被宣召，那么询问学问的务实程度似乎也还不够。因此臣微薄的愿望是，希望陛下从今以后，说出一句话一定要求它兑现，实行一件事一定责求它收到成效，不要让人认为只是从事空文来欺骗天下，臣不胜庆幸。请陛下裁决。辞免吏部侍郎札子【绍熙五年九月】臣本月二日接到尚书省札文，三省共同奉行圣旨，任命臣为吏部侍郎，立即供职。臣听到命令后惊惧不安，不知如何自处。臣想到自己才干不高，性情十分愚直，自从进入朝班，常常触犯危险。幸逢圣明之时，多次蒙受甄别擢升，还不到一年，已经经历四次升迁。恩宠荣誉接连而来，进用过于急速，取得的名位器物太多，公论不能容纳。反省自己的平庸，惭愧无德，实在无穷。恭敬地想陛下虚心求治，按照官职选择人才；像东曹这样的职位，应当任用足以作为一代鉴识裁量的人才，怎么能说不肖之人竟有资格登上副贰长官、掌管选授的职位呢？何况这次是直接实授，更不符合近来的惯例。这不只是误害陛下知人之明，也会激发天下人求取进身的心。假使臣贪恋荣宠而获罪，这是必然的。臣愚昧地希望圣慈收回已经作出的任命，改授给当时的俊彦，这样或许可以符合众人的议论，也稍稍使臣安守自己的本分。所有这项恩命，臣不敢接受。谨录此奏报上，恭候敕旨。再次辞免吏部侍郎札子【绍熙五年九月】臣恭蒙圣慈，因为臣辞免新授吏部侍郎的恩命，特地下诏书不准辞免。臣陈述辞意十分恳切，然而圣听难以挽回；温和的诏书又反复叮咛，臣内心更加恐惧，哪敢因为害怕斥责就不再陈说？臣再三思量，素来怀有愚拙的忠心，长久蒙受陛下明察，心中有话没有说尽，这个志愿就要违背，难道忍心欺骗君主，只想借此求得宠幸吗？只是陛下今天任用臣太快，安排臣的位置太高，而臣的处境太危险，臣的本分也太满。带着这四个“太”，怎么能够自安？或许臣的一句话能够得到陛下垂听。凡是担任右史的人，必定兼摄掖垣之职，往往接近一年，才开始正式升任。像臣这样根基浅薄的人，竟蒙受直接授职，已经是不按次第的升迁，每每深感超越本分的惭愧。还不到两个月，又兼任三铨之一，有什么功劳，能够得到这样的宠遇和任命？如果说是因为顾念旧日同僚，那么臣已经窃取名位太多，任命一旦轻率，侥幸之门必然开启。这是臣所说任用臣太快的第一点。臣入朝不久，同辈官员很多，有些过去和臣同列而如今仍只是郎官，有些原来职位在臣之上而忽然反在臣之下。比较才学，臣百不及一；计算名位，却是卑下的反而超过尊贵的。在朝廷中必然会有“积薪”的讥议，小臣也会遭到“维鹈”的讥刺。臣身为近侍执政之臣，而众人的期望如此，人人都轻视臣，国家体面怎么办？这是臣所说安排臣太高的第二点。臣性情愚钝，动不动就触犯他人，世路艰险，正直反而容易受到猜疑。何况臣掌管起草诏令，曾经有过驳论，虽然承蒙圣明听察，但积下的仇怨也越来越多。臣虽不顾自身危险，又凭什么报效国家？这是臣所说臣的处境太危险的第三点。臣本来只是州县中平庸的才干，不是朝廷中显赫人物的声望；一次担任丞农扈之后，多次上章请求外补，请求越来越勤，进用却越来越快。臣知道盛满必然招致祸患。近来旧病多次发作，正想向君父表明诚心，请求退居山林，忽然有这项任命，恐怕免不了祸患。这是臣所说臣的本分太满的第四点。其中有一项，求得保全已经很难；上面不获天下责难，必定会招致众人的愤怒。陛下虽然想任用臣，恐怕也不能得到臣的力量；臣虽然想报答陛下，却没有施展忠心的地方。反复思考，局促不安，没有凭借，只能再三请求，仰望万一能够得到允许，使臣离开铨曹，不牵涉公议，或者在经筵中还允许臣充任备员。臣即使粉身碎骨，也发誓以死报答、补偿恩德。所有这项恩命，臣不敢接受。论经筵讲读不应以官职高低混杂压次排序的奏疏【绍熙五年十月】臣冒昧有诚恳之意，仰求陛下听闻。臣一向没有学术，侥幸充任经筵侍臣，早晚战战兢兢，深怕无法称职报效。臣看见中书舍人陈傅良、焕章阁待制朱熹一同授任侍讲，而臣忝居吏部侍郎，班次偶然在二臣之上。臣的学问确实不如二臣。经筵讲读，正应当按照学问高下区别，不应把官职高低混杂起来作为排序依据。臣又查得，傅尧俞任吏部尚书兼侍读时，翰林学士承旨苏颂兼任侍读，班次在傅尧俞之下。傅尧俞认为苏颂是国家的老臣，学识贯通，自己不能与之相比，于是请求在迩英殿进见时，排在苏颂之后。并且认为二人一同侍奉经筵，事情不同于外朝，尊崇德行、敬重年长，足以作为风气激励天下，这是他的说法。这篇奏章见于《尧俞集》中。臣愚昧，希望圣慈准许臣按照傅尧俞的请求，在讲读的日子，让臣排列在陈傅良、朱熹之下。不只是可以使臣稍稍安心，对公议也合适。请陛下裁决。

译论车驾经过宫殿、编类章疏等事的奏疏【绍熙五年十月】臣因气疾再次发作，蒙圣慈赐假调养，至今已有多日，仍不能一睹圣颜。讲筵已经开设，臣不能入侍，每当想到此事，精神便为之不安。臣虽然抱病受苦，不敢忘记国家，偶然有些愚拙见解，便逐条开列上奏，仰望有助于陛下的明察，恭请圣上阅览。一、臣私下看见近来雨水过多，各处发大水，有些地方被水淹没，百姓中有的被冲走淹死，这不是小事。到现在阴云更加浓重，雨势还没有停止，希望陛下在宫中精心祈祷，反躬自省，以求获得感应。仁宗每逢水旱灾害，多在宫中祈祷，不事虚文，这是陛下应当遵循的。至于有应当救济防护的事情，也听说群臣各有奏请，朝廷正在议论施行。臣微薄的愚见，更希望陛下亲自书写诏谕，批示交付三省。可写道：自朕即位以来，大风成为灾害，久雨水涝接连发生，各州又有旱灾，都是朕没有德行所造成的，早晚不得安宁。今年明堂大礼，是奉太上皇诏令举行的尊奉之礼，不是朕敢凭浅薄德行强行举行祭祀；可以命有关官司在祝册、赦文之中，充分写明朕反躬自责的心意，仰望祈求上天降下福佑、惠及百姓，希望使诚心广泛传达，或许能够得到上天昭然感格。一、二十四日车驾一定要朝见重华安宫。如果圣意想直接前往寝阁，积累这样的至诚，应该能够感动亲心。但臣愚昧的意见是，希望陛下到那天朝见时，如果太上皇帝高兴，就稍稍委婉周旋，侍奉在左右；如果稍有不高兴，就请陛下为宗庙社稷的大计，暂且略行礼节便出来。恭请圣上明察。一、近日轮对官所陈述的札子，一定有符合圣意的地方，更希望陛下施行。二、三、凡是臣民所上的密封奏章，虽然已经下诏交付后省审阅，选择可行的上报三省，臣愚昧地希望陛下再次批示交付三省，命令后省把密封奏章中有益于圣德的事情编类成册，进呈备览，这样或许有所补益，也能让天下知道陛下求取言论并非空文，臣不胜庆幸。请求进用忠直正言、远离邪佞的奏疏【绍熙五年十月，当时任接伴使】臣在初九日辞别朝廷，初十日出国门，十一日到秀州，十二日夜间到平江府。从这里以后按行程前进，不敢停留耽搁。迎接使者这件事自有旧例，不值得再劳圣上忧虑。只是臣离开国门以来，看见沿途积水淹没民田，眼看尚未收割的庄稼已经无法挽救，已经收割的，大多用竹木架在田中。连日阴雨不散，雨势没有停止，也一定会损坏腐烂。百姓缺少食物，全都指望麰麦来接续粮食，但田里的水退不去，天晴也没有日期。假如麦子不能下种，百姓没有可以依靠的东西，流离转徙、饥饿死亡，是绝对无法避免的。陛下下诏自责、求取言论，打开粮仓赈济，固然足以向上感动天意，但灾变还没有消除，实在令人恐惧。臣愚昧地希望陛下明白诏令大臣，谋求切实关系百姓的事情，共同表达恳切事奉上天的诚意，每件事都讲求实际，不做空文；进用忠直正言，以壮大阳刚之德；斥退远离邪佞，以消除阴邪灾气。这样或许圣德焕然一新，天心也能昭然感格。臣远离朝廷，特意把亲眼看见的事情通过驿站传递上报，仰助陛下敬畏天命，冒犯天威，内心不胜战栗。贴黄 臣私下看到，汉元帝时，太阳出现灾异而失去光辉，弘恭、石显等人都指称这是周堪、张猛执政造成的祸患；等到周堪、张猛被斥退，又发生日食等日变，元帝于是召来过去说祸患在周堪、张猛的人，严厉责备他们。陛下遇到灾害便感到警惧，不愧为周宣王；但臣实在担心小人另有指陈，向上迷惑圣听，施行的措施如果错误，恐怕不免成为汉元帝那样的悔恨。臣希望陛下听取言论时更加精细审察，选择正确的来实行，臣不胜庆幸。《止堂集》卷四

译钦定《四库全书》《止堂集》卷五 宋 彭龟年撰 奏疏 应诏论雷雨成灾的奏疏【绍熙五年十月】臣恭敬地接到吏部牒文，抄录十月八日的诏书：由于不合时令的雷震、过量的阴雨造成灾害，推究这种过错的原因，却不知道究竟由何而来。凡是朕自身的过失、朝政的缺失，命令台谏官、侍从官分别条列上奏。臣身为侍从，职责在于论议和思考，不必等候询问也可以进言，何况现在有诏书要求自责呢？如果有所隐瞒，岂不是辜负恩典？臣不知道陛下这道诏书究竟是要办实事，还是只做空文？如果是要办实事，那么陛下即位之初，曾经下诏求取直言。如今四方的言论已经充满公车，其中涉及陛下过失、朝政缺失的，一定很多，却没有听说稍加选择、见诸施行，那么今天这道诏书，臣恐怕不免仍然像前日一样成为空文。如果用空文来事奉上天，上天怎么会被感动呢？臣听说庆历年间灾异多次出现，当时宰执曾在仁宗面前谢罪，仁宗告诉他们：“不必谢罪，只要自行办事。”当时范仲淹任参知政事，退下后便条列应对灾异的四件事上奏。皇祐年间又因为星变，宫中发出手诏十二条，命令中书门下、枢密院从军国各项事务中推求实际问题，有应当改革振兴的，秘密详细上报。于是文彦博等人请求每天提出两条，把应当改革振兴的事情，委婉详细地当面奏陈，希望所说的一定实行，所实行的一定恰当。祖宗以实际行动顺应天意，就是这样。臣认为陛下今天应当先广泛采纳应诏所上的言论，选取其中条列上报的事项，责成大臣，依次施行，像皇祐年间的旧例那样，这样自然可以顺应天意、消除灾变。即使不采取这个办法，臣也认为是可以的。刘敞曾说，三公的职责，是主持调和阴阳；议臣的职任，是阐明天人关系。陛下应当按照三公的职责责求他们，使他们陈述阴阳不调和的道理；应当按照议臣的学问责求他们，使他们阐明天与人相互关系的情形。这确实是懂得治理体制的话。陛下如果这样责求实际，臣怎么敢用空文来应诏？陛下如果只是从事空文，那么臣即使以实情回答，也没有益处。因此臣先以责求实际来期望陛下，然后才敢进言。臣听宋祁说：“灾异发生，政教的根本，在于朝廷君臣之间。其他琐碎细故，实在不足以解释阴阳失调、天人与人相互感应。”如今明诏所涉及的，只限于陛下自身的过失、朝政的缺失，大概是知道当前最急迫的事务在哪里。臣敢根据这两点，参照灾变，为陛下陈述。天用雷风鼓动万物，君主用号令鼓动万民。上天发生雷风的变化，就是对人君号令的感应。雷是天地间使万物活动的力量，最不可测、最难以预料；然而二月发生，八月收止，人们根据它来安排时节，从来没有差错。所以万物因雷而活动，蛰虫因之出入，并没有灾病。如果到了应该收止的时候却仍然发生，就会误害许多事物。陛下也曾因雷声不合时令而反过来追究自己的号令吗？陛下和大臣恐怕都不能推卸责任。陛下即位以来，喜欢亲自用御笔决定升降，其中多有让人无法预料的地方。如果是为了向人显示聪明和威断，其中固然时常有使人心安慰的地方，但使人心动摇的也不少。陛下难道没有想到，人君掌握天下的利益和权势，一喜一怒关系万物的休戚，如果使人无法测度，那么人民能够自安吗？正当人心寻求安定的时候，反而使他们产生不安的意思，大概不是初政的美事。司马光曾经告诫神宗皇帝说：“陛下喜欢在宫中指挥外面的事务，不是公卿所荐举、牧伯所纠劾的人，有时破格升官，有时无故罢免，外面的人惊疑不安，不知道该听从谁。公卿、牧伯所纠劾的人，有时被认为贤能而实际不贤，有时被认为有罪而实际无罪，但都有迹象可以查见，责任有所归属，所以不敢大肆欺骗蒙蔽。” “如果奸臣秘密向陛下进言，让陛下以圣意亲自去施行，那么威权和恩福就集中在私门，怨恨和诽谤就归于陛下。”这正是司马光《体要疏》中的话。陛下过去在潜邸时，本来最喜爱这篇奏疏，难道今天竟忘了吗？陛下如果真能平心静气地把司马光的话熟读一遍，再反过来思考，那么今天的举措是对是错，坐在那里就可以决定了。臣之所以把号令不可预测作为陛下的过失，原因就在这里。寿皇圣帝修建陵墓，是国家的大事。起初选择稽山，大臣认为土层太薄；又选择赤山，太史认为不吉；又命令占卜下宫，认为不能迁移。日期已经逼近，而墓穴还没有确定，有关官司应当辨明，却完全不知道方向，这难道不是朝廷的过失吗？太上皇迁移居所，是国家的大事。竟至于三次更换地点，使天下听说后无不疑惑，这又难道不是朝廷的过失吗？随龙人员推恩，陛下即位第二天，本来曾经下过宣谕。后来大臣拟定上奏，到了再三，必定想要施行，陛下却压下不发。臣曾亲耳听到圣上的声音说：“朕还没有见到父母，却先给随龙人推恩，哪件事更重，哪件事更轻？”有见识的人听到这番训示，无不感叹陛下圣明；而大臣又请求把它下发，使陛下的诚心实德不能取信于天下，这又难道不是朝廷的过失吗？只是宗庙礼制的议论没有一定的规矩，所以发布政令时才有反复不定的疑惑。臣之所以把号令不取信于人作为二三位大臣的责任，原因就在这里。雷震不合时令地发生，或许原因就在此。孟冬之月，六阴之气过于旺盛，却称作阳月，是因为阴气盛极就会衰退，阳气应当开始生长。如今却以过量阴雨为灾，大概是阴气胜过阳气。推到人事上，就是君主弱而臣下强，是阴胜；内里侵扰外部治理，是阴胜；小人伤害君子，是阴胜；盗贼危害平民，是阴胜；边境多有骚动，也是阴胜。陛下接受上天的明命，大臣虽然有辅佐拥戴的功劳，但威权和恩福的权柄实际在陛下手中。前些日子大臣包庇一名大官，排斥一名台臣，陛下察觉后，罢免大臣而提拔台臣，人们已经佩服陛下的英明决断。君弱臣强的弊病，应当没有了。陛下自从在潜邸以来，不亲近声色；登上大位以后，又亲自书写御笔，以声色和饮酒为戒，既然已经没有沉溺其中，也就没有什么能够牵制陛下，内廷侵扰外朝政务的祸患应当没有了。只是陛下思念见到太上皇，早晚不忘，但中间有阻隔，始终不能通达；越是急切地寻求，阻隔越是牢固，使陛下彷徨无策，经营南内，甚至将要产生迁移居所的打算。

译如果果真如此，陛下思念父母可以说极其至诚；但对于宗庙社稷的大计，是否经过周密熟虑了呢？这恐怕不免会引发阴气胜过阳气的应验。天道虽然遥远，本来就不容易了解；人心却并不遥远，正可以看得见。自古以来，没有不由人召致而自行到来的灾害，也没有已经发生却不作出应验的变故。陛下本来不能预先料定它不会发生，因而不加思虑。推及自身的事情，也可以作为鉴戒。陈瓘曾说，承欢父母、奉养父母，应当以大舜、周武王为榜样；入内修治家庭礼法，就做到恭敬顺从而没有缺失；出外治理朝廷事务，就使威权不被分割。这就是大舜、周武王所说的孝。臣希望陛下按照陈瓘的话来侍奉亲长，那么内廷侵扰外朝政务的祸患，将来或许可以避免。陛下登基那天，就以收召人才为要务，谕令臣及其他人；所发布的召命，没有不是负有天下声望的人。如今朝廷中的士人，文质彬彬，确实有很多君子。然而臣曾暗中观察士大夫之间，大多有猜疑防备、顾虑忌惮的心情，没有安闲舒展、从容高雅的意态。大概是君臣之间的感情还没有融洽，正道和邪道还没有分明。陛下信任看重君子的心意，还没有取信于人，而亲近小人的迹象已经显露在外。君子向陛下进言的话，小人有时能够预先听到；而小人误解陛下的意思，君子有时却不能知道。正道恐怕会消退，邪道恐怕会增长，这也不免引发阴气胜过阳气的应验。六七月之间，淮东、浙西大旱，抢掠之徒所到之处便像蚊虫一样聚集；如今虽然稍稍平息，但饥寒正在逐渐加重。近来朝廷虽然多方加以抚恤救济，而州县处处没有米粮，如果错过现在不设法，往后盗贼怎么能保证不再发生？这也不免引发阴气胜过阳气的应验。湖南蛮獠今年侵扰内地，已经耗费力量调兵防御，才大致得到平定。似乎听说敌人又在言语和文书之间寻找过错，或者国内正受到饥荒逼迫，怎么可以在外面又有兵革的事端？防备抵御的办法，茫然如同捕风，这也不免引发阴气胜过阳气的应验。过量阴雨成为灾害，感应或许就在这些事情上。臣一向没有学问，也不善于推算，只是根据灾害寻找相类的原因，把听闻所得进献给陛下。希望陛下思考造成灾害的原因，寻求消除灾害的方法，每件事都责求实际，不要只做空文。大体说来，君臣之间各自反省自己，就能把灾害转为福祉，把灾气转为祥瑞，简直易如反掌。只希望陛下留心思考。臣因出使之事正在途中，便借诏书由驿站传递上报。言语狂妄，甘愿等待显明的诛戮。臣内心不胜惶恐，等待命令到来。再次辞免侍读札子【绍熙五年十月】臣近来在十月初六日上奏辞免新授臣兼任侍读的恩命，蒙圣慈特地下诏书，赐臣不准辞免。威严的命令降临，臣不胜战惧，只好冒犯斥责，再次进献诚意。臣想到自己本来没有学问，充任经筵官已经过分。如今又偶然因官职位居众人之上，进而忝居侍读之职，这岂不是说陛下的讲读官，不问贤能与否，依照次序都可以得到吗？这不可为第一点。臣过去在太上皇朝，曾经因轮封上札子，论述讲读官不可不慎重选择；其中说本朝选择讲官已有成法，有时从宰执中就近选取，有时从平民中远远擢拔，只问学术的深浅，不限制官资的高低。如今不问所学，一概按照次序升迁，假如平时从未对此留意，那么即使是贤者，凭什么能够胜任？臣前天既然为此上奏，今天却亲自践踏自己所说的错误。如果前一天的意见是对的，今天怎么能不辞免？如果今天接受任命是对的，那么前一天的话就是妄言。这不可为第二点。臣近来因为中书舍人陈傅良、焕章阁侍制朱熹一同授任侍讲，而臣忝任吏部侍郎，班次在二臣之上。臣自念学问确实不如二臣，于是援引傅尧俞的奏章，请求在讲筵之日让臣排在陈傅良、朱熹之下，但还没有得到批准回复。如今如果让臣担任侍读，又处在二臣之上。臣假如接受，那么臣前天的请求就是空文。臣既然用空文来侍奉陛下讲读，又怎么敢以实际学问期望陛下践行呢？这是不可为第三点。臣愚昧地希望圣慈查考臣前面的奏章，收回已经作出的任命，另行擢用有名望的儒者来侍奉进读，这样或许有益于圣德，臣不胜宗庙社稷的庆幸。请陛下裁决。第三次辞免侍读札子【绍熙五年闰十月】臣冒昧有诚恳之意，仰求陛下听闻。臣近来因为辞免新授侍读，恭敬地拜受恩命，却得到诏书不准辞免；于是于十月初八日再次具札辞免，随即出国门接伴北方使者，直到本月初八日返回行程，才知道上面那道札子还没有发出，而閤门已经报告臣前来接受侍读告命。臣退下后自我思量，不胜战惧。臣没有才能和学问，不能为世所用，却错误地蒙受恩遇，超过众臣，所以前后辞官，言词恳切；但迫于威严命令，不得已接受。陛下如果认为这不是出于真实情意，只是徒然作文具，因此不再回复上报，那么臣对上欺瞒君父，对下欺骗士大夫，按照公议，哪里还可以赦免？不但难以接受官职，还应当施行议罚。陛下如果察知臣平日并非故意矫饰，那么上天虽然高远，最终也一定会顺从人的诚意。因此臣不避烦琐亵渎，再次叩击天门。恭望圣慈查考前面的奏章，特别赐予施行。所有侍读告命，臣不敢前往閤门接受，请陛下裁决。贴黄 臣私下得知，侍读的职事已经命陈傅良兼任。希望圣慈正式任命傅良为侍读，这不但可以安慰并符合公论，臣也可以安守职分。恭请圣上明察。论车驾迁居南内有违义理而不安、对国家不安的奏疏【绍熙五年闰十月】

译臣极其愚陋，对世用没有益处，幸而得以攀附圣恩，错误地蒙受知遇；一旦把臣从众多庶僚中拔擢出来，置于侍从之列，恩深而才力微薄，遗憾没有办法补报，只有这点朴实的忠心，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希望仰助圣明，俯报诚意。陛下只请真实地怜悯臣。臣仰想陛下自即位以来，听取言论、接受劝谏，简直像水流一样顺畅，即使臣狂妄愚昧，也承蒙采纳阅览。唯独迁居南内一事，臣一共五次口头奏陈，开始似乎得到俯允，最终却没有听从。像臣这样考虑过度，似乎不足以听取，但拿到公朝议论，没有人不疑惑。如果只是顺从圣意而沉默不言，臣就太辜负陛下了。臣私下认为，陛下这项举措在义理上有两点不安，在国家方面有一点不安，谨逐条列在下面。陛下前日登上帝位，天下明白知道陛下的心意，正是因为重华没有丧失君主的身份。如今发引已有日期，陛下却突然产生立即安居南内的意思。将来攒宫建成、虞主迁移之后，谁还来主持几筵的奉祀？陛下认为朔望祭奠时乘舆一定会出行，就足以安顿这份心意吗？陛下如果把这当作孝行，还不足以安慰天下人的期望。寿皇圣帝不忍抛弃天下，却也不忍把三年丧服的期限委弃不行，这才足以称为孝。所以臣说，陛下不终满丧期就不能迁居；否则，在义理上不安，这是第一点。陛下迁居的举措，臣本来知道是为了父母。陛下今天迁居南内，固然便于侍奉父母；然而为了父母而舍弃祖先，在义理上能安稳吗？古人只说父亲应当为祖父退让，没有听说祖父应当为父亲退让。陛下既然继承大统，就应当以祖先为重。近来陛下每天侍奉重华的丧事，每月到南内朝见，侍奉祖先和侍奉父亲，疏密合乎礼节，轻重恰当，天下都佩服陛下的孝行。如今陛下既然想迁居，不知道也曾想过寿皇虞主供奉的地方吗？也曾想过慈福太皇太后、寿成皇太后所居的宫殿吗？如果寿皇虞主只留在重华宫，那么两位太后就应当不离开这里。两位太后既然在这里奉侍寿皇几筵，陛下就不应当舍弃这里而到其他地方去。陛下如果舍弃这里而到别处去，那么不只是寿皇几筵没有人主持，两位太后也会孤独地留在外面，这就是为了父母而舍弃祖先，在义理上不安，这是第二点。臣仰想太上皇帝在位六年，减轻徭役、减轻赋税，仁德覆盖天下，没有得罪百姓；禁止压榨搜刮，优厚保护将士，没有得罪诸军；接纳臣下，没有大规模斥退贬谪，没有得罪诸臣。然而天下人心却在一旦之间涣散离去。陛下难道没有思考过其中的原因吗？今天陛下迁居南内，以此亲近父母，固然是在纠正太上皇失去侍奉双亲礼法的过错；但天下人心仍然认为陛下还没有真正认识并惩戒太上皇失于侍奉双亲的事实。陛下今天既然成为天下之主，就应当体察天下人的心情。从前太上皇对待重华时，天下人心中有谁不怨恨？今天陛下对待父母，天下人心中有谁不疑惑？陛下也曾知道这些吗？既然知道，怎么能够违背天下人的心意呢？陛下如果不近处询问诸臣，远处察看众人的议论，却只凭圣心独断，臣确实知道这是危险的。臣妄自谈论陛下君臣之间的裂痕、骨肉之间的祸患，恐怕就要发生在这里。这是对国家不安的第一点。臣说到这里，心肝都像被撕裂了，自知言辞愚直、心意急切，一定会触犯圣上威怒；刀斧刑诛，臣不敢逃避。万一陛下采纳臣的意见，使宗庙社稷得到幸运，臣即使受死也没有遗憾。臣这篇奏疏，希望陛下交给朝廷大臣，反复熟议。如果认为臣说得对，请赐予听纳；如果认为臣说得不对，请赐予流放驱逐。恭候裁决。贴黄 陛下今天想见到父母，这是第一件事；迁居南内，大概正是为了实现这个愿望。臣却坚持劝谏，认为不可，难道是说陛下不可以经过南内吗？只是前面三件事情没有处理出合宜的办法，所以才不可。恭请圣上明察。论淮东、浙西递角传递违期的奏疏【绍熙五年闰十月】臣听说，邮传是天下的脉络。人的脉络阻塞，就一定生病；国家的脉络阻塞，就一定危险。所以天下的邮传不能让它阻塞，边防方面尤其如此。春秋时期，秦国将要袭击郑国，郑国商人在滑地遇到秦军，使快马传骑赶快通知郑国；郑国得知后有所防备，所以秦军无功而返。这里的“遽”，就像今天的急递。汉代赵充国上屯田奏章，从金城到长安，传报下达财物只需七天。古人在边防邮传方面如此迅速，大概就是这样。实在是因为防备抵御敌寇侵侮，稍有耽搁缓慢，国家就必然遭受祸患，不可忽视。臣等错误地接受出使任务，前往迎接金国使者；九月八日忽然报告盱眙，说金国使者想在初十日过界，于是臣请求辞别陛下，出国门到达盱眙，才知道使者已经在境内十三天了。询问盱眙方面，得知初三日收到泗州的牒报，立即用粉牌递送上报朝廷。粉牌递送每天行三百五十里，按理三天可以送到进奏院，如今却用了六天，这是耽搁三天。根据本军申报，近来各处递铺违期，不只是这一件。登极赦书到本军迟了两天，十一时金字牌到本军迟了三日一时。这两件事情的期限，比寻常文书中最紧急的还要紧。赦书和金字牌尚且违期，其他事情就可想而知了。边境烽火没有警报，偶尔没有耽误事情；然而偷懒玩忽一旦成为习惯，万一发生意外而导致防备失误，那造成的祸患难道还小吗？臣愚昧地希望圣慈特地下达睿旨，命令枢密院札下浙西、淮东两路，检查递铺所，彻底追究耽搁违期的原因，特别对有关吏卒加以审理治罪，严厉惩戒；同时下令沿边州郡，时时警察递铺，使它不至于违期，以畅通边防的脉络，作为防备抵御的先行准备，臣不胜庆幸。

译论淮东、浙西旱灾水涝，请求疏通米商并仍免除总领司籴买的奏疏【绍熙五年闰十月】臣听说，禁止粮食外运，是霸主所引以为戒的事；闭关禁籴，是诸侯所感到羞耻的事。何况君主君临天下，对百姓一视同仁，岂能让他们有彼此疆界的区别？难道要像秦人看待越人的肥瘦一样，坐视不管吗？臣私下看到，今年淮东、两浙多遭旱灾和水灾，像常州、润州、扬州、楚州、盱眙等地，正值收获时节，一斗米竟涨到四百文钱上下，没有低于三百足陌的。近来行都米价突然上涨，以至于烦劳朝廷停止军储，拿出来平价出售，以缓解眼前困难，但米价仍没有下降。等到将来春秋交替之时，米价必定大幅上涨，实在令人忧虑。听说江西南北各州军，间有丰收之地，假使到那里实行和籴，又恐怕官府办理交易，容易造成骚扰；收购后再水陆转运，费用也会加倍。依臣愚见，不如开放商运，这是最好的办法。希望圣上慈悲，下令三路漕司，约束沿江沿流各州县，不得禁止粮食外运。对于商人运米的船只，特别免除力胜税钱，限至年终为止，不得擅自用其他货物阻滞客商。如果夹带其他货物，令所到州军责令客人另用船装载，依法征税，并且关报前方官司。请漕司多张贴榜文，晓谕商旅，听到此令后必须并船顺流而下。这样不但运粮的恩惠可以救济百姓，盐税也必定增加，同样有利于国家。没有比这更便利的办法了，恭候圣上裁决。贴黄 这件事如果实行，沿江沿流州县的商税必然会略有减少，但商税减少不过几个月，危害很小。淮东、两浙歉收严重，官府没有粮食便无法接济，危害非常大。还希望圣上与二三位大臣斟酌轻重，舍弃江湖数州征收商税的利益，救活淮东、两浙数州濒临死亡的百姓，臣不胜庆幸。又说：据考察淮东总司的成例，淮东各州军有收购粮食的地方，年成丰收时，淮东百姓确实以此为利；今年歉收，淮东百姓反而以此为苦。希望圣上命令淮东总司，如果合计需要籴买一年的粮食，暂且派官员到丰熟州军收购，留下淮东的米麦在民间流通，这样粮价自然会平定，免得百姓缺粮，并请求圣上迅速降旨施行。论朱熹因进谏使皇帝迁移御座而离任，请求一同罢免斥退的奏疏【绍熙五年十一月】臣冒昧抒发诚恳之情，仰冒圣上的深明睿智。臣近来奉旨送北方使者，回来到楚州，忽然听说焕章阁待制朱熹奉祠，却不知道其中缘故。陛下采纳给事中、中书舍人的请求，命朱熹出任地方长官。听道路上的传言，说朱熹因为进谏迁移御座，所以有了这项任命。关于迁移御座这件事，臣一共进言五次，都没有得到采纳。臣在寝食之间，实在不得安宁。近来因接伴北使回来，曾与朱熹约定，想在讲筵上一同进献愚忠。恰逢北使入朝，连续多日停止讲读，而臣又奉差充任送伴使，匆忙再次出发，因而与朱熹告别，又约定各自写奏疏论说此事。因此臣在闰月二十八日，于楚州曾写了一封奏札，随递送入宫进谏，早晚等候命令。如果朱熹竟因这件事而出任地方官，那么实际上是臣误害了朱熹。朱熹学问深厚、力行实践，是天下儒者的宗师，在寿皇、太上皇两朝，屡次受到征召任用。由于朱熹刚正不屈，即使出任地方官也会很快退职，所以天下人都推重他，认为朱熹的出仕或退处，可以用来预卜治道的兴衰。幸好陛下天资圣明，求贤若渴，即位之日就曾告诉臣有召用朱熹的意图，不经过推荐引荐，诏旨直接从宫中发出。所以召命下达后，清正的舆论一致赞同。朱熹再三诚恳辞谢，陛下再三催促召见，人人都说朱熹一定会遇到明主，得以有所作为。如今还不到两个月，朱熹无故离去，又不是因为朱熹请求离任，而是出于特别诏旨。有识之士没有不替陛下惋惜这一举动的。追究事情的起因，竟是由臣上奏引起，那么臣不只是误害了朱熹，也误害了陛下。臣过去并不认识朱熹，直到朱熹入朝才开始相见，不过见了一两次臣就出发了。臣与朱熹既不是旧交，即使误害朱熹，也不过是得罪朋友；至于误害陛下，实在是得罪宗庙社稷。臣的罪过很大，不敢逃避。希望圣上慈悲，将臣诛罚斥退，以此警戒在位的官员。臣退下后当屏居自处，恭敬等待威命，请圣上裁决。

译论韩侂胄干预政事的奏疏【绍熙五年十二月初九日，丄时为吏部侍郎】臣听说，侍从官是负责论议政事、思考谋划并进言纳谏的臣子，对于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可以说的。因此欧阳修任翰林学士时，论说狄青不应担任枢密府官员，包拯不应担任三司使，并不算逾越职权；彭汝砺任吏部侍郎时，论说曾肇不应被贬降；韩维任知制诰时，论说范镇不应补任郡守，也不算结党营私。因为凡是知道的都要说，凡是事情都要论议，这是侍从官的本分。反过来，如果阿谀容忍、苟且附和，沉默不言以保全自己，就不配做天子的近臣。臣向来没有什么长处，承蒙陛下从众多僚属中提拔，把臣置于侍从之列，几个月之间恩宠接连而来，群臣中还没有像臣这样骤然进用的。假使臣只贪恋荣宠，那么闭口不言是最好的策略；假使臣稍稍想要报答恩德，就必然冒犯圣颜、触犯忌讳，定会踏入危机。然而营求自身利益而忘记君臣大义，实在是臣不忍做的，所以冒昧陈述自己的愚见，只请陛下裁择。臣伏见祖宗对待外戚的制度，是从远古前车之鉴中制定的，最为周密：不让他们参与政务，不让他们掌管军队，不许他们出入宫禁相通，也不许他们接交宾客。这不仅是为了防止他们危害国家的治理，也是为了保全他们，使他们能够完整地享受朝廷的恩德。近来禁止内外交通的制度固然已经毁坏了，但外戚预政、管军的制度还没有改变。已经毁坏的制度，固然不敢指望恢复；尚未改变的制度，难道还可以毁坏吗？臣伏见知閤门事韩侂胄，是太皇太后的至亲，中宫看待他也尊其为长辈。他本是世家子弟，慷慨豪爽，喜欢任事；陛下即位登上大宝时，韩侂胄曾经出过微薄之力，士大夫因此很称许他。然而近来众口纷纷，都说他多次进入禁宫近侧，干预政事。臣当然知道陛下英明睿智，对于天下事务无不熟悉，为什么还要依靠这种人呢？陛下进退大臣、改变言官任用，都是初政中关系大体的事情；其中进退的原因，大臣有时不能知道，韩侂胄却能知道；大臣有时不能说，韩侂胄却能说。不知韩侂胄凭什么得到这种权力？他借托声势，暗中窃取陛下施恩作威的权柄，他的手段大概就是这样。然而天下治乱以及君子、小人的消长，只在于人才的进退之间；君主之所以审慎选择而亲自掌握这些事情，倘若有一天外戚暗中乘机，在外面煽动鼓惑，那么陛下总揽政权的权力，恐怕就会被此人窃取了。臣听说元符年间，向宗良兄弟只因为与宾客交通、泄露机密，陈瓘便上奏弹劾他们，说自古以来外戚亲属侵夺权力，就是衰世的征象。外戚干预政事，就是亡国的根本；也如同州县的政务，关键只在权力必须出于一处。假如一个地方守令家的子弟亲戚与宾客往来、关说请托而没有禁令，那么奸人就会受到鼓舞，良民就会叹息怨恨。陈瓘这些话，陛下怎么能不察看呢？臣看韩侂胄近来的所作所为，不只是像向宗良而已。臣私下痛惜朝廷没有陈瓘这样的人，不能替陛下出力排斥他。太上皇朝初用姜特立时，大臣尚且能够驱逐他；后来任用袁佐，谏官尚且能够论奏使他畏惧。谁知陛下初政清明，有臣如此，竟没有一个人说一句涉及此事的话，那么韩侂胄的声势便可想而知了。臣身为侍从官，职掌侍读讲学，亲眼看见此人妨害陛下初政，却闭口不言，就是辜负陛下。从前范祖禹曾告诫哲宗说：‘臣侍奉经筵八年，一天盼一天，一年盼一年，只希望陛下成为有美德的君主，唯恐有丝毫过失。’臣侍奉君主，实在仰慕这种道义。何况辨别邪正、明辨是非，本来就是讲读官的职责。臣想借此确定陛下取舍的意旨，决定君子、小人消长的关键，所以不敢不替陛下进一言。如果陛下认为臣的话正确，就请求贬黜韩侂胄，以解除天下人的疑惑。如果认为臣的话不对，那么臣与韩侂胄不能并立，退下后当屏居自处，等待威命。请圣上裁决。附录当天日记：当天因论说韩侂胄的奸邪情状十分详细。皇上谕示说：‘只是因为他是朕的亲戚，没想到任用他会这样。’臣奏说：‘正是担心陛下不知道，所以才说出来。’于是进呈奏札。当时皇上也没有愤怒的神色。读完奏札后，臣又奏说：‘臣想要论说此人已经很久了，到今天才发言。正因为陛下近来驱逐了朱熹这个太师，所以想让陛下也赶快除去这个小人，不要让天下人说陛下驱逐君子这样容易，驱逐小人这样困难。所谓任用贤人如搬动石头一样容易，除去奸佞如拔山一样困难，这是刘向论汉元帝时的话。陛下难道可以效法他吗？’于是极力论说君子、小人不可不辨，所说十分详尽。奏事完毕，又奏说：‘臣既然论奏韩侂胄，仰面冒犯威严，从今以后应当居家等待威命。’皇上谕示说：‘不必这样，想让你退居闲散。’皇上赐臣坐下，又亲切详细地问到饥民的情况。北方使者从容停留了很久，皇上才赐茶让臣退下。回到家后，家人向三省申报，臣又写奏札告知朝廷。第二天听说，早朝时宰执大臣陈述大略说：‘韩侂胄是朕的亲戚，彭龟年是朕旧日的老师，实在难以处置。’集贤院进呈了挽留二人的意见，想让韩侂胄奉祠内职，彭龟年照旧任职。皇上说：‘很好。’丞相接着请求说：‘彭龟年性情刚直，如果陛下要留用他，不如召他入见一次，当面说明其中曲折。’皇上说：‘此人质朴正直，又是随龙旧僚五人中的一人；一人已经去世，一人丁忧，两人因论事被罢免，现在只有彭龟年还在。他有事情肯来进言，只这样处置，实在很好。’

译论请求恢复经筵坐讲制度的奏疏【庆元元年】臣私下看到，本朝太祖在开宝四年召见王昭素，赐座让他讲《易》，从此历代圣君相承，凡是讲读，没有不赐座的。干兴年间，孙奭坐着讲书时，仁宗还年幼，曾扶着案几站着听讲。孙奭因此请求站立讲书，议论此事的人认为不对。熙宁元年，吕公著等请求恢复旧日坐讲制度，诏令太常礼院详细议定。于是韩维等人说：列侍的臣子尚且可以环坐，手执经书讲解的人，反而让他独自站立，从事情体制和轻重来说，实在不妥。请依照天禧年间的旧制，以彰显陛下考察古制、尊重道义的心意。当时龚鼎臣等人认为不可，于是没有恢复实行。恭敬地思量，陛下留心学问，增置讲读官，在应当讲读的日子，早晚各讲一次，本来已经光耀祖宗。早晨在正殿听讲，完全依循近来的惯例，讲官站立侍奉，不废君臣之礼；晚上在后殿听讲，又恢复旧制，讲官坐着侍奉，也尽到了君臣之间的情分。情理和礼制两方面都做到周全，这是古今难有的事，有识之士无不暗自赞叹陛下圣性高明、处置得当。既然已经施行，讲官却把坐讲视为不对，拘泥于后世尊君卑臣的见解，反而失去了先王喜好善言、忘却权势的真诚。虽然知道陛下是不得已才听从他们，但这使陛下的圣德不能彰明，祖宗旧制不能恢复，实在令人痛惜。臣如今查到程颐与顾临辨论殿上不讲书一事的奏札，已经连同进呈。程颐的本意，只是想借此培养君主尊重道义的心，实在值得采纳。倘蒙陛下阅览，便可以看出近日停止坐讲，究竟是对还是错。像臣这样不学无术的人，本来不配列入观讲之列；如果这一礼制能够恢复，天下通晓经学、好学古道的士人，一定会听到风声而奋起，来符合陛下的心意。臣不胜恳切，愿意效忠的心意实在到了极点。论确定监司设置的奏疏【嘉定九年，按：此疏从《名臣奏议》补入】臣私下考察，监司官的源流大概始于秦代，由御史监察郡县。然而汉初还嫌设置过多，于是让丞相长史分头巡察各州，不设固定员额。到了汉世宗时，才设置十二部刺史，也不过是一部一人而已。本朝沿袭这一制度，起初每一路只设置转运使一人，只有京东西、河东、北淮南、两浙设置使、副使。如果要纠察刑狱，就命转运司的一名常参官掌管。淳化以后，各路设置提刑官，但有时设置、有时罢除，仍未成为常制。熙宁、元丰以来，朝廷任命监司才开始纷繁起来。苏轼曾经常论述其中弊端，把它比作设置马厩长而马反而更加瘦弱，确实是很好的比喻。绍兴初年，虽然没有大规模更改制度，但各地监司大多没有全部设置，有时由一名官员兼任，也没有听说因此造成什么缺失败坏。由此可见，天下的治乱，取决于监司是否贤能，而不取决于人数多少，这一点大体可以看出来。臣私下观察近来监司都没有缺员，有时一件事务分成两个司，一司又由两个人管辖；其中职掌不同，喜恶也不同。对外假借举荐和弹劾，对内显示各自的意向。同一件诉讼，却有不同的是非判断；同一个官吏，却有不同的能干与无能。号令难以奉行，往来迎送使人疲惫，危害不只是苏轼所说的那些，造成的祸害难道是小事吗？臣愚见希望陛下考察祖宗创立制度的规矩，参考绍兴年间权宜设置的用意，把各地监司或予以裁减，或合并设置，有时总归于一名官员；文官或武官，也不必拘泥于分别设置，使州县官吏不容易迎合不同意向，朝廷政令能够统一。员额不多，也容易选拔贤能。正如姚崇所说：‘如今只选择十名使者，还担心不能完全得到合适的人才。’这尤其应当深加察看。止堂集卷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 止堂集卷六 宋　彭龟年　撰 奏疏 论正始之道的奏疏【按：篇首‘逾年改元慰寿皇之心’以及篇末‘州县小吏’等语，是光宗绍熙元年由吉州安福丞升任太学博士时最初上奏的文字，《永乐大典》缺载，今据《名臣奏议》补录于此】臣仰想着陛下继承无疆的大统，经历逾年而改元，于是向天地、宗庙、社稷奏告，这不是小事。臣曾推究古人纪年的意义，不称为‘一’而称为‘元’，是因为元就是善，用来表明君主体察元始之道，在于使开端善美。今天陛下继承天地的德行，延续宗庙社稷的福庆，安慰寿皇的心，回应臣民的期望，审视开端、端正根本，实在就在这件事上。臣是草野小臣，有幸面对圣上的光明，恰好遇到这个时机，区区愚忠，偶然有所见解，便冒昧分条列举进上，以仰报圣明，只希望陛下裁察采纳。臣听说，心是身体的开始，身体是家庭的开始，朝廷是天下的开始，太子是万世的开始。在开端就知道怎样端正它，体察元始之道便没有别的事情了。为什么说心是身体的开始？因为身体听从于心。心一发动，身体就随之而动，所以不能不端正心。可是圣人所说的端正内心，也不过是去除那些损害内心的因素罢了。因此《大学》说：‘内心有所愤怒，就不能保持正；有所恐惧，就不能保持正；有所喜好娱乐，就不能保持正。’大概受到外物感触而稍有偏颇，那么内心的发动就都会走向邪曲。普通人尚且不可如此，何况君主呢？陛下圣明的学问高深，关于端正内心一定自有方法。臣仍希望陛下每天察看它，每个念头都察看它，使愤怒、恐惧、喜好等情绪都不足以扰动内心，那么陛下的心就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的心了。假如这些情绪中有一样存在，那么在它发作运用之间，或许就会损害清明的本体；至于应付万般变化、治理万事、统御万国，恐怕也会困难。过去范纯仁说过：‘君主的心应当像盘中的水，常常使它保持平正而没有趋向，这样就可以避免偏斜倾覆的祸患。’这话可以说得到了君主端正内心的方法，希望陛下记取。为什么说身体是家庭的开始？《大雅·文王》歌辞说：‘施恩于宗庙先公，神灵没有怨恨，神灵没有忧伤；以自身为妻子的表率，推及兄弟，从而治理家庭和邦国。’家庭难以整治，竟然如此。以文王这样的圣人，尚且要等到神灵没有怨恨忧伤之后，才能使家人以他为法，那么自身必定没有一丝惭愧，才可以在内治理整个家庭。所以赏赐不公而偏私，就会开启侥幸求取的门路；宠幸私爱，就会产生嫉妒的祸害；费用使用没有节制，节俭的风气就会衰败；法制不严，名分就会被僭越。如今宫廷中未必已经有这些情况，但有时在燕居闲暇之际稍微放松防范，臣深深担心一旦打开了缝隙，便难以堵塞，这只在于陛下谨慎防范罢了。为什么说朝廷是天下的开始？大体说来，天下的事情应当出于一个中心；出于一处，就有所统摄，天子的权势便尊崇；不出于一处，就没有统摄，天子的权势便受到削弱。世人说汉武帝用九卿的权力牵制宰相，汉宣帝认为天下事务都掌握在中书，是得到了驾驭臣下的方法。不知道政令出自两个门户，实际上会妨碍治理之道。臣曾听说，本朝仁宗皇帝英明有远见，是三代以后仅有的一位圣君。事情由皇帝独断，有什么不可以？但权贵要人请托，常常以大臣的名义作为借口。实际上，一旦打开这道门，奸邪之徒就会纷纷出现，深谋远虑，这是近世所没有的。这是陛下家法中应当遵守的原则。崇宁年间奉行皇帝亲笔御批，是小人窃取权力的手段，这是陛下近在眼前的鉴戒。臣私下听说，陛下即位初年，所施行的事情有时出自宫中诏旨，虽然多是圣明所及，也往往切中事情，但忧国之臣免不了过度担心。近来这条渠道逐渐堵塞，朝廷纲纪渐渐清明。臣希望陛下长久坚持这个心意，使朝廷政事常常出于一个中心；这样做得好，功劳归于陛下，陛下获得乐于听取善言的声誉；做得不好，责任在臣下，陛下也可以免受徇私的毁谤。这样本体端正、政事顺畅，没有比这更便利的了。做到这样以后，朝廷便可以端正，天下的治理也就可以建立起来了。什么叫太子是万世的开始？臣听《诗经》说：‘君子万年，永远赐给他福禄和后嗣。’福禄后嗣，是古人十分重视的事。因此从太子初生到长大成人，教育他都有一定的方法。古代父子虽说分居不同宫室，但文王做太子时，每天都在寝门外问候父王安否，可见父子相隔并不很远。臣庆幸陛下的太子，宗庙社稷所寄托的希望非同小可；如今却突然在宫外建立府邸，从此他的居处容易被察知，君父恩意容易交融，教诲也容易施行，都不会像过去在陛下身边那样了。陛下虽然慎重选择僚友，谨慎选拔左右侍从，但负责辅导的官员少，侍奉起居的人多。辅导官员正直却难以亲近，侍从人员亲近却少有正道。在听从或违背之间，贤能与否很快就会显现。皇子虽然天资聪颖出众，敏于行善，但万一受到积久习气的熏染，改变了他聪敏平和的本性，臣恐怕不能不更加想到陛下对宗庙社稷的忧念。臣私下看到，司马光曾请求让皇子伴读官提举左右前后侍御仆从之人，如果有巧言谄媚、进谗奉承的人，允许伴读官加以纠察，他的话极其切合实际。臣希望陛下举用这一办法并加以实行。大体上应当使府僚的势力重于侍从，使道义的训诫密切胜过宴饮游乐，这样万世的根本就可以得到端正了。臣只是州县中的小吏，不懂避讳，便放肆妄言，轻率议论国家和皇室，罪当万死。只希望陛下宽赦臣的愚昧直率。审察人才、辨别官职的奏疏【按：以下各疏均据《名臣奏议》补录，旧本没有标明年月】

译臣听说，古代三年举行一次大考察，选拔贤能之士时，选举人才的途径已经有所区别；等到考察议论之后任用他们，也只是辨别其贤能罢了。汉代王嘉推荐儒者公孙光、满昌以及能吏萧咸、薛修等人，尚且有所区别。未曾有像近世这样，把天下的人才混在一起，收入同一个范围，不选择人才的长处短处，不考虑职务的繁简难易，只替人选择官职而不替官职选择人才。大体说来，天下从来没有完全不可任用的人才，也很少有无所不能的人。有人能胜任这一方面，或许不能胜任另一方面。能够担任繁重事务的人，未必擅长安坐镇守、使风俗雅正。假使让他们各自担任适合的职务，使用他们各自的才能，那么不但每个官职都能履行职责，人才也不会因才能无处施展、事务安排不当而遗憾。假如德行足以镇守雅正风俗，却让他担任繁重事务，就一定会暴露他的短处；才能足以担任繁重事务，却让他坐镇雅俗，也一定不能胜任官职。所以天下的事情，多败在官职没有得到合适的人；天下的人才，也会毁在使用不合适。就像把栋梁砍削成椽子，用金子代替泥土，这绝不是后世君王辅佐裁成天下的道理。臣愚见希望圣上慈悲，下诏明确要求大臣在选任官员时审察人才、辨别官职：可以承担大任的人，不要让他陷入琐碎小事；只适合专任一事的人，不要让他承担繁重复杂的职务。工于文学的人，最终就让他任职于文学方面；精通政事的人，就专门以政事来要求他；还要衡量职务的轻重，作为进用升迁的等级。这样使官职都与人才相称而没有失意之感，人人都安于自己的官职而没有侥幸之心，实在是天下的大幸。请求下诏征求直言的奏疏 臣听说，四方有什么败坏之事，必须先知道，这才称得上是百姓的父母。后世只有魏相稍稍懂得这个道理，他常常命令属官到郡国按察事情，让他们报告四方的异常见闻。有时发生逆贼、风雨灾变，郡国不上报，魏相就上奏。魏相与赵充国商议攻打匈奴时，说：‘今年统计子弟杀父兄、妻子杀丈夫的，共有二百二十二人，这不是小小的变化。风雨变异，是上天的灾害；子弟忤逆，是人事的变故。天地和人事发生变化，而朝廷却听不到，难道还足以图谋治理吗？’如今的州县，每逢灾异，除非是水灾旱灾，按例都不上报。前些年江湖、闽浙同一天发生地震，只有建昌军因为报告失火，才一并上报朝廷。前年福建、江西之间有些地方发生地震，只有漳州守臣上章自我弹劾。至于子弟忤逆的事情，时时也有发生，只因为法令中有守令根据事情轻重贬降的条文，便以此为例不举发、不按察。这是不可以因为视为寻常而不追问的。调和中正之气是由人事感通而来，大顺的治理是从闺门内部积累起来的。假如上天显示警戒而上面听不到，君德就不能修养；人违背天道常理而上面不加治理，政事就不能兴举。这样还想求得天下大治，是不可能的。臣愚见希望圣上慈悲，明令州县：凡有灾异却擅自不上报，有恶逆之事却隐瞒不举发、不按察的，令监司加以察觉；又令御史台察访监司中不举发、不按察的人，上报朝廷并略加惩罚。这样或许可以使上下都警戒畏惧，各自思考如何消除灾变、感召至和，臣不胜庆幸。议论绍兴和买的奏疏 我私下认为，和买制度实行于东南，至今将近一百年，只有绍兴一郡实行，却没有固定制度，议论也没有形成定说，以至于烦劳明诏，命令朝廷大臣集体议论。臣曾考察绍兴和买，不只是起初规定的数额太重、制度制定得不均平，而且朝廷每次想要更改，尚未施行，便被浮言煽动，又再次改变，弊病完全像东汉不能均分河南、南阳的田地一样。病根既然如此，即使有良药也无可奈何。然而既然朝廷已经下诏集议，臣忝列侍从之臣，怎敢不竭尽愚虑，以备采择。臣曾认为，今天士大夫议论绍兴和买，不过有两种说法：想要查究实际情况，把冒名的上四等户归正，这种说法正大却容易失败；想要把科配平均到下五等小户，这种说法看似均平却不正确。什么叫查究实际的说法正大却容易失败？臣听说，经界初定时，绍兴和买按乡村物力三十二贯征一匹，如今却是十七贯三百五文征一匹，这都是上户逃避而转为下户的弊病。如果核实冒名的户籍，把它们归入上户，那么物力自然宽松，和买自然减轻，即使以严法推行，百姓也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从前担任绍兴守令的人，并不是不知道应当这样做，却最终不能革除；偶尔有不畏强御的人，才实行一两处，后来受到摇撼破坏的，已经有一百几十处了。今天改正的地方没有多少，到了以后逃避寄托的情况又会恢复如初。利益所在，是人们必然趋向的地方；一边负担重，一边负担轻，谁肯承担重的？这就是不能使弊病消除的原因。什么叫平均科配的说法均平却不正确？如果不分等级，第一等按例科配，从此负担重的都变轻，必然没有逃避的办法；本来没有负担的都要负担，也没有隐藏寄托的地方，难道不能说公平吗？然而和买本来不是通常的赋税，如今却用常赋的办法来推行，这是不可以的。有人说，江西以及浙西平江等地和买通行五等户都要摊派，如今绍兴独独不摊派到第五等，这是偏颇。却不知道和买不及五等户，在今天仍然算是仁政；如果能使其他州也都不摊派到五等户，难道不是大幸吗？如今却想援引其他州刻薄征取的办法来作为绍兴的成例，这也不可以。有人又说，和买最初摊派时，官府发给钱，所以不征及五等户，是担心他们没有可以凭恃的物力，导致官钱亏损。如今既然没有这种担心，自然可以摊派，难道没有想到吗：支出钱而取得绢，便不征及五等户；不出钱而白白取得绢，反而要征及五等户，这难道是做百姓父母的道理吗？也不可以。这就是不能称为正确的原因。那么究竟怎样才可以呢？

译臣认为，今天的和买本来不是应该向百姓征取的东西，只因疆土尚未恢复、费用尚未充足，不能立即把它废除还给百姓。既然还不能废除还给百姓，那么征取的方法难道可以不建立吗？这种方法也只贵在公平罢了。如今上四等户有和买，下五等户没有和买，等于给逃避寄托留下了地方，怎么能禁止百姓不这样做呢？过去田产标准从三十六贯减到十七贯征一匹，以后必然还会从十七贯减到四五贯征一匹，也未可知，难道可以不加以挽救吗？臣所以曾经请求：上四等有田产的户，和买七万七千余匹，请登记为定额，今后随着田产推割、除受而一并办理，以断绝目前逃避寄托的弊病。只是有田产的下五等户，和买计算有四万七千余匹，如今户部蠲免了四万四千匹，其中除去逃亡断绝等一万一千余匹外，也已经免除三万三千余匹，只剩一万四千余匹没有着落。臣请求户部再宽限本府一年，由本府选择各县有才干、可以倚仗的令佐，在今后下五等户应当摊派的四万七千匹数额内，进一步切实追究逃避寄托的数额。如果再次追究出逃避寄托的数额，物力自然会宽松；又有上户购买下户的田地，也应当依照上户等第起征和买。这样，今后一万四千匹尚未补足的数额，就可以逐渐补齐。但必须预先下达指挥，令本府今后追究出隐藏寄托的田产以及增加查出的上户购买下户田产上的和买，不得超过目前十万匹的总额。如果有余，就增加上等物力所征的钱贯，平均摊派，希望不至于加重向百姓征取。不过这也只是眼前救弊的办法，并不是长久通行的策略。至于应当救济而还没有做到的地方，仍然存在于人事之中。将来国家如果终于恢复，财用稍稍宽裕，就应当把这项没有名义依据的赋税全部扫除，这才开始无愧于古人。谨此议奏。请求停止出售官田指挥的奏疏 臣听说，普天之下没有不是王土的。古代制定田制，只有归还和授受的办法：百姓成年便授给田地，年老便归还田地，如此而已。从来没有把官府所有的田地拿出来与百姓交手交易的。唐代允许百姓出售永业田，有识之士还议论说不合古制，何况由官府自己出售呢？臣私下听说，近来要斥卖官田，这道命令一出，四方人众都交口私下议论。臣非常替朝廷惋惜这一举措。臣查得，按法律，官田只允许下五等户申请租佃，这是为了优待他们；官户和上三等户不许租佃，是为了防止他们侵夺小民求生的道路。如今一旦拿出来出卖，下令说‘价高者得’，小民即使有现成耕种的田地，也没有钱购买。豪强富户积蓄千万钱，平日就觊觎小民的田地，恨不得全部夺取，而官府竟为他们打开门户、开辟道路，小民的田地将全部归于豪民。过去任劳任怨、开垦治理田地的是小民的力量；如今享受成果、获得肥润利益的是豪民。豪民用钱换田，不会因此对朝廷感恩；小民一旦失去田地，必然把怨恨归于朝廷。朝廷只认为减价二分就是优待，却不知道现今租佃的人有钱才可能得到这个利益，没有钱只能坐看；有钱的人把田地取走，你能使他们不怨恨吗？议论此事的人一定会说，如今国家贫乏，一旦实行这个办法，可以得到数百万缗钱，难道不是很有利吗？这只是小丈夫拘谨浅陋的见解，哪里足以谋划国家大事？数百万缗钱或许可以逐渐积累得到，但人心一旦离散，就不能再收拢，二者的轻重得失究竟如何呢？臣仰想着陛下自即位以来，削减月椿，减少经制，减轻折估，放宽和买，仁爱之心和仁德声誉已经确实传遍四方。然而有人还说，这只能使州县的财力稍微宽松，未必州县就能使百姓宽松。如今出售田地的命令一出，祸害就直接到达百姓身上了。做人臣子的不能替君主固结百姓之心，反而替君主离散百姓之心，这是臣最为忧虑的。臣听说从前斥卖官田，多半因为对百姓不便而停止。臣认为，与其让它造成不便以后才停止，不如根本不施行更好。臣愚见希望圣上慈悲，特赐圣明决断，将出售田地的指挥早早停止，以安定人心，巩固国家根本，臣不胜庆幸。〔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论派官出售官田以及教阅土军弓手的奏疏。臣听说，法律不能穷尽天下人的实际情况，却可以给天下人的虚伪留下机会。先王制定法律，难道只是依靠法律足以治理天下吗？不过是说：我在这里制定尺度法则，把事情交给人去执行罢了。假如只一味依靠法律而不依靠人，臣看见的必然是法律越严密，弊病越不可救治。且以出售官田来说，一个县有县令、县丞、县簿、县尉，这四个人，朝廷本来就把一个县的事情交给他们负责。一个县的事务，四个人都足以承担，却偏偏要出售官田，必须从别县派官来启封，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是认为本县官员不值得信任吗？如果不值得信任，那么官田为什么比一个县的事务更重要？何况一个县的官田，并不是这里有、那里没有；彼县官员到此启封，此县官员也到彼县启封，如果都是可信任的人，彼此之间有什么差别？如果不然，用彼县官员替换此县官员，彼此都没有益处，又为什么要纷纷扰扰地让他们奔走往来？小则需要资粮、车马鞋履，耗费州县钱财；大则离开原处来到这里，使本来职掌的事务荒废。甚至有时所得官田的价钱不过几千，而派官的费用已经多出数倍，这都是只任用法律、不任用人的弊病，所以才到了这种地步。又比如教阅土军弓手，议论的人已经知道这种做法不对，向朝廷请求，只让本州兵官考核试验了。臣认为这仍然不够简便，因为每月考核一次，大州的县有时多达十几个，必定不能遍及；小州也不少于三四个县。所谓官兵，每月有一半时间耗费在道路上才算完事，这与出售田地时派官启封的利弊有什么不同呢？对于上面两件事，臣请求把事务交给各县令佐，使监司、帅臣按照他们的功绩进行赏罚。这样或许可以提纲挈领，使天下免除纷纷扰扰的祸患，享受清静的好处，臣不胜庆幸。江陵条陈边防的奏疏【按：以下各疏旧本没有标明年月，今参考《宋史》本传，大概是光宗绍熙末年，因弹劾韩侂胄而出任江陵府知府后所上】

译查得江陵府虽然名义上属于边地，实际上西面正对蜀地门户，东面连接吴会，南面控制长江，北面距离襄阳只有五百里，四面都是平原旷野，另外没有可以据守的险要之地。本府虽是鄂州大军分屯的地方，但少壮士兵都戍守襄阳，守寨的士兵大多是老弱之人，假如有紧急情况，靠什么应付呢？所以前后任帅臣都申明告诫民兵条规，陈请准备边防所需钱粮，不敢稍有懈怠，正是因为这里没有险要可以凭借，没有军队可以依靠，处在形势最紧迫的地区，却没有地方储备一分防御力量。如果平时不向朝廷陈述请求，那么遇到紧急情况必定会导致失败。臣平素没有才能谋略，却错误地承担了镇守方面的重任，到任两个月，完全看见本府兵力财力空虚匮乏，实在不能自安，谨将情况分条奏陈如下：一、本府厢军、禁军都是乌合之众，完全不能使用。虽有神劲军一千人，除去火队和分戍人员以外，平常在寨中只有七八百人。古人守御这个地方，动辄用数万人还认为少；如今只用几百人守卫，难道不是非常危险吗？只是各县义勇人数相当多，还有基础可以修整，但他们本来都是耕田的农民，不熟悉军事。自从过去每年举行一次教阅，成年男子入伍、年老者退出后，人人仍然受到激励，不敢懈怠。近几年，本府因为财计困窘，已经有六七年不再实行此事。去年又有指挥，命令就近各乡进行教阅，名义上说是便利农民，实际上却使它暗中废止了。你大概不知道，百姓平日习惯于耕种，不适合练习击刺；勉强让他们这样做，也是出于不得已。假如听任他们自己做、自己停止，哪里还会再留心呢？即使选得了合适的首领，或许能够奉行，也没有激励奖赏，谁还会再劝勉他们呢？臣担心义勇从此再也不能使用了。臣查得义勇的名籍，正式军额共有一万五千七百多人；朝廷每年供养一万五千名士兵，衣粮开支动辄数十万。如今一年检阅一次义勇，费用还不到其中的十分之一，却马上害怕这点费用，因而废掉一万五千名可以使用的兵力，实在可惜。本府自从把秋苗拨充岁计以后，即使教阅义勇，也没有米可以供养他们。然而臣如果顾惜这点小费，以不教阅为方便，就是辜负陛下的使命，臣不敢这样做。臣如今核算本府义勇一万五千人，如果分为三番，一年教阅一番，三年便可以遍及全体。在应当教阅的年份，就命令成年男子入伍、老者退役；不教阅的年份，就让他们依照近来的制度，在乡里自行练习技艺。这样费用不会太多，而事情可以经常实行；百姓不会过于劳苦，技艺也不会废弃，没有比这更便利的办法了。如果圣上认为可以实行，乞请从今年开始，仍请下令本路转运司每年按照实际教阅人数，供应应当使用的激赏钱物。至于口粮米，请命令本府自行认领筹划，伏乞圣上明察。本府一年两次征收的绢不过数百匹，秋苗不过一万石，连江浙一个大户人家的财力都比不上；全靠酒税来供养官兵，而酒税的大半利益又被戎司占去。唯独商税，州里各种费用都从这里取办，因此每年的经费总是不足，储蓄空虚，遇到缓急没有可以依靠的东西。臣想，寿皇圣帝经营恢复疆土，留意边防，知道本府一向困乏，所以在刘珙任郡守的时候，特意拨给祠部度牒二千道，命令变卖后充作边防库储备；又增加拨给宣司赈济平粜的米钱十六万余贯，以及迪功银四千八百余两，共计钱七千三万缗有余。他考虑得极其深远。后来因乾道六年拨充鄂州官兵激赏，某一任帅臣一时没有据理奏请，从此其他司便援引先例，接连请求拨用，有的充作军中酒本，有的充作打造战船，有的充作交防军马，有的充作教阅义勇，有的充作总司收籴米粮，有的充作其他州的赈济，前后共支用了五十八万余贯。去年辰州蛮獠稍稍作乱，本库又支用了二万余贯。如今朝廷下令，将给从军之人犒赏一次，估计所费也不会少。经过这一番支用，库储几乎削减殆尽。臣私下想到，本府距离边境很近，距离朝廷却很远，万一遇到缓急需要调发，如果等候奏请，哪里来得及办事？臣早晚思量，实在令人寒心。臣愚昧地希望圣上体恤，鉴于寿皇有那样的远虑，又想到边郡如此没有储备，请把朝廷过去拨去的备边库钱，按数发还；或者用度牒，或者用会子，专门责成帅臣变卖兑换，全部封存积贮，作为将来军务的储备，臣将不胜幸甚。贴黄。臣已经把前后各次降敕拨支防务钱数详细登记，申报朝廷；如果大臣为此陈奏而得到圣上阅览，便会知道这些钱一文以上，全都是朝廷拨下的，并不是本司已经用掉的。如今所请求补偿的数目，是为了在本司年度经费中不占用州郡的钱，以备边方缓急。臣也知道朝廷财力困乏，能够供应州郡的钱不过度牒、会子两种。但是度牒、会子只有平时才能兑换流通；如果直等到缓急之时才发下，必定难以使用，伏乞圣上明察。请求暂时停止湖北和籴的奏疏。臣冒昧提出愚见，恭请圣上听察。臣查得，去年朝廷因为淮、浙一带同时遭受饥荒，而江、湖一带收成稍好，于是下达和籴命令，严禁粮食外运，恩惠确实很厚。然而州县急于完成任务，不免把和籴摊派给百姓；商贾争相趋利，又在民间争购粮食。江淮两浙的帅司、仓司，直到总司和戎帅，也都派遣许多官吏，带着大量钱物，到各处收购。各处派去的人争先恐后地办事，交相抬高价格，彼此争夺。米价既已上涨，祸害便波及贫民。贫民每天都要增加钱才能买到米，富裕人家越发觉得囤积不卖可以获利，于是使江湖一带原本收成稍好的地方，反而有饥饿而得不到供给的百姓。臣从江西进入湖南，所到之处都受到此事的困扰。等进入湖北，感觉更加严重。去年江陵虽然正好蒙朝廷拨下和籴米十万石，但湖北地域广大、人口稀少，耕种粗疏，播种后不加耕治，俗称‘漫撒’；即使有收成，也十分微薄。每到丰收之年，也仅仅够供养境内百姓，万一有粮食外流，米价必定飞涨。平常米价每石如果达到两贯，就已经算极贵；如今米价每斗增加数百文，涨势还没有停止。现在正是播种耕作的时候，却让百姓困于高价买米，无法自给，实在可怜。

译何况本府既有补籴，又有和籴，数目已经很多，臣深恐粮场不能一下子收足，不免把任务均摊给各县。各县又不免把它摊派给百姓，上下层层加重，势必会造成很难应付的局面。最初确定价格时，正值和籴米价低廉，只按照当时的市场价格，每石定为一贯五百文上报。后来各处官府和商贩争相前来收籴，米价突然昂贵，官府只因事情涉及朝廷，只敢执行原定价格，不敢增加，逐渐到了今天，百姓缴纳的粮米仍然不足。这就成了百姓在米价低时领取钱，到了米价上涨后才缴纳米；严重的甚至家中没有现存粮食，只好再转买粮食来偿还官府，焦苦到了这种程度，怎么能不赶快设法解决呢？臣极其愚陋，承蒙陛下把牧养百姓的责任交给臣；臣既然亲眼看见小民没有得到牧养的办法，难道能不向陛下报告吗？臣查得，江陵府已经申报朝廷，请把和籴不足的数目，等秋收后再籴足，暂缓执行。臣核查本府应当收籴米十万石，据各处申报，已经籴到七万石，还有三万石没有籴到。现在的米又已经承奉朝廷指挥，尚未命令起运；由此可见淮、浙也不急等这些米运去。剩下未籴的三万石，如果能够暂缓收籴，便可以使这一方百姓得到苏息。因为如今已经是五月，如果等朝廷下令以后才停止收籴，恐怕来不及了。臣已经命令本府把目前已经收籴而尚未足数的米，暂时停止收籴，等待朝廷批复；这样或许能在青黄不接之时，把这些米留下来接济百姓，使他们完成农事，臣将不胜幸甚。贴黄。臣听说各路监司、帅臣在湖北收籴了很多米，他们收籴的价格比本府和籴每石大多高出一贯以上，所以交易比和籴更容易。臣估计本府和籴的数目已经达到十分之七，那么外路各司所籴的米数必定超过这个数。即使从今天起停止收籴，也不会误事。臣已经下令本路各州，劝谕有米的人家，在当前粮食艰难的时候，先把米粮卖给百姓。如果本州县所需食米已经足够，就允许把剩余的米卖给外路来运输贩卖的人。臣是因为看见本路百姓确实缺粮，不得不采取权宜措施，救济眼前的急难。若是在去年十二月、今年正月交界的时候，臣也不敢这样施行；只是担心从此会有禁止粮食外运的榜文。还希望陛下为了这一方百姓，曲加圣明体察；臣即使获罪万死，也不敢逃避。奏报辰州、沅州水灾的札子。臣查核得，本府今年五月以来雨水频繁，江水暴涨，于是下令本路各州，查报有无被水冲毁的地方。到六月十六日，据沅州申报：五月二十日，麻阳县被洪水淹没冲浸，房屋被冲走四十七家，没有申报人口伤亡。七月二十二日，据辰州申报：五月二十一日，溆浦县被洪水淹没，水势猛烈，第三、第四都损失人口四十一人。臣已经当即下令各州发米赈济，并命令查访死亡人口所在，分别殡葬。又因为两州都靠近边境溪洞，臣也已经命令各州秘密整饬兵备，安抚平定蛮猺，现已办完。臣私下看见入秋以来又多雨，恐怕损伤禾稼，早晚忧惧不安。臣想到陛下为百姓焦劳，尤其忧虑水旱灾害，何况边郡又有这样的灾伤，臣仰体圣意，怎敢不具奏，伏乞圣上明察。请求恢复湖北主簿、裁省税官的奏疏。臣查得，湖北各州军，朝廷过去因为经过兵火之后，土地空旷、人口稀少，百姓淳朴、事务简少，所以县中佐官大多不设置，而让县尉兼任主簿。又因为江湖盗贼出没无常，便派武臣担任县尉；这也是根据时势采取适宜办法，原本不是认为可以长久实行、不可更改的制度。近年以来，户口逐渐增多，事务也渐渐繁杂，但一县之内，从知县以下，另无文臣担任佐官。知县如果遇有事故，就由主簿、县尉、监务依次代理事务；其中稍不知自爱、不很谨慎的，吏民便轻慢戏弄，多有败坏失误。比如本府近日，监利县酒税姚师言，因为代理县令时侵夺夜间行刑，杖死坊户，被提刑司查办罢职。又有监利县簿尉刘汝翼，因为代理县事，盗用官钱，如今已经具案上报奏闻。这些都是事实不可磨灭、不能宽略的事情。其他滋生事端、扰害百姓的情况，也往往如此。弊病到了这个地步，难道还能不解除旧制而重新整顿吗？臣查得，各县各有监务一员；虽然说酒税应当设置专官，但一县的酒税，知县很少有不承担责任的。酒税如果不由知县负责，也未必能迅速办好，所以外县多命知县检察酒税，正是这个缘故。臣愚昧地认为，如果裁省税官，让知县兼管酒税，重新设置主簿，派遣文臣担任，以辅佐知县，那么一县的事务应当没有不能办成的。倘蒙圣上认为可以实行，便请依从臣的请求，下令吏部把湖北县道中尚未设置主簿的地方，重新设置主簿一员，依照规定派遣文臣；同时在本县裁省税官一员，命知县兼管酒税。现任税官可令其任满本任，已经授职但尚未赴任的人，另行改注差遣，臣将不胜幸甚。论湖北京西楮币的奏疏。臣私下认为，国家创制会子，是为了补救钱币不足。如果官府能够采取办法使它流通而不壅滞，那么遇到缓急便可以依靠它。臣听说湖广总领所的会子，起初立法时，只允许在湖北京西境内使用；襄、汉戍兵每月领取的料钱，全靠客商贸易来兑换。会子到了鄂州便必须兑成现钱，而官府没有办法调节它，于是使坐贾之人趁其急迫，压低价格出售。因此一贯会子，只能换得五百文左右的现钱。会子既然贬值，商旅便不再往来，所以戍兵所得的会子更加难以兑换，而会子也更加贬值了。万一遇到缓急，岂不是会误事吗？希望圣上体恤，下令湖广总领所多方筹措，务必使现钱和会子在官府、民间都能流通，以便利商旅兴贩获利，免除戍卒折价损失的怨恨，臣将不胜幸甚。《止堂集》卷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止堂集》卷七。宋彭龟年撰。状。与李台法一同辞免再次被举荐任职，申报尚书省的状文。臣谦等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接到尚书省札子，内容是朝请大夫、新任侍御史张叔椿上奏：臣承蒙恩命授予前述差遣，已经具状辞免。恭敬地承准省札，详细奉到圣旨，不准辞免。臣仰承威命，不敢再行陈请。臣私下看见本台检法官李谦、主簿彭某，因原来举荐他们的官员替换调任，便陈请改派差遣。臣查得，本台属官二员，虽然允许台长奏请举荐，但如果所举荐的人已经合适，便难以屡次更换。因为这两人的文学和操守都很符合士人舆论，希望圣上特别降下睿旨，命令他们仍旧任职。伏候敕旨。十二月二十五日，三省共同奉到圣旨，依从。李谦等恭敬承受恩旨，恩命如此繁复叠加，却三番两次违背，按理应当严加诛责。然而臣侍奉君主，不只是以接受命令为诚信，也要以竭尽己意为忠诚。不把心中所想全部说出，就是不忠。因此不怕烦扰亵渎，再次冒昧陈奏。李谦等先前由侍御史林大中奏请举荐进入御史台，林大中既已升迁，按理李谦等应当随之罢职。如今御史张叔椿虽然再次奏请举荐，但李谦等自从进入御史台以来，风宪方面的议论，没有不参与知悉的。林大中弹劾大理少卿宋之瑞回邪等事，李谦等也曾参与其中。如今林大中既已被罢职而出任郡守，就说明他以前所弹劾的事情是不对的；李谦等辅佐赞助无功，难道能没有罪吗？如果再次依从举荐进入御史台，就是让辅佐无功的人再次误入宪府；这不仅会损害朝廷处理政事的公正，也会损害李谦等进退去留的道义。希望特别允许臣陈奏，把李谦等一同改授外任差遣，另由御史台举荐属官，这样或许可以适当。伏候指挥。与李台法再次辞免授任寺丞，申报尚书省的状文。臣谦等前些日子已经具状申报尚书省，请求免除被举荐入台之命，陈请授予一项外任差遣。正月一日，三省共同奉到圣旨，李谦授太常寺丞，某授司农寺丞。臣谦等因为请求离去反而得到升迁，实在不知所措，不敢前往供职，于是再次具状转申朝廷，辞免新授恩命。正月四日，接到省札，检核圣旨：臣谦等上月所申第一状，请求一等差遣；第二状，请求外任差遣。札付臣谦等遵照圣旨：臣谦等先后三次申报尚书省，请求差遣，各有各的原因。第一次因为侍御史林朝请被授吏部侍郎，臣谦等是他所举荐的属官，按法应当随之罢职，所以只申请求一等差遣。第二次因为林朝请已经罢职而出任郡守，臣谦等作为属官没有辅佐好他，按道义应当一同离去，所以再次申请求外任差遣，并不是前后意见不同。臣谦等因正月二日所申尚未得到处分，必须再次具文申报，希望检核臣谦等前后所申，特别允许臣陈奏，给臣谦等一项适合在外任职的差遣，使我们得以安心。某于本月九日接到尚书省札子，三省共同奉到圣旨：彭某可以授任起居舍人，立即前往供职。某忽然拜受隆厚恩命，实在惶恐。伏念某学识浅疏、才力低下，没有超过他人的地方，却滥居官班，屡次承受升迁任用，按本分应当引退；多次请求又未获允许，正怀惭愧之间，忽然又承受圣旨擢升。□想来，记注之职是士林中的高选；看看如今在朝的贤才，以及天下尚未被任用的人才，如果按学识才干来选择，某是最平庸的；按资历声望计算，某也还浅薄。虽然蒙圣上明察而亲自授予此职，但既然不是合适的人，实在难以冒昧居任。希望朝廷特别允许臣陈奏，收回已经形成的任命，改授给当时的俊彦，这样既可符合众人的议论，也稍稍使愚臣安守本分。伏候指挥。再次辞免授任起居舍人，申报尚书省的状文。某近来具状辞免新授起居舍人的恩命，三省共同奉到圣旨，不准辞免，并兼任原职。臣私下认为，记注官号称严近之职，如果不是杰出贤能的人，不会列入选拔；所以一定要屡经考验以后才授任，人人都有过去事迹可以验证。如今忽然容许后进之人径直越级进入清贵班列，职位声望高而选择任用却轻率，人才平庸而升迁又过快，臣自知不合适，公议会如何看待？何况近来对资历尤其严格，虽然本想摆脱拘束、弊端，以显示激励提拔，但反而选用了妄庸之人，恐怕会开启侥幸求进之风，使人敢于贪图宠利，最终误害公朝。臣于是冒昧申诉个人私情，不避再三烦渎，希望收回恩旨，改授贤能，使孤立的臣下能够安守职责。谨具状申报尚书省，伏望钧慈特别准许陈奏施行。缴还右史、直讲告敕，申报尚书省的状文。某疏陋庸劣，没有才能，误蒙圣恩，擢升置于右史之职。任职以来，如今已将近半年，实在没有丝毫可以补报圣恩的地方，面对自己的脸面也感到惭愧，难以安居此职。除已经具奏请求赐予贬黜外，现已出门，沿路前行，恭候威命。现任起居舍人的告身，以及兼任皇太子、嘉王府直讲的敕书，都应当缴纳尚书省，伏乞准许陈奏施行。待罪候车驾过宫，申报尚书省的状文。某昨日与侍从一同入朝进奏，因为认为自己在论议思考方面没有补益，便居家待罪。恭敬地承准圣旨，命令立即供职。某曾经具奏，请求车驾早日过宫，自己仍旧居家等待命令。四月二十七日，再次接到省札，三省共同奉到圣旨，已经降下指挥，命令立即仍旧供职。臣重念自己身无一技之长，却错误地掌管记注。臣曾说，后世的史官，君主的举动一定会记录。说他善于担任史官，可以；说他忠于君主，却不能完全这样说。一定要把君主的过失记录下来以警戒后世，哪里比得上在过失发生以前竭力进谏来挽救它呢？所以臣在开始任职时，曾经把这番话具奏。近来伏见车驾久久不过宫，实在不忍把这件事写进史册，以玷污圣德。臣多次竭尽忠诚，冒昧上奏陈说。如今既然还没有听到过宫的日期，难道可以只举起记笔，记录君主的过失，完全辜负最初的心愿吗？臣已经和侍从等人一同入朝进奏，请求在五月初一日过宫；目前仍旧居家等待命令。辞免罢职出任郡守，申报尚书省的状文。某于本月初九日，皇帝在内殿召见引入，臣曾具札子上奏，弹劾知閤门事韩伲胃倚仗声势，暗中玩弄威权和恩宠；虽然蒙圣上容纳，尚未见到处分。臣退居屏处，恭敬等待诛罚。本月十二日，恭敬地接到省札：韩侂胄特意升转一官，授予在京宫观；某授焕章阁待制、出任郡守。某听到命令，战栗惶恐，不知如何自处。恭敬地想到皇上听从善言如流水，不因路远而疏远，像某这样愚昧刚直的人，更承蒙圣上宽容。如今既然已经采纳臣的言论，臣即使死也没有遗憾，哪里敢再贪受恩宠，把它当作自己的荣耀？次对陛华，肩负宣达恩泽的重要寄托，岂是像臣这样平庸谬误的人所能胜任的？希望朝廷特别允许臣陈奏，收回成命，改授祠禄，使臣稍得安处，愚臣可以退居屏处自我修养，臣将不胜幸甚。伏候指挥。再次辞免罢职，申报尚书省的状文。

译某近来具状辞免新授焕章阁待制、出任郡守的恩命。恭敬地接到省札，三省共同奉到圣旨，不准辞免。伏念某空疏无学，愚昧刚直而没有用处，只因曾在潜邸任事，错误地蒙受眷顾知遇。数月之间，宠命接连而来，臣每天想着报答，不敢自我安逸。臣所陈述的建议既疏陋又庸劣，本应受到斥责遣退，如今还容许臣出任一郡，实在是宽厚的恩典。某自从最初入朝以来，资历次序很浅，还没有做过县令，却错误地列入朝班；五年之间，竟承蒙滥居守臣之职，按臣的本分衡量，已经是过分冒进。如今再次承受威命，不敢固辞。只是这个职名本来是为有功而应当离职的人设置的，哪里容许臣冒领？应当贬黜的人反而得到升迁，恐怕会连累初政。伏望朝廷特别允许臣陈奏，只授予某现任官职。小垒有新授焕章阁待制的恩命，乞请赐予停止执行，臣将不胜幸甚。伏候指挥。辞免出任贑州、请求授宫观，申报尚书省的状文。某于十一月十二日恭敬地接到省札，查核敕命：知贑州卫泾已经改授太常少卿，命彭某应当赴任；十月二十四日，三省共同奉到圣旨，命所在州军拨给兵级三十人，负责护送，迅速赴任，等任期届满前来奏事。某查得，过去接到告身授予前项差遣，已经两次具状辞免，却没有得到答复。臣现在是庶官，辞免之事本不应烦扰屡请；又卫泾现已辞别朝廷，应当赴任。某还有两年任期，可以寻访医药，希望能够痊愈，因此不敢长久拖延威命而不赴任。如今卫泾既已改任他官，恭敬地承奉指挥催促赴任；但看看某的身体，疾病已经如此，哪里还能胜任这项委托？惶恐无地自容。重念某才力并不超过常人，不能适应世用，误蒙圣朝选拔，突然置于从班；因十年坐困，一旦起用，授予大郡，且靠近乡里，地位声望很高，俸禄收入也不薄，即使让臣自己选择，也不能得到这样便利的差遣。况且臣当初承命时，计算缺额期限还有三年；后来现任者以及本应赴任的人相继改任，造化似乎无心，却仿佛另有安排。臣心并非木石，难道不能明白吗？臣实在很想勉力承受，仰副朝廷录用之意。臣曾忝列从官，按道义不能推辞艰难；如果有使命，哪里敢逃避？倘若借口疾病，懒怠地卧在家中，便是欺君，罪在不赦。臣虽然愚昧刚直，哪里敢犯这种罪？实在因为臣多年来疾病交相侵扰，症状不止一种。其中咯血的疾病，半年发作一次，已经成为常例；今年夏天以来，发作突然频繁，几个月间已经达到六七次。近来又因心气不宁，病势大作，不得不用凉性药物治疗；药物使用过度，脾胃骤然衰弱，突然遭逢冬寒，便形成脾胀，饮食骤减，一天之内只能勉强吃一顿，身体瘦削如刀削，行走艰难。如今闲居专心医药，尚且难以支撑；如果让臣出外从事政务，必定会颠仆失误。何况如今贑州是本路的控制扼守之地，还兼管统领外部兵甲，必须是有威望足以镇压、才力足以应付的人才能赴任，才可以稍稍减轻朝廷的忧虑。臣形体残弱，精神昏聩，必定荒废政事；一旦发生意外，必定误害国家，即使因此被流窜诛戮，也不足以赎罪。因此臣忘却冒昧，向上天呼吁请求，不敢擅自具奏闻达。希望钧慈特别为臣代奏，暂且停止贑州的任命。如果朝廷怜悯臣贫病，授予祠禄，使臣能够专心医药，实在是厚重如天地的施恩。今后疾病如果侥幸痊愈，即使事情艰难，也不敢推辞任用。即使事情艰难，也不敢推辞任用。伏候指挥。辞免授任殿撰，申报尚书省的状文。某昨日接到省札，查核敕命：知贑州卫泾已经改授太常少卿，命彭某应当赴任。十月二十四日，三省共同奉到圣旨，命所在州军拨给兵及三十人护送，迅速赴任，等任期届满前来奏事。某因为旧病尚未痊愈，再次具状申报尚书省，陈请授予祠禄。十二月二十四日，接到尚书省札子，三省共同奉到圣旨，授臣集英殿修撰，依照所请改授宫观。某恭敬听到成命，感激至极而流泪。伏念某不过是卑微如虮虱的小臣，多次触犯圣上听闻；按臣子事奉君主的道义，本应受到古人所说违抗命令之诛，竟蒙圣上慈爱，委曲成全，体念臣像犬马一样的疾病，特意施以帷盖般的恩惠，授予闲散祠禄，已经是微臣再生的大幸。只是论撰之职，地位最为清贵，朝廷设置它，是为了优待有功之臣；而臣在起用废退之初，尚未建立丝毫功劳，守郡又屡次因病辞免，本应因不恭而获罪，哪里能够反而承受特殊恩数？这就成了应当责罚的人反而得到赏赐，徇私而妨害公道。在振兴功业的时期，恐怕会失去激励臣下的意义，关系非常重大，臣哪里敢苟且安心？伏望钧慈特别为臣陈奏，暂且命臣仍旧享受祠禄，将授职的指挥特别收回；这样不仅朝廷给予臣的恩典不会成为过分的恩惠，也使小臣接受它时不至于损害道义，或许可以始终不连累皇上生成之恩。伏候指挥。《止堂集》卷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止堂集》卷八。宋彭龟年撰。经解。《需》卦繇辞。《需》卦说：有诚信，光明通达，守正吉祥，利于渡过大河。《序卦》说：‘蒙，就是蒙昧，是万物幼稚的状态。万物幼稚，不能不加以养育，所以继之以需。需，就是饮食之道。需为什么是饮食之道？万物需要外物，没有比饮食更急迫的，所以《序卦》举最重要的来说。’卦本来是以等待为义，但一定说‘有孚’，因为孚就是充实，意思是自身确实具有这种东西，然后才能等待外物的到来。就像万物必须先有根本，然后才能等待雨露使它生长；如果没有根本，还说什么等待呢？所以泛泛地说，必须先有自己的德行，然后才能等待；时势的作用，必须先有适当的人，然后才能等待；天下的治理，必须先把应做的事做好，然后才能等待；功业的成就，没有一样不是如此。若说‘我有所等待’，却没有真实充足的内在根本，就不符合有孚的意义。正因为有诚信充实，所以光明而通达，守正而吉祥，即使天下有最大的艰难，也可以渡过。有人说：‘时势正在等待，为什么马上就说光明、通达、守正、吉祥？又说利于渡过大河，这不是想让它立即发挥作用吗？难道不妨害等待的意义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正因为能够等待，所以才能如此。’圣人先说有孚，就是说他的才具足以通达、吉祥并渡过大难；正因为有这种才具而时机尚未到，才能等待时机，所以光明、通达、守正、吉祥是应当的。大河的险阻，如果不是有才干而且能够等待的人，谁能有利地渡过呢？《需》卦彖辞。《彖》说：需，就是等待。危险在前面。刚强健行而不贸然冒进，按这个道理便不会困穷。需，有诚信，光明通达，守正吉祥。九五居于天位，是因为守持正中之道。利于渡过大河，前往便能建立功业。九五以刚实之爻居中，是诚信的象征。孚，是说内在充实。需之所以光明、通达、守正、吉祥，正是因为九五占据尊贵的天位，采用正中之道，确实具有这样的道理，因而等待时机。这样说来，所谓需，难道只是看见危险便不前进、什么也不做吗？凭借这种等待而渡过大难，当然应该前往并建立功业。为什么呢？人必须有所不做，然后才能有所作为。能够渡过大难的人，决不是轻易冒险的人所能做到的。《需》卦象辞。《象》说：云气上升到天上，这就是需卦；君子因此饮食宴乐。象辞取云气升到天上作比，为什么呢？坎卦代表水，水升到天的上方，便成为云。云正在上升到天上，必须等待阴阳之气调和，然后才能形成雨，所以这是等待的象征。它说‘君子因此饮食宴乐’，为什么呢？云气升到天上，阴阳还没有调和，尚且不能形成雨，具有等待的意义；这也像君子蓄积才德，尚未施展作为。君子观察云气升天、等待成雨的形象，胸怀道义，安然等待时机；用饮食来养护身体，用宴乐来调和心志，处于平易安适的境地等待天命罢了。所谓需，大概就是因为有所拥有而暂不使用它。有所拥有却不使用，常常担心内心不平、意气容易激动。内心不平而意气容易激动，即使等待又有什么益处呢？这样看来，观察需卦的象而饮食宴乐，才真正能够完全实行等待之道。《需》卦初九爻辞。初九，在郊外等待，利于守常，没有灾害。初九在郊外等待，为什么呢？是说它远离危险。郊外是平坦开阔、安闲的地方，在那里等待，本来应当吉祥；但仍然有‘利于守常’的告诫，为什么呢？初九以阳爻居阳位，是喜欢行动的。万物往往因忧患而生存，因安乐而死亡。假如迫近危险，尚且一定知道忧惧，然后能够等待；如今远离危险，而本性又喜欢行动，就很难保持恒常了。处在这种情形的人，所以要用守常来约束自己。爻辞有从位置来说的，也有从情性来说的。‘郊’是从位置来说，指初九；‘利于守常’是根据它的性情来告诫它。《需》卦初九象辞。《象》说：在郊外等待，就是不冒险前行。利于守常、没有灾害，是因为没有失去常道。既然不冒险，自然可以没有灾害；却又担心它失去常道，这是为什么呢？程子说：身体虽然没有前进，但心志已经躁动的人，不能安守常道。君子等待时机，应当安静自守；虽然有所等待，却安然仿佛准备终身如此，这样才能实行常道。大概守常的人，不受利益诱惑，不被才智能力驱使，行动总是遵循义理，知道应当等待时便在一开始等待，不会等到形势已经无法前进、时机艰难难行之后才停止。假如要等形势逼迫、时势阻滞以后才停止，那么身体虽然没有前进，内心却常常有不能自主的念头；一旦行动，怎么能保证不违背义理呢？《需》卦九二爻辞。九二，在沙地等待，稍微受到言语伤害，最终吉祥。坎代表水，靠近水的地方就有沙。九二距离危险已经很近，所以是‘在沙地等待’。‘稍有言’是说稍微受到言语上的伤害。言语上的伤害，也是较浅的患难罢了。九二靠近危险，常常担心自己的内心不能宽平；内心不能宽平，就会躁急迫切，什么事都可能做出来。因此有恒常之德的人才喜于等待，心胸宽平的人才不会受等待之害。所以初九守常便没有灾害，九二宽缓居中便最终吉祥。然而拿初九和九二相比，初九距离危险还远，九二距离危险已经很近；初九只是没有灾害，九二却最终吉祥，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初九以刚爻居刚位，担心它不能守常，所以圣人发出‘利于守常’的告诫，只许它没有灾害。至于九二，虽然是刚爻却居柔位，能够守中，因此可以宽平。圣人所以直接许它最终吉祥。由此可知，需卦之道的好坏，不在于距离危险远近，只在于人如何处置它。《需》卦九二象辞。《象》说：在沙地等待，是因为宽缓而居中。虽然稍有言语伤害，最终仍以吉祥收场。衍，就是宽平。人只有宽平，才能等待。九二以宽平之德居中，怎么会不吉祥呢？那么九二为什么能够宽平呢？九二多有声誉，是因为它处在下卦而位于外部，自然有宽平的意味；又以九居之，是用刚而能柔。刚强却能够柔和，不是宽平的人不能做到。《需》卦九三爻辞。九三，在泥中等待，以致盗寇到来。泥地比沙地更靠近水。九三以刚爻居刚位，又在乾健卦体的上方，轻率前进、容易躁动，是按道理必然会出现的，所以有招致盗寇的象征。危险还在外面，是自己靠近它的，所以说‘致’。爻辞没有说凶咎，而圣人在象辞中又允许它只要恭敬谨慎便不至于失败，说明即使迫近危险，仍然能够等待；只是担心它刚躁而不知道恭敬谨慎。恭敬便能专心不二，谨慎便遇事不轻率。用恭敬和谨慎来处置患难，便可以避免丧败。自己招来了盗寇，已经没有地方可逃；但处置得有道，仍然可以避免失败。这和把自身置于危险之中，却不知道改过，终于导致灭亡的人，哪里能相提并论呢？圣人忧虑天下的心意，在这一爻尤其显现出来。《需》卦九三象辞。

译《象》说：在泥中等待，是灾祸还在外面。自己招来盗寇，只要恭敬谨慎便不会失败。为什么说‘灾在外’呢？是说它尚在危险之外，还没有陷入危险，所以仍然允许它以恭敬谨慎自保。上天造成的灾害，还可以设法挽救；自己造成的灾害，就无法逃避。九三逼近危险，是自己招致的。如果能够恭敬谨慎，那么导致灾祸的原因便会消失，所以不会失败。圣人这样教人除去灾祸的方法，可以说是爱护人到了极点。《需》卦六四爻辞。六四，在血泊中等待，从洞穴中出来。血，是阴阳争斗而有所伤害。穴，是万物安居的地方。六四本来安居于自己的位置，但已经处在险卦之中；下面三个阳爻，阳性喜欢前进，遇到危险没有不争斗的。如果在那里等待，便有受伤的道理，所以必须从洞穴中出来才可以。穴是万物安居的地方。六四以阴爻居阴位，是以柔居阴，又处在上卦的下方，本来安于此处；但如果能够畏避下面三个阳爻，出来躲避它们，便不至于凶险。圣人教人以等待，这里却教人出来，为什么呢？必须懂得这个道理，才可以等待：尚未进入危险之中，所以可以等待；如果已经身在危险之中还等待，便是‘在血中等待’了。《需》卦九五爻辞。九五，在饮酒进食中等待，守正吉祥。九五以阳刚之爻居尊位，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施行，为什么还要等待呢？却说在饮酒进食中等待，这是什么原因？天下的道理，本来就有应当等待的事情。在应当等待的时机，没有什么作为，只是饮食安处，使心情和平，等待时机，这就是正确的等待。怎么会不吉祥呢？君主所等待的大事，不过是天时尚未顺利、民心尚未取得、诸侯尚未归附、夷狄尚未臣服之类。如果在这种时候心情不能和平，有所等待却急于发作，灾祸将会多得说不尽。九五居中守正，已经懂得等待之道；除了使心志和平以外，没有别的事情可做，所以有‘在饮酒进食中等待’的爻辞。酒食只是指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食，和《诗》中所说‘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相近，用来表现没有作为，是极其安静的状态。杨氏却引用《小雅》中燕飨群臣、使嘉宾快乐的事情来解释，便过分了。《需》卦九五象辞。《象》说：饮酒进食而守正吉祥，是因为居中而守正。这里所说的中正，为什么解释为居中得正呢？既然居中得正，那么所等待的事情还有什么不能实现的呢？所以必须像九五这样中正，然后才可以在饮酒进食中等待。如果说它只是吃喝而沉湎于荒淫，那么这种等待就是导致凶祸的道路。《需》卦上六爻辞。上六，进入洞穴。有三位没有被邀请的客人到来，恭敬地对待他们，最终吉祥。从初九到九五都有所等待，到了上六便处在险卦的终点，是等待到了极点。危险结束，便没有什么需要等待；等待到了极点，便有所获得。又以柔爻居阴位，应当安居自己的位置，所以说‘进入洞穴’。洞穴是万物安居的地方。可是下面的三个阳爻，本来不是处在下方的东西，只是因为坎险在前，所以等待而不前进。如今危险已经结束，等待已经到了极点，三个阳爻向上前进，不必催促便自己来了。在这种时候，上六将怎样安处呢？如果它知道自己以阴爻居在阳爻之上，所处并非适当位置，便不与三阳争竞，而是恭敬地对待它们，也就差不多可以不犯过失了。大概上六以柔居阴，不是与万物争竞的，所以恭敬对待便最终吉祥。总的说来，需卦和讼卦的意义正好相反：需是不争，讼是争。正因为不争，所以虽然面临危险，也可以避免；正因为争，即使已经受到制服，仍然会被剥夺。人处在应当等待的时候而不能等待，必然会进入争讼，难道不应当警戒吗？《中谷有蓷》第一章。山谷中长着益母草，旱得连茎都干了。有个女子与丈夫离异，发出长长的叹息。她不断叹息，是因为遇到的人竟困苦到这种地步。此章以物起兴。水流汇注之处叫作“谷”；蓷就是茺蔚，茎呈方形，开白花，花生在节间，又名益母。暵是干燥。仳是离别。嘅是叹息声。蓷生在山谷中，本来不易受旱灾影响；如今连它的茎都干了，因为茎本来没有多少滋润，容易干燥。以蓷草遭受干旱，起兴于夫妇遭遇艰难而彼此离弃，所以被离弃的女子发出叹息，悲伤自己遇到的人竟困厄到如此地步。这里的“人”大概指她的丈夫。《中谷有蓷》第二章 山谷中长着益母草，旱得连长长的茎都干了。有个女子与丈夫离异，悲苦地长声号哭。她这样悲号，是因为遇到的人竟不善良。此章以物起兴。“修”是长。长的植物先受阳光照晒，所以容易干枯。“条”是长声号哭的样子；“歗”是缩拢嘴唇发出的声音，这种声音比叹息更深切地表现悲恨。“淑”是善。古人把死亡、丧乱、饥荒都称为“不淑”，因为吉庆是善事，凶祸是不善事。夫妇遭遇饥荒而彼此抛弃，是薄情到了极点；但诗人只说“遇到这个人的艰难”“遇到这个人的不善”，始终没有过分怨恨责骂的话，可以说宽厚到了极点。《中谷有蓷》第三章 山谷中长着益母草，旱得连原本湿润的地方也干了。有个女子与丈夫离异，只能抽泣。她只能抽泣，又有什么可叹息的呢！此章以物起兴。旱灾严重时，生长在湿地的蓷草也不能幸免。“啜泣”是抽泣的样子。“何嗟及矣”是说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实在无可奈何。范氏说：社会安定时，家庭能够相互保全，是君上的养育；社会动乱时，家庭彼此抛弃，是君上的残害。役使百姓太勤，征取赋税太重，夫妇关系就日益衰薄，遇到灾荒年仍免不了离散。伊尹说：“一个普通男子、一个普通女子如果不能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君主就没有人帮助他成就功业。”所以诗人从一株植物失去适宜的生长环境，知道王政的恶劣；从一个女子被抛弃，知道百姓的困苦，认为政事荒废、百姓离散，国家将无以为国。商汤最初从葛国开始征伐，后来到达所经过的地方，那里的百姓都使家庭彼此庆贺，难道会没有原因吗？《狡童》第一章 那个狡猾的小子啊，不肯同我说话啊；都是因为你的缘故，使我连饭也吃不下。这是直陈其事。孔氏说：“狡童不是固定的名称。”《山有扶苏》中说“指忽所喜爱的人”，这里大概也指忽。“童”是对小子的称呼。经书、传书中说人没有知识，常常称他为“童”；如《易经》把六五称作“童蒙”，《左传》说鲁昭公十九年还存有童心，都是这种用法。这首诗用“狡童”指忽，大概是讥刺他没有尽到君主的道义。《狡童》第二章 那个狡猾的小子啊，不肯同我一起吃饭吗？都是因为你的缘故，使我连气也喘不匀啊！这是直陈其事。“息”是喘息；“食”是说不让他享有君主的俸禄。仔细体味这首诗，其中恳切的意思，表明诗人爱护忽到了极点！但最后却斥责他为“狡童”，为什么呢？忽不能完全履行君主的道义，而诗人仍没有失去爱君的义理；称他为“狡童”，是天理的公正。爱他爱到吃不下饭、喘不过气，是天理的正当感情。即使爱到了极点，也不敢隐瞒他的真实情况，这难道不正是诗人的性情吗？《鸡鸣》第三章

译群虫纷纷飞动，发出嗡嗡声；我甘愿同你一起睡梦。群臣已经要上朝了，你也该回来了，不要因为我而使人憎恶你。这是直陈其事。天将破晓，百虫一齐活动。“薨薨”是众多的声音。我指女子自己，子指她的君子。群虫嗡嗡飞动，正是东方已经明亮的时候。我难道不想同你一起睡觉吗？只是群臣已经到朝廷去了，也想退朝回家料理家事，所以不能不早起。难道可以因为我的缘故，使别人憎恶你吗？这些恳切悲悯的情意，确实足以感动她的君子。圣人顺应天地阴阳的规律，观察万物的情状，天明就行动，天黑就休息。鸡是最早活动的动物，所以用鸡来作为早晚的标志。凡是儿子侍奉父亲、臣子侍奉君主、君子上朝听政，都应依照这个节律。大概人在日夜休息之后，清晨的气息清明纯净，用来观察事理，事理就会明白；用来处理政事，政事就会治理好。到了群虫嗡嗡飞动时还留恋床席之乐，他的昏昧就可想而知了。这大概就是贤妃、正女一定在这个时候加以警戒的用意吧？毛氏说：古代夫人配偶君子，也不忘记对君子的敬意。话说得浅近而意义深远，确实把握住了这首诗的大旨。讲义 潜邸讲堂《王霸辨》释义 前些日子承蒙大王拿出《王霸辨》给我看，我由此仰见您已经学到了要领，十分欣喜佩服。只是王道与霸道的区别，虽然不过是公与私两个字，也必须辨别得清楚。比如齐桓公讨伐楚国，责问楚国说：“你们进贡的包茅没有送来，王室祭祀没有供品，无法用它缩酒，我来追究此事。昭王南征而没有回来，我来问罪。”这件事表面上似乎是出于公心，实际上是想借此制服楚国、压服诸侯，这仍是私意，所以属于霸道。古今辨析王道、霸道，没有比孟子更清楚的。孟子说：“凭借德行施行仁政的就是王道，凭借武力假借仁义的就是霸道。凭借德行施行仁政，是无所为而自然如此；凭借武力假借仁义，则是有所企图才这样做。”再拿眼前的事情来看，今天人们忽然看见一个小孩子将要掉进井里，都会产生惊恐同情之心。如果自己心里确实觉得孩子掉进井里很可惜，这就是本来具有的真实恻隐之心，是无所企图而自然产生的，所以叫作“凭德行施行仁政”。如果心里想救这个孩子，是为了同他的父母结交，或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那就是有所企图而这样做，所以叫作“凭武力假借仁义”。这就是天理与人欲的区别，必须在日常生活中仔细防察。如果这种心念发于无所企图，就顺着它不断充养，不使它间断，这样就进入王道了。如果这种心念发于有所企图，能够自我警觉，及时回头，也就不会妨碍自己走向霸道。每当念头发动时便下功夫，大体说来，一天之中，一个念头的产生，无所企图的情况极少，有所企图的情况很多，不可不谨慎。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就在这里。《宜春讲义》发辞 读古人的书，应当了解古人的内心。所谓心，正是圣贤传道的真实根基。如果不能得到他们的心，即使亲自见到他们、听到他们说话，尚且不能没有疑惑，何况是读书呢？《中庸》说：“文王、武王的政事，记载在典籍中。他们本人还在，政事就能兴举；他们本人不在，政事就会止息。”所谓“其人”，并不只是指典籍中已经去世的文王、武王。典籍中的文王、武王虽已不在，但我们心中的文王、武王仍然存在，怎么可以不加以考察呢？孟子七篇的书，人们能够诵读，但真正懂得其中道理的人极少。并不是那些书果真难读，而是只知道读书，却不知道保存书中的心。试着同诸位谈谈最切近的例子。书中说：“鸡鸣时起床，勤勉行善的人，是舜一类的人；鸡鸣时起床，勤勉逐利的人，是盗跖一类的人。”想知道舜和盗跖的区别，没有别的，就在逐利与行善之间。舜和盗跖的圣明与愚恶容易分辨，但一个念头究竟是善还是利却很难选择。孟子顺着一个念头的差别，把它推究到舜、跖的区别，他用来挽救衰败的社会、扶持人心的道理，明白就是这样。诸位果真有意于此吗？平日闲暇时，试着考察一个念头是从哪里产生的。比如哭悼死者而真心悲哀，见到亲人而感动得额头出汗，看见小孩子将要掉进井里而惊惧同情，最初都不是为了什么而这样做，无不属于善。所谓利，并不只是聚敛钱财、贪图名位。凡是哭死者其实是为了表现给活人看，额头出汗是为了给别人看，见孩子将要掉进井里却想借机同他的父母结交、想博取声誉，只要有一丝一毫计较得失的心，无不属于利。善就充实它，利就遏止它；在极细微的区别上精细察辨，在隐微之处也不忽略，那么我们的视、听、言、动无不合乎《孟子》七篇的道理，又何必专门讲习诵读呢？如果不是这样，我今天所说的话，大概是不得已才说的。《孟子好辩》章讲义 详细考察孟子这一章的大旨，大概是在向天下人说明彰明人道、确立人的准则的方法。人禀受天地的正气而形成形体，禽兽所禀受的却是偏气；人禀受天地的正理而形成本性，禽兽所禀受的却是偏理。人道兴盛，社会也随之兴盛；人道衰微，社会也随之衰微，这就是一治一乱的区别。自古圣贤使乱世转为治世，必定从这里开始。所以尧在洪水尚未平定时，兽蹄鸟迹交错于中原，便任用舜来施行治理。舜又让益掌管火政，益焚烧山泽，使禽兽逃藏；让禹平治水土，让稷教导耕种收获。又担心百姓吃饱穿暖、安逸居住而没有教化，那就接近禽兽了，于是让契任司徒，教导人伦：父子有亲爱，君臣有义理，夫妇有区别，长幼有次序，朋友有信用。尧以后，凡是统治天下的君主，用尧治理百姓的方法治理百姓，天下就治；不用尧治理百姓的方法治理百姓，天下就乱。所以夏末的君主不能用尧治理百姓的方法治理百姓，汤战胜夏以后，就确立爱亲、敬长的原则，从家庭、国家开始，推及四海；又制定“三风十愆”的戒条来警戒后代，这都是尧的道。

译商朝末年的君主不能用尧治理百姓的方法治理百姓，武王灭商以后，就重视百姓的五种教化：保证饮食、丧葬和祭祀，敦厚信用、彰明义理，崇尚德行、酬报功劳，这都是尧的道。上下两千多年，始终如出一辙。到了后世，邪说兴起，人心先已败坏，三纲五常日益沉沦败坏，从内在的闺门一直到外在的四海，往往都一起陷入禽兽般的行为而不自觉。自孟轲以后，在下位的人不再用王道开导人心，在上位的人也不再用王法维系人道，所以有时治理、有时混乱，不能长久。然而天下得到治理，从来没有不是由于王道彰明、王法施行；天下发生混乱，也没有不是由于王道昏暗、王法废弛。所谓王道，关键就在三纲五常；所谓王法，就是制定品级、格式和条目，用来维持这种道。舍弃这些，就会率领天下人变成禽兽，国家灭亡很快就会到来。孟轲辩驳杨朱、墨翟，正是因为他们的弊端发展到无父无君，那么同禽兽又有什么区别呢？后世统治天下的君主想知道治乱的区别，只要在这里辨别就够了。进呈故事【按：此篇从《名臣奏议》中补入，附在讲义之后】戴盈之说：“什一税和关市之征，暂且废除吧。”章臣龟年说：戴盈之这种说法，正是后世不能恢复古制的根本原因。凡是古制所以败坏，必定有私情从中侵蚀。私情不能除去，却想恢复古制，没有这样的道理。戴盈之既然知道什一税不可加重、关市不可征税，也知道百姓承受不了，就应该恢复古制了。在战国时代，像戴盈之这样用心，难道不能进一步实行吗？孟子之所以如此严厉地驳斥他，正是担心他有所牵制。戴盈之所谓“今年还不能做到”，究竟是为什么呢？不先去掉造成不能做到的原因，却只想略微减损，以收取恢复古制的名声，这是君子最厌恶的。是非不能同时成立，公私不能交错施行，邪正不能并用。一个废止，另一个才会兴起；一个消退，另一个才会增长。所以古人说，除恶要像农夫除草，必须断绝根本，不让它重新生长，善才能真正兴盛。从来没有恶尚未除去却能实行善的道理。说“今年还不能做到”，就是治理国家仍要依靠横征暴敛，只想暂时少收一些，等来年再彻底废除，怎么能保证来年不再拖延呢？世上谋划国事的人大多提出这种说法，是因为它容易被接受；听取谋划的人也多喜欢这种说法，是因为它容易实行。如果井田法难以立即实行，就主张稍微接近古制，限制百姓占有名义上的田产来救济不足；如果古人节俭，按什一税征收，而太古的制度难以实行，就主张稍微仿效古制来约束自己。世人都认为这通达世务，却不知道从今天来看，究竟有什么益处呢？不仅谋划国事如此，君主在改过向善时如果一旦被这种说法迷惑，也会因循苟且，辗转沉沦，最终陷于过失而已。能不警戒吗！《止堂集》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