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堂集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止堂集卷九宋 彭▯年 撰防问防问十道问：▯茶非古也。始唐赵赞议税天下茶，以为常平，未竟而罢。贞元九年，乃定为三等之法，嵗得緍钱四十万，而陆贽请储以备水旱，初不以为非也。然则天下之利，取之有名，用之有道，虽忧世之君子，亦不之责与？自唐以来，茶之法盖屡变矣。始则十税其一，未几十増其五，人固以为厚也。及王涯变税为▯，而天下怨之。李石为相，始复贞元之制，然自是而后，禁私贩至于死罪，増税额至有賸钱，亦几于甚矣。本朝先用▯法，淳化中乃令商贾买茶于园戸，输钱于官场，谓之贴射。自交引行而贴射废矣，然大率皆▯也。其后以▯为不便，易而为税。然则唐之法，盖由税而为▯，▯不便而复税。本朝之法，盖由▯而为税也。今日其用▯法乎？用税法乎？以为▯耶？胡为有产则有茶租？以为税耶？则复交引以防私贩，何耶？抑▯税之法参用之便耶？不然，有是有非，当有所去耶？侧闻艺祖平蜀，尽蠲苛敛，茶遂无禁。已而好事者始复议取，而负贩失业之民，徃徃犯法。近日湖湘闲亦有挟此以为盗者。搢绅士大夫颇思所以更张之，而未有防也。或曰：山泽之利不可专也，尽利于民，民将安逃？不可不少弛也。或曰：国用犹有未充，嵗不能尽蠲，与其捐山泽之利以优末，孰有轻农田之征以重本？其説将安从乎？诸公懐有用之学，以待上举，试为有司筹之。问古之所谓公私者，诚难言也。管叔，周公之兄也，而诛之。人以为周公之公也。然大封同姓，互十三国，亦周公也。亲也而诛之，以为公，则其封之也，亦可指以为私乎？周公之心，殆不然也。诗人所以讥尹氏太师，不过琐琐姻娅之膴仕耳。然祁奚举其子，而乃不害其为公，何与？宋璟请放叔父，未免为避嫌尔，避嫌非盛德事也。若上下俱存形迹，所忧讵不大与？崔祐甫相代宗，未数月，举八百人，多涉亲故。代宗诘之，祐甫曰：「选择百官，不敢不谨。苟平生未之识，何以谙其材行？前軰谓天下之贤，非一人所能尽也。若必熟其材行而用之，其所遗亦多矣。其论似中祐甫之失，然不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乎』？古者设一相而止，至中古始分左右。圣人之所谓公者，盖如此也。近世乃裂宰相之权于三省，然中书出今，则又有舍人之批勑；门下省审，则又有给事之封驳；尚书奉行，则又有御史之论奏。其意非欲为是纷纷也，抑欲参同异，广忠益，求以尽天下之公焉。不然，权万纪尝劾房▯龄、王珪内外官攷不平，而魏徴以为▯龄、珪所攷，岂无一二人不当察其情？终非阿私，使推之得实，未足禆益朝廷。若其本虚，徒失委任大臣之意。徴之所虑，诚识大体，然与所谓上下相维之意，寜不悖乎？必欲下尽同异之情，上全礼貎之节，如之何其可也？汉唐之乱，皆以朋党。朋党诚不得为公也。然识者乃谓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抑何与商之离心，固不足以当周之同德？然同者未必公，而异者未必私也。不直此尔。科举自公荐而为覆试，自覆试而为别试，目别试而为糊名。铨选自品格而为停年，自停年而为长名，铨注自长名铨注而为循资。其法益严，其制益密。当不得行其私矣，而得人反不如古，抑又何也？抑公道之行，不在兹欤？或时有异同，而公道不得行欤？幸具言之，以助有位君子欲张公道之意。」问道弗自五典非道也，士弗究五典非学也。中庸曰：「天下之逹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妇也，朋友之交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逹徳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敢问五者之行，孰为知，孰为仁，孰为勇？而所谓一者，又何在也？谓无异道与？吾尝学之矣。轻重隆杀，何其不齐也？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父母宜无异也，而圣人乃曰：「资于事父以事母，丧母以期，以父在焉故也。」则尊莫先于父矣。然栾书将载晋侯，其子名而斥之，君子未尝以为不孝，则父子之道有不得行于君臣之闲也。君臣为重矣。然《诗》有之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燕及朋友。」《传》亦有之：「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徃，畏我友朋。」古者至以君臣之从违，参之朋友之是非而取决焉。不敢诡随于君以得罪于朋友，则朋友亦不得为轻矣。
译钦定《四库全书》《止堂集》卷九 宋 彭龟年 撰 策问 策问十道 问：榷茶并非古制。唐代赵赞最初建议把天下茶税作为常平之用，尚未完成便停止了。贞元九年，才确定三等征收法，每年得到缗钱四十万；陆贽请求把它储存起来以备水旱灾害，当时并不认为这样做不对。那么，天下的财利，取得有名目，使用有道理，即使忧虑国事的君子，也不责备它吗？自唐代以来，茶法大概屡次改变。起初是十税其一，不久增加到十分取五，人们自然认为太重。到王涯把征税改为榷茶，天下人便怨恨。李石任宰相，才恢复贞元的制度；但从此以后，禁止私贩甚至规定死罪，增加税额以至出现余钱，也几乎过分了。本朝先采用榷法，淳化年间才命令商人向园户买茶，把钱交到官场，称作贴射。交引制度实行后，贴射废止了，但大体仍是榷茶。后来认为榷茶不便，改为征税。这样看来，唐代的法律是由征税变为榷茶，榷茶不便又恢复征税；本朝的法律则是由榷茶变为征税。今天究竟实行榷法还是税法？如果认为是榷法，为什么有产茶之地就有茶租？如果认为是税法，又为什么恢复交引来防止私贩呢？还是榷法、税法参合使用比较方便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有的正确、有的错误，就应当有所废除吧？我私下听说，艺祖平定蜀地后，全部免除苛重征敛，茶叶于是没有禁令。不久好事之徒又开始议论征取茶利，背负茶叶贩卖而失业的百姓，往往因此犯法。近来湖湘之间也有人借此作为盗窃之事。士绅士大夫很想设法改变，但还没有定论。有人说：山林川泽的利益不能由国家独占，若把全部利益给百姓，百姓还会逃到哪里去？因此不可不稍稍放宽。有人说：国家费用仍有不足，不能每年全部免除；与其放弃山泽之利来优待商业，哪一个又比减轻农田赋税、重视农业根本更重要？这些说法应当听从哪一个呢？诸位有经世致用的学问，正等待皇上任用，请试为有关部门筹划此事。又问古人所说的公私，实在难以简单说明。管叔是周公的兄长，却被周公诛杀，人们认为这是周公出于公心。然而大封同姓，分封了十三国，也是周公所为。既然因为亲属关系而诛杀管叔可以说是公，那么分封同姓又难道不能指为私吗？周公的本心，大概不是这样。诗人讥刺尹氏太师，不过是讥刺他把琐碎的姻亲都安排到优厚的官职上。可是祁奚举荐自己的儿子，却并不妨害他的公心，这是为什么呢？宋璟请求放逐叔父，也不免是为了避嫌；避嫌并不是最高的德行。如果上下都只顾保存表面上的嫌疑和形迹，所担忧的难道不大吗？崔祐甫辅佐代宗，不到几个月便举荐八百人，其中很多涉及亲属旧交。代宗责问他，祐甫说：“选拔百官，不敢不谨慎。如果平生没有认识过，凭什么了解他的才干品行？前辈说天下的贤才，不是一个人能够全部知道的。如果一定要熟悉他的才干品行后才任用，遗漏的人也会很多。”这番议论似乎说中了祐甫的过失，但为什么不说“举荐你所知道的；你不知道的，难道别人会舍弃吗”？古代只设一个宰相，到了中古才分为左右宰相。圣人所谓的公，大概就在这里。近世把宰相的权力分割到三省，中书省发布诏令，又有中书舍人批改诏敕；门下省审核，又有给事中封还驳正；尚书省奉行，又有御史论奏。这样做并不是想造成纷纷扰扰，而是想参酌异同，扩大忠言益处，以求穷尽天下的公道。否则，权万纪曾弹劾房玄龄、王珪考核内外官员不公平，魏征却认为，房玄龄、王珪所考核的人，难道没有一两个不应当这样审查其实际情况的吗？如果最终并非徇私，推究后确有实情，也不足以补益朝廷；如果事实根本虚假，只会损害委任大臣的本意。魏征所担忧的确实是认识大体，但这同所谓上下相互维系的意思，难道不相违背吗？如果一定要下位者把各种异同都说尽，上位者又保全礼貌的节度，怎么可能做到呢？汉、唐的乱局，都由朋党造成。朋党确实不能算公心；然而有见识的人却说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朋党。这又是为什么？商朝人离心离德，当然不能同周朝人同心同德相比；但同心者未必公，异心者也未必私，不能只看这一点。科举从公荐变为覆试，从覆试变为别试，又从别试变为糊名。铨选从品格取士变为按年资停等，从停年变为长名，铨注又从长名铨注变为循资。制度越来越严密，本来应当不能徇私了，但得到的人才反而不如古代，这又是为什么？难道公道的实行不在于这些制度吗？还是有时虽然存在异同，公道却不能实行？请详尽说明，以帮助有职位的君子扩张公道。问：道如果不是从五种人伦关系中体现出来，就不是道；士人如果不深入研究五种人伦关系，就不是学。《中庸》说：“天下通行的道有五种，实行它们所凭借的德有三种：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交往。智、仁、勇三者，是天下通行的德；实行它们所凭借的原则只有一个。”请问，五种人伦关系的实行，哪一种属于智，哪一种属于仁，哪一种属于勇？所谓“一个原则”又在哪里？难道说五者没有不同的道吗？我曾经学习过这些道理。亲疏、轻重、尊卑、厚薄为什么如此不相同？没有父亲依靠谁，没有母亲依靠谁？父母本来不应有差别，但圣人却说：“侍奉母亲要以侍奉父亲为依据，母亲去世服丧一年，是因为父亲还在。”这样看来，尊敬没有先于父亲的了。然而栾书将要载晋侯出行，他的儿子直呼晋侯的名而斥责他，君子却从未认为这是不孝；可见父子之道在君臣关系中有时不能实行。君臣关系是重要的，但《诗经》说：“不可使他得罪天子，也可以使他安然相处并惠及朋友。”《左传》也说：“高高的车乘，用弓来招呼我，难道我不想前往吗？只是害怕我的朋友。”古人甚至把君臣之间是否顺从，参照朋友的是非来决定。不敢为了顺从君主而得罪朋友，那么朋友也不能看轻了。